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专题研究

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在于——“究竟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science(科学)。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这些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

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是产生于欧洲中世纪、不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它的名字可以直译为“鲜花盛开”),艺术家与裱糊匠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这也就是“现代文化”与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现代文化的实质,就是知识与劳动实践的结合,而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的历史事实。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相悖,以至于在某些人看来,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当马克思说到“动手”的时候,他所说的“动手”并不仅是指劳动,而是指“革命”和“人民专政”: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追求世界上最持久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毫无关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中,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

因此,读马克思的书,既不会使你感到舒服,更不会使你升官发财,当然,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无关。

一般的读者也许知道马克思出身于快乐、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半荷兰血统,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姨夫列奥·菲利普联手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而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一定会继续问:如此快乐的富二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呢?

马克思的故事、马克思的事业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追求“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但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了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某个“一流学院”谋一份教职。因为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每当想起马克思的事业,每当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 “人的幸福”之间区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小学时代课本上叶挺的《囚歌》,想起那些革命者对于幸福的理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我不知道,像马克思17岁时的那篇作文一样,叶挺的诗篇,是否还幸存在今天的小学课本里。

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在为他人而工作。

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与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有很多,但我以为这两条是最基本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这里重新出发的。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炬火,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马克思的学说是如此博大精深,我们学习阅读马克思,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万事开头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而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恰恰就是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辩证法?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希腊思想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包括两个部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原子及其运动,形而上学则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数以及计算和预测——因此,形而上学也直译为“物理学之外”。

将命运归之于数和“定数”,还是归之于矛盾、运动与斗争?这既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更关乎对于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它也关乎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的命运。

所谓辩证法,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它也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也被称为“助产术”——即启发、帮助公民们把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方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希腊城邦公民政治的基础。

但是,在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却被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教条——即在思想上否定、在现实中肯定(现实秩序)的庸人哲学;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它的核心,就是启发、帮助无产阶级——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他们的声音——“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无产阶级实践力量的“助产术”,它最终凝结为波澜壮阔的《共产党宣言》。

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形而上学是在希腊城邦政治衰败(黄昏时刻)崛起的。这意味着: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代替了公民政治、代替了公民政治的基础——辩证法;这也意味着:从那时起,在希腊城邦,“哲学家”对思想的垄断,代替了生产与战斗着的公民的呼声。

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希腊城邦的沦陷,既肇始于哲学家的掌权与兴起,从事战斗与生产的公民的消失,而更在于形而上学以数字的计算和逻辑的推演,代替了自然哲学关于原子运动的学说。马克思23岁时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异》,其目标与抱负,就是要恢复、发掘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并以此批判形而上学。其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原子运动有两种必然性——互相吸引与垂直运动,而这两种运动互相作用的结果,则造成原子运动不是直线,而是矛盾、对抗造成的“偏斜运动”。

正是以此为起点,马克思接续并发展了希腊的自然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描述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继承康德“仰望星空”(星云爆炸)的视野,把辩证法由静力学的时代,引向热力学的时代,从而把自然哲学锻造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世界静态结构的逻辑呈现,而在于宇宙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着。问题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

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了解唯物论的辩证法,才能懂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最经典的著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矛盾是对称的、对等的,正如有正即有负,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矛盾是不对称、不对等、不均衡的,因此,就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有其之间的对立转化。毛泽东的名言是:小是大变来的,弱的一方,可以打败和战胜强的一方,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关键,就是要善于掌握这种矛盾对立转化的规律、这种不平衡性。

毛泽东同志对于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集中体现为他独创性的矛盾学说,而这一学说,则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血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均衡、不对称的思想,也深刻地启发了钱学森、丁肇中、屠呦呦等有伟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人的正确认识究竟从哪里来?

马克思率先指出:所谓正确认识,不是对宇宙间“唯一规律”和“必然性”的沉思——因为那便是宗教的、或曰形而上学认识论。而人的正确认识,就来自包纳他人的视野,倾听他人的声音——特别是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这种被马克思发展了的苏格拉底辩证法,又被毛泽东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因此,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

我们阅读马克思所遭遇的最大困难,便在于马克思的著作是极为抽象和高深的。但是,故作高深正是马克思所最为鄙视的,马克思著作的那种高度抽象性,绝不是马克思刻意为之,而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决定的——把握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28岁的马克思和26岁的恩格斯,联手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其核心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分析之上。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是极其抽象的,因为与此前一切生产交换活动都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物物交换、不是简单的掠夺、甚至不是看得见的剥削——它表现为商品和货币交换,而无论商品(的价值)还是货币,却都是高度抽象的,是我们的肉眼看不懂的。

《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与货币这种“极其抽象”的东西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才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谜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性,就集中体现为信用体系的支配作用。因此,所谓资本,并不等于“货币”,因为资本,无非就是“信用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信”,改造为信用体系——这是“致命的一跃”,这意味着:在现代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经营企业,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买了东西再卖出去,甚至没有人是依靠手头的积蓄消费。因此,资产阶级的生产与交换,甚至不是建立在商品与货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

马克思率先提出了“全球化”的理论。但是,马克思更重要的发现则是指出:有“世界劳动人民的全球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前者以“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为基础,后者则以少数资本家对于信用体系的垄断为基础——而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来说,其最大的障碍是:当生产与贸易发展到全球规模的时候,国际信用体系却依然垄断在少数资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根本的矛盾。

而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少数资本家支配全社会生产资料、进而通过资本的权力独占垄断信用的制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为全世界劳动者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信用体系,而不是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因此,《资本论》所提出的,也并不是简单、浅显的阶级斗争学说,《资本论》所发现的,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抽象性,《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危机的规律。

塑造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通过垄断国际信用与投资来剥削全世界——这就是金融垄断,另一个方面是以武力制造一个有利于国际资本掠夺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其手段是战争。

共产主义是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条件谈社会主义,我们更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背景、离开对国际秩序的清醒分析、把握、引导,去抽象地评判某一时期社会事业的功与过、得与失。我们不能离开国家安全空谈国际秩序,更不能离开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去讲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离开了这一切,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的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1960年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中国共产党公开批判苏联共产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并发表了包括《列宁主义万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献。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实现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必须打破美苏两霸独占的全球化,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1960年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197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世界形势做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方才为1970年代以来全球新秩序的形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中国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不仅是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是深刻阐述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视野,那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坚持,没有前三十年的斗争所换取的和平,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所谓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更是不可能。

在这前后三十年中,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直到晚年,他老人家还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真正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伟大任务是:“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视野,去审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他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广泛响应。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了由世界劳动者推动的全球化。1840年以来,正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不懈奋斗,逆转了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因为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征,也是全人类——全世界劳动者的万里长征。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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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天公重抖擞

李零

2017-04-19 10:44:16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著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马克思的原话是“头足倒置”。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个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其实,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不信教,替穷人说话,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读过马克思的书,绝不后悔。

提着脑袋为天下受苦人说话、拼命,这样的共产党人,你打得倒、杀得完吗?共产党从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杀不绝的。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之一,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在美国电影中,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的,一脸凶神恶煞。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儿,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中国到处都是。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于,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他们的说法,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

其实,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信服两种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羽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对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一些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顶多在位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而“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地盘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罗斯,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建立横跨欧亚的国家。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世界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遭遇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在中国的大学中,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啊!党的总书记不是反复讲过吗?有些人怎么就装睡、就装着听不懂呢?蔡元培主张杀共产党,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呢?说是听党的话,听的究竟是蒋介石那个党的话,还是李大钊那个党的话呢?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古希腊的色诺芬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那么,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到“文革”上,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什么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有些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简单,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她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的。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时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马克思说:不能当资本主义的奴隶。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现在好像没那么热闹了。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丢了这个传统,如果丢了这个传统,这就是把心给丢了。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

      

(编辑  季节)

文史沉思

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1969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采访组:1969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1966届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19691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了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工农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

 

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年我18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用现在的话讲都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受迫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山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山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1962年开始的。他下乡的时候才15岁,我当时已经21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

 

采访组:从您自己角度看,知青生活是什么样的?

孔丹:这些年一直有影视作品讲那个时候知青的故事。有一种“伤痕文学”,表达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还有一些理想主义作品,把当年知青的生活表现得很浪漫。记得反映北京知青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播出之后,我们中信有的年轻人就说:“孔总,我们真羡慕你们啊,你们那时的生活多么浪漫呀!”我说:“这有点扯淡吧,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少数人可能有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到农村去,马上适应农村的生活,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既没有某些文艺作品描绘得那么苦不堪言,也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浪漫,我觉得这才是大多数知青的真实生活。

我印象很深的是,19692月,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坐在卡车上,经过延安,一直开到延长县城,然后就有农民带我们翻山越岭到各个大队。其实我们刚到农村时,并不能给当地作贡献,反而给当地人带来负担——社员不仅要关照我们,还要教我们学习劳动技能,带着我们参加农业劳动的各个环节。春天要开始种秋庄稼,种玉米,种谷子,种糜子,种荞麦。播种前,我们要用?头翻地。?头是陕北农民的重要劳动工具,是半月形的,面积比较大,吃土更多。刨了土块,再把它打散。下籽不久,庄稼就长出来了。庄稼生长过程中,还要定时锄草。到了盛夏牛白天不肯干活,我们经常夜里一两点钟赶牛上山,到塬上去犁地。吆喝那个牛下坡,你要用陕北土语,“下(念ha)啰啰”牛才听得懂。

陕北种麦子的办法很特别,我们把羊粪在口袋里装满,用驴驮到山上的地头,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袋粪。然后我们在笸箩里面把麦种和粪均匀地用手搅拌好,前面一个人拿一个?头刨坑,后面一个人把粪和麦籽一起撒在坑里,再用脚把土掩好。播种完成后,麦苗就慢慢长起来了。

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时间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如果不回北京,有时间好好看点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一些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我感觉他当时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1978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大学,而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之后,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之后,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您怎么理解?

孔丹: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树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插队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为我们要自己面对社会,社会已不再把我们看成少不更事的孩子,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陕北老乡都是善良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而另眼相看。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娘,她知道我家里的遭遇,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拆洗被子,刚晾干,老大娘就拿着针线过来给我缝上了,她一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看待。

我走山路的能力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陕北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每天一出门就开始爬坡、下坡。老乡告诉我,走山路可急不得,得走得慢慢的、稳稳的,才能走得远。要是心急,一会儿就能走出一身汗,还能叫你喘半天!老百姓中间蕴藏着大智慧,走山路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越是遇到困难,越不能着急,一定要慢下来,稳下来,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行稳致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当地老乡都是抽烟袋,刚到农村时,有位老乡抽完一锅烟后,就把烟嘴在衣服上一蹭,再用烟丝装满烟锅,递给我抽。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可是又不能拒绝老乡的盛情啊!我只好硬塞在嘴里,老乡见我和他们一样抽烟,就觉得跟我亲近,还高高兴兴帮我把烟给点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口烟就“晕烟”了。那烟太厉害了,就像在嘴巴里面炸了似的,钻到我的鼻腔里、肺里,呛得我直流泪。看着老乡真诚热情的眼神,我硬是挺着没咳嗽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跟着老乡一起抽烟了。我一直抽了34年的烟,直到2003年“非典”才戒了。仅仅从抽烟这一件事来看,陕北老乡和农村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或者叫“深入骨髓”。

还有一件涉及抽烟的小事,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抽烟,我跟别人打赌,说我一口气能喝半斤酒。别人不信,我们就走了五里多路,到公社的供销社用洋瓷缸打了半斤酒,我当场端起来一口气喝光了。那人当即就服了,输给我3条烟。当时一条烟6毛钱,6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件事既显示了我的男子汉本色,又赢了3条烟,让我开心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让我忍俊不禁。这就是陕北农村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像一枚宝石珍藏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到这些快乐的事情,陕北的农村、陕北的老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片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我的老乡,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好了。

到陕北插队同样是习近平的人生第一站。当年他年纪那么小,在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而且扎扎实实干成了那么多很不容易干成的事。所以说,他的人生第一站走得更扎实,他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得更好。这也是他以后走好人生其他旅程、系好人生其他粒扣子的最重要基础。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对知青岁月念念不忘,曾多次提到知青往事。在您的记忆和感悟中,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在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孔丹:在陕北插队那段岁月,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发现生活乐趣的本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落差,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我没有陷入负面情绪,而是学着去适应现实。

第一年,我就快速融入了农村,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我是我们队知青中的干活第一人,每天能拿到10个工分,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但第二年却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干活太猛了,得了大叶性肺炎,吐了血,又得不到比较好的治疗,身体就弱下来了。天热的时候,脚上又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整个脚都肿起来了。每天拖着肿脚爬山路、干农活,真的快吃不消了。

就在这时,来了一件好事。村里的西瓜快熟了,需要两个人去看瓜地。可是瓜地恰巧在坟地里,没有人敢去,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在瓜地的一棵枣树上吊了一个蚊帐,下面铺了一张床,天天一边看书,一边看瓜。这段时间让我暂时远离了农活和饥饿,身体得到了调养。黄土高原上碧绿的瓜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般,成熟的西瓜在阳光下泛着油亮油亮的绿莹莹光泽。队里是允许看瓜人吃瓜的,饿了渴了,我就摘一个西瓜,不用刀,就用巴掌猛地一拍,西瓜就裂开了,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又甜又多汁。直到今天,我时常怀念那片碧绿的瓜地,这是我在艰苦的时候找到的生活乐趣。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在应对困难的时候,都不会放弃寻找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这或许就是“修身”吧!

习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专门讲了一段“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他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体会,蕴含着丰富的道理。

拿我个人来说,我插队时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在陕北待多久,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劳动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我要享受人生,要有生活乐趣。愁眉苦脸是过日子,高高兴兴也是过日子!我的一些老伙伴见到我总说:“你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后来,我在遭遇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时,每天都很忙,压力也非常大,但我都能睡得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会想每天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想完了就问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吗?”自问自答:“没有了。”然后就睡觉。因为已经想透彻了,不睡觉也没有用。

面对人生,是可以有不同态度的。“愁上加愁、苦上加苦”不如“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刚到农村时,就想着怎么才能跟当地农民一样,怎么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必须精通全套农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农村。一年下来,所有农活我都能上手了,这是我生存和生活的要求。离开农村时,我已经是一个“熟练”农民了,从外到内,整个生活状态都农村化、农民化了。我说的是陕北的方言,穿的是土布衣服,我来时带的衣服都磨烂了。头上扎的是白羊肚手巾,这样的手巾一年得两条,在农村生活离不开它,夏天把毛巾叠成一个长条,系在头上,出汗的时候用它擦汗;冬天把毛巾展开,从后往前扎,在脑门上面系成一个小结,用它御寒。穿的鞋是老乡做的鞋子,棉衣也是老乡做的老棉袄。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感觉已经和他们融进去了,没有感到自己与农民有什么不同。

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七年,他年龄比我小6岁,但比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不仅在那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虽然我们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交往,但根据我在陕北农村四年的经历,联系他后来的成长轨迹,他在陕北七年中肯定深深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

 

采访组:习近平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您怎么理解他这些收获和体会?

孔丹:我认为他这些收获和体会是符合逻辑的,是他长期历练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我们不少知青也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感受。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经历。有一种理解,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历练,是对人性格的锻炼。日本人曾经把聂卫平的棋风称为“文革棋”。你照规矩来,他不照规矩走,不按常规出牌。他就是有这种能力,逼得整个日本的超一流棋手碰到聂卫平就头疼,畏惧他坚韧顽强的棋风,出其不意的怪招。这种风格是不是和聂卫平的“文革”经历、六年上山下乡经历有关呢?我看多多少少是有的。

就我自己来说,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人家也没法和你沟通。我们这些人后来形成的这种沟通能力,应该说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民疾苦的直接感受。特别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财富,甚至成为从政的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意志、品质、性格、立场、情操、境界,包括接触人民、跟群众的沟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了地气了。由此来看,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出来的为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他的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等等,我认为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

习近平和我们这样的干部子弟,虽然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越的生活,但客观地讲,和一般干部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相比,生活环境毕竟还是好一些的。比如,即使在“文革”中,我的家人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元生活费,还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的。从一生下来到今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还是在陕北农村。我想习近平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经年累月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能够很直接地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由此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平。那时候,陕北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个吃饱饭,盼着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因为环境艰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们表达的生活理念就是,受苦人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

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是很难得的,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3个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在我的脑子里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婆姨,长得很俊秀,所谓“米脂婆姨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这里来?所以说要跟农民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今天虽然身处另外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所以说,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这对我们后来的生活经历都是起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

我认为,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基础,让他深刻地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与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系吗?

孔丹:肯定是有关系的。习总书记在延川插队七年,他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像陕北、甘肃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到处都是黄土坡,地里产粮低,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农民吃饭都成问题。可以说,在农村的七年时间,他了解了人民实际的疾苦,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他讲为人民脱困,讲得非常具体,可见他对这件事情了解得多么细致深刻。七千万贫困人口、六千万留守儿童、四千万留守妇女、两亿六七千万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都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人民的这些问题,就对不起人民,就不叫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代表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走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收入分配失调、贫富分化严重,这些问题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环境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仅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资本家的本质——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资本论》中有一段入木三分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如果资本的使用不受到约束,就会破坏性地使用资源。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治国理政举措,充分说明了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地把握住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方向盘。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陕北七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人民中间,他的心一直连着人民。

我觉得,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疾苦,滋生了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狠刹“四风”,就是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忘记人民,不要脱离人民。

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其中一个源泉就是他跟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是靠书本,不是靠间接知识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体会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人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离不开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基础。习总书记志存高远,中国梦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过“文革”带来的冲击,共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当然,新的一代人会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是分享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有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你的努力和你的贡献。你可以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能离开社会进步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是用我们的经历去要求年轻人,不是要求他们必须重复我们走过的路,而是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经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采访组:您很喜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请具体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孔丹:习总书记经常讲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和特色,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根源、现实环境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中国有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我们能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吗?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就好像中医把脉,同样是病人发烧,针对不同的病人却要开出不同的药方。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病根,才能药到病除。

习总书记对中国道路有着坚定的方向和坚定的认识,这就是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会迎来100年诞辰。第一个百年即将来临,我此生有幸,能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这不是一般的小康,而是全面小康;也不是一般的富强,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

我正在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书分为三本,九十年的时间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历史时期截止到2011年,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战略部署上展现出伟大的志向和抱负。从“中国梦”到“两个一百年”,从推动发展到深化改革,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四个自信”,从外交布局到军队改革,从反腐到扶贫,无不体现出他的宏韬伟略。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肩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任重道远,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对此,我深信不疑,充满信心。

                                                    (编辑 季节)   

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可分成四个三十年。从1920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从1950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从1980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怎样定义这个历史时期?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标和任务。

伟大的中国时代:三个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去美国读博士。兜里只揣着10美元就上了飞机,10美元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合黑市价1美元。带10美元就敢上飞机出国,胆子够大。可我当时没觉得害怕,只有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学习的兴奋。

到美国后的第一天,我就被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夜晚的灯火震惊了。要是中国建那么多高速公路,我们到哪里种粮食吃?美国人家晚上只有卧室关灯,而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到美国一年后,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从沈阳到大连。今天,中国的发电量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远超美国。

在美国读了好多年书以后,我才有幸在大型连锁超市见到了第一件“中国制造”,那是吹头发的电吹风,售价2美元。把购买收据寄给批发商,批发商还会寄还给我1美元支票,实际上卖1美元。那时美国的5毛钱只能买份报纸。兴奋地把咱的国货带回家,插上电源,打开开关,仅1秒钟就烧坏了。没问题,小概率事件,立刻去超市更换。换了后,头发还没吹干,又烧了。只好退掉,因为去超市换要花油钱和时间。仅仅二十年后,想在美国买任何不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已经很难了。我读博士的学校距“金门大桥”不远,那座大桥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发达的象征。但二十年后,金门大桥附近重建规模大得多的“海湾大桥”,只能是“中国制造”。

三十年就时空倒转。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再以挨饿和落后挨打著名了。十年前我去拉美的秘鲁教过书。那里的华人告诉我,他们过去常称自己是日本裔,不说自己是华裔,以免遭歧视。可在我去教书的时候,日裔常称自己是华裔,华裔背后是一个比日本更强大的国家。在我留学的时代,无论在哪国,买一件贵些的商品店家就会问,“你是日本人?”而今买一件贵些的商品会被问,“你是中国人?”

“中国奇迹”是我们40后、50后、60后这辈人拼命干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回母校北大教书,我一个学期教7门课,月薪仅3000元。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工资也快速上涨。我在北大读本科时,“国际政治系”30多个教员里只有三五个人通洋文。稍早些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不少没见过外国人,系里就把学生拉到天津港,仰望靠港补给货轮上各式各样的外国人。而今,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知名,每个教员都精通至少一门外语,三成学生来自外国,而且主体是美欧白人。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梦想过: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也来中国的大学读书,像我们用英文答考卷那样用中文答考卷。没想到这梦想居然实现了。每次期末闭卷考试,我都给外国人额外增加半小时。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知道他们用中文答考卷比我们当初用英文更艰难。

中国革命是两代人接力干成的。19世纪8090年代出生是第一代人。20世纪2030年代出生是第二代人。毛泽东是“90后”。我的硕士导师陈翰笙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同事,也是“90后”,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107岁去世时是北大年龄最长的教授。我们这一辈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长大的,我崇拜他们干革命的功绩,他们把祖国从任人欺辱的弱国变成了世界强国。我更熟悉我们这代人,革命后成长起来的20世纪40后、50后、60后。我们这代人只用了三十年就把我国人均收入翻了6番,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著名的贫困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这代人还远未完成中国建设。

中国革命是靠两代人接力才完成的,中国建设也要靠两代人接力完成,靠70后、80后、90后继续努力,在未来三十年把中国的人均收入翻3番。从8000美元翻到1.6万,再翻到3.2万,再翻到6.4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中华民族就应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中共的三个三十年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中国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再是梦想,只差这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三十年了。

80后、90后这代人会与我们这代人经历至少同样的困苦,将走同样曲折的道路,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失败。然而,如同前三代人,只要不背叛信念,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你们。

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会知道那是从失败走向胜利。但如果你熟悉走那条路的细节,就知道道路非常曲折,走得跌跌撞撞,步步染血,屡战屡败,充斥失望、绝望甚至背叛,屡败屡战才赢下最后一役。

马克思指出了一条革命的路——制造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成熟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时代就降临了。列宁指出了另一条革命的路——尽管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依靠城市工人起义就能成功。中国呢,在南湖那条船上开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几乎插不上话,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同志们和洋专家都在谈论什么,后来一连串的失败让他摸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那30年同样充斥血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的路走得同样曲折。很多事情回头看,当评论家很容易,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领导集团?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也可能一败涂地。

在漫长的屡战屡败的过程里,不少同志抛弃了理想,离开了党,甚至加入敌对阵营。这不仅发生在革命时代,更发生在建设时代。在我的同代人里就有不少,其中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还有学生。然而,更多的人忠诚于理想,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复兴大业,于是跟着党屡败屡战,熬过了艰难困苦,与祖国一道进步,分享荣耀。

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新问题

世界上没有没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发明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欺负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美国成为伟大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如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你们在大学教室里听到过很多中国建设时代的辛酸故事。而且,开放让我们不少大学文科老师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条,经常用“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十年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凭着这几个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更有少数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市场机制和物质财富的迷思模糊了不少大学教师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失效。习惯于讲授政治教条的老师们,自己对那些教条也越来越怀疑,加上缺乏研究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就有一些教员反戈一击成为宣扬西方政治教条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培养谁的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谁在培养接班人”。[1]不仅大学的思想政治课,连中共中央党校“姓什么”都已成了问题——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党校“必须姓党。”

由于中国人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大学生去外国交流的机会迅速增加,几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机会去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二年。他们比很多文科老师去过的国家还多,见识更广。他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或不发达,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组成的药方能够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的病。

浮夸遇到现实就显出苍白空虚。书本上读到并向往的伦敦、纽约、洛杉矶,在基础设施上明显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关村二小某学生头上被同学扣了厕纸篓就轰动全国,可美国公立学校门口立着金属探测器是为防止学生们带枪上学。在美国大中型城市晚间出门散步已经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长期实施宵禁,监狱里人满为患,所以自由美国的警察也有使用枪械的自由。兴趣更广泛的学生还会去巴西、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发现那里有比美国激烈得多的竞选,有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独立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却到处都是赤贫和贪污腐败。他们未曾想,在大学学到的中国六十年“悲惨世界”却反证了“中国奇迹”。有了游历外国的实地经验,尽管对思想政治课深度怀疑,想不染上些红色也难,于是有了“粉红”,懂得了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心向祖国。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包括不少大学教师,会有那么多抱怨,为什么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随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价太沉重了。

开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馅饼是小概率事件。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困难。终结人类历史的、所谓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无异于“永动机”。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种,是从脚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那种好制度导致好结果的判断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会导致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开创新时代”就是开始着手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中国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快速进步的。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较均等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改革开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个新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

 

   党不能蜕化成为行政机构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事业的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可是,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半途,环境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励精图治,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党内充斥投机分裂分子的老病,国民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市场和新财富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奇迹在规模上远大于台湾经济奇迹,掌握的财富量更远非台湾可比,是否会陷入被市场和财富埋葬的危险中?

当官做老爷,支配大量财富,是常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何况官员们对巨大财富的创造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按期完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省公路局长没时间顾家。为应对和协调资金、规划、拆迁、承包商、工人薪水、还有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种种要求,他每天数次参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溃疡。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但每天过手的资金上亿。面对来“打点”的各路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自己可以拒腐蚀过苦日子,但有几人能拒绝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学的诱惑?

而今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然而,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之间几乎只剩下交党费的关系了。很多大学生入党为“当官”,而进入私营企业就连党费也不交了,成了“失联党员”。私企为我国每年毕业的6-7百万大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市场,但在私企里建立党组织是要支持雇工还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场决策需要党来指挥?

市场机制严密覆盖了我国的全部工作社区。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也有严谨的组织。然而,我国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区却是一盘散沙。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仅有工作日还有节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时而非8小时,一个家庭不仅有上班的壮年人还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有无业或在家自谋营生的人。城乡的居民们无组织,就得靠自私自利来“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区共有财产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这是我国社会道德沦落,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高到不可思议的原因。不爱自己居住的社区怎么会爱家乡,爱祖国?居住社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国党政体系中流行一个“先进”的社区治理办法——把居住社区的组织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把“党建”也“外包”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美国法律规定富人投入社会组织的钱免税,也就是说,政府把税收转让给富人,把组织社会的权力“外包”给了富人。因此,美国连平民的社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这就叫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拥有执政权。

“执政”远非仅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是执政的果而非执政的因。执政党首先是“党”,因为有了党才能执政。党是做什么的?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社会。美欧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工去家家户户敲门派传单,说服居民投本党的票。如果社会组织工作都“外包”出去,为什么要近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党员难道不是组织社会的义工?且不说“外包”的对象需要把从官方所得经费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超过其总经费的80%——更大的问题在于党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层化的行政机器。成为科层行政机器就必然脱离广大群众,甚至脱离不属于“党政系统”的8000多万中共党员。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行政机器天生脆弱,向来是泥足巨人、空中楼阁。自汉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为何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础是乡村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社区的乡绅们大体属于孔门弟子——儒党,为大家庭服务的党,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他们不从政府领薪水,所以社会治理成本极为低廉。

在革命时代,获得了执政权的国民党有钱有枪,党员们却脱离广大群众,热衷当官做老爷,不复在意“以民为本”的古训,就在居民区丧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国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丧失了执政权。当中华大地的村庄成了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执政权早就丢失了,只是谁来取代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种势力纷纷来我国基层社区“填补真空”,包括宗教势力。

市场化高潮时,官员中流行过一个说法,“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从那时起,我们不少官员染上了花钱“平事”的坏习惯。

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是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把人民当成上帝,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信仰移山,是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力大无穷,就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产党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钱财,靠发慈善笼络人心的是国民党;信仰人民,组织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产党。

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执政党才不会腐败、不会脱离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腐败、变质、消亡了。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

 

   社会不能从团结走向分裂

当今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甚至赢家通吃,导致了普通百姓日渐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平民的愤怒最终汇聚成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进入欠发达国家后将会更加猛烈,因为市场在那里制造的贫富鸿沟更宽、更深。

例外的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欧国家。那里收入和“养小送老”的平等异常坚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着一流的竞争力,战后仅几十年就从欧洲的穷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类似的亚洲国家只有新加坡,彻底的自由市场伴随政府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为抵押提供事实上的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惊人,独立仅半个世纪人均GDP就超过了6万美元。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先是地区差距扩大,接着是城乡差距扩大,再下来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鸿沟。我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十来年后,做公务员的年薪几万块,在制造业做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几万,在IT业的年收入百万,在金融业的年收入有达千万以上的。他们在北大期间都很出色,毕业论文写得都很好,但毕业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百倍。这是我们社会原先没有过的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各领域都市场化了的时代,收入鸿沟将意味社会分裂。

如何看待这个瞬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中国社会?我们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们在各自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抱团取暖。但只要涉及时政就开始骂战,价值观水火不容。社会分裂不可能不引发党和政府官员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敌对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国内外联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环散发各种政治谣言,主题恒定是西方各国政府纯洁高尚,中国政府一团漆黑。辟谣后一、两个月,同样的谣言就又传过来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居民社区组织也逐渐崩溃。没组织的居民们只能“自助”、自私自利。黑社会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赌博在乡村盛行,城市居民则为解决种种互坑互害的“小事”绝望地企图建立“业主委员会”,却因为分裂总也建不起来。我们要讲社会公德,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哪来的“公德”?我们要社会治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为本”和信奉“以民为本”是有重大区别的。

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仅有个体,还有区域性的整体,有族裔,有“锈带”,有城市贫民窟和准贫民窟。因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充斥着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斗争。我国的发展要保持可持续,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团结是必要条件。

 

    自然环境恶化必须治理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提到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相当尴尬。钢铁和煤炭曾经系着我们最大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实现了那梦想,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华北平原上的浓重雾霾却让那巨大成就失去了光彩。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是中国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秃岭、肮脏的河流、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品。人类正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人自己在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然而,改善我国百姓的生活显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煤炭、化肥、农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都是高污染行业。我们想要干净的空气,但我们也想拥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车。我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对价格很敏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廉价就意味着最新的环保技术“太昂贵”。我国可以从更穷的邻国进口那些高污染工业的产品吗?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可供出口吗?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才10亿,而我国人口接近14亿。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将污染邻国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地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或许都同意,被破坏的环境应当得到修复。但修复被工业破坏了的环境非常昂贵。那需要我们每个生产和消费了廉价工业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税,而且恢复环境的努力在本质上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那需要坚强、有效、廉洁的领导集团才可能落实修复环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遗留下来的。为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为了那巨大的财富,我们这代人建设了市场体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参与了拆掉医疗、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但是我们不应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个分裂的社会,被严重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质量严重下滑的执政党。

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30年之前,我想先讲个道理,或许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追求。

“人之道”与“天之道”:物质欲望与精神文明

驱动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是什么?是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可以分成贪婪和求知两种。人的贪婪没限度,对财富永不知足。人的求知欲没限度,知道得越多就觉得越少。人的“本能”远比兽性强烈,强烈到可以轻易摧毁人类自身——比如发明和制造了原子弹。若人类仅有物欲本能,就会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陷入杀、偷、抢、骗,遗弃老弱病残,很快毁灭。但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人除了有“本能”还有与本能反向的“人性”。人性平衡人的本能,让人类长久生存。

什么是人性?为人类彻底平等的未来后世,限制乃至牺牲现世的物欲,就是人性。如果我们把人类创造的财富称为“物质文明”,人性就是道德情操,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文明”。市场经济学家经常说限制这个或那个不符合“人性”,其实他们指的是人的本能,而非人性。所以我们把自私残忍的行为称为“没人性”。

自文明的曙光诞生以来,本能与人性之间始终在博弈。电影“少年派漂流记”讲一个印度少年与一只老虎同船在大海上漂流,生动地描述了本能与人性的博弈。自出现财产私有制后,越来越深重的不平等一直困扰人类。物欲的本能创造了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制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分裂;而人们同时向往平等,向往社会平等团结亲如一家的未来。

从本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似乎始终是(物质)需求与供给(短缺)的矛盾。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创造了空前庞大的财富,也创造了空前强烈的财富短缺感。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物质生产越丰裕,人们的短缺感越强烈。他的这个判断显然符合我们最近三十年的感受。

为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彻底平等、彻底自由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私产的家庭,没有固定分工,也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充分闲暇享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马克思不是第一个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描述过类似的“理想国”。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中国孔子也描述过人类彻底平等的理想。《礼记·大同篇》这样记述孔夫子以“大同”著名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认识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再说宗教。对平等的渴望是宗教得以被广泛信仰的基础。现世是不平等、苦难的,但佛耶穆三大宗教都许诺现世的苦难能换到来世平等。死后与神同在是平等,苦修成道是平等,报应轮回也是平等。共产主义者批评宗教是麻痹民众斗争精神的鸦片,认为平等不应是来世的许诺,而应是在现世对不平等进行不懈斗争而取得的社会进步。但佛耶穆三大宗教追求人性和道德情操,体现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具体的宗教不会永恒,但精神文明永恒。

共产党人唯物,却有精神信仰,即对人类进步、最终彻底平等的信念。到目前为止,精神文明在逻辑上最完美的表达是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代表进步和先进。从“小康”到“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有这样的先进性。小康是一个私有社会,但又是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平等的社会,社会至上。而且小康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还要继续进步到“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这里的“为”读二声,意思是“归属于”。“天下为公”即普天之下的人和物都不属“私”,人们相亲相爱不分彼此。这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先进性。 

建国时,共产党只有几百万人,党员是“百里挑一”。如要保持“先锋队”性质,党员数量大概不应超过2%。当中共党员不应是为了执政,不是为脱离百姓当官发财,而是为扎根普通百姓中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生活的居民社区服务。

中国的文化体系确实很特殊。中国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应对中国式的不平等,即从“小康”到“大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西式理论体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人而言,中式的理论简单、亲民,不太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但就“以社会平等求社会团结”的社会主义目标而言,中西理论体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

“小康”是中华的古典思想,即力图在人的物欲本能和人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走极端。希腊、罗马是高度解放物欲的社会,而中世纪又是激进精神主义、压抑一切物欲本能的社会,被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黑暗时代”。当今,西方的民众觉得资本主义物欲太过分,主流历史学家就开始为中世纪平反,说中世纪不是黑暗时代,民主、法治都源于中世纪。他们在极端的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走极端。反观中国历史,取中庸之道,没有这么明显的文明断裂,而是绵延不绝。今天欧美的左翼平民主义、右翼平民主义、左翼精英主义、右翼精英主义打成了一锅粥,到处是“黑天鹅”,政治风向和前途越来越难预测。而今的中国成为政治取向可预见的、走得比较平稳的唯一大国。

2500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经》。他讲:“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让赢家通吃。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法自然,国家要设法让赢家补贴输家就是大自然持续之道,即天道。天道符合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到的“人性”。天道不可违,违背天道人类就没法持续生存。所以,老子告诫一切治国理政的人要“损有余而奉天下”,让天下苍生太平有序。这就是小康社会比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动态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来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来平衡。

我将用这个“损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三十年的新任务。

第四个三十年:“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30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而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然而,中国毕竟还不很富裕,也还是个落后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了13-14亿。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针对我们在第二节提出的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能批评这个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总书记说“久久为功”,甚至“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党。

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关于诸如喂养宠物、商住混合、噪音扰民、垃圾处理、违章建筑、乱停车等各种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还有老人们需要有人帮买菜做饭、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有医院接纳,等等,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的每个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这些,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损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共产党人信奉的是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信仰。首先,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其次,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能站出来,更肯做出牺牲。

 

   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中国创造财富的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工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们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分配经济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已经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新闻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一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扩大到“三农”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十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正在年年提高,报销率已达80%以上。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恢复自然环境

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成了“世界烟囱”。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很高的代价。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我党反腐倡廉的代价也很高,但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未来一代人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不会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上。

 

(编辑  季节)


[1]201612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编者的话:

    30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作为低收益产业的弱点逐渐突显。分散经营、缺乏协作的小农户,面对高度市场化、规模化的二三产业,处于弱势地位。

  近20多年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创造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走,地荒,村空”,农村社会治理涣散,农业处于困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反哺农业”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各项税费,不断加大支农投入。中央出台了多项有关三农的政策: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推进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脱贫攻坚,等等。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重视“分”而忽视“统”,广大地区的集体经济或者被削弱,或者垮台。没有集体经济的基础,农村基层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状态。取消农业税费后,乡村行政机构得不到制度性的资金保障,负债严重。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权能缺失,市场化缺乏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制约,造成支农项目资金使用缺乏效率,政府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缺乏维护,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难实现“强帮弱”的初衷。

  凡此种种说明,面对新时期和新的特点,农村深化改革需要重新重视“统”的一面,要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不断听到强烈的呼声。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指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之后,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2014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农村深化改革的原则。

  201612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示“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并规定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和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保障集体所有性质。

  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研,深入农村,参与乡村建设,指导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各地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我们向带领农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层干部和骨干表示敬意。

 

  20172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19位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农村基层干部,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座谈。本刊将连续刊发到会部分同志发言的摘要。

  到会专家有(按姓氏笔划):王东宾、王宏甲、吕新雨、严海蓉、杨团、何平、张宇、周萍、周建明、周春光、郑冰、郑理坚、贺雪峰、徐俊忠、徐祥临、崔之元、智广俊、温铁军、潘维。

 

目前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青壮年流失,土地抛荒,社会涣散

当前农村问题在“三农”中比较突出,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越来越显得滞后和边缘化。

  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王东宾*说,张家口地区有的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这几年只剩下了一二十户,留在村里的老人生存困难,要合并村庄,建养老院,组织土地复垦。

  土地被不同程度抛荒。如贵州湖南一些山区,抛荒地已飞籽成林;内蒙乌盟一些多年弃耕的土地,政府种了防护林。一般认为承包地确权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种植,但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承包地确权后,农民反而不愿意流转,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确了权就是自己的了,转租出去可能要不回来,所以宁可抛荒。

  基层治理涣散,社会失序。集体经济分散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青壮年长期在外,家庭破碎,带来种种社会问题。集体合作观念淡漠,私有观念膨胀,精神生活贫乏,大操大办成风。歪风邪气抬头,赌博成风,宗教迷信活动扩张。

  劳动力流失导致人才缺乏,影响基层干部的选拔。很多村基层组织基本靠50-60多岁的人维持,组织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基层民主水平所限,村里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为寡头式人物,把持村集体经济。

    农民打工难致富,贫富分化加剧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伤、孩子上学等等情况,就只好举债,据调查,农户平均负债率达到30%,打工难以致富。农村贫富分化加剧。

    集体组织瘫痪,国家支农扶贫政策缺少依托

  周春光*说,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了。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道路综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的“工程资质”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层层转包、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当今市场经济,工程建筑领域长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败问题,这和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管理、群众监督的情况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因城市和工业交通建设发生的土地性质用途的变化,马上引起土地价值的变化。农地征用补偿费随周边地价提高,形成超级地租。超级地租收益引起农村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取决于村集体组织的把控能力。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承包户,造成贫富不均。   

到了认真落实“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写进宪法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纯粹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凝聚形成共识,是否还要坚持集体经济,即“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农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统”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

是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1]  27年过去了,如何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已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和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给广大农村工作者很大鼓舞。但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近几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一直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原则。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但在具体工作中,县乡村领导都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硬指标”,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强调“分”的一面。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状态

  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

  目前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土地没有分到户、集体经营的大概有2万个村。“分田到户”后能够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领导集体的强弱,甚至是主要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和水平。

  贺雪峰*认为,2万个保持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占2万个村的绝大部分。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富的村,其集体收入基本来自土地厂房(或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稳定,本质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超级地租,与经营能力没有关系。由于土地已非农化,地也没法分,主要问题是土地收益分到谁手里。(这也是2016.12.26文件重点强调的那部分村。)

  第二是“明星村”,像华西村、南街村,集体统一经营,发展二,三产业。这些村的总数不超过1000个(周建明: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70001万个行政村,以及河北晋州周家庄乡、西藏双湖县嘎措乡)。这些村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都走在前列。有人认为,这些村能够长期坚持并很好地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要求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政策大环境下很难复制。一般农村要办集体企业搞二三产,主要困难是组织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不容易取得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化路子,出现了一批各有特点的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到会专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村两委组织村民,发挥集体优势,重走合作化道路

  作家王宏甲*介绍了贵州安顺市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全体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情况。王宏甲说,塘约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只有党支部能出面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抗灾。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党支部没垮,就是基层治理名正言顺的组织者。组织起来,使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两委动员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种植,发展多种经营和三产。村民收入的增加吸引了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短短两年,村民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1万元。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特意提到《塘约道路》一文,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塘约村的变化说明,要摆脱贫困,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越是贫困地区,这一需要就越迫切。组织起来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放任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阵地,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制度优势和精神财富。  

  由村党支部出面重新组织农民合作的情况,在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何平*介绍,改革以来,山西过去全国闻名的典型村逐渐被淡忘,但还有几个村没有分田,坚持走集体道路,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这里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大学生甚至国家干部。

    周建明*说,山东德州的宁津县,由县委组织部推动部分村的党支部带头,整村流转农民的土地成立合作社,集体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10%,增产部分50%分红,50%作为集体经济收益。青海海西州天峻县牧区的梅陇村也是整村搞了合作社。

  郑理坚*介绍了他在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带领本村推行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情况。村里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集体,村委统一规划,改造村民旧房,统一建设新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新村建设,再用成本价配售给村民,并可还请所有贷款,村集体经济也由弱转强。他的切身体会是,农村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带头人很重要,村长、书记一定要“和”,班子如果不“和”,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

  这些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都强于当地其他农村。但是对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从发展道路的高度来予以总结。

  何平说,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依靠基层组织不行。有人说应该靠老板、靠能人,先富带后富。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山西煤老板全国有名,他们挥金如土,给山西带来的灾难也是最大的。山西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综合农协模式

  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理事长郑冰,介绍了她们联合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跳舞、搞环境卫生起步,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

  杨团*认为,农村要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靠谁做、怎么做的问题。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蒲韩联合社是一个非行政性的集体组织,它的组合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其骨干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它的实践超过了日韩台综合农协,提供了很多可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中发(201511号文件指出,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姓农、为农、务农,密切联系群众,把政府和农民连起来。可以把基层供销社这个平台激活,发挥它服务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供销社系统本来就是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流通组织,可以发展成为联系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平台。

    国企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惠及农民

周萍*介绍了中信信托利用信托这个金融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中信之所以做土地信托,是出于对农村现存问题的关切。当前农民进城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个体农民在购销环节受大公司压榨,融资成本过高。

作为国有企业,中信信托有责任服务三农。具体做法,是与当地合作,村乡组织出面将村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中,再信托给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委托专业农业企业进行集中种植。这样就可以可增加耕种面积,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产品品质和价值。在购销、深加工环节和融资方面则发挥了信托的优势功能。

  周萍介绍,做土地流转信托的6年期间,信托项目始终没有赢利,如果不是一个有情怀的公司,就不可能选择这样长期的投入项目并坚持下来。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谁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适度规模种植和多种经营,客观上要求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和协作,注入资金和技术。

    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

  严海蓉*在东北某县调研,分析了两个不同模式的土地连片种粮的村的案例,对比了这两种模式的效果。

  例一:村委组织农民将土地流转连片,回归集体种植,集体经营、集体销售。村委决策透明,从购种到生产销售各环节都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村里老百姓也把社里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当然,这对村干部的要求很高。村干部基本是无私奉献,除上级给过一次性奖励之外,村干部没有额外收入。

  例二:村和公司合作。公司一次性租走农民的土地,少数村民成为公司雇员拿工资,村委不再是代表和公司谈判的一方,成了名为“社”其实是公司内的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经营情况也不透明。村民和公司不是一条心,公司面对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必然超出预期。

  小农户在大市场里是难以生存的,必须组织起来。但是谁来组织?如果是公司出头组织,这样的现代公司化的结构适合农村稳定发展吗?可以预见,农民跟公司利益的矛盾将激化,村社的治理成本非常高。

  贺雪峰认为,这几年很多地方为推动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但资本下去搞种植业几乎都亏本。农村怎样适应适度规模种植的要求?现在还在农村种田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没办法进城的老人,二是父母年龄太大需要照顾、无法进城的中年人,这些人可称为“中农”。他把进城的人的地流转过来,形成30-50亩规模的种植户,适当进行引导就可以实现。在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要保障留在农村的人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保底问题。

 

    专业合作社还是村社合一的合作社

  周建明说,自2007年“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到201611月,全国注册的合作社已有177.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名无实,运行中的专业合作社基本都是“强强联合”。

    王宏甲说,贵州一些基层干部反思说,上面给扶贫资金时,说不能“洒胡椒粉”,要村里领头人办专业合作社做项目。办出了成绩,就能争取到下一次扶贫资金。搞产业要靠能人,能人要找能人合作,不能照顾所有群众,只是“强强联合”。多年延续下来,一些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这是扶贫还是帮富?

    习主席讲要精准扶贫,塘约村这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宗旨是“强弱联合”,这和专业合作社是两个概念。塘约村的路子要复制推广,一些专业性合作社会成为阻力,因为它的领头人80%是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叫深化改革。

集体经济模式:村社合一还是综合农协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再度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正反两方面实践说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集体经济要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

  周建明认为,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按照我国的国情和基本制度,不能忽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军队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农村是支部建在村上。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组织化的基本保证。只要注重实践,让党支部起作用,在村社合一的情况下,一定会把发展经济和社会责任共同承担起来。

  基层的同志说,农村基层组织负的责任最大、最多。精准扶贫,从省到市、县、乡、村,一级级压下去,村里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发挥作用?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集体经济。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温铁军*认为,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单纯的农业领域不会有收益。发展农业合作,一定要有额外收益才能支付组织成本。中央(20171号文件,除了强调一二三产融合,也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潘维*说,现在我们的社会自私自利成风,非常需要重新提倡集体主义。但没有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共产党要负起组织集体的责任。执政权就是组织权,党如果放弃在基层组织人民的权力,就没有了执政的根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不是走“回头路”?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前3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有些人片面夸大集体经济的缺陷,甚至把公有制妖魔化,我们不能盲目跟着错误舆论跑。要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舆论氛围。

  现在成功的集体经济,基本经验是集体所有,多种经营。中央提出“三业融合”非常重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把在地产业链延伸出来,大有可为。

    集体化是否会导致腐败?基层同志认为,首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状况要有正确的估计,多数干部是忠于职守、勤恳奉献的。防止腐败的关键在治理,不能都算到体制的头上。塘约的经验是“党管全村,农民管党员”。党要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管好干部和党员。农村工作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当然,强调农民主体不能忽视引导群众,要批评纠正群众中的落后因素,这里的张力要把握好。

    发展集体经济的困难和机遇

  我们看到,目前条件下,动员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仍存在不少困难。

  第一,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以“分”为主,不支持合作化方向。30年来的趋势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农民普遍持土地私有化预期。村集体对土地的处置权和受益权如果被架空,就会失去重新构建集体所有权的条件。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资源,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需要诸多政策条件。大环境不变,基层很难自发形成合作化潮流。  

  第三,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才外流、资金外流。当今农业的危困局面和农村空壳化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王东宾说,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壮年离开农村,是扶持集体经济最大的困难。有人指出,像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郑冰她们从组织妇女跳广场舞开始,逐步进入集体生产发展,就是从当下农村的切身需要入手,比较现实。

  从有利的一面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方向和原则,中央政策是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的。早在2005年,中央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多年来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近11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投入达十几万亿,已形成公路通村,农村面貌有了根本性变化。中央文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是根本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贫力度,而只有发挥村党支部的作用才能落实到真正应该扶助的人的身上,实现精准扶贫。集体经济的“强弱联合”机制应该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

    怎样看综合农协

  吕新雨*提出,山西蒲韩经验怎样具有可持续性,其工作模式的内在生命力问题很关键。现在电商崛起,合作社的统购统销是否还能支持,这也需要时间考验。

  徐俊忠*提出,台湾地区的农会,以产销办、信用部等方式,解决了农村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吸取。但通过对他们实际运作的考察,它的内部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它有乡土社会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在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资本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涉农资金被用于参与新农协的竞选。因村社分开,多头治农,资金使用效益很差。我们应该可以依托自己的政治优势,创造一个超越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

  潘维认为,蒲韩联合社经验很成功,很有价值。但从另一面看,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支农,是不是一定要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恢复农村组织?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党员有义务为贯彻党的政治目标奋斗。组织人民应该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交党费。组织社会是执政者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责和权力。今天农村社会管理空白,宗教势力、黑社会势力有蔓延的趋势,等他们取代了你,就来不及了。

    农村集体经济的根基:土地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坚持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思想。徐祥临*认为,农业总是不断有新生劳动力参加进来,老的劳动力要退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新生劳动力平等地、无成本地进入农业生产,种地的人不用给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付地租。而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现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一生产关系在人民公社时得到典型的体现。但在当时统一经营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够减轻大包干的负面效果的,就是集体统一经营的部分。实力较强的村或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地租收入,集体企业经营收入也包含部分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为农民共享。所以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的统一。

耕者有其田,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的道义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其基本的制度保证。潘维认为,如果农民只能当农民工被雇佣,除了出卖劳动力啥都没有了,我们的社会就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剥夺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政策建议

    及早筹划三轮土地承包办法[2]

  智广俊*建议,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地收回集体,重新决定生产经营模式。可以把土地全部发包、继续分田到户,可以租赁,也可以办合作社,多种形式。但是要保证:(1)土地属于集体;(2)具体办法由村民自己决定。如果有人离开,他的土地留在村里,分给贫困户就够他生活,就不存在贫困户了。现在一个村两三千亩地,三五个人就可以种。这样农村的许多问题,包括扶贫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宪法规定的,而村集体的事应该由村民民主自主决定。

  贺雪峰建议:(1)第三轮土地承包,让村级留10%-20%的机动地。土地承包费是透明的,不易做手脚,但村组织有了这点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2)给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这不仅能给种地的农民解决有地种保底的问题,也为村级组织组织合作社的工作空间。

    给基层选择权,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何平说,联产承包制开始实行时,只规定土地由农户自己经营;但到后来,对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承包期、承包费等,由全国统一规定。有些办法可能适合于北方但不适合于南方,适合平原但不适合山区,甚至适合这个村不适合那个村。要给基层自主选择的权利。

    徐祥临说,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高招,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具体的模式,可以内容丰富,模式多样。

  有的行政村太大,可以恢复自然村的基础作用,人数少容易组织,也容易发扬民主。广东清远将试点土地所有权下移到村民组(原生产队),行政村和村民组之间厘清产权,村民组一般是几十户,统分结合的具体办法、包括承包期都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集体经济马上就起来了。乡干部下来主要工作是监督集体承包费的使用是否合理。

  另一方面,供销社组织可以跨三五个乡,发挥全国的供销社系统。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组织人民要有不同层次,同时有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性功能。

    组织建设要重视从基层选拔干部

  周春光认为,要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干部的任用,应该重视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中选拔。现在强调从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基层乡镇的问题是很具体的,从学校门直接进领导机关,面对实际问题不会处理,往往不如土生土长的干部。我们的用人导向,应该重视基层的锻炼,理论和实践结合。

    将国家支农投入产权化,壮大公有制实力

  国家对农村的各种支持,比如说国家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扶贫资金等,可以把它产权化,变成国家对集体的投入,加入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例如中央支持的扶贫资金,可以成规模投入、整村推进,同时要求农民每户入股,组成资金互助社。这样既激活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也能支付组织成本,事情才能做得成。

  又如国家投资的农村道路和水渠,如果缺乏维修很快就会损坏。如果在基层找不到承接这些公共投资的载体,不仅投资效益极低,而且国家资产得不到维护,甚至被私人占有。这部分资产应该用于支持农村基层建设和加强集体经济。庞大的投入,只要方向调整,就会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将来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应该是集体资产加国家资产,包括公共设施、土地收益中的超级地租部分。把它量化成国家的投入。国家力量增长之后,逐步帮助农村加大这部分资产。

 

(编辑  苏歌)


*王东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北大经院—张家口金融协同创新基地副主任。

*周春光,浙江缙云县东渡镇退休干部,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副院长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甲,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何平,山西代县县委党校副校长。

*周建明,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郑理坚,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党支部书记。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周萍,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实验室部门负责人,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执行站长。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徐俊忠,广州大学副校长、现代哲学杂志主编。

* 徐祥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国副主任。

[2] 参见本期汪晖委员提案。

* 智广俊,内蒙古卓资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内蒙自治区劳动模范。

丝路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它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软实力,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这为“走出去”中国企业的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

首先,企业要有家国情怀,把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与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结合起来,为企业自身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其次,要应对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通过海外项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增长,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实现与东道国的共同发展,促进所在国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业务发展战略中融入社会责任战略,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和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之一,中信集团30多年来秉承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的企业文化,在诸多行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2016年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下面将以中信集团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践行海内外社会责任提升企业自身价值和母国的软实力。

践行社会责任的“六项实践”

中信集团作为“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先行者,在海内外结合主营业务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示范作用,也极大地提升了中信集团的良好品牌形象和软实力。

专项基金 撬动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支持国家战略实施积极挖掘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中信集团建立了创新有效的投融资模式,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到一带一路产业发展中。中信集团多家金融和实业子公司共同投融资7000多亿元,并在业内首创了一带一路基金,积极布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和文化教育等重点领域。截至2016年底,中信一带一路基金创设规模突破1000亿元,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多个项目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金融助推作用和示范效应。

出国金融 助力民间互通

要出国,找中信。自1998年以来,中信银行不断创新出国金融产品和提升服务能力,助力每一个客户出国梦想,让中国人的出国旅程更便捷、更精彩。作为国内唯一被美国使馆授权办理赴美代传递签证业务、率先获得美国国土安全部授权使用EVUS商标、业内首推“全球签”业务的商业银行,中信银行为中国居民赴全球70余个国家提供了一站式、专业化、全方位出国金融服务,给出国人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016年,中信银行首创了国内留学中介第三方评价体系,发布《出国留学蓝皮书》,填补留学中介机构评价空白,对准备留学的家庭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金融创新 引领绿色发展

中信集团各金融子公司充分发挥集团综合优势,携手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丰富绿色信贷产品种类、创新绿色信贷工具、扩大绿色信贷服务范围,支持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发展,同时积极探索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碳金融、环境影响力债券等新兴产品,积极参与绿色发展基金、低碳产业基金及PPP项目,形成中信集团多元化、综合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和带动“一带一路”周边地区和全球的绿色产业发展。中信银行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购买其全资持有的Altyn银行60%的股权,在海外收购金融机构的创新尝试,极大地拓展了双方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带动中信现代农业的哈萨克斯坦元首苹果园项目等。

产业创新 激发智能制造

中信集团各实业子公司以创新为驱动,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中信戴卡作为全球最大的铝合金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制造商,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能的纪录刷新。如今铝车轮年产能近5000万件,配套1000多万辆整车,其他铝铸件年产7万吨,全球有汽车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的足迹。中信环境围绕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节能减排、资源回收利用、流域及湖泊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尝试,为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作出贡献,其膜法水处理技术已成为“21世纪最佳实用技术之一,其中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是世界最领先的水处理技术之一。中信重工创新研发的高智能化装备将替代人工、并大幅降低操作人员受伤率,而大型激光3D打印机等高技术成果在高尖端领域为国家带来巨大贡献。

家国情怀,以信取信,传播价值

中信集团从创立初就把“开拓创新、信交天下,走出国门、回报祖国”作为企业的使命基调,把国家的利益与企业的使命结合起来,为国家分忧,为人民谋利,为社会造福。中信集团每年在国内投入近亿元支持援助西藏、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等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传播企业的正面价值。从 2002 年开始对口援助西藏那曲地区申扎县,采取多种方式支援申扎县经济社会建设。十几年来,先后派出多名援藏干部,累积投入资金超过 3 亿元,在申扎县开展了安居房维修改造、乡村灾害综合治理、道路建设维护等 80 多项工程,为促进申扎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信集团的扶贫侧重在当地发展教育,先后在云、贵、川、藏等地区建设多所希望小学。捐赠1600余万元开展“自强班”项目,帮助来自12个民族、21个县的500名贫困高中生完成高中学业。

中信集团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先后建设了昌平绿化基地、黄羊滩万亩治沙绿化基地、APEC 碳中和林基地等一系列绿色工程,造林面积超过 15 万亩。

利交四海,谊接五洲,行稳致远

中信集团各子公司深入执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先义后利、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成为中国与海外国家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加深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帮助中信集团在海外拓展更多的合作领域。

中信集团在伦敦签约的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不单为英国经济发展带来上万就业机会和数以亿计的投资机会,并借助其品牌和质量信誉,牵头其他中资企业组建中信联合舰队,为中国企业拓展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创造机会。中信建设为伊朗首都建造的地铁圆了德黑兰人民20年的梦想,被他们誉为“现代文明的宝藏”;建造了非洲的明珠工程”---安哥拉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成为非洲国家兴建社会住房的样板工程;中信建设-中国铁建联合承建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为阿尔及利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中信海直积极参与了各类海上搜救、抢险救灾,以及南、北极科学考察及印度洋海啸灾区救援等。2015年缅甸洪灾,中信海直派遣的直升机是第一架在缅甸执行水灾救援任务的外国直升机,也是中国首次派直升机搭载任务员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中信矿业在澳大利亚的采矿区积极参与治理豆科灌木侵袭工作,改善矿区自然环境。中信资源在印尼斯兰岛生产基地开设全天候诊所,为当地民众提供可靠的医疗诊治与服务。

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时代价值

通过中信集团的诸多实践案例,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如果根据国家顶层设计和全球发展趋势,借用“取势、明道、优术”的方法履行社会责任,更有助于企业开创新境界、新格局,行稳致远。

取势:把握国家战略,放眼全球视野

“一带一路”倡议已带动3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落地了一批标志性的项目。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全球发展趋势,主动承担经济、社会、环境三重责任,顺势而为。面对国家新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应肩负使命,勇于创新和实践,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享中国智慧,助力全球治理,共享机遇,共赢挑战。

明道:明晰战略定位,强化价值导向

企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企业才能可持续性发展。企业应在主营业务上进行战略布局,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关注点上寻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正相关的领域,利用各自优势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界面创造共同认可的价值,用创新思维和实践带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和生态发展。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牢记履行社会责任的出发点,以诚信为首,通过自身行为进行正面的价值传播。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对母国和海外国家的社会贡献要并行。

优术:深挖创新协同,延展联动效应

中国企业应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融入到主营业务的产品创新和运营管理中,通过创新管理来深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产融协同、政企联动和境内外联动等各种内外部合作,携手承担社会责任,使各方的社会价值产生最大效应,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好地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搭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平台

中信集团可依托三个平台、两个联合体和一个联合舰队的搭建来实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推动企业本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使可持续发展具有可操作性。

产融协同共担社会责任

互联网+平台。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助力产业发展,提升信息的准确公开透明、以及数据整合的效率,充分发挥互联网+为中信集团带来的增值效应。一方面便于利益相关方对集团的了解与监督,另一方面构建了集团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通道,促成金融与实业、国内与国外、线下与线上互补共赢的产业生态圈,降低创新运营成本,推动产业互联网新领域的发展。

资源共享平台。金融与实业子公司,通过客户、政府、人才、海外机构等资源共享,兼顾各方利益需求和资源优势,在社会界面挖掘双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关注点,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带动双方和利益相关方在母国和海外的共赢。金融子公司可为实业子公司、“走出去”中国企业以及境外机构提供投资咨询与金融顾问服务,降低国内外企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

资金融通平台。可借助产融协同、融融协同,在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进行总体投融资,实现“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资金融通。通过集团内部金融子公司、以及外部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之间的协同进行资金的跨界融通,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创新跨境投融资业务,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合作,创新资金运用模式;与外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银行,海外央行,海外投融资平台等合作,深挖开发性金融,加强风险管理,发挥金融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的贡献。

政企联合体共创社会价值

    银政企联合体。充分利用银政企三方的共同关注点和各自的资源优势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信集团金融子公司牵手实业子公司、中央和地方政府、战略客户形成“银政企联合体”合纵连横,在国内依托PPP模式,建立PPP基金,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海外依托所在国的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所在国政府、集团的国内外战略客户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

产业链联合体。中信集团各子公司可与上下游产业链、利益相关方在业务合作过程中组成“产业链联合体”,结合产业链对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创新探索,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实现对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三者的最大化平衡。

跨境联动共享持续发展

跨境联合舰队。“独行快,众行远”,中信集团可依托在海内外的品牌和信誉优势,整合国内外最优资源,组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信跨境联合舰队”,与同业、上下游企业、利益相关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带动中国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共同谋求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希望更多“走出去”中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积极加入履行海内外社会责任的行列,共同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推动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迈出坚定地步伐。

 

(编辑  宋斌斌)

社会观察

盼了十多年,村里终于修了一条路。但因为这条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发了激烈争吵,甚至连春节都不在一块儿过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员。他口才出众,极为能干,对乡里的各种事情都很热心。做村支书的时候,他就带着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通邻村的第一条公路。了政府官员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到深夜。没过几年,大哥就成为了乡里的领导,乡里最重要的几项工程——修公路、修水电站都由他主管,一直干得井井有条。一个月前,大哥上任副乡长。

二哥就有些不一样。他上学少,以前也干了几年村支书,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着职位不干活,名声很不好,后来就干不下去了。前几年,二哥买了一卡车跑运输。但是,他给人拉材料会小便宜,经常缺斤短两,虽然也挣了些钱,但名声更不好了。

村里这条公路的修建,给乡里带来了就业机会,从十八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长辈,都抢着去。修公路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能参加公路修建便成了难得的机会。经大哥介绍,二哥得到了参与修公路的机会。二哥开着卡车运材料,干了三个月,挣了三万块钱。工程完结后,由于财政部门的资金还未到位,包工头的资金链也断了,民工们没有拿到工钱。二哥被欠了三万元钱,年末,他加入了当地小规模的讨薪团。

这个讨薪团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也没有钱。乡政府处理此事的干部和参与讨薪的民工很熟悉,他们出面劝说民工和政府能相互体谅,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们也没有为难政府,不久就散了。讨薪无果后,二哥给乡党委书记发短信,希望乡政府能帮忙督促,还委婉地表达了有可能要上访告状的意思。面对二哥暗示的威胁,党委书记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谈着谈着就大吵起来。在大哥的叙述中,二哥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乡村传统礼俗。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哥对他的照顾,他去威胁政府这件事情,客观上给大哥施压,甚至影响到了大哥未来的前途,这样做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为弟弟,应该考虑一家人的利益,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后再行动;第三,包工头虽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较于二哥和大哥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二哥去乡政府讨薪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帮助包工头要钱,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哥哥,这说明二哥是短视的;第四,这笔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享有当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给大家工钱。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给钱,二哥的做法就属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来,第一,付出了劳动就要支付工钱。虽然政府没有和二哥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第二,他去讨薪,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哥没有实际关系,即使大哥是这个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针对政府机构,而不是针对政府机构中的个人。假如政府部门要追责,也是这个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大哥的责任。第三,欠债还钱是社会基本的底线,政府部门更不能违背这个底线。第四,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可能导致欠款的拖延,应该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传统礼俗与现代社会规则的分裂与选择

两个人的理由和论据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大哥的叙述,基本上是基于乡村社会无讼礼治差序格局血缘政治的传统礼俗。二哥叙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甚至还暗藏着纳税人意识。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蓄积矛盾并且逐步丧失解决矛盾的共识的村庄。

事后,大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家里的长辈都谴责二哥,甚至连二嫂也表示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这明显给二哥带来很大压力,很可能他不会再继续讨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礼俗依旧是解决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件事发生后,大哥过来游说父亲,继续完善他的论证。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传统的礼俗依旧是乡村的共识,那么大哥根本无需论证,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哥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哥也不敢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大哥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二哥既往印象的主观判断。我父母对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对于两人的既有判断有关。二哥在村里的形象和大哥差太远,这很可能是父亲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关键原因。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不具备普遍性,一旦出现其他的讨薪事件、而讨薪者的形象要远远好于政府主管官员,那么村民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反转。

我爸常常认为讲法律更好,这样能更有效地解决农村生活的纠纷,大哥未必不这样认为。但在这件事情,他们都绝口不提法律、契约和政府责任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的礼俗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本身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由于解释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公认的共识去解决,农村社会越来越失去社会共识。但就礼俗规则本身而言,它们适应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有各自的逻辑和运行空间。

在这次讨薪事件中,我意识到新规则的确立是需要一个主体去推动和巩固的。所谓的礼俗传统被取代这种具有能动性的人或机构,往往是当地接触现代社会最多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就像大哥这样的人或者当地乡政府。如果在转化之后,传统的礼俗本身能够有利于这样的人或机构的话,那么传统的礼俗不仅不会被废除,还有可能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工具而存在。如果那些愿意推进现代社会规则的人,长期处于弱势,那么两种解释标准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长期不会消失。人们只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工具。这样,要想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乡村共识分裂的关键在于社会利益的对立

那么,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规则之间,有没有谁强谁弱的判断标准呢?会不会仅仅是根据解释者本身权力的大小来判断他所采用的解释方法的强弱?

如果抛去对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断,将二哥从一个具体的个人形象,抽象为一个民工,将大哥从一个负责任热心肠的政府官员,抽象为一个普遍的政府职员,这件事情就显露出它的蹊跷之处。

大哥是现代政府的行政官员,又是经历过高中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和政府培训的知识较为丰富的精英阶层。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治和政府职能更为熟悉。理论上,大哥应该是这些观念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在一些基层政府,政府官员往往用政府职能范围作为理由,拒绝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却选择了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传统社会的礼俗观念来辩护并指责二哥。二哥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很熟悉,而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理论上应该很陌生才对。可是,二哥却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观念来为自己的讨薪行为辩护。二哥和大哥的论辩和他们的身份设定,在这次争吵中奇妙地反转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现实利益需要他们借用不同的说辞。二哥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钱,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员。大哥要处理好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要化解上级政府暂时不能发工钱的压力,大哥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弟弟过分地挑战。对于大哥而言,他的所有论证都建立在传统礼俗秩序基础上。对于二哥来说,即使他知道传统社会的礼俗,但是这套传统礼俗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规则却能够成为对他有利的说辞,故而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后者。

乡村共识破裂的关键不在于“礼俗”与“规则”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分裂。乡村社会存在的“礼俗”与“规则”只是在利益分裂时提供了不同工具。这两种工具本身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谁强谁弱的区别,最后往往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谁更有权力。

但这两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的道理武器,但是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种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势的一方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既然强势一方的逻辑能够自洽、而且能够被广泛接受(例如大哥的论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强势一方的论证呢?俗话说,“有理说不清”,现在却是,“各有各的理,说理没人听”。

于是,处在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那些矛盾,即那些符合传统习俗但却不符合现代社会规则的矛盾,和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但却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矛盾,都很可能会按照强势一方的意志被决断。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逐步增加,这样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放眼全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会减少,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这些种种矛盾如何能够不演化为破坏乡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抓紧时间建立新的共识,那么,如何能保证这种新的共识不被大哥那样的强势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呢?

这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根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社会阶层矛盾和社会共识正在破裂,在城市不是更为突出和急迫吗?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国早已连成统一经济体的2017年,一个西南边陲贫穷小村庄里的讨薪事件折射出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某种困境。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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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初,我妻子黄灯撰写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由此进一步感受到了农村问题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实是更多农村状貌的缩影。黄灯眼中的乡村景象,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儿媳勾勒的乡村图景,而且是知识界观察乡村的一次聚焦特写。

当然,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过度渲染悲情。毕竟,在讲述自己身为农民的亲人所遭受的困难时,因为亲情引起情感波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更何况,任何深入中国农村的认真写作,很难不遭遇悲情的境况,因为生活的困境始终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生存现实,我那些依然留守农村的亲人,生活就是如此。

母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我的母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祖父有不错的木匠手艺,她在娘家没怎么干过农活,家里的地都是请人种。母亲成年出嫁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结婚后的十多年,在艰辛的“公社岁月”,她生下了6个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战从她失去丈夫开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年幼的姐姐们不得不从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大姐11岁就跟着大人去修水库,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挣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果腹,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听母亲说,四姐两岁那年,家里断炊几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饿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门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见,送来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为了补贴家用,那些年母亲经常深夜纺线织布到鸡叫,然后趁天色未明拿着织好的布,赶到20里外的临近公社集镇上卖。她之所以舍近求远,避开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见熟人引人讥笑,也怕惹来麻烦,因为那时严禁私人擅自售卖自产物资。母亲的布经常被管理者没收,有时为了躲避,不得不逃进厕所。

公社时代的家境,的确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年到头,难得见到钱的影子,以致母亲经常和大姐感叹,“要是一个月有五块钱花就好了”。这句话,大姐一直记得。现在想来,母亲以柔弱之躯拉扯6个孩子,勉力支撑起这个沉重的家庭,没有任何来自集体的援助,她内心背负的悲苦、孤独,乃至望不到头的绝望,一定压得她难以呼吸视听。也是在那个时候,邻居周伯母察觉了母亲的抑郁,她劝母亲难过时吸点土烟,也许会好点。我不知道抽烟是否纾解了母亲当时的情绪和压力,不过,从那时起,母亲的确抽上了土烟,陪伴了母亲以后的岁月。

哥哥——第二代农民

日子再难也要过。时光到了分田到户、“大包干”的80年代。身为农妇的母亲渐渐老去,她的女儿先后嫁人,大儿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开始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我哥哥能做的还是种地,他成为随“大包干”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二代农民。

哥哥从小身体单薄,母亲很为他担忧。他读完小学后,母亲求村里的剃头匠八哥,让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于四乡八里,通过为村民理发获得一种生存途径。但包产到户后,哥哥因为是家里耕种的主要劳动力,他只能利用农闲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发,以换得微薄的工钱补贴家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面学习和提高技术。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潮发式流行起来,哥哥从老剃头匠那里学到的那点传统技艺就显得落伍了,加上年轻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轻的顾客。

相较公社年代,“大包干”时期,我家里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起码温饱不再是问题,一些小的开销也可以应付,但遇到急用钱,还是会拿不出来。19876月底,我要去外地参加中考,需要20元送考费,这让母亲犯起难来,不知找谁借。后来还是试着去找了村里的铁匠艳哥,才得以度过难关。母亲每次跟我说起这件事,都对艳哥的帮忙感激不尽。

哥哥1993年跟随四姐夫外出到北京常年打工,在此之前,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他曾在1985年前后断断续续地跟随村里的泥瓦匠,奔波于城市的建筑工地。泥瓦匠是力气活,哥哥身体瘦弱,学泥瓦匠手艺比较困难,所以在工地只能干打杂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时候出力一年,也仅够家里日常开支,存不下钱。1990年我上大学时,哥哥尽管已外出几年,还是无力负担我上学的开支,是亲戚们一起凑的钱。那时师范生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一点生活补贴,我进大学不久就做起了家教,此后再也不用家里为我的生活操心。暑假,我会多带几个学生,收入也会多些。到家里的“双抢”时节,我甚至可以拿点工资,带回去给家里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四姐夫见哥哥的日子太艰难,决定带他外出,一起谋生。毕竟在亲人身边,哥哥会得到更多照顾。没过几年,嫂子也跟随哥哥外出。这样,侄子、侄女就成为留守儿童,而步入老年的母亲,则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整个八十、九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账,如哥哥结婚、盖房等,都会带来负债。所以,作为第二代农民的哥嫂,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劳作,辛勤种地,去建筑工地出力流汗,最终也只是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仅够解决必要的生活花销,没有存款,没有任何享受,甚至对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每天对孩子的守候和陪伴。

不仅如此,哥哥常年在工地出蛮力,住的是临时窝棚,吃的是粗粝食物,这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为腿疼来广州看病,我发现他的双腿关节已严重变形,难以恢复。哥哥已年过半百,再也无法承受城里打工的辛劳。他忙碌多年,最后却因为工程欠款,几乎是赤条条地回到家乡,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随着母亲的去世,儿子的成年,为了生存,哥哥回到家乡在附近的工地上打打零工,耕种几亩口粮田,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照顾孩子,开始重复母亲辛劳的晚年。

侄子、侄女——第三代农民

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城市返乡,他长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轮回。现在,第三代农民——我的侄子、侄女开始外出谋生,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管教,读书时漫不经心。混到初中后,在我的建议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学数控机床。侄子在工校只读了一年多,据说学校老师根本不好好上课,教学所需的设备匮乏,学生无心学习,早早就被学校送去沿海的工厂“实习”,其实就是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技校出来后,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后来工厂裁员,没有留下来。随后他又去了一些别的工厂,这些日子,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给家里寄什么钱。几年后,侄子离开工厂,回到家乡。当时建筑行业比较兴旺,村里的泥瓦匠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这让侄子心动,他跟随本村的师傅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学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手艺。他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在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里饱受呵斥和歧视。和师父闹翻后,经过熟人介绍,侄子和侄媳于20166月来到虎门一家电子厂,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厂生涯。

给侄子、侄媳妇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后,我送他们到虎门的工厂,也得以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南方企业。工厂的办公楼和车间都很干净,洋溢着现代工业的气息,工作气氛紧张有序。侄子他们刚到厂,底薪是1500/月(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双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小时,平时加班是13.6/小时。第一个月两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两人合计拿到6000多元。相比以前外出工地的奔波劳累,侄子却依然一无所获,这种看得见的收入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尽管两人在同一个工厂,但侄子上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侄媳上夜班(晚8点到早8点),夫妻竟难得见面。我记得当时送他们到工厂宿舍时,发现房间除了床,竟然没有其他家具,连常见的桌子、椅子都没有。我当时颇为纳闷,现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除了睡觉,实在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娱乐、文体活动、休闲似乎都显得多余。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简单的生活,就是这些进入工厂的第二代青年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

尽管劳累,但侄子在给我的电话中没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结婚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只要工厂能够维持,他全家的生存就能获得保障。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一旦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面临土地已被转租,他们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何以为生呢?如果不回农村,城市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呢?

不要忘记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农民

黄灯在文中对我家族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凸显了对三代农民命运的思考。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其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这种命运受到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就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其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

众所周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农业担负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重任。这样,通过农业税和延续多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留给农民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而且由于城乡户籍制度设置的分割,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农村,除了在农村劳动,无其他出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活力,农民得到了发展的政策空间,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大包干”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开始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差,以致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见证和遭遇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的各种境况,他尽管辛勤劳动,但农村的高赋税、城市打工生活没有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于20061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等,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近十几年因为农业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病象深重,并非政策一到,就可以药到病除。目睹故乡的变化,我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废。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在广大农村难兑现。而农村的“空心化”,甚至让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中消逝。

新世纪农村的“空心化”来自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在中国,很少有农民没有经历进城打工的命运。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妇也是如此。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年近半百,已被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供一家人糊口。正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那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横亘,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长时间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知识、技能,成为他们逾越自己出身的阶层、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们作为乡间走出来的读书人,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很深情感系连的乡亲。在这一点上,我所熟知的很多参与乡建的朋友,正在以行动改变着广大的乡村,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也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编辑 迟晨光)

城里人向往乡村,农民却向往城市,究竟是谁向往谁?农村衰败,是否真的衰败?又如何在衰败中寻找新生?知识分子和农民有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每个人又都参与其中。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

“田园将芜胡不归?你家中尚有两亩薄田,何必在北京活得那么累?”妻子不断提醒我。

她说,你看湖南卫视热播的《向往的生活》,不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远离喧嚣,避开拥挤,向往着从城市搬到农村,向往着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内心的声音。

我想告诉妻子,农村的生活,不是掰几个玉米就能过日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认为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换来一分收获,那仅仅是千百年来农民的美好愿景。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油菜长势喜人,菜籽也颗粒饱满,可是正待收获,一场过早到来的暴风雨把油菜籽全部打落在地里……一家人坐在田边哭了很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面对天灾、人祸的无奈与无力,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节成为“返乡”的同义词。一大群已经成为城里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我和妻子也加入了这场大迁徙。

大年初一清早四点半就起床,照顾爷爷奶奶,接待各方亲戚来家中拜年,其实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累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刚满一岁的女儿哄睡了。妻子开始拿着手机刷论坛,看到很多与我们景况相近的人在网上“吐槽”,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但在这些叙述中,农村人总被描述成很落后的形象,是“文化的他者”,他们大声讲话,随地吐痰,不守规矩,人情太重,观念愚昧……似乎这些返乡者,都有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农村划清界限的心理。有人说,这叫“精神圈地”,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心被圈走了,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觉得那才叫“现代化”。

多么有意思!究竟是谁向往谁?

人类学者张小军曾说过:“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可是,“我们这些‘经济人’在‘经济’之余却又向往和消费着‘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哪怕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向往,都是值得珍惜的,这是一种人心所向,至少这里面包含着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以及建设的可能性。

城市中产们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虽然农村落后愚昧,但如果我们可以改造它,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一本记录日本耄耋夫妇村居生活的书《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迅速畅销;也才会有了湖南卫视的热播节目《向往的生活》。

但这些想法并没有直接深入到如何安置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如何让中国农民感到幸福和被认可,这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城市人通过农村安放自己的现代性焦虑。

所以,建设农村是共识,但如何建设仍然存在分歧。

在农村内部发现文化的力道

2005年,我从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2004年,李昌平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有感于此,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村文化传播的研究。在此期间,走过全国各地上百个村庄,驻村时间接近1000天。

我认为,如何建设农村,还需要发掘农村内生的群众力量和文化力量。因为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

在当下返乡的各种叙述中,唯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而农村文化向何处去,全社会都在参与和讨论,包括政府、市场和知识分子,可是很少见到农民参与的身影,仿佛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来。

然而,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期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对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时代,农民无法和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们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话语权。

但是,在历史、社会和文化“幽微暗淡”的角落,我听到了农民“史诗般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告诉全社会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听不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倾听。

三个乡村故事

我想在这里讲述三个田野中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耍歪官”。

南村动了耍社火的心思,就会把锣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战。如果北村不应战,南村便会三番五次地去打鼓,阵容越来越大,甚至配上铜号喇叭,扛上“三眼铳”、“抬枪”去轰,此为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贴对联”,双方尽量贴对联挖苦讽刺,比如北村恰好有个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或者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他们就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重点。尤其要在爱耍热闹也有威信的人家门前和庭院哄闹,锣鼓惊得人家鸡飞狗叫、屋檐唰唰落土。主人家虽然笑脸相迎,敬烟敬酒,闹事者仍不依不饶,直至主人答应一起“耍社火”方才罢休,到此就算把社火烧成了。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足够引起习惯于宁静生活的城市中产的反感。但更热闹、红火的还在后面,2010年南村和北村的“耍歪官”中体现的社区自治和文化自觉让我感到震惊。

“歪官”在方言中的意思是很厉害的官,很有威信。所以村民们会以落款“人民政府”的口气发表一个告示,“乙丑岁初北寇进犯,烽烟再起,奉昭承运,备良车万乘以御敌……温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特荐为征北讨虏大元帅……”。这位选出来的“歪官”骑在牛背上,有专人牵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南村的锣鼓队簇拥下,直奔乡政府而去。据说这位乡长平时做过一些让村民不太满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帅”在政府门口高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道理,并要求乡长出来“给个交代”,同时教育乡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气凌人,注重“德治”和“仁政”。可谓表演幽默而切中时弊。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皮影戏的。

华县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集团,并发展成为中国皮影产业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将华县全部皮影艺人签约为企业员工,并支付月工资,但非经企业同意,艺人不得私自演出。由于企业战略目标定在都市舞台和国际舞台,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皮影展厅、世博会的皮影表演和《白鹿原》里的老腔。但是企业的摊子铺得太大,并将依靠政府扶持项目和政策贷款作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而不是开拓市场,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董事长因非法集资于2014年被捕。

20125月之后,企业就再没有给皮影老艺人发过工资。不少艺人坚持到了10月,看到实在发不出工资,就各自回家了。只有吕崇德一个人坚持到了20132月。他说:“去年(2012年),雷总让我坚持坚持,别人都走了,我一直坚持到最后,年底了才回家。回家后,我给雷总打电话,雷总不接。我想他忙,我就找个人给他发短信(吕崇德不会写字,不会发短信),说我要这10个月的工资,你要是实在没钱,给我写个条子,盖上章,等有钱了再给也行。我在雨田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了我还要钱啊……最后几个月在西安,租房的钱和电费,一个月500块,加起来好几千,都是我自己垫的。”

2014年,一批老艺人又重新回到了少华山脚下最初电脑培训学校的空房子里居住,虽然他们只能断断续续领到一点政府补贴的生活费,也没有薪水,但他们觉得或许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收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家冷清得很,在学校人多热闹,还有戏演,不图钱。他们把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建成了一个文化社区,自发地形成合作社:既能跑订单、唱戏,最低限度地维持生计;也能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陪伴,自助合作,拉弦唱戏,文化养老;还能扛起华县皮影的大旗,让游客在这里看到正宗的华县皮影。

这种戏里戏外的情义,以及当下熙熙攘攘的年代里所体现出的文化担当让人感动。

第三个故事是乡村老人自愿口述乡村历史。

2016年,我到西安市高陵区文化馆参加了一次活动。后来,我在网上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为感动的一次活动”。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前往1000多个自然村,动员村里识字的老人做志愿者,记录自己的村庄史、生活史、文化史,记录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老人们热情高涨,最终召集了100多个志愿者,大多为6080岁。这些老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带着录音笔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进行口述史工作。

这次活动蕴含着群众动员群众的精神,老人采访老人,把历史还给人民。我问过几个老人,为什么愿意当志愿者,他们说,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拆迁过后很多村庄都没有了,现在文化馆发动他们把这些村庄的传说、历史、文化都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培训那天的早上7点,他们就让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文化馆,一直忙到下午四点,还不愿散去。

我们在一起的追求

如果给这个时代一幅素描,我们会看到两个如候鸟一般、匆匆擦肩而过的人群:一是逃离北上广的白领青年,一是进城寻梦的打工者。

为什么我们不彼此停驻?抽根烟,握个手,喝杯酒?

其实,这幅素描的初稿在100年前就已被李大钊描绘过。他说,“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何必呢?”

汪晖老师在看完话剧《世界工厂》后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与“庶民”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全新的“我们”。

“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简单和美好的诉求。

我想起199511月在法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一场示威活动,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农民阶层与全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追求从未停息,尤其是在城乡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需要倾听农民的声音,建设美丽乡村并不是为了寻找城市人“逃离”压力与雾霾的世外桃源,而是几亿中国农民切实地组织起来、建设新型农村的需求。

 

(编辑  杨利红)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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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国家发展改革方针积极建言。在此选编部分提案和发言稿,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编者

 

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加大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

汪晖*

避免农地集体所有权“虚化”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各地农村土地分包到户后,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的矛盾突出问题,充分说明:过分强调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必然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因此,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重新布局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试点十分必要。

一、我国实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体现,为“三农”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我国《宪法》规定,现行土地制度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考虑到发挥集体优越性,又考虑到发挥农民家庭积极性。但其下位法的《土地承包法》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的唯一性,抑制了集体统一经营层优越性的发挥。在当前适应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坚持和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 己成为当务之急。

二、在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由于大力推行增 (减)人不增 (减)地,过分强调固化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土地承包期和长期不变预期,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不仅导致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导致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化程度下降。又因国内外市场因素造成农地经营效益差,掩盖了农地分包到户的矛盾和问题。然而,在开展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过程中,农民普遍认为: 土地确权颁证后即永远不变,第三轮土地承包必将继续延长二轮承包期,我的土地我做主,集体所有权己经“虚化”。如果三轮延续二轮承包,二轮土地承包中的失地农民将永久丧失土地,农地与社区成员权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将集中爆发。这次内蒙古商都县近万名返乡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最典型案例。据新华网报道,商都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土地确权没有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起止年限。如果是这样,此轮土地确权有效期只有10年,这与该政策的诉求是矛盾的。

三、在土地分包到户之初就已存在土地转包问题, 随着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土地转包不断扩面增量。同时,在解决土地细碎化弊端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地位。但由于现行《土地承包法》与农业部开展的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 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被“虚化”,对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

四、我国为期30年的二轮土地承包从19981999年开始,再有10年左右就要到期了。土地分包到户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越来越显现出收益分配权特征。在这个时候开展土地确权颁证,不仅县级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甚至抵触严重,而且耗费高额的土地确权成本。如果为了固化或延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这显然是不适宜的,得不偿失的,也是脱离实际的。

五、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特定村社的人们共同拥有本区域内的土地;共同决定本区域土地资源配置的生产和收益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来,土地收益分配权越来越重要。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在确保农户土地收益分配权方面就已有成熟与成功经验。在新形势下,只要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统筹权,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所有者集体的组织优势,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符合各地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探索集体所有制新格局

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历程,今天再将“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甚至实行土地私有化,将危及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实现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的大政方针,要认真反思二轮土地承包的经验教训,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尽快开展强化集体组织发包权和统筹权试点,探索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合理配置,适应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客观需要,切实解决土地抛荒问题的办法。今天的农村已经涌现出一批多方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成功案例,亟需国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予以总结和支持,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新格局。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智库的创新与发展

张树华*

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指出,当下各地积极性很高,出现了一股“智库建设热潮”。但是热潮背后的几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可谓是“库多智少”;

二是重形式、轻内涵,重智库表面形式,轻智库实践;有人还建议设立专门 “智库学”,为智库而智库,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闭门造车;

三是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热衷智库排行榜,追逐虚名;

四是“言必称希腊”,必称美国为榜样;盲目追求国际化,以所谓市场化、独立性为标准和方向,忽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自身优势。

在当下兴起的 “智库建设热潮”中,智库领导者和工作者要保持头脑冷静,苦练内功,站稳立场,坚持中国特色,按照“专业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构建供给高质量成果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

1)树立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中国智库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些人以为智库是西方舶来品。前些年,伴随着智库热的兴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智库运营模式几乎成了一些人心中的模板。但美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期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分化、整合的平台期,日子并不好过。中国的智库建设要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立足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智库建设要坚持继承性、民族性和自主性,分类发展,形成结构分明、各具特色的智库体系。不同智库应明确不同定位,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努力构建一个梯次鲜明、布局合理、专业性强、发展有序、分工明确、各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体系。优先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的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群。

3)中国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应秉承“科学性、客观性、人民性”原则。不要盲目跟随西方国家智库的“独立性、非党派、非营利、市场化”等旗号。中国智库应力争成为决策机构“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参谋和助手。

4)智库建设应坚持质量为先、注重内涵。要力戒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倾向,纠正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研究要以对策应用研究为主,要以内容为先、质量为上。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

5)智库研究要“顶天立地”,研究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要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如果耽于闭门造车,满足于象牙之塔,就失去了本身的存在意义。

6)智库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多生产储备性、针对性对策建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智库的应用对策研究,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应当有别于书斋式的学术研究。智库开展应用对策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针对真问题,找准切入点。

7)建立科学的、适合智库绩效和人才评价的标准。智库不同于一般教学、基础性科学研究,也不同于咨询公司和点子公司。对于一般性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讲,建设智库应分清主业和辅业。

8)要完善智库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智库是介于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基金会、咨询公司之间的机构,有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智库人才应包括有政府工作经历,或有科研和教学经验,有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多方位人才。建议大力发展MPAMPP教育,畅通决策部门、实际工作、智库之间的人才“旋转门”。

9)服务决策是本、智库排名是末。对待流行的智库排行榜,要保持定力和审慎。中国智库要提升自身在国家和人民心中的分量,提高社会影响力,归根到底是切实提高研究水平,提升服务战略与决策的能力。建议建立中国标准的、统一的智库分类评价体系。

10)中国高端智库应树立超前意识和问题导向,发挥团队优势,重视集体性成果。站在时代前沿,善于跟踪趋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诊断和研判,力争拿出全球性、战略性、综合性的成果。应集中力量、联合公关,多做一些战略性、预测性的综合性研究。

11)中国智库要直面全球问题,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做贡献。建议重新开通学术类信息交流的中外文闸口,扩大中外智库的交流和对话,以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判,消除负面干扰和舆论抹黑。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智库对话和舆论斗争,弘扬我国和平、发展、共赢等价值理念。

 

用改革的办法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杨凯生*

自中央提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多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方面,去产能的措施和成效,比去杠杆更清晰、更显著。而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只要有一方面拖了后腿,就会影响其它几项目标的实现。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高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2016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是略有下降,去杠杆成效不够显著。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根本上找到降低并稳定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办法。

由此看来,在降低杠杆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要注重通过改革来探索去杠杆的有效办法。201610月,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中提到的降低杠杆率途径共有7条,但不少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其中的债转股或核销债务等方面。在当前不少企业债务高企、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一些尚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包括债转股在内的一些债务重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

  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和所需定额内流动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只有一部分季节性、临时性的补充性超定额流动资金才由银行贷款解决。这种财政拨付资金的做法具有定期或不定期增加企业所有者权益(资本金)的作用。由于国家基本统包了企业的资金需要,企业使用国拨资金的责任不尽落实、不够具体,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了增加企业的经营责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推行国有企业“拨改贷”改革措施:将企业的基建所需资金和挖潜、革新、改造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管理,财政、银行分别供应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这也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来源渠道变得狭窄(尽管先后曾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规定有关项目建设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等等,但在实践中,往往让步于发展的需要,落实得不理想)。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多,它的杠杆率(负债率)必然越来越高,财务负担必然越来越重。由于大量银行贷款沉淀在企业中充作资本金使用、难以盘活,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越来越弱,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就不断增加和积聚。

  我们必须看到,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本质是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缺乏对企业的资本注入责任,缺乏把企业杠杆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机制。

  现在强调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资本为主,但管资本不仅仅是如何提高资本回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管资本为主”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国企出资人、国企监管人有责任维护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稳定。去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中,有几个重要的精神:一是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出资人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二是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重点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三是要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等等。如果不能认真落实这些要求,各种临时性的去杠杆措施只能收到一时的成效。

建议国有资本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出资部门,对所管理的企业分行业、分规模确定负债率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要求,也是对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的约束——企业所有者应该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随时关注它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一旦临近或超逾负债率标准,那就有责任、有义务以适当形式向其注入资本。这应该成为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计划的重要内容。

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明显不足。201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补充国企资本金的分别只有886亿和399亿,分别是上一年度的92.2%77.6%2017年这一指标又分别是2016年的83%80.9%,逐年递减。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杠杆率过高、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当然,要不断增加资本性投入来降低国企负债率,这将有一个国家财力是否力所能及的问题。因此,降低国企杠杆率就必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有限的国有资本只应进入国家应该持有、必须管理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那些国家不必掌握的企业拖累和影响那些应该做大、做强的企业的发展。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倒逼和促进。要真正使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下来,就需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一场深入扎实的改革。

 

 

公立医院姓“公”是医改要害¨

钟南山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明确提出:“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这句话点出了医改的要害。关键在于:其一是突出三级医院的“公立”性;其二是三级医院要“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体现了中央将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鲜明态度。

习主席在2016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享共建”的卫生工作方针。要实现这个方针,需要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就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让他们获得合理的、阳光的待遇。这里的关键是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其主要标志是:他们的薪酬应该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主要由政府承担,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而非主要靠医院创收提供。

尽管医改已进行了8年多,从数字上看,2015年政府的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97%2016年略有提高,在医务人员的收入方面,政府提供的只占不到20%。其他80%都是靠医院自己消化。

“以基层为重点”,就是要真正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基层解决。这几年,我国对基层医疗的投资不可谓不多,特别是改善基层卫生医疗环境,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等方面,但是据统计资料,2005-2016年,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比例从33.8%上升到41%;去基层医疗机构的,从63.3%下降到55.5%;住院的比例从71.1%上升到77.3%;去基层住院的比例从23.3%下降到18.2%。病人不仅没有向下分流,反而更向上集中,造成大医院越来越拥挤。

分析其原因,基层医生要受病人欢迎,核心要有过硬的本领,这些业务技能培养要靠广大公立医院医生的“传、帮、带”。而大医院和许多基层医院联合建立的“医联体”,实际上是为大医院本身服务,在病人资源上起到虹吸作用,并没有认真地对基层医生进行培养提高。什么原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都解决了,大医院靠什么生存?医改要求,大医院的医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些医生靠创收生存的桎梏。

改革创新的主力军是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举个例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进行麻醉及手术的创新,开展麻醉无管化,微切口创新技术,除了基本胸腔镜器械及手术费用与传统方法一样以外(肺叶切除手术3530元),新的技术使麻醉、复苏、耗材及住院日费用由传统的18219元下降至6839元(节约63%),大大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医疗负担,生活质量有了极大地提高。但是,医院的收入却因此减少了,医生的收入也随之减少,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预防为主”,大医院的职责不应该只是医疗。在目前的医疗模式下,大医院的工作也应该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诊早治,但在当前的体制下,医院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病越重越有经济效益,出现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这几年,“药瓶中的浪费”比“舌尖上的浪费”所产生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全国住院量从2005年的7000多万猛增到2015年的2.1亿。2016年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医药行业销售收入增长9.7%,利润增长13.9%,医药板块市盈率为35倍,远高于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次在国际上对无症状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进行早期干预治疗,发现不仅患者肺功能有明显的改善,其每年的急性发作率只有0.08//年,比中晚期的患者大为减少(1.41//年),医疗费用也从平均20100//年减少至1140//年,这个研究成果是经过我们9年多的努力得来的,在世界属于首次,将改变对这个重大疾病的治疗战略。但是,从医院的创收角度来说,那就极大地减少了医院潜在的收入,还直接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收入,这些研究项目的动力又从哪里来?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最近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决定,试点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尽管强调“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但这个指导意见仍然没有跳出一个框框:奖金还是来自创收。医院收入离不开市场导向,还是要从病人腰包中掏过来。

我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强化医改中的供给侧改革,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特别是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薪酬的直接投入。也可以通过“三医联动”,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入整合起来,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政府要为公立医院兜底,尽到保障责任。这些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少,但投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据有关专家统计,2015年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7.1%,而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为13.3%,中高收入国家为11.5%,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10%。对于需方,政府投的医保费用今年由420元增加至450元,但由于医院市场化的体制未变,即使医保的投入比现在再增加几倍,也会被医院吸过去,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据北京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高级顾问郑家强教授的研究,全国过度检查和治疗的开支接近约6.7千亿元/年,占2015GDP1%。加大对供给侧的投入,可极大减少需求侧的过度检查及医疗负担(这是医院自负盈亏导向的恶果)。假如这1%,在体制转变后能够用于提高卫生人员待遇——40%分配给职业医师,40%分配给其他技术人员,上述人员每年增加的收入分别是:11.28万元、5.14万元。医务人员的收入得到保障,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为了逐利而过度医疗的温床。按这样的计算方法,政府在对卫生的总体投入上不但不会明显增加,反而使医保的浪费大幅度地减少。这就是加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机制转化问题。

2.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进行公立医院试点。例如2016年深圳市在罗湖区成立了三医联动的“医共体”,成立了罗湖医院集团,包括五所医院和23家社区中心,由“保疾病”转变为“保健康”,采取“总额管理、节余奖励”的模式。医生的人力成本由政府财政投入(29.87%)、医保统筹基金购买服务(30.53%)和非医保业务收入(39.60%)组成。对整个社区的工作重点是防治结合、早诊早治,如果病人越少,特别是重症病人越少,年终结余越多,医务人员都有奖励。这种“三医联动”的模式十分可取。医务人员从政府部门获得了相当于目前三倍的财政补助,并且通过他们的努力,预防疾病、早诊早治做得越好,年终奖励越多,这样不仅进一步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而且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医护人员、病人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统一在保健康、少发病、早诊断、早治疗的共同目标上。

一句话,三级公立医院姓“公”,政府对三家医院尽到主体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医改才能走上光明大道,破解这个大难题。

 

(编辑  碣石)


¨ 该提案是乡村基层干部和三农研究学者共同讨论的集体结晶。

* 汪晖,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 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 本文根据钟南山在2017年两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3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认为,这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倾向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简政放权、破除旧的计划体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但同时逐步助长了另一种倾向,导致新的认识误区,即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只要持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

“小政府”观念不成立

“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是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的。营造这种话语,在其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使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在理论或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都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其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美等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却没有能力履行这些基本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之后,政府职能并不是削弱了。从国际视角看,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

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实现最优境界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等职能是一种公共产品,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将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考察,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如何发挥其功能,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能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启动现代化,关键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代表人民长远利益、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有为的政府不能放松监管

积极有为的政府,使中国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了活力;只要经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这种解读并不正确。这种流行观点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经验的简单解读:政府因放开城乡多种经营的限制,加速了经济增长。如何解读这一历史事实?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仅仅归结于“去监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此前多年建设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诸多发展城乡多种经营的条件,放松部分审批监管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等等,审批不是过于严格,而是监管错位及缺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产能过剩、金融泡沫等问题的出现,也并不是“大政府”所导致的,而是一些政府的行为助长了市场的盲目性,本质仍然是市场失灵,只有靠政府正确地履行职责才能解决。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维系人类社会现有的一切关系和文化、道德约束,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将会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长期、健康、持久的发展,而且将产生巨大的风险及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表面化、片面化、绝对化。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编辑  季节)

深化改革

2016年,中信银行全力布局大零售综合营销服务体系,深入推进零售战略的三年战略规划和二次转型各项工作。这一年,为应对市场发展新变化,中信银行审时度势提出零售业务“433”发展布局,聚焦三个做大、三个做强的核心工作,扎实做好四个坚持。针对市场变化,做大三方面重点业务;对内围绕内部经营管理,做强三方面的能力。转型开展两年以来,中信银行零售业品牌形象及市场美誉度快速提升,各主要业务成绩斐然。

落实四个坚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一是坚持规模与效益并举。盈利方面,2016年零售板块实现营业净收入380.62 亿元,同比增幅20.10%,营业净收入占比达25.95%,较去年提升3.24个百分点;实现非利息收入231.90亿元,较上年提升34.88%,占全行非利息净收入的51.53%。规模方面,全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达到13068.0亿元,增量同比增幅40.8%;全行客户量达到6747万户,其中中高端客户超过50.5万户,增量同比增幅52.2%;个贷余额达9352亿元,增幅43%;信用卡新增发卡701万张,同比增长21%;电子银行存量客户数达2629.81万户,同比增长32.7%,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二是坚持联动与协同并进。中信银行零售银行创新思路,与百度共同发起设立“百信银行”,秉承“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坚持“平台化发展、特色化经营”的商业模式,开创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携手共赢新格局。牵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起设立商业银行网络金融联盟,引领电子账户行业标准,通过联盟行间的系统互联、账户互认、资金互通,为客户带来更加安全的账户保障和更多创新的金融服务。电子银行创新支付方式,发布“信e云闪付等创新产品。信用卡中心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先后与顺丰、京东、小米、华为、返利网等公司跨界合作,批量获取客户,引领创新潮流。整合集团及9家金融子公司的品牌、专家、产品、团队等资源,在北京举办了中信财富论坛。正式发布了中信财富管理品牌,建立了中信财富指数工作机制,成立了中信财富专家顾问团队,并形成了中信产品精选方案。个人信贷业务优化风控与运营,推行电子化流程,推出房抵贷2.0版和房抵经营贷、顺位贷等产品,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荣获《银行家》杂志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三是坚持硬转与软转并行,共同着力网点产能与服务水平的提升,以产能促服务,全行“百佳”、“千佳”评选取得历史性突破。2015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百佳评选中,中信银行“百佳”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2016年中信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千佳评选中,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二,获评率在所有参评银行中排名第二,创历史最佳。四是坚持基础与创新并抓,加强创新驱动,建立以创新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创新机制,并推出了智慧柜台、基金智慧投资、跨境宝、飞常准账户+等优秀创新项目,力争在稳固基础业务优势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坚持三个做大,应对市场,提升实力。一是做大管理资产。中信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发展理念,坚持为客户构建理财、基金、保险、信托等多元化的产品服务格局,同时注重全面提升面向中高端客户的综合金融产品服务水平和资产配置能力。2016年,中信银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已达13068亿元,零售中高端客户数达到50.5万户,私人银行客户突破2万户。二是做大资产业务,在做好资产质量管理的基础上,中信银行大力发展零售资产业务,打造“房抵贷”、公积金网贷信用C等创新产品,使之成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的有力抓手。2016年末,中信银行个人贷款余额增量突破两千亿元,同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三是做大收单业务。中信银行2016年大力拓展收单业务,使其在优化客户结构、提升中收、吸收存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构建智能化、全支付的收单业务平台,为商户提供基于场景化应用的全面、优质支付服务,提升商户价值贡献。

深化三个做强,夯实管理,激发动力。一是做强客户经营。开展转型以来,中信银行以“幸福”为主题,以客户为中心,以提升管理资产等核心指标为目标,统一了产品、宣传、组织和活动,建立起零售板块统一的综合营销体系。建设以三卡一金为特色的家庭财富管理体系,重点挖掘作为家庭财富实际控制人的女性客群的营销潜能,同时带动幸福年华卡老年客群、菁英卡年轻客群的增长。2016年出国金融首家推出全球签业务,首次出版发行《出国留学蓝皮书》等,进一步凸显了大零售综合营销体系的优势。中高端客户经营方面,构建差异化客户分层经营体系,通过产品、队伍、服务、渠道和品牌实施差异化的营销策略,逐步确立“利润中心、管营合一、上管下营”的私人银行新模式。二是做强网点产能。全行开展网点分类管理,加强产能监测评估,实行“一行一策”,有效提升网点营销服务能力。同时,加强电子渠道和物理渠道的整合联通。优化自助设备布局和功能建设,保障移动互联渠道和支行网点渠道的服务联通,促进相互引流客户。三是做强零售队伍。战略实施,人才是根本,中信银行持续优化队伍人员配置,充实网点零售人员队伍,建立起总、分、支三级内训师队伍,并渗透式对全行零售队伍加强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同时推行零售绩效积分管理,建设CRMCMM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加强队伍的服务能力。

中信银行零售战略二次转型两年以来,业务成果有目共睹,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2016年,荣获《亚洲银行家》评选的“中国最进步零售银行奖”、“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奖”、“最具成长性财富管理业务奖”;荣获《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荣获《金融理财》评选的“第七届金融理财金貔貅奖——年度金牌零售银行”、“年度金牌市场影响力金融产品”;荣获2017年度《亚洲货币》“最佳精品私人银行”奖;荣获《财富管理》2016年度评选的“最佳中国私人银行最佳客户服务奖”、“优秀家族信托服务”等奖项,市场声誉显著提升。

舆情分析

  2017218日中午,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四川男子胡某因口角纠纷,持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下。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各平台营销号迅速反应,血腥暴力的现场图片、视频迅速在微博、微信平台流传,一些煽动不安情绪的微信文章也广泛传播。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中,各路自媒体借热点事件营销已成常态,在近期的国内民众抵制乐天及萨德等政治类事件中,各路营销文章同样大行其道,对社会舆论造成误导。

  

热点事件中的借势营销

自媒体引导舆论的作用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武昌火车站事件共引发360篇新闻报道,36891条微博讨论(不含评论)。从舆情走势图可以看出,媒体报道滞后于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初,网民的信源以自媒体为主,而在220日媒体大规模介入报道之后,网络舆情不升反降。在此事件中,自媒体文章引导舆论的作用超过了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其中不乏罔顾事实、借势营销之作。

1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舆情走势图

自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借势营销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事件曝光,传播血腥图片、视频吸引关注。218日中午1225分事发后,微信平台近30篇文章被热传,多个微信公众号迅速发布含有现场血腥图片、视频的文章,并使用“被人当街割头,扔进垃圾桶”、“胆小勿入”、“太血腥了”、“一碗面引发的惨案”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吸引眼球。

微信公众号“老家啊”发布了原创文章《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真相还原:50几人报警,没能阻止暴徒挥舞14刀砍下受害者头颅》,该文章被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其中公众号“麻城举水社区”转载的效果引人注目。“麻城举水社区”是一个社区生活类公众号,平日活跃粉丝数约为1万。但这篇武昌火车站事件的文章阅读量达到9万+。一些关注度低的微信公众号有效地“消费”了事件中凶手残忍的作案手段。

评论类文章遭热传,矛头指向底层社会的戾气219日,爆款文章从报道事件转向了发表观点,这些文章多把事件归因为社会普遍的戾气,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恐慌,从而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

微信公众号“雷斯林”发表原创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砍头:法律对不怕死的人无解,所以待人和气一点其实对自己也有好处》,文中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有悖于常理的犯罪,“他人就是地狱”,呼吁读者保护自己。该文章得到了10万+的阅读量、6756个点赞、286人的打赏,并且先后被40多个微信公众号所转载,总阅读量达67万+。

另一篇爆款文章《武昌火车站事件:一切道理都失效的全民受害事件》表达了相似观点,文中称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是在和这不公平的世界说告别,认为此类事件作为事件本身的偶然性,它该发生还是会发生

嫌犯为精神病人,司法类、家庭教育类、心理健康类公众号发文蹭热点。219日傍晚,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 @红星新闻,发表报道《红星独家 砍头疑犯胡某原来是精神二级残疾》,将舆论关注点引到 “精神病犯罪”的话题上。多个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从司法案件的角度分析对精神病人的定罪量刑,得到了大量阅读量。同时,多个家庭教育类公众号借势发表文章,探讨家庭教育,推广家庭教育类课程。如北京优联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家长家”发表的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砍头:必须反思家庭教育缺失!》得到了9万+的阅读量,文末为该公司提供的家长家庭教育类课程打了广告。同样借势推广自身产品的还有心理健康类的公众号,如微信公众号“洛阳阳光心理”发表文章“武汉面馆老板因1元被砍头 都是暴力沟通惹的祸”,在文末推销了《非暴力沟通》读书会。

事件后期成为营销噱头,自媒体进行热词营销。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被报道后,“面馆”、“火车站”、“武昌”等成为舆论热词。多个微信公众号抓取了这些“热词”,以这些“热词”为噱头,增加文章点击量,从而增加广告价值。

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发生后,“火车站”也成为舆论热议的关键词。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涉及在火车站经历的多篇文章,得到了很高的阅读量。

金正男遇刺事件

213日,金正恩兄长金正男于马来西亚遇刺身亡,未得到确切消息,但各自媒体迅速反应,微博微信相关文章热传,迅速引爆舆论场。215日,涉及此事件的微博达96465条(不包含评论),到达舆论高峰。此事件中的营销类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

小说体文章遭热转。金正男事件刚被曝光后,案件尚存在谜团,对事件的各种猜测甚嚣尘上,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小说体”文章迅速走红。一篇小说体裁的文章《李忠哲:我杀死了金正男,朝鲜我是回不去了!》(来源:郭麦子的博客)在微博、微信上得到热转。该文章在微信上被近126个微信公众号所转载,总阅读量达176万+。

关注女嫌犯,炒作“女性特工”话题。关注点移至事件中的女嫌犯后,在微博、微信上出现了将此严肃的政治事件娱乐化的现象。

韩国最大的华人门户网站奋韩网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奋斗在韩国”发表文章《涉嫌刺杀金正恩哥哥的女特务竟然是越南女网红?!还是个大照骗...》,关注女嫌犯化妆、修图前后的差异,阅读量10万+。微信公众号“锵锵西游”发表文章《金正男死后,朝鲜美女特工大曝光,看到第一张就喷鼻血》,得到了10万+的阅读量,总阅读量达126万+。

 

乐天支持萨德事件

228日,韩国乐天集团与韩军就部署“萨德”签署易地协议。事件引爆国内舆论,国内民众自发抵制乐天产品,该事件连续多日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营销号也借此热点进行营销。

恶意夸大、妖魔化民众抵制乐天行为,煽动民众情绪。国内各地掀起了抵制乐天的行动后,一些民众抵制乐天的极端或虚假案例在微博、微信流传。多个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一女子去乐天玛特买东西被打惨了(视频)》,共得到了近6万的阅读量。文章的封面图片是受伤的女子,但实际并无其事,文中所贴视频内容是影视剧片段。此外《男子受萨德影响病发 持刀要去韩国杀人(图)事发宿州》等文章也被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

此类文章大多妖魔化民众抵制乐天的行为,炒作国内打砸韩车等个案或虚假事件,以达到猎奇的效果。

以道德名义敦促受众阅读转发。这类文章通常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摘要为形式,以爱国的名义要求受众必须阅读文章、转发及点赞,由此提高阅读量与转发量。如以杭州榴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各类品牌、大V借势发声,自我炒作。在全民抵制萨德、抵制乐天的舆论声浪下,不少企业、明星借势发声,表明立场。例如@卫龙食品 宣布其产品从乐天玛特撤架,引发网民叫好。以韩式烤肉为主的餐饮企业汉拿山在微信公众号“313日,拥有450万粉丝的“网红”穆雅斓在微博上发布喊麦视频,呼吁抵制乐天,表演夸张搞怪,言语低俗,并用韩国歌曲作为背景音乐,遭网民痛骂蹭热点”“借爱国洗白自己。更有女主播进入乐天玛特超市直播毁坏商品,捏碎方便面,偷吃零食、偷喝饮料,以表达其所谓的爱国情绪

借抵制韩货风潮推销自身产品。不少国产商品在民众抵制韩货的舆论浪潮中发现了商机,借用民众对韩货的负面情绪推销自身产品。

微信公众号“杜康秘藏”发布文章《乐天事件|边赚钱边苟且?支持国货,支持本土企业,支持杜康秘藏!》,将“支持本土企业”的概念换成了“支持杜康秘藏”。微信公众号“朴槿惠下台事件

3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总统弹劾案,朴槿惠被罢免。在金正男事件、萨德事件的风口,朴槿惠下台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热议,营销文章也广泛流传。

将政治事件戏剧化、简单化。朴槿惠下台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上的多篇文章将朴被罢免称作“韩剧”的“大结局”。微信上多篇文章以“韩剧”的手法回溯朴槿惠至今的人生,将韩国的政治事件娱乐化,以“韩剧”富戏剧性、简单化的手法叙述朴槿惠下台事件。

如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发表的文章《朴槿惠的故事,集齐了韩剧所有狗血元素》一文,得到近3万的阅读量。微信公众号“心理健康类的公众号借势炒作。朴槿惠下台后,微信、微博上多篇文章分析朴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类公众号“借朴槿惠下台事件为噱头,强行蹭热点。不少不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使用朴槿惠等热词作为标题和噱头,强行蹭热点。微信公众号“盐城新东仁医院”发布了原创文章《同样是女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利用朴槿惠作为噱头,毫无意义地对比了朴槿惠与在该 

借势营销的手段与规律

营销动机:流量变现与品牌推广

自媒体营销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商业企业、公众人物和自媒体专业运营者。

商业企业往往希望通过营销推广品牌和产品,借用热点事件打造软广,吸引受众眼球;公众人物往往借用热点事件炒作自己,提高自身曝光率,达到“吸粉”的目的;而专业的自媒体运营者,需要通过文章的阅读量、公众号的关注量来换取经济收益。前两者往往以热点事件作为噱头和引子,行炒作营销之实,后者则最有动力打造爆款文章,往往通过对热点事件进行差异化的报道、评论和解读,以吸引读者。

与传统媒体从业者不同,自媒体从业者的收入直接与粉丝数、阅读量挂钩,微信公众号的广告收入根据粉丝数明码标价,因此,在自媒体平台,借势营销、恶意炒作现象最为普遍。

营销时机:事件发生后的黄金一小时

在信息冗杂的自媒体平台,公众号往往追求快速制胜,有自媒体人分析过,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是传播的黄金期,而过了黄金期,只能靠内容创意出奇制胜。

没有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作为信源,自媒体一味求快、不辨真伪的报道方式,往往导致不实信息甚至谣言迅速传播。在武昌火车站事件中,自媒体早期多使用一碗面引发的惨案等未经证实的消息炒作,挑动民众的不安情绪。

营销内容:多种手法打造“爆款文章”

将偶然事件归结为社会普遍问题,触及读者同理心。营销号往往将一些极端的偶然性悲剧事件归结为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暗示该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扩大公众对该事件的恐惧情绪。

“杨改兰事件”中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一文便是其中典型,该文章将杨改兰杀子后自杀的悲剧归结为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认为社会有罪。武昌火车站事件中的爆款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事件:如果你不想杀人或被杀》、《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一切道理都失效的全民受害事件》等也如出一辙,将极其偶然的精神病人杀人事件归因为社会的戾气,暗示每个人均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引发读者对切身安全的恐慌。

标题党,迎合受众猎奇心理。营销文往往抓住受众的窥探、猎奇等心理,打造标签化、冲突性强甚至涉黄涉暴的标题,这些标题往往夸大或扭曲事实,煽动性强,诱导读者阅读。如抵制乐天事件中的文章《男子受萨德影响病发 持刀要去韩国杀人(图)事发宿州》,使用“美女”、“精神病”杀人等词汇诱导阅读,将严肃的政治事件娱乐化、荒诞化。

夸大、编造事实,追求耸动效果。营销文往往为了点击量夸大甚至编造事实,形成谣言的源头。抵制乐天事件中,就有自媒体传播所谓南通有人砸韩系汽车事件,这一不实信息广泛传播,造成对爱国主义的抹黑。在多次国内民众的自发爱国事件中,这一夸大或捏造民众极端行为的不实信息屡见不鲜。

炒作方式:多账号、各平台互推,形成刷屏

营销号往往在微博、微信、知乎、今日头条等多个自媒体平台同步运营账号,实现平台间的相互导流。同时,一个营销团队往往拥有多个营销号,营销大号之间也往往互推以扩大影响。一篇“爆款文章”往往得到多个自媒体大号的转发,形成刷屏效果,并同时扩散到各个自媒体平台,引发全网关注。如《盛世中的蝼蚁》一文就是首发于格隆的多个自媒体号格隆汇”“股市那些事儿”“格隆理财,随后被多个金融圈营销号迅速转发,形成舆论热点。

 

借势营销之恶

造谣传谣,损害媒体公信力

出于追求时效、追求耸动效应的目的,营销号往往发布未经证实甚至是恶意编造的信息,以博得短时间内的阅读量激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实信息甚至是谣言的广泛流传,误导公众。

而在主流媒体报道之后,舆情往往出现反转,这在近年来的热点事件中已经屡见不鲜。舆情的反复反转,只会导致公众对整个媒介环境的不信任,从而损害媒体整体的公信力。

夸大事实,搅动社会不安

自媒体出于营销目的恶意夸大事实,或将个案上升为社会普遍现象,将偶然事件归因于社会体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这些营销手段将挑动整个社会的不安情绪,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

2016年的和颐酒店事件、杨改兰事件、雷洋事件,近期的武昌火车站事件等都存在此类营销文章,这类文章利用公众的同理心广泛传播,蚕食网民的安全感,往往导致网民对政府的对立情绪。

劣币驱除良币,导致优质内容缺失

营销号、营销文章的泛滥对严肃内容、深刻观点造成巨大的冲击。营销号通过各种标准化套路生产出来的信息,充分迎合了受众心理,相比于严肃、深刻的内容和观点,营销类文章耗费的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更低,更容易获得高阅读量,从而被更多的自媒体从业者选择。

在需求方面,大量的营销文章占据了网民大量的阅读时间,网民从冗杂的信息中鉴别和寻找优质信息的难度不断增大,严肃信息、优质内容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借政治议题营销,触及意识形态底线

随着热点政治事件的频发,营销号也开始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屡屡妄言,触及意识形态的底线。

在微博时代,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就开始炒作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子虚乌有的事件,攻击公众人物,煽动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同时污蔑历史人物,否定共产党历史。更有某些营销大号以编造政治谣言作为营销手段,一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近年来,网民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一些微信营销号、微博网红又蹭起了爱国热,在南海问题、萨德反导系统、抵制乐天等事件中打着爱国旗号频频炒作。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娱乐化、低俗化。另一部分别有用心的营销号刻意夸大爱国网民抵制乐天的行为,甚至生造出群众打砸抢韩货的不理性爱国行为,污名化爱国网民,借此再度高调攻击所谓爱国 民粹

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议题上,恶意营销的危害更甚。营销号将炒作社会事件的套路照搬到政治事件中,或将政治事件娱乐化、荒诞化,或编造政治谣言蛊惑群众,或恶意煽动民众情绪,严重搅乱了社会思潮。这种商业营销“泛政治化”的倾向,使得媒体本身的逐利行为危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是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