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只不过有此观感，而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香港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又大量回流；回归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地插手，就是这种状况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中国的一切，但他们自己从未反思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变为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所修理。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与在香港一样为所欲为，践行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一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以为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并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这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乃光议员认为，香港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样的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但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些？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那些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且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是因为中国从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可能吸引别国的反对派人士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而且世界上鲜有像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地公开闹事，然后要求他国做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可能。
莫议员还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发表“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的言论。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光景。再说人权，美国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白人移民对美洲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迫害，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就认定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并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来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那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情袭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难度之大决不亚于一场革命。但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他们移民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可能希望香港实现真正的回归。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