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例传话
“不准传话、递材料”也是重要的“周家家规”
人们说周家有“十条家规”，这是按照七伯、七妈对亲属的要求由他人归纳的。其实，他俩对亲属的要求还有许多，比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
在军就曾为这件事受到过七伯的严肃提醒。在军任海政文工团团员时，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一位富有才华和历史功绩的老革命，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21年。20世纪60年代，在军在哈尔滨市拍片时巧遇陈沂，身处困境中的他托在军转封信给总理，反映这些年遭受的不公待遇。在军把这封信递交给七伯。七伯把信批给了总政治部。不久，七伯去哈尔滨公干，特地把陈沂和他爱人马楠找去谈话安慰，勉励他：“要向古人司马迁学习。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硬骨头吗？”
最终，陈沂同志被平反，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事过之后，七伯就此事温和地批评了在军：“今后，不要再给我递信了。你给我递信，又没有相关部门批件，算是公事还是私事？”在军赶紧回答：“知道了，我今后懂得该怎么做了。”
尽管对亲属们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却也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七伯亲自让我向本单位党委传达他的一项重要指示。
这件事发生在1955年我这次北京之行。
保护人民利益是我党最高原则
西花厅客厅，七伯特意招呼我坐在他对面。他说：“今天我专门留出时间，听你汇报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情况。”
新成立的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是个正军级单位。这次肃反运动，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西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一度相当猖獗，“反水”的敌军和土匪相勾结，发生过近万人的武装叛乱。我军派去接收、整编的军代表是他们杀害的主要对象，经过几年连续剿匪、清查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肃反运动中清理反革命及有牵连的人和事任务很重，涉及面很广，查出不少问题。
汇报到这里，七伯说：“有反必肃嘛！重庆是蒋介石的老巢，抗战时期我在那里待过很久，军统特务的根基很深，罪恶累累，通过这次肃反，清除埋藏下来的定时炸弹很有必要。我们要狠狠打击的是一小撮首恶分子和灭绝人性的匪徒，该杀的就得杀，同时也要认真甄别，区别对待，更不能冤枉好人。”
对我汇报的每项内容，七伯都听得很用心，尤其是我们单位在肃反中查出问题的具体数字。
七伯说：“你们西南地区解放得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恶霸多，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部队，而且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如果搞扩大化了，会伤害很多人，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要知道，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
七伯又说：“对运动中涉及的地下党员，以及解放前曾给我党有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慎重，认真甄别，不要轻易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说到这里，我已经意识到七伯的这番话不同寻常，最让我吃惊的是七伯说：“这样吧，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从来不准亲属递信、转话的七伯，竟然让我转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七伯的态度十分严肃，讲话铿锵有力，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七伯的所思所想，有了一种接受神圣使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我回到重庆后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作了详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党委会做出了一致决议，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对已经查出的问题逐一甄别，原定的问题性质，该下降的下降，该取消的取消，原拟的刑事和纪律处分方案也都仔细推敲，慎重排除和修订，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我们是个有着数万人的大单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很多人得以避免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家人免受株连。他们至今也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干预的结果。
事后我曾想过，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了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可以说，他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再往深里想，七伯这次专门听我汇报“渝办”的肃反情况，是事先慎重考虑的，他想通过直接了解基层单位运动情况，用以佐证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今天看得清楚，当年的肃反运动是必需的，但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从我们单位的情况看，有些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些只是三青团一般团员被定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潘汉年案件”就是给七伯心中留下重大阴影的一个典型，也是七伯这次听我汇报的一个重要诱因。
潘汉年是个传奇人物。1931年，他在七伯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是七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在江西苏区，他在恩来伯伯的领导下，参与了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七伯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他和夫人董慧一起，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无法得到的重大情报，业绩辉煌，功勋卓著。1955年肃反中，潘汉年却因当年被党派遣做敌伪特务李士群工作时，临时被李士群带去见过汪精卫一面这件事，遭到审查，突然被逮捕，背负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台湾间谍”三重罪名。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1977年病死在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七伯指示李克农，组成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的三人审查小组，仔细查阅解放前潘汉年有关档案，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
罗青长叔叔后来对我说，在潘汉年被捕二十多天之后，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第一，中央有过指示，一再要求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第二，潘汉年所接触和利用的敌方人员，都有过正式报告；第三，潘汉年为我党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为中央决策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第四，我党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第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仍然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而这些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得出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未能对改变潘汉年夫妇的命运起到作用。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正式被批准逮捕。半年后的同一天，有了七伯同我的这次谈话，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汉年事件对伯伯触动之深。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这是建国后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遗憾的是，七伯没有看到这一天。实际上七伯在潘汉年一案上的愧疚一直延续到他临终前夕。
七伯当年让我传达的这几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特别是“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字字句句都胸有成竹、意有所指。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
循循善诱
伯伯的期许和警示
“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七伯在最初与在军见面时对她的嘱咐，过了不久，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重温当年他的上述教诲，既是对我俩结为终身伴侣的期许和勉励，又是给予关切的叮咛和警示，用心良苦，蕴有深意。他和七妈始终关注着我俩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亲自过问，指点迷津，使我和在军得以顺利跨越人生道路上的险滩暗礁，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1955年10月，我在入党后，政治上动力倍增，组织上也很器重。在军由于表演才能出众，被东海舰队政治部相中，成了舰队文工团的业务骨干。我们两人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两三年不能见面，只能靠“两地书”传递情感。我给在军提出要求，希望我俩尽快成婚。
对在军来说，也有她的难处。她是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重要演员，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领导上正在培养她。
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商量来商量去，各说各的道理，对成婚的事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联系，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了破裂的边缘。
七伯、七妈始终在关注着我和在军的感情进展。1957年2月8日，七伯同贺龙副总理率团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在重庆总结工作、稍事休息。他让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去见他。七伯推心置腹地同我进行了一次关系到我一生的重要谈话。他先问我和在军近来的情况，我把我俩发生矛盾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七伯耐心地听完后说：“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恋爱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嘛！我看你俩是合适的一对，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
七伯接着批评我不支持在军的工作，说：“在军热爱自己事业，不愿意放弃文艺工作，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如果硬是要求她把自己的事业服从婚姻，这才是本末倒置，是为难对方。当然，如果有妥善的办法能兼顾这两方面，你倒不妨试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谈话结束时，七伯再次强调了一句：“尔均，你要记得，‘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
七伯的指示，有如一把打开我俩婚姻之锁的金钥匙，使我杂念尽除，茅塞顿开。我醒悟到，解决我俩矛盾的症结，在于摆正事业和婚姻的位置：不是让事业服从婚姻，而是婚姻要服从事业，在这个前提下互商互谅，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
从“瑞珏之死”谈自强自立
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举办舞会招待七伯和代表团一行，七伯让我陪他参加。重庆话剧团有一位扮演话剧《家》中瑞珏的女演员，向七伯请教怎样演好瑞珏这个角色。在轻松的交谈中，七伯回答了她的提问。七伯说，巴金的《家》他读过几遍，曹禺改编的剧也看过不止一次。曹禺把巴金原创的《家》，演绎成一部在完美面纱下掩盖的辛酸悲剧，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这是他改编的匠心所在、成功之处。七伯十分热爱戏剧，他年轻时还演过话剧。他在短短交谈中，对《家》中人物的诠释丝丝入扣，鞭辟入里。
巴金先生的《家》我读过，曹禺先生改编的话剧《家》我也看过，后来又重温了不止一遍。在巴金、曹禺两位大师病重时，我和在军曾前往探望，他俩深情地向我们回忆七伯对文艺界和他们的深切关怀。已报病危的巴老看着七伯照片，吃力地一字一句说：“很有精神，总理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曹禺先生哽咽着诉说他难忘的心情：“总理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他很爱文艺界，我们大家也很爱他。”在场的吴祖光先生也补充了一件事：“总理说，我写的《风雪夜归人》，他看了七遍。”
巴金、曹禺把一生献给了文艺事业，为人们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不朽之作。在军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追随他们的脚步，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和自己的艺术人生而奋斗。
就在这一年，七伯因公到上海见到在军，向她仔细地询问并加以教导，特别叮嘱她：“尔均的工作很忙，他不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要多体谅他，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多和他沟通，互相间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在七伯的关心体贴和谆谆教诲下，我俩很快就恢复通信，冰释前嫌。1958年春节，我与在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军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担任文艺导演，在几十年的电视导演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她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艺术家，第一批获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并是获奖者中唯一的综艺导演，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场晚会、综艺节目的首创者，并被全国妇联授予“感动中国的母亲”、北京市授予“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的光荣称号。我俩的一世姻缘，互相促进，成就了各自事业上的发展。
2008年，我和在军金婚，恰逢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和第七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我俩被邀请与会。在向全国直播的隆重开幕仪式上，中央电视台赠给我俩一份特殊的金婚礼物——巨大的蛋糕，并在会上致辞：“各行各业都有佼佼者，但最值得骄傲和尊敬的是其开拓者。邓导是我们电视艺术行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杰出代表。”在上万名观众的热情欢呼和掌声中，我同在军手把手地切开珍贵蛋糕的画面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不仅见证了我俩美满的婚姻，同时也是在军以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对七伯、七妈生前期望的汇报。
“红楼”记事
1957年春节后，七伯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在重庆“红楼”招待所住了四天。七伯抵渝的当天提出要见我，单位领导特意安排我（我当时担任“渝办”党委秘书）负责接待事宜。这使我能有机会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领略七伯的待人处事之道，聆听他的亲切教导。
伯伯与贺龙
七伯一生十分看重友情，广交天下朋友。可以说，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朋友最多的人。在他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是人生一大快事。七伯也善交朋友，而他交友的“秘诀”只有一个已公开的秘密：待人以诚。
七伯和贺老总就是一对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朋友，心心相通，至死不渝。这次我见到七伯，他没让我坐下，嘱咐我先去看望贺老总：七伯最注重礼节、注意小事，他让我先去看贺帅，显然是对贺老总的一份尊敬。
贺老总起身热情地同我握手，招呼我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说：“总理对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接着，贺老总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共事几十年了，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这次陪他出访又有不少新的体会。”在短暂交谈中，他对七伯赞誉有加，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贺老总同我谈话是在卧室外的客厅里，他住的是个大套间。我刚才见七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的房间。我问成元功，七伯的卧室为什么这样安排。成元功说：“你七伯看到‘红楼’只有一个大套间，便交代我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七伯一向以关心他人为重，更不要说对贺老总这样的挚友。
七伯抵达重庆后的第一天晚间，“渝办”党委在“红楼”设宴为代表团接风，按照七伯节俭、从简的原则，宴会在小餐厅举行，只摆了两桌。宴会结束后，七伯和贺老总一起看望“红楼”招待所的后厨。主厨和餐饮主管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总部留用的，曾经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服务。七伯笑着说：“难怪今晚的菜这样有味道，当年我在重庆可能还品尝过你们的手艺呢。”说完还亲切地同他俩握了手。餐饮主管老孟师傅对我说：“我为蒋先生服务多年，见的高官贵人多了，一个个盛气凌人，摆大官的架子。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大人物热情平等地对待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一样！”
1983年至1984年间，我在总参谋部办公厅任处长，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在总参装备部任处长，我俩很谈得来，工间休息时常常相约到楼下散步。他对我说：“父母这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伯伯，总是在我们子女面前谈起他。‘文革’中周伯伯想尽办法保护我父亲，甚至冒着极大风险把父母和我一起接到西花厅避难。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林彪垮台后，周伯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我母亲。我们全家都理解他，他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我俩还共同回忆了七伯参加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的情景。对于七伯在贺老总遗像和骨灰前深深鞠七个躬的含义，曾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说：以我对七伯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事先都是思虑周详，我有个设想，不知对不对：七伯第一次和众人一起的三鞠躬，是与大家共同悼念贺老总，向他告别和致敬。第二次三鞠躬，是表达他最终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歉疚的心情。第三次单独鞠一个躬，是告诉贺老总，他已病入膏肓，不久将与他的亲密战友相逢于马克思灵前，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鹏飞说，我的解释对他很有启发。
张学良的副官处长哭了
“红楼”宴请的当晚，七伯在致辞祝酒之后，特地来到第二桌，逐一向在座同志碰杯问好。我身旁是“渝办”副主任王政。当七伯走向王政时，他站起来哽咽着叫了声“总理！”接着痛哭了起来，把大家都惊住了。七伯仔细地端详了王政一会儿说：“我想起你了，是王政吧！西安事变时的老相识了。”王政继续哽咽着说：“总理啊！那时往返西安，都是我开车接送你啊！”
那天晚上是正式宴请，“渝办”领导和我都穿着军装，佩戴肩章，王政则是一身便装。总理何等英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其中定有隐情，他轻声对王政说，“你的事我明白了，好好工作，保重身体”。随即一饮而尽。王政见七伯对他那样亲近，由悲转喜，也一口干了杯中酒。七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同下一位同志碰杯。
宴会快结束前，七伯招呼他身旁的“渝办”政委卢南樵起身，和他简要地交谈了王政的情况。南樵政委汇报说：“王政是由总部任命的，现任办事处副主任，排序在前，但总部至今没有为他授衔。我们催问了几次，总部回答说西安事变时他是地下党员，但还有些历史问题需要调查弄清。”七伯生气地说：“还调查什么？我就是证人！当年确实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和陕北之间开车接送我和张学良。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没有王政这些好同志，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你把我的意思报告总后、总政，要尽快解决王政的授衔问题。”
七伯和卢南樵同志素不相识，也没有上下级工作关系，却曾为肃反运动和王政授衔问题两次向他下达指示。这两件事，都直接关系着人的政治生命，也就是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七伯一旦得知，就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干预。
过了不久，军委、总政下达命令，授予王政大校军衔。他曾任张学良副官处长，是个管理型人才，后来被调到北京，先后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管理局局长和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七伯与张学良的友谊是在西安事变中建立的。1936年，张学良担任“剿总”副总司令，驻兵西安。4月9日，他应中共领导邀请，秘密赶赴肤施与七伯会晤。这次见面后，七伯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他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件大事。事变发生后，七伯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商量和平解决事件的善后事宜。此后，他们便再未见过面，但相知相通的深厚情谊却绵延了数十年。
在七伯心里，张学良可以说是知音、挚友，更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七伯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营救。张学良被裹挟到台湾后，七伯曾设法托人带了封亲笔信给张学良，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飞越海峡，最后藏在糖果盒底层才安全到达张学良手里，少帅见了不禁潸然泪下。
恩来伯伯去世后，张学良万分悲痛，眼含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他对帮助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文稿的学者张之宇女士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同样，恩来伯伯一直牵挂着张学良这位老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七伯突然提出要见罗青长，用微弱的声音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话刚说完就昏过去了。青长叔叔告诉我和在军：这两位姓张的朋友，第一位就是张学良，第二位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
为纪念恩来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原计划去夏威夷采访张学良先生，因赵四小姐病重未果。但少帅让人带回了他的讲话录像：“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恩来伯伯真诚待友，已成众口之碑。回顾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异彩纷呈，或纵横于战争的刀光剑影，或投身于政治的激流漩涡。一般来讲，有过类似他这样经历的人，大多都会被时光磨砺得格外严峻冷漠，甚至可能会变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恩来伯伯却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座坚固的礁石，始终保持着他的本心。
巴金先生有言：“友情这个美好的字眼仿佛一枝神奇的画笔，多少动人的画面由它产生。”看到了七伯对贺龙、张学良、王政和对所有人的挚爱情谊。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天安门诗抄》中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句普通的词语，能使无数人感动和竞相传抄。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