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45年前，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为45年来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2023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时表示，两国关系处在新的关键节点，并提出了中日关系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
面对中日两国关系下一个45年，我们该如何做到真正的守正创新？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和平主义，维护经贸关系基本盘，这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精神根基。
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当前中日关系弥足珍贵
45年前，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克服重重困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从此和平主义成为条约的精神本质。时至今日，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和加速演变的百年变局，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之路显得弥足珍贵。近两年来，日本国内有一小撮人忘记了和平主义的初心，出现了一些违背条约基本精神的不良动向，处心积虑地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臆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狂妄论调。
日本政府激进的安全政策调整，既遭受国际社会和舆论的质疑，又违背了日本国内大多数民意。日本共同社2023年6月份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80%的民众反对日本政府使用增税的方式强化防卫力量，73%的民众反对将振兴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财政资金挪用为防卫费。
坚持和平主义是维护中日经贸关系基本盘的政治保障
坚持和平主义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压舱石”。相比于中日经贸基本盘这一中日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和平主义的政治“压舱石”的作用显得更为关键，就像阳光之于大地，空气之于人类，平常觉察不到但却维系着所有系统的基本运转。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日两国跳出“安全困境”和避免掉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保障。
当一小部分日本政客热衷于通过加强军备的手段增强日本国力时，战后多年在日本社会中固化形成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悄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制作用。去年3月初，日本共产党党首志位和夫向岸田政府递交改善对华关系建议书，希望日本政府多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对华关系，而避免聚焦于安全手段，在野党的反应给日本政府敲响了警钟。
笔者于近期赴日本国内调研时发现，从执政党政治家到在野党议员，从大学和智库学者到媒体从业人员，从前首相到地缘风险分析师，从企业经营者到普通工薪阶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都会作更为理性、客观、冷静的思考。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处理和改善对华关系对日本外交来说是当务之急，自民党内部希望政府加强对华关系的比例达到60%以上；日本企业也依然看好对华投资前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日本企业认为，在未来数年，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仍是其开拓海外事业的关键对象，中国依然排在印度之后，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国。如若日本过度减少对华依赖，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乃至危及日本经济复苏。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企业的最大目标市场，2022年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贸易额高达2.6万亿日元，贸易占比为14%。未来，转移出口至东南亚的产品需求一定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有天壤之别，缺少利润支撑的日本企业将无法维系其基本生存。
第二，了解基本的国际关系历史和能够理性思考的日本人均认为，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媒体从业人员认为，日本媒体有责任发表更客观、理性和有基本历史知识背景的国际关系类报道。
第三，当前日本政府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应对缺乏理性，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卷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激烈冲突中。有研究日美同盟的知名智库学者认为，日本不但无法从技术上实现占GDP 2%的防卫预算支出，而且有较大可能因自身的军备强化而引发中日军备竞赛，从而陷入国际安全理论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如何守正创新
对中日关系而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坚持真正的和平主义显得弥足珍贵。客观来说，中日之间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这可能会减弱双方的战略互信，进而产生陷入安全困境、导致自我预言实现的风险。正是由于有了对上述风险的预期和认知，两国才更应该建立相关协商机制来遏制冲突和风险。约瑟夫·奈在谈到美俄之间危机管控的可能性时也没有过于悲观，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会使达成详细协议变得困难，但更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没有阻止在冷战期间达成避免事态升级的协议”。
对于具有东方哲学和文明底蕴的中日两国来说，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理应更低才对。与其花大力气预测中日最终是否会陷入冲突乃至战争，不如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地为坚持和平主义而身体力行。
第一，求同存异，加大外交对话。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言，真正的外交应该是探索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友好相处。
第二，多元交流，消除不必要误解。随着中日社会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两国之间的交流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做到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这更有利于消除两国国民之间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中日年轻人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影响被彼此改变的潜力和空间，比中老年人群体大得多。日本内阁府2022年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66%的受访者对中国“感到亲切”，较上年增长1.4%；其中，与60岁至69岁的13.4%、70岁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岁至29岁的受调查者对中国“感到亲切”的比例为41.6%，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平均值。这一数据说明，如果能够做到更为精细化的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中日相互认知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扩大共同利益，创造合作空间。近两年日本政府加强了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对中日经贸基本盘产生了明显影响。但客观而言，中日“脱钩断链”的可能性并不大，两国经贸合作的机会依然非常多。日本GDP总量占世界第3位，人口居世界第11位，国土面积仅排在第60位，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巨大的产出能力，这就注定了不断寻求扩大市场是日本经济必须长久面对的课题，注定了日本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将是长期的、恒定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合作有地缘之便，发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为中日合作拓展了结构性空间。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是美国。”中日经贸基本盘越稳定，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就会越低。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