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中国当前国运昌隆，人民在领袖的率领下，通过巨大主观努力奋斗，走向百年复兴，体现了客观历史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及其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导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意义堪比1945年党的七大。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党的七大则首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社会主义属性，高扬马列主义政党本色。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可以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和依靠力量，它通过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实现了“两个结合”，即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概念，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从古至今，任何社会的特征都不具备普世性，但西方至今力图将其文明伪装成唯一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标准，并把世界划分为己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这实际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在百年大变局中，我国面临的最残酷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内外宣传，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开展斗争。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东西方融汇冲突的产物。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扎根3000年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可以为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力量和理论研究、科学研究提供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可为人类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
矢志不渝实现中长期目标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提出，建国后要在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策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97年，江泽民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到2021年年底，中国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与中国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清晰的中长期目标不同，西方政党和政客的视野不会超过如何赢得下次选举，西方政客对国家长远发展漫不经心，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到共识，更没有能力实现任何长期目标。
以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作为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的发展。十八大以后，我们从过去粗放型、外延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从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但实现高质量发展仍任重道远。我们发展要靠两条：一要有效扩大内需，二要实行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发展。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孙会峰认为，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专门提到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我们可以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提出了产业自给率的量化目标，但对整个产业链短板还没有底图、底库和底数，导致很难决策。下一步，一要构建产业链图谱，把不同产业及其产品、技术放在这个参照系去衡量，搞清楚我们的短板、长项和博弈的手段。二要构建关系图谱，梳理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关系，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强大的国际资源，在未来博弈中站到更好的位置。三要利用它进行产业决策的治理，这需要做一些定量的或预见性的分析，以数字技术来支持决策治理。四要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建模的方法支撑我们获取产业情报或创新产业治理的新模式，包括支撑智库做前瞻研究、对策研究或预先研究。
正确看待资本的作用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二十大报告的主题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科学理性地看待资本，避免把资本推动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西方现代化”划等号，进而排斥资本。首先要澄清对资本概念的不当贬义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诸要素之一，并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早已为资本正名，国有资本运营也就是要发挥它的推动作用。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也是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运行。应基于资本中性逻辑科学看待资本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性。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应在全面依法治国、现代国家治理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共同富裕需强化村集体的主体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认为，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谓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本质特征。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让乡村百姓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用什么方式做？研究团队通过走访乡村发现，在农村一定要以村集体为主体，才能够实现以人民为主体。这个村集体为主体，村集体的建设一定要有集体经济做支撑。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科技强国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认为，从十八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科技”这个词频次从16次增加到43次，说明科学技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有三方面感受。第一，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体制。首先是我党对领导科技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优势资源。尤其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情况下，更加要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全球唯一竞争对手，科技竞争是其最重要竞争领域。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对美国竞争才有可能获胜。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摸清底细，在此基础上分类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该在形成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基础研究通常以高水平大学为主，应用基础研究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主，应用研究以各类科技企业为主。目前因分工模糊，同质化比较严重现象要着力解决。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思路，打破这种界限，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融合。第三，拥有自信才能科技创新。当年中国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搞出了原子弹。华为手机重新出山的案例表明，中国芯片产业同样可以“换道超车”。过去一年，全球成长最快20家芯片企业中，中国内地占19家。中国科技要想自立自强，必须以自信心为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制度创新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大基因董事梅永红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科技结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异化和弱化。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甚至表现为彼此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过去的计划体制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就是研发工作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起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构。为此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实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对法治进行论述，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强决心，也使我们有可能立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创新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近代以来，西方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较早建立现代法治。西方法治部分满足了人类法治发展的共同需求（如强调制约和对抗、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等），但美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在全球构建起西方法治的话语霸权，将西方法治等同于现代法治。实际上，西方法治并不是法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现实可能。我们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一体建设。随着中国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变，我们的治理机制、法律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法治的中国理论有了更大创新的可能。
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王郡里将我国抗疫斗争的成就总结为六点。第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遏制了超级性的国家灾难，避免了巨大数量的人民生命损失。第二，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强化了国家的战略组织能力，包括紧急动员、高效调集、整体行动、全民教育总体响应。这是一次国家兴衰进退的大考验，具有强烈的战略性警示意义。第三，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促进了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与数字化技术基础的加速融合，一定程度实现了社会智能化管理。这是社会组织形态的跨越性进步。第四，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维取向和世界观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这是我们的国运基础。第五，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第六，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启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是根本。当然在抗疫中暴露了许多问题，给党和各级政府及时纠正误差以更大空间，我们应进行自我革命，争取新的胜利。
中国式现代化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坚持守正创新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认为，二十大报告“守正创新”的提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和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路子。所谓创新，就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与时俱进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已达新境界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认为，二十大报告提出若干新内容、新命题、新观点：首次提出经历了三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命题；首次从十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概括；首次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要原则；首次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单列出来；首次将文化自信自强问题单列论述；首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新命题；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总体看，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舆论环境正持续好转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非常赞同二十大报告提到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判断。这些年来，相关领域的管理能力、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这10年，社交媒体、数字化传播高速发展，但中国的舆论环境出现大批网络爱国青年，新闻传播内容和新闻舆论宣传导向也在发生变化。这几年，媒体融合的趋势是与政务信息服务相互结合，等于用财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党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的新抓手。大的平台企业、传播类平台企业也有与政务结合的趋势，基本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战略需求领域中来。在教育领域也加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力度。在新工科建设中，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单独组建学院。在文科领域，近年新成立了很多一级学科(如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安全学)。这些新的一级学科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
香港可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桥头堡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公司CEO陈少波认为，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讲的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后面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香港之“兴”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必然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标准和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所以香港的“兴”也需要有新的阐述。2021年香港TVB推出一个电视纪录片《无穷之路》，用一种差异化视角和港式叙事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播出后叫好又叫座，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斗争非常激烈。香港的转口港地位，转口的不仅是货物和移民，还有价值观。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未来则是中国式现代化从香港向海外传播。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出现新动向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二十大报告在涉及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把和平与发展看成过程和目标，而不是延续对世界的时代判断。过去我们认为没有世界大战就是和平；现在看，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是和平的，包括局部战争和非军事战争。关于发展问题，过去主要强调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矛盾；现在不仅指南北矛盾，发达国家本身也出现大量发展问题。西方要打压中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和平问题，所以目前和平、发展、安全问题是高度交织的。
百年大变局亟需重视国家安全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二十大报告增加有关“国家安全”篇幅，与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百年大变局最主要特征就是国际权力格局“南升北降”，由此导致时代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上，霸权更替都是以持续多年的战争解决。当前世界同样出现动荡与冲突加剧的趋势：经济领域，从此前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转向逆全球化和相互脱钩；地缘政治领域，遏制与反遏制、孤立与反孤立的矛盾日趋升温；在政治制度领域，政权颠覆与反政权颠覆斗争激烈；在价值观领域，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博弈激烈。总体看，冲突与动荡已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必要从改革开放后“发展优先”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把安全放在更高的位置。安全领域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是大事。中国只有把安全问题处理好，民族复兴才有可能。
人民战争是战胜强敌的法宝
王郡里认为，二十大报告“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表述，是一个具有灵魂意义的阐述，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军事化和战略化。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二战后，世界上存在三个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体系：第一个是美国和北约的体系，第二个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大规模战争和大纵深战略战术理论，第三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一切战略战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家目标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二是国家体制的优势与人民力量聚焦的一致性；三是发挥军民融合基础上的人民智慧；四是将战略斗争的胜局转化为对民心的凝聚，作用于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建国以来我军在历次作战中屡克强敌，无往不胜，基础就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也是党魂和国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万万丢不得。
外交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表述，在此重点谈一下对“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体会。第一，从时代背景看，中国正面临百年变局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将强未强，新兴国家将兴未兴，美国和西方衰而未落，旧世界体系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各个领域竞争剧烈，全球进入大争之世。这一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从认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矛盾普遍存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解决矛盾和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方式。共产党信奉的是不回避矛盾和斗争的斗争哲学。我国正遭受美西方全面打压，委曲求全、鸵鸟政策、绥靖政策甚至当投降派，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第三，从方法论角度看，斗争要讲辩证法，不能一味争勇斗狠。敢于斗争是基础和前提，善于斗争是关键，并影响斗争过程、决定斗争结果。所以在斗争实践中要讲策略、讲方法，不断提高斗争本领、斗争艺术。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员于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也遇到很多问题挑战。基于上述成就的理论提炼，能够更好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二，系统观念方面，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此我们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应注意确保粮食、资源、能源安全，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第三是区域协调。我们可以考虑把西部大开发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协调布局，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