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尽管《试论》被批判，但顾准是认真考虑批评意见，并且下功夫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主要心得：
1.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资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关系。但为处理生产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即“企业资产”—笔者注），就无法消灭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必须是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这就必须把生产过程视为价值增殖过程，也必须采取工资劳动、实行经济核算。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
2.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国家的职能
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形式的设想有两种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对此深入考察，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讨论。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外化、疏远化和异化的消除，工资劳动-雇佣劳动的消除。况且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第一国际宣言》）
马克思强调有计划的调节，他设想由“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新社会的经济，必定不（应该）是仅靠官僚机构作计划调节的经济。
但现实中，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列宁主张消灭国家官僚机构，只留下社会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但对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以上摘自《顾准文存（笔记）》）
（二）对 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1、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铁托-卡德尔实行的公社制，整个搬用了《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遗教，结果是不伦不类。铁托的办法是公社-生产；国家-统治国家（国防、外交等）。
要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不可免。[1]缺乏宗教热情，接受外援，太早的自由民主而实际上又不敢自由民主，结果形成放荡，在经济基础上未能免此。
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是推动着历史前进，最终彻底改造苏联官僚化体制也不可免。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顾准日记》1960）
2、苏联：经济有发展，但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是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发展。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积重难返，这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中央集权、资源集中分配、军事工业优先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无法用于分配资源，利润也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深入动员资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机家做的，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顾准日记》1971）
（三）经济所时期的思考和写作（1962-64）
这一时期，顾准除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之外，还参加了当时所内外若干学术讨论，其发言记录或初稿，因政治运动，未能发表。
1、《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1964）
（1）价格水平的稳定，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果，价格政策从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
（2）计划经济可以排除自由竞争，但不能排除价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确算出了价值（平均劳动消耗），倘若供应不足的产品生产并不增加，价格还是无法符合于价值。价格必须同时是社会承认的价格。有了消费者选择，价值和价格的经常背离不可免，这对生产的调节是有效的指示器。这样，价格才能不仅用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同时也能用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3）关于“定价原则”，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标准，并具体化为资金税制度。好处是有助于经济核算水平的提高、简化税制。
2、《粮价问题初探》
即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理顺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顾准对此课题很关心，数易其稿，监督劳动中也念念不忘（惜终未定稿）。
作者认为当时（20世纪60年代）粮食购销价格偏低，不利于农业增产，不利于缩小工农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具体主张：
（1）提高粮价，相应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高低工资差距。
（2）针对“降低工业品价格，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动”意见，作者认为这无助于缩小工农业收入和职工之间收入差距，实施难度大，且不利于工业增产。
（3）提高粮价有助于促进计划生育。
（4）实施前要有财力准备，过渡期略降投资规模，其后工农业可以平衡并加快速度。
3、会计学研究
顾准经过调研，就20世纪60年代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1）现行会计制度，照搬苏联办法，以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运用为中心，限制了企业会计发挥其应有的企业经济核算中心的作用。企业财务应该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2）国有大型企业内经济计算分归计划、统计、财会三处负责，无法集中反映经济信息与核算。应按照《工业 70条》精神，精简机构，发挥总会计师作用，使企业内的经济管理与财务核算一元化。要减少繁琐监督，让企业自己严格权衡各种措施的经济效果，经过总会计师制度的贯彻，大大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
本着上述意见， 1964年春顾准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几个理论问题》。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计原理》书稿，是为协助当时大学会计学教材改革和会计学制改革，因运动未完稿。1984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4、参与孙冶方《关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讨论，提出“不仅把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用于新建企业是不合适的，限制老企业的设备改良也是不合适的”；主张减少繁琐的监督，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四）“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展望
1、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龄劳动人口后，从农村中吸收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员，农村的贫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办法是节省每一文钱建设工业和交通，扩大就业。只有在获得一个有利的起步点后，国内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交通的转移、农村所需机械装备的增多、农业增产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全部工农业生产。
2、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技术减低产品成本和设备投资的价值，使工资水平较低、同时已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够迅速追上先进国家。
3、30年代后，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成本。可以推论，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亚洲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工业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无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因为当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是技术。
国家太小的，参与这个竞争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是中国。（《顾准笔记》1968.1.22）
4、中国经历了戊戌-五四-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人力资本的过渡工作，为50年代的大学、科研设计院所和现代化工厂做了准备。虽然水平还不高，已经能够搞出原子弹和若干国际水平的发明了。问题是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力量，不要糟蹋他们了。这样的劳动力的供应弹性是无限的。
5、30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 3亿-4亿人，即城市人口将达 8亿-10亿人。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
这样，不仅国内粮价，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精耕农业的发展及矿产原料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顾准日记》1970.9.22）
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涌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库图佐夫曾说，让他们（拿破仑大军）吃马肉。我们应该说，让 Detroit变成Manchester。（《顾准笔记》）
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人民贫困；至60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主导思想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这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亚非拉后进国家要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顾准日记》1970.9.22）
（五）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西现代化比较
1、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2、欧洲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
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多种因素的综合与发酵，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勃兴。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3、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起来变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 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顾准笔记》）
4、先进国家发展提高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20世纪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是美加澳型——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的高度机械化，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
5、20世纪后，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 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顾准文稿》、《顾准笔记》）
一些题外的话
（一）笔者青年时在内蒙古务农做工，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少年时不谙世事，成年后才深感先父之人格和治学精神的可贵，理解他学术思想的价值。
先父青年时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他为此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个人屡遭不平直至被打入“另册”，但内在精神与人格傲然挺立，命运的坎坷不能消磨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以天下为己任，读书思考不停，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笔者当年亲历家庭悲剧，多年来时时自省，内心不能安宁。往事已逝，此生唯有承继先父精神人格，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二）独立思考，细致严谨，穷究根底，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坚持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付诸实行，谈何容易！
先父对马克思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并不迷信，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顾准笔记》中有大量篇幅是对《马恩全集》的评注。一切现成的权威理论，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经受“经验”的评判，一切理论性的判断，只能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而得到，而不能照抄经典教条。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三）顾准的著述写于20世纪50-70年代，那时他的学术思想是超前的。时代在前进，当年他很多思想成果，今天已成为社会共识，或被后来者超越。今天的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经验，面临着全新的时代问题，众说纷纭。顾准的思想，自然要接受今天人们的评判和批评。
顾准学术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当时所处环境和当时的时代问题。他在对中西方历史、哲学、政制的比较研究中，更欣赏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的欧洲文化与政制传统，对中国文化与政制传统，则多持较为负面的评价。他主张人类文明应该相互借鉴渗透，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他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一元论和惟理主义。讨论具体领域问题，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平等这个概念，无非来自人们……生活的相对困苦所引起的一种不平的冲动。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每一时期都能形成一种把诸多冲动约束起来的某一秩序（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当反抗所提出的要求，如经济基础的变化所能够接受的时候，这就是革命。没有反抗，就没有进步。”（《顾准文集，逻辑与神学》）
顾准认为，人类历史总的基调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百年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的、大革命的模式（1789-1870-1917），和资本主义式的渐进变革，两大潮流实际上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般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向它的反面转化。”《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
有学者认为，顾准的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继续，这个评价不无道理。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但绝非拜倒在自由主义脚下。对待历史，同样要实事求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大主义都要不得。
（四）必须指出：顾准的笔记、日记中的议论，是当时环境下个人思考的记录，这些意见是否都可以看作成熟的学术观点，需要仔细加以区别。兄弟间的通信文字中，有时不免流露情绪的波动，对此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是有必要的。
（五）立场和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
顾准在青年时代义无反顾参加革命，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自觉。尽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蒙受冤屈，但他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
1959年，在河南信阳水库工地，顾准目睹政策的错误和基层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农村普遍饥饿和灾难性后果，激起他的极大愤慨，以至多年后，在审查监管中写的“交代”中，还压不住激愤的情绪。
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历史给予积极评价，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主张资本主义。他在该文结尾处提出如下问题：
“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
“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六）当今有些人，习惯性地把“全盘私有化、非计划化”，当作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和“市场化”的指标。
21世纪初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路径、目标的争论，时起时伏。常有人提问，“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对今天的争论会说些什么？
笔者重申：第一，顾准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实行指导性计划之下的市场竞争。称他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更为恰当。第二，顾准的思想已定格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不宜过度引申。
笔者曾经向媒体人表示：顾准思想的实质，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致力于国家富强；二是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顾准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驱动市场竞争的是“恶”（利己主义）的力量。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对市场经济原动力的利己主义，是放纵还是节制规范？
“利己主义必不能放纵，利己主义先天地并不和 Public Good相一致，利己主义必须用法律制动限制到使它只能向有益于 Public Good的方向起作用，犹如利己主义必不能全部否定一样。反过来，私有财产的废止，尽有既不利于 Self-interest，又不利于 Public Good的。若认为私有财产的废止只要彻底了，Public Good就到了最高境界了，都是错误的。”（《顾准笔记》第 280页）
据我对先父性格的了解，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事疾恶如仇。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泛滥监守自盗式MBO、损害国家主权向外资贱卖骨干国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论”之类无耻说辞。我相信，顾准对这种假“改革”之名危害社会根基的逆流，绝不会赞同。
一个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择手段推动私有化的蠹虫们为伍的。
（七）顾准是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他热切希望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迅速增强国力，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6年前，先父仅仅因为在中苏联合考察中维护本国权益，而被整肃。他最看不起的是对洋人卑躬屈膝、处处仰赖外人的软骨头。改革开放后，不少国人一度盲目崇拜美国西方，把西方制度和理论奉为“真经”、“精神家园”。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顾准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是敏感的。1972年年底，他读到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此文中心思想是企图指出：(1)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是内向的，(2)中国将长久地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3)现代化工业在中国建立不起来，(4)中国的知识分子驯服了。结论：内向的（应读作闭关自守的）、农业的（应读作落后的）的中国，不仅对美国无害，而且正好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
美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西欧日本的经济竞争的威胁。中国在防卫外敌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美国牵制苏联是有利的。而内向的、农业的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欧日本以外另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棋子！”[2]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的附庸。”[3]
1970-1971年还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顾准就在不断思考和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科技发展的光辉前景，他对未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充满了期望和信心。
这个期望和信心绝非凭空想象，因为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性。他当时预言：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积一百年的斗争，打败日本站起来以后，天命中国（将）要崛起于世界。”
“1958-1964年中苏间的戏剧性事变，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进入积极有为的角色的地位。这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伴随了毫不必要的浪漫主义发作，作了完全无谓的牺牲！）”（《顾准日记》）
“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
先父今天如果还在，应该欣慰地看到，他在半个世纪前的期望和预言，现在已经部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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