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历史中，成功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习和整理李富春的历史资料中，感到有必要向世人介绍李富春对我国“一五”建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这段历史批评的多，关注和研究的少。但这就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经验，重视对我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我采访过的某位当事人曾表示，“当时中国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是指编制“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二五”计划时遇到了“大跃进”，“三五”计划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个五年计划受到很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不但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说明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存在不同看法。
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最初搞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成型的计划经济制度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尽管此间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我们基本遵守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很重要、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研究和纪念。
研究“一五”计划的历史，其中相关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组成部分。李富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但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发展和实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工作。李富春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李富春参与了编制“一五”计划的全过程
组织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一次试编工作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央成立了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六人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副主任，兼任重工业部部长，并分工负责计划工作。同年5、6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一次试编工作。1952年初，中财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征求各大区意见。各大区报上来的材料，李富春都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并综合各方面意见，为制订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1952年7月，中财委向党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注：第一稿）。陈云在1952年7月1日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到：“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头（注：原文如此）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
参考苏方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1952年8月，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1953年6月，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苏联方面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组织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参考苏联的意见和援助的情况，对“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并重新作了安排（注：第二稿）。
毛主席催促编制“一五”计划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当时高岗为主席。这期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了。1954年2月，毛主席对工作进程不满意，要求加快进度。李富春立刻组织国家计委，在3月20日交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对“粗稿”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注：第三稿）。1954年4月19日，党中央调整了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使“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陈云主持八人小组连续召开十七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是陈云与李富春共同主持的），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初稿）》（注：第四稿）。9月5日，由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刘少奇，报告了八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由于中财委不再存在了，国家计委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更重了。
参与编制“一五”计划的最高决策会议
1954年11月3日至28日，李富春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到广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审议八人小组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这次广州会议，是党中央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次决策性会议。陈云在北京传达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州审议“初稿”时的指示，并主持八人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于1955年2月形成新的一稿《“一五”计划（草案）》（注：第五稿）。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一五”计划的报告
1955年3月，先由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一五”计划（草案）》。会后中央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注：第六稿）。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7月5日，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了“一五”计划的编制经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等。该报告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批准。
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四年，从组织进行第一稿的试编工作开始，经过六易其稿，最后在人代会上报告正式通过，李富春从头到尾参与了“一五”计划编制的全过程，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蓝图终于完整地绘制出来，正如李富春在报告中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推进。”
李富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与苏联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党中央决定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李富春及代表团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同苏联政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谈判，直到1953年6月回国。
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
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是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中方先将翻译好的“一五”计划（草案）文件和资料交苏方研究，然后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分别与苏联政府对口部门交流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方人员与李富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四次更高层次和更加深入的会谈。这段时间，李富春不但亲自主持了与苏方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还要经常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中苏双方充分交流情况，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突出建设重点，适当降低相关经济指标和增长速度等。李富春认为苏方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得到批准。回国以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参考苏联的这些意见，将“一五”计划（草案）修改得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就争取援助项目与苏方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争取苏联的援助项目是代表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苏方援建的项目及苏方能够提供的项目。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谈判，双方在援助中国的91个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后，党中央特别委托李富春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这些文件。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方米高扬分别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及相关附件上签了字。
在“一五”计划之前，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时，李富春就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同苏联谈判。这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定文件。当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苏贸易谈判和争取苏联援助东北的工业项目。这次谈成的援助项目有50个。1954年10月，李富春又协助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苏方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1950年的50个项目、1953年谈成的91个项目、1954年谈成的15个项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总数为156个。这156个项目的谈判都是在李富春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顾说：“李富春同志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宝华回顾说：“156项，项项都浇筑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这156个项目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重点和骨干，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个项目最终建成了150项，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国防等14个工业领域（其中有44个军工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门类的空白。这些生产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争取苏联援助的成果，还体现在技术传授和人才培训方面：一是苏联决定“一五”期间每年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据后来统计，到新中国成立10年时，苏联共派出了大约两万名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中国（注：各类资料统计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二是苏联决定在“一五”期间每年接受一千名中国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此外在这10年期间，中国还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到苏联各大学学习。这些不但有效地弥补了新中国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更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骨干，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如江泽民、李岚清、刘华清、罗干等同志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尽快掌握计划经济规律，提高工作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李富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和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不考虑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和工作水平”。李富春在给党中央《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探，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设计工作和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制造任务，并依靠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品……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必须自觉地、自信地和有组织地担负起来。”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当时党内也存在急于求成，没有学会走就想开始跑的倾向。忽视客观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后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埋下了祸根。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这段历史，或持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那时苏联是真心诚意帮助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李富春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基于中苏两国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了苏联一批物资和原料，主要是粮食、橡胶、轻工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等。当然中国也是要以此偿还债务。至于后来中苏两国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确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苏方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个责任主要是在苏方。
李富春参与并领导了“一五”计划执行和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对我们党而言，制定“一五”计划是一项崭新而困难的工作，但是把计划变为现实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底子薄、基础差”，表现为：一是缺乏对经济技术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了解和掌握，无法给项目设计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二是过去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薄弱，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没有底数；三是尤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设计能力、施工组织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前几年我去看望宋平同志，“一五”时期他是国家计委分管劳动工资的副主任。他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统计资料，一切基础性工作都要我们从头做起，因此做计划非常困难。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李富春由于职责所在，几乎对计划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全力以赴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上最后通过的，但是许多建设任务从195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56个项目实际的建设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9年，历时19年。此外“一五”计划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共694个，实际施工的多达921个，156个苏援项目是其中的重点和骨干。
1953年，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组织落实这些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李富春作为总负责人，克服了上述一系列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建设好这些项目。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李富春“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156项目中的许多建设工程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等。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
在审批项目的建设计划时，李富春从来是一丝不苟。吴俊扬等在文章中写道：“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参加156个项目审批的人员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等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分歧意见很多时，李富春都要求大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李富春采取这种极端认真审慎的态度，这些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基本都取得了成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建成的这150个项目的布局、选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基本合理的”，“学界总体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虽然出于国防和安全的考虑，150个项目的布局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这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三分之一投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布局的第一次大转移，使国家在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终对新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有所不同，关键是建成的这150个项目大部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例如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西安的飞机制造厂、兰州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到现在仍是行业骨干，仍然在为国家做着贡献，有的还成为“国之重器”。
做好综合平衡，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工作重点
当年国家经济百废待兴，要建设这么多大项目，这对每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多亿元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的，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而当时国外贷款只有36.4亿元，外债仅占财政收入的2.7％。如何用好这些宝贵的资金，成为“一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此李富春多次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摊子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他在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过程中，按照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原则，去组织投资和建设。
例如，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优先抓了鞍山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大生产能力。这期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的投资高达15.5亿元，占同期我国钢铁工业实际基建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由此我国钢铁产量增长很快，在1952年135万吨的基础上，到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这样做集中使用了资金，缩短了建设工期，加快了生产能力的形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后来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1956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后来也还存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成分。李富春根据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计划工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这些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既体现了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又彰显了契合实际的灵活性，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在1955年1月国家计委创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李富春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这不但是他做好“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更是他后半生中做好计划工作的理想和追求。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期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主要时期。
首先，李富春很重视计划工作的制度建设。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就对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1955年，李富春又主持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他领导建立起一系列计划工作的规章制度。
其次，李富春很重视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经李富春的提议和争取，1954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在《暂行工作条例》中又对机构设置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此时开始，新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设立了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现在这些机构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完成“一五”计划各项指标,落实各个建设项目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节约和节省是李富春在经济工作中刻在骨子里的理念
李富春在他一生的经济工作中，多次就节约问题制定政策，做出指示或发表讲话，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同。在“一五”期间，针对苏联援助的一些设计和建设标准，李富春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项目的标准，尽可能节约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有的政府机关修建“大屋顶”办公大楼，片面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美观。他制止了正在施工中的国家计委大楼的“大屋顶”（至今国家发改委大楼还是“平顶”），取消了尚未开工的另外两座大楼的盖“大屋顶”计划，同时批评了海军大楼的建筑（即海军司令部大楼，后来被戏称为“海军大庙”）。刹“大屋顶”之风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薄一波在回忆“多快好省”建设方针提出的过程时说，1955年12月，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一个“省”字，也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人民日报》社论便以“多、快、好、省”发表出来，成为“一五”后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努力学习，专搞一行”
落后的旧中国本来就严重缺乏现代经济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才，革命队伍又面临从打仗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都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重新学习。李富春希望尽快提高计划工作干部的专业素质，因此他“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在访苏期间，李富春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组织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讲授计划经济的知识和理论，一共讲了十几次课，每次四五个小时。李富春亲自参加听课。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机关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1953年3月李富春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可以感到李富春对学习计划经济的浓厚兴趣，对做好计划工作的踌躇满志。纵观整个“一五”时期，毛主席、刘少奇在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看到，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并指导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周恩来、陈云是新中国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在他们的领导下，既参与了“一五”计划的决策和编制，又是“一五”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把决策者的意志和“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全部超额完成。这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上百年旧中国经济发展记录，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一五”计划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一五”计划还是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新中国这一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的人们称“一五”时期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李富春组织编制和全面落实“一五”计划，为这个“春天”的到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