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加强认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 认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全党、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工作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大量事实诠释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学习文献。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加强对以下几方面认识。
对党的领导、政府工作和市场机制三者关系的认识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其相对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还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直接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不同的政党博弈，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在国会辩论中直接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往往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倒算留下把柄。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才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经济增长不再追求高速度、经济发展要转向高质量的认识
要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要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降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长速度要换挡。近两三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主动降低到6.5%左右，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提高经济增速预期的意见出发点虽好，但不符合经济实际。多数研究机构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6-7%，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资本可以得到预期回报下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我国的应用是有局限的。首先我国有明显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约束，而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其次，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存在不考虑资本回报而追求产出，形成无效供给和经济泡沫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潜在增长率难以假设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明确释放经济减速的信号，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深刻含义，才能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安排出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引导各级政府用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智慧去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改革内容被分解为300多项具体措施，1500多项举措，形成改革的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但这么多改革措施，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抓住哪个牛鼻子才能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提出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财税领域的改革。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有一个认识规律和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国务院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项改革任务的规律性认识。近三年来，国务院反复部署并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措施，部署和深化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措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国务院对这项改革任务紧抓不放体现了作风的转变，把改革落到了实处。
对创新驱动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需要认识和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现状与前景。五年来，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五大发展新理念，努力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大力推广“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实施大数据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化中走在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在世界上领先于各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是英明、睿智和具有科学知识的领导集体。
其次，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先进的科研队伍、逼近前沿的科研项目和任务，以及预期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少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事情；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行动。国务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划，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有人问，普通群众和刚毕业大学生怎么创业创新？《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什么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较少依靠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要素分配不主要向资本倾斜，而是向人力资本倾斜；不完全依靠线下交易，而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如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制作、数据信息的收集与生产、快递业务等。这不仅解决了大众参与创新，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新岗位。
对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
国务院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箱体系，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这种宏观调控理念和方法是中国的独立创造，这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首创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只针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三项指标，政策工具一般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一组关系经济与社会、短期与长远、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完整指标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对精准脱贫规律性的认识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长久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敢于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宏伟的目标，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目标宏伟，而且实践也非常丰富。长期以来，我们从一般性扶贫发展到精准扶贫，从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到独自创造符合本土国情、民情的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提出了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银行专家总结发展中国家脱贫经验的报告中是难以看到的。中国的精准扶贫的提法和理念，以及它的实际经验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和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理念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的阶段发展需要新理念。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西方国家曾经提供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外围理论、盛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但实践证明它们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习近平的新理念应运而生，从经济学逻辑看，这些新理念涉及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人假设”指“人是完全自利的、绝对理性的、总是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该假设都存在重大缺陷。它并不是一直就存在，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化、为了模型推导的需要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当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有自利倾向，但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受道德的约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人假设”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其生活环境、文化、阶层、经历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然，不赞同“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实践层面、在具体经济政策设计、企业管理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加以分析对待。
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并不完全认同“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经济学”就指出，不管是因为生物遗传学原因还是出于文化道德情感，人类的利他主义一直就存在，它驱使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去生产类似受人尊重这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尊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了许多与“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社会异象。
“经济人假设”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不吻合。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碳排放、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国际议题都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提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一直都凭借自身在文化制度上的先进性来感化外围地区和民族。古时候的朝鲜、日本都是主动学习和引进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中国也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来帮助周边国家建设文明社会，基本不侵略别国。这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史，他们信奉的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这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部分原因。“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诠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体现出与“经济人假设”完全不同的理念。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的，按照该假设，这些援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即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济人假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前提，遭到了挑战。西方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最底层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不足全球全部财富的1%，但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占有了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3] 同时，不同地区、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摩擦不断，反映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伟大创举和未来出路。它与美国主导的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不同点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寻找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坚持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责任。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过去要解决的是投资与外汇、工业化和增长速度，今天要解决的是增长质量和发展问题。所以，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利用问题。我国说互利共赢，既面对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发达国家，只有提倡这个理念，才更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联动和利益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提对外开放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是穷国，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服务，我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理念只有被动接受的资格；现在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实力，我们的道德愿望具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历史责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所系。
“非经济人假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新定义
与“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相一致，该假设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更关注发展质量、自然环境、人的需求、人类共同发展等。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战略方向转变，即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转变；从过去单纯是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科技金融、消费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构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合作项目，主要以股权形式投资中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等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限长、风险大，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投资者所不可能投资的。榜样的号召力是强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带动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界。2017年5月，中国财政部与26个国家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世界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4]
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多样化也将助力普惠金融的拓展，这里的普惠金融是着眼于全球企业投融资大局的概念。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突显了美元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仍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不合理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需要多种国际货币参与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工具，以削弱美元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有条件在贸易结算、投资工具和官方储备等各方面有更多选择，并分散金融风险。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降低风险，也有利于补足中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源来源匮乏的短板，新兴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力量。
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西方学者认为，几乎只有霸权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确实是以往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依次充当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霸权主义供给方式对它们自己也最有利。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虽然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历时15年无果，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包括区域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图1显示2008年以来，每年都签订相当数量的RTAs。此外，一国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开放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已经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要把上海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使得世界经济联系依然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继续提高。这些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打破了过去由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垄断局面，国际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图1 世界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情况（195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秘书处RTA数据库数据绘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它将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也将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使各类国际公共品更好适应各国发展需要。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1）它把精神世界的升华融入其中。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而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试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它把人文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衍生品。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3）它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和理智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以新的方式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每个主权国家都只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然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共同利益，则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最关切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它需要非霸权主义公共品供给模式来书写和表达，从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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