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是不是用高标准衡量，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没有标准？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对市场经济标准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如果从国际规则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参考国际规则来讨论什么是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这个“标准”，将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更好的借鉴。

    这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判定市场经济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有没有国际上普遍认定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入世后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哪些分歧，出现了哪些矛盾，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我国提交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内容逐渐丰富，但客观上，在对标WTO协议以及在执行WTO规则时，我国特殊性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在对标和执行WTO国际组织规则中，如何处理普遍原则和我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WTO关于市场经济的普遍适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认定标准

    WTO《马拉喀什宣言》中提出，只要成为WTO成员国，就要把你的体制融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体制里，也就是融入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是WTO法律文件中直接提到的市场经济问题。

    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并没有确定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是对市场经济应该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有所规定。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归纳，各个文件有些微差别，大体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由于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所以在国际多边规则框架下，美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时候，无法说我国违反了哪一条认定标准，而往往说我国违反了这五项原则中的哪些原则。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是市场经济，都必须贯彻这五项原则。

    国际上本来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美西方国家逐渐在它们自己国内法中提出了认定标准。比如，美国1930年颁布《1930年关税法》时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但在1998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六项标准，[1] 这六项标准主语都是以“该国”开头，可以看出标准执行主体重点是放在国家层面上。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认定标准，[2] 这些标准执行主体则大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导向”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个声明中提出了7项标准，[3] 认定标准基本采用了欧盟的提法。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8项标准。[4]

    目前，美国把我国认定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把我国认定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两种认定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国际多边规则里只有市场经济应符合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是，随着这几年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加剧，美西方国内法及其联合声明，特别是美国以不同形式加快了这方面的立法，但是还没有形成被国际多边规则所采用的统一标准。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我国在2018年正式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比较系统地向WTO这个多边国际组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包含什么。

    对上述我国及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张，作者从共识和差异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共识方面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要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不能受到扭曲，这是认定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进一步讲，就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所经营产品的价格，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条，企业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应当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经营方向和产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第三条，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和管理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健全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管理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证不受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扭曲。

上面三点，是衡量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市场公平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依据2018年我国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所表述的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美西方国家一直不予承认。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要符合WTO体系中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的五项原则，不能与之冲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符合WTO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挫败美西方国家把我国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分割出来的企图，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实行制度型开放，使我国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入世后中国与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发展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1年，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在WTO框架中和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做了一个总结。结合2018年中国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我们可以把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入世后最初10年（2001年-2012年）。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时，WTO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有差距，所以《中国入世议定书》除第15条、16条等专门针对我国特殊体系的条款外，还设置了第18条“过渡性审议机制”。规定了这个审议机制之后，每年都要对我国是否符合入世承诺进行审议，第10年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看中国是否合规，是否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认为存在不合规的地方，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一般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高层对话，参与对话的相当一部分专家都是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那时中美之间就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高层对话共有四个途径，美国人明确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二是WTO争端的解决，当时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引证了27个案件，从12个方面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还是在多边机制下、在对话机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2012年-2017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认为高层对话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调整。比如说推动TPP（就是现在的CPTPP），还有TTIP，一个是跨太平洋，一个是跨大西洋，是想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规则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启动双边的中美BIT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里边的TPP、CPTPP，包括中美之间的BIT都加进了很多针对我国体制的规定，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多边体制，而是想在区域体制和双边体制中解决问题。

    （三）2017年-2021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应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还联合日本和欧盟提出“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并向WTO正式提出；美国还利用国内法（301条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延伸到金融战、技术战等等。

    （四）2021年至今，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发起一系列单边脱钩、制裁措施。特朗普主要还是局限于301条款，而拜登政府则是采取有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国家参与（结盟）的脱钩、制裁。

    美国国会设了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其实2001年我国入世时，美国国会就设立了这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国会请来的各种专家，委员会不时发表审议报告。最近这个委员会提出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并建议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家的待遇（PNTR）。中国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由国会决定是否给予，这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给我国对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WTO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非歧视，非歧视当然要给你最惠国待遇。同为WTO成员国，如果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终止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别的国家会不会效仿？如果效仿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WTO成员国的实际地位也将受到很大挑战。也就是说，围绕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现在矛盾已经进一步发展。在美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后，如果美国认为我国不符合标准，就存在暂停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待遇的问题。尽管这种可能性还很不确定，但确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可以从USTR的2021年报告和我国2018年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的内容对比上看出端倪。

USTR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我国在2018年提交给WTO年度审议报告，报告分为六部分，第五部分中说明我国下一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消灭贫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但我们的说明，与USTR提出的我国不符合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六个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如何解决，在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程序的建议。当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产生激烈的冲突时，建议采用民间“二轨”对话机制，由各方有关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现在在疫情防控方面，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分歧很大，但两国民间的“二轨”对话仍在发挥作用。在台湾问题方面，政府间的“一轨”对话基本上都停了，但是民间层面、专家层面的“二轨”对话一直在进行。在矛盾激烈的时候，“二轨”对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对话渠道。我国的学者专家和美方同行们就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二轨”对话沟通时，最好请欧盟专家一道参与讨论，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如何定义，以及探讨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方面如何达成协议，求得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共识。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只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包含什么样的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通过民间的“二轨”对话，共同探讨，增强直接沟通，会更加有益。

    二是实体的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使得我国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美西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形成共识，相互衔接。

    （1）改革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方对此具有一定共识，但共识中又有差距。我国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也需要对这些生产要素实行严格管理，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2）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竞争中性的平等市场主体。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担负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比如水、电、能源、粮食等）的重任，在这些行业，国企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跟公平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企能不能在市场公平价格条件下，在公平竞争环境里，担负起发展国民经济战略行业的责任，而不需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3）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市场竞争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政策不能影响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这三方面问题，需要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影响市场公平价格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相衔接，增创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