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2015年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进行了全面分析，总结了我国资本市场在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针对我国国情和股市异常波动现实状况，本文分析了此次异常波动的性质，分析了异常波动期间的各项应对措施，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2015年  中国股市  异常波动  场外配资  股指期货

2015年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也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我们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原因

高杠杆场外配资是股市异常波动主要原因。场内配资，指的是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和风控约束；场外配资则是融资融券以外市场自发形成的，财富管理方面的金融创新涉及信托、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受到证监会的约束和监督极少。关于银行理财资金，根据银监会的规定，银行自营资金和信贷资金不能直接流入股市，理财资金也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公司投资基金。

近年来，随着银行理财资金的不断充裕和金融创新工具的日渐丰富，银行通过发展表外业务，规避信贷监管的金融创新形式应运而生，逐渐催生并滋养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银行理财产品为影子银行体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反过来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和融资企业的合作实现了理财产品的信用扩张。

当2014年牛市迹象出现时，影子银行就从向实体经济放贷转而向股市放贷，各类伞形信托和配资平台在供需推动下迅速成长。在场外配资业务中，作为源头活水，银行理财资金成为“优先级”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各类结构化金融产品和创新工具等渠道分流，最终汇入股市大资金池并形成了风浪。

具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配资渠道入市：第一，通过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在1.18-1.33万亿元；第二，通过基金子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为5500-6000亿元；第三，通过两融收益权转让、股票质押回购、收益凭证等业务间接入市，其规模大约有1.3万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如果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开发的带有杠杆性质的金融创新产品（不包括融资融券）算在内，则施加在股市中的场外杠杆形式就更加多样化了。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后存在的六种杠杆资金形式共同托起了“杠杆上的牛市”。这六道杠杆包括：结构化信托及配资运作模式、民间配资公司及互联网金融配资产品、基金子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证券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分级基金产品和证券公司其他创新型融资类业务。

市场异常波动前夕，场外配资体量较大，主要通过结构化信托和民间配资公司，贯穿线上网络和线下配资实现资金供应。而分级基金、证券公司创新性融资类业务等，虽然所涉及产品本身具有杠杆属性，对放大市场风险具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规体系进行规范和统计监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场外配资渠道所利用。综合分析，场外配资对股市异常波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高风险的业务特性，与中小客户、中小股票形成了结构性错配，造成了股票市场的结构性波动。

股指期货市场联动放大波动风险

伴随着2015年“杠杆牛”的崛起，股指期货交易量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异常波动期间，仍然维持高位。除了正常的风险管理功能外，在此期间，股指期货交易被利用成为做空现货市场的工具，对于现货市场投资者信心和股价起到了一定的打压作用，引发市场情绪的恐慌，加速了市场的下跌。而期货市场T+0的设置以及机构在股指期货上的高频交易，在市场异常波动期间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下跌的作用。

有统计显示，股市异常波动前后，以IF1507为代表的主力合约套期保值仓位仅为40%左右，其余60%均以投机性仓位为主。因此股指期货市场实际上主要成为一个投机、套利的市场。2015年6月12日至7月8日，上证指数连续下跌32%，在此期间，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507日均成交量平均达到持仓量的14.3倍，最高为28.5倍；中证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C1507平均为10.3倍，最高为24.3倍；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H1507分别为7.3倍和13.3倍。相对而言，海外成熟市场股指期货成交量一般不会超过持仓量的1倍，美国股指期货持仓量一般高出交易量30%-40%。

近年来，不少机构在股指期货中采用计算机算法驱动的高频交易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基于市场信号，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买单和卖单，进行跨市场瞬时套利或单边投机交易。在我国，由于一只股票只能在一个交易场所进行，因此高频交易不是现货跨市场套利，而是在期货、现货市场之间套利。高频交易在我国属于新兴事物，尚没有相对严格的监管措施，在期、现货市场发展不匹配的情形下，几乎形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套利环境，其带来的盈利效应非常富于投机诱惑性，对期、现货市场带来的冲击远高于境外市场，巨大的“追涨杀跌”作用加剧了短时间内股指的大幅波动。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性质判断

无论是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比较，还是就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自身内在特征看，2015年的股市波动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纯粹由资金推动上涨和资金平仓下跌带来的证券市场幅度较为剧烈的“异常波动”。

第一，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与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的背景特点显著不同。

2015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全面恶化；相比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股市异常波动未产生大规模不良资产，金融机构没有交叉持有大量有毒资产，因而没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托救；相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没有发生大规模投机资本流动带来的压力。

第二，股指波动时间和程度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前，市场经历了近8年的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翻了5倍多；1987年经济危机前，牛市维持了5年，上涨2倍多；1990年台湾股灾前5年累计涨幅高达10倍多；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香港股市上涨7年，涨幅达到6.6倍。而此轮上证综指由2024点涨至5166点，历时仅1年，涨幅为155%。我国此轮股市异常波动上涨持续时间较短、总体涨幅偏小。

第三，波动不具有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特征。

典型的金融危机，一般包括本币急速贬值、资本市场崩溃、众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等等。而我国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纯属技术性的资金推动的波动，证券市场波动风险没有显著外溢到银行、保险、外汇等其他金融市场，各类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总体上没有因流动性枯竭发生大的问题，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太大损害。

第四，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显著恶化。

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多少少都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有关。1929年美国股灾爆发前，其实体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迹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如此，东南亚各国股市的繁荣，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低迷和国际热钱流入，与自身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而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仍处于下行通道，但GDP实际增速为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股市异常波动前宏观经济也没有出大的问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也没有显著恶化。

第五，股市波动主要围绕中小创股票展开，具有明显的投机特征。

此次股市波动，主要是中小创股票的涨跌幅、估值变化较大；以银行股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相对变化较小。从2014年6月13日到2015年6月12日，中小板指数上涨152%，创业板指上涨182%，而上证50指数和16只银行股只上涨了123%和95%；在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股指集中下跌期间，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沪深300、上证50、银行股分别下跌38%、39%、31%、22%、11%。此外，此前一年时间内，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分别由37倍、60倍猛增到93倍、151倍，异常波动发生后的三周时间内，又迅速降至51倍、83倍。相对而言，沪深300股票平均市盈率由8.3倍增至19倍，后降至14倍，银行股估值波动更小，由4.8倍增至8.1倍，后仅微降至7.8倍。

从交易量结构也能看到这一点。我国蓝筹股（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香港市场不到5倍市盈率，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是较好的。但是，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在整个市场占比为4%，而交易量则占27%；相反，蓝筹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这场异常波动的基本性质。

首先，这是一场流动性的危机。全市场不到3000家上市公司，最严重的一天共有1717家公司跌停，1000多家公司停牌，市场处于“跌死”状态，流动性岌岌可危。市场上股票卖不出去，基金公司没有赎回的资金来源，面临崩盘风险。市场上许多对应股票的信托集合计划或者投资计划都涉及银行理财资金，如果继续下跌，资金继续斩仓，信托公司将无法归还银行的理财资金、面临崩盘。股票市场处于没有流动性状态，投资者开始从债券市场进行抛售，利率体系面临被冲垮风险。若任由流动性危机蔓延下去，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冲击。

第二，这是一场杠杆性的危机。股市异常波动前，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股票市场几乎达到了“全民杠杆”的程度。尽管场内融资融券最高2.3万亿的规模，但由于管理有序，没有对市场产生太大冲击。相反，各类型场外杠杆占据了危机中杠杆的绝大部分。行情最危急时，跌停的1717家公司主要是中证500、创业板、中小板和上证的小票，这些小票对应着高杠杆资金和风险。股市大跌期间，1:8和1:5的杠杆已被全部“杀死”平仓，证金公司准备救市时，已经“杀”到1:3和1:2，逼近场内融资融券业务的平仓线，再由市场下跌下去，场内杠杆资金就将大面积被动斩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这是一场散户化的危机。我国股市参与者中，个体投资者占70%的比例，各个年龄阶段的投资者都参与到了杠杆股市的追涨杀跌过程中。因此，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是直接面向所有投资者，挽救金融机构解决不了市场下滑和平仓、“爆仓”问题。出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整体市场健康的维护，只有直接入市才能止跌。

第四，这是一场投机性的危机。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都是相对较好的，但是有一个惊人的数据显示，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不足7万亿，占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比例为4%，而交易量的比重占到总市值的27%。相反，蓝筹股，即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显示中国股市投机性过重。

在危机情况下， 稳定市场情绪是关键问题。程序化交易的“威力”呈现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像洪水一样汹涌。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异常波动期间，每天上午10点半和下午2点半的平仓追保最后期限，如果客户没有按时交付保证金，平仓盘像决堤一样汹涌。救市需要防止股指再下跌，此时可行的方法唯有资金入市、全力托市。救市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巨额抛单，其中一只股票一单就抛出了80亿卖单。如果没有流动性支持，证金公司很难应付市场上的巨量卖盘，即便如此，它们仍要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稳住股票价格，同时也是尽最大力量恢复市场信心，缓解情绪危机。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直接入市，以维护金融稳定、恢复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从市场效果来看，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市场下跌趋势，取得了良好效果。

采取综合举措救市是唯一选择

除证金公司直接入市外，证监会和有关部委密切配合，陆续出台了系列举措，特别是针对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限制高频交易市场冲击以及降杠杆等方面的措施，这些举措同证金公司入市一道形成合力，保障了最终救市行动取得成功。

一是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方面的举措。异常波动发生初期，中金所即封锁了部分投机性较强的期货交易账户，随后连续多次提高期货交易手续费。8月下旬大盘“二次探底”，中金所开始限制股指期货开仓数量。同时，连续多次提高股指期货各品种、各合约非套期保值持仓的交易保证金标准，由之前合约价值的10%一直提高到40%。此后将T+0变为T+1，限制了融券交易投机。

二是限制高频交易冲击市场。异常波动发生后，监管层开始对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摸底调查，中金所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限制高频交易，认定单个合约每日报撤单行为超过400次、每日自成交行为超过5次的就是异常交易行为，增加了申报收费，并进一步加强异常交易行为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实施后，股指期货交易量总体下降了95%。

三是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降杠杆。首先是清理场外配资。8月底监管层发文要求券商彻底清除违法违规的配资账户，而后对部分违规券商开出巨额罚单。至9月11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占全部涉嫌场外配资账户的60.85%。其次，场内融资业务也采取了降杠杆措施，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限制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不超过净资本4倍。11月份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融资交易保证金比例由50%提高至100%。由此场内融资由2.27万亿元降到了0.95万亿元，融资余额占总市值的比例也由高点时期的3.5％降至2.0%，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

四是积极实施引导资金入市、限制减持、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证监会及相关会管单位积极协调各机构资金入市，为稳定市场提供充分流动性。沪深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7月初决定大幅下调A股交易经手费和交易过户费，降幅达30%。7月8日，证监会发出通知，限制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监管层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及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限制，进一步稳定投资者情绪、鼓励投资者交易。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加强稽查执法力量，对涉嫌市场操纵的行为进行专项核查，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

五是各部委密切配合，出台救市措施。6月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规定养老金入市比例最高可达30%，金额或超万亿。7月8日，国资委表态，央企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财政部也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将择机增持。紧接次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此外，央行于6月27日、8月26日两次降准降息，更表态向证金公司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7月，保监会也颁布系列救市措施，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债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的期限要求。随即，银监会也发布四大措施，包括允许已到期股票质押贷款重新确定期限、支持调整平仓线、鼓励向证金公司提供同业融资、支持对回购提供质押融资等。至此，国家各部委及监管层齐心彰显救市决心，各项救市举措在减缓股市下跌、平稳投资者情绪、增强市场信心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股市也于8月底企稳，并逐步震荡回升。

政策建议

统一规范带有创新性质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监管

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系，银行、证券和保险分属不同监管部门。在本次股市异常波动中，各监管部门对于定位模糊的金融机构及其交易行为的监管明显存在缺失和错配。如伞型信托带有典型公募性质，从业务属性来说产品具有公开证券的特点，但其直接监管单位是银监会。

我国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应当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严格统一规范以创新名义出现的各种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监管，一是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立法方式，扩大“证券”的定义和内涵外延，明确只要是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或超过200人的金融投资产品，全部纳入“证券”范畴之下，为统一监管和规范监管奠定前提基础。二是区分公募和私募产品监管，凡是属于公募的产品，都要接受统一严格的公司登记、产品注册、信息披露等制度；私募机构也要登记，并定期报送监管信息，但在产品注册和信息披露要求上可以豁免或相对宽松。

统一监管基于股票市场投资的融资类业务

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场外配资对接中小客户、中小股票，成为股指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和监管规范不统一，证监会有专门融资融券的管理规则，自上而下，从标的到风控都有严格规范；但银行和信托监管对于参与股票市场可能产生配资的产品和交易没有规则约束，现行法规对这些产品可以投资的标的证券品种也没有范围约束。二是缺乏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和严格的风控，使得除融资融券业务以外的其他具有配资性质业务的客户交易、持仓、平仓、还款等情况都无法准确掌握，难以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

基于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教训和国际经验，我国也有必要对基于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各类融资、配资业务进行严格统一的规范和监管。首先，要做到制度严格、统计到位、风控指标明确；无论哪种融资或配资方式，应该都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客户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有所要求，且相对一致。其次，在监管部门统筹方面，要有统一的监管理念和行为部署，避免“政出多门”或者出现监管“无人区”。

循序渐进发展股指期货市场

在此轮股市异常波动期间，股指期货作为一个相对分割的市场，以股指期货合约为标的的交易投机性比较强，对现货市场产生了溢出效应。当前的一个共识是，股指期货市场不应关停，还应继续规范发展下去。但是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有必要强调“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第一，必须限制股指期货的投机性，放开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应当循序渐进，是否恢复到波动前水平值得商榷。比如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的确定应当尽量保证基差没有大的波动，避免出现较大投机性交易。第二，股指期货应当主要发挥套期保值功能，对客户门槛和交易准入的管理应当采取一定措施，避免投机性客户大量进入。第三，要探索股票期货和现货在同一交易场所交易，消除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跨市场套利问题，加强股票现货账户和股票期货账户的同步监管，减少股指期货的投机性开仓和平仓，使股指期货交易持仓比趋于合理。第四，要形成一套监控投机性交易的风控指标和风险预警提示机制，原则上投机交易仓单与套期保值仓单比不能超过50%，防范投机风险。第五，要把高频和程序化交易的门槛、交易商的注册、交易主机托管和系统接入、信息披露和集中统计监测纳入到监管范围，保障市场交易公平有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规范互联网金融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市场的管理

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Hom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游离于监管之外，尽管它以单一账户接入证券公司系统，但它可以在这一账户下开立多个虚拟账户，分别对应多个投资者并独立进行清算，这就打破了我国穿透式账户和一级清算体系。在homes系统内名义账户下的证券持有人，已演变为类似境外的名义持有人。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斩仓权控制在配资公司手中，投资人无权控制仓位。比如对于1:10的杠杆配资，十万资金配到百万，同时支付13%-15%的配资利息，则下跌5%就必须平仓。这样一个风险极高的交易系统竟然接入证券公司，并且没有处于监管之下，很值得我们的深思。

因此，一定要严格规范此类金融技术系统接口管理，严禁任何具有虚拟账户、自行清算以及配资类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公司系统；同时也应严禁外部任何形式的程序化交易系统或软件直接接入券商系统，这既可以防范程序化交易下单对市场的冲击，也可以保证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散户投资者报单速度的公平一致性。

建立股市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外资入境账户监管体系

加入WTO以来，由于在具体监管上缺乏严格的管控，不少外资以境内居民的身份变相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通过合资公司实际参与了境内证券和期货交易，而且缺乏统计监控。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也暴露了这方面问题，“司度”和“伊士顿”两家“贸易公司”顺利在期货市场开户，虽然交易量不大，但盈利规模惊人。

建议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问题研究一体化的对策。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市场对国际资本开放的经验，把外资作为非居民金融账户单独统计监测管理。目前外资在我国境内投资账户有QFII账户、沪港通账户、自贸区账户，看起来各类账户分开管理，实际上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和统计监测外资在境内的投资活动，也不利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另外，必须严格禁止外资以境内居民身份在境内证券期货市场开立账户，同时充分评估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会员进入证券期货交易所可能引发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股票一级账户制度，开放给外资投资银行，实际上就是允许外资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相应的流程控制和统计监控必须事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务必对流入外资实行账户体系和行为监管的统一管理，对外资实行全口径统计、全口径监测、全口径管理，保证内部金融体系的良好、有序发展，确保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持续、稳定运行。制度完善后，对外资开放进入证券市场的规模、速度、程度应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而定。

加强新兴市场转轨期股市基础性制度改革、执法监管和投资者教育

我国正处于新兴市场转轨时期，股市的现行交易制度尚不成熟，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交易行为相对不理性，整个市场具有非理性、投机性、盲目性的特点，大量交易行为不是以价值投资为基础的。在这种背景下，要尤其做好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一是要加强市场供给。股市大涨大落，与资金面宽松、二级市场高溢价、股票供应量总体不足等有关，需要加大市场供给，平衡供需，从根本上去除“炒作”病灶。二是要从严监管、依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市场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作假后，除行政处罚外，刑事追责往往缺位。可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相关处罚规定，如直接退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支付巨额赔偿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三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投资者的相关证券知识学习，提高投资者的股市风险意识，同时增强法律保护能力，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编辑  迟晨光）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正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期。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善于把中国经验理论化，从中国实践中来，又高于中国实践，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以国际视野总结中国经验并使之具有普遍意义，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转变成先行者、引领者；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上升为更积极地创造和创新。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政治学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我们可以把政治学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外国的。关于中国，我们现在需要弄明白、说清楚自己的体制，一步一步地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制都梳理清晰，建立一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进程的角度，去描述、去研究它真正的性质、它的运作、它的制度、思想的来龙去脉，充分运用已有的很多材料。同时要把外国的事也说透。现在有太多迷思需要破除。

　我建议，可以出一套《中国学派》丛书，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看历史、看人类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是当下，而且是过去，包括未来。西方人擅长把自己很狭隘的一点经验理论化，他们有这个自信；中国人比较谦虚谨慎，还缺乏这种自信，往往把自己的缺点写得很充分，反而把制度优势给掩盖了。

　我们要调整心态，要有理论自信，用自信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看待世界。政治学无非是要把这两部分做起来。涓涓溪流能够汇成一个大的潮流。关键在于创造，中国人要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重要，把西方的细节给出一个中国的看法，把中国的细节给出一个比较普适的看法，加入世界政治理论的竞争，可以考虑先把已有的东西编写出来。

    玛雅（政治学博士，凤凰出版中心主笔）：我们应该改变提问的方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基于中国的发展成就来谈的，所以就很充实。但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相对薄弱一些。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现在处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的确要有历史感和宏大的世界眼光。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当下中国的学术话语、教育话语都深受西方的影响。

    我认为目前有几个迫切需要研究的政治学问题：一是对西式民主的祛魅，二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全面的、包容的政治发展观，包含民主、自由、效能、廉洁、秩序、稳定等要素。这需要心态的变化，立场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以及概念的变化。三是如何通过从严治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能力，这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们现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分离比较严重。定量研究成为一个强大的潮流，而规范研究之间交流很少、相互批评很少。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用重大的政治议题把两类研究和两方面研究人员结合起来，提出能够贯通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的解释。

    我认为有两方面重要问题。一是比较基础性的，天下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二是比较应用性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类重大问题上，需要更好的交流机制，让经验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合作。

要以国际眼光总结中国的政治实践

    王绍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此任会长曼斯布里奇的专长是政治理论、民主理论。他写过一篇文章《反对问责》，这就是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也把问责引进来了，现在很多做法是问责的做法，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西方做得就不好，到我们这边来更会出现问题。现在提到问责，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对的东西，不一定。这些理论问题仅仅放在中国看，看不清楚；要放在全球理论的历史角度看，才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潘维：最近王岐山在两会发言中讲了一条：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做党政分开，分了几十年之后发现真的不能分开，分开这个制度就垮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理论化，没有理论。这首先得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理论。这不是刻意造出来的，是自己把事做完以后才有的一套解释。

    王绍光：中国的问题非常多，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上升一个高度，放在全球来讲。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整个体制还可以。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第四次革命》，其开篇就介绍浦东干部学院，提到中国的干部们不再以西方的治理方式为膜拜的对象。又如，最近有一个民主理论的研究流派主张“从认识论角度看民主”。其中有位耶鲁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讲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有一座铁路桥，桥下比较黑，经常有犯罪发生，怎么解决？专家建议派警车，但警车在的时候没人抢劫，警车一走就出事。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建议说装个灯就好了，但工程师说铁路桥底下不能装灯；另一个人熟悉联邦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建议可以装新能源的灯，这就不需要装电线了。最后，装了一个新能源灯，抢劫就减少了。这就叫集体智慧。我们要鼓励这种集体智慧，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中国常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么朴素的真理现在已经上升到现代认知理论。这就是各种视野、路径互补的好处。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的政治实践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但中国的政治学缺乏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把具体的、细节的东西讲清楚。就此而言，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解和影响都不同。中国的理论创造应该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要发展中国学派，还是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的概括出发，进行理论深化，这方面尤其要重视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

    王绍光：美国人无法理解欧洲的政党体系，因为美国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而是“三无”政党：没有纲领，没有党员，没有严密的党组织。所以美国政党是特殊的。其实欧洲政党也是特殊的，中国政党更是特殊的。如果把它们都混在一起称为政党，就说不清楚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关键词不清楚就说不清楚。我们的党就是像马一样，白马非马，美国不是马，西欧也不是马，中国也不是马，都不是马，那马是什么东西？

    潘维：理论可能是个百花齐放的过程。美国人说自己是自由主义，欧洲人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制，我说中国是社稷民本制。

    王绍光：描述需要用语言，需要用关键词，你可以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但那个描述可能是用别人的话。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会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老是词不达意。我们需要在描述的过程中，不断确定，不断突破，把以前学到的东西去掉，再创造出新的内容，准确地把自己的理念表达出来。

    把现有的比较好的研究文献目录梳理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对中央层面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政法委、国务院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以及地方层面各种党政结构过程的研究。

    朱旭峰（清华大学教授）：我也谈一下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首先需要明确中国故事到底是讲给谁听的？是给外国人听还是给中国老百姓听？这涉及两套语言体系。中国政治学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政治学不是中国人的政治学，而是研究中国的、全世界的政治学。其次，这也是中国影响力变大的结果，中国故事就是世界的故事。

    我最近几年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专家参与和智库，二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和地方试点，三是不同政策中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为什么不同的体制会出现同样的东西？比如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扶贫、能源、环境、健康、教育、创新、和平等人类生活的17个方面，希望不同国家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早就有了。我们需要有一种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体系，让联合国反过来听听我们中国如何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让他们去学我们中国人。

    李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我们需要关注三个故事的讲法。一是讲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二是讲外国故事，就是比较政治的研究；三是看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不同的外国人讲法也不一样，同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过思想上或者说是观点上的变化，把这种变化梳理出来，找到变化的原因，就弄清楚了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怎么提炼理论问题，怎么概括中国式的话语。比如讲中国的干部交流问题，如何定义干部，如何界定交流的功能，都需要剖析其基本因果机制，需要自己的关键词和概念。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像干部交流这样的问题，需要生动的词汇，让中国人能听得懂的学术话语来概括，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生动的概括，只是没有完成理论化。

话语体系建构要能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

    田改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建构话语体系的功能首先是要和世界进行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也能够了解别人，第二是解释现实，第三是指导实践。如果只谈跟西方沟通，就可能脱离了指导实践的功能。就此而言，我有个感受，中国其实不缺少话语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发掘出来。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那么在社会关系上有没有深刻的变化呢？我们一直在谈，但总是回避一些重要概念和话语，比如阶级、剥削等等。比如今天谈中国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然有伟大斗争肯定是有重大的矛盾，没有重大矛盾、没有重大冲突哪儿来的斗争啊？重大矛盾是哪些？有没有包括社会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及其思路？如何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要正视这些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话语体系搞得越来越细碎、越来越零乱。话语体系要能够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真正确立自信。这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理顺理论体系，逻辑一致，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改革事业。

    潘维：这很重要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的实践中间有问题，理论与实践不统一，话语系统和实践不统一，我们就要想办法改进，最主要的是解决中国的事情，指导中国的实践。

    鄢一龙：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还有传统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谁主谁从，需要系统地阐述。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话语权现在正在发生转变。民间话语很活跃，学术话语显得比较滞后，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创造，从实践问题出发，提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此而言，治理也许更重要，现代化理论也许更值得反思，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理论创新是很重要的。

    田改伟：共产党自身有一个话语体系，对此要充分理解和领会。十八大报告每一句话背后都隐含着重大的判断，老的话语意味着党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没变，是在传承。需要研究新的话语体系。而如何处理学术话语和党的话语之间的联系，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过去两年跟一批生物学家、信息学家在一起探讨跨学科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探讨如何发挥技术的作用，如何培养跨学科人才。比如，如何在药品开发中让病人也参与进来，让知识产权可以大家共享，降低药品价格，扩大药品的可及性。再如，我尝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我认真地看他们的报告，让学生建立开放式的协作数据库平台，效果很好。过去科学发明是科学家的专利，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网络的普及，在一些科研项目中，让普通人参与有助于提高效率、另辟蹊径，把分散的、地方性的、个人体验性的知识更广泛地纳入我们的视野。

    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最近我和一些学者在做国企的党建调查。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但真正能够认证到的党员究竟有多少是个问题。比如，一个基层党支部有100多个党员，但组织关系在这里的也许只有一半。再比如，如何处理劳动一线、管理一线上主人翁意识的流失问题，都是正待研究的。

中国的进步，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基本理论的时候

    朱琳琳（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主要研究统战理论。比如中国参政党的价值与制度，功能与作用。我最近比较关注民主问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理念，民主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有，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鄢一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民主价值观就是人民作主，具体表现为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

    潘维：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但是指导我们分配财富的价值观不是市场的价值，而是社会主义价值，所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起领导作用？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政治上“大一统”，第二条是文化上认祖归宗，第三条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了不得的精神力量。这些说法也许比现代那些说辞更有说服力。而虚拟经济彻底破坏了传统伦理社会的基本东西，破坏了从上到下所有的生态链条。这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用复兴问题取代现代化问题很有帮助。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如何从善于办大事转向到善于办小事，处理那些构成了某种社会共识的大规模社会问题。二是如何理解平民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普遍性，如何识别多数人真正的需求。

    潘维：我们正在进行宏大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个事业的核心力量，到现在近70年了。在新的时期，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扎扎实实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指导理论。可以大致分解成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要的是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或者说用成熟的法治来保障成熟的市场，现有的样本都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甚至是反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凭什么领导中国？凭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斯大林建设的那种社会主义，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局势下，我们如何解释和定义社会主义，这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方面是党的建设。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其中不到1000万人在党政系统内。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在党的建设中，除了思想、信仰的问题，党员的情怀和光荣感又是什么作用？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性质。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建设。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秩序，也没有社会公德，所以我们的社会要组织起来。那么谁在组织？如果我们把组织工作也外包出去，包给企业或包给NGO，那8000多万党员、党的义工是干什么的呢？这就需要把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连在一起。

  第四个方面是民主。我们今天流行很多民主理论，中国式的民主是什么意思？比如，当前中国流行的佛教跟印度的佛教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一味地解说西方的“真经”是什么，就可能脱离实际。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今天西方传授、传输过来的民主理论需要本土化。

　第五个方面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如何建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目标，都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六个方面是宗教。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怎么处理宗教问题？12亿中国人基本不信教，如何与世界其他信教的60亿人打交道？

  第七个方面是民族。民族、民族国家是西方发明的概念，它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对这方面问题如何理解、如何处理？

    最后一个方面，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是用“三个世界”的概念，把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今天我们说“人类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理论，中华民族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需要分别研究清楚，才好形成一个整体。我们是从中国的实践归纳出理论，这种理论要能够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我们讲的中国故事，提炼出来的理论，本身就必然是世界的。美国的治理很成功，它3亿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成了所谓普世理论。我们感觉到，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有必要开始认真地审视我们的理论基础。

政治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深入讨论：政治学研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政治学研究需要做什么？具体做什么？

    首先，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宏观上理论的不自信和文化的不自信，以及指导行动的观念和背后的心态的不自信。具体表现为，政治学理论的供给不足，难以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也难以把西方的事情说清楚。所以，既缺乏自主的、自信的政治话语体系，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语言、关键词表述等等，导致既不能有效回应外国人理解中国的需要，也不能有效回应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理论的需要。简单来说，中国目前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政治理论匮乏，缺乏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践的政治理论，存在观念与行动上的不统一，名与实的分离，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其次，需要做什么。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整体上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把中国的细节普遍化，善于并且自信地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变成先知先觉的先行者、引领者。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研究中国政治的运作，中国政道的来龙去脉，中国共产党究竟与欧洲美国的政党制度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全面的政治发展观，这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方向和目标，关系到能否为未来的中国和人类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视角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也需要跨学科的协作。

    再次，需要解释中国的理论体系。需要一种前后一致、内外和谐，并且能够用对中国人有益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整个理论体系。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这样一种提法，对于中国的党政权力分工而非分开这样一种提法，重视新理论上的深化，这关系到政治或者是政党的价值观及其话语体系的重构。因此，中国的政治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地从中国问题中来，又高于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说中国话，中国的学术需要说中国话，重新发展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重新反思发展、复兴和现代化的理论预设。

总之，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转变、上升为一个更积极的创造、创新，在全球意义上解决好中国的事情，给中国人提供思想上的导航系统。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编辑  苏歌）

编者的话：

北京精雕在中国机床行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环境下，抓住市场机遇脱颖而出。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得益于智能手机的大发展，在轻型数控机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是能够和日本FANUC公司一决高下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

本文分析研究了北京精雕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当前情况。该企业成立20 多年，企业在每个发展时期，都能抓住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规模）市场，而且每一步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采取现实和变通的技术手段实现突破，产品研发围绕用户展开，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在产品热销时居安思危，不断考察新的客户热点、安排研发布局。这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中“杀”出来的优秀代表。

近五年，中国机床行业总体压力很大。随着2003-2011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制造业上游的机床企业提前感受到制造业的寒意，尤其是服务于传统制造业的中重型机床企业。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逆势而上，成为新兴企业的代表？除了它从控制系统出发，不受原机床工业分工过细的限制外，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风格：在其成长历程中，为了企业生存必须提前布局、敏锐观察动向，包括现有产品的需求可能衰弱及其他地方需求可能兴起；其次是生产产品与下游客户高度互动，边听边改，产品快速修正迭代。在这一历程中企业也受到锻炼。

本文结合行业其他企业的反馈，对北京精雕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兴装备企业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机床工业下一步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机床乃国之重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行业的制高点必须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北京精雕和大连光洋、济二机床等新兴机床企业一样，将成为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顶梁柱，成为中国装备制造工业的新排头兵。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4年。创始人蔚飞，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原为国有企业工程师。经过20多年的持续奋斗，2015-2016年度的年收入达到25-30亿元，年净利润约3亿元，现有员工4000人。2012年以来，中国机床行业普遍不景气，一些重点企业出现连年大幅亏损的现象，但北京精雕受益于消费电子（智能手机）需求的拉动，经营业绩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技术也在快速进步。

北京精雕的发展历程

北京精雕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中国近20年经济的不同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北京精雕基本都抓住了当时中国制造业最繁荣、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使得这个完全从零起步的企业能够走到今天，成为能与日本发那科（FANUC）[1] 竞争的中国新兴机床装备企业。

企业创立者团队并不是机床领域出身，而是计算机领域的青年工程师。北京精雕的创业核心优势在于整体的编程自动控制系统，是从“大脑”（算法）出发面向具体市场进入到加工装备领域的，这是它与大部分中国传统机床企业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发展阶段：“刻字机”时期

1994-2000年，精雕初创期，可称为“刻字机”时期。当时蔚飞和一批年轻伙伴（包括在校研究生）一起白手起家草创企业，首先要找到既符合自己专长、又具有市场前景的领域。1990年代初的下海热正在发酵，各大城市出现全民皆商、全民开店的景象。北京精雕抓住的就是刻字、刻牌子这种“边缘市场”——但这恰是当时草根市场里对科技设备有需求的较大市场。当时，做刻字机的中国企业已批量出现，多达数百家，大部分是赚一笔就跑。当时刻字机市场的优质产品是法国嘉宝公司（Gravo Graph）的产品，带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CAD/CAM）软件，但只能刻26个英文字母，对中文这种字码特别多的文字无能为力。蔚飞团队的思路是另辟方法论——法国嘉宝等国际通用程序是每个字母、字符一个子程序，汉字按这种思路会有成千上万个程序，不可能跑得动；于是将其视为图画，按照一定的规律，在正方块中把要抠掉的部分“抠走”，这就是一套刻针的移动路径算法。这样，以算法软件为核心，软硬件集合（刻字机的硬件要求不高，本土企业均可造），北京精雕有了第一类具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这为他们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一台普通刻字机能卖6万元，和北京精雕一同起步的邻居是深圳的大族激光[2]——它也是服务于这个市场，后来成为激光方向发展的中国带头企业。

图1  左为雕刻机雕刻刀头，右为激光雕刻机

第二个发展阶段：“模具花纹”时期

第二个发展阶段（2000-2004年）是“模具花纹”阶段。因市场火爆，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环境下，很快出现盗版（普通硬件+盗版精雕控制软件）产品，防不胜防。精雕团队早预计到这种情况，从1990年代末开始研发新领域。他们发现，浙江等外贸出口密集地区对于刻钢板进而制造模具的需求开始兴起。最早发现的市场是和之前的有机玻璃刻字类似的刻钢字，后来就出现了模具刻字、刻汽车车标等市场，再就是小型商品（比如制鞋模具）。在自动化机器进入之前，这些领域多是手工操作（或借助较大的模板带动小件加工），效率低且工作辛苦。而当时世界上模具钢还没有用机床来加工的，因为加工对象硬度很高，[3]  如不做修改，用小刀具加工时刀头容易断，降低加工效率。为此，北京精雕发明了“等量切削”算法来解决小刀具雕刻模具钢问题：过去刀具容易断是因为切削长（深）度不定，刀具受力不均匀，一旦超过极限就会断。而通过更新软件，用“等量切削”概念进行控制，这样受力上限明确，就解决了问题。这一创新使得小型模具行业从传统的仿型铣阶段提升到计算机数控阶段。于是大量客户蜂拥而至，大部分客户都是浙江乡镇的个体模具加工者。这一新型产品正契合我国加入WTO后江浙出口型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北京精雕很快发现市场“越推越多”，浙江模具业内口口相传，都来购买，因为他们的一台CNC模具刻机相当于5个手工加工工匠。当时一台机器售价10多万元，每年生产1000多台，年销售收入近2亿元。

图2 鞋类模具

但这个领域毕竟是模具行业的边角，容量不大。2004年北京精雕正式进入模具行业（2004-2007年），此时精雕的技术已能够顺利加工模具钢。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二维进入三维，直接制作小型模具（200mm x 200mm以下为小型），这在注塑产品领域用途很广。第二个方向是大模具的边角加工，因为模具在工业各部门应用很广，模具加工后，如果边角（外凸）、根脚（内凹）不干净（弧度达不到产品要求），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功亏一篑”。当时，对边角加工的处理，国内多使用电火花（电极处理），国外的一些领域使用高速铣。但高速铣比较贵，一般用于航空、汽车行业，普通小商品加工用不起。北京精雕则定准所有制造业的模具，能用的都用，这和日本发那科起飞时的思路是一样的——尽可能普及计算机数控技术。这又涉及新一轮核心技术的研发。

第三个发展阶段：“立体曲面”时期（三级标题）

第三阶段（2004-2007年）的技术难点，在于从平面跃迁到任意立体曲面时算法的改良。在机床行业，是从工控机（较单一功能的计算芯片）逐渐发展，因此当时机床行业（含高速铣）的算法叫“look-ahead”算法，是把曲线分解为很多小直线，用小线段的连接去模拟。而当时的look-ahead以前10段提前计算来进行倒推，调整当前小线段的定位；更高级的look-ahead算法能提前100段来回馈。北京精雕使用雕刻机的方法论进入该领域，发明了“小线段连续前瞻插补”算法，提前上千段统一处理，在加工过程中相对柔和，芯片也直接使用电脑的处理器。这形成了北京精雕在小型模具加工和大型模具清根清角领域的核心技术。进入这一领域实不容易，因为尽管模具市场很大，但国内机床长期不被国内模具行业大规模接纳，主要原因就是其加工精密度达不到模具行业的要求。北京精雕进入这一领域直至今天，目前经营业务中仍有30%的收入来自这一领域（最高达到60%）。大模具的清根清角设备一年仍然有几千台的市场需求。

    第四个发展阶段：“消费电子”时期

从2007年起至2016年，北京精雕开启了消费电子新阶段，这主要和智能手机有关。把消费电子这种大规模产品和机床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缘于乔布斯对苹果产品外观的追求完美。iPhone等苹果产品自发布以来，就极度追求外观，主要需求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屏幕盖板（含显示屏玻璃、触摸屏及后来两者合一的屏），一个是机壳。前者在iPhone一开始推出时就有需求。乔布斯本人要求使用（超薄）玻璃盖板而非此前手机普遍采用的亚克力塑料板，而且上面要打孔（嵌入iPhone的圆形按钮），四个角又要磨角，磨角的弧度要和设计高度一致，否则就装不进去。后者的需求始于2010年推出的iPhone4，此前iPhone手机壳都是注塑一次成型，但第4代要求使用金属机壳并采用铝钢合金。而金属机壳的加工流程和塑料机壳是两个概念，它要求按图纸在一块合金板上一点点挖出各个细节，包括小孔和纹路（连SIM卡槽也是小型钢板抠出来的）。一套机壳的价值从之前的十几元人民币，上升到几百元人民币。

左：iPhone为先锋的玻璃盖板（蓝思科技产2.5维周边弧度屏），右：习总书记在江西视察蓝思科技。

苹果在机壳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浪费，但从另一面看，它提升了上游加工企业、尤其是精密加工装备方面的技术水平。整个消费电子产业衍生出的机床需求是高度综合性的，覆盖了“车铣磨抛”诸多环节，且对精度要求很高。而且一台机床一次只能加工一个相关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又是海量，对加工速度的要求很高，对机床数量的需求极大。这对于具备高精度数控机床技术能力的企业是福音。日本发那科近七八年的急速成长，正是受益于这种苹果带头的消费电子企业（2012年后中国手机生产商快速跟进），拉动了中国为主的配件加工企业和日、中数控精密机床企业的产业链。智能手机为核心的需求，成为近10年在传统需求领域不振的情况下，支撑机床行业的最重要市场因素。

             精雕生产的机床样品（非最高端，目前为普通产品），以鸡蛋为演示样品可曲面等深加工（刻纹）

这一领域对北京精雕的生产组织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费电子的配件加工有很多细节。比如玻璃盖板升级到玻璃片，过去用激光切割（大族激光的产品），现在就不行了，精雕发明的“金刚石研磨法”使蓝思科技实现高速成长的加工技术。[4]再比如，智能手机外观的要求年复一年的花样翻新，通常是苹果发明某个概念，而后在1-2年内普及到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很多消费者喜欢的外观特征，都是依靠北京精雕等装备企业的技术来实现的。比如iPhone7提出“高亮”需要的特殊加工工艺。事实上，手机外壳在不同部位（比如背部、边缘）的不同加工质感（磨砂、抛光、密纹、高亮，以及边缘钻孔等等），都是机床企业近几年集中研发出来的。

但是，加工这些机壳的企业，通常具有人力密集型+机械数量密集型的特点——这几年知名的企业，如富士康、比亚迪电子、长盈精密、蓝思科技、博恩光学、厦门通达，均为原加工型企业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其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一线工人素质不高，扮演的角色也很单一。这就要求上游的装备制造企业：一是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下游低素质员工的操作特点（包括脾气暴躁者），预防破坏性操作，二是要长期派驻技术人员在用户现场，要求他们能做到“百事通”或能快速反馈。南方的加工制造企业首先相信合作多年的日本发那科等企业，不敢冒险尝试中国的新兴自产数控机床。这就要求：一是让用户愿意尝试，二是在使用初期，现场有研发人员长时间观摩加工情况，以便不断改进，产品性能稳定后也要长期驻观察员保持联系。北京精雕先于2007年进入盖板领域，较快获得成功；2011年进入机壳加工领域，2011年底（iPhone4是2010年启用金属机壳）先送给富士康500台机器免费试用，负责技术的副总在富士康蹲点4个月。在被大型客户接受过程中，北京精雕的“等深雕刻”、“等宽加工”（如手机边缘的高光亮区域做到严格的等宽）等多年（算法）方法论积累下来的核心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初驻反馈型改进-长期驻点跟踪的方法，北京精雕形成了维修、使用、培训、配件体系，这和日本发那科近十几年的成长历程是非常类似的。到2013年iPhone5推出时，北京精雕在机壳加工领域实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一领域，目前具备竞争力的加工企业至少需要有2000台加工设备，上游机床厂的出货量很大。如盖板领域的首个专业内知名企业博恩光学，就从北京精雕采购了两种型号15000台设备。该领域具有发货量大但型号少的特点，因此是装备行业少见的“规模经济”极其明显的领域。可以说，近10年中国出现的新兴机床企业都多少分享了这一红利。

当前，这一领域的竞争主要在中日企业之间展开。2015年之后，中国企业的优势逐渐明显，北京精雕主要集中在后端，即精细加工和打磨的领域。前后端加工的质量要求不同，前端加工精度要求稍差，而后端的加工对象已经沉淀了200元的综合成本，很难容忍高的废品率——特别是钻孔，稍微偏差一点就成为废品。这就倒逼装备企业必须想出相应方案，北京精雕这几年“在机测量”（On Machine Inspect）就是应对这些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应该说，苹果产品升级存在很多仅为美观而损害加工效率的设计（从iPhone诞生后更为频繁），过于追求“极致化”。这就对上游配件企业和设备企业提出了苛刻要求，把精力花在无实际技术进步意义的东西上。但这确实拉动了上游加工设备的跳跃式发展：因为加工量极大，规模效益高，有利于积累红利用于再研发、并不断积累技术能力。在满足苹果的各种苛求以后，中国机床企业积累的高精度加工技术，可以用于大量具有技术意义的新应用上，比如半导体、医疗精密设备等领域。

北京精雕的员工入职练手加工作品（三个月培训后能做出来）——坦克模型件及

可自由开动的坦克模型

    第五个发展阶段：“高端加工”时期

目前，北京精雕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就是全面进入高端加工领域各行业。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有一个较为通用的模型——闭环（close-loop）高端机床，然后根据各进入的行业进行针对性适应，形成覆盖大量行业的产品。比如，基座加工领域——目前包括LED基座、照相机（含手机摄像头）基座，未来很可能进入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的基座。这就涉及到培养针对各个细分领域产品的设计领军人物的问题，因为出现像智能手机盖板、机壳这样的规模经济领域是10年来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新兴机床行业的发展，有待于下游客户愿意启用更先进、更自动化、更要长期积累加工经验的设备。目前，中国企业对高端制造领域的逐渐占领，以及在普通制造领域自动化的普及，是北京精雕这样企业的福音。

北京精雕发展经验及对中国装备工业的启示

    中国新兴机床企业发展的特点与优势

作为新兴机床企业的代表，北京精雕近20多年来的发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这也是近几年发展势头较好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的普遍特征，北京精雕是其中最具有核心技术的一家。这个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市场，根据对市场趋势的预判研发自己的产品。产品导向是“解决问题”，在技术上是“找到关键后，缺什么补什么”，具有综合性。

北京精雕所处的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上游，其经济波动大于下游行业。因为只有当下游制造业扩充产能（或更新升级设备）时它才有订单，当下游加速增长时它的生产才能增长。传统的国有装备工业近些年的大起大落也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这个领域只能容纳数量不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企业。北京精雕抓住了各个时期在中国最大、最广泛的市场先机，每一步发展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

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比较敏锐地适应市场，而原来国有体系中一些知名企业反而不能呢？除了从零起家的生存意识驱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出身体系的不同特质有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机床数控化、多功能综合的大趋势下，国内市场对于单一功能的通用机床的需求迅速减少。也就是说，过去计划经济是把“手”放在各地生产，产品从各地调配到用户使用；现在用户需要的不再是“分散的手”，而是具有综合功能加上数控“脑”的机床（各种类型的数控加工中心）。特别是2008年以后，机床行业新增市场主要来自对加工产品本身的“弹性能力”越来越高的行业，那么单功能通用机床的需求就更少了。

好企业都是能主动进取、克服因专业分工造成的天然被动局面的。北京精雕创业人员本不是机械专业或自动化专业出身，而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毕业。他们是典型的“先有脑后有手”，开始抓的是技术上颇为“小儿科”的小商业加工工具（雕刻机），当时雕刻刀头这些“手”难度并不大。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先有“脑”——数控算法，载体不用工控机，一步到位上电脑。他们从控制中心出发进入机床领域，这在最近20年需求越来越综合化、弹性化的市场环境下非常占优势，甚至因为具有自主研发的算法这一核心技术，可以在发展的早中期规避一些“缺手”带来的困难。比如在进入模具加工领域时，一开始没有高速铣刀——或者要替代这一进口产品，故而在算法上把速度、加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得硬度较低的雕刻刀头也可以完成对特种钢工件的加工。而中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环境，逼迫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要意识到可能被抄袭的风险，提前发现新的领域并进一步做出新的算法方案。

脑和手之间并非“脑高于手”。只是在最近20年，由于下游客户中对大、重、硬工件加工需求的增速变慢，主要的市场增量来源于综合性、弹性大的“细活”领域，所以机床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脑”上面。这给了北京精雕这样的新生儿以机会。在进入新的大型部件加工市场后，“手”的重要性就迅速提高了。目前北京精雕的“第五发展阶段”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实际上从第四阶段起，北京精雕就投入大量资源在刀头等领域，把短板快速补上。目前，北京精雕的CAD/CAM-数控软件、刀具、刀柄、主轴、大部分机床结构件都是由自己生产并装配，只有车身和丝杆、导轨系外部制造。

与业内其他优秀企业的比较

日本发那科的案例，可以对中国这批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参考或思路。日本机床行业曾有相当积累，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打破了战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限制，日本政府乘势在1956年推出《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支持本国机床行业技术进步。当时的日本富士通公司预感3C时代（Communication、Computer、Control）即将到来，任命东京大学精密制造系出身的稻叶清右卫门负责电气控制机床的开发，1956年拿出了第一台NC（数值控制）机床。那时美国Gette公司新开发了一种电气控制伺服电动机，稻叶清右卫门认定这是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在自行研制失败后果断引进买断技术。1972年，富士通允许稻叶将机床部门独立，成立FANUC（Fujitsu Automatic NUmerical Control -富士通自动数控公司），获得进一步施展的空间。

发那科的成长，关键在于它的视野定位不是传统中高端需求，而是要把机床普及到所有领域，尤其适应日本大量中小型零部件加工企业（类似中国街道企业，但多有独门绝技，号称“中坚企业”）的需求，因此不断进行工序复合化、压缩成本，在质量、精度、效率、自动化、可靠性、稳定性、耐久性上精益求精。在研发方面，建立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两条线，唯才是用。今天发那科成为世界头号数制系统企业，也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国内像北京精雕这样近十几年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有一些代表例子。比如广州的昊志机电（2016年在A股创业板上市，家族企业）、福建泉州的嘉泰数控（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个人创业）等，都在2008年以后手机产业链带动的市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受益。目前昊志机电和嘉泰数控的年收入规模，分别是北京精雕的1/10、1/6左右。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批企业中，北京精雕的技术积淀更为扎实。目前这批企业都在陆续进入众多新兴使用机床加工的领域。

    搞好企业的关键在人

无论是以民营为主的北京精雕等中国新兴机床产业群体，还是以济南二机床为代表的优秀国有机床企业，它们的成长经验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像机床这样具有高技术的装备工业，是否搞得好关键在人。首先要有核心灵魂人物，然后要有围绕着灵魂人物形成的具有积极进取气质的团队。

北京精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创始人蔚飞带领的核心工程人员团队，这个团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管理层-核心技术层内部平等的讨论机制。每天午饭都是“务虚”讨论会，交流市场动向、行业发展趋势等。几次重大的战略选择，都是在这种日常的讨论中对所涉及现象加以重视进而最终形成决策。

又如日本发那科，从1958年在富士通设立相应事业部到后来自立门户，55年来一直是稻叶清右卫门领导（到2013年）。这种领导人决定公司命运的规律，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无太大关系。[5] 这种有坚强核心的管理者结构，有利于企业在逆境中做出合理的决策。比如它们都敢于在需要的时候投入重金，组织超前的技术研发项目、装备最先进的实验条件。

多年来，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似乎只有不断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上市才是“真改革”。如果一味地把改制上市作为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改善经营管理机制这些真正决定企业成败的工作，这就背离了国企改革的初衷。而被改制的国企则可能沦为资本“玩家”的筹码，丝毫无助于生产力的提升。

在经历延续9年左右的行业新常态后（手机、汽车产业链支撑的各类机床企业的崛起发生在2007-2011年之后，而一批老牌国有机床企业在2010年后快速萎缩），中国机床行业的大洗牌已经发生。目前，北京精雕等新兴机床企业将有可能把产品扩展到各种更高需求的领域，从服务大众性、以轻工为主的领域起家，下一步将进入中重型领域和精密加工领域。可以预期，未来这批中国新兴的机床企业，可能会与一批优秀的国有机床企业同台竞技，实现行业的整体再造和升级。

（编辑  迟晨光）

人们往往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义务来看待。一般的说法就是：我们纳税了，政府就应当为纳税人服务。但权利与义务是相等的，为社会服务同时也意味着管理社会的权利，这是政权权力的来源。如果政府丧失了这项权利，社会管理职能就会旁落。互联网资本的“烧钱补贴”，一时曾让各方面皆大欢喜，这种讨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做法其实隐含着一个风险，就是一种对市场的新型垄断方式、甚至取代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田氏代齐”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田氏代齐：大户从提供公共服务到攫取社会管理职能

    田氏代齐，也叫“田陈篡齐”。田桓子是齐国大族，公元前545年，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一是贿赂领导人的孩子，二是搞慈善捐助。大斗借出、小斗回收，“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田成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同时又“修公行赏”争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5年后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田氏先是靠贿赂壮大实力，然后亮出屠刀篡夺政权，先前得到一点好处的齐国人，最后还是照样被盘剥。

    企业代替政府搞公益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好事，但不要忘记其中的问题。今天西方的慈善家们都争抢着进行所谓的捐款，变相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这种慈善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回报。田氏代齐的故事告诫我们，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权利，不能让渡给资本！西方的慈善，是把本该交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纳税，变成了由资本来提供服务。行善的是资本，维持治安、惩治罪犯等让人不舒服的事情都归政府干，这背后就是资本在幕后统治世界的规则。

    现在，很多本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到了网络上就大幅让给了资本，这是值得注意的趋势。我们可以用当下流行的“网约车”为例，它的出现，号称是打破利益集团，背后是要打破政府行业管理的权力。随着网约车规模的急剧扩张，服务公众出行的市场，将变成由网约车的经营者进行管理，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面临被架空的局面。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背景和其亏损营销

    网约车的成功，上演的就是网络版的“田氏代齐”。数以百亿计的赠送，眼前让公众打车得到了明显实惠，互联网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给公众和相关部门进行利益输送，达到了被各方面接纳的目的，这与当年的田恒子的儿子田乞给齐国国民大斗出、小斗进有何区别？而且还搞了“白马非马”，原来被管理部门禁止的黑车，到了线上就变成了“白车”，还拿“法不禁止皆可为”当挡箭牌。一旦占有的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合法化”。

    网约车进入市场，有一定的背景：当时出租车价格有争议，而且打车不方便。出租车管理部门不能放太多出租车出来，因为城市的道路有限，道路的拥堵迫使很多城市实行限号出行并限制车辆的购买。而一辆出租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相当于20辆私家车！更为关键的是，出租车面临着退出城市主要交通方式的阶段。和国际水平比较，中国出租车服务价格相对低廉，  出租车司机在油价、物价都上涨的时代，收入没有上涨甚至下降，意见也很大；相关管理部门调控出租车价格又面临很大的压力。网约车数以亿计的现金，补贴了乘客又补贴司机，矛盾似乎一下子解决了。然而这种所谓的“各方获益”的局面，背后则是以增加道路占用率为代价，相关管理环节的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全社会都要为这个看上去美好的模式买单。而且，这种亏损营销是能否可持续下去？亏损营销属于倾销行为，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核心城市人均GDP已经迈向2万美元，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发达城市中，怎么可能有只要1-2美元起步的出租车？这个变化的缝隙被敏锐的资本捕捉了。出租车2美元的起步价格不可持续，那么这种营销模式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垄断

互联网资本要竭尽全力掌握社会的话语权，谁阻挡就称其为“既得利益者”。所谓网络“民意”经常被资本所左右， 而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互联网资本大部分是被外国资本控制的。

2016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宣布网约车合法，这也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网约车法规。而最早搞Uber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批准类似的法规。对待不确定的事务，立法一般是保守的，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看清各种利害关系再立法，因为法律是严谨的和不溯及既往的，一旦立法就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更改法律可能还要涉及给相关损失方补偿。

网约车刚刚合法化，垄断的端倪就出现了。网约车平台要求，私家车要做网约车要给平台上缴20%的收入，这和他们谴责的出租车公司的“份钱”也相差不远。而且，消费者约车的时候，一旦周围车辆紧张，约车价格立刻变成原来的两三倍甚至更高，约车还要给小费等。现在很多公众已经感受到网约车不再划算了。

    与此同时，经历数月的传闻，全球最大的两家出行平台终于达成了交易。滴滴出行将完成对Uber中国区业务的收购。据接近交易人士透露：合并后公司估值接近350亿美元，其中Uber中国价格接近70亿美元，而滴滴出行保持最近一轮融资后估值，即270-280亿美元。通过这轮合并以后，市场出现了接近95%份额的一家独大，这个比例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企及的。

    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中国IT研究中心（CNIT-Research）近日发布的《2016年Q1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一季度专车市场整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滴滴专车以85.3%的订单市场份额居行业之首，Uber、易到用车及神州专车则分别以7.8%、3.3%和2.9%位列二、三、四位，这四家占全部市场的99.3%。若从市场份额看来，滴滴与Uber中国合并后，将占到中国专车市场的93.1%接近95%，这个规模实际上已经达到其他竞争者无法生存的地步，逐步形成完全垄断网约车市场。

网约车平台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利益侵占

    网约车平台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将成为互联网上的“出租车管理局”。某家网约车平台曾经声称：“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智能调配体系连接多种交通工具，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领先的智能交通云，希望通过与相关公共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为城市的交通体系和城市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本应是政府应当做的公共职能。对私有企业，政府的公共部门是它的管理者，而不是它的合作者，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政府的权利、政权的权力。

    对这样的机构，世界普遍的规则是需要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是需要缴纳高额特许费，同时特许经营的年限也被明确规定，还要纳税和接受政府管理。特许的条件也要公示和限定，同时还要明确限制利润率，不能利润太高。现在对网约车平台来说这些限制都没有，当然可以高估值，这个估值就相当于政府权力的估值，是制度性的套利。

    目前的网约车平台，恰恰将出租车管理部门从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给企业的利益无条件地征收了！出租车公司获得出租车的经营资格，是支付了高额对价的。出租公司车企业当年付出高额的投资，这些利益应当得到政府的保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出租车企业要遵从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比如给车辆司机上保险，对司机进行交通安全的教育和管理，但是网约车并没有展开这样规范细致的管理工作，但公共交通一旦缺乏管理，带来的损失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网约车平台享受到了利益，却没有担负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网约车平台形成的庞大公众信息数据库缺乏监管

    今年6月滴滴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亿注册用户，约1500万注册司机，业务涵盖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等多个领域，日完成订单已突破1400万。这样一个数量级的用户和活跃度，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公民的个人数据。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还可以掌握用户的实时位置信息，随时了解用户的行踪。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而严格的监管，公民的个人隐私很容易被侵害，这些数据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极有可能给公民带来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约车平台所形成的及时、丰富和庞大的数据库，是观察中国公民活动和获取中国人行为习惯、中国社会运行规律的良好来源。这样的企业被国外的资本控制，难道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吗？

    我们关注国有资产流失，而国家和社会核心信息的流失泄密，这种公共信息的流失其实更可怕。滴滴与Uber拥有贝莱德、高瓴资本、老虎基金、中国人寿4家共同的投资方。通过资本运作，滴滴出行和Uber全球将相互持有对方股份，公开信息显示，Uber软件在合并以后用户可以在境外约中国境内的车，这意味着双方必然形成深度的信息交换。而且这个合并的估值当中，外国资本是得利的， Uber全球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起码已经是利益最大一方了，而在滴滴新的融资当中，投资方包括苹果公司、中国人寿、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及腾讯、软银等，滴滴也因此成为唯一一家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共同投资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之上，互联网资本成为一个联合体，各种网络巨头利益均沾，可以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背后就是互联网资本控制，如果平台的实际运营和利益核心是外国资本，那么境外机构利用这些信息就会更加便利，这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怎样的威胁，值得我们警惕。

    而且还有一点更值得关注，中国的网约平台是实名制的，用户提供给网络平台的是实名身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网络通常是匿名的。在实名的情况下，中国人所有的个人信息与线下身份对应，公民的隐私是完全透明的，大数据还可以存储很长时间，这样的数据如果被那些妄图破坏中国稳定发展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基于网约车平台所拥有的力量以及互联网媒体左右舆论的实力，政府出台的管理细则和种种对网约车平台的限制，遭到了互联网和网约车企业不同程度地指责，扭曲夸大管理细则的后果。网约车平台俨然一副行业管理者的姿态，觊觎应当由政府承担起来的公共服务权限及相应的管理权力。

    而网约车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和案例，相类似的互联网平台还有很多，包括丑闻不断的P2P平台网络金融。而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虚拟世界的广场政治中心，在舆论领域掀起的波澜更是令人担忧。再有互联网商业交易的实体，一度出现不让政府干预、不注册、不纳税的现象，工商局的企业法人公共信用服务，税务局税收权力等等，都变成互联网企业的事了。不少企业的管理职能通过“互联网+”让渡给了互联网资本，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变成由资本在网络虚拟空间提供。这种互联网管理权限的泛滥，已经超越了互联网经济的范畴，逐渐侵入到政府职能。

    推特和脸书让世人看到了它们改变世界的力量，从中东国家2011年以来的社会动乱，特别是土耳其政变中新媒体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限制西方的社交网站进入中国是为了安全，但类似网约车平台的领域又该怎么办？Uber这样的企业可以全球畅通无阻，中国社会的核心信息被互联网企业和平台所掌握，难道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与此同时，网约车平台也正在通过不断给每个用户推送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覆盖能力，并且可以跟踪用户的位置信息。

我们的决策者除了应当关注互联网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要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与权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规范互联网企业的数据管理与规范经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权力产生侵害。

（编辑  杨利红）

    2017 年2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到会同志分别介绍了贵州安顺塘约村和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情况。会后我与部分同志又去河南信阳郝堂村，了解那里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的情况。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三个案例，各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异同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农村自下而上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路径，放在一起总结和辨析很有意义。

    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首先来自于基层。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书《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网上公布，反响热烈；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联署倡议《改革，应重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也得到了很多响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部分参会代表自发筹划了《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加大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的提案，在与政协委员汪晖讨论后，提交两会。

“塘约道路”需要新的制度保证

塘约村作为贵州省安顺市一个长期贫困的“空壳”村，2014年因为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损失惨重。基于自救，村党支部书记挺身而出，组织村民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统一经营，撂荒的土地也被全部耕种，由此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并迅速脱贫。

“塘约道路”因201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报告文学而受到关注。201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和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塘约道路”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的成功实践”，作者王宏甲论述的观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塘约道路》指出：“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道路”也因此成为道路之争。3月9日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对塘约经验予以高度肯定：“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3月31日的《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文章《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报道了塘约。

“塘约道路”的重大意义

在“塘约道路”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两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今天，“塘约道路”已经引发高度的政治关注，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参观考察络绎不绝。“塘约道路”涉及到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另一个是农村土地的集体化经营。而这两个基础，或者说条件，塘约其实都是在特殊的非常规情况下完成的：一是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二是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才有可能激活农村基层组织。因此，要推广和学习“塘约道路”，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到集体，这些都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这是塘约道路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新方向的关键，也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后续问题，否则塘约道路只能成为个案。在这个意义上，塘约道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破局，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普遍存在的客观情况是国家的组织资源在一些农村后撤，农村党的基层建设很多地方处于涣散状态，宗教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抬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塘约道路是否能成为一种承前启后、自下而上的“中国模式”创新？能否使得积重难返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制度破题？这不仅仅是基层的党建问题，更是如何把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制度创新，使得国家的合法性政治资源能够滋养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良性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今天精准扶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上万亿资金多以项目制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乡村组织化的有效承接，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跑冒滴漏”，而且项目制是唯上不唯下，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与基层真正的社会需求存在断裂。比如有些沟渠河塘硬化整治工程项目，往往造成对当地既有的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因素却不被考量。而项目制的承接方往往是外来的“有资质”的市场力量，不仅容易喂养出寻租型牟利项目专业户，也催生出大量的虚假合作社，截留了本应造福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巨额资金，更严重的是无法培养出基层社会自身的自治主体性和能动性。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激发和尊重，精准扶贫资金极易在“水漫金山”后，就荡然无存。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共同富裕”的“共同”二字，正是社会建设的宗旨所在，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而集体经济之“集体”意指的正是经济的社会性命题。塘约村“村社一体”的突出特点，是基层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成功案例。只有“村社一体”，扶贫资金才能“筑坝养鱼”，涵养社会。只有坚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将其作为今天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共同富裕才可能实现，否则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将无法逆转。

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不成功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今天中国乡村的集体经济在总体上是欠缺的和不成功的。造成这种格局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的市场经济，若不能有效地形成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的机制，集体经济本身就会瓦解。但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小农在市场中的极弱地位，强化了农业的脆弱和农民的无力，土地抛荒就是必然结果。今天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是公司和大户，它们成为承接国家农业补助的主体，但是它们与村社共同体之间并无有机联系，甚至出现相反的利益取向。而最广大的农民却成为缺乏合法组织资源的“流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打工方式来自救，这是扶贫难以完成的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农民的组织不能依靠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来完成，而必须落回到村社组织才是最有效、最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因此，国家涉农资金的支持渠道也应该从单纯地对经济组织的投放和支持，转移到稳固党的基层组织所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即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方式的集体经济，帮助它们实现“共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即重建组织化资源的合法性和注入渠道。

由此，村社内部的民主机制，即基层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问题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今天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问题重重，最大的问题是出现贿选以及由此带来的村社内部的撕裂，族群、宗派和涉黑势力对选举的渗透和控制。贿选的发生使村社集体经济往往成为“分肥制”的“面包篮子”。那些集体经济发育得比较好的村社是如此，集体经济发育不好的村社，由于国家投放了大量涉农资金，也会成为寻租的对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一是通过加强党建，遏制基层党组织的腐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延伸和夯实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二是调整和改革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方式。

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精神，对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的成败得失做实事求是的研判和变革，已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涉及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才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如此，“塘约道路”的推行才具有切实的制度保证。

 蒲韩社区的经验：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比较的视野中，山西“蒲韩社区”作为综合性农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值得重视。这是一个始于1998年，自发形成的草根农民社会组织的伟大实践，在曲折中探索成长近二十年，依然生机勃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返乡加入。它在发展中逐渐超越单一的村社边界而不断辐射与延伸，实现了农民跨村与跨社区的联合，今天它已经覆盖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43个自然村，成为集合作金融、统购统销、城乡互动、儿童和社区教育、社区养老、手工艺传承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3865户社员加入其中，覆盖该地区总人口的58%以上。理事长兼总干事郑冰原是小学教师，家里开农资站，从聘请专家免费给农民传授化肥农药的科技知识，到组织妇女们跳广场舞、整治村容村貌开始，逐步带领农民走出一条从“农民协会”到“蒲韩乡村社区”的在地化综合农协发展模式。蒲韩社区的经验虽然有不少报道和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政治层面上的关注。这与塘约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

农民依靠自己组织起来显示出巨大力量

 “塘约道路”代表的是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相应的政治关注度更高。而蒲韩社区的发展模式刚好相反，它没有依靠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完全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需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通过边探索边总结，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社会、经济合一的社区体系。社区把妇女、儿童、青壮年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社教合一，实现了生产、教育和社会伦理建设的有机结合。

蒲韩社区从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出发，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天换地。面临着把土地集中起来统筹经营的现实需求，当时分管农业的市长曾忧心忡忡地问郑冰：你们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起，土地是高压线啊！郑冰则回答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呀。合在一起的土地，并没有走单一作物大规模经营的模式——这样操作的市场风险极大，蒲韩社区则是依靠多种经营，四季不同的农产品有机组合，以内部消化为主，成功抵御了外部的市场风险。此其一。

其二是，通过统购统销，保持和建立内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获得自我造血、自我服务的能力，每年的纯利润可达上百万，社会建设的公益资金也由此得到源头活水。不同于一般的对市场的外向型依赖，蒲韩社区通过将社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对外做团购，对内进行自产自销（多出部分有选择地外销），以服务社员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对外议价能力，成功破解了原子化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团购价与外部市场价的差价作为利润的来源，一部分让利给农户，一部分支持社区服务、科技推广、有机种植和金融合作等。

统购统销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入户服务的“辅导员”制度。社区列出社员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了18个辅导员，每人服务一、二百户社员，建立每一个社员的服务档案，首先解决老人赡养和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在帮助社员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完成“市场调查”。当年和郑冰一起组织广场舞的妇女们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一支意气风发的妇女干部队伍成为蒲韩社区的靓丽风景，妇女们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顶的已经不止“半边天”。辅导员们以女性志愿者为主，其在地化方式，不需要高昂的办公费用，场地和人力成本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在社区内部解决。她们了解家长里短，到田间、地头和农家，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其疾苦和需求，然后把服务和商品送上门。

在地化与社区内部化的组织资源是成本最小化的方式，田间、地头、入户的“市场调查”，足以战胜任何单纯的市场行为。蒲韩的经验表明，社区团结的“群众路线”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具有优越于单一市场行为的制度优势。而其在地化、内部化的关键正是充分发挥了以村社为依托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这一中国版本的“团结经济”的制度基础，郑冰们创新出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有机体，形成组织的力量投身市场的竞争。它的经验不仅证明农民有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诉求，而且再次证明，这是可行的，是充满希望的！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蒲韩社区坚持“生活第一，经济第二”，这是从挫折中痛定思痛的教训：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蒲韩社区合作金融的成败故事。2006年，他们曾经与来自北京的某小额贷款NGO组织进行业务合作，依靠郑冰和妇女干部们服务社区的理念以及周到细致的工作，期间没有一例坏账发生。2009年，对方注册成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把私人资金规模扩大到3000万，并要求将贷款利息从年息18%提高到21%，这就在观念上和社区服务理念产生了冲突。对方把义务信贷员改为公司雇员，提高工资，签发劳务合同，用奖金刺激业务，把合作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市场雇佣关系。自此坏账迅速出现，公司就用罚款进行惩处，信贷员的心态也从服务农户，变成为自己获得市场报酬而工作，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农民们开始认为公司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公司、农协与社员之间的信任危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2009年在合同期满之后，农协毅然解除与富平小贷公司的合作，回到了低息、免息服务社区的宗旨，并实施把利润收入大部分返还社员，一部分留作公益金，最小部分作为业务奖励的方案，坏账也从此消灭了。

蒲韩社区是以社会建设促经济发展的重要案例：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脱嵌”的批判，正是蒲韩社区把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而获得成功的证明。今天的蒲韩，社区民主风气浓郁，凡事大家商议，鼓励读书、学习，安排专项资金组织成员外出培训，促使团队不断成长。社区大小会议、讲座形式不拘，各种分享、讨论、情景剧天天有，生动活泼，一派欣欣向荣。

蒲韩社区成功的条件和原因有很多，与本文讨论与关心的主题有两点相关：一是地方政府对其实践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政治保护，给予了蒲韩社区自足成长的社会空间。第二，正是因此，蒲韩社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回避和克服了今天农村基层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以及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地方政府为了支持蒲韩社区的发展，曾经提出要以专项资金支持，但是郑冰拒绝了，因为她发现外来专项资金的建设目标会干扰农协社区良性发展的组织生态，造成内部运作的失调和失焦。她深切地明白，向政府“等、靠、要”，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农协只有以自身造血为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立足于自身社会的发展。

蒲韩的经验再一次深刻表明：乡村社会主体的建设是一切经济发展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应该成为国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首要考量。

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实验：涨价归农

李昌平是长期在中国乡村进行实践的著名“三农”研究者，曾经担任湖北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2000年因为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高度关注。2009年由他所创立的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模式，是其领导的乡建研究院打造的第一个乡村金融“试验田”。之后乡建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实验都是在此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延伸与补充。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的两个特点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首先是建立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由李昌平组织部分外来资金投放为撬动资金，由村民自己作为发起人，吸引老人入社，入社股金为2000元。老人股作为优先股，占分红大头。一般贷款需两位老人担保，用林权证抵押。其特点：一是充分发挥老人作为“乡贤”的社会伦理作用，让社区金融与社区伦理建设互相促进，促使乡村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实现自我重建。一方面遏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社会自身的离散解体，也减轻了年轻人赡养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有效减低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村民们的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贷款通过社区内部公平的合作金融得以解决，免除了依附外部金融体系的弱势地位，消除了高利贷对乡村社会的盘剥。其实就是通过乡村社区金融自我服务的成本最小化，把外部金融服务的高昂成本转化为内部收益，促使社区金融服务内部造血，自我运转。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限定在乡村金融领域的“蒲韩模式”。其自我造血的原理和功能是一致的，即以社区为边界的社会建设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推进。

二是建设金融互助平台的同时，建立土地银行，把林权和地权的资本收益也同样内部化，通过集体土地的包租和转租，获得的收益作为社区内部的分红。变土地“被动资本化”为“主动资本化”，是一种先期预防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资本化掠夺的方案。通过金融的社区化，固定、消解和改造金融流动性之本性，把土地资本化的收益收缩和固化在社区内部，为社区公益服务。

内置金融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局限性

郝堂村内置金融的模式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它本身的存在是以外部市场化为条件的，即以市场化环境下土地资本化升值为预期。无论是互助金融合作，还是土地的资本化，其实都服务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体经济行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和农村经济行为在市场上的弱势金融地位。郝堂村发展的是村落内部个体（包括外来资本购买）互相竞争的村落旅游模式，其金融内置的功能是抬升农村土地级差地租，把社员的成员权与地租的分享权挂钩。通过主动市场行为，实现地租上涨，保证成员权的地租兑现，以此来追求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公平分配与分沾。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实现也必须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收益不旁落，成员权的收益才能保障。

因为现实条件下农业本身的弱势市场地位，这一模式将自己限定为单一的金融服务，本身不直接作为组织资源进入生产领域，不直接关注劳动分配，也不直接致力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与蒲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但也正因此，它的实施条件更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即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土地资本化收益向农民倾斜，以此维护农民的地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头脚倒置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通过保守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收益完成乡村的“现代化”，它的前提正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在乡村的延伸。也正因此，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也在郝堂村不同程度地存在。

郝堂村乡建院是一个NGO组织的模式，它的成功归功于此，局限也在于此。它通过输入外界的公益性力量（比如免费帮村民房屋改造的设计，乡建院的干部驻村），帮助培养内生性自组织力量。但是，据我们在村里有限的观察和了解，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并没有覆盖社区的大部分成员，内置金融无法植入集体经济。村两委作为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与金融合作社是并置的两条系统，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和紧张关系。乡建院与合作社不能监督两委的行政运作，却依赖两委的支持。所以存在着村干部既可利用乡建院做大“面包篮子”，也可以将支持与否为筹码，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分肥创造条件。乡建院作为社会NGO组织，存在组织资源供给不足，缺乏制度支持等问题。如果基层组织存在腐败问题，乡建院与金融合作社就会有被拖累的可能，而无破解之道。

郝堂村的旅游业并没有获得整体开发，而是呈现个体互相竞争的势态，优势地段归属村干部的居多。社区内部分化无法遏制，外来资本已经进入社区宅基地市场。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内置金融合作模式的视界。总而言之，内置金融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金融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携手，但是社区建设本身却不是金融内置模式所能涵盖的。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协同发展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自下而上的积极力量。其成功经验的共通之处证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这是构建乡村主体性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今天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结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

上述三个案例，其实已经从不同的层面提供了破解之道，也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获得普遍性的意义，首先需要从农村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与组织资源供给入手。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力量，吸收综合农协与内置金融的经验与方法，克服其局限，发扬其优势，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土地制度，中国的乡村发展必将出现新的局面。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涵。

（编辑  杨利红）

摘精彩句：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在于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即使建造再多的“飞地”，即使这些“飞地”已经达到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有人主张消灭农村，一是把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二是把其他农业人口集中到一个新建或已有的城镇。在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发展阶段，创造一切条件，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住得下、融得进、就得业、创得业，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举措。但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地把农业人口迁出原来的农村，则不能说是一种求实的态度。目前全国仍有9亿多农业人口，能够全部城镇化么？拆农家院盖楼房，盖得起么？仅按1人20平米的居住面积计算，就需要建楼180亿平米；按每平米2000元计算，则需资金36万亿，这还不算其他必要的辅助设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拿得出这样一笔钱么？

事实上，不顾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好大喜功，盲目地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结出了不少苦果。我曾看过某地的一个“样板镇”：农民住进楼房，没地方养鸡，就在楼道或阳台上养；冬天无力交纳取暖费，造成水管冻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原本很漂亮的一个新镇竟然变成了一座荒芜的“鬼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把原来的村庄统统拆掉，乡间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一切乡风乡俗，一切的乡愁，都将荡然无存。比如河北张家口的一个村庄，至今还有战国时代的民房，如果拆掉盖楼房，这将是多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有人说这是新型城镇化，这是误解，是片面的城镇化、扭曲的城镇化、破坏性的城镇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6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所谓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说通俗一点，就是工业有的农业也要有，城市有的农村也要有，市民有的农民也要有，真正实现“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常说不忘初心，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倘若我们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那么“三大差别”就至少消灭了三分之二，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在这种统筹、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村庄的消失不可避免，新型城镇化是必要的、不容否定的。但是拆掉哪些村庄、保留哪些村庄，则必须在充分尊重实际、尊重农民意志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宜拆的则拆，不宜拆的一定不能拆，切实做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切实把保护传统村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尤其要警惕和防止有一些地方政府假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倾向，警惕和防止一些无良房地产商以支持城镇化的名义觊觎农村土地的倾向。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离不开国家和城市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广大农民作出了太多的奉献和牺牲，但是他们无怨无悔、甘之如饴。作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将赢得子孙后代的永久崇敬。如今，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具备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技术条件，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乎？在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的同时，社会各界也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支农方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不断拓宽帮扶渠道、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务求所反之哺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另一面的事实是，中国农业太大、农村和农民太多，单靠国家、城市的支持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持久发展。外部的支持只能作为一种助力、一种条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亿万农民自己，靠亿万农民创造历史的无穷伟力。

集体经济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令人振奋的是，农民兄弟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人间奇迹。嘎措、达西、东岭、南街、华西、西王、梦兰、花园、红嘴、龙门、蒋巷、窦店、刘庄、周家庄……从京畿重地到西南边陲，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坡，从中原腹地到东南沿海，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到处都有这样的榜样名村。在这里，产业发达、设施齐全、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乡情浓郁，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没有辍学少年、失业青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没有房奴、车奴、医奴和婚奴，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幸福指数甚至明显地高于城市，真正成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现世桃源。它们是东方的晨曦、惊蛰的春雷、进军的前驱，预示着、召唤着农村现代化的灿烂前景。

为了探求榜样名村成功的秘密，为了给城乡发展一体化鼓劲加油，一年多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密切合作，多次组成小分队，奔赴10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数十个榜样名村进行调查采访。我们发现，这些榜样名村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他们念的是同一本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经。撮其大要，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凡是榜样名村，都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支部、党总支或党委会。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廉洁奉公的集体，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集体，具有高远眼光、务实作风、创造精神的集体，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极强聚集力和号召力的集体。尤其是这一班人的“班长”，往往以其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强的领导能力而成为当地农民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

凡是榜样名村，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但是他们并不保守，也不僵化，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他们一直主动地融入这一潮流，积极探索优化资源配置的多种途径，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没有丧失自我，一直没有迷失方向，而是在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过程和收入分配等各个环节牢牢掌握着主导权和支配权。

不容否认，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否定集体经济的倾向。一些不辨菽麦的所谓经济学家居然夸夸其谈，编造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妄言土地私有继而进行兼并的“好处”；一些无良媒体则对坚持集体经济的榜样名村吹毛求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甚至造谣污蔑，必欲搞臭搞垮而后快；一些深受新自由主义蛊惑的领导干部也把这些榜样名村视为异端另类，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不肯定、不宣传，对他们遇到的困难不过问、不帮助，甚至进行不同程度的打压。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严重违犯了党的“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多数农民的耕作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他们作为小生产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小生产的家底薄、经营规模小、生产分散，顾不上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方面的建设，也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特别是国内外一些食利资本的挤压、盘剥和吞噬。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乡村的衰微破败。不改造小生产，农村的现代化就永远是海市蜃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改造小生产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多种选择，比如“公司（主导）+合作社+基地”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形式只能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农村现代化的全部问题。主导经营的公司即使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大可能在与其经营活动无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建设方面进行太多的投入，更不可能大包大揽当地的现代化建设。那么，可以让收入有所增加的农民去掏自己的钱袋么？我问过家乡的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说：“一两次可以，多了不行。再说，我不能因为换个路灯灯泡也到各家去敛钱吧？说一千道一万，没有集体经济，什么事也干不成。”

邓小平为中国农村设计了分两步走的改革过程。1990年，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①] 如果我们走了第一步而不想再走第二步，就很难说是完整的农村改革、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普惠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村改革。人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邓小平关于“两步走”的改革构想正在变成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2015年底，财政部发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2016年中央财政在13个省份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试点。2016年4月30日，习近平在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论断。

可以预见，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田野，必将掀起两个高潮：一个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潮，一个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高潮。城乡发展一体化内在地要求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则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托载中国农村奋然前进，一直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顶峰。

                                            （编辑  苏歌）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它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获得了后人很多的赞赏，包括毛泽东也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呢？

1973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郭老就是郭沫若先生，他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那么，《封建论》这篇文章到底是讨论什么问题的呢？

“封建”问题源

“封建”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这是指自先秦时期，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顾颉刚先生说：“封建”实际上就是指国王把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分给他的子弟或者是姻戚。封，就是把土地分划开来；建，就是建立国家。[①] 古人称封土建侯。所以它和我们近现代史上，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所指的社会形态的名词——封建社会的这个“封建”，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们虽然在汉语里是同一个词，但词义不一样，是名同而实异。我们探讨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主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封建，指的就是分封制。一般史书上都说，分封制是从西周时候开始的，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初显形态的封建，在西周时封建制得以确立。当时，较为落后的周人从西而来，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殷商及东方诸国。封建制实际上是从周人的氏族制演变而来的，它是刚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周时期的封建，一般认为是两次，就是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其实是三次。在周朝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文王已经把他的王畿内的土地，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封建。[②] 第二次封建是武王克商之后，把商纣的儿子禄父（武庚）封在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又命令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东方围绕着殷商的故地，监视殷人，史书称为“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武庚带着原来的殷商旧民以及“三监”，一起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然后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一带，在更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分封诸侯，把土地分给姬姓宗亲姻戚和功臣，史称周公封建。在这三次封建中，以最后一次制度最为完备，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③]。但封建制的开端是文王，毛泽东那首诗里“莫从子厚返文王”一句，说的就是文王的第一次封建。

西周的封建也是有多个层级的，可分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然后下面是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就是说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裂土，享用地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西周自周穆王以后，统治秩序趋于松弛，周天子的权力渐被削弱。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夷王时“荒服不朝”（《后汉书·西羌传》）。就是说边远地区的诸侯国不再朝觐朝拜了。到了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出现了比较早的郡县制。

郡县制，大家多认为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其实，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楚国和晋国。春秋末年，封建制逐渐衰亡，战国时则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时代。当时诸侯列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建立君主集权制，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

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秦统一后所设的三十六郡，实际上是以战国七雄原来已经设置的郡为基础再行划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来取代世袭贵族的分封制。所以，汉代史学家班固就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书·地理志上》）就是说秦代的郡县制很完备，推行得特别彻底。秦代的郡县制分天下为数十郡，每郡之下再分为若干县，县下面再设乡，乡下面再设亭。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做过“亭”这个基层组织的长官。亭的下面是里，里有里长。所以，郡县制分为五级单位，郡、县、乡、亭、里，这就形成了一个由朝廷可以统辖的、由上到下很有秩序的地方行政体系。

历代关于“封建制”的讨论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辩论的焦点：一是哪种制度更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二是，何为公？何为私？所以，封建和郡县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秦始皇在建国伊始讨论治国方略，主持评议的时候，守旧派和革新派争论得很激烈。丞相王绾向秦始皇建议要分封诸子，以屏障帝位。 “群臣皆以为然”，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廷尉李斯。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为河东、太原、上党等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众大臣宴饮，有博士七十人为之祝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主张恢复古封建制。丞相李斯起来反对，指其不足为法；紧接着，李斯又提出要焚毁《诗》《书》、百家之语，消灭私学，主张“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取舍问题。秦始皇欣然采纳李斯的奏议，下令烧毁了《秦纪》以外的史书，又坑杀犯禁儒生、方士四百六十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焚书坑儒”。

司马迁在总结李斯的历史功劳的时候，说他“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的历史功绩作了肯定。这是秦时对分封制的争论。

秦末楚汉之争时，郦食其曾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而谋臣张良列举了八条理由，举出大量的史例，力证分封制之“不可”。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没有分封六国的后人。（《史记·留侯世家》）但是，刘邦在与项羽争战的时候，为了笼络部下，分封了“异姓七国”，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这些异姓王都是悍将出身，开国功臣，功高震主，为刘邦所忌惮。他们政治野心膨胀，相继反叛，最后身诛国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的故事。鉴于异姓王的叛乱，刘邦接受教训，以为同姓王可靠，于是又封了“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后来形成诸王国尾大不掉的割据局面。

到了汉文帝时，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这些同姓诸侯国国土太广，有的竟一连数郡，太危险。但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建议。汉景帝即位之后，重用晁错。晁错建议，山东诸国（齐、楚、吴）强大，危及国家安定，须着手削藩，以尊王安民。晁错的建议立即引来了反对者，他们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最后景帝令将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成了“反封建”的牺牲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死后，邓公又向景帝力陈削藩，晁错之策最终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用实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乏有人为封建制辩护。曹魏时期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实封。像大家都了解的曹植，就曾经先后被封为平原侯、临菑侯、鄄城王、东阿王、陈王。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且还有监国监视着，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正是因为他后期的这种抑郁、苦闷、愁怨，才使他的文学作品蕴涵着哀怨动人的情感力量。所以，政治与文学这两个评价标准，有时候是难以统一的，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要处理好的一个矛盾。我们在读曹植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符合历史，才能从政治大局、历史大势出发，对一个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做出中肯评价。

到西晋时，司马氏认为，曹魏迅速灭亡的教训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于是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利，实行封建贵族统治。相应地，朝廷和社会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著名文学家陆机的祖国吴国被灭的时候，曾经率军抵抗。他喜谈历代兴亡、治乱、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曾经撰写了《五等诸侯论》，探讨封建制的等级（公、侯、伯、子、男），强调了“五等”制的好处。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到隋唐再次统一。唐代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政策徘徊不定，成为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个比较频繁激烈的时期。

唐太宗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将“复封建”这个议题交予众大臣讨论。在众多明臣、忠臣、直臣的谏止下，唐太宗虽然想恢复封建制，终因“大臣议论不同而止”。这也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很难得的兼听则明、从谏如流的美好品德。

初唐时期评议封建的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李百药的《封建论》和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这两篇文章持论都比较平允，大体上倾向于抑制封建，主张虚封而不赞成实封。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曾经问计于邺侯李泌，说在平乱过程中有两个大臣的功劳特别大，一个是郭子仪，另一个是李光弼。这两人虽然已经当了宰相，但是对于他们攻克两京、平定四海的勋业，不知道再给什么奖赏才合适。李泌以汉魏周隋初唐的历史经验相告，认为对功臣只可虚封，不可实封。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这实际上也是功臣不实封只虚封的一种策略。接下来到中唐，元和年间就出现了一篇讨论封建制的杰作——柳宗元的《封建论》。

“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唐代比较封建、郡县这两种制度优劣短长的最具盛名的文章。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当时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

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均田制的瓦解，自北周直至初唐一直实行的府兵制渐遭破坏。府兵是由各地方的军府管辖的职业军人，平时轮番守卫，战时出征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均需自备。[④] 我们大家熟悉的《木兰辞》，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兵制。战事发生时，朝廷一声令下，编在军籍的府兵就得自备武器、自带干粮，出征作战。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后来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为了拒止周边各族的侵犯，玄宗朝大量扩充边防军政，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帅权、财政支配权，以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天宝年间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尤其是在北方诸道，有的节度使经常兼任两三个镇的节度使。如安史之乱的叛军首领安禄山，一人曾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且十年不调。他有这么多军队、这么广的地盘、这么大的权力，又有雄厚的财力，所以才能发动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则设立了防御使或者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塞。这些军事长官由于常常兼任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就成了实际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之上又出现了军事行政单位，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就构成了唐代后期所谓的藩镇，又称方镇。

安史乱后，叛军的党羽纷纷投降唐朝，但是朝廷又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予节度使的称号，由他们分统原来安史叛军所占据的地盘。

从唐代宗朝到唐德宗朝，这些强藩大镇互相兼并，竞相叛乱，严重祸害百姓，危及国家存亡。建中二年（781年），一起规模很大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这起战乱的直接起因，是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擅自遵循“河朔旧事”，自请为留后，且得到了河北另外二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初即位，颇想重振朝纲，不允其请。于是四镇一起反叛。朝廷历经四年，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藩镇叛乱。但是，最终安定局面的形成，依然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为代价的。

这次藩镇叛乱是柳宗元童年时期（“建中之乱”发生时柳宗元九岁）发生的大事，而且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战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⑤]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

“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和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柳宗元入朝为官之后，积极参加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新进朝士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对于此场运动，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⑥]。

唐顺宗李适早在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宠信王伾，也很赏识王叔文。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朝士也与二王志同道合，最终集结为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二王集团推行的政治革新措施，一方面是下令改革积弊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是要为朝廷收回财权、军权，抑制藩镇势力。

但是，因为二王刘柳等人自身的缺点、革新力量的单薄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强大，这场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二王被贬出朝，不久先后死于贬所；革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远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但后世不少史评家对此革新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宪宗虽然贬谪了“二王八司马”，但在反对藩镇割据、重树中央权威方面，则与之一脉相承。

元和年间，柳宗元先是被贬永州司马，后来又再贬柳州刺史。但他在任所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⑦]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⑧]。

当然，最能系统、深入体现出柳宗元反对地方分裂、维护朝廷权威的态度的理论文章，还是其《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集中表明他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的重要论文，他在此文中是借批判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树立朝廷的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把当时的制度看作是圣人意志的体现。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他在文中首先描述了人类早期是怎么由原始状态发展到阶级、国家的产生这个过程。在《封建论》的开头，他说人类的原始状态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者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原始人类处于十分落后的野蛮状态，无法对抗外来的侵害，人类在维护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之中，不存在什么天命或圣人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圣人”、“圣王”，他们首先是作为“智而明”的“有德”的人，而被一层层推举出来的。而人类社会中这个自下而上的推举过程，遵循的又是历史的发展大势。国家的形成，并非是什么 “圣人”凭主观意愿创造了礼乐刑政等制度。就连“圣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主张封建者的观点的有力批判。以前主张封建者，多认为封建乃“圣人”、“圣王”之意，在他们看来，封建制不是古代历史客观条件所使然，而是先代圣主明君意愿的产物。针对历史上不绝如缕的这一类观点，柳宗元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他认为，“封建”制的产生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即“势”，使之然也。

柳宗元此处所用的“势”，是从法家思想那里借来的。战国时期，慎到、韩非子等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抱法处势”的主张。法家所用的“势”，虽然主要想说明君主的威信和权势，但也有承认“势”的客观性的意味。柳宗元借用法家的“势”这个概念，但更加侧重于其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并将之与主观性的“圣人之意”对立起来。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对社会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相通之处。所以，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的立论，就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探求封建诸侯的历史起源问题，极独到又具深度。他深探封建制起源问题所采取的主导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自然观基础上的历史观。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能够比历史上其他论者更为辩证深入地阐述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

柳宗元在文中细说史实，具体阐述了封建制产生和衰落的过程，以及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历史原因。

他总结了自周秦以来直至唐代的历史变迁大势和历朝历代兴亡的客观原因，说明实行“封建”制者并不一定都好，推行“郡县”制者也不一定不好，周之“封建”制之所以被秦之“郡县”制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的意志。

历代赞扬封建制、批评郡县制者，经常会拿历史兴亡说事。他们把周之封建制美化成天下大公的理想制度，而指责秦所推行的郡县制是“家天下”，并进而把郡县制下的帝王专制和暴虐统治，都归罪于这一制度本身；而将封建制与享国长久联系在一起，并举出一些偶然相合的史实做例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使得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驳。

但柳宗元则不然，他指出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而是 “势”使然，所以封建制未必一直就好。接下来他就将实行封建与否和享国长短之间的联系拆分开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用史实说明实行封建制的朝代未必就享国长久。如，封建制在周朝末年已经弊端丛生，诸侯尾大不掉，周天子权威被消解，这就说明，不仅封建制之没落及周之衰亡乃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封建制不但不是享国长久的因，反而成为周衰亡的征兆了。然后，他又辩证分析了秦朝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稳固统治，是十分成功和正确的。至于秦国建立后没几年又天下大乱，与实行郡县制并没有关系，而是另有原因，主要是因为秦朝实行暴政，逼得百姓造反。但是，当时只有造反的百姓，并无造反的官吏。所以，导致秦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郡县制本身存在问题。汉得天下后，弃用秦朝的郡县制，立同宗子弟为王、封异姓功臣为侯，似乎“拨乱反正”，却事与愿违，开国不到几年，诸侯王纷纷反叛，导致汉室皇权的衰落竟长达惠、文、景三朝。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代初年疆域，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当时叛乱的只有诸侯王国，并无郡县。可见郡县制的优越和进步。实际上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都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使到了本朝，设置州县，任命地方长官，也是十分合适的。虽然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凶狠奸猾之人，发动叛乱为害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出在州县这样的行政单位，而是在于藩镇拥有重兵。因为现实中只有叛乱的军阀藩镇，却没有叛乱的州县。可见，郡县制的设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

至此，柳宗元又自然地将藩镇问题与传统的关于“封建制”的讨论联系起来了，因为当时割据自立的方镇，虽然不同于三代的封建诸侯，但“不秉朝旨”，独霸一方，与春秋列国倒也十分相像。柳宗元旨在通过反封建制来反对藩镇割据，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色彩。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如西晋刘颂认为，郡县治理只能“理小政”而无远虑，不如诸侯；（《晋书》卷四六《刘颂传》）陆机也说，郡县长官“为利图物”侵害百姓；诸侯治理“为己思治”，明大义、守规矩。（《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对此，唐初李百药据具体的史实加以反驳。（《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对于那种将封建、郡县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柳宗元首先指出，在实行封建制的历史阶段，诸侯叛乱更容易产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西汉建国初年也是这样。而在推行郡县制的时期，反而是容易长治久安的，像汉朝的孟舒、魏尚、黄霸、汲黯都是能够治理一方的贤良守宰。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治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好，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行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周朝末年，诸侯纷争，战国林立，说明封建制已经衰落，且已成为国家大乱的一大根本原因。这是“制”不行，导致“政”也不行。周之亡，其“失”主要在于“制”（封建制），而非“政”。至于秦朝，郡县制本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秦朝却没有利用推行好这种制度，施政者残酷暴虐，令百姓怨愤不已，最终被推翻。秦之亡，其失不在“制”（郡县制），而在于“政”（暴政）。因此，柳宗元就比此前诸多反对封建制的论者，思路更为清晰，分析得也更为辩证透辟。

另外，柳宗元还联系唐朝的社会现实提出施政方略。他说，现在国家全部实行的是郡县制，在郡县始终都设置了守宰，这种制度是被历史沿用并证明了的好制度，当然不能改变了。那么，在现有的郡县制下，怎样才能做到国泰民安呢？办法有两个：“善制兵”，“谨择守”。只要朝廷善于控制军队，同时又能很谨慎地挑选出地方官吏，那么国家的政治就能清明太平，不会发生叛乱了。其中，“善制兵”一条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因为柳宗元在前文已经讲过，当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如果朝廷能够控制好兵权，应该不会发生这么多的藩镇叛乱。柳宗元又对几种将封建、郡县制度之争与国家治乱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批驳。

柳宗元认为，那些持“实行封建制延祚长久、实行郡县制政权短促”的观点的，不是什么懂得治国之理的人。试看一下史实：魏晋两朝实行封爵制度，与汉初之封建制差不多，但魏晋的国运并不长久。当今唐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已经享国二百年，国家基业仍很稳固，这与封建制又有何关系呢？柳宗元还反驳了“不应改变殷周圣明天子制定的古制（封建制）”的意见，认为秦代开始实行改革，推行郡县制，从制度上讲才是真正的“公天下”。从秦始皇的政治动机讲，也是有私心的，其私心在于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威，使天下之人都臣服于他。不过，中央集权以天下为公的制度，是从秦代开始的。

柳宗元在此对封建、郡县两种制度，孰为“公”，孰为“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所理解的“公天下”，实际上是指打破血缘纽带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郡县制在这方面，确实比封建制进步得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也优于封建制。当然，他又辩证地看到，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也是有其私心的，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他在分析封建、郡县孰优孰劣这一问题时，不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发现了历史运动（政治变革）的客观意义与实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改革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在郡县制度下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当然，在现实中朝廷用人还是很混乱的，对此他深有所感。比如，他在《复吴子松说》中就批判过当时用人不公的社会现象，并对之恨恨不已。他认为，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是不可能以大公之心来选拔人才的。那么，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保证选好用好人才。而在当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普通士子的政治积极性，选拔出真正的才士。因为朝廷可以根据政绩得失，来选择、升黜守令，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最终治理好国家。

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苏东坡的《志林》就认为：“昔之论《封建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论封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宋祁在《新唐书·宗室传赞》中转述柳宗元此文大意之后，也认为文中所论“诚然”，并且认为“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明确指出柳宗元此文所论之封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发的，而且他也同意柳宗元提出的建议，希望朝廷善制兵，平定藩镇叛乱。

毛泽东欣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肯定。秦始皇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用统一的中国代替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表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熟读唐人《封建论》”，说明毛泽东是很认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体现出的历史进化论；“莫同子厚返文王”，则在对柳宗元的《封建论》的高度肯定中，批判了各种历史倒退论，自然也包括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孟之儒观点的批判。毛泽东奉劝郭老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在废封建、立郡县这一点上退回到搞分封诸侯的周文王时代去。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柳宗元《封建论》的高度评价有其特定的政治用意和历史背景，但是不可否认，柳宗元的《封建论》确实具有思想上的特异之处和历史先进性。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对封建制，认识到封建制本非“圣人意”，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是“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然。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郡县孰公孰私问题，对封建、郡县的治政孰难孰易，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还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了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而且，《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以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对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权不能下放。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还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编辑  季节）

惊悉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先生于3月27日去世，享年104岁。我深感悲恸，以此文纪念马宾先生，回忆我在30多年前与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人怎么会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马宾先生，他成为我走上国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年5月，当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父亲胡兆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工作，由于他在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宾是1932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鞍钢的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由于我父亲曾与他共过事，读博期间我就去看他，到钢院家属宿舍马宾先生家做客。当时马老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马老向我推荐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包括他当时翻译并正式出版的劳埃德·雷诺兹（L G Reynolds）《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成为我的入门教科书。

我还记得，马老曾将周小川的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借给我看，当时周小川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量化研究国民经济，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很有示范效应。

在马宾先生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转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后转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由多位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其中包括马老，他特别希望我能够从事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要对农村人口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达到了2.6，农村又高于上述水平，远高于妇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将持续高增长，人口生育政策出现了摇摆不定的严峻形势，为此马宾、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否则我们将错过历史给出的最后机会。

1986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国农村国情特别是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与粮食供需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负责，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学科地对我国中长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了综合研究、定量分析、长期预测，其中我负责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与王毅代表小组执笔撰写了《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3-2.4）趋势发展，中国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6.3-17亿。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基本国情仍然应该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我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犯“急性病”，头脑易于过热的“速胜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持久战论”。我们的报告与批评得到了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与生育对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内容。马老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对我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分析进行了综合评价。他特别指出，现在看来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动员，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提高我们的人口意识，增强我们的危机感，提高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自觉性。我们提出对人口问题要有危机感。同时，一旦有危机情况后，我们还要“临危不惧”，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两会”之后，中央都将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重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妇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曾出现过大的辩论，伴随着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老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搞通货膨胀的主张。直到1988年9月底，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重新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花两年时间转向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

1989年6月，我与赵涛博士（经济学）、姚增起博士（系统分析）完成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报告》，在肯定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针对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国民经济明显出现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大问题，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对此，我们还首次提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数量指标和重大比例关系，供决策部门参考。[①]马老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针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评，认为既客观又尖锐。

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②]

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曾总结了这一段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历和体会。我研究国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刚考上博士生，怎样选择论文题目？我根据社会需要作出了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我是从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问题入手，从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国情的。我有幸得到众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的指导。其中就包括马老，我博士毕业之后的几项重要国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时，我更加坚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由此不仅走上了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重大选择，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涉及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此世界上没有可供参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错就是百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政策争论。

1993年王绍光和我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对我们所提出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议，给予了首肯。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取得共识。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有待于作者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后来，我和王绍光、康晓光撰写并出版了第二个报告，即《中国地区差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项关于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马老的好评。

马老104岁的人生之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有他的一份贡献。我这里只是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国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与马老有关，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题目，如人口与发展，使我能够较快进入国情研究这一新的领域；有的是我及合作者完成的国情报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不断创新。至今我仍然坚持国情研究要涉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定位，还要持续研究、跟踪研究、系统研究，例如人口与发展、地区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才能不断地积累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信息、知识、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地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目标。

我真挚地怀念那些智慧之人，他们启发人、引导人、鼓励人，使我走上国情研究之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马老就是其中之一，仅以此文表达悼念马宾先生。

                                               （编辑  季节）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说父亲正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而昨晚（2017年4月11日）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我和董良翮在文革期间“西纠”共处的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共处西纠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兴起与西城纠察队的产生。

西纠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与我们这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这从西纠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纠是怎么成立的？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的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以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的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海东的儿子徐文连那时是指导员。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发生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周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一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周总理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周总理那次把我和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小的时候，我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在那里站着，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了，都不行了，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让我们在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火车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守，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同陷囹圄

从西纠成立的1966年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的这些事。但是它的形象与影响被无限地放大了。

在中央文革眼里，西纠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阻力，他们开始找事儿。不久，我父母被江青点名，母亲自杀，父亲被带走、投入监狱关押七年，我也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19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那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同获自由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了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操场上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了。开着开着，我们一看，竟然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一坐下来，进来一群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周总理就上来讲话。

周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有人回忆，当时总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也很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走出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块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又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了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弟弟孔栋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一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儿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母亲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了代价，我的家庭付出了代价。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在此回忆我与董良翮在西纠的一段往事。

（编辑 季节）

人民是胜利之本

尼克松、杜特尔特，他们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波兰下跪认罪，现在德国成为欧洲中心；再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 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是没文化。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

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根本不怕。

因为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方。靠什么？中国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现在有人解读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说到根子上。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共产党这边是人民自愿参加解放军。为什么人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分给劳动者，打击剥削者。共产党一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有尊严，共产党直接依靠人民则天下无敌。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起，就会无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会造成伤害。所以人一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这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里头，缺点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势可能成为伤人的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2]。  

坚持斗争的哲学

唯物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

资源不是无限供给，而发展又是无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得不为资源而产生冲突。世界上国家间的斗争，大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的解释；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4]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中国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国人过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算得上是战略学的“最高词汇”了。“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一个人托拳揖拜。“福”字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这在告诉世人不能贪。国家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一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撑着了。前一条叫唯物论，后一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福”有底线，有极限；西方的“福”多是感情宣泄（Happy）。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家也是这样。

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无度扩张中灭亡，就是撑死的。过去因为饥饿，多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有福之国。国家利益拓展就跟拉皮筋一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能回来的为好。一般来说，特别是那些过去被人欺负过的国家，在国家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大多是为扩张所累。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哲学智慧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他们是按法律条文来判定对错；中国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算。中国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国知道“过错”，大过曰罪，小过曰错。西方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会开车的，栽在高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深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好多上了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加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是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一双上千元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又发现5000元的裤子、8000元的衣服、1000元的领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一下，就上10万了。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中国人是懂得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5]。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井冈山时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泽东说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丢了。毛泽东的方法论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我们的资源如果跟不上，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切身体验发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这就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战线不能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都是具有战略哲学思想的政治家，知道节制，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的目标都很宏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很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认为英国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们还不能独占亚洲？但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对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陆国家和岛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为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地向世界扩张。日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中心，将大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分出了几个傀儡“国”，中国的中央政府退到西南，新疆、内蒙古等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固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已经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印尼，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挨了美国的原子弹才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要讲国际政治，就不能追求全赢，全赢就要输。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道这些取舍之道，谁惹它就打谁，死也不服输。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崇拜这些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正义感。

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

国家统一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

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因此，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的问题。一切压迫民族，都喜欢在强调“现代性”时，竭力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将国家统一污蔑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从而是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前提。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就会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从而播下分裂的种子。

战国之乱换来的统一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争战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至少还是名义的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一个“周”的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并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6] 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其他六国的强行兼并。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7]

经验都是从血的教训中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经历了200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200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世2000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罗马时期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是以千年计算的。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分裂

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有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这与当时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有关，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与战国的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融权力登上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很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8]

管子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是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

当时整个战国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所谓的“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9] 讲的就是这件事。中国200多年的分裂状态，让中国人认识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多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淡忘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继而不顾一切地宣扬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200多年混乱战国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司马迁也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0]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618年）修了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跟不上。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能够推行，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不可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来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许多史论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1]，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毛泽东为中华统一作出了关键的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李宗仁提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中国就无法形成合力，造成欧洲式内耗就麻烦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分别给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毛泽东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你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2]

现在回首，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以及1975年以前的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力量整体衰落

世界局势的新动向

2016年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些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其特点是大陆国家向中心地带汇聚；而海洋边缘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则迅速与大陆国家拉开距离。

    在欧亚大陆，2016年6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欧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绕开英国和美国，于2015年2月在莫斯科与普京谈判。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总统访问莫斯科，迅速扭转自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僵局。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在中亚，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在亚洲，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宣称“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共同见证了中菲在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11月3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与此相对，英国与美国都在与欧亚大陆国家迅速拉开距离。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2017年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从12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TPP，特朗普政府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贸易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结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阶段。这次矛盾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国家阵营与以英美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21世纪初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中国汇聚，欧亚大陆的合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

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说美国持续衰落是有根据的。看一国变化趋势主要是看它的实体经济。1990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和中国的“三产”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表1：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1990年-2013年）

先来分析美国经济的“三产”贡献率。199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是0.25%、–0.11%、1.05%；2013年分别是–8.4%、19.4、89%，中国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贡献率分别是1.91%、1.32%、0.57%；2013年分别是4.1%、51.8%、44.1%。在1990年至2013年这23年间，美国只在第三产业成倍地领先中国。美国实体经济至此已经基本空心化了，拉动经济的只表现为金融和金融化的石油交易等。

有人说，这是暂时现象，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很快能回调过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经济空心化是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从1980年至2013年美国与中国三产增值比重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显然，中国的“三产”变化处于合理区域，并优于美国。

表2：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1990年-2013年）

当年奥巴马上台后不久，提出要“再工业化”。但话音未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便垮了。美国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和银行，在财政上就必须依赖由军工、石油和金融三大集团组合起来的华尔街资本集团。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白宫的立足点只有放在华尔街资本身上，并成为华尔街资本的买办和随从；不是为本国人民服务，而是为华尔街利润增值提供服务。白宫的“自由”仅表现在选择金融、石油和军工三大资本中的某一集团，而无法摆脱整个华尔街的垄断资本。但仅靠国内经济还不能完成华尔街的任务，这逼迫白宫的外交政策必须向全世界不断扩张，或发动战争或颠覆政权，总之要从世界范围为华尔街寻找浮财。

           图1：美元指数的升降

美国华尔街三大集团的收益表现为美元指数的升降。但在不同时期，三大集团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至21世纪第2个10年，第三产业成了美国经济增值的主体，而金融又是美国第三产业的主体。这时，美国经济指数就更多地体现为美元中金融资本收益的指数。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冷战形势，使美国的军工资本集团在政治中异军突起。

二战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美元指数高峰背后收获最大的是军工资本集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美国军工集团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宰力量。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他在卸任时告诫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13]

1969年，尼克松意识到持续的对外战争已使美国不堪重负。为了摆脱战争，尼克松从华尔街能源集团和金融集团那里获得了支持，此后“军工美元”转换为“石油美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造成亚洲国家对美元的大规模需求和美元第二次峰值的出现。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不依赖战争而推动的美元指数飙升，在随后的日子里，金融资本成了主导美国政治并由此操纵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1985年，美元暴利期结束，1987年伊朗危机加速美元指数下滑，至1989年跌至谷底。1992年前苏联解体，以至社会主义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财富，瞬间流向美国及其盟国，这造成了战后美元指数的第三次高峰（1998年至2004年）。以往美元的高峰必然伴随着军工投资的高峰，而只有这次美元指数创下新高的同时，军工投资不增反降，这说明军工集团在这场“美元盛宴”中已沦为次要角色。

普京上台后，强势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财富的进一步流失，美元指数随着普京上台和欧元的出现而直线下落。这时美国政府利用“911”事件，调头转向中东，企图重复尼克松将石油与美元捆绑一体并由此拉动美元收益的政策，结果伊拉克战争失败、美国撤军，使美元失去实体经济支撑，从此美元一蹶不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新从军工集团中寻求资本支持的力量。美国政治又回到二战结束之初的起点上。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战后美国又被强大的军工集团所累。

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庞大军力

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已经达到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前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4]

今天的特朗普再次选择军工集团。2017年2月27日，美国白宫公布特朗普的2018财年预算计划，今年美国军费计划增加540亿美元至6030亿美元，将是继2008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最大的增幅。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讲中说，他将用这项开支“重建美国军队”^[15]。

里根曾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避免打仗，最终以“空城计”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前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目前特朗普在学习里根，试图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今后，如果中国不倒，中俄关系又无法被间离，远东地区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特朗普就只能从正在解体的欧洲寻找机会。

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人劳动除了要养活自己外，还要养活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又不能与美利坚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华尔街。美国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白宫就成了华尔街大佬手中的玩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已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提出，“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6]

美国人民的自我解放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开始。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这次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华尔街。造成美国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将其化解，美国的前景堪忧。

在1972年以前，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超过美国。1978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全面超过前苏联，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则直跌谷底。美国与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变换的节点为什么在1978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摆脱了两线作战，而前苏联则陷入两线作战。与两个以上同等国力的国家两线作战，所需资源是单线作战的两倍，这不管是对美还是对苏都是力所不能及的。避免两线作战，也是中国在与美苏两霸的博弈过程中屡屡取胜，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因。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战略目标的极限是不能与两个同等分量的对手为敌。毛泽东始终在避免“1-2=-1”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中国发展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前苏联和美国过度扩张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只要中国不走帝国扩张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不远的将来就是可以实现的。 

当代世界体系的治理

新时期的世界治理期待中国方案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有前苏联、美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每种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英国模式带来的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前苏联和美国的方案也带来东西争霸和南北两极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前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独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治理方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方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强劲、和平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需要中国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动展现。

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经验与智慧

说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合作，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曾先后请前苏联和美国帮忙修条铁路，都没有结果。最后找到中国，毛泽东满口答应，且无偿援助，实打实地提供帮助。

在非洲，中国当时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前苏联比，但成效要比美苏更加深远。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前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非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心。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在半个世纪都记着中国人，非洲许多国家把毛泽东的画像与本国开国领袖的画像并列悬挂。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这就叫作“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进行比较，眼前看并不赚钱，但友谊的回报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人的无私帮助很快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无私回报。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8] 你无私地帮他，他就无私地帮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毛泽东那一代没有“经济头脑”吗？政治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1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的发言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演讲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也是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反抗的经验和智慧。“坦赞铁路”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直到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最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更没有体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

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能明白习主席倡导“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治理一个中国方案，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就是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国际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方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家内部渗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无油水可榨；而国际资本为了1%的富人利益，开始剥削北方发达国家。这实在是搞不下去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包含当代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方案。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1]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编辑  季节）

编者说明：2017 年4 月16 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召开了第二届年会。来自文史哲、经济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战略和国际学等领域的180 多位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各学科组就本领域的现状和重大课题、重要判断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

立足中国实践  推进中国学派建设

孔丹*

自2015年12月召开第一届年会以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称中信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称中信研究院）认真履行宗旨，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勇于开拓，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咨政建言、正面发声、理论创新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果，较好地发挥了“偏师”的作用。

              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智库建设，中信基金会努力创造条件，推进智库建设工作。

一是成立研究院，壮大学术队伍。为响应中央办好“新型智库”的号召，2015年12月，中信基金会在已有学者队伍和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中信研究院。目前形成了包括119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和115名研究员（青年学会会员）共234名科研人才的队伍，比第一届年会（183人）增加了51人，其中咨询委员增加34人，青年学会会员24人。今年参会人员185人，比第一届（134人）增加51人。2015年成立了博士学术促进会，第一届年会有21名博士生，现在已有80名博士生，今年还资助了11名优秀的硕士生。

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来自56个机构，平均年龄为57岁；研究员来自74个机构，平均年龄39岁；博士学术促进会成员来自21所高校，平均年龄29.66岁。在119位资深研究员（咨询委员）中，有12位从青年学会转入，目前共有19位同时为咨询委员(资深研究员)和青年学会会员（研究员）。

这支队伍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很多成员是中国学派的优秀代表，是我国各学术领域的名师、大家或青年才俊；这批人才具有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学术界、商界、政界、军界等）优势。研究院正逐渐形成高端人才聚集、依靠集体的智慧、共同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研究院的目标，是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综合性民间智库，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充分发挥“偏师”的作用。

二是成立国企研究中心，确定主攻方向。中信集团对中信基金会申报智库试点单位高度重视，常振明董事长表示，将按照国家建设高端智库的要求，确保为中信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中信基金会确定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并于2016年6月成立了国企研究中心，由孔丹理事长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高梁副秘书长为执行主任。

2016年7月召开了研究中心成立暨课题规划座谈会, 40余名资深专家、中青年专家和中信集团有关机构领导参加了会议。

中信基金会的着眼点是国家发展改革全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视一线调研，尤其强调从企业运作、市场环境与行业发展的视角，把握经济运行动态与趋势，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积极建言献策。同时注重有关基础性理论研究。

国企研究中心依托中信基金会现有智力资源，依靠企业界、学术界各方人士的支持，发挥好跨学科的能力优势。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区别情况，或提交有关部门参考，或选择成功典型进行对外宣传，以改善国企的舆论环境。

三是加入央企智库联盟，加强协同。为推动和促进申办智库试点单位的工作，中信基金会加强了与外部各方面建立联系，共享信息，协同作战，2016年7月，加入中央企业组成的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分享国企改革方面的信息，积极参与有关活动。中信基金会牵头组织《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课题研究，智库联盟单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三峡发展研究院、国网能源研究院、中核集团技术经济总院等参加课题组，充分发挥协同研究作用。

四是聘请海外顾问，拓宽联系。为了拓宽国际视野，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中信基金会于2016年初聘请了海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基金的海外顾问，目前聘请5位：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前任理事长、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兆佳（2013年起出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廼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致远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胡晓波（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教授）。

2016年9月1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城大厦召开海外顾问座谈会。海外顾问朱云汉、刘廼强、胡晓波，特邀嘉宾邵善波和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讨论了中国的政道与治道；中国现状及战略选择；中国文化的当代适应；知识分子作用与智库建设等。

               发挥优势，推进课题研究

2015年初，基金会启动了第一批课题项目，同年6月，又启动了青年学会50多个课题。不仅支持重大课题，还支持多项学者个人课题。截至2016年底，共开展128个课题研究，已完成结项26个。总的看，结项课题符合我们的宗旨，其中一些优秀成果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的价值。

本着突出特色、注重质量的原则，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课题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信基金会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热点问题，主动组织议题，充分发挥学术队伍“跨学科、跨年龄和跨界”优势，大力抓好重大课题研究。从2016年起，我们启动重大课题7个，其中战略学2个(一带一路与次区域规划的街接、伊斯兰问题)，政治学2个（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经济学1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法学1个（中国宪法研究），新闻传播学1个（舆情季度座谈会）。国企研究中心成立后，正在推进的重大课题有：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国企形象建设与声誉传播，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与发展，国企与“一带一路”战略。中信基金会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此外，金融、能源、医药、军工等方面的课题也在酝酿部署。其中部分课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了做好课题管理，中信基金会制定了《课题项目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重点抓好课题申报资格审查、课题中期检查、课题结项审核等重点环节，坚持所有课题必须经过理事长办公会研究，严格执行有关财务制度，加强与课题负责人的沟通，开发了课题申报和审批系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关注热点，联系实际

中信基金会围绕形势和任务，与《经济导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学者研究问题，正面发声，营造声势，壮大健康力量。

两年多以来，我们共举办了49次各种研讨会,例如新媒体技术研究和舆论生态变革、中国农村的当下与未来、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英国脱欧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等，这些都是挑战性很强的题目。2016年10月召开了“从美国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研讨会，包括外交、战略、政治学、经济学、传媒学等方面的学者坐在一起研究，体现了跨界的特征。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会议是“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三农问题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我们请了一些学者和农村基层一线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还和全国政协的丝路规划中心共同进行了中俄产业合作的系列研讨。从2016年起，我们组织了有关“一带一路”的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全局性的专题系列研究活动。会议成果通过基金会网站、《经济导刊》等及时进行了报道。

          办好经济导刊，正面发声，咨政建言

《经济导刊》从2014年第三期开始进行了改版，到2017年4月，已经出版38期。《经济导刊》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凝聚各方专家学者，旗帜鲜明，直面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正面发声，凝聚共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强调期刊的学术性而不是学术化的特性。注重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汇聚高端学术成果；注重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努力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平台。

《经济导刊》从改版至今，受到领导肯定，也受到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被中宣部认定为主流期刊，被新闻出版署在重新认定全国学术期刊工作中列入第一批认定公布学术刊物名单。

        扩大影响，举办系列讲座和制作视频节目

从2015年3月起，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主讲人主要由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承担，受众群体为全国知名高校的师生及各界专业人员。截至目前为止，中信基金会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27期讲座活动，其中内地举办25期，香港举办2期。

另外，在2015年成功制作线上视频作品《正说抗战》的基础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信基金会邀请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徐焰、徐占全、陈力等资深军史专家，制作移动互联网视频节目，以《正说长征》为题，从不同侧面展示长征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驳斥网络媒体中关于抗战和长征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使之正本清源。《正说长征》2016年10中旬上线，截至2016年年底播放已超300万次。中信基金会计划继续制作“正说”系列视频，如《正说国企》等。

结合青年网友的欣赏习惯和目前传播作品的最新流行形式，制作《长征.曙光在前》视频节目，以图文动画、历史影像和地图演进等为主要形式，与官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一起传播，并在众多纪念长征的新媒体宣传作品中脱颖而出，到年底各网络平台总点击380万，收获了广泛好评。

      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加强理论基础建设

中信基金会筹划组织《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出版，旨在发展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对象，源于中国历史，具备全球视野，创新中国本土理论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学派，鼓励和支持他们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治理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应用与传播力度。这是一个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

《中国道路》丛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5本书，2015年出版三本书，其中，《解放生命》一书获得2015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老龄委员会两部委优秀图书奖，同时被列入2015年“农家书屋”工程优秀图书。《西方如何营销民主》受到中宣部部长表扬，被评为2016年优秀译文奖。2016年出版4本，《谁是农民》、《重读毛泽东》（合作出版）、《走向繁荣的新长征》、《与改革开放同行》，其中，《重读毛泽东》获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优秀图书奖等多项奖。2017年已出版8本，《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制》、《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寻路征途》、《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美国社会和经济五个基本问题》和《币缘论》。其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被列为中宣部“十三五”规划重点书，香港系列三本书列为新闻出版署、港澳办香港回归二十年推荐图书，已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繁体字版。

            关注热点焦点，推动实地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信基金会2015年9月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根据重点研究课题的需要，组织力量对现实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如三农问题，制造业发展等，开展实证式的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及群众诉求、舆论动向等，为课题的研判或建议提供扎实的依据。从2015年10月起，开始从“城乡一体化”课题入手，进行系列农村调查（包括农村内置金融、土地信托等），2016年还组织了专家学者两次到中信重工调研，很有收获。

中信集团一贯高度重视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从1992年起，积极参与援藏、扶贫、绿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25年来，中信集团累计向定点扶贫县投入资金9916万元。今年春节，在基金会微信群里说起扶贫的话题，大家很踊跃。目前我们已做了扶贫调查方案，拟组织专家学者前往云南等地实地调研。

                 谈一点学习体会

前一阶段，我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90年》，共有三本，第一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第二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本从1977年到2011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起来就是90年了。第三本的最后，就是2012年召开十八大。我的学习体会，就是十八大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提法，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直到去年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把国企作为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和五个重要力量。最后一个是“国有企业是我们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我有一个思考，不是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而是当下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不是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而且从时间的节点上看，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到现在已经近5年了，或者说十八大到今年召开十九大，正好5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解放战争也就是3年到4年，其实我们在这个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体会就是包括中央提出来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应该说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特点下进行的斗争和努力。

    我最近通读邓选三卷，邓小平同志提到从1957年开始我们这个党就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一直到1976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谈不上将来走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以他非常认真地驳斥“四人帮”提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他有一个重要的表述，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说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发展生产力，所以提出了分三步走，翻两番。从1981年算起到上世纪末约20年时间，要达到翻两番目标，从人均250美元左右到人均800-1000美元，其实差不多已实现了。当时说再过50年再翻两番，人均4000美元，叫中等发达水平。2016年我们已经是人均8000美元了，也已超额和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注意到邓小平多次说，不能形成两极分化，如果真的两极分化了，改革就失败了，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现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五位一体”，也是因为环境问题积累了很多年，我们要正视，我们要解决。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充分认识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和新的历史特点的关系。

现在中央部署除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以外，还从全球战略上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及军事战线的变革和建设，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其新的历史特点的各个领域。我希望大家研讨的时候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来认识现在我们进行的斗争。

                                        （编辑  苏歌）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年1月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月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多数评论都将向好数据的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向结构变化方向延伸，寻找反映结构变化的先行数据，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季度增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回稳

2017年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9%公布后，舆论纷纷赞赏中国增长对世界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1]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康奈尔大学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增速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此前世界银行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贡献率为40%的评估，若以年度增加额为计量单元，中国的复苏确实为世界打开了复苏所需的权重大门。

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严格说是个短期增长问题。[2]这类讨论的逻辑是，按照经济体在低谷区间止跌趋稳后，连续三个季度不低于最低水平，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经济已经处在了复苏惯行性区间的门槛线上。回顾2010年以后的情况，当年增速达到10.6%的高位，其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达到最低增速6.7%。一个经济体连续五年且以年均0.75个百分点速度下滑20个季度，这在世界范围150个成规模的经济体当中还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也正因为如此，自2010年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时时涌现。到2016年初，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结局。

中国经济体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独特韧性。从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在人们屏息静气等待之时，连续稳定了三个季度，第四季度实现逆转，增速上扬为6.8%。虽然仅为0.1%的环比增幅，但这是逆转下滑的第一次上扬。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续增加三个季度，则可以判定经济在周期性复苏的意义上进入了复苏上扬的稳定惯行区间。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上扬为6.9%；如果再行上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性复苏问题将成为过去时。

但是，越过周期性问题来讨论结构型内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体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四个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续了5个季度，度过了从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换挡所需三个周期稳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摆动，甚至是向下摆动，则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经济在换挡后于6.7%的中值附近摆动；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则中值参数还需在经验值的意义上再行向上调整。周期性增长在增速换挡意义上的调涨，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变迁信息。

中国经济已经触到发达经济的起跑线

经济体的规模变化是一个快变量，结构变化是一个慢变量。规模增加是以年度单元为度量的，结构变化往往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单元为度量。不过，结构变化后，经济体的外观面貌变化很大，经济学家一般用结构变迁概念来描述。世界银行早年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思想。

钱纳里（1984）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世界范围101个国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的聚类性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增长都有一个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再向发达经济（结构）过渡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后，大体上要经过初级（结构）、中级（结构）和高级（结构）三个亚工业化阶段，才能步入发达经济水平。钱纳里的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在结构变化时期，如果年度变化（三次产业在总量的百分比）在0.3个百分点，则实属超高速度了。因为，如果工业产值为15%，十年后增加30%，则该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变迁到工业化经济的中期阶段了。

将钱纳里团队的指标换算到现在，处在工业化中高期阶段的经济体，其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过去三年汇率加权均值，中国人均GDP在2016年超过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中国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 根据两种衡量体系，中国的人均美元应该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内。也就是说，以汇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在二者之间取个中间位置的话，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已经触摸到发达经济的门槛线（12000美元）了。

遗憾的是，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中国车间制造经济（传统经济）产能的调整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国内外出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观点来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个结构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视结构变迁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将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关联指标下降，比如投资老一轨经济报酬率下降，当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这是犯了方法论上以表面指示性数据替代深层结构变迁序列数据分析的错误。[4]这一谬误尤其在观察对象处在结构变迁的关键时点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个处在12-18岁的少年，越是接近18岁的时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据此判断该少年掉入了成长的陷阱，因为这一时刻正是人体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各系统集成结构变迁的高速时期。不讨论少年向青年成人转变的结构特性，仅抓住身高指标不放，显然是反科学的。

先行结构的序列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的规模增长有先行数据，比如经理人采购指数的繁荣程度如果超过50，则表明厂商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虽然在最终绩效上一时还统计不出GDP增速，但下个季度的增长几乎是个必然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变化也有先行数据组，基于这一点，钱纳里和他的后续团队不断修正标准模型的结构变量。例如在一、二、三次产业的百分比结构（克拉克概念），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库茨涅兹概念）的变化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结构中就业结构变量，增加了收入结构变量，到后来甚至增加了教育结构的变量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

在这些结构变量中，有三个结构性变量数组具有先行变化特征。依据这些数据蕴含的先行信息，我们可以在高概率的意义上肯定该经济体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快速成长

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体持平；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目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6%。从世界范围看，每年结构增加0.3个百分点即为结构变迁超高增长期，中国则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堪称是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在进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时，没有因人口红利（偏轻的劳动年龄结构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的消失而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相对停滞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经济部门对GDP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这是一个比发达经济门槛线上的经济体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的数字，它意味着类似高收入阶段经济中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的特征已经出现。当人们都在担心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硬着陆时，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结构变迁高速综合的发展指标，缘何不是一个优良的增长绩效呢。

经济技术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这里说的经济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概念，而是指经济的基本变量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备关系。度量二者之间变化的先行结构数据是经济体中市场型主体的数量快速增加。舆论界并没有关注在一季度数字公布之前的一个工作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反映经济结构先行变化的数据。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平均每天就新登记4万户。这是一组绝佳的结构变化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宏观特征就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巨大，而市场价值实现能力过小。很多占世界市场大百分比的行业却没有定价权。新登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超过了实体企业数量，联系到近年来服务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高企，这印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是中间品市场类中介服务业的崛起。

市场主体型企业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定价过程的基础部分。阿里、腾讯和几十万家电商的出现是这种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被感知到的。假以时日，当这些市场主体分化出来成为做市主体（market dealer），亦即让厂商中间品市场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再假以时日或者同时，有些做市主体培育出中介群类分化出的独立性的成市主体（market maker），亦即将场外双边业务（信息不透明的双边交易）导入场内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体；再加上服务于两类做市商的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体（price-convergence agent，价格收敛商），亦即让场内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条件允许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体。当做市这三商主体的有效构成和数量门槛性条件在一个个实点市场上实现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的时候，定价经济的成分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和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分流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观。弥合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市场一维的良性结构变迁特征，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和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体是这个数字）。但是，另一组数据也许被忽略。2005年以后，我国每年小学招生名额稳定在1500万人左右，但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小学教师人数还在增加（教学班级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小学招生的结构态势。基础教育入学率稳定不变，而教育设施不断提高和教师人数增加——人力资源的教育动员以达到极限水平的先行数据——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结构数字。

在教育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条件下，新一届政府对人力资源在就业深层公共品上的政策结构也在产生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总结改革与“双创”关联时说，“‘双创’是应运而生，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放管服’改革，也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设来自基层，在经济成功发展后又将理念——为人民服务——变为政策服务社会的独有观察特征，世界范围非常少有。在“双创”政策（公共品创造性供给）连带拉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因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双创”中成为投资人（投资门槛低）和在企业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高、资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和阶层间增速减缓的局势，因收入差距而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矫正。

透过中国经济从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触摸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时结构优化的序列先行数字，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后几个季度或几年间增速会波动，制度还需继续优化，但中国经济不仅在外观增长变量数据上，而且在内在结构变革上，已经走出了让人最为忧虑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注意，这里不否认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研究中经常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技术变革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信息，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正在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新技术革命。1980年以后，地下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形成信息互联时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现移动互联网。地面上每50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将人们手中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九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中国经济非常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墨守陈规而忽略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了。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