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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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合作,应是美国唯一选择

李若谷 来源: 2022.08.17 09:59:09

    我们从不放弃合作的希望
今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政策的讲话。认真阅读了这篇讲话,应该说他在这篇讲话中说法有些改变。文中提到了不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而是要避免打新冷战。讲话中没有沿用过去的“3C”政策,即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现在是“投资、结盟和竞争”。所谓“投资”就是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所谓“结盟”就是拉住原有的盟友,建立新的盟友和伙伴,以共同对付中国。所谓竞争就是要在全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力进行竞争,以保住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布林肯仍无法割舍对英文字母C的偏好,讲话快结束时又找出了一个以C开头的词表述对华关系,即“竞赛、争夺”(contest)。无论如何,这篇讲话的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虽然,我无法认同布林肯国务卿多数看法和论点,但还是要指出,只要美国有合作的意愿,我们从不放弃争取合作的希望。
美国对中国的胁迫体现了什么
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颇深,美国尤甚。很少有西方人能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布林肯在讲话中说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要为共同的事业有效合作。美国的政策是使各国不受胁迫(coercion)和侵略(aggression),人民、思想、货物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转移供应链、切断供应、强迫退市、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以投资审查为名禁止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哪一种做法可以称为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流动呢?
布林肯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并批评中国没有与西方一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违反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均是以北约这个所谓防御组织的名义发动的,然而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国务卿不会如此健忘吧?刚刚从阿富汗撤军,就忘了自己是怎样违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吗?
布林肯说要以“现代化”(modernize)“改革”(reforming)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批评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只许美国改革国际秩序,而不许中国改革国际秩序,这个道理和逻辑如何讲得通?布林肯说要使国际秩序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大小国家的利益,但是大小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例如美国要主导世界,而太平洋上的岛国只求生存。所以,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现代化和改造成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布林肯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冷战,反而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美国组织奥库斯、四方机制、拉欧盟到南中国海、修改北约的核心原则、将北约引入亚洲、邀请东盟和日韩参加北约会议,布林肯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盟等地区到处讲话,每每必提中国的威胁,要与中国斗争,不能让中国获得科技、军事上的优势,这些不是冷战又是什么?难道这也可以称之为合作吗?如果不是冷战,何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些机制?布林肯说要“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这与围堵又有什么区别?美国要建立一个公平和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既然是包容性的,为何又将中国排除在外?
布林肯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建设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却又说美国军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也就是说美国军队可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中国军队不行,这不是霸权主义难道是平等的宣示吗?
布林肯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批评中国的“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政策,但经济胁迫的定义又是由谁定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在1971年以前对中国实行了22年的封锁,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动不动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制裁其他国家,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惯常使用的长臂管辖,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切断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芯片供应,是不是经济胁迫?这个单子还可以拉得很长,用一句中国成语就是“罄竹难书”,如果美国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美国不认可的事情,这与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致吗?
布林肯说,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与机会中获益最大。中国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环境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我不能苟同布林肯声称中国在破坏这个秩序的指责。全球化的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后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从而掀起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国际环境与秩序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为何布林肯说中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大?受益同样大的还有东亚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
利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美国与发达国家获得明显的效益优势,赚得钵满盆满,这使美国与发达国家得以维持长期的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经济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人民也获得了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也是美国可以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渡过纽约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2008年到2021年,美国纽约的股市指数上涨了数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2009年开始到2021年11月24日,道琼斯指数从8776点上涨到35804点,涨幅达307%;标普500指数从903点上涨到4701点,涨幅420%;纳斯达克指数从1577点上涨到15848点,涨幅904%,这些难道都不算美国的巨大利益吗?难道这是中国破坏这个体制的证据吗?其实没有一个公平和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哪一个国家从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利最大。既然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为什么我们不共同协商如何维护、改善和发展好这个秩序?反而要搞什么供应链、产业链转移和脱钩呢?
布林肯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作法。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不如美国开放,法律制度也不如美国健全,公民和企业守法的意识也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不等于中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奴役、欺负、剥削和掠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给我们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上的优惠,也是对美国西方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一种赔偿。况且WTO每两年就要审查一次中国的贸易制度,并没有发现中国违反了WTO的规定。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协商如何改革WTO,反映世界已发生的变化,更公平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布林肯指责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移。中国在合资企业的条款中确实有要求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就此判断是强迫技术转移缺乏说服力。其主要原因是,现在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而专利的保护少则几十年,这种技术垄断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国际社会一致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进行合理的专利保护和技术交易,而不是切断正常的技术交流与互鉴,将促进科技进步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的道路堵死。
布林肯没有去过新疆,所以对新疆的指责所依据的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不值得一驳,希望布林肯有机会去一趟新疆后再评论中国的新疆政策不迟。
布林肯对香港问题的指责更无道理。当2019年美国把冲击香港立法会作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加赞扬,而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的冲击定性为暴乱,逮捕了几百人,还要起诉特朗普,这种双重标准清楚地告诉我们香港动乱的背后究竟是谁了。
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不稳定,这种指责是颠倒黑白的。在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仅签订了贸易互惠的文件,而且台湾也可以参加世卫大会。那是因为两岸之间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和平台海稳定的政治基础。现在台湾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之间和平稳定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这个责任在民进党当局,怎么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呢?而我们都清楚在背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是谁。美国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近40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台售武,而且在增加。中美建交的条件就是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件事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现在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实际恢复了美台之间的条约义务;用训练台军的方式恢复了驻军;用提升对台的外交待遇恢复了准外交关系。因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动摇,这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关键。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林肯也是不讲事实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所有权有史可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租用美国的军舰从日本手中收复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德黑兰宣言两项国际文件,从日本非法占领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在内的中国领土收回主权。战后7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声索而影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事件。因此,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不稳定没有任何依据。
美国内外政策已经严重分化
我所看到的布林肯每一篇讲话,都提到为美国工人创造机会,这是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国家的工人创造机会,那么,各个国家工人的机会就更少,因为蛋糕越做越小。而且,国际贸易就会失去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就要被扔进垃圾桶。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实践都是发达国家创造和推广的,而现在自身陷入困境了就要放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那份才能更大。
布林肯不止一次地说到对华政策就是能合作的合作,不能合作就斗争。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美国想什么都得到,既可以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得想要的,也可以用斗争获得美国想要的。但现实是有得就要有失,不失也就无所得,这是个十分简单的哲学道理。全部都得到就是全部都失去的开始。最好、最佳与最坏、最差似乎有“云泥之别”,其实它们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最好就会向最坏转变,最佳就会向最差转变。所以,中国人讲“适可而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协调分歧和求大同存小异,搁置不同意见,尽量合作。
在我的眼里,布林肯的讲话是一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和逻辑混乱的文章。上述对中国的指责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和误判,这是美国内外政策变化的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已严重两极分化,美国的两党已无法就大多国内议题达成妥协,而只有对华的强硬政策可以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拜登政府迟迟不敢修改特朗普时期错误的对华政策,也是源于这种分裂。面对中期选举的黯淡选情,拜登政府不具备全面修改对华政策的空间。在目前通胀飙升的情况下,只有在削减部分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上有些许灵活的余地,因为通胀是影响民意和选情的重要因素。
美国要“回归”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已经失败了的外交,重拾这个理念并不会有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世界是多样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也不统一。白人至上主义认同的是白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共和党认同的不是民主党的价值观。美国建国已经240多年,但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内的共同价值观问题,例如种族歧视问题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美国有私人持枪的自由,而每年死于枪下的数万无辜百姓就失去了生的自由。
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美国不断声称要与中国竞争世界的主导权,这个提法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从无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想法。而且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采取切断供应、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不是公平竞争的做法。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企图用战争和强迫手段压服对手,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想一统朝鲜半岛,结果被中朝军队打回三八线;美国也曾企图用50万军队阻止越南的统一,结果也失败了;美国想用压服的办法让朝鲜弃核,结果压出一个发展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朝鲜;美国曾想用武力解决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结果使中东多国陷入常年动乱和贫困落后状态;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花费10万亿美元,结果美军前脚撤出,塔利班后脚重掌政权。美国企图用对抗和压服的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无一成功!虽然美国的记忆短暂,但希望美国能接受教训,无论是与中国“对抗”还是“争夺”,结果都不会是美国想要的。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中国文明的古老与灿烂。经过70多年新中国的建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已找到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还会有曲折,甚至挫折和反复,但我们会克服各种困难,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从1840年之后的70余年中,中国在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饱受欺凌。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的独立主权是头等重要的。中国尊重个人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国家没有主权,何谈个人的权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享有平等的待遇。中国也是有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识和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相同。我们非常清楚,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初级阶段将经历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化和进步是个漫长的过程。自由、民主这些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不起来或是不会稳固的,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国家不发展的根源。世界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还不强,还需要更大的发展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我们十分愿意与外国朋友平等地交流也十分愿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实践,但不需要外国人居高临下的说教。中国人有句老话“正人先正己”,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弊病凸显的情况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否则实在缺乏说服力。
布林肯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相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这句话是值得赞赏的。中美两个国家的GDP加起来占世界的40%,中美贸易额也占世界贸易的40%,中美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的经济体,国家实力在世界名列前茅,中美都是核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无论是经济、贸易、科技冲突,还是军事冲突,带给全人类的必定是场灾难。所以,中美两国为了两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必须进行合作,只有合作一条路可以走。有的事可以全面合作,有的事可部分合作,但不能对抗。
我为中美关系提出一个新的“3C”原则,它们是“磋商”(consultation),有了不同意见和分歧就坐下来磋商,找到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磋商之后就进行“合作”(cooperation),在各个领域都要合作,获得一致的领域就全面合作,不能完全一致的领域就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不能合作的领域先搁置,也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合作;经过前两步实现“共同发展”(common development)。我以为这个“3C”原则比美国以前提出的“3C”原则要更合理且可实现,也是全世界乐见的。我们不愿意与美国搞“对抗”(confrontation)或“争夺”(contest),但如果美国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也不怕。而且可以断言,输的一定是美国。
希望布林肯及其团队能够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否则何以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又如何制定符合实际可实现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止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是当今世界如何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绝对不可以像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那样轻率地为中美关系定下争斗的调子。

(编辑  季节)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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