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现实
在谈论中国的情况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是如何在没有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发展、幸福、道德等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一种合理的假设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式至少是由一套自主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支持的。否则，正如西方主流观点所预言的那样，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中国式现代化为它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思想资源，即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此外，价值观并不是特定文化的专属品，不应该被理解为某个国家拥有了文化资源，其他国家就只能借用或者将其引进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文化资源不是宣传口号，也不能被强加于人。相比价值植入，资源的非意识形态属性使决策者在将其融入现有文化的过程中更加具有灵活性，并且它让决策者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由于价值观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很难发生改变，更加难以被抛弃。这种区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引进西方的价值观，而只是引进了能够帮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西方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维度的一致性支撑了其发展战略。首先是内部一致性造成意识形态的要素之间不存在矛盾。其次，意识形态的外部一致性可用于指导并帮助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稳定性。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促使决策者认识环境中的持续变化。中国善于识别和理解变革的重要性，这是高效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种看法可借用中国著名学者汪晖对于长期性根本变革的定义：它们是无声的、看不见的，难以发现的。这种理解源自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国能够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高度的外部一致性。它从西方引入新的价值资源，纳入到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并未放弃传统价值资源的本原和精华。
中国人关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特性也帮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内外部保持一致性，中国的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脱节。我们对中国进行分析之前，要了解中华文化传统和特征：第一，中国的思想家是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比如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医的实践就充分体现出来；第二，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像西方那样，将道德建立在先验性的上帝和宗教之上；第三，在儒家思想的复兴上，中国一直在探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第四，中国的哲学家不喜欢过度的抽象，他们通常认为认知与行动密切相关，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倡导“知行合一”的观念，并为中国高级官员所身体力行；第五，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种认知也来自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观念，而西方思想家们认为计划应该引导实践。但是，计划是静止的，而环境往往处于变化之中，因而中国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这证明了评估环境并发现其变化的规律，并且相应地调整意识形态(价值资源)和战略，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当中的变化必然需要理论进行相应的修正。
中国是如何定义和实施战略的
中国传统的战略并不是基于事先定义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指导行动(西方是这样)，而是基于对所处形势的分析，找到蕴含其中的“潜在形势”，即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基于此，中国的战略家通常采取“有为”和“无为”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若时机尚未成熟，则需“默化”，静观其变。另一方面，待虚极静笃，时机成熟，则采取行动。
这和西方的主流舆论不同，西方批评中国战略家行动迟缓、不作为。恰恰相反，中国的战略家在形势有利的时候，行动十分迅速，唯有在逆势之中，才会“默化”。与此同时，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如此一来，中国的善谋者便可不战而胜，即便敌方已明白自己处于逆势之中，也不可避免要失败，因为势来不可挡，势去不可遏。
此外，对于中国战略家来说，时间管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时机”。将“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在顺势中有所作为，在逆势中顺其自然。为了采取有效行动，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有可能且有必要有所为。这也意味着战略家一定要被动地等着机会的出现，通过操纵“权势”，隐藏在背后造势。这是最有效的战略。和中国的战略相比，美国的战略看起来更加开放。但是一般人忽视了美国政策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开放性，是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大幅度领先，无论是在军事、技术、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此外，美国的有些政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实现目标需要有意识形态清晰化的表述。中国意识形态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资源是“和谐”，即没有冲突。“和谐”是由“团结”和“稳定”支持的，与此同时，“和谐”也会促进“团结”和“稳定”。目前，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和国际和谐，避免19世纪的外国侵略再次上演，而美国今天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无疑表明其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从清帝国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程中的治理体系，以及中国是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的。
中华文明及传统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政府治理上。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遭遇西方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遭受了奇耻大辱，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覆灭。
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对和谐理念的追求，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以及家庭和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体现的。这种意识形态以封建官僚制为原型，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权力支撑。
在早期，官方发展儒家思想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道德规范来管理国家，结束战国末期的政治混乱。对于孔子来说，和谐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一套原则和礼仪，也就是一套管理社会关系和秩序的道德标准，以及社会机构运行的礼仪规则。皇帝被认为是上天派往凡间管理“天下”之子，“天下”就是普天之下，也就是中国。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民主进步的绊脚石。然而，新儒家思想发展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式民主发展的三个有利因素。第一，尽管儒家思想在公共领域具有专制的特征，但是君主也被赋予了为人民谋福祉的责任；第二，重视教育的传统；第三，按照孔子的教育方法，鼓励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对话，有利于提高民主参与度。
1912年，清王朝崩溃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且采纳了宪政理念。孙中山知道，西方舶来的新理念，不可能完全适应中国并得到实施。孙中山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政治权力是分配给人民的。1925年，孙中山离世，蒋介石建立了一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独裁政治体制。这样，传统政党-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相应地被重新纳入到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及日本的侵略，使社会的“和谐”状态成为中国人难以企及的梦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再次爆发，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从西方引进并且在中国成功实施的第一个理论资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符合与中国治理传统相衔接的中国现代治理方式，因为它赋予了共产党特殊的领导地位，让一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相应地，新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和谐、团结和稳定的理念相融合，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依据，其实质在于摧毁旧的剥削阶级统治制度，建立人民政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外，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在解放区的治理方式已经显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模式。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即将实施的国家政体形式也浮出水面。中国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加以中国化。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当然，那时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为了让中国变得足够强大，避免遭受进一步的屈辱，中国必须根据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重构它的权力资源分配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明白，完成这些任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综合考虑“潜在形势”，充分利用环境当中一切有利因素进行发展。21世纪初，中国的战略发展使国家重新崛起，再也没有人敢像19世纪那样欺负中国。
毛泽东成功地为中国夺回了主权，统一了中国。正确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且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成为中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指导战略。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农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科技实力。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迅速腾飞，邓小平全盘考虑并逐渐地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并且重新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
价值观差异和今日中国的价值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制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国策，重大转机也开始出现。邓小平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他必须让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尽快恢复过来，让中国人民可以重新期待一个光明的前景。中国决定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济效率是这种新经济形式的基本特点，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即劳动力和资本)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产值，此外，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市场的大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体制的元素，而没有采取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据此指导中国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一直处在快速增长状态，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恢复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改革中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失业问题，家庭之间、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出现差距，生态环境恶化等。如何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我认为，中国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找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价值资源，将它们转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形成一套兼容的新型的中国意识形态体系。改革开放创造出一种让中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更加开放创新的国家体制。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按照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能够获得这么引人瞩目的成就？此外，无论是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的规模，还是中国人的财富都在不断增长，人们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就可以持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儒家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吗？在19世纪的皇权统治中，儒家价值观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对儒家价值观深入地再评估，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谐、稳定和团结的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价值观又被融入到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该体系至今仍在指导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一个至今仍然由部分儒家文化不断塑造的新思想框架之内。这种新的倾向是逐渐形成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此外，儒家思想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尽管差异显著，但仍然存在很多相似和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西方一些思想元素可以被中国接受。现代儒学的伟大理想就是社会和谐，这一点和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社会和谐体现人类的美德，是一种基于互信和互相关怀的社会和谐。
很明显，中国能够将经济效率、市场规则、法律规则等与西方相融合，同时又不放弃中国传统的威权式管理方式，并以此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统一和稳定的手段。基于这种中西价值观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非常善于进行制度安排，以保证其能够长久稳定发展。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中西文化的融合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如果不按西方模式改变，就会出现崩溃和制度终结，这些融合进程也必然终结。他们认为，将中国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相融合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完成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变得“和我们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多年以来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市场规则和儒家价值观的融合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基于两种传统的价值观理念：礼和信。“礼”的基本功能和规矩差不多，但在儒家思想中，大多数情况下，违反礼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在西方，良好行为是由市场规则(竞争和透明)和对其违反后的惩罚共同确立的。让人对惩罚恐惧是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最有效手段。规则的实施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法律体系维系，包括法庭、程序规定、法官、律师，诉诸法庭应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因为它能够纠正错误的行为。在儒家思想当中，良好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道德教化，而不是通过惩罚的威慑来实现的。
儒家思想倾向于调解、和解和妥协，而不是惩罚。目前看来，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儒家人际观念彻底转变为西方式的人际观念，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中国人认为法律和诉讼有可能会激化冲突，从而违背和谐之道。长久以来，这种观念让中国人避免选择对簿公堂解决矛盾，尤其是在工人和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然而，目前诉讼案件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工人胜诉的概率大幅上升，显示出法律体系中“信任”的重要性。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传统儒家礼治到现代儒家礼治的转变正在进行中，会极大地改善中国市场的功能。
改革开放战略规划把发展放在首位，在改革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让资源禀赋比内陆地区更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使得区域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同样如此。区域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省市内部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尤其随着新型贫困的出现，也导致了犯罪率的升高。
由于缺乏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加重问题。但是此后，共产党开始吸收过去的教训，并且逐步采取行动纠正这些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会对传统的和谐、稳定和团结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要通过西方价值资源的引进改变现有政治制度，但是在战略的不同层级相应地引入一些变革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首先要从西方引进的，就是一些价值资源，比如说社会平等、法律、法治和创新等。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资源和儒家文化价值资源具有共通之处，所以才有被引进的可能性。
中国一直在学习通过研究西方来克服中国自身的缺陷，中国借鉴西方在诸如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秉承的意识形态体现为，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变化而必须进行的调整。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不仅是一个忠实于邓小平理论的领导人，也是改革开放的领军者。江泽民给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自199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一些能让中国经济和社会重新获得平衡的政策，尤其是对西部省份重点扶贫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了保障新政策的顺利落地，有必要将一部分地方财政权能收回到中央。这一决定缘起于中国两位青年学者王绍光与胡鞍钢的一份报告，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有影响力的支持者。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国财政权集中到中央的报告，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成为中国1995年加强中央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个思想来源。正是因为这些新的财政手段，中国共产党将“以快速和非平衡发展为先”的战略转化为“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领导层开始采取新的发展路径，首先确定了“西部大开发”作为政府在下一个十年的首要发展战略之一，目标是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
在2002年的全国党代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提出，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三个代表”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江泽民表示，“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
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3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对于创新方面有一系列讲话，如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即将迎来新时代。
当我们谈到实施新政策必须平衡经济效率与公平，减少各种内部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时，这种新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他开诚布公地向世界发表讲话说，现在中国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明确表示在“共赢”的框架下，向世界提供一整套能惠及所有人的国际协议和合作关系。此外，习近平旗帜鲜明地表明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他还提到，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样做的目标就是建立起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的世界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的多极世界，避免一些国家擅自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威胁甚至是直接动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干涉他国内政。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
要比较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并非易事。
为了避免跌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我们通过总结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的本国主要目标，可对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进行概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涵盖了“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显然根植于一种信念，即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除了一些美国的盟友)不曾拥有的“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会带来以下后果：首先，其他的国家必须跟随及模仿卓越的美国，如果不能做到，那么美国就有权利和义务将这些价值观强加给它们。第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构建和保护根植于美西方“普世价值”之上的国际秩序及其相关规则，这可以等同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获得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第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一直依靠霸权统治世界，并且不断拓展美国的势力范围，欲将全世界都收归囊中。第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威胁和实际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于一切挑战此种国际秩序的国家使用一系列的颠覆性手段进行“政权更迭”。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在应对国内和国际挑战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的。中国融入全球化后，它沿袭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不足以应对国际化的挑战，而且中国是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开始转型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功地创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将西方价值观融入中国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一种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体系中实现“和谐”的意识形态。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共赢”理念建立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可以有所收获。
中国将在国际体系内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而美国则会发现持续掌控它一手“缔造的世界”将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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