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从2014至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或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5月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