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资金、技术设备大量从香港转口引入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中国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后，直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香港的窗口功能发生变化，但是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以及它独特的普通法体系，是不能替代的。
2019年，美国西方势力在香港搞了一场“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希望把香港搞乱，扼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9年11月24日，这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日子。区议会类似于内地城市的社区街道，不过区议会是选举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个民生的建构，但是要通过选举，就不单是民生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性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公投。当时在暴乱的情况下进行公投，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香港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过程，在各种历史阶段移民到这里的人口较多，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的政治性投票，当投票率超过50%，爱国阵营拿不到过半议席的概率极大。那一年的投票率是70%，而且当时投票的规则是单议席单票制，就是一个选区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他只有一个席位。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对阵营拿到了90%的席位。这90%的席位就决定了400多个区议会的议员可以选出117席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原有的界别中有专业界别，但那个界别已经被政治化操作，300席全部是支持反对阵营的。假设当时选委会有一个财团拿出100票来，特首的人选就不是中央可以左右，而是被反对阵营左右。这就是当年香港的危机，反对阵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争夺香港的管制权。
中央此后打出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包括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2021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所有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效忠国家。香港的局面得到扭转和稳定。
三重奏之一：政治重构
香港的政治重构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政权，第二是管制。
2019年11月24日，很多人以为投票不会输的幻想被打破，但是那一场选举投票之后，就像乌克兰曾经出现的场面一样，反对阵营先制造街头动乱，然后在选举中夺权。
如果2020年中央不出手，立法会选举也会重演2019年区议会的选举，以至特首选举失控，制造2021年之前特区无法运作的乱局；反对派企图上台后，将控制香港正常运转，先否决财政预算案，让政府停转，导致香港陷入持续的动荡。
国家主权岂能被颠覆？在中央领导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专门成立了国安处，专门针对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破。2021年8月10日，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被捕。黎智英的被捕是香港政治重构的标志性事件，他被认定是乱港阵营的核心、首恶。
香港警队去抓黎智英时，反对阵营认为政府不敢碰他，这是“新闻自由”。当时他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人一苹果”，号召大家第二天早上买一份《苹果日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反弹。
香港在舆论层面的较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舆论操作手法上。在香港要执行国安法进行治理，若不从媒体、舆论生态入手，是很难往下走的。
爱国阵营在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有组织的作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动员爱国阵营投票，可以形容为“地面战”，但是反对阵营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打的是“空战”，掌握的是“制空权”。
黎智英案终于开审。围绕黎智英的舆论战非常激烈，而且这个舆论战的战场延伸到海外，转到海外之后有几个打法。香港人知道，黎智英的报纸之所以赚钱，无非有几个东西：他能够把凶杀案最血腥的照片放在头版，把明星的走光照片放在媒体的要版，靠这种腥色暴力赚钱。另外它是反对派的大报，本质上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大报。黎智英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为新闻自由、为香港的人权殉道的人，这是“认知战”。还有不同的机构打“法治”战，或者打“新闻自由”战，包括组织无国界记者之战，在这方面施加舆论压力。
这是个多重博弈，即使案件开审，未来较量的核心也不完全在法庭上，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和舆论场的较量，可能比法庭上还厉害。
政治重构的政权部分
第一，执政体系的变化，包括议政立法会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变化，以及辅政方面的调整。
整个香港的政治重构是从选委会开始的。香港政治的核心是选举委员会，它负责产生特区行政长官。2019年选委会的形势是：如果继续选下去，选委会过半议席都会失控，对方就会掌握立法会；选委会过半，对方就会掌握行政长官。
选委会结构变化。中央对香港的选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原来选委会有四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金融工商界；第二个界别是中产专业人士，按照西方理论，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中产专业人士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收入高，但2019年反对派的核心恰是中产阶层；第三个界别是基层，包括宗教界、区议会；第四个界别是香港的政府界别。从以上四个界别可以看出，香港选委会里并没有国家的代表。
香港回归之前，统治香港的“三驾马车”是马会、汇丰、港督。马会代表有钱人，代表英资公司的势力；汇丰是英国财团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代表有大量的力量在里面投射。
首先，选委会结构变化。从原来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增加了一个界别，叫做国家队。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方面的代表产生了，这部分人作为第五界别，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选委会一共五个界别，不管是选行政长官，选立法会，还是选区议会，都必须从五个界别拿到提名票，才能够入场。第五个界别的票，如果中央不点头是拿不到的。
其次，爱国政团明确进入了基层界别。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怎么让爱国的立法会议员拿到选票，实际上是动员在爱国社团里面的乡亲去投票。在香港，出来参加选举的叫政团，支持选票的叫社团，社团去支持政团。新的改变是把垂直关系变成部分的平行关系，就是说社团领袖开始进入选委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有话事权。这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重构。
特首人选。香港回归以来，几任行政长官有不同特点。李家超是纪律部队出来的公务员，曾经做过警务处的副处长。接任政务司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可以当特首，但中央选了他。
选择李家超，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用武官做行政长官。香港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稳定。武官任特首，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比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香港警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反对派有意挑衅警队和公众的关系。当时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警官，媒体上大量视频只讲警察打人，而暴徒打警察的部分都被剪掉了。当时如果在地铁里说普通话都可能被人欺负，唱国歌肯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会。这是香港在过去3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港英时代是港督（行政主管）一人说了算。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开始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区议会的选举，另外就是立法会选举，然后是法律阵营，包括在选举制度上面做调整，可以通过各种议题设置阻碍施政。
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三点。
一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结构性改革。香港原来是50对50，一半是功能界别席位，从各个专业界别选出来，另一半是直选，分成五大选区，每个选区里一人一票选出。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除了原来四个界别又增加了国家队界别，重构后一共90个立法会议员，选委界别40，工农界别30，直选20。
二是增加资格审查。之前什么人都可以参选，现在有了资格审查，包括政治态度的审查，也包括对个人资质的审查，以提升立法会议员的层次。
三是改变比例代表制。香港回归之初选用比例代表制，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只要达到10%的选票就有一席，这意味着你如果提一个很少数人认可的主张就可能拿到一席，可以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辅政机构。香港一个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公开咨询，成立了非常多的咨询机构，任何相关的议题都会征求民众及专家的意见。现在政府的议政架构，调整了辅政、咨政机构，专门用了著名学者郑永年。过去辅政机构只用港人，现在用了大量内地人，过去只是在香港看香港，现在要在国家层面看香港。
政治重构的法治部分
2020年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有了几个变化。
根据国安法，组建国安法官体系。西方攻击我们“控制司法、损害司法独立”，这不是事实。因为香港历来如此，比如涉及某方面的判案，就要有相关的法官群体。涉及民事仲裁的有一个法官群体，涉及国安法的也要逐步建立这个体系的法官。
黎智英被扣留了24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他戴着手铐的那张图被广为刊载。黎智英接受外媒采访，继续煽动舆论。在这个情况下应动用国安法的条款，不准保释，但香港的法官解释是可以保释的。这时《人民日报》表态，大意是如果你们管不了，我们来管。
国安法有规定，首先是香港内部的循环：警队抓，律政司检控，法院判。如果香港管不了，就在内地侦察，内地检察院检控，内地法院判。在这个压力下，让法官明白，只有跟中央相向而行，才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护。这个时候调整了保释条款，规定对涉及国安案件的重要案犯不予保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保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黎智英团队要请外国律师给他打国家安全案。中央做了释法，在释法里做了明智的判断。虽然中央已经释法，但是把权力交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是对普通法的认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共通点，要遵从与英美法系相关的普通法体系。香港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是因为香港的普通法思维。普通法思维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所以香港处理很多事情比较慢。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做的事，在香港就不行，要变通一下绕过去。
外界在香港经商，从事金融交易，签的都是法律文书，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香港的繁荣。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普通法，表示了中央治港体系对普通法的认识。
香港的律师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大律师公会，公会中全是大律师，主要是处理刑事案件；另一个是律师会，主要是做法律认证方面的事务。法律认证方面，近30年处理了大量内地案件，比如买房，比如内地企业到香港，所有的法律文书要到律师会做。
这种情况下，律师团队是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就非常关键。这个团体不能轻言打击制裁，他们代表着司法。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在争取两个律师团体的支持，希望回到一国的根本。
过去香港经过长时间媒体对议题的操纵，爱国者在香港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二是香港的安全问题。黎智英曾经多次涉案，包括他在2014年参与“占中”，但问题是警方不敢随便抓，抓了他很长时间不敢检控，即使检控他之后，也从来没有定过罪。黎智英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东方日报》，当时指出黎智英有“免罪金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被定过罪，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香港的不设防程序。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还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各国各色情报人员聚集在香港。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很多政界人物跟外国的情报人员接触是没有戒心的，觉得很正常。
第三是行政工作效率。港英时代是港督一人说了算。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这是导致香港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67年之前，华人在香港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之后英方也感到香港迟早要回归，所以对香港的管制体系有所改变，比如说修地铁，大量修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当时香港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则是自由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发展很快。香港还实行行政主导，政府效率非常高。内地人员到香港，对政府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公务员的表现印象深刻。
香港回归之后，治理方面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过去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拨款，修法都要立法会通过，行政效率下降了。
第二是媒体治港，政府要看媒体的脸色，特别要看《苹果日报》的脸色。《苹果日报》创立于1995年，当时《财富》杂志有一期封面的标题是“香港已死”，意思是将来共产党接掌权力的第一天，一定会把反对派抓起来，香港的经济也就完蛋了。但恰恰在那一年，黎智英创办了一个反共报纸，他要抢夺话语权。
第三个变化，香港建立了很多所谓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NGO。这些团体以第三方组织的名义，拿政府的钱，代表政府去做事。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运转的结构性的破坏。
政府必须投入资源解决民间诉求，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现在政府自己不出头，把钱给第三方，让它去解决问题，受益者感谢的是第三方组织。这就给第三方组织一个诱因：只要挑动社会矛盾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这样香港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权力组织”，它本身成了一个斗争性的而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政府做什么都要遭到民怨，这是很大的变化。
行政立法要重构，但是困难很多，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立法会，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要加强行政立法。
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2003年，香港第一次把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落马洲口岸改为24小时通关。这个举措全港讨论了两三个月，反对意见非常大。其实无非就是便利港人到内地生活消费。
香港从1995年开始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长期奉行不干预政策，政府如果搞产业政策就会干预市场。其实传统基金会不过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倡议型组织，它不是做客观研究的。它跟《华尔街日报》合作做了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是前置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讲到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做工作的。“积极不干预”在香港曾经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原教旨，但这时开始有了改变，政府从置身于市场之外转为置身于市场之内。第一个变化是成立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会主动投资一些产业，如创新科技行业的投资。第二个变化是成立了招商办，在全球招商。过去是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现在香港开始到全球招商。
媒体对执法的影响
所谓“媒体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入人心，如果干预媒体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香港有独特的媒体文化，如某一个活动请香港媒体，媒体先不看你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而是看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看当天的话题是什么。香港媒体运作还有一个生态现象叫做“放料”或者“放风”，香港每家媒体都有一个政情专栏，《明报》叫“闻风而动”，《信报》叫“香港脉搏”等。里面有很多信息量，会有很多消息人士提前就某个事放风，提前两三天给媒体先透露出来。这其实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操作，先把消息放出来，听社会影响，一旦批评声音很大就调整，否则就会再进一步。港媒的记者和官员有定期饭局，中间他们会主动问一些事，官员也会主动讲一些尚未发布的事，但引述的时候只是说来自于政府、立法会或来自商界。
另外一个舆论操纵者是香港的公关公司，它们的动员能力很大。
香港舆论场的参与者，包括各方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也包括非常复杂的利益团体，如财团和商会的力量。舆论场里各种消息混杂，报纸上讲的很多东西，后面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在推动。不过如果全信报纸，那你对香港的判断将会出现重大误判。
三重奏之二：经济重塑
政治重构的特点是让整个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里，经济重建是要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和香港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巩固和充实香港的优势。
香港正在做区域发展规划，就是所谓“三个圈、两个城”。把深圳也融合进来，准备做新田科技城，这个规划第一次在香港展览咨询，也放在深圳展览咨询。香港要推动再工业化的进展，拓展新方向，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占GDP的50%。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兴建公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土地问题香港现在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北部都会区，一个是大屿。大屿在港岛和九龙之间填海，形成一个环状地带。
劳动力问题，一是通过“高才通”输入高端人才，另一个是通过多项输入劳工计划，输入基层劳工。
人口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2018年底到2022年底，香港减少了20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二是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回到内地，另一部分是政治移民，主要是对新的香港不认同，还有参与了暴动的人选择逃离。这批人走得最快，年龄多在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离开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香港急切需要有对国家认同的人才来补充。现在香港的失业率在3%以下，最多出现的问题是有活没人干。
香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是37岁，现在是48岁。香港的高铁修建是全球最贵的，因为工程老是延期，工期拖得很长，主要是劳工不够。开出租车的人一般在70-80岁。解决香港劳动力的问题，就要输入外劳。
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都没有限制。过去对香港的投资大量来自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政治重构之后，美国率先对香港进行各种去功能化的打压操作和封锁。比如说过去出口的港产品，现在必须改成中国制造，美国不承认香港制造。过去传统基金会长期把香港视为最自由经济体，2021年直接把香港从这个名单中撤掉，连起码的参评资格也没有。
香港应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金融中心。
三重奏之三：社会重塑
目前香港的社会焦点，就是12月10日将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个选举对整个地区治理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成为解决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从选委会、政府、立法会，最后是完善地区治理。这里面也包含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2020年后，香港原有爱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呈现出来。
例如输入劳工问题，商界是支持的，但工会反对，工会力量也正在起来。香港也有类似于内地“美团”“饿了么”的速递或外卖公司，叫做Foodpanda，这个公司2021年发生了罢工事件，就是新经济平台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界跟基层的矛盾，例如土地问题。土地是用来给富豪们打球，还是用来提供建公屋，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舆论场的重塑也在进行。《苹果日报》历来把它的头版做成海报，它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和意见的产品机器。《立场新闻》最早叫《主场新闻》，它是香港最早的一个网络媒体，后来也发展为政治性的网络媒体。
香港电台有点类似于香港的BBC。但英国的BBC支持政府，香港电台却是站在反政府甚至是反国家的立场。所以香港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在人心、在社会层面掌握话语权和“制空权”。从2021年开始，香港电台更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将香港电台的管理条例逐条审视并调整，对人员和产品内容行整理，将香港电台逐步改过来。对《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则按照国安法程序进行调整。
由此，香港的舆论生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这股反对力量转到了海外，大体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过去它们是巨无霸，仅《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粉丝都过百万，而香港建制派爱国阵营的平台没有过百万的。所以当时的舆论较量，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各方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里，较量还在持续。因为相对政治重构、经济重建来讲，人心重塑是最困难也是时间最长、最艰巨的。
教育问题也是香港长期以来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过去教育界有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势力，即香港教协，它的创办者是司徒华。香港的好学校、名校绝大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进入政府。教会学校通过教育影响整个香港，它的宗教影响在香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协在选举时是引导舆论，社会运动时是动员机器，政府如果不听教协的意见，很多政策是无法推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推动反国情教育时，把国情教育视为“洗脑”，这是他们主要的口号。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教协已经解散了。
现在香港正在做地区治理的改革，一是要解决区议会的政治化问题，回归基本法的本意；二是加强对地区的服务和治理。
香港所有政治重构、经济重建、社会人心的重塑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这也是对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宣示。
“四个必须”是：第一，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要长期坚持，这是我们的国策；第二，必须强调中央管制权；第三，必须爱国者治港，这是基本要求；第四，必须发挥独特的地位优势。
“四点希望”主要是对特区政府而言，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对人心重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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