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指导文件。“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重要时期。
“十三五”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十二五”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速是10.6%；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各年经济增速分别是：9.5%、7.7%、7.7%、7.3%、6.9%、6.7%。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期间，大量的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尽管政府全力鼓励扩大投资，启动内需，但下行的趋势并没有真正地挡住。
“十三五”期间经济下行的趋势能不能扭转？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保持6.5％左右的年增长速度，我们就可能在“十四五”中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定义，底线是人均收入11905美元，我们现在的差距并不太远。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十三五”规划纲要》内容很丰富，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有三句话：
第一，“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均增长速度要高于6.5%，基础是创新驱动。
第二，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更加符合需求，更加具有活力。
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确保资源的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分享保障。
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
“十三五”时期，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作为核心问题。1979年至2009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1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四个因素
第一，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高速增长是从短缺经济起步的。以前许多商品凭票购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是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消费市场是现成的，很长时间内，国内市场都有没有被满足的部分。这种结构性短缺，对于有关产业而言，是发展非常好的机会，也可以把企业培育的很大。
第二，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向来崇尚节俭，不愿意负债，老话叫“无债一身轻”。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倾向非常高，即使在美国这样低储蓄率的国家，华人族群也是高储蓄率族群。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改革初期中国国民储蓄率就高于30%，2000年左右超过40%，2008年超过50%，而全球平均储蓄率才25%。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高储蓄率可以支持高投资，从而支持高增长率。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资本和技术结合才能形成产业。过去我们的技术发展起点很低，中外产业差距很大，当时我们所需要的技术是国外成熟或过时的技术，向国外买我们适用的技术相对容易．这样我国新产业的形成非常快。一切从零开始自主研发，对赶超发达国家不利也有风险，而依托我们的市场，直接引进技术、产品、生产线，就可以快速形成我们自己的产业。
第四，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低成本是中国特殊的竞争优势。竞争对手既难以抗衡也难以仿效，低要素成本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在于：一是竞争力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前些年不管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只要中国企业能做得和国外企业一样好的，国外企业基本都要退出。
这四个因素之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叫后发优势，是推动赶超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四个波次
30多年发展中，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是：（1）居民收入提高，市场形成；（2）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产业；（3）本国产业依托国内市场迅速扩大规模；（4）国内市场饱和后利用低成本优势向外发展，占领国际市场。
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经过了四波发展过程。
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国家出台了两个措施：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二是给城市职工涨工资（当时叫“还欠账”），这样农民和城市居民手里钱多了一些。但那时候有钱买不到东西，基本日用消费品需求旺盛，市场就形成了。此阶段是中国轻纺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这5年中，轻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12.8%，重工业是7.1%，这也是中国轻重工业差距最大的一个时期。
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品市场短缺基本消除，取消布票、工业券等就是在1984年前后。中国轻纺工业就开始向外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品，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这一地位保持到今天。
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业为主的产业群。居民的日用品需求满足之后，消费结构开始升级，紧跟着是家电的兴起。1985-1990年是家电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量是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其技术来源都是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当时统计，我们共进口113条彩电生产线，80多条冰箱生产线，还有几十条洗衣机生产线，很快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家电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开始饱和，当时城镇普及率已经很高，但农村市场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电产业又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挤占国际市场，中国很快成为一个家电的出口大国，当然也遇到很多贸易摩擦，其他国家同类产业很难承受得住中国这个同类产业的竞争。
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业群。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当时分析，家电后面，应该跟着汽车和住房。但那时候汽车和住房是10万元级以上的消费，一时没有形成市场。但当时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的瓶颈非常突出，因为前些年重化工发展比较慢，已经难以支持轻纺和家电产业高速发展。当时我们的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都紧张，以通信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信条件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通讯、电厂、港口、公路、机场等建设，带动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
1990年至2000年，是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时期，我国长话交换机容量增长34倍，局域交换机容量增长14倍，移动交换机容量增长两千多倍。但技术仍然是靠引进，是“七国八制”，国务院担心中国通讯市场形成万国制式的市场。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讯业增长开始趋缓，在此期间靠自主研发成长起来的华为、中兴等企业羽翼丰满，就开始向海外发展，同样利用成本优势占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当然，进入美国遇到很大困难。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1995年后的十几年，是中国汽车和房地产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工业主要靠技术引进。这一层次带动的产业很多，尤其汽车工业是个综合性的工业，带动力非常强。引进汽车技术，我们被附加条件，国外的汽车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能转给合资企业。我们的产业政策规定，汽车合资企业中，中外资本比例50%：50%，技术由外方控制；他的技术只能用于他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现在国内汽车工业供过于求，市场完全饱和，但是我们出口汽车的都是没有合资的企业，民族品牌车出口不受外方的限制。但这些企业是我们汽车工业的中低端，主力的汽车公司因为都合资了，产品就出不去了。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与世界产业前沿比较接近。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住房和汽车仍然是主要的消费市场，他们分析消费者信心指数，汽车、住房消费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30年高增长的过程并不是平稳地增长，也是有周期的。我们有三次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的背景是家电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同时又受国际制裁；第二次是1998年，当时住房和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同时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府采取扩大财政支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几个主要结论
我们把中国30年高增长发展过程做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大概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30多年的高增长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的基础源于市场和产业的相互促进。从市场方面看，国内消费市场是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的层次在不断地上升。随着新的市场形成，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结合，直接买国外的技术，所以新产业上的很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市场带动，新产业支撑，这就是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第二，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30年的高增长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上，我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是基础，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产业升级停顿了，比如家电之后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经济发展早就停滞。因为靠原有产业不可能再有那么大的市场。中国所以能保持30年高增长，是因为主导产业在这过程中不断升级。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它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很难上新台阶。
也就是说，今后若干年，我们如果想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前提是必须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今后保持继续升级。如果此后没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出现，只靠原有产业，经济发展也会进入停滞。
新阶段面临转型和上台阶的任务
30年的高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升。所以前30年是非常成功的实践。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发展方式具有阶段性特征，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于，这30年高增长过度地依靠低成本、过度地依靠外部技术。这在特定阶段是可以的，但不可能永远如此。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环保要求的提高，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低成本。而且一个大国也不能指望靠别人的技术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看到，支持中国经济30年持续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要素成本在快速地上升。
中国经济经过了两个拐点
这几年，我们经过了两个拐点：
一是人工成本拐点。中国大体上维持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这是有国情的原因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过一个低成本、高增长时期，但一般在12年左右，没有超过15年的。中国能维持了将近30年的低人工成本，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原先珠三角、长三角工资水平提高后，打工仔、打工妹从贵州、四川千里迢迢跑过来，把当地的人工成本压住。劳动市场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工资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你不干反正有人愿意干；但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就快速上升。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刘易斯拐点”。我们过这个拐点的时间大概是2009年前后，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我们的人工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也是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比重下降，开始进入老龄社会。
二是环境的拐点。长时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积累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不管直接投资去治污染，还是遇到重大活动限制企业的生产，实际都是补偿环境成本。同时，农产品、水资源、土地成本都在上来，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
第一，成本优势被削弱，工资快速上升。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三方面：（1）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企业开始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去。（2）现在的工业产能基本是在低成本时期形成的，重复建设严重，形成庞大规模。企业成本一上升，市场份额必然下降，产能过剩突显。（3）人工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推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
第二，技术来源问题，引进技术越来越困难。以前我国主要是靠引进技术，当时中外技术产业差距比较大，国外企业愿意把成熟的或过时的技术卖给你。现在中外产业技术差距大大缩小，中国企业需要的技术是国外公司正在用的技术，他们出让自己在用的先进技术自己就无法生存。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了。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技术来源，尤其是关键性、站位性的技术会出问题，买不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国内市场带动的不是国内产业，而是外国产业。最典型的像芯片，每年差不多进口2000亿美元。大家反映资金多，但没有好项目，它的后面是没有自主的新技术，新技术买不来，自主研发又跟不上。
第三，市场方向出现了变化。当一个国家消费结构达到住房汽车产业层次之后，往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就很难找了，比方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都不大可能成为有规模的热点市场。发达国家居民的有规模的实物性消费，也就在住房、汽车这个层次上。以前国评论中国是“排浪式消费”，买冰箱、买手机、买汽车、买住房都是一哄而起。过去总有一块没有被满足的（结构性的）短缺市场，而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消费对实体产业带动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新增消费会转向服务，信息、网络购物、健康保健、休闲旅游等，这对第三产业发展是好事情。现在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但这对制造业可能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中国经济遇到的不是脉冲，而是台阶
我们讲中国存在内在的下行压力，就是指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短期性的问题，而是阶段性的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现在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脉冲。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到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发展从相对容易的阶段进入到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我们的产业竞争力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削弱了，靠低成本、低价格打天下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中国的产业和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竞争力的基础。
中国企业再靠什么和其他国家企业竞争？除成本之外，还要发展技术、服务和品牌的竞争基础。但企业的竞争力基础向技术、服务、品牌方面转换，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能够短时间见效的事情。
以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国外的技术，新产业发展比较容易，以后买技术就难了。下一步我们的产品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就必须主要靠自主研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自主研发方面很薄弱，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差距很大。所以，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十三五”和其他的五年不一样，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上一个新的台阶。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转得好，中国经济能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后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也会停滞。
这就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实际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些变化本质上是好事情。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靠“穷”的优势，现在这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中国发展了，不太穷了。这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或者说，以往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
新的发展阶段具有的优势和机遇
在整个“十三五”时期，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和机遇。
第一，中国的资金充裕。高储蓄率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内部资金，包括外汇储备。所以，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内部资金是够用的。我们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我们已经不缺资金，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一个优势。
现在大家讲“一带一路”，它有两个基点。一是中国基础设施的修建能力，二是中国的资金。“一带一路”的内容包括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能力是世界最强的。经过这一轮大规模基础建设，造桥、建铁路、高速路、港口、机场、水电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能和中国企业比。另外，中国有一大笔外汇储备，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政府倡议“一带一路”、扩大国际合作，真正的项目是由亚投行做，他要用专业眼光评估回款能力，选择项目。
第二，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利用好国内市场，可以支持我们的企业做大。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以市场换技术。比如这几年做的比较好的高铁和核电，它的基础技术都是引进的，起步时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首先一个前提，国内的需求要组织好，必须一个口子对外谈。你想进中国就要转让技术，第一步我买你的，第二步合作制造，第三步自己搞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协调好，多头对外，就不具备以市场换技术的条件。
我们现在与世界经济前沿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学习、模仿、最后实现赶超。买技术越来越难，但可以学人家去做。有一天真正到了前沿，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真困难，所有的经济增长需要你的发明和创新去实现。西方为什么能有1-2％的速度就觉得不错，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中国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和更穷的国家比，主要对在劳动密集产业而言。但在我们现在产业层次上，如果和发达国家比，中国企业和产业综合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工人不是世界最便宜的，但中国的研发人员绝对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所以，关键是看我们做哪个产业，有些产业主要靠蓝领工人，这样的产业可能需要转移，但一些需要大量研发人才的产业，中国仍然有优势。
第四，由于世界上现在还没有出现科技革命的迹象（专家认为，我们处于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期，上一次技术革命主要在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等等，下一次可能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但现在还没有看到突破的迹象）。前沿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只能是低速增长。他们的企业往上走没有新的空间，而后端正在被后发国家追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成本比我们还高，所以比我们还困难。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好机会。他的技术不会卖给中国企业，但我们可能有条件把它整个企业买下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技术，还有品牌、渠道和资源。所以前一段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并购很活跃。当然，国外现在也开始提高警惕了，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项目，不让中国企业参加了。
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上述几方面的优势是实实在在的。但对于习惯高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今后这段时间压力和挑战会非常大。主要的压力在制造业企业身上，而且我们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就是制造业企业，而且30年高增长主要靠这些企业。
企业所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产业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在前30年高增长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取得控制地位，同时向中高端扩张。由于我们的成本低，这个扩张说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处于中端了，而我们的成本上升得太快，迫使有些低端制造业不得不转移出去。我们要向高端方向发展，就要和发达国家企业抢市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技术优势；我们的低端制造业和更不发达的国家竞争，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成本优势；我们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中端制造业能力非常强，但因为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恶性竞争，整个产业中的企业都受到伤害。这种“两头受夹，中间产能过剩”的局面，就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下行、企业困难的根源。
当前国内有一种说法：制造业受阻，是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以服务业带动，由消费引领经济增长。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这些年由于二产速度下降，三产成为经济发展的带头产业，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第三产业毕竟要以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不能设想没有一二产业作为好的基础，可以凭空发展出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三产业来。
现在中国制造业基本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端。我们制造业的高端的状态是，有一些局部性的突破，而不是面上的突破，比如说高铁、核电、通讯装备，像华为、中兴等企业代表的通讯装备，是有世界竞争力的。但总体讲，我们仍然在中端。所以制造业高端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这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完全不一样。这个差距对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看我们上得去上不去。
现在我们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很难改变，就像当年我们用低工资成本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一样，追逐低成本是制造业的规律。
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制造业如果能在高端方向上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这可以有力地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会给服务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在高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企业，低端向外转移的趋势又很难改变，自身竞争力就会不断萎缩，这不仅会影响自身经济增长，也会间接地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这就是挑战。所以，今后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仍然要看制造业。
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近期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中长期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
近期主要是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导致恶性竞争，企业也难受，行业也难受。我们困难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处置过剩产能的长短。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是，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怎么能够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培育一代新的产业。眼前是产能过剩问题，以后的问题是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怎样靠自己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是支持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如果不能升级，迟早要停滞。
以下，讲“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低附加值产业的结构调整
调整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供给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产业结构是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后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现有产业结构两个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即低附加值产业和高端的二三产业。
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消费品工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企业。这一层次的消费品工业原封不动地保持在中国、维持这个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附加值低，成本上升就变成亏损企业。对这一层次产业有两个方向的出路。
一个方向是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目前这方面工作正在做，向柬埔寨、孟加拉、泰国、越南等地方转移。这个工作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主导，政府可通过外交渠道把这个过程组织好，到国外建中国工业园区，为中国企业争取尽可能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国内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有些偏见，比如“失去的10年”之类。当时由于日元升值过高，日本国内产业发展出现了停顿，的确十多年没有显著的增长。实际上日本的企业借日元升值的机遇，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外资产（包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非常高的回报。他们估算日本海外资产每年利润回流可达2000多亿美元，这对本国经济是非常大的支撑。
中国现在也应该形成一笔有回报的海外资产，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所以产业转移要尽可能由中国企业去组织。
另一个方向是品牌建设。品牌是和附加值联系在一起的，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上升多少就不重要了。比如国外一个手包卖1万，牛皮涨价就不在乎了。当然，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至于钢铁、有色、煤炭等附加值不低，但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处于困境的产业，去产能不可避免。这是“十三五”的痛点，是去库存的过程。有些企业职工可能要下岗。去产能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现在的条件比90年代好得多。第一，上次结构调整是以国企为主，风险非常大。现在去产能有国有企业，但相当一部分是外资和民营企业，它们可以用市场化的办法消化掉。这些年长三角、珠三角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东莞很多企业都已经迁出或关门，但比较平稳。第二是政府财力，那时财政紧张，企业破产根本没有资金的准备，逼得在操作的时候用破产企业的剩余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收入补给职工，或向银行贷款救急，银行意见非常大。现在情况和那时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的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备，那时没有经验，一边操作一边出政策，而现在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发展新一代高端支柱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光退是不行的。现在要素成本上升，使我们上一代的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减少，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所以，“十三五”及以后发展新一代支柱产业，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就非常重要。没有新产业就没有新的增长，如果有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出现，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有了扎实的基础。新一代支柱产业的市场条件已经形成，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国内的产业能不能上得去。新一代的支柱产业大体是两个方向。
发展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包括高端生活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服务业。在居民消费达到住房、汽车这一层次之后，新增消费开始多样化和高端化，但我们国家高端的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所以，这一层次服务的需求出现转向境外的趋势。比如到国外旅游、购物、留学、甚至去美容、看大片，高端的家政都要雇菲佣。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生活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家庭服务业，把这块需求留在国内。
生产服务方面，这方面国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市场，但高端的市场份额几乎完全在外国公司手里。比如企业管理咨询业，人们马上想到的麦肯锡、科尔尼、埃森哲。企业走出去需要国际化的会计服务业，马上想到德勤、普华永道、安永。这些年我们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企业要搞智能企业，社会管理要搞智能城市，需要一种全业务流程的综合服务。从问题分析开始到方案设计，关键的软硬件开发、项目实施的再培训，我们能想到的就是IBM、惠普、戴尔。每个方向都有国外企业在竞争，问题是中国企业能不能竞争得过他们，能不能逐步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海信智能交通的国内市场份额，从零上升到40%。这就是中国企业一步步地在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 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这说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需要在高端生产服务业上和国外公司去争夺，去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发展高端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包括生产装备业和战略型产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现在主要靠中低端制造业撑着。原有的消费品工业和重化工业都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所以发展新一代高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与之对应的市场早就形成。
以往我们“制造业大国”的称谓是指生产能力而言，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是世界第一，加上低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但我们的工业消费品或重化工业企业，其生产装备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很多企业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设备是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都不愿意用中国的设备。这是一块技术含量非常高、附加值非常高、规模很大的市场。所以，装备制造业是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十三五”规划专门提出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包括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械装备，现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成套装备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在战略型支柱产业这个方向上，应该说我们是有所作为的，标志性的就是我们的高铁和核电，以及通讯装备制造产业。但除了通讯装备制造业，高铁和核电尽管很成功，但它的市场规模都不够大。小国不需要修高铁，准备发展核电的国家也不多。高铁核电都是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它的建设都是国家行为，有不少非经济因素。所以我们的高铁核电走出国门难度很大。但有些产业不一样。像汽车、芯片市场规模很大，刚刚试飞的大客机是每个国家的航空公司都需要的，这些产业的带动能力很大。所以在市场规模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业方面，需要攻关。
“十三五”规划还提出，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和材料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和上述新一代支柱产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后可能也买不到技术，所以中国企业必须下大力气补“自主创新”的课。中央文件也把创新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业问题
纲要中讲了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重申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的绝对安全。包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这都是常规性的措施。
中国的农业面临很复杂的形势。我们是典型的小规模农业的国家，人均耕地少。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可比的经济体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十二五”期间，我们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主要的农产品价格都已接近和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价格是倒挂的。目前除稻米差价比较小之外，大豆、玉米、棉花、食用油、糖、奶制品、牛羊肉的差价都很大。“十三五”期间这个过程会继续，
由于内外价格是倒挂的，可能出现三种对策，三种情况。
第一，对外不设限，对内没有价格保护，完全自由化的。这样的结果，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势继续，必然亏损。这样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中国的农业将会萎缩。
第二，对外不设限，对内价格保护。我们前几年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农民的利益可以保护，但高价收购会使国家收储很多高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压在库里，一不好处置，二不好补贴。
第三，对外设高额关税，对内价格保护。这样受保护的农产品价格会逐渐上升。最极端的就是日本，他们的大米价格是中国市场的7倍左右，就是保护价抬上去的。
和我们可比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省，在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了粮食自给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我们分别看1960、1980年、2000年这三个时间点他们的粮食自给率：1960年，日本粮食自给率83%，韩国93%，台湾超过100%（大米出口）；1980年，日本是35%，韩国56%，台湾53%；到2000年，日本是58%，韩国30%，台湾36%。日本粮食自给升上来的30%都是大米，重点保护的对象。这些经济体人口都不多，它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可以支撑。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国际农产品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好估计。
我们目前的情况，凡是内外差价大的产品：大豆、棉花、糖、食用油、奶制品，都是农民生产不顺，企业经营也不顺，政府调控也不顺。以后出现差价范围会扩大，差价的幅度也会扩大。虽然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一部分农产品生产成本，但扩大经营规模一是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再怎么扩大，也就是到达百亩、千亩的数量级，对成本下降幅度影响不会太大。真正有农产品成本优势的国家一般都是前殖民地国家，历史原因造成它们地广人稀；他们的农场规模都是上万亩。
由于农业是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差，完全不保护不行，保护面过宽也不行，财政也受不了。它需要这样一种平衡。估计“十三五”及以后的期间，中国农业的政策，应该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结合。我们对农业的复杂程度研究得不够，这是今后我们很难回避的一个难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
“十三五”规划的主题词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是通过我们的扎实工作，把规划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落实。
纲要专门有一篇讲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全面的部署，要形成新的市场体系、新的管理制度、财税制度、宏观调控等等。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改革应该有一种更有针对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和发展的目标协调起来，争取能够有所突破。这个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全面下降，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挺身而出，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开拓新产业，能把国民经济带动起来。这个作用是谁都不能够替代的，“十三五”产业发展目标能不能完成，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时期企业的状态怎么样，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问题，这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差距不小。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具体分析研究，把它解决好。
总之，“十三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面对非常大的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十三五”规划对这些问题讲很清楚（农业没那么简单），所提出的思路也是清晰和对症的。主要是三大任务。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积极性，这是基础。
第二，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现有产业结构的问题。
第三，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一代新产业，包括战略性支柱产业、新的装备制造业，能承接经济发展的责任。由此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编辑 迟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