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视角，探求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时代渊源、思想脉络和实践基础，反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方针到实践探索的关系；本文在对荣毅仁大量文稿、讲话和中信企业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容；分析论证这一精神对于中国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引领意义。
主题词：荣毅仁；中信公司；企业家精神
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他将中信事业的发展同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肩负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荣毅仁在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中所体现的崇高思想和品格、作风，已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不仅对于中信事业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特质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作为当代中国一位经历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优秀企业家代表，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发展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56年），荣毅仁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继承和光大父辈守正创新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是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他成功地将中信公司建成一家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传统赓续的基础上，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以更高的时代站位和更主动的历史自觉，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体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使命担当，是他的信念和追求所在。
除旧布新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荣毅仁创建了中信公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一段恢弘壮阔的企业传奇。在除旧布新中探索和开辟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既是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使命。其优秀企业家精神，因此具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历史印记。
在当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起于1978年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外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荣毅仁在国家走出低谷后的思考，也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让荣毅仁看到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①] 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当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却藩篱重重，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荣毅仁创办中信，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使中信与4个经济特区一样，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它的成立甚至比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建立还早一年。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在面上的试验田；那么，荣毅仁创办中信，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在点上的试验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当时还有不少“禁区”，在有些领域和地方甚至举步维艰，充满曲折，中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荣毅仁认定邓小平指明的方向，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率领中信人大胆实践，勇于克难攻坚，为中信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服务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之路。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③]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
荣毅仁历经中国现当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其企业家精神来自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等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
荣氏家族企业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最成功的典型。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辅佐父辈经营面粉、纺织、机器制造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继承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经营思想和爱国、诚信、创新、实干、勤俭的精神，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希望以民族工业的发展效力国家。全国解放前夕，在荣氏家族已相继迁往海外的情况下，荣毅仁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为以后关系新中国国计民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他面对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荣氏家族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忱地领导荣氏企业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感召，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经过自己的学习、观察、体验和思考，荣毅仁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于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从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他在自我重塑中为企业选择了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的重托，使年过花甲的荣毅仁实现了兴办企业报效国家的夙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激励和影响极为深刻。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等5篇重要文章，就是出自邓小平参加与中信公司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荣毅仁说，这些讲话“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缩影，使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④]。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为中信亲笔写下“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也正如荣毅仁所说，“这个题词既包含了小平同志对中信公司已取得成绩的嘉勉，而更重要的是对中信公司乃至全国企业界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经营观念、管理体制、业务开拓等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贡献。”[⑤] 这些期勉和要求，体现在荣毅仁领导中信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创造的实践基础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其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荣毅仁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诸多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为他构筑起一生事业的巅峰，更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中信公司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开拓业务。虽然创立之初就面临着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等考验，但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在诸多业务领域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在荣毅仁主导下，中信富于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由中信作为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成为国内唯一实质由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打造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探索市场经济道路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努力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对外窗口的作用，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门初开，荣毅仁大胆借鉴国外知名企业经营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一是解放思想“引进来”。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用于仪征化纤、云南磷肥、齐鲁石化、平朔煤矿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二是勇于探路“走出去”。根据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塞尔加纸浆厂、西雅图林业和凤凰钢厂等一批资源性项目。积极布局港澳业务，将中信泰富打造为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投资于基础设施、航空、商贸、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第一家红筹股公司；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
从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领导中信公司走过14年发展历程，中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经典案例，更成为孕育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一片热土，是这一精神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和前提。荣毅仁大力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正是来自这一实践过程，被中信人视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引导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决定了这一精神的以下特质：
一是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理想、意志、智慧、性格和传统，可以扩展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又是企业家在现实奋斗中最活跃和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先进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因而在企业发展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前进和历史任务的要求，焕发出不断延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气象。
二是崇高的道德标识。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它占据了道义高点，拥有高尚的道德力量，彰显了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一精神的高度道德自觉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可以极大地激发起企业群体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行为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三是贯通的思想内涵。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与当代中国先进的精神谱系具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包含了基本的思想内核，体现了诸多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无论是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与荣毅仁企业家精神都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表述，同属于先进精神的基础内容，共同彰显了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思想品格。
四是厚重的实践属性。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把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转化为企业成长中人格的感召，是通过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来实现的，具有丰富的立体的呈现方式。从精神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精神内涵的概括，并非概念的拼加，而是从中信事业发展中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精神生动具体的表现，无一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存在，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人们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长河。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