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路径和策略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也得益于此。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一个不被监督的政府则容易出现低效、以权谋私等问题，损害政府的有效性。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变化，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重效率，政府则重协调。但这“两只手”都不是万能的，应当相互配合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必须在二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划清二者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界限：如果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更多地简政放权，如果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主动补位。如果二者作用划不清楚，就容易造成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扭曲企业的行为，进而扭曲资源的配置。这就要求：提高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推行“清单管理”形式；在竞争性领域逐步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和行政干预，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让市场配置非公共产品，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市场中种类繁多、广泛存在、占有主要比重的是非公共产品，例如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类商品。借助商品货币交换，买方即可获取商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如果由政府计划来决定这些非公共产品如何配置，就会导致产品定价很难真实反映市场供需结构，社会就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主导非公共产品的配置，让价格的波动调节各领域市场的供需、引导资源要素在不同领域间的合理配置，实现效益和效率最优。
第二，政府配置公共产品，更显公平。公共产品的特性是消费或使用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个领域的资源配置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进行，交易成本高且难以实现公平消费，更难以平衡近期与长期、局部与总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由政府主导，通过科学配置资源要素，能够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平衡。
1、保证市场准入和市场交易的平等、开放和透明。
政府规则透明和办事公正，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在现实中，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间实力不对称，客观上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和透明。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当好以下角色：
(1)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事实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需要运用适当的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不排除采用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解决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以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安定。同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2)市场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者。市场机制的运行必须以一定的规则为前提，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垄断和无序状态。政府的责任是在尊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前提下，以公共利益为宗旨，组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关系，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并规范其行为，消除市场壁垒，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3)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其供给达到最优。靠个体交易去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因成本太高而无法实现。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和直接投资等方式，担负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煤气、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
(4)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在社会稳定、社会公平上存在明显局限性。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资源禀赋、机会不均等，市场规则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问题。政府必须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各阶层的收入和财产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个人或家庭在遇到大困难时渡过难关。
(5)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的维护者。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国内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政府要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必须在遵守国际惯例与国际贸易准则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对外贸易政策，既要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又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免受外来商品和资本的冲击，同时还要创造平等互利的通商环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2.以政府的主动作为推进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挑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去功能化”，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在于经济活动中是否应该有政府干预，而在于政府到底要干些什么。该由政府履行的服务、监督职责，必须强化，即“有为政府”。
政府有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是由依赖外生增长动力转向发挥内生动力为主，由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由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由听任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失衡的增长转向包容性、协调性的发展。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
3.政府要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成型，但“政府主导”色彩仍较浓厚。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介入，不仅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受到压制，市场活力得不到释放，而且为政府寻租腐败提供了温床。企业为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政府、争取优惠政策或项目，把过多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如此，纵然可以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终将导致经济低效率运行和停滞。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构成性规则而非控制性规则。政府的责任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推动国家治理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协同。既不能过于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而使市场丧失灵活性，也不能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放任市场发展导致市场失灵。
1.建设有效市场，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要切实体现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1)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对国有企业要支持其做强做优做大，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支持和引导，让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持续迸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取长补短。
(2)消除市场壁垒，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设。在新发展阶段，一要着力消除显性的和隐性的市场壁垒，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二要做到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提倡诚信守法，及时为市场监管设置“红绿灯”，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打造有为政府，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应制度保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这意味着，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变革中，政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要对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政策进行变革。
第一，党的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市场+政府”二元结构中，政府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完备或决策失误导致失灵。党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优越之处。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统一到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除了消除市场弊端，还包括制定和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调控目标不仅包括刺激需求，还包括把供给和需求、质量和效益、公平和效率等有机结合；调控政策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解答了市场及微观主体无法解答的经济发展全局性问题，全面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节奏。
第二，不断完善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监管、保护生态环境、改进公共服务、强化社会治理等。在宏观调控方面，市场配置资源虽有优越性，也存在难以处理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动态平衡问题，处理不当甚至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故要求政府正确引导资源配置、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转型稳步推进。
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要确保市场规则不被个别市场主体破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政府要克服市场配置资源可能导致的外部负效应，引导全社会节能减排，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政府要不断提升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是政府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治理要做到科学有效，其基础就是充分认识、准确把握和切实尊重市场规律。党中央强调，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形势，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要增强，宏观调控要更具前瞻性、针对性。
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从经济视角看，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化、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渐入佳境；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专注创新、专心经营，提质增效，增强中国实体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
第四，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预期。预期是指各类微观主体依据可获得的信息对经济趋势进行研判，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外贸等，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通过经济政策引导、稳定和改善市场预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必备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市场预期引导的系统性、联动性，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政策决策公开化、透明化，并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光明前景，强化国际市场对我国的积极预期。
第五，通过规划引导投资方向。市场主体的活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市场主体超过1.5亿个，其投资方向、投资数量、投资结构、投资意愿等都会对国民经济的生产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顺畅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需要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功能区规划等，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意向积极引导，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并给予支持。引导实体经济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解决好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平衡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政府必须为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提供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激励创新、促进效率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度统一，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有效调控宏观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重组，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从经济实践看，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是逐步进行的，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不足等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很多行业的控制系统及软件、高端材料、零部件及元器件等自身供应能力不强，很大部分依靠进口。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但产业集中度却不高，缺乏在国际市场占据主导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总体看，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综合竞争力，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中高端技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低端技术产品存在过剩，给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结构性的发展困境。
二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结构失衡。现阶段，我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去工业化和过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极大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空心化和结构性失衡。效率相对低下的服务业比重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总的看，我国的第一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较高，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第二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迅速且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但尚未根本扭转“大而不强”的局面；第三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仍然较低，产业内高技术部分的优化升级较为缓慢。在不同密集度产业结构中，存在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需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尽快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力机制转换。要通过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来升级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长期经济变量主要指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是指具体政策措施，既要分清“化解落后产能补短板”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之间的不同之处，又要全面统筹、整体谋划、稳步推进两者协调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发展阶段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派别，也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指导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简单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重构，并由此构成国家竞争的重要优势。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它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解释了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发挥了国家竞争优势，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从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着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避免错失发展机遇，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这一制度优势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寻求适合本土特点的发展路径；中国道路注定要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改变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理念。
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争论，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经过不断调整，认为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4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贡献了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外在形象是经济成就，其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发展。从另一个方面看，无论何时，只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背离了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就必然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政府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并不能更好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失衡，使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问题更突出。我国要通过投资引领，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
1.政府与市场关系：西方理念与中国超越。
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一直是市场经济关注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坚持自由主义，认为在市场机制下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至均衡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角色，因此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就算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将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为“弥补市场失灵”，但也依旧对政府“可能”的过度干预严防死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被动的，同时政府与市场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非相互协调的关系。
与西方供给学派坚持市场能够自动恢复、自由市场竞争无须政府监管的偏执主张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偏废一方，让它们在经济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主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生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更好发挥两者的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制，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目标。
2.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
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一前提，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党、政府、市场”的三维稳定结构。[1]
这样一种被我们称为经济学的“三维谱系”的稳定结构，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可以保证政府在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基本作用的同时，超越西方经济理论中政府被动发挥作用的框架，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并且克服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发展缺乏前瞻性等问题。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更可以有效加快市场建设的速度，促使市场机制更快地成熟。同时，要避免政府错判、误判市场发展的进程和方向，防止政府权力被乱用、滥用，避免政府干预违背市场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既坚持了市场与政府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又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演变和突破，形成了现代化的可借鉴经验。换言之，“中国奇迹”的创造在于我们运用了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在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层面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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