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不断上演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思潮混乱、经济失速、治理失序，正成为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典型缩影。美国政治乱局和演进趋势不仅促进美国调整外交战略，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需保持警惕，积极应对。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绝对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国内政治逐渐显现不稳迹象。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最近），美国内政治加速演变，两党无底线政治之争日趋激烈、深层次社会问题恶化、民意极端化特点明显，甚至可能颠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
党争不断
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在国内重要议题上严重对立。
在移民问题上，美国民众对移民的认可度存在显著党派差异。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民主党竭力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共和党则反对气候变化理念，并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深度捆绑，抵制清洁能源开发，支持维系传统能源。在预算及相关问题上，共和党右翼势力持续推行极端政策，阻挠两党合作。
政府-国会政治矛盾使拜登余任难以推进重大改革。
2022年中选后，美国国会呈现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的分治局面。民主党立法议程难以获得国会两院通过，拜登余任几无可能再推重大改革。
两党均将司法“武器化”，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共和党持续调查拜登及其家族，加紧动议弹劾拜登及其政府官员。众议长麦卡锡7月25日表示，因“拜登家族可能存在财务不当问题”，共和党议员考虑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另一方面，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调查和起诉“多线”并进。3月、6月，特朗普分别因“封口费案”和“密件案”遭刑事起诉。8月1日，特朗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再次被诉。
“红州”和“蓝州”推行政策理念分化，“各自为营”削弱国家凝聚力。在堕胎权、持枪权、跨性别等社会热点议题上，“红”“蓝”矛盾突出。此外，政治极化推动人口的政治性迁移。保守派民众迁往“红州”和“红色”选区，自由派民众流向“蓝州”和“蓝色”选区。
大选裹挟政治，参选人相互攻击，进一步加剧党内纷争。民主党内部，拜登的两名竞争者虽无法对其构成挑战，但拜登若想充分调动民主党基础选民的投票热情，需顾及该群体的利益诉求，彰显民主党的核心政策理念。共和党内部，众多参选人在角逐初选提名时凸显自身政策和个性，明争暗斗，势必加剧党内矛盾。
社会撕裂
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已成为美国社会痼疾。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45.9万亿美元，超过底层90%美国民众的财富总和。同时，美国仍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种族矛盾凸显。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和机构存在的系统性特征。近年，种族已超越简单的民族或肤色区分，成为美国重要的阶级区分标准。该区分在美不同种族间制造了群体地位及其权利上的系统性差别，突出表现为占据主体地位的欧洲裔白人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掌控，以及针对其他所有有色人种的系统性歧视。
美国社会枪支暴力蔓延。美国人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却已超过4亿支，是全球民间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日益极化的两党政治生态、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和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亦使美枪支管控举步维艰。
社会思潮碰撞。当前美国社会分裂与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贫富差距下的阶级分裂催生左、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在资本为王的当今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诉求更符合富人精英利益，而左翼“促进社会平等”诉求更符合中下层大众利益。二是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分裂催生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信念之争。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统性，难以弥合其多元族群、身份群体之间严重的分裂。
民意变化
“特朗普冲击波”余震持续，民粹主义仍然高涨。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仍是美国国内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潮流。共和党持续右倾，在各项议题上同拜登民主党方面高度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上升并刺激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左翼民粹主义出现反弹。总的来看，民粹主义仍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股重要潮流。
美国民众忧心“国家前途”，危机意识被唤醒。美国经济社会领域存在严重不平等，种族矛盾、文化矛盾、阶层矛盾。民众更为忧虑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危机意识被激发唤醒。
“身份认同”与“餐桌议题”同频共振，美民众对2024年总统竞选期待更多。时下，美国国内处于动荡变革之中，民众不仅希望自身经济状况和人身安全得到保证，还在个人权利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表现出突出诉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更难调和。
“中国威胁论”搅动美舆论场，对华负面认知更加固化。近年来，美国涉华舆论态势和公众对华观感日趋消极，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被各路政客利用为煽动民意、催动选票的突出手段。一方面，共和党内鹰派分子成为美国内最热衷于反华活动的政治群体。另一方面，拜登民主党方面持续奉行对华“战略竞争”路线，“联盟遏华”态势不断深化，亦有意打“中国牌”谋取政治利益。在两党政客的鼓噪和操弄之下，美公众涉华态度已经大幅滑向消极一面，对华认知趋于对抗化、极端化，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未来美国国内发展趋势
一是两党分裂日益严重。两党内政议题合作空间小。美共和党右翼保守势力依然强势，必然掣肘共和党与民主党后续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剧既有分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司法官司加剧未来选情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争取发起对拜登的全面调查并酝酿弹劾总统，民主党也“三连击”式起诉特朗普。相比之下，特朗普“干选”相关诉讼事关美“政治根本”，作为司法“武器”的杀伤力更强，遇到的“反弹”也会更大，或成为2024年美大选进程的主要不确定性事件。选举左右重要议题的发展走向。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或将在该议题上适度向“左”回调立场，推动堕胎向合法化方向发展。在教育“平权”问题上，不同族裔、年龄、阶层的选民群体态度不一，两党政客出于选举需要，也将进一步权衡政策立场，推动该议题发展演变。
二是社会分歧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美国经济“虚”“实”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枪支”日益沦为党争工具。在美国极化的政治环境下，拥枪派和控枪派在是否应制定控枪法、限制枪支购买和携带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控枪问题也已完全被政治化，成为政客党争工具。种族问题分歧加剧。以共和党保守派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以民主党自由派为代表的多元化立场必将产生更多理念碰撞和现实政治冲突。
三是民意分化难弥合。美国两党政策、立场和主张朝着不同极端方向发展，成为引领和左右国内民意分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日益“内顾化”，服务国内关切成为美国外交首要考量。自从特朗普2016年作为民粹主义领导者胜选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优先”议程尽管明显区别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传统，却广泛赢得美民众支持。外交精英开始反思并促进美国外交从“自由国际主义”向“美国优先”“中产阶级外交”方向转变，以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为契机，美外交政策无不体现“美国获益”内顾倾向。
“后冷战时代”结束，对外战略高度聚焦“大国竞争”。美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意味着其不再是冷战结束初期时掌控国际局势的“单极霸权”，不再具有相对其他大国的压倒性权力优势，需要通过“战略竞争”来重新确立霸权地位。
美国在保持传统军事优势同时，强调非军事手段运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惨痛经历，令美国战略精英深刻认识到，一味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伴随美国国内反战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决策层难以继续支持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由此，美政府更强调“一体化威慑”的非军事手段运用，以实现战略目标。
对外政策出现“准极化”态势，大选结果显著影响美外交风格和面貌。因美国政治极化、两党外交手段不同，若美再次出现执政党轮替，将使外交政策出现大幅摇摆。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形成两党一致的对华长期博弈大框架。中国加速崛起，导致美国民众心态失衡、政治精英遏华紧迫感陡增、国内政治已形成对华竞相“示强”文化。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十年内若无法遏制中国，美国的霸主地位将危矣，因而把中国设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意味中美接触合作时代结束，全面竞争已到来。
将竞赢中国作为最终战略目标。美国国内已完成对华战略竞争的识别、辩论、共识、动员阶段；美国政客已成功将中国塑造成战略对手和竞争者；美国正调集政府、社会资源实施战略竞争，且最终目标是赢得竞争。
美国强调护住“核心”优势对华打交道。美国各界充分意识到，与中国进行竞争关键是要维护好美国经济、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核心”优势，根本性扭转被中国赶超的势头。为此，美国采取了经济脱钩、产业断链、科技筑墙、金融去风险等系列措施，力图护住“核心”优势，但却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
两党处理对华关系手段有偏差。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具有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善抓民粹主义情绪，强调“美国优先”式经济获益，重视短期政治获益，全力推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反华动员，推崇以单边强硬姿态对华打交道；但对传统盟友重视程度有限，一定程度上给我国与美国长期周旋创造了外部空间。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走精英政治路线，善谋大战略，在继承特朗普单边对华施压“遗产”基础上，更强调“多边外交”，通过联合盟友遏华、挑起敏感问题制华等手段，最大程度降低对华竞争成本，特别是推进“以台制华”战略，企图以“温水煮蛙”方式竞赢中国。
在关注问题上对华接触合作仍是美国必要选项。美国通过前期对华脱钩、去风险的一系列“卡位战”发现，一味“用强”也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其决策层感到适度合作对美国有利。因美国内政形势及对华认知定位变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从此前的“接触加遏制”转变为“竞争加管控”。不过，拜登政府的“竞争加管控”的“新两手”策略中，“竞争”是主流，体现其战略方向，而“管控”居其次，仅为策略手段。这意味着，当前美国表现出对华接触合作，仅是避免中美发生冲突，为美国整体对华竞争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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