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全世界可能面临长期增长乏力问题的正面回答。在陷入老龄化陷阱之前，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尽早解决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

“长期经济停滞理论”的探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2010年是一个拯救的过程，直至现在。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在2013年底IMF年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从2007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GDP实际增长率都跌到了零甚至负数（如意大利），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全部在零左右挣扎。

    拉里•萨默斯认为，目前西方出现了潜在GDP实际产出水平低于预期的严重问题，这个GDP里面还有大量的水分，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另外两个经济学家从微观角度提出，西方正进入一个增长终结的时代。一位叫泰勒•考恩，写了《大停滞》一书。另外一个是戈登，他认为未来70-100年西方的GDP经济增长率，会从1840-2007年的年均2%，降低到年均0.2%。前者意味着每35年经济水平会增加一倍，后者意味着350年之后，也就是10代至15代人之后，经济水平才可能增长一倍。

    对于经济增长的停滞，乐观派萨默斯认为，停滞主要是指2007年以后。他的解释是，现在像谷歌、脸书这样的代表性企业，与上世纪60年代的公司不一样，它不需要很多的物理资本，所以不需要投资。而西方是从借贷的角度解释社会投资驱动力，这导致利率长期低迷，经济增长停滞。他的解决方案是，如果私有部门不需要大规模投资，就应以国有部门投入，将财政纳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悲观派考恩和戈登认为，西方进入停滞不是这几年的事情，经济的驱动力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减弱。他们认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现代科技创新最密集的时期，这个百年里很多有利因素已经消耗完毕，又出现很多阻碍因素难以解决，包括人口增长变慢、生育率降低、非全职工作、教育发生异化等等。

    一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包括IMF和一些国际性咨询公司，吸收了萨默斯的观点。这两年IMF有一个新的看法，叫U形大转弯，也就是它开始积极鼓吹通过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和它过去30年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萨默斯和戈登对于停滞原因的归结是表面的，他们归结的很多东西，恰恰是这20年西方引导的全球化模式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社会运动，不允许继续投资于某些需要重型资本的行业，只主张发展纯信息行业，例如通信、信息、互联网行业。现在这个行业开始快速收敛，转向媒体化的互联网模式。它的财富创造不是通过实体经济，而是主要通过股市，通过市场创造来进行。

    其结果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到80年代事实上是以另外一种滞胀的形态存在。这种“胀”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衍生产品的池子不断扩大。二是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大之下，个别资产包括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最后成为一个自我循环。

    滞胀的结果导致经济停滞。在消费端，因为贫富分化，大众很难产生新的需求，只能负债消费，而负债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企业端，社会偏好于爆发性增长的明星企业，但这种企业很难带动一个产业链，其带动的就业比较少，也不会产生大规模的资本性投入。

综上所述，事实上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过去20多年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

研究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目的在于分析中国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危险。我认为是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陷阱”。

    与西方类似，中国的潜在危险可以概括为“脱实向虚”。但西方的“脱实向虚”是一个复杂的虚拟金融盘子的自循环。我们的“脱实向虚”比较简单，就是变相高利贷的资本，这直接导致全社会流动性过剩。其后果，一是最近两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超越了与正常城镇化进程匹配的上涨幅度。二是接受国外的流行概念，试图在A股套利。更有甚者，把两者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如果任其发展，社会发展将出现技术的停滞，没有新产品，但产品价格却不断上涨，这也是一种长期经济停滞现象，可以与西方的长期经济停滞现象相类比。

    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可能导致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是蜕变出的高利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贷款利率高具有相对合理性。2009-2011年国家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2011-2013年出现以互联网金融名义、用过桥贷款的方式“吃企业”的现象，导致2013年后很多企业关门倒闭，此后就开始出现股市热。事实上，这是投机资本用高利贷的形式进入纯金融流通领域。2015年下半年后，股市热度降下来，但又出现了新的现象，比如“中概股私有化”概念，它衍生出一堆贷款性理财产品，这是蜕变出来的高利贷试图寻找利润的种种形态。

    第二是围绕一些虚拟类的行业，进行市值“生造”。2013-2015年，移动互联网热催生了创业热，2015年下半年后又开始搞网络经济。从中期来看，这些新事物都有很多问题。它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而2016年的“网红”模式，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

在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中国如果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而寻求捷径致富，将出现经济长期停滞，资产价格虚高。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对于全世界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可能面临的长期增长乏力问题的一个有力而自信的正面回答，它的思路应当是奖勤罚懒。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去杠杆。“去杠杆”要区别对待，继续保持对引领性项目的投资；同时对于涉及过剩产能和所谓“僵尸企业”的部分债务杠杆进行出清。

第二，在新兴产业方向上，应该打破一夜暴富和坐享其成的预期，通过税收方式进行调节，倡导长期奋斗的理念。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中国在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停滞的时候，对其某个技术部门进行并购，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应当注意不应由纯资本型公司进行，必须是所属行业的企业和基金联手进行并购。

第三，在金融监管上，应当注意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这是2016年初央行提出的一个概念，要限制投机性题材的资产结构上市。

城镇化是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压力，现在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关口，部分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优化，进而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教育因素可能会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要调整人口政策，鼓励、宣传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的传统美德，尽可能减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西方有自己的方案，但我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也是一个重要方案，而且是比较乐观、积极的方案。对于中国来说，要在可能陷入老龄化陷阱之前，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尽早解决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

（编辑  宋斌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是由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布局所决定的，同时要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性作用。

工业类国企占主导地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截止至2013年年末，全国各级国有法人企业(不含金融)共15.5万户，其中，中央企业5.2万户，地方国有企业10.4万户。2013年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3698.4万人，其中，中央企业1762.9万人，地方国有企业1935.5万人(不含金融)。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今年1到5月份的国有经济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5月末，我国工商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24.8万亿元，负债总额82.76亿元，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合计42.06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66.0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合计21.1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58.74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合计20.89万亿元。

国资委发布了《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把工商类企业分为三大类：基础性行业、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商贸服务及其它行业。从国有资产总量看，其中54%在基础性行业，11.85%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商贸服务及其它行业占34.17%（见表1）。

表1  2013年按产业作用分类的全国国有企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表2  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细分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从工商类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来看，工业占36.85%；社会服务业占17.32%；交通运输业占16.05%；其他一些行业的比例非常小，比如仓储业只占0.45%，建筑业占5.24%，地质勘察和水利业0.52%，等等（见表2）。

国有资产的三分之一强集中在工业。按照国有资产总数2013年底的基数23.4万亿计算，其中第一大行业是石油石化行业，占工业国有资产的26.49%；第二是电力工业，占19.93%；第三是冶金工业，11.54%；第四是机械工业，占9.3%；第五是煤炭，占8.7%，然后烟草是5.43%（见表3）。

表3  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细分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4》，项安波整理。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在我国工业中，在石油、煤炭等行业，国有企业仍然是主力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在全部37.8万家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1.88万家，企业数占比5.0%，总资产占38.8%，净资产占34.8%，主营业务收入占23.7%，利润占比21.3%（见表4）。

资料来源：贾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整理。

    以煤炭行业为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总企业数是6850家，其中国企955家，占总户数13.9%，但总资产占70.9%，净资产占69.5%，主营业务收入占58.5%，也就是说，接近60%的收入是国有企业创造的，尽管其利润占比只有29.4%。

    石油行业。石油行业是三大油为主，放开程度更低，国企数量占比为55.6%，但总资产占94.1%，净资产占97.7%，收入占87.3%。

    烟草是更加垄断的，几项主要指标基本在99%左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只有3.8%，但总资产占51.7%，净资产占比48%，收入占比31.3%。在上述几大行业中，产能大多数在国有企业中。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计算出30多个细分工业子行业^[1]的国有企业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占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的比重，从而观察各个行业在不同年份的比重变化，进而可以了解工业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布局调整（见表5）。

             表5  工业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布局调整

资料来源：贾涛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从表5可看出，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其资本在十年间在各个行业之间进行了比较明显的流动调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重化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例如，在煤炭开采、石油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冶炼、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生产等等重工业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的比重上升或显著上升，说明在这些行业，国有资本在整体工业国资布局中有所加强；而在纺织、服装、家具、造纸、化纤等轻工行业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占整体工业国有资本的比重显著下降或下降，说明在这些行业布局中，国有资本有所减弱。

从钢铁行业看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

根据广发证券的一份研究[2]，从上市钢企的股东结构来看，目前申万一级分类下的34家钢铁上市公司中，中央国有企业有7家、地方国有企业有20家，其中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地方国资委或财政部。

其中，宝钢股份、鞍钢股份、武钢股份、*ST韶钢、*ST八钢、新兴铸管和大冶特钢为中央国有企业（前六家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其中前五家央企大股东控股比例均超过50%。地方国资委管理的柳钢、首钢、本钢板材、新钢、三钢闽光、太钢不锈、安阳钢铁、华菱钢铁、酒钢宏兴和包钢十家地方国企的大股东控股比例超50%）。

在顺周期的时候，有的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而有的国企领导人担心被别人兼并，不考虑市场经济的产品原则，而更多是考虑地方利益或其它一些因素。

从钢铁产能利用率看，2008年约76%，在推出4万亿刺激之后，2010年达到82%的高点。但2011年之后迅速下降，2015年只有66.99%。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我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远远低于其他大国。

其中，韩国的CR4（前四大钢铁企业的集中度）是90.91%，日本是83.44%，俄罗斯、印度、美国都是60%以上，我国的CR4只有19.46%。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太低，叠加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行业竞争很容易变成恶性竞争，就是流传的“我卖一吨钢就只够买一根冰棍”的说法，这个时候钢铁行业很难实施行业自律，压低产能非常难。这一轮国资委要求宝钢、武钢整合，如果两者能够整合成功，就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提高产业集中度。

从企业角度看，整合的首要目标就是减少恶性竞争。宝钢的优势是汽车板，武钢是硅钢和家电钢，但两家企业都拥有全产品线，在很多地方重合。其次，整合完成之后，有助于对上下游的议价方面提高话语权。第三是优势资源互补。第四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湛江和防城港这两个新建的基地，比较符合国际趋势。钢铁行业的铁矿石和钢材出口大进大出，比较容易发挥沿海港口的优势。

从行业角度来看，如果宝钢和武钢能够成功合并，将对其他央企、国企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提高集中度，也能够对一些落后的产能形成排挤效应，加速改革和行业洗牌。

在整合的操作层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第一要注意整而不合。比如，河北早年通过行政命令整合出来的河北钢铁产能达到1亿吨，其中邯钢效益比较好，但是好的坏的互相拖，有时候把好的也拖死了。再如河南能化，在煤炭形势好的时候，旗下永城煤矿非常好，但是并来并去加上一些包袱，它也被拖垮了。企业整合成功的关键在于切实改善管理，调整内部机制，包括减员增效等等，并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理解国企改革的复杂性

社会各界需要理解和支持国企改革。首先是历史包袱，大家都说国企效率低下，但是它在历史上对社会做了许多贡献，也确实背了很多历史包袱，包括离退休人员等等，有的企业每年在这方面的额外支出达到十几亿。

    其次是“三供一业”。“三供一业”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年国有企业是厂城一体、厂政一体的，比如在荒野建一个厂矿，几十万人来了，必然要有生活设施配套，职工小孩要上学、要入托、要有医院等等，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天还有很多城市依然是厂政一体的，比如鞍钢、大庆。这时“三供一业”怎么交，交给谁？我们调研发现，某央企说一旦我们想在某个地方裁员，哪怕减产，市委书记马上就坐飞机过来了，因为地方经济全靠这个企业。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很难的，千万不能低估它的复杂性。

    还有就是冗员问题。客观地说，国企确实有很多冗员，国企一旦裁员，社会压力太大，下岗分流也会出现问题。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就像1998年国企“抓大放小”所面临的分流职工安置问题，当年成立了再就业办公室，现在仍然需要类似的机构加强员工就业培训与指导。同时我们也要理解国企职工和地方政府，要换位思考。北大的一个学生曾写了一篇关于攀钢的文章——《那座工厂那座城》，当时阅读量很大，转发率也很高。文章中说：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层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老国企去看看，到工人家去坐坐，就能够理解国企改革的复杂性，以及那些面临去产能、将被压缩的行业或企业职工的感受，相应的社会政策就能够更多地体谅他们。

国企改革的资金从哪里来？我想可能主要有四个来源。

第一，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来。按照7月1日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汇报的决算情况：201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613.06亿元。加上2014年结转收入143.98亿元，收入总量为1757.04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362.57亿元，完成预算的80.4%，主要是厂办大集体改革和“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进展低于预期。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235.36亿元，包括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支出230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27.21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下年支出394.47亿元。与执行数相比，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与执行数基本一致，支出决算数增加2.9亿元。

第二，目前对于煤炭和钢铁的1000亿专项资金。但这1000亿是远远不够的，后续中央还要拿钱出来。

第三，在经济下滑过程中，能不能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讲，国有企业都是全民所有财产，而且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中，实际上要发挥第二财政的功能，包括把部分国有企业股权划给社保。换句话说，真正开始体现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财产的特点，在支持它渡过难关的时候能不能发行特别国债，成本全民分摊，暂时度过难关。

第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部分收益。去年中信集团引入两家国外战略投资者，部分股权变现了几百亿资金，中信将这些资金都交给了财政部，这也是一个思路。

理直气壮做强国企

今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对于前一段时间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习总书记的批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习总书记批示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我们要注意这个顺序，是做强做优做大，不是盲目求大。同时，要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这些提法为今后在一些企业实行薪酬激励，包括科技类企业的股权激励等措施指出了方向。

此外，还要按照五个发展的理念，推进结构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性作用。为什么供给侧改革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在这些相对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区域，国有企业也是重点区域。同时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前一段时期开始倡导工匠精神。日本和德国的产品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他们肯定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他们也是想把更好、更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客户。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要做出好的产品，市场就一定会回报，赚钱是第二位的。如果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一切只为赚钱，社会风气就会下滑，黑心食品等各种问题就会出现。因此，在理念和宣传上，我们都要树立一些典型。虽然从所有制上看华为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它实行了利益分享机制，任正非个人只占很少的股份，而且有产业报国的理念。最近我们在中信重工调研，才知道焦裕禄也在那里工作过。为什么中信重工没有进行所谓的私有化改造，也能够做到行业领先，还是因为有追求。这个时代不是不要信仰，不要追求，从生产目的来讲，企业还是要产业报国，并且怀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环境需要这样一个根本目的。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成长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整个西方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力量,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归根结底，仍脱不开博弈和较量。中国的大多举措都被发达国家或是误解或是曲解。尽管中国无意称霸，但国际上有股势力对中国的猜忌和质疑从未停止。个别发达国家不断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即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领域的霸权和主导地位。

下面略举西方误导我们的几例。

一、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与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多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个别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应付的。他们极力“唱衰”中国，称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加剧了内部不平衡，导致二三产业失调、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激增，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更有甚者，背弃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谋求对中国的出口进行歧视性的打压。他们甚至试图改变WTO的规则，用TPP、TIPP等方式改变贸易规则，架空WTO，以便让中国再次屈从他们的苛刻条件。他们极力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以消费推动增长，而自己却在积极推行“再工业化”。

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产出能力的增加。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包括最有影响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也都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现也必须以相关领域的投资为基础。

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偏重消费，是由于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量产业外移，经济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消费需求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显然不适用。而且长期依靠消费拉动的政策，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生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些的新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明显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相应下降；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2015年的贡献率达到60.9%，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9.2个百分点。但这种现象需要进一步分析。

消费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在投资和第二产业增长明显放缓基础上的，其增量作用并没有显示。从历史数据看，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增速并没有显著提升，其占比扩大更多是因为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图1）；同样地，消费增速其实也在放缓，只不过投资放缓程度更大（图2）；但由于GDP增长已大幅下降，消费的贡献率显得高了。但是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的上升并没有抵消投资下降的影响。相反由于投资的下降，使消费的增长也在下降（图3）。

图1  中国二、三产业增速，1992-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图2  中国消费与投资增速，2000-2015年（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

    图3  中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

数据来源：Wind

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具有相当高的消费率，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但这能否说明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费率达到过70%以上，[1]但与今天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相比，难道当时的物资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积累、高投资，我国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最近几年我国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动能也随之减弱。尽管经济增速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资的大幅下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而消费和服务业难以对经济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例如，近年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出行人数不断增加，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旅游业收入增长仍然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图4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和GDP增速，2005-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我国仍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考虑到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与欧美国家也相去甚远，投资仍有很大空间。2015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925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平均43178美元的水平有很大差距。[2]目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左右，根据瑞银的估算，2013年为美国的1/7、日本的1/13，[3]仍处于需要加强积累和增强生产能力的阶段。日本和韩国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投资率上升是正常现象。1952-1973年是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日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即使是工业化完成后，日本投资率的下降也花费了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后的1993年才降至30%以下，那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超过32000美元（当年价格）。

表1  日本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Database；The Statistics Bureau and the Director-General for Policy Planning of Japan

韩国经济的高增长期是1963-1993年。30年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投资率的峰值为1991年的38.9%。1993年以后，韩国的投资率也没有快速降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9%左右。

表2  韩国储蓄率与投资率变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 Database

对于我国这个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增长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中西部及城镇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保持投资较高增长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也能有效阻挡外部风险的侵蚀。

要正确理解积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压制收入和消费来为投资和生产积累资金，也要避免超前消费，像欧美国家那样。因为这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末倒置，如果过度鼓励消费而不注重积累和投资，将会使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动力。以产业空心化为代价压低投资则更不可取。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搞消费拉动增长。既使将来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了，也不能搞过度消费。个别发达国家现在也正在改变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现在的年轻人又更加注重消费，等老一代人退出劳动力大军时，我国储蓄率下降的幅度恐怕会更大。到那时支撑投资的基础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因此要提早重视。

               图5  中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1995-2014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前，第三产业已逐步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并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降低建立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使经济资源得以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比重如此之高，也是建立在对海外市场的占领之上。如果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经济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是不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提高，全球的制造业和消费者支持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国的制造业下降，服务业将随之会下降，因为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向本国制造业和消费者，还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服务。所以，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服务业也会垮台，这是给中国经济设置的陷阱。如果服务业可以拉动经济长期更快增长，是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那西方还提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及工业4.0干什么？

第三产业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第三产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个别发达国家经济过度依赖第三产业有着内在联系，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对主要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比重高、且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大的国家在危机前后经济增速变化更小，恢复速度更快，说明经济韧性更强。特别是，德国、韩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与这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度比重是分不开的（表3）。

表3．发达国家危机前后GDP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注：GDP增速历史波动情况采用相邻两年GDP增速变化绝对值的平均计算得出。

三次产业间并不存在所谓“最优比例”或国际标准，各国只能根据自身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来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现在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要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其根据要么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要么是世界各国第三产业普遍占GDP的2/3左右这一现象。但如果看一看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可知这一“高级”的产业结构没带给他们好处，对克服危机，保持发展无益。因此我们不宜向这种所谓“高级”的产业结构发展。

当然，这不是不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要适合本国的需要。中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对的是本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中国的服务业扩大，应该以制造业的扩大为基础。由于产能问题和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曾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危险，连纺织业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发达国家转移，如不采取措施扭转，前景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与其他经济体横向比较，中国债务总水平并不及日、美、英等发达国家，不过企业债务负担是最重的（图6）。

图6  主要国家实体部门债务规模和结构比较（GDP占比，%）

数据来源：李扬，张晓晶，常欣等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

中国的企业负债偏高，不仅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也与企业负债构成有关。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150%多，国有企业负债总额7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6%[4]，中国企业总负债中超过70%为国有企业负债。2005-2013年的8年间，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从14万亿扩大到97万亿，而其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仅从1.5万亿上升到3.3万亿。[5]因为直接融资一直不发达，企业要发展只能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因此，从账面上看国有企业债务率很高。但去杠杆也要从给国有企业注资、减税上想办法，而不仅仅是限制发展。

图7  中国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及资本金情况，2005-2013年（亿元）

一些西方媒体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和企业债务问题，就是想让我们不敢投资，束缚手脚。如果真的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经济才会陷入失速和危机。

二、收入分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扩大了收入不平衡。他们提出，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其逻辑是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消费。但关键在于，工资、福利和收入的提高需要有一个参照标准，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如果脱离了这个标准，不切实际地提高工资、福利，只会适得其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将造成伤害。

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已有所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低时的2元多上升到2014年的8元多（表4）。[6]这与劳动生产率不高有密切关系。

表4  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1980-20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作者计算

2007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呈上升趋势，2011年增速更达到16.8%。尽管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并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2004～2011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工资年均上涨速度2.7个百分点。[7]近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一些企业反映，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成本比中国低三分之一。

   图8 中国劳动生产率，2005-2013年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Wind

从长期看，劳动者收入提高是使居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但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而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了。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竞争力下降意味着削弱经济增长的能力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而这正是国际上敌视中国的势力所希望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平等现象，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10%-3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提升的必要。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提高一倍、两倍，中国的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有些发达国家一再批评中国产能过剩，要我们去产能。但为何波音、空客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他们面向全世界市场；问题的关键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品的唯一性和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一些产品产能之所以过剩，第一是我们的产品不具有唯一性。第二是国际贸易的规则被改变，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被颠覆。因此，要战胜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唯一的路径。而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三、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能源战略等方面的全球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利益博弈、谈判纷争不断。西方国家突出宣扬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可见，“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已有46亿年的历史，气温一直不停变化。人类对气温的科学观测和研究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测上百万年的气温数据。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失之武断，或缺乏充分依据。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全球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对待。

自国际气候谈判开启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坚持以生产排放为计量标准，对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则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包括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如果建立起仅针对生产而不涵盖消费的“碳减排”规则，解决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巨大压力就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成冲击。个别发达国家一定要拉中国搞减排，但有些排放大国却始终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上也毫不积极。例如，个别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如果它们真的关心“气候”、“减排”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设限，不让它们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洁能源？同时，发达国家对于飞机这个高排放产品却不提限制[8]，因为飞机是它们出口的强项。这充分说明它们保护环境是假，保护生产力、竞争力才是真。因此我们对于碳减排也要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在当今国际形势渐趋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调整结构、慢慢发展，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七八年上一个台阶，抢先冲破敌对势力围堵中国的布局企图。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支持创新，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尽管消费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六成，但日本经济仍难见起色。如果我们也放慢投资、放慢增长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的覆辙，在西方大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形势下，这将再次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

四、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是靠印美元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因为美元仍是主要国际货币，让全世界替它分担了风险和损失。美元不是数量违约，而是价值违约，这就是它的经济和货币没有垮台的原因。因此它会不遗余力地捍卫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打压人民币也就成为必然。

2002年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多边化，成为转移个别发达国家国内压力的出口，但更多的是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国际上从未有过意见；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时，一定会有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西方部分学者不断指责人民币低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却故意回避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全部大幅贬值，发达国家一再要求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顶住巨大的贬值压力，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这难道不是在要求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的汇率吗？当有需要时，就把保持汇率稳定视为应该的；而不需要时，就把稳定汇率视为“操纵”，这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逐渐清晰，但受到的围堵也是明显的。

人民币虽然被纳入SDR篮子，但也丧失了一定灵活性。今后人民币汇率如有大幅波动，就会受到IMF的制约，甚至制裁。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背后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是第一位的。当前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而货币和汇率应保持灵活性。

五、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问题

西方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的说法中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中国已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增速和投资要降下来，这是自然的。西方计算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均GDP，产业结构的比例，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全面。

中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从纺织到核工业，高端的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一旦外国封锁这些设备的出口，我们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不少产品上我们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还是受制于人的工业化，离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自称进入“后工业化”是肤浅的自赏。

中国必须加大对这些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只有中国自己能全部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

六、如何应对误导的策略

目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上处于二战以后最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会多次出现。为了抓住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年我们的GDP增长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效率在下降。如果不能培养出新的、先进的产能，经济就有长期陷入低迷的危险。而投资是创造先进产能的重要条件，现在投资在下降，说明培养新的、先进的产能的力度有限。

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7、8月号发表题为《民主在变弱》一文，文中说：“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证明一个国家无需自由化也可以实现繁荣”。作者对“民主”失去影响力很担忧，但他也认为民主在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还是上升的，如尼日利亚、突尼斯及缅甸的例子；同时又认为“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失去了一些光泽，因为中国的增长已显著下降，而油价的下跌已削弱了俄国和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经济增长的快慢已被西方部分学者看作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第二，西方的部分学者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失败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阻止、延缓中国的发展。只有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逻辑。

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工作仍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应该放手去做，而不是被外界舆论或“质疑”所干扰。

（一）投资力度必须加大，商业性投资的决策要交给市场和企业，让企业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由于我国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无论是铁路、城市管网还是公路及清洁能源都有大量投资空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既可防止经济下滑又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有些项目建成以后可以分情况出售给市场经营体按商业原则运行。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利用私人资本做公共事业的说法，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注意研究。

（二）去杠杆要给企业注资。资金的来源可以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发债，所得资金给国有企业注资。适当增加政府的负债，减少国企的负债。发债可由央行购买。美欧日的央行都在做这类事情，不会引起通胀，因为企业会把部分借款还给银行，资金从另个渠道又回笼了。同时也要考虑阶段性地为企业减税费，增加其资本金。

（三）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试点把大型银行的二级分支机构有步骤地法人化，但不允许他们跨区经营，使之变成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主力，也可以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试点。实行中要按有关法规办，有必要也可由全国人大通过临时性法规。

（四）要发展和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投入，要有特殊的人员、财务、投资相应政策，以便产生实际效果。

（五）去产能应有配套政策，有些产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可以大量转移出去，包括一部分钢铁产能也可以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急需这些产能。但要有政策支持，例如低成本的资金、税收优惠、国外风险的覆盖等。还要大力支持产业的集中，这其中也要认真研究一些产业的民营化问题。例如应研究钢铁、有色等行业是否应鼓励民营化。

在发展中切记被误导，要坚持自身的判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跳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设陷阱，那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发展停滞的状况，长期不能自拔。当我们的绝对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时，要保持应有的灵活性，牢牢地抓紧经济发展这个原则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增强经济实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军事实力。

（编辑  苏歌）

2008年世界各国都陷入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六年过去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复苏过程仍然步履蹒跚。全球经济不得不面对低增长的“新常态”（the New Normal）。许多经济学家呼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国际合作。当决策者事实上只根据其国内授权制定政策的时候，何种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呢？本文认为，当存在一种全球体制，在此体制下“协同自治”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时，国际合作是可能的。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合作再次成为必要。

本文特别强调，在合适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协同的单边主义”有助于将全球经济导向较好的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协同和单边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目标-双工具体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防止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局面的重演。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需要追求“内部平衡”，同时也需要一个能保证“外部平衡”的工具。对每个国家来说，财政政策被用来保证充分就业，而货币汇率被设置在这样一个水平：在此水平该国能够使其出口具有充分的竞争力，出口所得可以支付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所需的进口。这实际上是一个“双目标-双工具”的体系。

IMF负责监督每个国家的政策调整过程。任何一国汇率的调整都需要达成国际协议。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追求国内充分就业的目标，而不用担心全球经济衰退会使这种可能性脱轨。但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需要发挥“协同自治”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协调工作。首先，需要对每一个国家的汇率都达成国际协议。第二，IMF被指定为遇到外部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三，需要对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监督。

凯恩斯曾担心，美国即使处于国际收支盈余的状态也不愿意调整汇率，因为它希望通过低估汇率以促进出口贸易；或可能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替代汇率的调整；或可能试图对缺乏竞争力的边缘国家施加外部平衡的压力，从而导致全球衰退。

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则担心，第二梯队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处于对外收支赤字时，可能拒绝约束其国内财政政策，这时，调整其名义汇率时，将不会带来纠正其对外收支赤字的效果，而只会带来通货膨胀。

在很多年内，全球储蓄被有效地用于投资——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关贸总协定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凯恩斯和怀特的担心都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

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技术知识向德国和日本的转移，以及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未能得到很好控制，导致美国国际竞争力逐渐衰弱。最终，1971年针对美元的投机性攻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被废除，转变到各国汇率相互浮动的制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在发达国家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重新出现的“无体系”[②]所取代，不同的是，各国有了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又内嵌于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之中，不存在国家间互动行为的全球治理机制。IMF不再履行其早期的职能，转变为治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危机的机构。

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新的“无体系”带来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非凡时期。处于边缘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趋近于更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首先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奇迹，随后是中国的崛起。

货币政策的单边主义，发达国家和东亚之间的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是一个“单政策目标/单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体系：运用货币政策积极追求内部平衡，目标是控制通胀率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浮动汇率使各国可以使用本国的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影响汇率，以抵消国内冲击的影响，或隔离来自国外的冲击[③]。

财政政策被局限于保证公共部门收支平衡。外部平衡不再作为政策目标，因为在一个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各国都能够从国际上借款。尽管对美国和其它国家间的不平衡状态的评论持续存在。

在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中，即使各国独立行动，每一个国家都能实现其所想实现的政策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国际合作——甚至是国际协调——都是不需要的。这就是单边主义，它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

自1980年代起，国际经济秩序随着东亚的崛起变得更为复杂。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之前的信用扩张是建立在风险成本被低估、固定汇率体系为支撑的基础之上的。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增长再次恢复到令人瞩目的水平，这一次主要由中国带领。

因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所以如果他们希望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非常低的利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将国内利率降到了历史性低点。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大的贸易盈余——以及美国的贸易赤字。

由此产生的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看上去并不构成问题，而只是反映了东亚向美国的贷款。这种全球的“无体系”并不需要国际合作，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这个系统同样被认为运行良好，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

危机开始后即刻的合作

2008年的金融崩溃和随后的去杠杆化，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快速的经济衰退。

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决策者与IMF紧密合作，一致达成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在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又一个“大萧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每个国家的利率降低至零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非常有限。各国同意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应对全球总需求的崩溃[④]，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又多了一个额外的政策工具。每个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都会有溢出效应，一致行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将受益于其他国家正在实行的政策。这种形式的财政合作是一种“协同的单边财政扩张”。

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他们将相互合作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启动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政策框架计划。该框架导致了一个多边合作过程的创立。通过这一多边合作过程，G20领导人首先为世界经济确认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二，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G20领导人承诺将对实现他们目标的进程进行相互评估。G20互相评估过程（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G20MAP[⑤]）是与IMF合作治理。G20MAP可被视为在全球宏观经济决策中，将“协同的单边行动”制度化的一种努力。

许多人都希望，G20MAP能够提供当前所需要的一个框架，使决策者可以开展国际合作以刺激全球需求，并保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财政紧缩：需要矫正的错误选择

从2010年年中开始，各国决策者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许多国家需求不足，但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决定撤回财政支持政策。从那时开始，美国、英国、欧元区特别是德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财政紧缩政策行动，各国政府各自决定其财政紧缩的程度。

政策工具的短缺很快显现出来，特别是经济复苏刚开始而利率处于零边界上[⑥]。结果，尽管短期利率已经不可能再降低了，可是美国和英国以及欧元区还是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⑦]。

财政紧缩与量化宽松同时并施的成本巨大。每个国家在巩固其财政状况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重担。发达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零边界利率及量化宽松）以降低公共赤字，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效果不甚理想。

如果在利率不很低的情况下，各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可能奏效的。在任一国家，实行财政紧缩可以降低公共债务，而降低利率和低估汇率可以保持资源的充分利用，并补偿因财政紧缩而减少的需求。如果该国足够大并且低估其汇率，全球的利率都会降低以维持世界市场的总体需求。如果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这样的紧缩政策，他们之间的汇率将保持不变；但是全球利率仍将保持低位，从而刺激所有国家的需求增加。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2X2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单边的财政巩固政策将带来好的结果。

但是当利率降至零边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率不再能够伴随财政紧缩政策而下降，因而需求和产出都将持续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增加了巩固财政的困难。

当然，量化宽松有助于缓和需求的下降。但量化宽松在刺激国内支出时只是部分有效。其起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低估汇率刺激净出口。显然，这一种政策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后果。例如“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可以说，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很少的需求创造（通过刺激国内总需求）和很多的需求转移（通过削弱国外总需求促进净出口）。这形成“汇率战”。

“汇率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全球需求短缺时，一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政策，会给其它国家带来“需求转移”的损害。当所有发达国家同时采取此类政策，“需求转移”效应在这些国家间相互抵消。总体而言，“需求创造”在这些发达国家非常有限，因而总体效果是世界总需求和总产出都将变得很低，各国的预算状况也不会得到多少改善[⑧]。很显然，这是福利的损失[⑨]。

明了各国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财政政策的效应不能为货币政策所抵消，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会更大，这正是利率在零边界时的情况（量化宽松政策只能稍微缓和这一问题）。此外，由于迟滞效应，产出下降会减少经济的供给潜力，因而紧缩政策可以变得“事与愿违”。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国家的紧缩政策将导致其他国家的产出和税收的减少。

G20的国际合作使得这些问题曝光，并将采取相关行动予以纠正。但遗憾的是，由G20主导的“协同的单边紧缩”过程似乎将事情弄得更糟， 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当然，速度较慢的财政紧缩意味着更大的财政赤字。这需要在经济复苏增强的同时，对财政纪律有一个长期承诺。但对于美国、德国、英国来说，他们似乎有着许多各自不同的原因，使得他们不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总之，财政紧缩使得全球政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协同的单边主义”：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

对国际合作的需要终于得到了承认。2014年9月20-21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Cairns）召开的G20财长会议的公报宣布，“我们将考虑近期的经济状况，继续灵活地执行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同时将公共债务占GDP的份额保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2014年10月2日，IMF总裁拉加德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对朝此方向的行动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

澳大利亚的策略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以追求全球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长目标。同时，澳大利亚也要求各国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方向前行。这一策略既是协同的，也是单边的。

澳大利亚推进国际合作的策略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 “宏观经济和改革优先重点”文件中阐述理念。澳大利亚官员要求IMF在文件中明确列出宏观经济政策可能的改变、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⑩]、以及供给方进一步改革的方案[11]，以便各国能够从中进行选择。悉尼会议最终确认一项“全球增长策略”。该策略是有意识地设计为一个“协同的单边主义”进程，其结果是一整套的政策改变，其综合效果可能将全球产出的水平在2018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在悉尼会议上，这个2%[12]的数字被采纳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二阶段，要求各国在2014年6月之前，考虑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改革方案，作为他们在整体策略中所承担的部分。在那次会议上各国提出了他们具体的改革方案。

第三阶段，对每个国家的改革方案由G20的其它国家进行“同行评议”，以便拿到2014年9月在凯恩斯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并确认了一系列补充的政策措施以实现集体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

最后阶段，是2014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对“布里斯班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会议的公报说：

今年我们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18年G20的GDP至少增长2个百分点。IMF和OECD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的承诺得到完全的落实，GDP将增长2.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将增加2万多亿美元。

这一行动看来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步骤，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持续的合作过程，此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将刺激全球的总需求。如同东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将一个问责的体系制度化以保证各国切实执行他们所提议的措施，看来是重要的。

“协同的单边主义”策略为何有效？

刺激发达经济体的需求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进行供给方改革的策略，在导致投资增加的意义上将刺激全球的需求。这会带来资本资产的增加，新创造的资本资产将提高供给方的产出潜能，同时也会在投资期内增加需求。这一点在凯恩斯G20财长会议的公报中表述得很清楚：

投资对于刺激需求和促进增长都至关重要。

但是，“刺激需求”政策如何与寻求削减公共支出并提高税收的财政紧缩政策协调一致呢？

一个答案是，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部分地来源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合伙关系（PPP）。澳大利亚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G20内部存在的广泛共识认为，各国政府已经不再具备提供基础设施的预算能力……除非我们与拥有大量资本的私人部门形成合伙关系，否则在中期内，我们将不可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第二个答案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使发达国家缓和国内的紧缩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将创造新的资产，这些新资产可以作为追加的公共部门贷款的抵押物。决策者知道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导致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因而会愿意缓和紧缩政策。

公共部门的投资是需要时间才能投入运行的。修建一个新机场、一个道路网，或者改造一个港口，都需要耗费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仍然与下一个五年内的刺激需求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然而在短期内，需求的增长仍然要来自供给方的改革，即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竞争、以及增加市场准入。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供给方改革的正效应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最初几年，人们甚至往往只能得到负效应，就像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样。

供给方改革的目的不仅限于降低成本，同时也要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公司必须认识到，供给方改革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为在未来卖出更多的产品创造了机会，由此而鼓励他们增加投资。投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工资收入水平，导致需求和产出的增加。如此，私人部门就和公共部门一起促进了发达国家内需求的增加。

但这并不能保证发达国家供给方的改革是充分的，以至于能够鼓励这些国家的需求增加，正如令人失望的欧洲“里斯本进程”的结果所展示的那样。“里斯本进程”旨在通过微观经济改革，刺激欧洲需求和产出的增加，特别是欠缺竞争力的南欧国家。但改革没有得到推行，也未对这些国家的需求产生多大影响。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中私人部门投资仍然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因此刺激公共部门投资是提振需求的根本途径。

刺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建立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以抵御来自国外的冲击，并使得更快的需求增长成为可能。增加公共部门投资非常关键。但在这些国家内，供给方的微观经济改革在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增投资方面特别重要。

在这些国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或者更一般的资本有效利用的机会，都被许多阻碍因素所抑制。国际贸易的开放，特别是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了大量机会。但竞争（尤其是服务业的竞争）总是受到规制政策的限制，并阻碍了新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诞生。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某些阻碍因素能被克服，这些国家将产生更多的投资机会，也会带来更广泛的收益。

此外，供给方的改革可以降低国家风险溢价，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日益增多的支持投资的金融资源使得政府能够实施更宽松的政策，从而公共部门能够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

成功的供给方改革将直接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人部门（以及可能的公共部门）投资的增加，从而刺激全球需求。

国际溢出效应

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要的巨大投资意味着对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需求，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金融障碍阻碍了这样的资本流动，这些障碍包括限制性的金融管制、缺乏长期融资的深度市场，以及缺乏对金融收益的规划和实现的能力。如果这些障碍能够被克服，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所带来的金融资本流入，将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的增加，从而有助于促进全球需求的总体增加。

当然，这样的资本流动需要得到很好的管理。对国内经济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提供全球流动性的国际合作，对于这样的资本流动是至关重要的补充。

如此海量的资金跨境流动，除了在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作用外，其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是意义重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增加的投资将提升对于发达国家商品的需求。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会导致发达国家汇率的贬值，提高对这些国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需求水平。这将提升发达国家贸易部门的利润率，从而鼓励其国内投资，这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提供全球流动性方面的合作

最后，将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地隔离于全球经济冲击是必要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利率政策已经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不良影响。它导致了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过大的汇率变动，并给金融稳定性带来了风险。自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需要低利率。但当它们提高国内利率时，难以抵御因发达国家低利率政策引起的海量资本流入的冲击。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由国际套息交易推动的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金融泡沫。这导致这些经济体汇率升值（很多情况下是过度升值），而这也不能对冲金融泡沫的程度，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发生货币崩溃。自2013年后期开始，当美联储暗示将提高美元利率时，对美元利率一定会上升的预期导致印度、土耳其等国汇率大幅下降，同时导致中国日趋从紧的金融条件。

在现实中，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浮动的汇率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使自己免受国外低利率的影响，这正如“三元悖论”所指出的[13]。同样，这些国家也不能抵御国外高利率提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雷伊曾经指出，“三元悖论”事实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困局”。由于国际资本市场是开放的，即使允许汇率浮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无法恰当地保护自己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变化。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再一次成为忧虑的对象。自从他们可以在国际上借贷（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收支平衡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但是国际收支平衡是表明脆弱性的指标。由于货币升值导致有些国家出现巨大国际收支赤字，他们易于受到资金抽离和货币崩溃的伤害。特别是，当该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很大，因而需要长时间的矫正过程时，这一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在此期间该国还不得不继续向国际借债。即使它的基础政策是完好的，它也需要从国际上获取流动性，因为私人资本市场无法满足其需求。

现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詹以及前任副行长莫汗都表示，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换言之，这是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根据。但这是不现实的。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它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对其国内总需求的管理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其他国家担心美国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过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美国采取刺激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及全球需求。要使货币政策同时满足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14]。

新兴市场经济体担心美国提升利率的行为将导致新兴市场汇率更加脆弱，而不是美元低利率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出于对其他国家稳定性和脆弱性的考虑，而偏离其经济复苏政策。美国仍然需要通过其利率政策来控制通胀并增加产出。这意味着以下两方面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蕴含着“协同的单边主义”的过程。

首先，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需要单方面采取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减小其脆弱性。这些政策是与发达国家采取的增强金融管制和宏观审慎政策相平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需要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适量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这种能力。它们也需要审慎地管理资本账户。根据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和制度环境的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资本管制措施可以作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部分补充。

第二，这也意味着需要国际合作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它们提供外汇流动性，当它们因美国利率提升或其它原因而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崩溃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支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单方面政策。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协作，而是治理日益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体系。

有两种方式可以推动完成上述合作。第一种方式是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是最近金融危机中保持金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一般而言，除了中国、韩国和波兰的央行与美联储之间有少量的货币互换之外，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还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真正的国际合作应该是通过IMF实现这样的货币互换，而不是由各国央行分别独立与美联储进行双边互换。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加强和扩展IMF的政策工具，包括其“弹性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 FCL）”和“防范信贷额度（Precautionary Credit Line, PCL）”制度。这些政策工具使得IMF能够对满足资格标准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不干预其国内政策的制定。此时提供流动性的风险便是部分地由IMF（即IMF的股东）承担，而不是像在货币互换协议中由提供储备货币的国家单独承担。

第二种方式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原因使其难以实施。就供给方来说，IMF的贷款条件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一般而言，IMF的贷款项目通常伴随着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条件，以确保使得该国有国际偿还能力的政策改革就位。但是由于“弹性信贷额度”和“防范信贷额度”是为那些已经满足IMF对政策框架要求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设计的，而获得这两个额度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那么，该由谁来承担货币互换的风险（译者注：作为中介的IMF，还是货币储备国）？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仅仅和发达国家实行货币互换，而在2013年的金融脆弱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的原因。

对于需求方而言，困难来自于这些国家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弹性信贷额度”或“防范信贷额度”而取得IMF的资格认证，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资格认证会被解释为是其脆弱性的表现。更深层的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残存着对IMF的不信任，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的贷款条件迫使各国采取过分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是“需求方”最重要的困难还在于IMF对配额和治理的改革进展缓慢。这些改革将最终调整各国能够从IMF借贷的配额，以保证其限额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更紧密相连。此外，这些改革也将保证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在IMF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重也得到类似的调整。然而，尽管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在国际谈判中达成共识，但是却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认可。IMF治理体系改革的滞后已经伤害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决策者与IMF一起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流动性的提供仍然由一个发达国家过度控制的机构来管理是不可接受的。当前这种情况使得IMF的其它贷款机制也很难被广泛采用，即使它们能够很大程度地减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

G20国家需要找到能解决IMF的治理困境的方法，而这也已获得了广泛共识。2014年9月的G20财长会议公报中提到：

IMF的配额和治理改革仍然是G20集团的一项重要的优先事宜。我们承诺将维持一个强大的、有充足资源的IMF。我们将继续敦促美国在今年底批准认可早在2010年即已达成协议的改革方案。我们将重申2013年圣彼得堡的领导人协定以及2014年4月的协定。

在澳大利亚作为G20轮值主席的这一年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流动性的改革毫无进展，而这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2015和2016年，当土耳其和中国作为G20的轮值主席时很可能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提出。但如果这方面工作仍然无法取得迅速进展的话，IMF国际合作的重心将不再是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它也不再是G20国际合作的重心。东亚国家发起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金砖国家银行的崛起（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的全球发展银行）都显示了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建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当前我国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中，我国在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或理论性总结，难免遭到质疑和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进而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好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形成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3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上，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在空间上，它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1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其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实际上主要聚焦于西欧和俄国，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则主要是论述苏联的历史。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落寞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于1946年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1949至1954年，许涤新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苏联教科书中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去弥补这种缺陷，不仅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不足的局限，也受到中国历史科学积累和研究不够的局限。因此，不仅毛泽东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过探索，但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写出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第三卷是在他逝世以后于1988年才面世。在这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中国历史占了很大篇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但随着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至少是成果寥寥。

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理论界产生了三个认识分歧：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是否具有指导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第三，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正确认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古人在《大学》中曾经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的“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的支撑所致。

首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它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一是要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共识，把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凝聚到这一历史任务上来。应当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制定出大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分工合作和任务树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目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选题、百家争鸣，但构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仍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智慧来共同努力。二是要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建立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横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纵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吸收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机制，实现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整合。三是要在国际交流中扩大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走出去”，并凭借历史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参与这项研究，由此形成我国在国际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一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规律具有深刻的共同性。越是靠近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越多，特别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大大增加，而且在发展的步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上，也趋于同步，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把握，没有对“五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形式多样化和时间上的不同步有基本的认识，就很难把握和准确评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演变。二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有“通古今之变”的功能。一般来说，研究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知识和方法训练，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新理论方法的掌握。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可以打通历史与现实研究之间的通道。

（编辑  迟晨光）

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

当前，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却似乎仍然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实际上，任何经济体都是由具体的产业和企业组成的，而在目前对经济政策的各种讨论中，关于新增长来源或“新动能”的产业内容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就会使经济政策失去落脚点。

认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其他转型因素的结果（因变量），还是转型本身的基本驱动力（自变量）。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目前有两种关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种视角关切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平衡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倾向于把产业升级看作是某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例如最近热议的“供给侧”改革——就媒体报道的内容而言，其原始含义仍然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市场出清、化解掉过剩产能并淘汰掉“僵尸企业”，产业升级就会自动发生。这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触及产业升级本身的内容，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 “市场出清”就可以自动带来产业升级。

第二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等）、具体的做法（如推广“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及其相应的支持措施（国家项目和政策）。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产业升级的任务被定义为若干工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政府予以资助并组织专家评审“验收”。这种视角先把技术突破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继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同于产业升级，它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国家项目组织和资助的有限技术突破就一定会引发产业升级。

本文的立场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驱动力。虽然经济转型还包括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但产业升级不仅具有独立于其他因素（如市场机制）的内容，而且是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即生产力标准）。为说明这个立场，本文就产业升级的具体内涵提出三个命题。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后者对于中国尤其重要。

许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或以新的产业代替旧的工业部门。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传统”产业活动都是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就中国而言，未来10-20年间将有大量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如此巨大的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都远远不是少数高新技术工业能够满足的。

产业升级的实质含义是产业向较高生产率和较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移，而技术进步是实现这种转移的基本动力。就工业发展而言，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形式：第一，技术创新会不时创造出全新的工业部门，成为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形式是新技术向成熟工业部门的扩散。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燃油、新材料和精密加工的发展；成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出现全新的产品（如合成橡胶产品、数控机床等），这种部门间的技术流动正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创新的基本特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只是在过分依赖引进技术的阶段，中国才被挤到了低端领域。因此，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这些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攀升。我们可以思考：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一个组装外国品牌的工业，还是一个有能力不断向市场提供自己品牌新车的行业？中国的机床工业是一个依靠进口数控系统和核心功能部件的工业，还是一个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中国制造提供先进装备的工业？技术突破是通过产品开发来实现的，围绕着向市场提供新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同时也都是创造需求的活动；而且，正是这些经济活动在有效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劳动者的收入。因而，产业升级才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广泛的，绝不应理解为以“一小撮”高新技术工业去替代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以片面的思路推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以及一窝蜂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或者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新公司。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人们常常强调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但更不能忽视拥有成熟的技术研发机构的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和骨干作用。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让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必须靠能力成长才能有收获的成果。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是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高增长阶段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中国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却以加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民航干线飞机、机床数控系统等高新技术产品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其实质是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似转向以西方教科书为蓝本的、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投资成了万恶之源，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通过进一步释放市场机制，让中国经济实现平衡和自动升级。

上述逻辑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失去了方向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政府都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加以化解：每一次“危机”都是通过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而化解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继续，改革则内生于升级与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遭遇危机却没有人提供方向感——因为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于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有人以中国的工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从中国的产业基础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似乎却是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这事实上就是把中国工业看作是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产业升级重要性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与对待投资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认定为是“投资驱动”造成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转型定义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说法隐含的逻辑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这一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产生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所以产业升级才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产业升级，那么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应该从做“减法”——如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等，然后等待“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转向做“加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业沿着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级方向进行突破。

      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治领导，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提供。

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起来，市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西方教科书：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将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均衡代表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研发（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缺乏关于宏观经济、关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及有关调整政策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对特定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主要由企业所掌握，这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具体经营，应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编辑  三友）

英国脱欧成功，是计划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它对英国和欧盟的未来发展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哪些实质性影响？聚焦这些热点话题，2016年8月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来自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分别从不同视角深度解读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世界影响和战略意义。

黄平①：欧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5+1”挑战

世界秩序的失序重组

目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个失序、重组、重构的阶段。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持续失灵，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呈现出失序、无序、乱序。与之相对应，西方世界也处于撕裂、断裂、分裂过程。英国脱欧公投是世界无序中的一个事件，至少表明英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整个世界进入一个不确定性的重组、重构、重建过程中，并且带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究其深层原因是在经济方面。在大资本获利的同时，广大民众、企业员工，包括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却没有增加。

“5+1”挑战并存

欧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5+1”挑战。欧洲人在设计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从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到现在的欧盟，是有战略眼光、战略定力和耐心的，希望最终出现像欧罗巴合众国这样的存在。

欧洲目前处于五个挑战并存状态。第一是老龄化。其实制造业衰落或者外移的问题早就存在，直到金融风暴才突显出来，其背后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第二，移民问题。移民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欧盟内部的自由移动，另一种是从北非、中东偷渡的非法移民。

第三，难民问题。在移民问题汹涌澎湃的同时，难民潮也涌过来。难民问题美国是始作俑者，让欧洲背包袱。

第四，恐怖主义。与美国不一样，欧洲可以说是整体不设防的。现在的恐怖主义改变了战略，不是在基地培训恐怖分子派到欧洲去，而是在本地培养，从而使得欧洲人时刻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就连旅游业也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第五，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欧元区也好，申根区也好，原来欧洲各种野心勃勃的一体化进程和设想，因英国脱欧而受阻。

另外一个“1”，就是制度失灵，或者治理体系失灵。整个治理能力的架构，这些欧洲国家自己难以解决，寄希望欧盟来解决，但实际上在要害和关键问题上，各国的决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主，欧盟退居次位。

审慎应对当下乱局

英国公投之后，将重新寻找它的战略定位。中国这个时候应加强与英国的关系。包括中英关系，中英合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开启自贸区谈判等等。

在目前局势中，我们一是要稳，需要有战略定力，要看准、看稳、走稳。二是缓，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也要顾及国际形势的因素。改革开放有一条经验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形势复杂蕴含着机会，需要加强战略谋划和调研。

马振岗①：英国脱欧主要影响直接相关方

英国脱欧的影响有多大，说大也确实不小，说小也不算太大。英国脱欧事件中受到最关注或者最直接影响的是两方——英国本方和欧盟本方。其中，对英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而英国脱欧将使得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更加困难。

主要影响英国和欧盟

脱欧对英国的经济和金融都会有影响，但不会特别大。英国和欧盟之间，特别和欧盟一些成员国之间，相互还有需要，而欧盟内部很多合作实际是通过成员之间达成的。

从金融领域来看，英国脱欧不能说没有影响，英镑已经贬值了，但关键是英国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会不会被取代或者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加入欧盟才形成和扩大的，它是历史形成的，虽然脱欧之后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讲，它是世界性的，还要继续发挥作用。

从经济来看，脱欧带来的冲击如何,现在还不好说。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经济基础比较雄厚。近20年虽然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英国经济的表现比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好，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低速增长。英国是自由市场经济，采取大开大放的政策，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使英国在经济上有更多的灵活性。

脱欧对英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从社会影响看，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社会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两派，恐怕这种割裂情绪短期之内不会消失。英国脱欧与整个西方世界涌起的反全球化浪潮有关，这种思潮与传统的精英和体制发生种种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不会因为这次公投变得缓和，反而可能还会激化。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消失。

从英国政局看，目前英国政局总体稳定，但也碰到了新问题。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四年多，受到很大钳制。现在保守党好不容易在去年选举中实现了一党执政，这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但这次公投把这个机会暂时抹掉了。

最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会不会因为英国的脱离而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将使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推进更加困难。这是英国脱欧对欧盟最大的冲击。

目前欧盟和英国双方在情绪上都有些收敛，准备坐下来谈。两方还要保持朋友关系，在某些地方还要合作，因为这符合欧盟和英国的利益。

对中国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黄金时期是否有冲击，还要观察。至少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就是中国参加招标欣克利角核电站问题，在距离签字几个小时前，英国突然宣布暂停，要重新审理。对于未来的中英关系，我们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因为事情都是多面性的。

至于英国脱欧是不是会影响人民币在伦敦的运作，我认为暂时不会，这也要有一个过程。

英美关系不会大变

美国和欧洲以及英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如果欧盟真的出现了大的变故，对美国影响比较大。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搞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对付中国。如果欧洲出现混乱，将会牵扯美国很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不希望欧洲太散，但也不希望欧洲太强。

英美间的“特殊关系”，是二战期间形成的。目前英国在世界各种主要组织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在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尽管英国脱欧了，美国还是需要英国的，所以英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不会影响主要大国关系

目前来看，大国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英国脱欧对于世界大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美国人炒作得比较厉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担心，一是担心中国崛起，进而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二是现在兴起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思潮，社会的碎片化，政党的极端化等等，而这些将打乱美国和西方的整个内部结构。

其中，中美关系是大国地缘博弈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关系，这可能是当今国际格局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总体上说，中美关系不太受欧洲的影响，而往往是中欧关系受美国的影响。

刘军红①：英国保守政治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从英国角度看，脱欧是英国保守政治对自身边界的触碰，并且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欧盟角度看，则可视为区域共同体模式的危机。从发达国家整体看，可能是资本主义对立的一种激化。

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

英国脱欧是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力量分布决定力量的结构，这将直接改变国际格局甚至国际秩序。从这一点上看，英国脱欧导致的国际力量重新分布的影响便不能低估，当然这还要看今后的实际发展趋势。

如果从资产价格所反映的资本利益角度看，今后国际力量的表现可能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软实力；也可能是包括规则制定权在内的新实力。因此，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察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布或者内涵的变化，这才能便于发现国际格局的真实变化。

英国保守政治触碰边界

2010年卡梅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