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内涵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概念界定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支撑着我们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阐释大概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是分格之学，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对事物进行研究。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当中不变的部分。第三，科学发现的目标是从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变的部分当中寻找事物的普遍性，也就是共性。第四，科学研究的工具是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语言，特别是概念化的语言；二是基本的逻辑规则，后来人们很精确地称之为理性。
从科学的规律可以看出，普遍性与普通是科学知识的两项基本内容。这里所说的普遍性，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学关注事物的共性而非个性，二是强调科学知识能够被人们所共享。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而不是私人性的经验或者体验。
这种着眼于事物的普遍性和不变性、通过逻各斯加以把握和表达的科学知识，是否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其实非常清楚，科学既非人类知识的起点，亦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更非人类知识的全部。所谓科学并非人类知识的起点，是指科学并不能为自身提供基础，特别是科学基础知识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并非科学的产物。产生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断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直观。他特别指出，直观不是知识而是感觉，是对事物整体而非对个体事物的感觉。总之，科学需要直观地提供基础或者出发点。
同时，科学也并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知识的终点应该是记忆或者实践，记忆和实践针对的不是抽象和普遍的人和事，而是具体的人和事。在与具体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抽象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实践的智慧，并且超越其自身。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科学是整个人类的认识，在实践过程的中间阶段有一个入口，即与人类的实践生活相连接；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实践的智慧或者叫做明智。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区别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我国，人文的概念也有着十分古老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简单的话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文化。人文，与天文及天象相对，是指人类的文明之道、文德之教，也就是诗书礼乐等人类文明的成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文明、文德化成天下，通过这些文明成果来教育人、说服人、感化人，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人文可以化人，即改变人，这就是中文语境下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
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身不发生变化的事物和事物中不变的部分，而人是可以“化”的，所以严格地讲，对人的研究和理解不应该是科学的功能，至少对人的可变部分的认识超越了科学的能力。那么对于人这个对象，能否用某种知识加以把握，或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知识来加以把握？
这就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考察那些不变的存在物，另一个部分则用于考察那些可变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将前者称为认知的知识或者科学性的知识，将后者称为规范的知识或者深思熟虑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可变的事物分成两大类：具有普遍性变化的知识叫做记忆，具有特殊变化的知识叫做经验。和记忆相比，与经验相关的明智，就是实践的智慧，是人类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明智则让行动者明了行为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可能性，意味着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下针对具体的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亚里士多德特别注重实践。他认为，实践与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对其他事物的制作与改造，而后者主要涉及人本身，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发生改变的除了行为者之外，还包括行为对象。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人们实践的目标就是实现良善的生活。因此，希腊人把关于不变论的知识叫做智慧，“索菲亚”就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而把关于智慧的结论叫做哲学。
对于那些可变物，特别是关于人的实践的结论或者关于明智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它创造一个特别的称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传统对人文概念的理解，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的知识称为“人文”。
政治学的人文学性质
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建的一种科学，按照他对科学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政治现象当中那些不变性和普遍性的因素。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解释遵循了他对科学的要求，他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政治学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并且据此对现实中城邦的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变化的规律进行考察，这使政治学表现出一些与研究物体运动变化规律的物理学相似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反复强调，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那些可变的、个体性的因素，因为政治是与人相关的实践，而非与物相关的记忆，有关可变性和个体性的知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只看到普遍和不变的因素，可能远远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丰富生动的内容，也不足以养成公民们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智慧。如果缺乏针对个体性的、可变性的因素的认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变得十分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总之，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理论的智慧，更需要理解与实践相关的明智。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人们通过对政治的参与，不仅希望改变别人，而且也会被别人所改变。如果政治学不能容纳这些极富个性的变化，它就不仅难以揭示政治活动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而且会大幅限制政治行动的空间，从而对政治实践而言就变得有害无益了。
政治学的实践特征源于人的可塑性，也就是可改变性和可完善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人文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据。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的可变性与这种变化的个体性是高度兼容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变化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产生“性相近、习相远”的结果，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不同的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表现出高下之别，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方向和动力，而这一切成果又丰富了原有的人文。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以讲述历史的方式传授关于政治的知识，就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学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样一种通过讲述历史传递政治智慧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古人以人文的精神理解政治，同时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种方法论。
呼唤全新的政治学
我们深知，历史知识不可能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那些真正需要政治资本的重大抉择也没有成例可循，所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以史为鉴只是希望为政者通过了解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对人和社会的一些理解，形成自己审时度势、慎思明断的能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识，养成明智的德性。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全新的政治学。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当下的政治学教导的那些知识即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而且需要通过钻研历史、深入社会，养成进行政治判断和政治决断的智慧与能力，尽可能做到在政治上知自、自知，知中、中知，看破自己，知进退存亡，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普通的公民而言，则需要养成政治品性和公民责任，培养自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其他公民良性互动的能力，进而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