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企业为应对当前形势变化，都在考虑对外投资设厂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研究怎样支持企业走出去。为此我们要思考走出去的风险和应对之策。
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2015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转折点，即对外投资流量大于引进的外资流量。自此之后，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也高于吸收外资存量，这是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从风险角度考虑，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风险有四大类：一是地缘风险；二是经济与金融风险；三是隐性风险；四是其他风险。
关于地缘风险，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第二是中国和一些重要邻国由于存在历史纠纷、领土争议而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很多企业把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这些国家的确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但关注政治生态风险非常必要；第三是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政治变局或执政党更替，导致与我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与投资国国家关系变化风险。
经济风险可以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市场变化可能带来风险，或者是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另外是金融风险，如利率调整导致成本变化，或者汇率变化导致风险变化。
隐性风险在很多国家都可能遇到，例如在劳动保护、工商税务、环保政策，甚至一些技术转移等方面存在因规则和政策变化带来的隐性障碍，可能对在外投资带来一些冲击。
其他风险。如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海外市场需求变化等对企业在外经营的风险，很多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地缘政治风险
首先看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美国这些年对中国贸易投资限制措施不断强化，通过有针对性地不断出台新的政策、甚至立法的方式，对我国企业或人员进行进口限制、出口限制、投资限制、技术交易限制、政府采购限制或签证限制等，手段不断翻新。很多企业对此有切身感受，在美国进行投资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比如TikTok在美国生存面临着重大困难。
美国对外商投资有直接审查，对中国审查特别突出。我国企业在美并购案占全部外资并购案不到4%，遭到审查的份额占15%。这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尤其在半导体、通信等行业）的限制非常明显。有几个早年投资的项目，现在美国方面对此提出申诉，投资可能面临失败。另外，我国企业收购美格纳及英国最大的纽波特晶圆芯片厂，受到美国相关审查和法律阻碍，都失败了。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也存在很多问题，美国政府对中概股提出了很多要求，如要证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不被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在审计方面要求能够提供企业审计的原始材料，这些规定迫使5家国企中概股去年在美国退市。虽然现在与美国达成和解，在审计方面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中概股退市风险并未完全消退，美国目前并未取消“确定摘牌名单”，很多企业仍然在预摘牌名单上。
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正在收紧，特别是在制造业、通信技术方面，中国投资的项目面临的审查特别多。我国很多企业去欧洲投资是希望收购当地的企业，但是欧洲有一些无形的门槛需要关注。从欧洲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通报和投资审查比例来看，高于在欧洲的FDI并购投资项目审查的平均占比，与在美国碰到的情况一样。我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可能面临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反垄断审查；二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三是反补贴审查，这些审查可能加大中国企业对欧洲企业投资或并购的成本。
关于反垄断审查，有一个“第三国”界定。虽然欧委会没有对这个概念提出明确的标准，但是在他们配套发布的影响评估报告中，欧委会引用了过去对《中国橡胶充气轮胎反补贴调查案件的决定》，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以及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都被认定为国家提供的支持，这些机构可能被认定为补贴提供方。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正常往来，也可能被理解为中国的补贴行为。其中面临的额外风险，是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都是归政府统一管理的。
在工程承包和一些具体的投资合作方面，都有潜在的、暗藏的壁垒，值得关注。美国和欧洲针对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采取的措施是很典型的，日本、韩国同样存在类似措施。
中国周边有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的邻国，如印度、菲律宾、越南等。
印度这些年采取了很多针对中国企业的政策措施。在生产领域对我国企业投资有三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关注：（1）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实质是通过补贴、关税措施控制中国产品的流入，支持本国的生产，最终目的是限制中国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2）如果这些补贴措施、关税措施不能够产生效应，就采用合规检查，即对产品销路较好的中资企业搞突击检查，有意恶化中资企业的生存环境，很多在当地市场占比高的企业都碰到这种待遇。（3）签订系列的双方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与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了一些自由贸易措施，这样有利印度产品销售，从而影响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当地市场的拓展。
越南往往会随着政党领导人的变化更替，对中国的态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菲律宾同样如此，政党、政局、政客发生变化之后，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者转向。
以上这些都是地缘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是“大”风险，对经贸关系及企业生存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普遍性影响。
经济与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近几年来，企业对金融风险的感受非常深刻和痛切。一些国家利率短期之内快速上升，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2022年情况看，美元汇率指数最高时达到114，升值16.9%，其他多种货币汇率出现大幅贬值，相应对企业的经营成本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美国短期快速提升利率导致很多企业的美元负债成本明显上升，2022年持有美元相关债务企业的违约率相较于2021年增长了435%，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出现了违约企业债券大约353亿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汇率风险加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走出去”企业需要大量外汇收付，形成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等债权债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货币汇率波动将增加企业的汇率风险，在交易和折算过程中产生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外贸企业也存在较大外汇风险敞口。
汇率变化直接关系外经贸企业的议价能力、成本效益，对企业生产经营具有多维度影响。企业从获取订单、组织生产、发货到收到外汇，账期为两三个月，期间汇率变动有可能侵蚀企业利润。汇率变化对很多企业经营也造成重大影响和冲击。由于汇率波动，企业在对外并购、项目融资、债权投资、应收债款成本收益都受到影响。另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化，导致人工、原材料等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财务并表时转化为汇率折算风险。
资本管制风险。东道国的资本管制会减少外国投资者进入当地资本市场的途径，影响项目和金融市场投资回归母国，以及限制外资在东道国的股权比例。近几年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发达国家明显增加，2020年增加了27个，2021年增加了5个。有资本项目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也明显增加，最明显的是2020年和2021年，针对资本项目的临时管制、流动项目的临时管制的国家在增多。资本管制措施会直接影响到对外投资收益汇出的问题。
隐性风险
隐性风险有很多案例，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存在工会的力量；在新兴市场国家如南非，进出口要通过当地的注册代理机构，货代公司也会有区域代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像尼日利亚，存在着劳工的问题，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等。
防范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的应对之策
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风险，需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一）加大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长期稳健发展。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继续发挥高层互访与会晤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进经济政策领域的沟通和互信，维持各国对华政策连贯性和友好度，打消各国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和误读。与重要伙伴国加强自贸谈判和产业对接，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金融等领域为合作重点，积极推进产业对接。有关部门可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密切跟踪研判中资企业重点投资国家执政党对华态度。可联合中资企业在各东道国商会，强化对各国、各地区市场形势分析与研判，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分享渠道，据此拟定或指导中资企业发展目标，在一定层面开展内部有序竞争。政府提供各种海外投资便利，鼓励、引导国企和民企开展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彼此比较优势。
要从“大”的风险角度考虑投资和外贸的平衡问题，深入思考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平衡问题。推动产业链在国内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提升产业链的完备性和安全性，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确保重要和关键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完备性，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过快对外转移。加强对外贸易有利于用好我国资源，进出口贸易顺差是推动我国GDP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相比于对外贸易而言，对外投资可以更好利用各个地方不同的成本、不同的资源优势，特别是通过直接投资才能够获取一定的资源，这是不能替代的。但对外投资相比对外贸易而言，对一国GDP是一个减项，如果大量、无秩序的进行产能转移，有可能会形成产业的空心化，这也是现在日本和美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提高对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度。在选择投资地前，应尽量主动规避不友好或者对华态度多变的经济体，避免潜在的制裁合规风险。选定投资地之后，进一步详细了解该地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历史，提前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出相应的海外生产经营调整方案。
我国在向国外转移产能的时候，要考虑投资国的政治态度，避免培养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应该从这个层面上考虑：与这些国家通过贸易合作还是投资合作，到底哪个更好些？基于这样的逻辑，首先要尽量保证一些重要的产能、产业链条在国内形成比较合理的分布。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国家之间经贸合作和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问题。以往很多时候是靠“走出去”企业自己来维护自身安全的，但是仅靠企业维护安全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国家层面有一些相应的制度设计安排推动紧密的合作关系，则可以降低“大”风险。
（三）要考虑全球汇率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关于汇率风险，对一般的企业来说还是要坚持汇率中性的概念，不能认为汇率大幅波动的时候就是投机获利的机会。企业管理层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有风险控制的机制。
从全球汇率市场走势看，预计将呈现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美元指数或从高位继续回落，欧元、英镑汇率有望抬升。二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短期承压，部分固定汇率制国家货币面临冲击；长期看，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欧元汇率将存在较大波动，将加大中资企业的外汇汇率风险敞口。
利率和汇率是周期性变化的。比如说美国去年之前很长时间维持的是低利率环境，很多企业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发行了大量美元计价的债券，在美元突然升息，或者同时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就导致成本的增加，很多企业债券违约都跟这种操作有关系。即使在低利率的时候也要慎重对待，除非我们能够用固定期限锁定较长时间的利率成本，否则我们还需要考虑企业本身的资产负债和承受能力，要避免在利率突然转向的情况下导致成本超过自身财务承担能力。
美元汇率也有其周期变化规律，大概四五年是一个周期。强、弱美元的转换是一种周期，还有一种周期是与美国总体实力在全球地位的变化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不断变化过程中，我们要关注长周期过程中汇率可能会朝下走的态势。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企业利用日本协力基金提供的贷款，大量持有日元负债，导致日元升值之后对很多企业造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对一些外币资产、负债配置要关注这种大周期风险。中资企业更多使用境外人民币或者人民币结算，可以避免这种大周期风险，当然也需要针对其经营投资状况设计具体方案。
（四）企业“走出去”要规避战略和财务风险。要在关注现实及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基础上考虑企业的应对措施。在与地缘政策风险很大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时候，代理的风险要小于贸易风险，贸易风险小于投资风险。同时轻资产布局小于重资产布局。如果一些国家采取制裁措施，重资产全部被没收，而轻资产可以很快退出来，对此企业应该有一些大的应对策略。针对一般的利率变化、价格变动，企业可以利用银行相关产品和服务降低风险。
从外派员工薪酬汇回来看，境外中资企业可以为外派员工办理人民币的跨境代发工资，人民币资金直接汇入外派员工在国内的个人账户，对外派员工来说很好规避了当地货币的汇兑风险。另外是国内外一体化资金池，通过开立一体化资金池，拉直池内资金的划转路径，境内资金划转不需要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跨境资金汇率的风险。
另外是借款。借款时看境内人民币和境外人民币利率孰低？如果是境内低，通过境内担保在境外使用；如果境外低，境外担保在境内使用。还有融资成本问题，过去较关注企业贸易币种结构选择问题，而现在，很多企业利用海外市场进行融资，如果对利率走势或汇率走势判断失误，融资选择不当，都可能造成重大成本增加。融资担保是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外汇管理局有规定，内保外贷的时候不能有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金的跨境调动。
（五）要考虑极端情况。比如在受到制裁的情况下怎么办？面对制裁情况会比较复杂，涉及几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层面需要考虑全球资金清算体系及外汇资产配置、对外经贸合作格局的问题，要建立相应的基础制度设施与相关国家间的制度安排。第二，我国与一些特定国家之间的支付安排和结算安排。第三，可以在一些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上有所考虑。制裁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很难采用一揽子方案解决。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场景应有不同的对策，有不一样解决的预案。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