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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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远 脚踏实地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研讨会综述
本刊编辑部 来源:2016年12期 2016.12.22 09:49:16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然要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寻求广泛的合作。这里是亚欧非交汇的要冲,有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是当代世界各大地缘政治集团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2016年3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重大课题“伊斯兰世界当前问题”的研究工作,继之于2016年11 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在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由该课题主持人田文林研究员做主旨发言,报告研究成果。与会多位资深外交家和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编者按: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然要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寻求广泛的合作。这里是亚欧非交汇的要冲,有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是当代世界各大地缘政治集团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20163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重大课题“伊斯兰世界当前问题”的研究工作,继之于2016年11 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在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由该课题主持人田文林研究员做主旨发言,报告研究成果。与会多位资深外交家和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伊斯兰世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在主旨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横跨伊斯兰、基督教和佛教三大中心文明圈的发展愿景,伊斯兰世界是其中一个中心区域。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须分析伊斯兰世界当前的处境和基本诉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战略对接。

伊斯兰世界是当前国际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现在全世界共有16亿穆斯林,分布在162个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人口占80%以上的国家有57个。“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其中近半数为伊斯兰国家,沿线有四个重点区域,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总共41个国家,其中27个是伊斯兰国家,所以落实好“一带一路”,伊斯兰世界是绕不过去的区域。目前,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总体上抱着积极态度。主要原因是:

第一,伊斯兰世界深受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盘剥,亟需打破现状,实现经济独立,这与“一带一路”的基本目标一致。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大多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欠佳,在全球经济体中处于边缘地位。它们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合作,但未实现经济独立,反而日趋贫困边缘。这些国家渴望摆脱困境,实现经济自主。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对这些国家颇具吸引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诉求符合伊斯兰世界沿线国家的共同呼声,也激活了借重启丝绸之路振兴伊斯兰世界的美好记忆。从技术角度看,中国与沿线伊斯兰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在商品、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方面有较大的互补性,具备了开展互利合作的经济动力和基本条件。

第二,伊斯兰世界深受地缘分裂之苦,渴望加强地区整合,实现稳定发展,这与“一带一路”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基本诉求一致。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同处欧亚大陆,地区安宁稳定是双方发展稳定、深化合作的共同前提。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伊斯兰世界深陷灾难深渊,无法单独应对外部欺凌和挑战。尤其在9.11之后,伊斯兰世界被美国视为军事打压和民主改造的重点。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叙利亚,均不同程度面临改革和改造的压力,其对美单边霸权心存不满,渴望另辟突围之路。伊斯兰世界多数国家看好中国崛起,希望借助中国制衡美国。最近南海岛屿争端中,22个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中国的立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五通”,可极大地促进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这种前景符合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

第三,伊斯兰世界深受西方价值观渗透和颜色革命之苦,渴望重塑文化主体性和多元文明观,这些诉求与“一带一路”倡导的丝路精神、文明对话等理念基本一致。伊斯兰世界移植西方价值观接连失败,令其价值幻灭感、生存焦虑感愈发严重,尤其经历2011年阿拉伯之春破灭后,他们对西方模式和价值的质疑、反感、抵触日益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凸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金钱主宰民主使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神话日益褪色,美国软硬实力下降,导致其管控世界能力下降。西式治理模式,日渐失去市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同属东方文明,均强调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为丰富未来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资源。“一带一路”倡导的促进文明互建,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的丝路精神,谋求建立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新理念都符合伊斯兰世界重塑文化主体性和多元文明观。

第四,伊斯兰世界当前面临着经济箫条、社会动荡、恐怖猖獗,极端盛行等一系列问题,处在历史上最艰难时期。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约有6500万难民,其中半数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世界占世界人口的5%,但难民总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伊斯兰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中国推动与当地深化合作的机遇。我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深化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尽力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处境艰难

长期战乱和碎片化拖累地区发展

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指出, 伊斯兰世界分裂和战争的时间,比其和平的时间更长。近200年来,中东因它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扩张首选对象。西方对中东主要实施两大政策:一是分而治之,尽量把前奥斯曼帝国分开,分小了才好治理;二是限制其发展,要是伊斯兰世界发展得跟西方一样,谁来给西方提供原料?西方产品又卖给谁?因此,尽管伊斯兰世界重视向西方学习,但“老师天天打学生”。走投无路之下,这一地区转向伊斯兰教,试图借助伊斯兰教实现昔日辉煌。

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奥斯曼帝国都奉行政教合一,因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要想重新塑造辉煌,必须继续用这一方式。伊斯兰世界长期存在“西方化”还是“伊斯兰化”两种势力的较量,从而不仅发展不起来,而且造成长期动乱。当前“阿拉伯之春”已变成“阿拉伯之冬”,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爆发造成的。而中东动乱又为西方干涉、控制该地区提供了抓手和机会。

  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将当前伊斯兰世界总体形势概括为四个字。

首先是“乱”。这一地区政治不稳定、治理失灵、财政赤字严重、社会动乱。世界主要热点问题都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该地区还是恐怖主义肆虐最严重地区。

其次是“慢”。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增长水平。即使经济形势不错的产油国,如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也因石油价格暴跌陷入财政困难,沙特现在仅财政赤字就达l000亿美元。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

第三是“散”,也就是碎片化问题。尽管有伊斯兰合作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限。伊斯兰国家不团结,内斗、内耗严重,特别是中东教派矛盾突出,伊朗和沙特之间除了教派矛盾,还存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矛盾。

第四是“难”。伊斯兰国家与美欧关系越来越差。伊朗、叙利亚等国被美国认定为“邪恶轴心”,这些国家与美国关系较差,即使美国的一些地区盟国,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与美国关系也都不是太好。欧盟面临的问题中,有两大问题跟中东有关。一是恐怖袭击问题,二是难民问题。两大问题不仅是外交、政治问题,还影响到政府的执政地位。这些国家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在恶化。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是在向好,而是在逐步恶化,短期内看不到改善回升的前景。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牺牲品

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使中东伊斯兰世界成为其第一个牺牲品。该地区工业化程度很低,其出口额如果扣除能源出口,还不及一个瑞士。西方经济陷入困难,这些国家就会出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它引发了中东社会的各种内在矛盾。

美国是影响中东的最大域外大国。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开采形成规模后,其中东石油依赖大大降低,在中东战略收缩明显加快。伊核问题得以解决,就是因为奥巴马政府不愿在伊朗这一地区性大国上大量消耗资源。但美国战略收缩,使美国与该地区的盟友埃及、沙特、以色列等的关系日渐疏远。美国既想减轻中东负担,又不愿放弃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处境非常矛盾。

田文林认为,中东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应该说处于百年来最乱的时期。近代以来,受到工业革命等多种因素冲击,伊斯兰世界日渐衰落。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边缘化、贫困化加剧。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去工业化”趋势加剧,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统计表明,当前伊斯兰世界工业化程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年均只有0.5%,高技术产品出口不到1%到2%,基本都是原料生产国。这使其很容易受到外部危机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外溢效应使中东2011年爆发剧变,数年动荡,使阿拉伯世界经济损失超过8300亿美元。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暴跌又使中东产油国经济困难,维护难度加大等。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贫困化趋势明显。全球化实际上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发达国家可以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低附加值产品,增加自己的财富总量,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阿拉伯世界,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贫困人口达到40%。这些国家中多数民众生活在全球体系最底层,生存状况差,很容易引发革命。

政治保守化和政治思潮极端化

伊斯兰世界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始终是西方谋霸的主战场。田文林分析说,一方面,英美推行“分而治之”导致伊斯兰世界地缘碎片化加剧。英国和美国在欧亚大陆(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一战后,英法以“委任统治”方式将阿拉伯世界分成多个小国。二战后,美国继承英国衣钵,继续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混乱,坐收渔翁之利,由此导致伊斯兰世界地缘碎片化趋势持续加剧。与此同时,西方在伊斯兰世界扶弱抑强,竭力打压那些独立性强、不肯臣服于西方的地区强国,同时竭力扶植那些依附西方、相对孱弱的保守落后国家,以方便他们控制这个地区,由此使该地区陷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地区进步力量日益势微,保守力量日趋壮大,由此使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希望越来越小。

  西方价值观渗透,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迷茫和幻灭感,政治思潮转趋极端化。伊斯兰世界长期遭受欧风美雨侵蚀,近年来美国刻意地输入“普世价值”,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制造“颜色革命”,导致伊斯兰世界日趋丧失了理论、道路、制度的建设和文化自信。但盲目地效仿西方的模式,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一,“一族一国论”的国家观,瓦解了多民族并存的奥斯曼帝国,使之陷入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其二,西方政教分离的制度观,使伊斯兰世界逐步放弃延续千年的政教合一模式,导致世俗与宗教力量长期缠斗;其三,西方推销的“自由民主观”,迫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结果导致转型国家政府能力下降,各种原生性矛盾凸显。阿拉伯国家几乎试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但多数国家至今都没有找到适合的治理模式。走投无路之下,部分国家出现政治思潮保守化、极端化倾向,出现了一批极端理论家和极端恐怖组织,尤其2014年兴起的“伊斯兰国”,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湘穗教授认为,伊斯兰世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边缘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作为边缘,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中心。他们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被逼无奈,只能通过极端化的方式来动员自身力量图存,一定程度上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破坏体。按亨廷顿的讲法,甚至是“文明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天伊斯兰或伊斯兰文明遇到的问题,是西方错误的经济、社会以及国际政治政策造成的,与今天主导世界体系的基督教文明的排斥性过度剥夺有直接联系。现在,问题到了不可不解决的程度,但现行西方体系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秩序框架容纳不了它。

机遇和风险并存

前沙特大使李成文认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进行“一带一路”合作既有优势,也有挑战。优势主要包括: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共同语言较多,发展需求强烈,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多数都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资源禀赋雄厚,市场广阔;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共同点比较多,双方没有历史纠葛和利益冲突,关系友好,民间感情也比较好。

挑战主要是:双方治理理念和制度差异比较大,造成互通和对接困难,就像两截水管子对不上扣一样,不是这边不合适,就是那边不合适,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伊斯兰世界地缘和宗教矛盾深刻,发展水平不一,碎片化明显,动荡与危机很多,安全风险大。伊斯兰世界面临各种挑战,根本原因还是发展滞后造成的治理难题,所以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推进“一带一路”绕不开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应积极筹划,主动为之。

吴思科大使认为,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稳定统一的同时,实现了快速发展,因此伊斯兰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向东看”趋势明显。发展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管哪种政治力量上台,都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否则就站不住,因此都会和中国发展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阿拉伯世界处于“一带一路”汇合处,是我们的天然合作伙伴。2015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时,习主席亲自去参加开幕式,这是国家主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开幕式,“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总结“丝绸之路”精神的十六个字的历史经验也是在那次会上提出的,显示出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视。伊斯兰世界对“一带一路”总体反应强烈,他们能够看到长远发展的希望。另外,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伊斯兰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

华黎明大使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时期,中东是中国反美、反霸的政治同盟军,但政治互相支持多,经贸往来少。改革开放后,中东成为中国商品和劳务出口重要市场。2014年中国与中东贸易额达到1900亿美元,中国是该地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中东还是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中国目前对外原油依存度是58%,其中20%从中东进口。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

中东地区如果发生战争,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会造成影响。过去,中东并不是中国外交核心利益,因此我们总的政策是超脱,尽量不去掺合中东乱局。但现在,该地区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都很高,美国也希望中国在中东发挥一定作用。所以,中国对中东政策比过去积极了,尽量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调解,参与和平缔造。中东问题解决不易(如巴以问题),但我们还是要参与和平进程。中国为中东和平做出努力和贡献,才能在该地区树立良好形象。

目前,中国在中东的地位比任何大国都有利,因为包括俄罗斯、英国、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都有在中东地区的殖民历史,中东地区对它们并不信任。但中国支持弱者,主持正义,对各方都平等相待,所以中国在中东地区印象一直很好。尤其习主席出访中东时宣布,中国不搞势力范围、不找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这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罗林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在中东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三点。一是权力转型,尘埃未定,政治风险明显。阿拉伯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继承危机,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都存在类似问题。二是地区秩序日益失范,地缘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增大。最突出的是“伊斯兰国”外溢,特别是向中亚地区渗透,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威胁值得关注。三是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加剧。美国在中东树大根深,在很多海湾国家都有军事存在,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分析说,从陆路看,中国既是东亚国家,也是中亚国家。从海路看,中国既是太平洋国家,也是印度洋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构成一个新格局。从西安往西,逐渐进入穆斯林主流地带。沿线伊斯兰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能源(油气资源)占70%,自然资源占50%。中国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市场就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这57个国家。油气管道主要来自于中东和中亚。从伊斯兰世界角度看,目前伊斯兰文明处在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全球化的边缘,伊斯兰现有秩序融不进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伊斯兰话语体系受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排斥,伊斯兰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世界新秩序。

王湘穗教授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用共同发展的方式去解决文明的冲突,这为伊斯兰世界摆脱困境创造了条件。伊斯兰世界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有可能获得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世界是中国未来发展,包括“一带一路”不可缺少的同盟军或者合作伙伴。我们有一半多石油资源来自那里,同时也是替代西方市场的重要市场。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伙伴。没有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中国的百年复兴道路不会走得太顺。

  中国交建副总经理蔡传胜介绍,中交建的海外业务得益于当年海湾市场提供的平台。几十年来,如果没有这个市场提供舞台,我们的国际化道路恐怕会更加漫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始终对中东市场有深厚感情。阿拉伯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商机无限。2016年海湾地区在经济不看好的情况下,发包额还有l4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每年的业务量占其发包额的10%,而韩国占比达30%,说明中国企业还要继续努力。现在,我们合作的手段和合作层次更加丰富,让我们对穆斯林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而且,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结束,国内市场需求日益平缓,但国际市场比较优势明显,大有作为。

要从伊斯兰世界的实际需要出发

华黎明大使认为,目前中东地区有两大问题:一是战乱,一是贫困。恐怖主义盛行就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要关注两件事情。一个是帮助他们和平,使其不打仗;第二个就是帮助他们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首先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

吴思科大使认为,“一带一路”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哪个地方条件合适、成熟,我们就逐步推行。同时,选择项目要慎重。如果一个事情做砸了,负面效应非常大。如果做得好,则可以起到正面效应。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有很多共同点,文化应该相互交融,相互融合,相互认可,而不是越来越彼此隔离。费孝通老先生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向。我们要从这方面长期做工作,探讨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让中国更多了解伊斯兰世界,同时也要让阿拉伯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主张。还要加强人员培训,甚至要尽可能走在前面。不要等项目上去没人才,才去想这个问题。

解晓岩大使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推进“一带一路”,首先要加强统筹协调。如果没有统筹规划,而是八仙过海,各逞其能,很可能从国内产能过剩变成中东、非洲或其它地方的产能过剩。另外,要选好国别、选好项目、选好产业。哪个国家适合作为先试先行的样板,要做研究。如果项目失败了,它的负面影响会很大,所以需要好好谋划。产业转移也要有所侧重,事先布局。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急于求成。打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人员培训、人力资源开发要走在前面,否则我们的产业转移出去,这些国家可能缺少熟练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最后,“一带一路”能否将其思路用在与非洲的开发与合作。非洲很大,机会也很多,有些方面条件还不错。

王湘穗教授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推进“一带一路”应该顺势而为,不可操之过急。伊斯兰世界从达伽马从印度绕过好望角开辟新航线开始,经历了数百年沉沦,没有百年生聚、百年教训,就没有百年复兴。

    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是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时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能没有理论指导,不能用项目评估的做法,而要从地缘政治视角考量。东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和地缘政治观完全不同。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带有明显的暴力特征,由此给世界带来不安宁。它摆不平也拢不住伊斯兰世界。中国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模式,强调不同文化的包容、共存和互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也有分歧,但我们跟伊斯兰的分歧远比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分歧要小,更容易和伊斯兰文明共处。

要一国一策、重点突破、以点带面

田文林认为,伊斯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间千差万别,机遇和风险各不相同,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必须因地制宜,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和实际需求决定合作内容和合作方式。

李成文大使认为,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要因势利导,导之有方,导之有利,导之有效。一是要坚持“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共赢的原则,淡化宗教的色彩和影响。二是要一国一策、有重点,以点带面。“一带一路”是一大片,伊斯兰世界突出的特点是碎片化,情况不一,水平不一,推进“一带一路”要选好合作点,能够实现突破,起到示范效应。三是要认真地研究伊斯兰的经济,伊斯兰的金融,为我所用。四是需要精心打造形式多样的民心相通工程,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围绕“一带一路”可以开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世俗、智库与大众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交流,理直气壮地引导和宣传伊斯兰教多元化与中华文明。第五是心中有数,做好去极端化和反恐安全防范。最后是加深对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使学界更加接地气,企业更加上档次。积极推动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智库、友人信息和联络网,鼓励双方学者开展联合课题研究,平时多交流,关键时候共同发声,这样有利于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同时,我们在研究中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统治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曦辉教授指出,要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围绕“一带一路”可以开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世俗、智库与大众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交流。平时多交流,关键时候共同发声。在研究中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统治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希光教授主张,应建立一个能容纳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源自历史,立足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话语体系、多样化的道路选择、多样化的信仰体系、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强调共享价值、共有价值,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在新丝绸之路上建立和谐、民主、公正、和平共事的“一带一路”新世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界共同参与,需要借助各种平台,并提供各种文化产品,主动设置议题,克服语言障碍。他最后指出,这个新的话语体系不是取代西方话语体系,而是制衡西方的话语体系,强调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对话和团结。

中信建设何男分析了伊朗当前的情况,并建议加大双边合作,以投资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走出去,稳定中国在伊朗的市场份额。但投资要选好项目。工程承包领域,应继续以投资、融资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能源和制造业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同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适当规避西方再次制约的风险,在项目选择上、在经营模式上要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最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中资相互协调,避免恶性竞争,进行各行业、各领域的协调控制。

不同文明要包容也要交融

中信战略发展部任霞认为,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具有浓厚的伊斯兰的色彩,应该深度研究和了解伊斯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进和推动交流,巩固共识,夯实合作共赢的基础。其次,伊斯兰文化具有区域性特征,针对穆斯林不同宗教和文化,一定要有与之相适的有区别的政策。三是伊斯兰文化下的商业准则有其合理性和借鉴意义,如果能够善加使用,不但有利于推进项目,还可以形成新的、有针对性的商业模式。最后,她还建议,中国“走出去”应该建立多层级协调机制,中资企业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在关键节点给予企业有力支持。

蔡传胜建议:一是国家层面要能够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交流或者整体研究,对风险国家有更高层次的研判和预告。二是为当地培训相关人才。三是深化研究,把底摸清楚。

中国人民大学王宇洁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对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新的挑战。从理论看,“一带一路”是个外向的、开放的、文化多元的战略,它要包容更多的东西进来,它和“中国化”之间充满张力。二者表面看是矛盾的,实际是互补的。中国化更多强调主体的更新和自强,不管是中国化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穆斯林有强大自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做出更大贡献,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成就以各种途径传播出去。

从现实看,“一带一路”使伊斯兰教本土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伊斯兰世界政治动荡引发的思想激进化,以及这种思想扩散带来的挑战。中国穆斯林一直有对西亚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仰慕之心,对阿拉伯地区充满美好想象。实际上,当前伊斯兰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种种危机,并成为酝酿激进思想的土壤,这些激进思想又影响到其他地区,中国也受到影响。美国不断以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干涉中国宗教事务,对宗教中国化问题造成一定压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除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都经历了中国化过程。玄奘取经回来就是中国化,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体现。中国化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表现,就是把人家好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要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并给宗教指出方向,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康的共处环境。宗教中国化和“一带一路”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有利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

 

                                          (田文林  王湘穗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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