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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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舆情看“香港三重奏”

陈少波 来源: 2023.10.31 15:28:43


   

香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资金、技术设备大量从香港转口引入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中国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后,直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香港的窗口功能发生变化,但是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以及它独特的普通法体系,是不能替代的。

2019年,美国西方势力在香港搞了一场“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希望把香港搞乱,扼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91124日,这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日子。区议会类似于内地城市的社区街道,不过区议会是选举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个民生的建构,但是要通过选举,就不单是民生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性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公投。当时在暴乱的情况下进行公投,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香港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过程,在各种历史阶段移民到这里的人口较多,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的政治性投票,当投票率超过50%,爱国阵营拿不到过半议席的概率极大。那一年的投票率是70%,而且当时投票的规则是单议席单票制,就是一个选区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他只有一个席位。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对阵营拿到了90%的席位。这90%的席位就决定了400多个区议会的议员可以选出117席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原有的界别中有专业界别,但那个界别已经被政治化操作,300席全部是支持反对阵营的。假设当时选委会有一个财团拿出100票来,特首的人选就不是中央可以左右,而是被反对阵营左右。这就是当年香港的危机,反对阵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争夺香港的管制权。

中央此后打出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包括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2021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所有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效忠国家。香港的局面得到扭转和稳定。

三重奏之一:政治重构

香港的政治重构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政权,第二是管制。

20191124日,很多人以为投票不会输的幻想被打破,但是那一场选举投票之后,就像乌克兰曾经出现的场面一样,反对阵营先制造街头动乱,然后在选举中夺权。

如果2020年中央不出手,立法会选举也会重演2019年区议会的选举,以至特首选举失控,制造2021年之前特区无法运作的乱局;反对派企图上台后,将控制香港正常运转,先否决财政预算案,让政府停转,导致香港陷入持续的动荡。

国家主权岂能被颠覆?在中央领导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专门成立了国安处,专门针对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破。2021810日,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被捕。黎智英的被捕是香港政治重构的标志性事件,他被认定是乱阵营的核心、首恶。

香港警队去抓黎智英时,反对阵营认为政府不敢碰他,这是“新闻自由”。当时他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人一苹果”,号召大家第二天早上买一份《苹果日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反弹。

香港在舆论层面的较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舆论操作手法上。在香港要执行国安法进行治理,若不从媒体、舆论生态入手,是很难往下走的。

爱国阵营在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有组织的作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动员爱国阵营投票,可以形容为“地面战”,但是反对阵营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打的是“空战”,掌握的是“制空权”。

黎智英案终于开审。围绕黎智英的舆论战非常激烈,而且这个舆论战的战场延伸到海外,转到海外之后有几个打法。香港人知道,黎智英的报纸之所以赚钱,无非有几个东西:他能够把凶杀案最血腥的照片放在头版,把明星的走光照片放在媒体的要版,靠这种腥色暴力赚钱。另外它是反对派的大报,本质上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大报。黎智英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为新闻自由、为香港的人权殉道的人,这是“认知战”。还有不同的机构“法治”战,或者打“新闻自由”战,包括组织无国界记者之战,在这方面施加舆论压力。

这是个多重博弈,即使案件开审,未来较量的核心也不完全在法庭上,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和舆论场的较量,可能比法庭上还厉害。

政治重构的政权部分

第一,执政体系的变化,包括议政立法会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变化,以及辅政方面的调整。

整个香港的政治重构是从选委会开始的。香港政治的核心是选举委员会,它负责产生特区行政长官。2019年选委会的形势是:如果继续选下去,选委会过半议席都会失控,对方就会掌握立法会;选委会过半,对方就会掌握行政长官。

选委会结构变化。中央对香港的选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原来选委会有四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金融工商界;第二个界别是中产专业人士,按照西方理论,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中产专业人士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收入高,但2019年反对派的核心恰是中产阶层;第三个界别是基层,包括宗教界、区议会;第四个界别是香港的政府界别。从以上四个界别可以看出,香港选委会里并没有国家的代表。

香港回归之前,统治香港的“三驾马车”是马会、汇丰、港督。马会代表有钱人,代表英资公司的势力;汇丰是英国财团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代表有大量的力量在里面投射。

首先,选委会结构变化。从原来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增加了一个界别,叫做国家队。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方面的代表产生了,这部分人作为第五界别,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选委会一共五个界别,不管是选行政长官,选立法会,还是选区议会,都必须从五个界别拿到提名票,才能够入场。第五个界别的票,如果中央不点头是拿不到的。

其次,爱国政明确进入了基层界别。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怎么让爱国的立法会议员拿到选票,实际上是动员在爱国社团里面的乡亲去投票。在香港,出来参加选举的叫团,支持选票的叫社团,社团去支持政团。新的改变是把垂直关系变成部分的平行关系,就是说社团领袖开始进入选委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有话事权。这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重构。

特首人选。香港回归以来,几任行政长官有不同特点。李家超是纪律部队出来的公务员,曾经做过警务处的副处长。接任政务司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可以当特首,但中央选了他。

选择李家超,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用武官做行政长官。香港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稳定。武官任特首,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比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香港警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反对派有意挑衅警队和公众的关系。当时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警官,媒体上大量视频只讲警察打人,而暴徒打警察的部分都被剪掉了。当时如果在地铁里说普通话都可能被人欺负,唱国歌肯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会。这是香港在过去3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港英时代是港督(行政主管)一人说了算。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开始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区议会的选举,另外就是立法会选举,然后是法律阵营,包括在选举制度上面做调整,可以通过各种议题设置阻碍施政。

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三点。

一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结构性改革。香港原来是5050,一半是功能界别席位,从各个专业界别选出来,另一半是直选,分成五大选区,每个选区里一人一票选出。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除了原来四个界别又增加了国家队界别,重构后一共90个立法会议员,选委界别40,工农界别30,直选20

二是增加资格审查。之前什么人都可以参选,现在有了资格审查,包括政治态度的审查,也包括对个人资质的审查,以提升立法会议员的层次。

三是改变比例代表制。香港回归之初选用比例代表制,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只要达到10%的选票就有一席,这意味着你如果提一个很少数人认可的主张就可能拿到一席,可以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辅政机构。香港一个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公开咨询,成立了非常多的咨询机构,任何相关的议题都会征求民众及专家的意见。现在政府的议政架构,调整了辅政、咨政机构,专门用了著名学者郑永年。过去辅政机构只用港人,现在用了大量内地人,过去只是在香港看香港,现在要在国家层面看香港。

政治重构的法治部分

2020年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有了几个变化。

根据国安法,组建国安法官体系。西方攻击我们“控制司法、损害司法独立”,这不是事实。因为香港历来如此,比如涉及某方面的判案,就要有相关的法官群体。涉及民事仲裁的有一个法官群体,涉及国安法的也要逐步建立这个体系的法官。

黎智英被扣留了24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他戴着手铐的那张图被广为刊载。黎智英接受外媒采访,继续煽动舆论。在这个情况下应动用国安法的条款,不准保释,但香港的法官解释是可以保释的。这时《人民日报》表态,大意是如果你们管不了,我们来管。

国安法有规定,首先是香港内部的循环:警队,律政司检控,法院判。如果香港管不了,就在内地侦察,内地检察院检控,内地法院判。在这个压力下,让法官明白,只有跟中央相向而行,才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护。这个时候调整了保释条款,规定对涉及国安案件的重要案犯不予保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保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黎智英团队要请外国律师给他打国家安全案。中央做了法,在法里做了明智的判断。虽然中央已经法,但是把权力交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是对普通法的认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共通点,要遵从与英美法系相关的普通法体系。香港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是因为香港的普通法思维。普通法思维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所以香港处理很多事情比较慢。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做的事,在香港就不行,要变通一下绕过去。

外界在香港经商,从事金融交易,签的都是法律文书,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香港的繁荣。20227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普通法,表示了中央治港体系对普通法的认识。

香港的律师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大律师公会,公会中全是大律师,主要是处理刑事案件;另一个是律师会,主要是做法律认证方面的事务。法律认证方面,近30年处理了大量内地案件,比如买房,比如内地企业到香港,所有的法律文书要到律师会做。

这种情况下,律师团队是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就非常关键。这个团体不能轻言打击制裁,他们代表着司法。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在争取两个律师团体的支持,希望回到一国的根本。

过去香港经过长时间媒体对议题的操纵,爱国者在香港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二是香港的安全问题。黎智英曾经多次涉案,包括他在2014年参与“中”,但问题是警方不敢随便抓,抓了他很长时间不敢检控,即使检控他之后,也从来没有定过罪。黎智英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东方日报》,当时指出黎智英有“免罪金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被定过罪,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香港的不设防程序。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还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各国各色情报人员聚集在香港。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很多政界人物跟外国的情报人员接触是没有戒心的,觉得很正常。

第三是行政工作效率。港英时代是港督一人说了算。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这是导致香港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67年之前,华人在香港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之后英方也感到香港迟早要回归,所以对香港的管制体系有所改变,比如说修地铁,大量修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当时香港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则是自由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发展很快。香港还实行行政主导,政府效率非常高。内地人员到香港,对政府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公务员的表现印象深刻。

香港回归之后,治理方面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过去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拨款,修法都要立法会通过,行政效率下降了。

第二是媒体治,政府要看媒体的脸色,特别要看《苹果日报》的脸色。《苹果日报》创立于1995年,当时《财富》杂志有一期封面的标题是“香港已死”,意思是将来共产党接掌权力的第一天,一定会把反对派抓起来,香港的经济也就完蛋了。但恰恰在那一年,黎智英创办了一个反共报纸,他要抢夺话语权。

第三个变化,香港建立了很多所谓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NGO。这些团体以第三方组织的名义,拿政府的钱,代表政府去做事。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运转的结构性的破坏。

政府必须投入资源解决民间诉求,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现在政府自己不出头,把钱给第三方,让它去解决问题,受益者感谢的是第三方组织。这就给第三方组织一个诱因:只要挑动社会矛盾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这样香港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权力组织”,它本身成了一个斗争性的而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政府做什么都要遭到民怨,这是很大的变化。

行政立法要重构,但是困难很多,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立法会,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要加强行政立法。

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2003年,香港第一次把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落马洲口岸改为24小时通关。这个举措全港讨论了两三个月,反对意见非常大。其实无非就是便利港人到内地生活消费。

香港从1995年开始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长期奉行不干预政策,政府如果搞产业政策就会干预市场。其实传统基金会不过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倡议型组织,它不是做客观研究的。它跟《华尔街日报》合作做了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是前置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讲到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做工作的。“积极不干预”在香港曾经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原教旨,但这时开始有了改变,政府从置身于市场之外转为置身于市场之内。第一个变化是成立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会主动投资一些产业,如创新科技行业的投资。第二个变化是成立了招商办,在全球招商。过去是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现在香港开始到全球招商。   

媒体对执法的影响

所谓“媒体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入人心,如果干预媒体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香港有独特的媒体文化,如某一个活动请香港媒体,媒体先不看你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而是看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看当天的话题是什么。香港媒体运作还有一个生态现象叫做“放料”或者“放风”,香港每家媒体都有一个政专栏,《明报》叫“闻风而动”,《信报》叫“香港脉搏”等。里面有很多信息量,会有很多消息人士提前就某个事放风,提前两三天给媒体先透露出来。这其实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操作,先把消息放出来,社会影响,一旦批评声音很大就调整,否则就会再进一步。港媒的记者和官员有定期饭局,中间他们会主动问一些事,官员也会主动讲一些尚未发布的事,但引述的时候只是说来自于政府、立法会或来自商界。

另外一个舆论操纵者是香港的公关公司,它们的动员能力很大。

香港舆论场的参与者,包括各方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也包括非常复杂的利益团体,如财团和商会的力量。舆论场里各种消息混杂,报纸上讲的很多东西,后面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在推动。不过如果全信报纸,那你对香港的判断将会出现重大误判。

三重奏之二:经济重塑

政治重构的特点是让整个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里,经济重建是要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和香港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巩固和充实香港的优势。

香港正在做区域发展规划,就是所谓“三个圈、两个城”。把深圳也融合进来,准备做新田科技城,这个规划第一次在香港展览咨询,也放在深圳展览咨询。香港要推动再工业化的进展,拓展新方向,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占GDP50%。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兴建公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土地问题香港现在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北部都会区,一个是大屿。大屿在港岛和九龙之间填海,形成一个环状地带。

劳动力问题,一是通过“高才通”输入高端人才,另一个是通过多项输入劳工计划,输入基层劳工。

人口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2018年底到2022年底,香港减少了20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二是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回到内地,另一部分是政治移民,主要是对新的香港不认同,还有参与了暴动的人选择逃离。这批人走得最快,年龄多在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离开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香港急切需要有对国家认同的人才来补充。现在香港的失业率在3%以下,最多出现的问题是有活没人干。

香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是37岁,现在是48岁。香港的高铁修建是全球最贵的,因为工程老是延期,工期拖得很长,主要是劳工不够。开出租车的人一般在70-80岁。解决香港劳动力的问题,就要输入外劳。

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都没有限制。过去对香港的投资大量来自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政治重构之后,美国率先对香港进行各种去功能化的打压操作和封锁。比如说过去出口的港产品,现在必须改成中国制造,美国不承认香港制造。过去传统基金会长期把香港视为最自由经济体,2021年直接把香港从这个名单中撤掉,连起码的参评资格也没有。

香港应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金融中心。

三重奏之三:社会重塑

目前香港的社会焦点,就是1210日将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个选举对整个地区治理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成为解决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从选委会、政府、立法会,最后是完善地区治理。这里面也包含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2020年后,香港原有爱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呈现出来。

例如输入劳工问题,商界是支持的,但工会反对,工会力量也正在起来。香港也有类似于内地“美团”“饿了么”的速递或外卖公司,叫做Foodpanda,这个公司2021年发生了罢工事件,就是新经济平台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界基层的矛盾,例如土地问题。土地是用来给富豪们打球,还是用来提供建公,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舆论场的重塑也在进行。《苹果日报》历来把它的头版做成海报,它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和意见的产品机器。《立场新闻》最早叫《主场新闻》,它是香港最早的一个网络媒体,后来也发展为政治性的网络媒体。

香港电台有点类似于香港的BBC。但英国的BBC支持政府,香港电台却是站在反政府甚至是反国家的立场。所以香港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在人心、在社会层面掌握话语权和“制空权”。从2021年开始,香港电台更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将香港电台的管理条例逐条审视并调整,对人员和产品内容行整理,将香港电台逐步改过来。对《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则按照国安法程序进行调整。

由此,香港的舆论生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这股反对力量转到了海外,大体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过去它们是巨无霸,仅《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粉丝都过百万,而香港建制派爱国阵营的平台没有过百万的。所以当时的舆论较量,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各方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里,较量还在持续。因为相对政治重构、经济重建来讲,人心重塑是最困难也是时间最长、最艰巨的。

教育问题也是香港长期以来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过去教育界有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势力,即香港教协,它的创办者是司徒华。香港的好学校、名校绝大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进入政府。教会学校通过教育影响整个香港,它的宗教影响在香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协在选举时是引导舆论,社会运动时是动员机器,政府如果不听教协的意见,很多政策是无法推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推动反国情教育时,把国情教育视为“洗脑”,这是他们主要的口号。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教协已经解散了。

现在香港正在做地区治理的改革,一是要解决区议会的政治化问题,回归基本法的本意;二是加强对地区的服务和治理。

香港所有政治重构、经济重建、社会人心的重塑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这也是对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宣示。

“四个必须”是:第一,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要长期坚持,这是我们的国策;第二,必须强调中央管制权;第三,必须爱国者治港,这是基本要求;第四,必须发挥独特的地位优势。

“四点希望”主要是对特区政府而言,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对人心重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  季节)



* 陈少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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