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科技领域，而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现在的全球化体系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其实质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科技分工与竞争
美国和日本、欧洲之间在产业方面有竞争、有分工；竞争是第二位的，分工是第一位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创新架构也是以分工为主、竞争为辅。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产业一度和美国竞争激烈，国际半导体贸易的份额一度超过美国，在部分高端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当时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日本可以说不》，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惕，开始封杀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势头。双方经过多次贸易谈判，日本最终屈服于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至今还牢牢把握着IT科技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日本、欧洲在IT体系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一些部分占据领先地位，但它们仅是西方电子科技体系中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还是在美国人手中。
欧洲跟美国之间也有竞争。最近法国与美国在民航客机领域出现分歧，双方威胁要互加关税等等。德国与俄罗斯合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也属于欧美竞争的领域，因为德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就会减少向美国或中东天然气的购买量，美欧之间的竞争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颠覆美国主导的体系，他们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市场和利益分配方面。
2019年，日韩两国因二战慰安妇问题交恶。韩国的芯片制造业需要的几种高级辅助材料必须依赖日本，而日本曾将这几种材料实行对韩禁运，导致韩国半导体工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不得不让步。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很强的芯片加工能力，技术水平很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提供的核心技术，他们的半导体工业就很难维持下去。
荷兰的光刻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光刻机的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并不是荷兰想卖给谁就能够卖给谁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芝公司向前苏联出售两台五坐标联动数控铣床，前苏联潜艇螺旋桨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得以提高，大幅度地降低了潜艇噪音，美国海军声纳系统因此无法测出苏联潜艇的行踪，一度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为此美国对东芝实行制裁，并要求它设计新一代声纳系统，以便侦测海底的静音潜艇。可见，尽管日本掌握先进技术，但它毕竟是美国控制的西方体系中的成员，在技术转让上是受美国控制的。
中国科技创新面临西方体系的围堵
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德国、日本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后起经济体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因为中美关系和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在“巴统”于1994年解散后，1996年在美国操纵下，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国在奥地利签署《瓦森纳协定》，实施新的敏感物资与技术的控制清单，包括军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先进材料及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中国在被禁运国之列。
所以，我国科技创新不仅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还要面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竞争，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西方的科技体系。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了解是不能回避的。
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能够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吗？如果把战略方向定位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水平，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某些行业的某些环节，可以融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有些领域则不可能进入（特别是跟国防有关的部分）。我国科技领域不可能被西方控制，西方也不会让你进入，所以我们不能照搬或复制美欧等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建设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设计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要认清面对的对手。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总体研发强度（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2.1%。而美国的研发强度是2.8%，日本超过了3%，欧洲一些国家达到4%。总体看，西方国家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我国。如果看绝对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我国研发投入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尽管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我们的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和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们的科技资源投入要达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追赶时间。
第三，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效率，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优势。面对这样的格局，我们要缩短和逐渐消除差距，就要考虑怎样提高我们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需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进行努力，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主要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两部分，提高全社会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首先要提高政府投入的规模和投入资源的创新效率。
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按照“完全市场竞争”的发展理念，政府完全不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可能到今天也不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就。看看美国对伊朗等国在核科技领域的封锁打压就知道，如果我们当年不克服困难，及时加入核俱乐部，今天搞核工业的难度会比当时大很多。所以，要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效率，政府必须集中一部分资源，投入某些关键的战略性高科技领域。这些关键领域一旦形成突破性进展，对整个科技创新的拉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发挥特殊的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搞科技创新，也会在很多领域形成低效率。在众多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需求和创新机会，不能完全靠政府来判断，必须由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切身体验做判断。政府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断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优势是政府可以从宏观着眼，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并且有能力进行分析。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受到局限，判断能力也可能有一定缺陷。 政府的不足在于，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如企业。所以很多新技术的出现不是政府机构提出来的。比如照相机原来用胶片，数码相机技术是柯达公司首先发明的。但柯达对市场判断有误，没有进一步投资研发，相反是日本企业运用这个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互联网技术是美国一个公司发明的，但判断它的前景和投入资源是政府行为，是美国国防部最先发现它的军事价值，并且进行研发投资，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已经难以估计了。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偏废。如果不是美国的企业率先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和初步研发，美国防部不会投入资源。反过来，如果没有国防部投入资源，这个公司需要多少年把互联网技术开发出来并付诸应用，也很难预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政府、市场的体系，政府机构面对很多新技术萌芽，对其应用价值和发展空间，需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然后才是政府投入的决策。新技术萌芽是市场带来的，投入资源把它培育起来则是政府的功劳。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经验。怎样发挥市场的活力、激励企业的创新动力，形成更多的新技术成果；政府资源应该投在哪些地方，用什么方式投入等等，这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所以，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以及我国科技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运用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又要深刻认识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有非常客观的准确判断。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如何建设，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