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淬炼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12日，我军打响进攻上海的第一枪，不到半个月，汤恩伯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26日，我和同学一路奔跑到外白渡桥一带，迎接心中崇敬已久的解放军的到来，亲身体验上海解放那一刻的喜悦。
在社会的大学校里读书锻炼
此时此刻，我分外想念七伯、七妈。按照他俩的吩咐，我留在上海读完了三年高中。在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一堂政治大课，实现了从少年时期模糊的进步追求到投身革命迫切愿望的转变。
我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从鼎盛到崩溃的全过程。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而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成了加速其腐败的催化剂，上海成了一块任其宰割的“肥肉”。最终把人民群众的愤怒引到爆发点的，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扩大内战的庞大军费开支，进一步用苛捐杂税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各级政府官员、军官、奸商趁机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使得经济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整个社会一步步走向坍塌。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经济危机，走出一步险棋，用所谓的“金圆券”取代面值断崖式下跌的法币，勒令民众拿出家存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企图以此挽救金融财政危局、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不久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有如流星坠地。发行初期，金圆券最高面值为 100元，不到一年就出现了500万元的巨额大票，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发行时的 1元面值，买不到一个馒头。有人计算，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每担以300万粒米计算，买一粒米要146元。蒋介石把从全国搜刮来的2亿美元资产用军舰运去台湾，其中上海人民的血汗钱占了64%。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怨沸腾，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游行，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路人在街两旁鼓掌支持。国民党的统治难以为继。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政权分崩离析、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全过程，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光明与黑暗，是事物的两极。处在永恒的光明之中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亲身经历了黑暗、在无边黑暗的衬托下，才能更深地体会光明的温暖与灿烂。重温当年七伯对我的教诲，“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是何等的英明，多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铁与火的淬炼
我一直牢记在“周公馆”立下的誓言：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此时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见报上刊登有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投考。1949年6月被批准入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二野军大是一座抗大式的革命军校，办校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准备干部。许多高级将领和学术界名人，如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际春、邓子恢、宋任穷、李大章、彭涛、施复亮等，都给我们上过大课。这些“教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口才也特别好，没人拿稿子，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后都心悦诚服，大大激发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迫切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校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所作的报告。
刘伯承同志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刘伯承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说：“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队是学校的扩大。治军先治校，治校要从严。”他勉励大家以后不要做穿军衣的大学生，而要做革命军人的模范。
两个月后，我们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作的题为《过关问题》的报告。小平同志讲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又丝丝入扣。针对青年学员的现实心理状态，他强调：每个革命者都要“过好三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帝国主义关又叫战争关，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又叫胜利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可谓“大关三个，小关无数”，“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工作期间，策划建设了一座校史馆，用文字资料、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系统地介绍我军高级院校的发展历程。我请画家根据我的回忆，绘制了一幅邓小平政委在二野军大向万名学员作报告的图景，以此作为军政大学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各届学员和干部，对这幅画都很注意观摩学习，并给予好评。当年，在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等观看时，刘华清同志在这幅画前伫立了十多分钟，他说：“画得不错，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我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是我军公认最佳的高层军政搭档。恩来伯伯对他俩评价很高。1996年，薄一波同志向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了这样一个事例：
周总理认为，伯承和小平的工作方法各有其特点，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总理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是‘举轻若重’”。
确实，他俩讲话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富有强烈的革命情感，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因此，他们当时讲的每句话都说进了青年人的心里。
我和二野军大的其他学员经过短短三个月紧张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确立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很快被任命为班长，评选为二野军大学习模范，也是最早一批被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49年4月，经中央批准，同年8月，在部队建立团组织，我就在同一个月被吸收入团。军大学员提前毕业。我被组织上选调入二野后勤政治部，任职政治工作员、见习干事，随同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接到前方来电，重庆已于1949年 11月30日解放，让我们提前赶去参加接管。我们同另一个单位分乘两条轮船，没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另一艘船上安放了炸药，起航后没有多远，那条船就在江心爆炸，船上一百多人只救上来几个，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当时，我被分配在后勤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保管和整理营连以上干部档案。我已经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经历铁与火淬炼的革命军人。
看似无情胜有情
参军初期，我在充满兴奋与喜悦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丝遗憾：如果当初能同七伯、七妈一道去延安，就能早三年参加革命。早三年与晚三年参军还是不一样的。我的这种心态，往往产生在填履历表的那一刻。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作“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部队门”。平心而论，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也无可厚非。军人的荣誉与战斗经历、服役年限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衡量一个干部，资历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思想品德、政治觉悟、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干部的基本要素。同时，干部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斗争阅历，是形成和判断他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当年七伯没有让我们跟随他去延安，除了出于对自身亲属的严格要求，坚决摈弃封建社会遗留的“凭关系”“讲人情”的陋习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侄儿辈“自强自立”“走自己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充实，从而更好地成长。而接触社会接受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的积累，则更为现实和重要。七伯曾对我说：“延安没有高中，在上海读书条件比较好。”显然，在条件更臻成熟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我自身的成长都更为有利。事实证明，七伯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无比正确。
七伯是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全方位斗争经历的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广州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瑞金红都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西安事变、重庆红岩、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大事与简略表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26年国家总理，全面主持内政外交。天降大任，七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这都与他百炼成钢、难以企及的人生历练密切相关。
七伯深知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的不可替代价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高瞻远瞩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子侄辈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我能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指引，是人生何等难得的幸福！
“同志”爱称
萌发入党初心
二野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蒋介石亲督胡宗南大军负隅顽抗，解放西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扩建和加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为巩固我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途中表现良好，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调动前，组织部副部长白冰找我谈了一次话。白冰是四川人，杨尚昆同志的弟弟。他说：“组织上调配干部的原则是量才适用。你文字工作有较好基础，比较适合做宣传工作。希望你好好努力，不断进步。下一步要争取入党。”
白冰同志这次谈话让我心有所动，我是参军刚满一年的学生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向往之，白冰同志对我的鼓励使我内心里很温暖，也萌发了争取入党的初心。
七伯、七妈勉励我入党
就在领导上不断给我压担子，我也尽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力争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的时刻，意外接到了七妈自分别后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我喜出望外。
在进军西南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伯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喜讯，这时我已调到二野后勤机关，我立即写信给七伯、七妈，详细汇报离别后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及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重视，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七妈长期患病，当时信多由她的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则总是亲笔书写。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彻底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我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有了七伯、七妈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关怀，我信心倍增，奋发图强，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通过重重考验，终于在1953 年12 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尔鎏同志侄均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 . 一 . 廿四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六十多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七妈在信的开头称我为“尔均同志侄”。此前，她信中的称谓都是“尔均侄”。二者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七妈写这封信时，自己的侄儿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的光荣一员。
七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三条重要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骄不馁，付诸实践。这三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七妈又特别要求我“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此后我有机会见到七妈时，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尔均，你是否按时转正了？”
七妈委托同宇（周恩寿）伯父代表他俩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同宇伯父告诉我，七伯、七妈对我入党的事一直很关心，要他代表他俩来重庆看我。这封信是七妈扶病写的，七伯也看了，他俩都为我入党由衷地高兴。
七伯、七妈一直关注着侄儿的成长，正是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强大思想动力。这是我作为后生晚辈的幸运。
海棠情思
1954年我二十一岁了，我心中也已暗暗有了自己的追寻目标：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这时，我们已经住进了部队自建的营房。政治部机关和文工团分别住在相对的一列平房。一次部队开会前“拉歌”。她在文工团年纪最小，但能歌善舞，已经成了“台柱子”，每次“拉歌”，常常由她领唱，站在队前亮相的是在军，由她领唱《敖包相会》。她本来就长相出众，加上领唱时表现出的异性青春朝气，我听得心都醉了。在军已经走进了我心里。我请一位女同事帮我传话，向在军表达我的爱慕之意。女同事告诉我：在军对我也有好感，同意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的恋爱开始了。
不久，七伯、七妈得知我和在军相爱，在她调到北京后，对这个未来的侄媳进行了一次“面试”。
在军“面试”
1955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在军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七伯、七妈这天面见了他们未来的侄媳、当时还只是我恋爱对象的邓在军。
随着西南军区撤销，1955年2月，在军和后勤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调离重庆，调到北京，在军分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我写信向七伯、七妈详细汇报。没想到，我给七伯、七妈汇报情况的信发出不过十来天，在军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她说接到通知，让她马上去见周总理。很快，在军来信，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向我讲述了这次特殊的西花厅之行。
5月的一天上午，在军接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电话说，总理想见见她，让她等着，他会来接。在军想，以前从未坐过小卧车，这回总理派人来接，应该可以坐一回小车了。她的愿望只猜对了一半：果然是辆“小车”，不过并不是小轿车。成元功卫士长是领着一辆三轮车过来的，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这让在军非常意外。哪有一国总理派三轮车接人的？会不会是个骗子？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道理。她上了三轮车，中南海大门外，虽然有军人站岗，但有成元功领着顺利通过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西花厅，在海棠树下，站着她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他俩正笑眯眯地向她招手呢！在军从新闻、电影、纪录片里早就多次见到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位长辈竟然会在西花厅门口等她。在有海棠花香的屋檐下，两位长辈亲切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七伯、七妈关心地让她讲讲与我是怎样认识、怎样交朋友的。并意味深长地教诲在军：“你和尔均不要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七伯这番话情真意切，寄望深长，每一个字都渗进在军的心窝里。他嘱咐在军，既要加强业务训练，更要重视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
这次“面试”最后的“打分”，在军是在告别时听到的。当时，七妈把在军送到西花厅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随后，星期天没事，在军就常往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他俩也不时让卫士给海政文工团的在军送书籍报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在政治上的成长。
西花厅第一次“面试”，不仅对在军，对我也是一堂难得的思想政治课。七伯、七妈历尽沧桑，智慧超群，看人的眼光准确。在军没有辜负他俩的期许，在党的培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电视艺术家、第一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当然，七伯、七妈也从实际出发，对这个年轻晚辈进行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在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如何加强政治艺术素养这几个重大课题上，给她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再见七伯
意外的北京之行
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我们单位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我去总后机关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七伯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我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七伯瞧着我的嘴巴说：“我看你现在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
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1954年，七伯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七伯。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七伯、七妈不仅在生活上对我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说：“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纠正。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告诉我，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七伯曾经对我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政要，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给我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又特别交代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一定要坚持看到底。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和在去照相馆拍照，走到门口，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但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我俩又愧又悔，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地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十八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