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企业家精神——荣毅仁与中信公司的创办发展（三）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拓宽国际视野，不懈践行对外开放

在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是他诸多讲话、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根据中央的要求，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是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对外交往的新气象、新局面。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交流，发展和繁荣本国的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也需要博采天下之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①]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荣毅仁之所以被中央寄予厚望，即是希望能以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广泛吸引外资，他的这一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发挥自身海外关系广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拓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为解决国家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资金短缺问题，荣毅仁大胆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由于过去在封闭的体制和环境下长期实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方针，反对这一提议的声音十分强烈。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以巨大的勇气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促成债券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更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解和来华投资创业的信心。荣毅仁大力倡导发展中外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有关外资比例和企业决策机制等内容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仅在中信公司筹组和成立的第一年，他就亲自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达4000多人次，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往来。在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以六七十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更是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智慧和国际知名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荣毅仁非常注重利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国家对外开放举措和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宣传中信公司的主要业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针对国外有人担心我国会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交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的，因此必将长期不变。”[②] 他还说，“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有过沉痛的教训。世界早已是开放的世界，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放也是不行的。”[③] 谈到中信公司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荣毅仁指出，中信“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被国际企业界公认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中信公司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当然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所以它是不可逆转的”[④]。荣毅仁非常重视宣传我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的努力，指出中国正积极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利润、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针对吸引外资中的一些疑虑，荣毅仁明确表示：“要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利用外资。这些年尽管我们已从利用外资中尝到了甜头，举国上下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左’的思想及一些错误情绪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抓住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在大胆利用外资上做点儿文章，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外资，继续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⑤]

在荣毅仁看来，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外双方在某些方面和洽谈具体项目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分歧。相互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双方有一个繁荣和发展本国经济、增进我们双方友好关系的共同目的和基础，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是会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友好接触与交往中得到克服和解决的。”[⑥] 他在论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指出，“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是统一的”，“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点。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⑦]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⑧]

在践行对外开放中，荣毅仁要求中信职工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的情况，熟悉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更好地与外商开展合作。他本人有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国际交往中从容、睿智而富于魅力，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经历出发来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既有礼有节、以理服人，又很有人情味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⑨]

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效益

作为中信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⑩] 这样的理念与他父亲荣德生的言传身教和其早年在荣氏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与父辈相比，荣毅仁更为提倡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在要求上也更加严格。他善于从细节发现问题，注重效益，同时强调建章立制，发挥企业整体的协作力和执行力。他说，“公司下面有二百多个企业单位，都应该管好。如果我们把生产管理搞好了，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都是贡献。”[11]

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重视经营管理问题。他指出，“经营管理搞不好，调整任务和经济建设就要落空。我们应当正视和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时间观念，缺乏资金周转观念，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办事不注意经济效果，不把经营管理当作一门重要科学来对待”；“要搞好经营管理，必须消除‘三害’，即：效率低、积压多和浪费大”，要注意“提高效率，发挥效用，取得效果”。[12]对于传统体制下企业资金靠国家划拨，因而不求收益、不计成本，把利润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错误观念，他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1982年，荣毅仁又撰文指出，“除‘三害’、立‘三效’，归根结底是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要求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有利可图，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说千道万，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从何说起呢？”[13]他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谈到抓好项目组织时说：“有些同志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不清楚，不讲经济效益，企业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扩大。我们要对国家建设担负起一定的担子，一定要讲经营效益。”[14] 他明确指出，“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15]；“企业的生产、销售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要考虑怎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取得经济效益并不容易，在产品发展方向上、质量上、花色品种上、成本核算及技术改造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对企业是个很重的担子，但既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又能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服务。如果企业不能取得利润和好的效益，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作用。”[16] 他多次强调，中信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但我们国内过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头脑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用的钱要付利息，付完利息才能有利润。我们要懂得投资和利润、投资和利息的关系”，“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经营思想，都是产品经济……有的项目，一下子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在项目的开发上要好好研究，该不该上，该不该建，要谨慎。”[17]

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荣毅仁更强调不能“唯利是图”。他反复阐述有利可图与唯利是图的区别，指出“我们企业要有经济效益、有利润，但必须是正正当当的利润。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所谓的‘利润’。我常对公司讲：‘我们要有利可图，不能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取得利润，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这是不允许的”[18]。荣毅仁非常注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认为既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更要考虑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投资而不要投机。他说，“选择项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效益而单单考虑经济效益。全公司都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19] 他还讲到，“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20] 可以说，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是荣毅仁最为重要的经营管理思想，也是中信一直恪守的投资准则。

荣毅仁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职、责、权、利的统一，有职就有责、有权、有利；要在应有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热情。他说：“搞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工作中有章可循、合理分工、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步调一致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21] 他强调：“总公司既是经济实体，需要统一经营思想，对外发挥窗口作用，但在内部又必须增加子公司的责任感和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集团优势，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因此，总公司适当放权，使子公司能够根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取得更好成绩，为国家、为总公司做出更大贡献。”[22]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荣毅仁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立规章制度就是防止和避免我们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有利于发挥我们公司的作用。”[23] 他举例说，“听说我们有的同志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人出去了，文件就不能找了，这样很不好。我们这个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不是什么豆腐店，把账都装在自己口袋里。我们是个公司，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24]。 他认为“公司制度应作为公司的法”[25]，主张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让大家有法可依。在谈到制度的制定时，荣毅仁认为要讲究科学化，让制度简单明了，容易执行，便于检查，不要搞得连篇累牍。他还讲到，“制度既要有助于管理，又要有利于开拓业务，否则的话有的人不干事不出事，甚至不干事还说风凉话。所以制度既要方便工作，又要便于管理监督。”[26] 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荣毅仁要求公司上下必须严格执行，“有了规章制度就要执行，否则比没有规章制度还要糟”[27]。制度“可以先搞‘试行’，试行一个时期，有问题再修改，不是一制定就死”。[28] 在谈到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工作时，荣毅仁都强调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指出“假如说我们没有规章制度，那就等于公司没有法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在各个方面来贯彻规章制度，分级分工。这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29]

培育优秀文化，大力弘扬中信风格

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十多年间，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树立适应时代要求和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信的企业精神、作风养成和职工行为规范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信成立之初，他在谈到职工思想教育时就突出强调“要发扬正气，树立正派的作风”[30]。在荣毅仁看来，“一个新机构的成长，重要的是在内部建设和工作作风上奠定好的基础”，因此他自中信成立起即立下三条规矩：一是讲究工作效率，树立时间观念，“要求每个干部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负责作风，办事不拖拉、不推诿，防止官僚主义”；二是讲究工作态度，对内对外都要以礼相待，做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有问必答，能办必办，力求把事办好”，对外要遵纪守法、不卑不亢，对内要热情服务、相互支援；三是强调勤俭创业的精神，日常费用开支要“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31]。荣毅仁一直恪守荣氏家训“戒欺”，将诚实守信视为企业经营之本。他指出，“我们不能只说大话、空话、漂亮话、好话，这些对我们企业没好处。”[32]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戒欺室”三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他认为，企业的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若要与客户、合作方特别是外方机构建立信任关系，维护商誉，就必须做到诚实，要心存善意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需求和感受，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实事求是。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中信公司在国内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荣毅仁提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一个公司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在1986年11月亲自制定了32字中信风格，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在工作中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企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一致的目标，“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搞小动作；勤勉奋发，雷厉风行，就是做工作“要有认真的态度、紧张的气氛，说干就干，快速度地做工作”，不能拖拖拉拉。他要求“这32个字，我们每一个职工都应当牢牢记住，要作为我们的准则”；他本人更是带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说“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同志们提了，我认账，马上改正”。[33]

中信风格提出后，荣毅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多次讲过，把遵纪守法放在公司职业道德第一位”，“我们的工作纪律、道德作风都要严格起来。要形成良好的中信风格，人家才能尊重你”。[34]谈到职业道德培养时，他要求“把32字中信风格对照一下”，在干部中间反复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把中信风格“作为教育内容，不断教育、检查，形成中信公司自己的风范” [35]。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他撰文强调，“要树立崇高理想，维护国格、人格，不断提高思想、改进作风”[36]。长期以来，荣毅仁反复告诫中信人：“中信‘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不能丢，中信风格也不能丢。”[37]1993年4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告别中信时仍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职工“要发扬中信风格、中信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他重申：“‘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讲立足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讲怎么做工作；‘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是讲集体主义，讲凝聚力；‘勤勉奋发，雷厉风行’是讲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按照这32字去做，就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信誉，可以与任何企业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38]许多年来，中信风格已内化为中信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成为中信企业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中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人才兴企

荣毅仁在领导中信公司期间，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人才工作放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建立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中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认为“办好企业，一个是科学经营管理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39]。而经营管理工作归根结底也要靠人，“一个人培养起来不容易，使用好也不容易”，“假使我们能把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会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定好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定好了，就要我们去做。使用人得当了，自主权就掌握住了”。[40] 他因此强调“用人问题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大计”[41]，必须处以公心、审慎对待。

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明确提出“广开才路，知人善任，力求做到人尽其才、后继有人。大胆选拔和培养业务干部，凡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能掌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能力、有干劲者均应放手任用”[42]。他将中信的用人标准归纳为“德才兼备”4个字，并指出，“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心开放事业，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才”就是要有工作能力、有业务素养。企业无论是进人还是选拔干部，都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量才录用的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选人用人“要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才可以增强凝聚力，团结起来，做好工作”[43]。他还多次谈到企业用人要有“容错观”，要扬长避短，不应求全责备，指出“没有哪个做工作的人会不犯错误，除非不干事的人才不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可以有缺点、错误发生，但是不能不去改正”。[44]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我们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积极性，帮助他克服弱点、改正缺点，这样公司才能前进。”[45]

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要求在青年职工中树立崇高理想和事业心，强调“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46]。针对当时公司90%是大学生、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荣毅仁指出，公司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干部培训要做到制度化，组织上要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干部抽出来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47]，并为职工创造了大量的培训和实际锻炼机会。仅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即选派人员赴日本野村证券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大企业进修，选派业务骨干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另一方面，他提倡在企业中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开展传、帮、带。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应该把带领、培养青年一代看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青年人进取心很强，但社会经验不足。年纪大的人要把自己从青年到老年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们。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48]他希望老同志“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业务上面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要求年轻的同志“虚心向老同志讨教，还要加强自学，多看一些书，提高业务水平”。[49]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21岁当经理，40岁当副市长。我就不相信，在座的三四十岁的同志不能干负责工作。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50]在告别中信时，他仍殷殷嘱咐，“20多岁、30多岁有能力的干部要提拔起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51]

荣毅仁强调，“在人事方面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善于用人，又要严格管理”。[52]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他一是要求认真考核实绩，把握准了再提拔，要坚持奖罚分明，贡献大的可以奖励晋级，给予表彰鼓励；同时强调“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这样才比较公正”[53]。二是重视分配和激励。他认为，吃大锅饭“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分配制度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54]“工资收入要同工作成绩、对公司和国家的贡献挂起钩来。工作成绩小，报酬就少，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工作成绩大，收入就应该高”[55]，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三是提倡精兵简政，认为“目前有些单位分工过细，这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机构臃肿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把个人锐气都消磨掉了”，“要提倡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工作饱满，才能更好地调动积极性。[56]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