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高质量发展与深化改革开放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硬道理，并极大深化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相对于高速度的数量型增长，高质量增长道路面临挑战和遇到困难会更大，既有观念认识和工作习惯的调整，又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还有在干中学中不断内生成长成熟的过程。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打赢的仗。

我国高质量发展进步显著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从主要依靠投入实现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实现增长。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发布的全球年度创新指数对观察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国在全国132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创新指数的排名中，自2013年以来提高了23位，稳定地排在世界第十二位，位列中高收入国家第一。2013-2016年，我国从35名上升到25名，2019年上升为14名，而后再进步两名，稳定在12名。在WIPO公布的全球创新中心城市集群中，2023年，我国第一次有24个城市集群进入全球前一百名，超过了美国的21 座城市。

WIPO创新指数涵盖科学与技术进步、新技术运用及创新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具体说，一是科学与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其中包括了科学论文发表、研发投资规模与占比、风险投资及国际专利申请。2022年全球科学论文发表约200万篇，风险投资交易量增长了近17.6%，创纪录水平的国际专利申请约为28万件；二是国家计算能力，超级计算机速度与性能大幅度增长，基因组测序成本以远超过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包括可再生能源成本、电池价格不断下降，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正在快速推进；三是应用与采用新技术的水平提升，包括食品卫生安全、互联互通、机器人、电动汽车、癌症放射治疗等；四是创新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大，包括劳动生产率、预期寿命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公司和高校院所持有的活跃专利量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表1是全球持续活跃专利前250家机构和企业的汇总。2021-2022年，我国企业和机构持有的活跃专利是美国近两倍，仅北京持有的专利已经与美国在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的份额相当（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央企及清华大学等部属高校的份额），北京市企业持有的活跃专利数量超过了德国、韩国。细分类信息中，在全球最大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美国持有的专利高度集中于半导体、生命科学/医药和AI等少数前沿科学技术领域。我国持有专利与日本比较相似，消费品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的专利所占比重较高。此外，工程类专利持有量也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显示出我们工业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大规模生产领域和工程领域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在前沿技术累积方面需要有更快的追赶。

表1 2021-2022 全球最大的250家专利持有机构和企业(IFIClaims)

我国省市间发展的质量在这个统计中表现了很突出的差异性。排名在占全球前250家机构/企业所持专利总数2%以上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和浙江。广东与浙江的企业和机构所持有专利的技术含量显著低于北京。而广东省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别，既有前沿创新的国际争先者，也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巨头。例如，深圳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于5G通信与ICT技术应用等高研发密度的前沿领域，所持有专利占全球250家机构和企业的4.37%。佛山、东莞、惠州和珠海四城市拥有4家世界级的家电企业：美的、步步高、TCL和格力，几十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产品走向多产品线并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靠创新不断提升高性价比优势，建立全产业链优势，成为世界级的大规模生产领域领军企业。

过去十年，我国正在摆脱单纯数量型增长的约束，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取得显著成绩，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应当看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条件，孕育着不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贡献有明显差异

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对比北京、深港穗和上海-苏州三个城市集群，三者在全球前一百名科技型城市集群中分别排名为第四、第二和第五。作为单一城市，北京科学论文发表总量在世界城市中遥遥领先，达到了30万篇的量级，人均科学论文发表量仅低于波士顿-剑桥城市集群。相比之下，北京人均PCT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则弱于城市科学创新能力，北京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的科学创新引领型特征。深港穗集群体现了另一个特点，在报告期的三年中，人均科学论文量上升得非常快，其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科学论文发表量快速增长，说明广东科学创新能力在进一步提升；深港穗专利申请总量居世界城市群的前列，显示了强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引领型的世界级优势。在高质量发展中，深港穗与北京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高度集中于数字经济赛道。相对于北京和深港穗，上海-苏州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明显的科学与产业创新均衡对称的特点。三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在创新中所表现的不同特征，主要是受自身发展条件、功能分工关系的影响，各具特色，难分高下。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观察广州、深圳、重庆经济增长的相互追赶过程，可以进一步认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方式的影响。图3显示，进入21世纪初期的十年，广州曾经拉大了对深圳和重庆两市的经济差距，而后差距开始缩小，到2016年，深圳开始超过广州，三年后，重庆基本追平了广州。三市经济增长的变化从表2中可以看到。由于深圳的研发投入持续高于广州，[1] 创新的作用不断放大逐渐拉开了深圳与广州的差距。

重庆升为直辖市后，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条件，认为要更快地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必须从原来的大农村与库区为一体的发展模式，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21世纪初，广州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升级，汽车、石化与钢铁等重化产业的崛起，改变了广州过去以中低端轻纺产业为主体的历史，传统的产业结构状态，也是广州当年拉大与深圳和重庆的差距的原因。目前广州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结构转型，它在向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城市之间发展条件的差异，高质量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深圳不能简单地模仿北京以科学创新为引领，北京也不能简单模仿深圳以产业技术创新为引领。重庆与广州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对重庆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大路朝天”、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发达城市和落后城市都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都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指导其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很可能是不得要领；但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又需要可以进行客观比较的原则和指标。在实践中，不滥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发展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这些都使得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进行比较。与传统的工业文明高度依赖物质资源不同，数字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与技能水平不断提升的劳动力，是洞悉未来和引领潮流的高创意人才、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企业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涓滴效应推动着高质量发展。这都是客观的纵向和横向可比的高质量发展指标。

广东城市各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在调研中，我们经过初步梳理，认为广东有五种并行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1.深圳与东莞模式。主要特点是，高度开放、依靠低成本优势挤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产业底端快速向上“爬梯子”、攀上产业高端；产业聚集度高，形成了以优秀的企业（华为、比亚迪、腾讯、中兴、TCL、OPPO等）为龙头的世界级的细分产业链，造就了世界性的成本优势与科技创新优势，在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高端创新和精密制造相融合的深度工业化过程。深圳与东莞转向高质量发展极具爆发性，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三无”型高增长曾经被广为诟病。进入新世纪，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创新，2010年后专利技术增长迅速，走向了创新驱动。东莞相随而行。2022年，北京人均发明专利是深圳的1.6倍，上海的2.7倍、广州的3.5倍。从创新专利看，2010年北京是上海的1.4倍，深圳的2.8倍。到2020年，北京分别是上海的1.9倍，深圳的2倍。深圳与东莞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增长还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专利申请量在国内城市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表3列举了排名前十一位的城市，深圳与东莞相加占比高于46%。

OPPO公司是深莞两市产业技术创新从底端向上攀登,从草根走向世界的经典案例。OPPO成立于2004年，做过豆浆机等小家电，也是蓝光DVD和MP3时代的佼佼者，之后看到了智能手机发展的巨大空间及庞大的移动互联网业务，转向做智能手机。2010年，OPPO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从一二十人的小研发团队，成长为如今1.5万人的世界级研究机构。OPPO在全球有九大智能制造中心，六大研究所和四大研发中心。2020年上半年，OPPO紧随华为之后排名中国大陆发明专利授权量第二，正在快速转型成为集5G、AI、云、边缘计算于一体的万物互联的移动通信企业。

2．广州与惠州模式。这两个城市经历了成功的重化工业转型，然后开始捕捉数字经济爆发增长的创新机遇。2000年，广州转向汽车产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广州孵化了广汽Aion和小鹏两家著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广州粤芯半导体建成了目前广东唯一进入量产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在智能传感器、射频滤波器、光控芯片、车规级芯片，以及第三代半导体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等领域有了较大突破。配合大湾区发展规划，广州成立了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大湾区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广州第三代半导体创新中心等机构，基本形成以黄埔为核心，南沙、增城为两极的“一核两极多点”的半导体产业布局。目前，美国五款最发达的电商APP中，4个来自中国（其中2个来自广州番禺）。爆炸性增长显示出广州在ICT技术应用领域有了长足进步。

惠州是石化乙烯基地，现成为中国最大的石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石化产业链。惠州毗邻深圳和东莞，在石化产业链之外，通过分工协同，快速在十年中构建起新的5000亿电子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了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领域。

 3．佛山模式。佛山是传统产业聚集的工业城市，四十年来，佛山在传统产业领域不断地裂变出新的企业、新的细分行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当年的“顺德一把扇（电风扇）”成长为强大的数字化制造业集群，美的从一棵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全球专利250强中，2021年美的排名第三，累积活跃发明专利为58495件；2022年，美的累积活跃发明专利64895件，是当之无愧的家电产业世界第一。^[2] 美的脱胎于塑胶瓶盖的生产组。1980年的一张代工电风扇的订单，开启了世界家电巨头之路。后来美的生产空调，它的压缩机生产量是全球最大的，电机产量是亚洲最大的，形成了贯穿纵向产业链的生产体系，掌握着产业链上游的变频压缩机、直流无刷电机、芯片模组等核心部件，确立了变频空调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数字美的”涵盖从研发、生产、配送管理的全过程。美的北滘基地完成了机器人产业集群从0到1的突破。

1993年，从事羽绒服生产的格兰仕转向微波炉业务，短短数年就称霸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微波炉属于高档电器，售价高过3000元。经过格兰仕每年一次的降价洗礼，最终跌至最低300元一台，降幅高达九成。格兰仕在十多年前就自主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在高度细分化的产业体系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突破产业的瓶颈短板，具备了白色家电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完备的生产体系。

4．肇庆产业链招商模式。肇庆交通便利，产业用地多、价格低。2016年，肇庆市获悉小鹏新能源汽车项目，与小鹏汽车签约、落户肇庆，十五个月后就顺利实现试投产，160天后实现万辆小鹏P7下线，创下单车型最快万辆下线纪录。2021年3月，宁德时代开工建设，10个月首批电池PACK样品下线，14个月实现投产。而后，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向细分行业蔓延。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上，电驱电控、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产业逐步聚集成集，不断细化为各类电机壳、各类铝合金精密压铸件，车灯，座椅、电池、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生态。从上下游供应链看，产业集群内形成多轮的集聚，从无到有，六年建成一个超千亿的新能源汽车基地。

5．阳江模式。阳江经济比较落后，过去靠“一把剪子”走向世界，现在从刀剪产业走向合金材料产业。阳江制造刀剪的历史有1400多年，现在已享誉全球。全市有五金刀剪企业150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日用五金刀剪产量占全国的60%，出口占全国的80%。阳江合金材料实验室瞄准合金材料和五金刀剪，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运用新材料、新工艺生产各类刀剪制品；合金材料产业从不锈钢冶炼向热轧、冷轧、精加工等产业链下游以及铝合金、球墨铸铁等多门类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产业链完整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千亿级合金材料产业集群实现了串珠成链。

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机制（二级标题）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使知识创造与扩散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项创新活动能够迅速在产业内和产业之间扩散，在城市之间推广，推动高质量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从京沪深等城市的经验看，科学发现和专利发明两个维度的创新，确实高度依赖城市之间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合作程度越深，创新成果会越突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

第二，比较低成本并不能够带来高质量发展，推动更高能量的优势企业的聚集，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产业从低向高聚集，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需要打破创新孤岛效应；只有众人拾柴火焰高，产业集群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分工合作，其本质是提供免费的创新午餐。中小企业的共同参与企业间分工协作，构成了多层的创新节点，形成创新的前沿面，形成对产品应用扎下根的分工网络。集群内企业都会因为知识快速扩散而获益，而“创新免费午餐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城市之间创新差距往往会加速扩大的原因。

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创新，也奖励企业创新。创新型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会成为学习的榜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成功的创新愈多，创新风气就愈强。市场机制不仅创造了竞争，也创造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要求企业在分工中做自己最好的专业化产品，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企业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离开了配套企业，将一事无成。广东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各具特色，但追求发展壮大的产业链却是异曲同工。细密的产业链创造出强大的整体优势，离不开新企业加入分工过程，因而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集群而不断扩张。

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如深圳从“三无”城市走向创新发展型城市，其根本动因是企业要向技术前沿迈进，要不断提高前沿创新的能力，越过因成本上升使企业失去竞争力的低水平陷阱。而当企业的还不能对创新形成良好的财务支持时，持续的亏损创新就不可持续。“步步高爬梯子，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可行的创新策略。“短平快”可能是市场短视，但“短平快”的平方、平方的平方，就可以构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这种创新会得到市场的奖励，引起创业投资的关注。深圳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但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城市前三，上市公司市值仅次于北京，这就是“市场化、短平快、爬梯子”的结果。中国手机整机厂半数之上集中于珠三角，分工协作的供应商成千上万家，遍布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专业镇街，在市场分散化和分工专业协同过程中，市场机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生产体系。

第四，高质量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整体看，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不同发展条件可以形成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市场机制在不同的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这些都决定着，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也会存在多种不同形式。从实践出发，深入探索适合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对加快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性地说，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府主导型或是使命创新型。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命型创新的特点是创新领域存在着巨大正外部性，社会整体利益极大，但是具体企业的创新收益不高，因不能在市场上获得奖励，企业难以开展此类创新活动。例如关键芯片、核心软件等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此类创新需要解决源头科学问题、技术路线选择、产业技术可行性、产品定型及协作生产等一系列环节。值得重视的是，政府是全过程主导，还是部分主导？政府的主导方式是直接的行政组织，还是行政协调？而行政协调则意味着，新型举国体制在项目的具体实施时，需要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融的衔接方式。

从广东经验看，近年来广东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系统建立半导体制造，破解核心芯片卡脖子断供问题。在建的四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的使命型创新的特点，但从半导体产业技术体系复杂，产业链超长的实际出发，将更多地借助市场化方式，支持龙头链主企业向上向下延伸产业链。

第二种类型是政府引导型。其适用范围是企业具有可行的创新收益，企业间有意愿共同探索合作，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但存在较高的系统性创新风险。从广东经验看，成功的政府引导型创新的案例是深圳、广州及肇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采取的政策。2022年，广东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已占全国近半壁江山。

从整体看，广东政府引导新能源汽车发展可以归纳为“破、立、扶、建、需”五个字。“破”是打破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的社会性创新恐惧，其中既有传统燃油车企对挑战者的恐惧，也有消费者对所谓新能源车安全和电池辐射的恐惧；“立”是建立新能源汽车技术及充电桩技术的标准；“扶”是资助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进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建”是以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开发为基础，建立产业链体系；“需”是加大力度鼓励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实现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替代，以新能源车的高市场渗透率带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政府引导型政策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降低了创新企业可能面对的系统性创新风险，鼓励不同技术路径的探索，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

第三种类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型。政府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公平竞争环境中，企业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习对象，创新能够获得超额的市场激励。在走向前沿创新的过程中，与跟随式创新不同在于：创新路上没有可寻的前人足迹，科学的复杂性和技术不确定大大提高，创新突破历史必然性和创新成功的机会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最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强化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全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素养，加大公共研发的支持与服务水平，提高科研资助广泛性，可能会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工作重点是培养法治化、国际化、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广东深圳及省内多城市的成功，就有了值得深入总结的规律性，把握和明确地界定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更好的组织模式。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