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顾准经济思想的理解（一）

先父顾准（1915-1974年），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他是新中国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之一。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立信工作 14年，他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兼过大学讲师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战。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顾准置已有职业地位前途于不顾，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团结进步青年，研读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在华东财委、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任职，1952年被撤职处分。1953年调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综考会任职。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因力主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 4年。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四清，经济所斗争矛头直指孙冶方，顾准再次当了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监管审查，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先母于 1968年不幸离世。1969年，顾准随学部到河南息县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尽管历尽人生悲剧，身受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

中国的独立富强与社会进步，是他毕生的追求与关怀。在被批斗监管劳动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没有丝毫懈怠。顾准认为，任何人尽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他力求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比较中，探寻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干校回京后，顾准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将预定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除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涉及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但因积劳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实现。手边的《希腊城邦制度》书稿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顾准遗稿《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和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各杂志陆续发表，在刚刚脱离极“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通信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制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虽未形成系统著述，但其表达的学术思想达到国内同时期高水平，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也为广大学人所尊重。

1994年，贵州出版社将这两本书稿，加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集，以《顾准文集》发行，再度形成讨论热点。

“文革”时期，先父历年积存的日记、工作笔记、读书笔记均被抄没，存放于经济所图书馆，1979年退还。部分遗稿由孙冶方及各位前辈转交给我。之后，笔者将收集到的先父遗稿中，凡有学术价值的，尽量整理录入，包括《顾准文集》所录，共 159万字，合为《顾准文存》四卷（文稿、笔记、自述、日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读书研究领域广泛，知识积淀深厚，所涉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惟笔者学识有限，理论功底无法与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准确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本文是关于顾准学术思想的经济学部分。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将有计划地分配于各部门，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和货币将被取消，分配利用劳动券。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仍保留了商品货币。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理论。此后苏联科学院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进一步阐释：

（1）社会主义社会，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及产品交换，是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

（2）个人消费品具有商品属性（受价值规律约束）；

（3）由于（1）、（2），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价值来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调拨，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其调拨（交换）价格，只是用以核算、计算、监督的工具；

（5）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只是过渡时期现象，等等。

当时，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上述论断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1]

（二）1956年，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学重要课题。自 1956年起，国内学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延续数年。浏览当时重要文献，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立论，还是跳不出苏联理论的框框。

当时，系统、彻底地主张“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献，首推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 6期），和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 3期）。

孙冶方和顾准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顾准找到孙冶方，就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深入交换过意见。1979年后经济理论讨论热潮中，孙冶方还特意提起此事。[2]

经过讨论，他们共同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具体做法，首先要做到计划价格合理；至于发挥市场作用，凡是实际经济制度的改变都要慎重。孙冶方的意见似乎也与此接近”（《顾准自述》）。这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思想的雏形。

（三）孙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核心观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生产也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消耗，至于这一代价叫“价值”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则无关紧要；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有两方面作用：(1)通过产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的比较，促进企业提高效率；(2)将社会总劳动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类，即“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

（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是顾准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此处对《试论》内容简介稍作展开（尽量引用原文和当时术语），以更准确了解顾准经济思想的脉络：

1、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

假定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那么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劳动券”。历史经验说明，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须承认消费者灵活选择的权利；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货币工资（近似体现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换算）和价格作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尺度（产品生产所费社会必要劳动）。缺乏这个公共价值尺度，在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依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换有本质的不同。社会生产是不断的“流”，如果将个人购买消费品、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产品定义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物资交换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两大部类间的联系，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理解了。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内交换产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会产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说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内的交换也是商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或可称为特种商品）。

3、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形式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须严格核算费用与效果的关系。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须划小，让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促使其降本增效。

（2）经济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核算提供的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使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正确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业间产品交换价格，即计划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

（3）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节劳动者报酬，也可以根据价格结构调节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经济政策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依“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经济核算仅是计价手段，生产规模由计划规定，价格政策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流通的自动调节作用。企业自发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赢亏紧密联系；计划更富于弹性，仅限于规定重要经济指标，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这两者也都可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这和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生产是广泛分工的近代化生产，产品的实现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不同部类、企业、劳动者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本动力。

（2）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价格比例越接近价值比例，经济发展越正常；反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造成浪费与不足。

（3）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达到某种目的。但受制于“价格总和=价值总和”规律，如果计划价格长期脱离价值（前提是管理体制使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必然对消费方发生影响；实行物资统配可以抵消这一影响，但长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所以，即使在实行计划生产调拨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买高卖），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是经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经济核算制、价格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这两个基本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调节着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

5、货币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样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

稳定物价政策，一要使货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使这一比例相对固定。同时批评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卢布含金量-价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时保持稳定）。

（五）笔者对《试论》的理解

1、《试论》于 1957年 6月发表，随即受到批判，不久，顾准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4年，中科院学部开展“四清”，孙冶方是重点被斗争目标，顾准也未能幸免。“价值规律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4]“文革”期间，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被反复批判。

1979年，学界重新发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讨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当年的“异端邪说”由实践证明了其合理性；承认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经历 40多年的制度变革，人们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式、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前辈。

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和孙、顾的主张，作为一桩理论公案，已经在新中国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讨论他们的思想，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必须尊重他们的原意，不宜作过度的引申。

时过境迁，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试论》是 60多年前的旧文了，考虑到长期以来，研究顾准学术思想者不乏其人，一些评介不免带上个人主观偏好。在这里，如实地介绍顾准“市场经济说”的原意和论证逻辑，对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

2、《试论》的明显特征，是从对经济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资、价格、货币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范畴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业、社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这和孙冶方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顾准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出发，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框架。这和当时多数论文动辄以经典教条为依据，是明显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试论》）

3、文章认为：(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原因是经济核算制，而非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2)价值规律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调节全部经济活动；(3)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同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就对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作了正面、系统的批评。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

《试论》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庞然大物的“钦定”理论提出挑战。这也是对当时弥漫于整个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思维发出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们今天完全照办就可以了”。

“（有人宣称）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试论》）

4、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试论》提出了“最低”“最高”两种情况：“最低情况”即孙冶方的主张，“最高情况”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张，以及对苏联《教科书》的系统挑战，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无需赘言了。

在这一意义上，顾准被国内经济学者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5、需要特别指出：

（1）《试论》所说价值规律作用的“最低、最高”两种情况，并非单纯理论推导，而是参考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经验。在当时，苏联国内已有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呼声，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改革。可以说，《试论》是我国“经济制度比较”学科的开篇之作。

（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是《试论》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这是必须明确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

《试论》的主张，和当今部分学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计划化）”当作“市场经济”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有实质区别的。

顺便说明：经本人录入、整理、校对的 100多万字《顾准文存》，没有一处明确主张搞私有化的文字。

（3）关于市场竞争是否会“复活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商品生产关系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试论》认为不会，前提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a.社会主义的积累资金不能分散在私人手中；[5]

b.计划经济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式危机，“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6]

《试论》作者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是与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加之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文中所列两个条件是否充分，可以讨论）。

理论的力量，在于论据坚实、逻辑一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在“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下，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混合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此作价值判断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兼顾“公私、劳资”利益，正确处理“鸟”和“笼子”的关系。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