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两句谚语：“退潮之后，就知道谁在祼泳”；“退潮之后，礁石将露出水面”。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同时伴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金融战”，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俄罗斯也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行了有效的反制。美俄之间的金融博弈，让我们看到了国际金融体系及货币体系运行的诸多“真相”，而这些“真相”在平时往往被遮蔽或被忽略了。

谁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信用破坏者

答案是美国，而非俄罗斯。

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在国家间信用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全依赖一个“信”字。过去我们常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威，两国交恶，更不能随意破坏这个体系的“信”字。而在俄美金融对弈中，二者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先说美盟这方。乌克兰危机以来，在金融对弈过程中，美盟违反信用的事可谓已经干尽了，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德国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表示，美国没有法律权利扣押因乌克兰危机而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这表明，美国人很清楚这是违法的。美国及其盟友还没收或冻结俄罗斯国家及富豪的海外实物资产约1000亿美元，更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完全违反了自己所标榜的“保护财产权”价值观，这是一种赤祼祼的海盗行为。

再看俄罗斯一方。此次乌克兰危机以来，尽管美盟单方面冻结甚至没收俄罗斯海外资金与资产，但俄迄今除了警告之外，并没有采取对等措施。而且，尽管俄主要银行被踢出SWIFT结算系统，使其资金的跨境流动变得复杂，但俄罗斯一直在继续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仍然在履行债务协议。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尽管一直被美国及西方世界打压与排斥，但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自1917年以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国际债务违约事件。20世纪80年代初，在华约集团内部，前苏联曾为波兰在欧洲借贷提供巨额担保，后波兰出现债务危机，苏联认下了连带责任，用自己本不多且无比珍贵的外汇储备还账。

其实，美国人很清楚“国家信用”的重要性，所以千方百计想尽办法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信用。20世纪80年代，波兰违约连带前苏联承担巨额损失，后来解密档案显示，这其实是里根政府对苏金融战计划的一部分。后来解密的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计划》披露，美国政府曾派出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使波兰很快陷入内乱，使波兰外汇收入急剧下降导致还贷能力丧失，目的就是使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失去信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的各种金融制裁措施效果被证明有限之后，5月24日，美国财政部决定，不再延长允许俄罗斯央行通过美国和国际银行逐案处理向美国机构及投资者以美元偿付主权债务的制裁豁免许可。西方媒体认为，这是想通过关闭俄偿债通道、把俄罗斯推向历史性债务违约的边缘。因为俄罗斯今年有大量的债务已到偿还期限。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援引专业人士称，“我们（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经济体做过这样的事情。”俄方高官梅德韦杰夫则表示，这是“政治性违约”而非“金融性违约”，不会影响俄罗斯的“金融声誉”。即便是这样，俄罗斯仍然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还在想办法规避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先把6月底要支付4亿美元的利息还上，以维护自己的信用。

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不讲信用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元资产不安全，放在美国的资产更不安全，所以出现了抛售美元债务与美元资产的风潮。5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全球买家在3月总计抛售高达97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持有额由7.7109万亿美元降至7.6136万亿美元。这是至少自1978年美国财政部开始跟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大流出量。

是什么在支撑货币信用

答案是硬通货与实物资产。

货币的形式早已从当年的贵金属发展到后来的纸币，再发展到现在的电子货币和当代的数字货币。表面上看，货币的形式一直在脱实向虚，但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金融对弈尤其是俄罗斯反制的有效性表明，货币信用是建立在有抵押物上的，是要有对应标的。或者说，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的。这一基本的事实和道理并没有随货币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乌克兰危机刚开始时，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一度使美元兑卢布从开战前的73，跌到开战后不到一周的132。美国政要发表言论认为，卢布将可能贬到500，并最终成为“垃圾货币”。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卢布摆脱最初的颓势，一路升值。截至5月25日，美元对卢布汇率跌破56，为自2018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对卢布汇率自2015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58。卢布汇率为什么不仅能稳住并且上升？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有足够黄金储备，有足够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作为支撑或抵押物。俄罗斯反制的底气与硬气就在这里。这也再次表明，尽管对某种主权货币本身的需求，会影响到这种主权货币的价值与信用，但最终决定某种主权货币有无信用，还是要看这种主权货币是否有足够的抵押物、有足够的对应标的。

在国际上美元信用为什么那么强大，这种强大是靠什么在支撑？背后自然也是美国强大的硬通货和资产供给能力。但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美国的这种强大供给能力不是美国自己一家所能提供的，而由国际社会来为它共同提供。这其中，沙特的石油以及中国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及出口，其实都为美元提供了信用支撑。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愿意共同去支撑美元信用？那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支撑下的规则制定权，且这种权力在此前和当前的世界秩序下得到了各国认可。但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在透支其合法性，一直为了维护霸权胡作非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的种种作法，更是在侵蚀美元的国际信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下世界，俄罗斯在将天然气与卢布绑定，沙特在推石油去美元化，中国也不再把向美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优先手段。其后果都是让美元一点点失去抵押物与对应标的。

关于货币信用是靠硬通货与实物资产支撑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清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红色苏区组建“东固平民银行”，发行过纸币。当时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发行的纸币最终买不来东西，那就是废纸一张。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共筹集银圆3000余元。有了硬通货作为基础，平民银行发行了6000余元纸币；到1929年春，平民银行共筹集银圆8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由于有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这个红色小银行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苏区，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纸币信用好，还特地带银圆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东固兑换平民银行的“红币”。而从外地来的生意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可靠，为了携带方便，也干脆将银圆兑换成纸币跑买卖。可以说，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就深谙货币信用之道。

会不会出现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答案是一定会。

乌克兰危机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将重塑世界秩序。这种重塑本身，就包括了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因为在这次危机过程中，金融战作为混合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得如此激烈，无疑将极大加速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变化。

世界苦美元久已。美元霸权通过收取铸币税，通过反复“割”全世界的“韭菜”，早已令国际社会不满。此次俄罗斯在金融战中对美国的有效反击，至少使两类国家看到，离开美元体系并不可怕。一类是作为大宗初级产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提供者的国家，如俄罗斯、中东诸石油生产国及美洲农产品生产国；另一类是作为主要初级产品需求者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及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清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认清了美元合法性地位更多来源于“霸权支撑”，甚至是一种“幻觉”，因此，“去美元中心化进程”已经在开启。

不少国家心中有数：我只要不认美元，美元就是一张绿纸。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乌克兰危机也就三个多月，但从黑海到巽他海峡，初步呈现出一条弧形的“美元断层线”，主要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印尼等多国构成的贸易货币体系，愈加倾向于本币结算或类本币结算。可以预期，如果乌克兰危机扩大，世界政治一旦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权力体系，一定会出现相应的两个或三个金融货币体系。比如，美盟一家，反美盟一家，还有中间状态国家。这其中，美盟一家构成的金融货币体系其实很难维系，不仅仅因为内部有美元与欧元之争，而且虽然其处于国际产业链上端，但却缺乏足够硬通货（尤其是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基础性支撑。当然，这一体系一定会竭力拉住中间状态国家，但必须付出代价。

更要看到，在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进入瘟疫、天灾及战争越来越频繁的“坏时代”之后，美元强势将进一步丧失；而如卢布这样有硬通货及初级产品支撑，或像人民币这样有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作支撑，会越来越走向强势。这个时候，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以“黄金+战略资源”作为锚定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或者出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样的讨论真不是虚妄之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不懂西美尔关于货币哲学的观点。

俄罗斯金融战水平到底如何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如果说军事战场上还有迷雾看不清楚，那么，金融战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经济弱国，它的金融战打得水平很高。世人都记得，乌克兰危机之初，美国政要宣布将俄踢出国际结算系统时那句话，“要让卢布成为瓦砾，让俄罗斯变成国际社会的贱民。”而现在看来，俄罗斯金融体系基本稳住了。

这得益于俄罗斯的有效应对。首先，俄罗斯对金融战的准备非常充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受到西方金融制裁并蒙受重大损失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为今后可能再遭受金融制裁进行反制准备。至乌克兰危机前，俄央行积累了高达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列全球第四；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达2271.2吨(约7300万盎司)，约占俄外汇储备的20%。此外，俄罗斯还在大幅抛售美国国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几乎完全清空了美国长期国债。

其次，俄罗斯反制是以奇取胜。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发动大规模金融战之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大幅提高卢布基准利率、加强结售汇管制、限制不友好国家出售在俄资产、卢布与黄金挂钩、要求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出口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等等。这其中，一般的资本管制手段不足为奇，人人都想得到，且因本身是一个派生不良预期的手段，不可持久，只可以在战争初期发挥作用。而强制卢布结算，又把卢布与黄金及资源类产品挂钩，这是出奇制胜之招，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

最后，俄罗斯是后发制人，留有余地。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单方面举措，俄罗斯至今未违约、未冻结、未没收，有理有利有节。5月25日，俄罗斯又宣布在黑海水域开通人道主义走廊，用于滞留在乌克兰港口大约16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安全撤离，而这些船只装载的是粮食和能源。

随着乌克兰危机深化，未来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不少风险，但目前已是最不坏的状态了。俄方卢布结算令的落地实施很顺利，大多数欧洲国家被迫接受。因开战以来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3月份能源收入近350亿美元，4月份超过280亿美元。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统计，俄罗斯4月份的财政预算盈余2.7万亿卢布，比上个月的2.4万亿又增加了3000亿。以此估计，到今年年底，俄罗斯能源收入可能比去年多出近500亿美元，将有力支撑其经济与金融体系。

俄美金融对弈对我们有何启示

答案是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进入大动荡与不确定性时期，瘟疫、战争与饥荒阴影正向全球覆盖；中国民族复兴正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国际环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竟然公然挑衅性讨论对中国施加金融制裁之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在金融发展战略上，亦要区分并统筹好发展型金融与安全型金融。

在和平时期，发展型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时候，金融管制少一些，金融泡沫有一些，金融扩张快一些，金融开放多一些，都是需要且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预置好安全阀门，在特定时期要能够迅速转向动员型金融甚至战时金融。如果说发展型金融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是考虑优中选优，是允许概率存在，是一种积极进取型金融，那么安全型金融是一种保底型金融，是考虑如何避免最坏结果。在国家与民族生存的问题上不能允许概率存在。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进入特殊状态时，可以保证国家和全体民众在打持久战背景下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今天这样的应对，就是自克里米亚危机遭受西方金融制裁受到重创之后，基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筹划金融发展战略，预置金融反制工具。

这里举一个例子：出口退税与进口关税。如果追求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肯定是积极性金融政策工具。尤其是当下，外向型企业也因疫情影响出现困难，仅考虑经济增长，我们肯定要维持甚至扩大出口退税这一工具。但是，从安全型金融角度，我们需要考虑取消初级资源型产品、战略性物资的出口退税，取消重要的中间型产品出口退税，以保障战时供应链的安全，走“深挖洞、广积粮”的路线。在进口关税方面，从安全型金融角度，为了储备更多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降低甚至取消能源与粮食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能更有利。当然，一旦选择安全型金融发展战略，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到民众生活水平。这里面有个权衡问题。

俄美金融对弈为我们进行了一场预演，让我们看到美元霸权的本质，看到了美国随时可能不讲信用；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根本的保障就是要有足够的能源与粮食，而非花花绿绿的纸币，看到了金融反制工具的多样化与有效性；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战略必须兼顾发展与安全，必须要有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对“美国必胜的”五个假设 

美国人对“美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基于五个关键假设。第一，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胜。认为美国会输掉这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必将崩溃，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最终都会失败。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第四，美国已建立起一个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社会无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第五，要在“自由灯塔”和“山巅闪光之城”（美国），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间做出合作选择时，大多数国家会本能地倾向与美国合作。事实上，这五种假设都有可能被证明不成立。让我们逐一拆解。

第一，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轻松地打败中国。这种信心建立在挑战对手规模相同的假设上。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地球上绵延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强大而有韧性的文明在恢复元气时，会爆发出巨大的文明能量和力量。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专注于复兴和振兴中华文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着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按人均水平计算，美国拥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然而，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再由物质资源决定，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尤其是研发投资所产生的资源。美国的研发预算已经见顶，接下来会下降。中国的研发预算将继续攀升。如果美国想让研发预算跟上中国的步伐，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削减一些预算项目。然而，在美国政治中，逻辑和常识无法战胜金钱的力量。

第四，美国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社会。事实上，美国统治精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第五，20 世纪50—80年代，美国社会似乎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丧失了战略素质，也失去了激励全人类的物质和道德能力。

简言之，美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二的信心建立在满是缺陷的假设上。

中国的民主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存在着这样的假设：将美国的价值观渗入中国，中国将逐步开放其政治制度，加入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这一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即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可以轻松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期望的样子。

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吗？历史学家习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事件。自 1776年建国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尚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发展近乎美国政治历史的十倍之久。一个更小、更年轻的共和国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口是其4倍，历史比其长许多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吗？

中国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历史。中国过去两千年遭遇分裂破碎无数次，每一次中央政治控制崩溃后，混乱就会滋生，中国人民会遭受一系列苦难，从饥荒到内战和暴力猖獗。中国经历过许多处于混乱状态的历史时期，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地消除党内和政府部门内的腐败、官僚主义和离心倾向等挑战，从而保持其政治合法性和感召力、向心力。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乔治·马格努斯这般评述习近平主席：“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必须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毋庸置疑，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中国政府有能力吸引最好的人才在党内服务。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的大多数邻国更希望看到中国由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冷静理性的领导人领导。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联合国规则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这与近代史上的做法恰恰相反。20 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大的全球强国是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意识形态定位不同，但都亮出了“帝国主义”的肌肉。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越强大，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就越少。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展示过实力。它展示出大国的正常行为。当它感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做出回应。例如，2016年韩国政府同意美国在韩安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时，中国政府通过对韩实施非官方制裁来予以回击。中国是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攻击，才做出直接回应的。这并非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无端干涉。

近来，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学者、学生，甚至海外华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一群美国学者在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提出了最强烈的指控，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在广泛地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来推进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宣扬认同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拉拢美国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此外，“由于政治力量无孔不入，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公民团体、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惠于政府，并经常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一直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去捍卫正常的战略利益。将大量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只会夸大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的这个时刻，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将引起人们的过度反应，让人想起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以及反中版本的“红色恐慌”——这会把所有华人都置于怀疑的阴云之下。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自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境外战争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显然都参加过境外战争。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14亿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去影响国外60亿人民的生活。它这么做，是在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有过战略失误。1997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70%的目标……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8.5万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这些大亨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如果当初听取董建华的建议，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170万套公共住房，那么香港的公众示威活动就不会发生。西方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的斗争是自由斗士和专制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但真正的斗争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和一些房地产大亨之间的斗争。

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假设：美国人充满活力，生活欣欣向荣，中国人则不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美国人对这一说法的明显驳斥是：中国人还没有享有美国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更加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对中国人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们丰富悠久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好的治理通常持续两三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1876—1879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1300万人），1907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2500万人），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认为中国人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是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1.3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几个国家的信任度，发现在国内民众信任政府方面，中国排名第一，美国却排名第十五，中国的得分（84%）也是美国（33%）的两倍多。

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这两个目标都在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实现了。1981年，即邓小平于1978 年启动经济改革时，超过50%的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今天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有不到5%（2020年底中国全部农村人口已实现脱贫——编者注）。很少有人预料到中国的脱贫进展如此之快。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18年，这一数字是1.5倍。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每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都有政治野心。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在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了，中产阶级却在减少。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对此，西方社会的例行回答是：镇压阻止了这种情形。但是几千年来，每一个中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反抗，再多的镇压也压制不了。

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王国的体系。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借鉴了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早期的“天命”思想，主张“天为民立君”。统治者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拥有天命，因为天意是通过“民心”来传达的。反之，人民也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统治者担起责任。只要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调查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满意度最高、最乐观的群体之一。根据皮尤2015年的一项调查，88％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面临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一代更好，相形之下，其他新兴国家的比例为51％，美国为32％。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遭受着“镇压”，那么民意调查会显示出这种信心吗？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

总之，以各种社会公正标准来衡量，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自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就越大。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面，即喜欢秩序，他们也喜欢采取能更好维护秩序的措施。2014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对这一体系的构想，指出它包含四个不同的方面：政府信任体系、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信任体系。这个庞大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信任文化。这样中国民众就能知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谁可以信任。许多人对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新尝试感到高兴。

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14亿人口却享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应该促使西方进行深刻反省：如果所有社会想要发展和进步，就只能走西方道路，这样的想法是否明智？我们正在转向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角落，在那里，涌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印度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提醒我，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中国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

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美国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时，心态尤其封闭。美国的分析人士在分析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持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开放或封闭的社会，民主或集权的社会，自由或专制的社会。然而，我们已经远离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200年异常时期，我们也在远离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将在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控制、纷争与和谐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过去30年里，最大的事实就是，世界上许多尝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它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制度会引发灾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以做一项研究：对西方发起的所有“颜色革命”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有多少“颜色革命”取得了成功？又有多少失败了？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干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也许，对近期所有“颜色革命”做过最深入研究的国家当属中国。因为任何潜在对手，包括美国，要想动摇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显然都会想方设法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场自发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美国的这种信仰听起来既天真又“合乎道德”。但是，正因为有这种信仰，美国才会非常危险，中国人认为这种信仰既具破坏性又不道德。要理解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人可以回想当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并杀死近3000名美国人时，他们自己的感受。“9·11”事件的结果是美国入侵了阿富汗。回忆起被深刻铭记的“9·11”事件，如果有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中国人在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的混乱中丧生，中国人会有何感想？支持“颜色革命”的美国人也许坚信自己的意图既高尚又道德，然而，如果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近期的“颜色革命”一样，中国人的愤怒和凌厉反应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美国想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推进“道德”议程，那么践行道德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危险的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一成不变。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不过，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有弹性，并不脆弱。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治理的“大秘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与昔日苏联僵化、缺乏弹性的官僚体制相比，中国的体制反应灵敏且能担起责任。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洪源远如此描述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自 1978年开放市场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未以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没有正式保护个人权利，也没有放开言论自由，而是在不放弃一党制的同时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制和对权力的部分限制。

这些改革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具有民主特征的集中型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公共行政部门对规则和激励措施进行了调整。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同，在中国，人们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灵活且富有洞察力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领导人，都涉猎中国思想经典著作。熟读经典又使他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充满兴趣——中华文化是有思想的。他们从中明白：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思想僵化、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此，许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在实践中必须灵活地加以调整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得以延续。

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完全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

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每年，中国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初创企业。中国也从其他现代化城市，如新加坡那里学到了最好的做法，这使人们在上海和深圳——世界上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两座城市——开展新业务非常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监测了北京和上海的营商便利程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位列本年度营商环境改善全球前十名。……中国（在过去一年里） 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首。”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取消了三项程序，如今在中国开办企业只需要九天，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相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将出现世界上规模最大，也许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群体将逐渐要求在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需求将会出现。

意识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应对它。并非所有过渡都是一样的。东亚的民主制度跟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在西方政治环境中，同一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东亚，长期执政已成为常态。日本的自民党虽然在 1993—1994年和 2009—2012年短暂失势，但实际上已经统治了日本50多年。同样，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显然，东亚社会的文化更适应政治连续性和政治稳定性。改变本身并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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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年，将奠定未来5～10年的重要基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我们正处于万丈深渊的边缘，而且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我们的世界受到的威胁和分歧从来没有如此之大，我们在有生之年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系列危机。”

乌克兰危机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量

2020年的世纪疫情延续至今，乌克兰危机接着在欧洲大陆上演。未来5～10年可能要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这一两年集中爆发，举目世界，惊心动魄。

实际上乌克兰危机已经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演化的转折性事件。二战后，美国主导推动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大机构的建立，从此奠定了战后以和平发展为主基调的国际治理框架、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形成对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这种国际秩序延续了76年，也保证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国际治理、国际规则、国际标准，总体上对整个人类发展有利，对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有利，对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攫取利益积累财富有利，对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有利，对形成全球新的、比较稳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有利。

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利用各种方式挤压、遏制俄罗斯，逼迫俄罗斯绝地反击，目的是“一石四鸟”：一是发战争财。美国有4000多个军工复合体，在历史上只有16年没有战争，其他230多年都在打仗，美国众多军火供应商需要不断发生的战争创造需求。同时制造能源危机，切断俄罗斯和欧洲能源供给关系，抢夺欧洲的能源市场。二是用乌克兰做棋子，用北约的整体力量围剿俄罗斯，并且配合美国货币政策，使全球资本加快向美国回流，转嫁美国的债务风险和通胀风险。三是重创俄罗斯，对冲中俄已经形成的战略互信和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四是切断俄欧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彻底决裂。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要让俄罗斯成为世界的弃儿、世界的孤儿。

美国要加快美元回流，转嫁通胀危机、债务危机，还有面临的国内分裂危机等一系列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前通过美元、美债等经济手段可以转嫁矛盾和问题的经济武器正在逐步失灵，被世界各国识破，难以大规模转嫁，最后转嫁的唯一通道就是战争。俄乌冲突改变了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态势和走向。世界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都将跌入战争陷阱——“乌克兰陷阱”。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世纪疫情给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及交流带来了重大影响，全球疫情依然在高位运行，奥密克戎毒株的高传染性和隐蔽性提升了防控难度，一些地区的死亡人数再现高峰。

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5月4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5.13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25.06万人，死亡率1.2％；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7.81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673人。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俄罗斯、韩国、泰国、意大利、希腊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美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累计确诊超8324.01万例，死亡超102.15万人，分别占全球约16.22％和16.34％，确诊死亡率为1.2％。

因此，疫情当前状况和未来走势也是一个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变量，到底是采取欧美国家的方式放开管控任其发展，还是中国式的动态清零，这两种选择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将非常之大。笔者认为，从疫情开始，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并不是不想动态清零，而是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能力、执行力和民众的配合度，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的动态清零。2月份以来，全球超过60％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或者计划放宽出境游，75％以上的地方都放开了入境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应对和选择，稳妥论证恢复经济加强国际交往的实际步骤及尺度，同时防止疫情反弹，这对我们将是重大考验。过去两年，中国的硬核防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令世界惊叹，中国防疫直接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4％，大幅低于“躺平”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支出和收入损失占GDP比例为4.8％，而美国、英国的支出和收入损失占比分别为25.5％、19.3％，远超中国。这是中国在抗疫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重大竞争优势。在新形势新变化下，中国能否把既有优势转化为新的增量优势，这不仅是当前大国竞争博弈中至关重要的筹码，也是能否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动力不减的关键。

在全球普遍采取放开抗疫管控措施之前，一方面，中国内防反弹、动态清零的政策必须更加精准，避免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讲求速战速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做好后疫情时代放开的准备工作。

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脆弱极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2022年世界经济进入复苏之势，尽管复苏基础极其脆弱。根据世界银行、IMF年初预测，2022年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产出都将全面复苏。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主要国际组织、著名智库和经济学家进一步调低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2年3月24日发布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6％下调至2.6％。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4.1％下调至2.8％。4月18日，世界银行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1％下调至3.2％。4月19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

总体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呈现K字型的分化趋势。经济增长仍然非常脆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战争进一步升级和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加剧，不排除全球经济会出现比2020年衰退程度更深的状况，有可能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低增长或负增长的衰退周期。

如果战争进一步升级，俄罗斯所受制裁和反制裁进一步升级，将对俄罗斯、乌克兰、欧盟、英国和对俄乌能源粮食等依赖程度高的国家的经济形成持续性打击。目前美欧等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累计已经超过9000多项，俄罗斯经济部预测，2022年俄罗斯国内GDP将萎缩8.8％，较为悲观的预测是，2022年俄罗斯经济将下降12.4％。美国总统拜登4月6日在华盛顿北美建筑工会全国立法会议上表示，制裁可抹去俄罗斯15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欧盟2021年41％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整个欧洲都可能出现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难民危机。美国商务部4月28日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1.4％，这是2020年疫情之后美国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为4.8％，但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疫情反弹和预期减弱的四重压力。乌克兰危机和战争制裁引发的连锁效应将逐步发酵，会整体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全球不排除回到2020年负增长的水平。一些受疫情和战情影响严重的国家，经济则可能陷入大衰退。

高通胀会持续推高一些国家生产生活成本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发达经济体来看，通胀率都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大部分国家高通胀从生产价格指数（PPI）转移到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时滞期刚刚到来， CPI上涨预测将会持续到2023年。

重要经济体创几十年来最高通胀水平，近百个国家通胀率都创下历史新高，超过5％。美国6月通胀率高达8.6％，创198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全年通胀率可能高达10％；欧盟一季度通胀率达到7.5％，创二战以后的历史新高。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2021年，22种有色大宗商品环比年均涨幅为62.64％，其中10种有色商品高于平均涨幅。镁、氧化镨、镨钕氧化物、镨钕合金这4种商品2021年涨幅超过100％。能源价格涨幅更加离谱。衡量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强弱的彭博大宗商品指数同期上涨了108.7％。世界银行4月26日发布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称，过去两年能源价格的上涨是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涨幅，预计2022年食品价格将继续升高22.9％，小麦价格可能上涨40％。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扩大升级，全球市场反应剧烈，避险情绪加重，黄金、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等价格一路飙升，运输价格暴涨。叠加战争、疫情、供应链断链和一些国家“躺平”等因素，石油天然气价格达到了历史天花板。

与此同时，粮食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国际粮食署数据显示，至2022年3月，全球谷物价格指数涨幅超过65％。其中，小麦期货价格自2020年初上涨了125％；玉米期货价格上涨了150％。2021年国际粮价上涨了28％，达到近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突破2011年高位，奶类、谷物、植物油油脂等食品价格持续走高。全球19％的大麦、14％的小麦和4％的玉米产自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小麦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1/3，玉米出口量占20％。俄罗斯还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出口国，占全球市场供应量的13％，氮磷钾三种化肥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位，目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上涨300％。世界正进入一个没有足够食物供应的时代。

随着美元加息、美联储资产缩表、俄乌战势变化、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全面严厉制裁等进一步发展，全球石油天然气和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出现跌宕起伏，或是在高通胀基础上变本加厉再创新高。

金融风险加剧有可能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美国货币政策急转弯和外溢效应给全球带来极大金融风险，不排除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美国面临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率。美联储鹰派人物预测，2022年如果控制不了通胀，会持续加息7次，且不排除特别加息。现在美联储资产的负债表已达到8.9万亿美元，美债现在已超过了31万亿美元，债务风险推高了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继续举债，债务上限从2021年至今第四次提高，确定为31.4万亿美元，再延期两年，一方面收紧资产负债表，一方面继续举债印钞。

俄罗斯被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也是推动金融风险加剧的要因。近年来，欧美数次通过禁用SWIFT手段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2020年俄罗斯替代SWIFT系统的本土银行结算系统SPFS的使用量相比上年提升1倍，在其境内的使用比例达到20.6％。欧洲也已经建立了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在加快构建中，截至2020年末，共有境内外1092家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入CIPS。CIPS实际业务可触达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2021年发展了613家国际银行会员。

国际储备管理者为保安全而持有美元的理由会越来越少，因为美元储备有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被夺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Kenneth Rogoff指出，将美元“武器化”或将在20年内结束其主导地位。IMF第一副总裁 Gita Gopinath 警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可能逐步削弱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四分五裂。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将迎来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出现美元荒或者货币贬值，从而引发局部或者全球性金融危机。

全球性债务高企增加实施财政政策难度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世界经济收缩，全球债务水平飙升，债务风险、债务危机陡然增加。国际金融协会（IIF）2022年2月23日发布《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达到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1年全球债务比2020年增加1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达到350％左右，而2020年曾达到创纪录的360％。2022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债务水平仍会保持在高位，一些国家极有可能遭遇债务塌陷。

发达国家政府负债飙升。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美国近年债务规模加速膨胀。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较上年GDP（约23万亿美元）高出7万亿美元。欧盟及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大幅攀升。据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2021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1％，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0％，欧盟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4.65万亿欧元上升到2021年底的7万亿欧元，目前仍在继续上升。

新兴市场国家债务连续10年升高。2021年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比2020年增加8.5万亿美元，超过了95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约为248％。

全球供应链断链与供应链重构的风险巨大

科技进步以及冷战后基本稳定的国际秩序，共同推动了国际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造就了过去几十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格局。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受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升级、局部战争动乱的影响，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溢出效应凸显。全球供应链断链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同步出现，直接影响目前世界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并由此打破大国博弈中斗而不破的局面。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立在多元、多层、多样、多维度相互嵌套、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撑的基础上：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中俄对西方的科技及高端设备依赖；国际贸易从以最终产品为主转向以中间品为主，中间品既是连接产业链、供应链的客观需要，是全球产业布局相互嵌套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冲突中弹性或投鼠忌器的硬约束。

近年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或重构，是逆全球化运动中最具标志性的浪潮。三大因素正在发酵：一是疫情因素，疫情严重的国家生产流通尚未完全恢复或者反弹，产业链、供应链受阻；二是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正在持续推动缩短供应链和供应链的重构，现在已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三是乌克兰危机和战争结束后留下的“战争后遗症”，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政客带头，一些国家紧跟，以各种方式切断和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力图争夺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全球领导力。=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切断产业链并且“去中国化”，已经进入实操阶段。3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将斥资520亿美元对半导体产业进行补贴，同时投资450亿美元强化高科技产品供应链。3月28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项代号为Chip4的新计划，提议成立一个由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力图重构并巩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位，补上制造短板，一举将中国大陆逐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美国还将通过美墨高级别经济对话，制定一份参与跨境供应链关键部门的联合清单和程序，以便在发生危机时保持供应链的连续性。

疫情中全球集运供应链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乌克兰危机又加剧了这一紧张局面，特别是加剧了国际物流风险。2022年3月1日，全球前两大集装箱航运公司荷兰马士基和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同时宣布，除食品、医疗和人道主义用品外，暂停其他所有进出俄罗斯的货物预订服务。德国赫伯罗特、法国达飞轮船和日本海洋网联船务，暂停俄罗斯货物的预订服务，以应对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据Alphaliner的数据，这5家运营商总运力占全球市场的近60％。油轮行业的许多公司拒绝装载俄罗斯石油货物。从集装箱、油轮到干散货和天然气运输，暂停对俄罗斯业务的公司将影响到所有航运部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黑海和亚速海水域已被添加到高风险区域，而该水域的港口是粮食和煤炭的主要贸易枢纽。由于俄罗斯、乌克兰在全球金属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全球基本原材料的出口和制造，如镍、钛、钯等重要的制造业用金属，受其影响的行业包括半导体、汽车、航空等。

全球灾害频发与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与环境继续恶化，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地球上每分钟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毁掉。近30年来，每年森林被砍伐的面积为800万公顷，全球森林正在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全球大气污染加剧，人类过度消耗各种矿产资源。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2022年和今后数年，全人类或将面临更大的生态灾难，包括极寒天气、极热天气，一些国家频发水灾、火灾、旱灾、风灾、雪灾、蝗灾，气候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社会为之困扰的两大难题。

气候环境恶化导致极端灾害。近期，中科院发布全球首份2021年全球海洋变暖报告：2021年全球海洋温度普遍升高且南大洋、地中海等海域均创下历史纪录，这些现象都将引发更大的灾难。海洋变暖后将直接影响地球南北极的冰川融化，且还会迎来海平面的上升以及雨水天气。2022年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中东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在下降，湿气流北上，气候降温幅度很大。国际有关组织发布的2022年风险报告预计：未来10年，人类将迎来频繁不断的极端天气、多种生物濒临灭绝且生态系统面临崩溃。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主要国家和地区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旨在控制气候变化的协定。据能源与气候智库（ECIU）统计，全球132个国家及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2020年，中国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国际上有126个国家和欧盟以立法、法律提案、政策文件等不同形式提出或承诺碳中和目标，其中苏里南、不丹两个国家由于低工业碳排放与高森林覆盖率符合要求，已实现了碳中和目标。

政治动荡与地缘格局深刻调整及演化

2022-2023年，20％的国家会产生政权更迭交替，是全球政治周期更替密集的时期。而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因政权交替引发的政策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还影响着相关国家的政策走势和经济发展，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稳定。

一些主要国家政权更迭和局部调整，对世界秩序会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将进行中期国会选举。这将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埋下伏笔。作为欧盟三强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全部换届。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胜选，成为20年来首位连任的法国总统，但他将面临一个“分裂”的国家和脆弱的欧盟。政权更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是德国、法国、韩国、菲律宾、埃塞俄比亚、伊朗等。

地缘格局将继续加快调整。全球再次出现政治极化的趋势。世界秩序的形成和选择，几百年来从没有摆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调整与演化。一些霸权国家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近年美国主导构建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五眼联盟、蓝点网络计划、美印以阿“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比如美国主导的北约5次东扩，比如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以说目前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是破坏世界秩序的动乱之源、战争之源、灾难之源。

以疫情为契机，以乌克兰危机为转折点，全球化的钟摆开始摆向另外的一端。必须看到，全球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固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全球化的退潮将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影响世界格局最大的变量仍是中美关系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GDP占全球的40％，制造业产值占40％，两国总计占IMF一篮子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SDR）比重为全球的55.66％。近1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量中的80％是来自美国和中国。202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0％左右，美国占世界经济绝对量的24％。中国占世界 GDP的比重到2025年将上升到20％以上，到2035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网络强国、军事强国。

美国的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亚太和“印太”地区，把中国作为最大和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维持大国间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甚至把高度关联的整个世界撕裂。

中美建交几十年来，两国经济已经深度交织和相互嵌套，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链接，目前在华美资企业已达7万家之多，年销售额高达8000多亿美元，比中美贸易总额还高出1000多亿美元，尤其是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巨大的人力资本市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数据显示，约60％的美国在华企业2021年在中国实现盈利，2/3的公司计划2022年增加在华投资，近2/3的公司把中国列为世界第一或前三名的投资目的地。必须珍视中美建交后几十年发展的经济联系与人民之间的往来，其中一个国家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哪怕迫不得已也要寻求共存之道。这就是中美关系面对的现状，这也决定了中美间的竞争关系决不能走向冷战。

中美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的意义，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世界和平发展、人类前途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处理与走势，对于世界格局演化是最大的变量，假如美国非要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逼迫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用尽一切办法挑战中国底线刺激中国，假如在中国周边爆发了类似乌克兰危机的战争，最终的结局不是美国说了算，而是中国和世界正义的力量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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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不放弃合作的希望

今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政策的讲话。认真阅读了这篇讲话，应该说他在这篇讲话中的说法有些改变。文中提到了不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而是要避免打新冷战。讲话中没有沿用过去的“3C”政策，即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现在是“投资、结盟和竞争”。所谓“投资”就是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所谓“结盟”就是拉住原有的盟友，建立新的盟友和伙伴，以共同对付中国。所谓“竞争”就是要在全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力进行竞争，以保住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布林肯仍无法割舍对英文字母C的偏好，讲话快结束时又找出了一个以C开头的词表述对华关系，即“竞赛、争夺”（contest）。无论如何，这篇讲话的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虽然，我无法认同布林肯国务卿多数看法和论点，但还是要指出，只要美国有合作的意愿，我们从不放弃争取合作的希望。

美国对中国的胁迫体现了什么

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颇深，美国尤甚。很少有西方人能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布林肯在讲话中说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要为共同的事业有效合作。美国的政策是使各国不受胁迫（coercion）和侵略（aggression），人民、思想、货物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转移供应链、切断供应、强迫退市、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以投资审查为名禁止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哪一种做法可以称为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流动呢？

布林肯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并批评中国没有与西方一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违反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均是以北约这个所谓防御组织的名义发动的，然而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国务卿不会如此健忘吧？刚刚从阿富汗撤军，就忘了自己是怎样违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吗？

布林肯说要以“现代化”(modernize)“改革”(reforming)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批评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只许美国改革国际秩序，而不许中国改革国际秩序，这个道理和逻辑如何讲得通？布林肯说要使国际秩序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大小国家的利益，但是大小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例如美国要主导世界，而太平洋上的岛国只求生存。所以，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现代化和改造成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布林肯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冷战，反而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美国组织奥库斯、四方机制、拉欧盟到南中国海、修改北约的核心原则、将北约引入亚洲、邀请东盟和日韩参加北约会议，布林肯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盟等地区到处讲话，每每必提中国的威胁，要与中国斗争，不能让中国获得科技、军事上的优势，这些不是冷战又是什么？难道这也可以称之为合作吗？如果不是冷战，何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些机制？布林肯说要“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这与围堵又有什么区别？美国要建立一个公平和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既然是包容性的，为何又将中国排除在外？

布林肯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建设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却又说美国军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也就是说美国军队可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中国军队不行，这不是霸权主义难道是平等的宣示吗？

布林肯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批评中国的“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政策，但经济胁迫的定义又是由谁定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在1971年以前对中国实行了22年的封锁，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动不动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制裁其他国家，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惯常使用的长臂管辖，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切断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芯片供应，是不是经济胁迫？这个单子还可以拉得很长，用一句中国成语就是“罄竹难书”，如果美国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美国不认可的事情，这与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致吗？

布林肯说，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与机会中获益最大。中国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环境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我不能苟同布林肯声称中国在破坏这个秩序的指责。全球化的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后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从而掀起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国际环境与秩序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为何布林肯说中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大？受益同样大的还有东亚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

利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美国与发达国家获得明显的效益优势，赚得钵满盆满，这使美国与发达国家得以维持长期的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经济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人民也获得了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也是美国可以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渡过纽约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2008年到2021年，美国纽约的股市指数上涨了数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2009年开始到2021年11月24日，道琼斯指数从8776点上涨到35804点，涨幅达307%；标普500指数从903点上涨到4701点，涨幅420%；纳斯达克指数从1577点上涨到15848点，涨幅904%，这些难道都不算美国的巨大利益吗？难道这是中国破坏这个体制的证据吗？其实没有一个公平和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哪一个国家从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利最大。既然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为什么我们不共同协商如何维护、改善和发展好这个秩序？反而要搞什么供应链、产业链转移和脱钩呢？

布林肯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作法。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不如美国开放，法律制度也不如美国健全，公民和企业守法的意识也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不等于中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奴役、欺负、剥削和掠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给我们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上的优惠，也是对美国西方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一种赔偿。况且WTO每两年就要审查一次中国的贸易制度，并没有发现中国违反了WTO的规定。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协商如何改革WTO，反映世界已发生的变化，更公平地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布林肯指责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移。中国在合资企业的条款中确实有要求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就此判断是强迫技术转移缺乏说服力。其主要原因是，现在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而专利的保护少则几十年，这种技术垄断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国际社会一致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进行合理的专利保护和技术交易，而不是切断正常的技术交流与互鉴，将促进科技进步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的道路堵死。

布林肯没有去过新疆，所以对新疆的指责所依据的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不值得一驳，希望布林肯有机会去一趟新疆后再评论中国的新疆政策不迟。

布林肯对香港问题的指责更无道理。当2019年美国把冲击香港立法会作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加赞扬，而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的冲击定性为暴乱，逮捕了几百人，还要起诉特朗普，这种双重标准清楚地告诉我们香港动乱的背后究竟是谁了。

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不稳定，这种指责是颠倒黑白的。在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仅签订了贸易互惠的文件，而且台湾也可以参加世卫大会。那是因为两岸之间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和平、台海稳定的政治基础。现在台湾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之间和平稳定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这个责任在民进党当局，怎么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呢？而我们都清楚在背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是谁。美国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近40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台售武，而且在增加。中美建交的条件就是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件事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现在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实际恢复了美台之间的条约义务；用训练台军的方式恢复了驻军；用提升对台的外交待遇恢复了准外交关系。因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动摇，这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关键。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林肯也是不讲事实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所有权有史可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租用美国的军舰从日本手中收复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德黑兰宣言》两项国际文件，从日本非法占领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在内的中国领土收回主权。战后7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声索而影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事件。因此，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不稳定没有任何依据。

美国内外政策已经严重分化

我所看到的布林肯每一篇讲话，都提到为美国工人创造机会，这是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国家的工人创造机会，那么，各个国家工人的机会就会更少，因为蛋糕越做越小。而且，国际贸易就会失去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就要被扔进垃圾桶。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实践都是发达国家创造和推广的，而现在自身陷入困境了就要放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那份才能更大。

布林肯不止一次地说到对华政策就是能合作的合作，不能合作就斗争。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美国想什么都得到，既可以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得想要的，也可以用斗争获得美国想要的。但现实是有得就要有失，不失也就无所得，这是个十分简单的哲学道理。全部都得到就是全部都失去的开始。最好、最佳与最坏、最差似乎有“云泥之别”，其实它们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最好就会向最坏转变，最佳就会向最差转变。所以，中国人讲“适可而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协调分歧和求大同存小异，搁置不同意见，尽量合作。

在我的眼里，布林肯的讲话是一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和逻辑混乱的文章。上述对中国的指责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和误判，这是美国内外政策变化的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已严重两极分化，美国的两党已无法就大多数国内议题达成妥协，而只有对华的强硬政策可以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拜登政府迟迟不敢修改特朗普时期错误的对华政策，也是源于这种分裂。面对中期选举的黯淡选情，拜登政府不具备全面修改对华政策的空间。在目前通胀飙升的情况下，只有在削减部分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上有些许灵活的余地，因为通胀是影响民意和选情的重要因素。

美国要“回归”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已经失败了的外交，重拾这个理念并不会有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世界是多样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也不统一。白人至上主义认同的是白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共和党认同的不是民主党的价值观。美国建国已经240多年，但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内的共同价值观问题，例如种族歧视问题、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美国有私人持枪的自由，而每年死于枪下的数万无辜百姓就失去了生的自由。

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美国不断声称要与中国竞争世界的主导权，这个提法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从无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想法。而且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采取切断供应、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不是公平竞争的做法。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企图用战争和强迫手段压服对手，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想一统朝鲜半岛，结果被中朝军队打回三八线；美国也曾企图用50万军队阻止越南的统一，结果也失败了；美国想用压服的办法让朝鲜弃核，结果压出一个发展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朝鲜；美国曾想用武力解决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结果使中东多国陷入常年动乱和贫困落后状态；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花费10万亿美元，结果美军前脚撤出，塔利班后脚重掌政权。美国企图用对抗和压服的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无一成功！虽然美国的记忆短暂，但希望美国能接受教训，无论是与中国“对抗”还是“争夺”,结果都不会是美国想要的。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中国文明的古老与灿烂。经过70多年新中国的建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已找到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还会有曲折，甚至挫折和反复，但我们会克服各种困难，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从1840年之后的70余年中，中国在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饱受欺凌。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的独立主权是头等重要的。中国尊重个人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国家没有主权，何谈个人的权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享有平等的待遇。中国也是有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识和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相同。我们非常清楚，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初级阶段将经历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化和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由、民主这些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不起来或是不会稳固的，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国家不发展的根源。世界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还不强，还需要更大的发展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我们十分愿意与外国朋友平等地交流，也十分愿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实践，但不需要外国人居高临下的说教。中国人有句老话“正人先正己”，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弊病凸显的情况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否则实在缺乏说服力。

布林肯说，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相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这句话是值得赞赏的。中美两个国家的GDP加起来占世界的40%，中美贸易额也占世界贸易的40%，中美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的经济体，国家实力在世界名列前茅，中美都是核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无论是经济、贸易、科技冲突，还是军事冲突，带给全人类的必定是场灾难。所以，中美两国为了两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必须进行合作，只有合作一条路可以走。有的事可以全面合作，有的事可部分合作，但不能对抗。

我为中美关系提出一个新的“3C”原则，它们是“磋商”（consultation），有了不同意见和分歧就坐下来磋商，找到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磋商之后就进行“合作”（cooperation），在各个领域都要合作，获得一致的领域就全面合作，不能完全一致的领域就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不能合作的领域先搁置，也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合作；经过前两步实现“共同发展”（common development）。我以为这个“3C”原则比美国以前提出的“3C”原则要更合理且可实现，也是全世界乐见的。我们不愿意与美国搞“对抗”（confrontation）或“争夺”（contest），但如果美国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也不怕。而且可以断言，输的一定是美国。

希望布林肯及其团队能够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否则何以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又如何制定符合实际可实现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止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是当今世界如何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绝对不可以像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那样，轻率地为中美关系定下争斗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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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作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刺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能源形势恶化，能源安全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迅速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市场正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军事能源领域也将迎来长期和深刻的变革。

军事能源领域影响分析 

军事能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军队全域取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机动能力、持久作战能力，扩展军队作战范围，同时还消耗大量资源、影响部队结构并加大被敌袭击风险。

在先进武器快速发展、新型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供给的脆弱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严峻性，美军、俄军、英军在21世纪以来均发布了军事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军事能源领域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一是燃油消耗成为国防开支的沉重负担。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单一消费者，从2010年到2017年，美军平均每年燃料开支约137亿美元，其中55%依赖美国本土以外地区的供给，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军事能源供给构成不利影响。据测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美军作战成本将增加13亿美元。

二是传统能源供给线的脆弱性制约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人类社会进入第四代“非对称性战争阶段”，参战人员与平民之间界限趋于模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军队作战后勤保障的环境愈加复杂与多变。同时随着装备水平的提升，保障和维护能源攻击线的负担逐步放大。2007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有3000多名军人与供应商员工在为美军输送油料和水的过程中伤亡。

三是战争形态变化和先进装备需要高效能源供给，对能源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战争形态，武器系统也在不断演化，需要消耗更多高品质的作战能源，也需要新的能源装备提高作战效能。外媒称，美军涡轮发动机驱动的M1型第三代主战坦克油耗是上一代的4倍，德军212A、214型燃料电池潜艇在演习中创造了常规潜艇潜航记录，某外军营级部队配备的无线设备数量较10年前增长250%，计算机数量增长500%，这类设备普遍需要长寿命电池、高效储能装备和无线充电等新型军事能源装备。

近年来，世界各国面向未来战场制定的军事能源战略表现出三个发展趋势：高效利用、多元化供应、一体化管理。

一是从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个角度推进能源的高效利用。组织文化上加强军队节约用能的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上加强用能规划，技术上引入节能技术与数字化管理手段。

二是以多元化供应为目标优化军事行动的能源供给。从燃料来源上，加强与多种渠道供应链的结合；从能源种类上，发展燃油之外的多种作战能源供给方式，如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等，发展民用电网之外的独立设施能源体系，如利用新能源与储能设备构建微电网、研发微型核反应堆等。

三是构建一体化的军事能源管理体系。以制度化建设为牵引，将能源因素融入军事规划、战略决策、作战训练、武器研发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数字化设备构建智能一体化能源管理体系，使对军事能源进行端到端的精细化管理。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形势与军事能源的影响

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等能源，在世界能源市场拥有无可或缺的地位。乌克兰危机及随后的对俄制裁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上涨与恐慌情绪蔓延，各国调整能源政策，全球能源版图在重构中。

一是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石油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冲突爆发伊始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一度达到每桶139.13美元，恐慌情绪平复后，价格依然在每桶100美元到110美元区间高位震荡。天然气方面，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从2月28日的每百万英热4.667美元持续攀升至5月11日的7.742美元，上涨约65%。

二是世界能源供给版图与各国能源政策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能源安全是各国首要目标。能源进口国方面，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短期内虽对俄进行多达5000项制裁，但仍在以每天1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俄气”，对停止购买俄气的承诺始终放在“未来”实施，并开始恢复核电、煤炭等短期可见效的能源供给方式。中期看，欧洲国家将通过建立多元化供给体系逐渐摆脱对俄气的依赖，但是天然气供应依赖的基础设施有5到10年的建设周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长期看，欧洲各国将制定政策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出口国方面，美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石油市场一体化程度高，汽油价格随全球市场大涨，并导致40年来最高的单月CPI涨幅（3月CPI涨幅8.5%），在经济承压的状况下，拜登政府屈从于自身及欧洲盟友的能源中短期供给需求，主动改善与OPEC国家甚至与伊朗、委内瑞拉的关系，以促进其扩产；而沙特、阿联酋为首的OPEC组织国家始终维持产能，并不积极响应欧美的要求，旨在享受石油价格上涨期的经济利益，并且以扩产为条件交换伊核问题、西方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支持等政治利益。

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其军事能源能力的实战表现受到全球关注。在无法就地获取后勤物资、后勤通道被乌克兰战术小组袭扰、作战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等挑战下，俄军以传统油料为主要燃料支撑合成装甲部队为主的军事能源体系遇到了较大困难，是俄军久战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分析，约20万参与作战的俄军每天需要800吨给养，其中每天需要的燃料达400万公升，营级战斗群仅能携带5天用量的燃料，所以每3天就要进行补给，后勤保障压力很大。而乌克兰境内战线半径大、天气情况恶劣；乌军在西方支持下，单兵武器先进、情报支持及时等情况更增加了俄军后勤的风险。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发达的社交媒体上，俄军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车辆在道路上因缺少燃料被抛弃在路边的图片和影像片段向全球直播了俄军能源保障的困境，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研究机构的重视与关注。

通过乌克兰危机展望军事能源领域的政策发展

军事能源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危机对能源市场的巨大影响与俄军的战场表现给世界各国以警示，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制定首要考量因素，发展创新军事能源技术、摆脱传统能源依赖，是提高军队在未来战场作战能力的必要手段。

一是我军正处于以传统石化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历史阶段，在未来5到10年内仍需要通过多元化供应体系的建立和石油储备机制来保障传统油料的能源安全。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43%，在不可避免须依赖国际能源市场进口能源资源的同时，要吸取欧洲各国的教训，高度多样和分散进口来源，不对任何单一的国家形成过高的依赖；要保证在急需和紧急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规模上，石油、天然气、新型能源技术可以相互补充，从而保证军队的能源供应，避免因燃料供给不足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建设并保有一定规模的能源储备是应对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过乌克兰危机的实际观察，已经建设一定规模储备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以及其他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进口国或能源进口国，肯定会继续加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应急储备规模，作为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或能源危机的最后手段。我国需逐步融合军事能源和民用能源储备的壁垒，优势互补，发挥军队油库安全、防护能力强和地方油库容量大、分布范围广的特色优势，结合国家储备需求和各个战略方向的不同威胁，合理区分储备任务，构建起结构均衡、布局合理、储备配套的军事能源储备体系。

二是新军事能源的技术创新是我国能源独立的最终路径，应大力投入在军事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占领军事能源技术制高点。在传统能源体系下，国际地位、资源禀赋、军事力量、金融主导权等因素客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状况。如果仅以传统能源安全观指导未来能源安全战略，其政策逻辑仍将是在美国等主要国家主导的世界能源格局中，通过对外投资、能源外交等手段去争取有利于本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事实证明，中国尽管是能源消费、进口大国，但是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影响能源格局的能力，也不具备原油价格国际市场控制力。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能源体系的束缚，通过自主可控的新型能源装备研发与应用，充分利用我国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集中力量研发微型反应堆等战略性技术，才能打破我国油气资源禀赋的天然限制，占领技术制高点，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军事能源的安全保障。

三是战争形态的变化导致传统作战能源保障失效，需以新型能源保障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作战任务开展。在俄乌战争中，俄军以合成营为主力战斗单元、以坦克、运输车辆、大型舰艇为主要战力实施作战任务。而部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平台支持下，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取情报、发布信息、部署作战任务，以战术小队袭击俄军补给线及后方单位的方式屡屡奏效，凸显了以长距离补给输送油料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的弱点。通过观察本次战争的情况，能源保障对象从有人装备向无人装备拓展，例如高空无人机需要长期执行侦察警戒任务，对能源持久性要求较高；能源保障储备向零散分布、柔性调整转变，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作战力量高度分散，传统的以油料为主的集中统一储备方式将逐步向多种能源并存的零散分布储备方式转变，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智能算法对每种能源在不同地理位置所需的储备数量进行科学计算，是满足军队柔性用能、保障时效性的重要手段；能源保障供应向就地取能、远程供能调整，随着作战面积的扩大，俄军油料运输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后勤需求。未来智能化军事能源保障将更多利用战场周边的能量进行转化，通过高效利用太阳能、生物能源、垃圾发电等方式，增大前方作战部队从周边主动获取能源的能力。

四是在军事能源领域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选择与技术领先的新能源企业合作，建立科学高效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我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与人才积累，加快新型军事能源保障装备的研发。

近年来，美军借助地方科研机构和企业独立或联合开展能源技术、装备研究，积极推动军事能源技术创新应用，吸纳民用新能源技术在军事能源领域率先尝试和不断完善，形成了军民融合开放的军事能源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了军事能源在短短十几年间得以迅猛发展。我国应该加强能源技术的军民深度融合，结合国家能源创新战略确立军事能源重点技术创新领域，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推进军事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优先安排新能源技术在军事领域先行先试；建立军事能源科研力量，完善能源军地联合开发、成果转化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军地力量统筹、技术联研、设施共建、信息互通的融合式发展格局。

军事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展望 

从军事能源技术视角看，国际上通常将军事能源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设施能源(Facility Energy)，即维系军事设施日常运转所消耗的能源，比如供暖、制冷、照明，以及用于非作战用途的交通工具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智能微电网的广泛应用和军用小微堆的研发。二是作战能源(Operational Energy)，即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所消费的能源，其使用主体为战士、武器系统、机动装置以及作战平台等。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燃料电池、锂电池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应研究军事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于有较为成熟技术的领域，如新能源、锂电池、智能微电网等，应加大力度，通过“民参军”转化和应用民用技术，使其满足军事应用的需要；对于技术在成熟过程中、产业尚不发达的领域，如氢燃料电池，应与技术积累的科研单位合作，以军促民，推动技术在军事环境下应用；对于战略价值重大但还是发展初期的技术，如微型反应堆，应集中科研力量突破，尽早推动示范工程的设计、验证和技术落地。具体展望如下：

智能微电网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已经在我军广泛试点，据《解放军报》报道，目前已有80个以光伏、储能为主的智能微电网在边防海防落地，并针对高原地区、高寒地区、海岛地区、台风地区等无法接入大电网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建设可再生能源局域网。未来随着绿色能源的要求，在大电网可以接入的地区也需要逐渐利用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构建智能微电网，为军营提供绿色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微型反应堆是近十年来美俄能源部、军方持续研究的战略方向，其能量密度高，可长期不换料，模块化便于维修维护，能够满足在海岛、岸基、战时营地等多种需求。为国防战略需求研发的可移动式微型反应堆被视为战略性的军事能源解决方案，具有“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战略价值。

一是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科技战场电力需求，支持激光武器、电磁炮、电子脉冲武器、高性能雷达等高能装备的使用，并保障战场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机的运行。

二是大幅减轻燃料后勤补给压力，降低战时补给线伤亡率，例如一台电功率为5兆瓦的反应堆替代柴油发电机后，一年可节省260辆油罐车的柴油运输。

三是降低前线阵地电力供应的成本，根据美国伊拉克战场数据，战区柴油的补给成本折合人民币18元/升至90元/升，如果通过空运，最高可达710元/升；而微型反应堆一次装料运行数年，燃料价格稳定，经济性好。

四是体积较小、可灵活部署，相比太阳能、风电等供电形式，极大地提升了阵地的隐蔽性。

五是增强基地的后勤保障能力，如利用反应堆实现供暖、饮用水再生、氢燃料生产等用途，降低后勤补给压力。

目前，美国国防部选定支持的军用堆型为气冷堆及热管堆。2020年3月，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授予BWX、西屋及X-Energy三家公司研发合同，分别提供1350万美元、1190万美元和1430万美元的资助，开展为期两年的工程设计，形成可移动堆原型方案，最终将选定一家开启示范堆的建设，最迟在2027年投入运行。西屋公司公布的eVinci设计方案为热管堆；X-Energy、BWX两家公司未公开堆型方案，根据公司业务情况等资料判断，X-Energy公司采用气冷堆技术，而BWX公司同时具备热管堆与气冷堆的设计经验，两条路线都有可能采用。

微堆研发的技术难点在于颠覆性创新设计、新型核燃料的研发和耐高温合金结构材料的研发，相较于美俄两国在冷战的深厚技术储备，我国核技术储备较为薄弱，需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突破，抓住历史机遇，掌握能源领域“两弹一星”级别的战略技术。

锂离子电池应用场景广泛、能量密度高、与民用产业结合紧密，被世界各国军方视为未来主要的军事能源选项之一，已经大量应用于各式装备中。美国、德国、英国都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单兵作战系统的首选能源，英国国防部研制的单兵系统、美国“陆地勇士”单兵作战系统、德国“未来士兵”系统都使用超高能量比的锂离子电池；德国和法国的微型潜艇、鱼雷尝试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水下续航时间翻倍；小型微型无人机已广泛使用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美军龙眼、俄罗斯无人机Altius-U已经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我国民用新能源产业拥有丰富的锂资源和完善的锂电池产业链，以及庞大的基础人才储备，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材料和电池加工基地。

在满足军事能源领域高安全性、高可靠性和高环境适应性要求的前提下，利用我国民用锂电池产业链的技术储备缩短军事能源产品研发周期、利用规模优势降低军品量产成本，是我国军事能源领域向新能源、电子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氢燃料电池是单兵装备、车辆和小型飞机、舰艇的动力选项之一，除电池通用优点外，氢燃料电池还具备重量轻、清洁安全、续航时间长等特点，在单兵作战系统应用场景中优势突出。

美国陆军同通用汽车公司合作，已经推出了一款用于单兵可穿戴设备的新型氢燃料电池系统，其尺寸与传统的一次性小型电池相同，电流量提高了1倍。韩国三星公司研发的单兵燃料电池系统，一次产生的电量高达1.8千瓦时，可满足士兵连续执行72小时任务需求。氢燃料电池也将替代石化燃料成为军用车辆的动力来源，美国陆军与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研制出使用氢燃料电池驱动的轻型作战卡车，噪声明显降低，热能排放也非常少，极大地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在我国，氢燃料电池主要在公共交通客车与重卡领域应用，目前总量已超过6000辆，为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车辆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目前，阻碍氢燃料电池军事实用化的主要实际问题在于其环境适用性、使用寿命和经济成本，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氢能产业链相较于燃油和锂电还在发展初期，整体产业成熟度还不高，还未形成氢能制、储、运、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我国军用能源应大力支持氢燃料电池各项技术的研发，以军事需求牵引科技研发，促进氢能产业的发展，推动氢燃料电池在军事能源场景的应用。

（编辑  季节）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但自3月份以来，受上海、北京等地多点频发的新一轮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国内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显著下行，我国经济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的困难还大。当前，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大、韧性强、耐力足的特点，聚焦市场主体定向发力，出台标本兼治的宏观调控政策，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需求收缩

需求收缩主要指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内需的扩张缓慢。在经济模型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消费＋储蓄＋政府税收＋进口C + I + G + X ＝ C + S + T + M。而当S +T + M > I + G + X 时，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收缩。

当前，“需求收缩”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是消费需求收缩，即居民在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因素的冲击下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断崖式下跌，导致消费者购买明显衰退。2021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明显回落。同时，2021年以来，前10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月同比增速不断下降。去年“双12”以及今年“618”平淡的市场反响，也从侧面说明消费需求的收缩态势。

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是指可能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成本变化的事件。就目前看，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冲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前一时期新冠疫情反弹持续蔓延，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阻断或不畅。2021年5—8月之间出现了煤荒、电荒和部分原材料短缺问题，形成供给的冲击并引起价格上涨。今年二季度一些城市疫情较重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列车出现不正常，甚至短期内开行情况比过去正常情况下减少了70%。国内航空、旅游业务量也大幅度降低。与此同时，受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影响，国际原油、天然气、粮食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供给下降、价格飙升，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稳妥应对。

预期转弱

预期转弱在于前期低基数效应正在演变为高基数效应。此外，由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即部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更需要特别关注。人民银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选择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持续大幅增长。除了居民被迫削减开支、增加储蓄这一因素之外，用于防疫的巨额财政支出可能挤占政府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的投资。同时，疫情防控使跨境出行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部分地方“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和生活秩序，抑制了交通、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房地产和汽车销售等服务行业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增长恢复的预期下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是国民对经济增长预期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

面对三重压力的一般性经济措施

政府如何迎战三重压力？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部分组成。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购买力明显下降，要解决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首先要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来提升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其次要针对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出台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对于供给冲击，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当供给冲击对总供给不利时，总供给曲线左移，会引发滞胀，如1974年和1979年OPEC两次运用其市场地位限制石油出口；若供给冲击对于总供给有利，则可以带来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新经济”，就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对于总供给的有利影响。那么，政府如何在政策调控中将不利转换为有利？从短期来看，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降低和抵消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自然合理增长水平之内。从长期来看，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供给的结构适配性。为使国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提高，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尤其在地方财政杠杆率水平偏高的背景下，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拉投资、惠民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促进，创造一个宽信用的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增长的预期，提升消费意愿。

以上是按照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的一般性经济措施，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仅仅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手段，或者仅是机械地使用单打一的经济政策或工具，难以做到药到病除，无法实现稳定经济大盘的目标。当前的重点和中心工作是面对我国经济形势和主要矛盾，找到符合实际、标本兼治的宏观经济手段。

稳住市场主体就能稳住大盘

站在掌控全年经济走势乃至后续发展的关键节点，面对“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变化”的复杂局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科学分析研判经济形势，用好用足宏观经济政策和调节工具，全力确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稳住经济大盘有多种政策选择，也有不少存量、增量政策工具可运用，当前要确保政策配置、政策操作的精准聚焦，把发力点放在稳住市场主体上，进而实现“纲举目张”，稳住经济大盘。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国民经济的根基

市场主体囊括了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涵盖创造GDP的所有经济单元。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稳住经济大盘主要目标。把市场主体稳住，就等于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当前稳住经济大盘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就业最为重要。数据表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绝大多数由市场主体提供。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是治本之策。

经验表明，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一定要守住市场主体的系统性风险底线，这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基本前提。在冲击、压力面前，市场主体挺住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纾困帮扶渡过眼前的难关，带动就业、创造财富，就能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政府数据以及我们的直观感受表明，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叠加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影响和冲击尤其大，迫切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稳住市场主体需要“精准滴灌”

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让宏观经济运行更为稳健，不断发展生产力。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疫情防控背景下，我们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合力——打好动态清零硬仗，通过精准施策稳住市场主体，推动经济快速恢复重振。

党中央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作出了“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着力点正在加速向市场主体层面转移和集聚。我们主攻方向明确，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出台政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市场主体的基础。

近期，为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国务院5月底出台了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确保政策受益主体不漏户、不漏人地清晰了解和应享尽享。这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集中精力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滴灌”的具体体现，势必会取得预期成效。

建设统一大市场，激发主体活力

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在我国，区域分割、地方保护和不当竞争等问题还时有发生，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对经济活动高效循环造成制约。为此，要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提升市场主体活力，迫切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早日建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市场主体的更快更好更高效的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高质量地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动力。

（编辑 尚鸣）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纷纷遇到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然而，在商业银行内部，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这两大业务板块的数字化发展并不均衡，公司银行业务由于自身客户、产品、渠道以及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数字化进程普遍滞后于零售银行。本文试图结合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国内商业银行的实践，就商业银行如何做好公司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问题

目前我国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并不多，银行的成功案例更少。《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仅约11%，精通数字技术的行业（如电信、高科技）成功概率不超过26%，传统行业（石化、基础设施、金融等）成功概率只有4-11%。究其原因，大多数企业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是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统一，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因此，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需厘清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企业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是指商业银行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对银行经营管理各个层面带来变革，为客户交付价值、为银行提升业绩的持续性过程。其内涵有三点：一是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数字化思维比单纯运用数字化技术更重要，这要求银行上下崇尚数学、尊重数字、关注数据，培育数字文化。二是以业务经营管理变革为突破。数字化转型目的是带动银行经营管理各层面，尤其是在客户经营、产品供给、渠道服务和风险内控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三是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交付价值为落脚点，最终提升银行自身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设立和业务成功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主要分两类：一是业务绩效指标，包括营收和盈利指标、增长水平指标、ROA/RAROC等发展质量指标。二是核心能力指标，包括获客能力指标、客户粘性指标、产品运用指标、运营效率指标、数据应用指标等。

（三）强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数字化不仅仅是IT部门的事情，也是整个银行的事情，必须要进行完整的顶层设计。要以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为牵引，带动并实现银行的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这五大变革。一是业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是商业银行的核心任务，是牵引力，离开业务谈数字驱动或科技赋能没有意义。二是银行高层要通过顶层设计，使各部门、各条线、总分支行协调一致，在数据驱动、科技赋能、组织变革、人才升级和文化重塑五个方面发生变革，以此塑造全行的数字化能力。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特殊性和挑战

（一）客户的差异性

零售客户都是自然人，分类较简单（普通、高净值、私行），客户行为和需求特征具有较强共性，金融服务相对标准化。而对公客户的差异性更大，行为特征更复杂，决策链条更长，金融服务影响因素更多（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从客户属性分，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管理方式有很大不同；从行业类型看，不同行业客户在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结算方式、业务流程、金融需求等方面差异巨大；从客户规模看，小微客户、中型客户、大型、特大型客户的内部管理方式、决策链条、服务要求方面差异也明显。总体而言，对公客户的分层分类管理要求更高。

（二）产品和服务差异性

客户属性和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公司业务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数量级大、复杂度高、标准化低、个性化强等特点。为满足不同类型对公客户的金融需求，一般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对公产品数量有上百个，若算上不同场景、不同应用的子产品，数量级还要大。同时，由于对公客户的决策链条长、操作环节多，对公产品在功能、流程上的复杂程度很高。此外，行业和场景的差异化以及战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决定了对公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个性化、定制化要求更高。

（三）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性

从总行组织模式看，公司业务特征决定管理相对分散，一般由风险、审批、法保、运营、财会、资负、合规多个中后台部门共同管理，很难像零售业务（如个人信贷）那样统一进行条线管理，对公条线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弱。从分支行的管理模式看，公司业务的经验营销和关系营销仍占主导，按零售模式进行条线化、专业化管理难度很大，各银行分支行对公业务仍主要以“块”为单位进行管理。

正是由于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商业银行要在遵循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对公业务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找到适合自身的对公数字化转型之路。

公司银行数字化的四大任务

客户经营数字化

客户经营是银行业务的源头，客户经营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的引擎。同时，公司客户特殊性也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客户的类型、规模、行业差异进行分类施策。一是对于政府客户、企业客户、金融同业客户应该由相关部门分别研究制定具体措施。二是企业客户要“抓两端带中间”，战略客户及其集团内客户、供应链关联客户（一般为大中型客户）应按行业类型进行数字化的分类营销、深度经营，并提供定制化服务；小微型客户应根据区域聚集性、功能聚集性、平台聚集性、生态聚集性进行线上化的批量营销获客，并提供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运用数字手段提升客户选择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通过数据加经验相结合方式探索优化对公客户选择模型，在做大对公客群的基础上提升优质客户的获取率和营销成功率。四是打造数字化客户评价和深度经营体系。要以建设升级对公客户关系管理（简称CRM）系统为抓手，建立精准的客户分层分类评价体系，准确分析不同客户的经营现状和营销计划，并配合组织机制、工作模式、产品体系、系统工具、考核模式的优化，提升对公客户的深度经营能力。

例如，中信银行运用大数据建模技术，建立了“五等七星”的对公客户价值评价体系，并配合多维度过程指标考核，指导营销一线使用多种产品覆盖提升客户粘性和综合回报，深度经营客户。

产品供给数字化

金融产品是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向客户交付价值的主要载体和供给形式，实现产品供给的数字化建设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核心。从目前领先商业银行的实践看，要实现产品的数字化，主要是打造一个支点，做到四个实现。

打造交易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支点。交易银行和投资银行是公司业务产品和服务的两个核心板块。与投资银行服务于企业战略性金融需求不同，交易银行是指服务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而提供的银行产品和业务的总称，主要包括账户管理、收付款与结算管理、财资管理、短期投融管理、集团司库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国际业务八大类产品体系。从产品类型上看，交易银行产品具备高频化、线上化、数字化三大特征；从产品价值上看，交易银行业务具备“易获客、高粘性、低风险、轻消耗”四大价值。交易银行的业务特征和业务价值完全契合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把交易银行作为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支点和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成立了交易银行部，专门建设交易银行数字化体系。

在打造交易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产品数字化建设还要实现四个变化。一是实现产品维度的核算与分析。目前大多数银行财会科目维度的核算强于客户维度的核算，客户维度的核算要强于产品维度的核算。而产品为维度的精细核算是产品数字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能准确核算出各产品线及单个产品的规模、质量、成本、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对产品的评价和考核，从而更精准地指导产品研发、迭代和运维。二是实现端到端的产品研发全周期管理。产品作为一种金融供给形式，必须来源于客户端，用于客户端。银行应建立专用IT系统实现产品端到端的研发及生命周期管理，从多渠道跟踪市场趋势、政策变化，通过系统平台向营销一线及时、准确采集客户需求，量化评估产品创设风险和价值，并打通IT部门开发管理系统，实现需求分析、开发、测试、上线、迭代升级、退出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实现产品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数字化的前提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是结构化，要确保业务信息源头的结构化标准化，首先要实现产品线上化。在线上化的基础上，还要打通征信、工商、法院、税务等多方数据，实现银行在客户准入、放款核查、贷后检查的自动化处理，最终运用AI技术实现产品办理的智能化。四是实现公司产品供给体系从“产品提供者”、“方案提供者”到“系统/平台提供者”的升级。对公客户的差异性和对公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仅提供标准化产品越来越无法满足对公客户复杂多变的需求，需要银行根据行业、产业、场景提供多产品组合甚至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近两年，随着对公客户自身数字化转型加速，业财资一体化发展，头部对公客户已经不满足于银行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方案提供者”，而更希望银行是有形的“系统/平台提供者”，即根据客户业务经营管理的发展需要，直接为其提供集业务、财务和资金金融服务为一体的IT系统平台。例如，司库数字化建设提速后，央国企要求银行提供一套面向集团各部门、各条线、各成员单位使用的司库管理系统。目前工行、建行、招行、中信等都在打造企业级的司库系统。

渠道服务数字化

渠道是银行产品及服务的传递通道，也是和客户价值交互的纽带，银行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渠道向客户交付金融产品、服务，甚至是非金融服务。因此，渠道服务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桥梁。

一是“统筹管理、分类建设”，丰富对公线上渠道。目前很多银行对公业务的线上渠道建设滞后于零售业务。近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提速，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客户使用金融服务的习惯也在加速向线上化渠道转移，这给对公业务线上渠道建设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银行IT部门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加快建设对公线上用户中心、产品中心、服务中心、风控中心等技术中台，为对公线上渠道建设提供平台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对公客户的差异性，丰富前端渠道类型。从各银行的实践看，要根据不同规模客户、不同行业客户、不同场景客户分类建设多种线上服务渠道和客户端系统，包括面向普适客户的企业网银、面向大型客户的多银行财资系统、面向特大型客户的银企直连、面向供应链集群客户的供应链平台、面向企业客户内部不同用户的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二是实现线上渠道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的开放化、平台化发展。从服务对象看，对公客户的产业链特征和集群特征要求线上渠道的服务对象进一步开放，不仅要支持本行已开户、已签约客户，更要通过API、STK、SaaS等技术，建设开放用户体系，支持产业集群客户、第三方合作伙伴等生态圈客户。从服务内容看，企业内部业财一体化和管理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对银行线上服务需求进一步向业务端、管理端延伸，从传统“结算+融资”服务向集采购、销售、供应链管理、费控、商旅、发票、福利等为一体的综合化“金融+非金融”服务转变。三是促进物理网点向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随着线上渠道的快速发展，公司业务需要临柜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少，这将促使银行物理渠道的对公服务模式转型。银行要加快运用IOT、VR等技术手段，推动实体网点从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向产品和系统展示、沉浸体验、业务及技术咨询辅导等的交互性智慧网点升级。同时，要加强线上渠道和物理网点互联互通，实现线上线下服务的一体化，实现高效、快捷的全渠道服务能力提升。

风控合规数字化

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银行业务的本质，风险防控仍是业务发展和数字化经营的底线，风控合规的数字化是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一是建设风控规则引擎，实现业务风控前移。通过将风控政策、合规制度和内控要求进行规则化处理，并内嵌到银行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中，将目前大量的事后风险监测和处置前移，实现事前禁入、事中联控。例如，将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规则前置嵌入企业网银开户签约环节，可以大量减少合规风险。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度和效率，减少风控成本。要充分运用NLP、OCR、RPA、图计算、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公业务的各流程、各环节进行机器自动处理和智能风险识别，减少人工检查失误风险，并提升业务检查效率。例如，在对公贷款“三查”中，可以运用RPA、IOT等技术提升贷款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运用NLP、OCR技术可以在放款、贷后环节自动、快速地实现贸易背景审查、融资用途审查等。三是运用大数据风控建模，使数据融资在公司业务中成为可能。目前在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等业务领域中，社会各界都在呼吁银行改变传统上基于信用的风控逻辑，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融资。笔者认为，基于“场景+数据”风控逻辑的融资方式才是未来方向，要结合对公客户的行业特征和场景特征，依托有条件的数据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模型，核定客户融资额度，实现自动化的放款及贷后管理。

公司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三大保障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系统和人才保障。

（一）数据驱动

一是建设契合公司业务的数据架构和数据基础。银行数据部门不仅要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湖建设解决数据量级存储问题，更要充分联动业务部门深入分析数据结构，选择建设适应对公业务数据特征的数据架构。同时，应根据数据类型、数据来源、数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设计对公业务数据分类分层的管理机制，夯实数据管理的基础。

二是业技联动，强化公司业务数据治理。首先，银行应充分重视数据治理工作，组建融合团队长期持续治理；其次，要梳理建立契合公司业务的数字字典、数据标签、数据指标和数据清单，形成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模型；最后，要建立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应用全流程的数字管理体系，在数据循环应用中提升数据质量。

三是完善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的数据应用。数据价值的发挥要通过数据应用体现。目前很多银行公司业务数据应用的主要问题是“结果性数据强，过程性数据弱”；“中后台数据强，前台数据弱”；“总行数据强，分支行数据弱”；“客户类数据强，产品类数据弱”。公司业务板块要深挖数据潜能，通过一个个数据应用专题，将产品、营销、风险、运营的数据联通，丰富客户、业务和环境洞察模型，最终提升前台数据、分支行数据、过程性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力。

（二）科技赋能

一是提升技术架构的弹性和延展性，支撑对公业务的个性化需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对银行系统的技术架构形成巨大挑战，不同行业与场景的金融产品创新频繁，大型和超大型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层出不穷。要打造兼容异构，平台化、模块化、组建化的数字底座，推进技术架构向多节点并行、分布存储、负载动态均衡升级，实现IT系统资源的弹性部署和灵活调度。二是建立业技融合团队和机制，支撑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要加强业技融合，制定考核、激励等管理制度，并实施真正的敏捷开发机制，提升技术的快速响应能力。三是通过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形成体系内和体系外双线科技赋能。公司业务受政策性影响大、专业能力要求高，后续运维服务工作量巨大，很多银行即使采用了业技融合和敏捷开发等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客户的个性化服务、快速开发、持续迭代和高效运维等问题。为此很多银行通过在体系外建立科技子公司或者创新中心，提供和母行相对独立的商业化服务，使对公科技服务更专注、实施更灵活、响应更迅速、成本更可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12家大中型银行成立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例如，建设银行成立了建信融通科技子公司，配置超千人的团队，服务供应链客户超过5万户，由公司提供技术平台和技术服务的供应链融资量每年达到7000-8000亿元。

（三）人才升级

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最终还要依靠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升级。一是提升对公业务管理队伍的数字化能力。通过招聘一批、培养一批、转型一批，加快人才质量的升级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培养对公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思维，锻炼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提升公司板块各层级管理人员数字化决策和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公产品经理队伍建设。对公产品经理是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应加快产品经理队伍的储备和培养，并建立一套产品经理准入、培养、考核、激励的制度机制，持续投入资源，在总、分行两级打造一支懂客户、懂产品、懂技术的复合型产品经理队伍。三是优化分支行对公营销人员的队伍结构。要优化营销人员结构，既要在分行班子、支行班子成员中增加数字化、技术型领导干部，还要在一线客户经理中培养善于学产品学技术、用产品用技术的营销人才，实现营销一线的数字化转型。

（编辑 宋斌斌）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国的出口表现亮眼。考虑到近年来中国产业链不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的疑虑——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从当前越南、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看，不论是越南还是印度，要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难度都很大。短期内，越南对中国产业链替代的压力突出，但从中长期看，印度才是中国更大的挑战。应对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挑战，应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推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中国制造业只要做好自身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产业外迁经历的四个阶段

现在在华企业的外移有很多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总体来看，在华企业外迁大体上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轮是2013年到2015年。这是因为纯经济的一些原因，比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民工荒、用工难，以及资金成本较高，房地产价格、用地成本不断上升。

第二轮是2016年到2018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一些过载产能包括有环保压力的部分产能转移出去；还有一些稀土的加工处理也转移到邻国。

第三轮是2018年以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扬言和中国全面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并且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治、投资环境的变化，使企业陆续外迁。

第四轮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拜登继续将中国作为遏制打击对象。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的同时，要求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占有主导权，这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是一致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短期、在传统领域和中国再挂钩，而在中长期、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美国财长耶伦最近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以期传统的产业链能够掌握在与美国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等国手里。

综上所述，企业外迁的前两个阶段以经济因素为主，后两个阶段以政治因素为主。

以某国商会的情况为例，它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该国外资企业撤出比例一直不超过2%，外迁高峰主要出现在2015-2016年，此后开始逐渐下降。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外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维持观望、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而扩大生产的意愿明显减少，生产规模出现收缩。

新一轮产业外迁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目前经历的第四轮在华企业外迁主要面临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竞争中性、ESG（关注企业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绩效Governance，而非单纯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绿色低碳等；非经济因素包括国家安全边界泛化、民主人权、“友岸外包”等。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以绿色产业为例，目前中国企业在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在全球的产能比例都比较高。

哈佛大学3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动车在全世界的生产份额超过40%，而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车占到全球生产量的53%，纯电动车占比超过60%。我国太阳能组件产能的全球份额达到75%以上。我们在绿色产业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也与行业企业的技术追求、环境适应性等有关。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不是把国际竞争对手逼到墙角，而是要实现共赢。目前我国企业仍多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还需要继续努力。

纯经济因素还包括，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自然发生一些产业外移。从某国商会的调查来看，这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对低端产能的扩张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越南、印度。但是在高附加值产能方面，在中国的扩张比例相对较高，明显高于越南、印度。

综上所述，国内市场规模、体量对于吸引外资很重要。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于低附加值外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但在高附加值投资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非经济领域的竞争因素，以国家安全边界为例，这就涉及到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背景。第一阶段是跨境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跨境资本流动，第三阶段是跨境信息流动。

特别是2010年以来，移动终端、手机互联网发展迅速，跨境信息流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新的全球化体现为跨境信息的流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边界和以前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美国要出口飞机的机身材料，选择T-300强度还是T-800强度？从技术标准看，T-300用于民用航空，T-800用于军用，美国使用不同管制手段进行审查，T-300是民用、不要审批就可以卖，但是T-800，每年只能卖出一定数量，而且要提供使用用途证明。

但是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信息流动包括每个人的信息、每台终端的信息，这些海量数据汇总以后，可以是民用的，也有军用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不仅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考虑的风险。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WTO的问题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即跨境商品流动时期出现的关税冲突，以及部分第二阶段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贸易相关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WTO的功能相对较弱。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跨境信息流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治理，它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全球化本身的进展。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国家安全边界模糊的问题带来的冲击较小，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会比较大，一些新兴科技产业面临一定的脱钩风险，产业链外移的动力进一步上升。

当前产业链外迁的两大阻力

我们给产业“外移”的界定是中性的，不是说外移就一定是坏的，当然坏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的过度更新化，好的结果是一个产业链自然升级的过程，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

我们以前经常讲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是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生产。一台苹果手机，美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现在我们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服装企业以前是代工、贴牌，利润很低，现在请了国际设计师，自己搞设计，利润占比高起来了，企业就把生产环节外包了。比如：有一家企业生产LED灯，以前利润很低，现在只做研发设计，利润上升了，污染也少了。目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

在华外资企业外移的阻力，一是外资企业外移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从某国商会的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如果让这些企业突然迁移到东盟，就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每年要减少6个百分点。如果让它迁移到北美、欧洲地区，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下降9个百分点。

但是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只有9%，还不如一些中小型经济体的比重。为什么中国投资收益率这么高，但是只投了9%？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民间情绪的影响。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投资，虽然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有政治上的互信和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尽管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有时候非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我们从乌克兰危机中看到，很多跨国企业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产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俄罗斯，其中主要是政治环境和投资安全性因素的影响。

            图1 外资企业的内销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出口外销

第二，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即市场规模也在上升。在华外资企业有两项业务，一个是打入国际市场，进行外销出口；一个是发展中国市场，产品扩大内销。

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不到800亿美元，而出口金额有5600亿美元，出口是内销的7倍。两项数据于2016年出现持平，到了2020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出口只有9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它影响的只是出口的一部分，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扩大内需，就是需要发挥我们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切入点。越南能否替代中国成为外资的主要迁入国，中越经贸关系的定位如何？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只有8亿美元，2021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日韩。越南经济体量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体现出中越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图2  中国出口和越南出口竞争指数

从中越出口贸易的竞争指数看，2019年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0.85，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是0.093。即越南出口100块，中国就有85块钱跟它重叠且有竞争关系。而中国出口100块钱，越南只有9.3元跟中国是重叠的。

所以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主导性的。而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总体可控。总体上，我们认为中越经贸关系是以互补关系为主，在竞争关系方面，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美国打压中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一直在稳健上升。以华为公司为例，即使遭到美国的打压，但是华为的营收能力、利润情况相当可观，去年华为的盈利同比增长75%。

可以看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今年年初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压缩自己的增长空间。

（编辑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①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升国家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民族地区青少年使用微信增强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社会个体对国家的内心情感与归属意识，涉及对所处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的集体认同。国家认同，既关乎个体情感表达又涉及集体身份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并维系的重要心理基础。有研究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大众媒体通过信息传播与内容生产，进而在民众之间促进信息共享，制造共同体验，进而塑造民族认同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这种媒介使用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效应在边疆民族地区青少年群体之中是否显著，如何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媒介环境，促进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本文将通过一系列深度调查，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和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提升国家认同过程中的社交媒体实践。研究对象——新疆轮台县阳霞镇，是一个不到14000人的小镇，有3000多户人家，生活着2380户农民，这里一直以来以粮棉种植为主，以小白杏为支柱副业。据了解，该镇青少年共3800余人，70%以上的青少年都使用微信。农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少有机会行万里路，可能会对世界的认识有所局限和束缚。如今，除了读万卷书，该地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互联网，基于社交媒体去看这个世界。若能让青少年以正确的动机，有意识地去使用社交媒体，将会取得非常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在培养其国家认同意识方面。近年来，杨霞镇政府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建立微信群、公众号和视频号，使当地青少年通过微信结识朋友、探索世界，通过彼此的学习和交流增进共同性，在认知上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田野调查中，调查组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笔者参加了一些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了提升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实践活动。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笔者发现，微信使用已经深入阳霞镇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他们通过微信与朋友们聊天，交流所见所闻，畅谈家乡的新变化；他们还通过微信看新闻，了解镇子以外发生的事情，获取国家建设发展的信息以及对边疆地区的支持与帮扶；通过这些信息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的内心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认同感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意识逐渐萌芽、长大……

阳霞镇青少年日益普及的“微信生活”

镇子里青少年都有微信账号，这款社交软件把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邀请到了一个共同的网络空间。在访谈中，一个几年前失去父亲的小姑娘，她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家里经济条件困难。当笔者去探访这对母女时，她们正在炕上看手机交谈。我问道：“什么事情啊这么热闹？”小姑娘高兴地说：“姐姐，我正在看记者采访外交部部长王毅，他真的很优秀，是我的偶像，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出一份力，让国际友人们看到一个自信大气的中国人！我在给妈妈翻译外长讲的话，我是她的汉语小小翻译官。”

当小女儿去外面拿东西时，笔者问这位母亲，怎样看待孩子使用微信这类社交软件。她说道：“不瞒你说，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没念过书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便希望女儿能够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飞出去，多看看这个广阔的世界。社交媒体可能会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但我从不干涉孩子的人生课题。”

这位母亲还坦言：“女儿很喜欢结交不同民族的朋友，有时候还会说一点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她的汉语水平也很强，在家常常看着镜子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说话，还会把稿子打印出来大声朗读。”社交媒体为这些偏居祖国一隅的民族小镇的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找到了希一个充满希望的“小窗口”。

正在念高一的女孩小娜（化名），性格开朗活泼，读完“内初班”后考上了“内高班”，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小姑娘。笔者在与她的交流中发现，她十分善用社交媒体，她和笔者分享了一个群，里面有汉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族人和藏族人。她给这个群取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她说：“学校有个活动，就是举办一场关于民族团结主题的大串烧，希望同学们都来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令人惋惜的是，因为疫情原因，同学们没有办法去学校排练，于是学校的艺术团团长把大家拉到一个微信群里，方便通知和交流。

后来，小娜和小伙伴们又建立了一个“大串烧”小群，在群里联系并商量表演的事情。“我在这个群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不同民族的艺术，觉得很是震撼。”她情不自禁地说着，随即哼起了《乌兰巴托的夜》，说这是群里的蒙古族小伙伴唱的，现在大家基本都会唱了。一首歌就能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笔者从小娜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了这些少年的单纯可爱。这种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彼此欣赏的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优秀传统美德。

笔者采访了一个男孩小山（化名），当时他在广州念高二。小山平日里少言寡语，笔者去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他对我说：“这个聊天的人是我最好的兄弟，是个香港人，曾经一起做了一年的同桌，我们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去悉尼大学读书了，我们会用微信保持联系，他会给我发很多悉尼的照片，分享在那边的生活。”

小山还兴奋地说，最近他的同桌在澳门旅游，并给他发了照片，看着照片有种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感觉。“虽然自己没有机会亲自去祖国的大好河山游玩，但看到微信朋友圈，也有种开阔视野、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每天都会聊几句，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见面。”

微信使用如何让国家观念入脑入心

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才能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微信群的使用，可以起到向青少年进行积极正面宣传的作用。

阳霞镇镇长艾力曼向笔者介绍说，镇里每个村都有一个青少年的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可以更好地关心这些孩子。副镇长如思兰补充说：“我们每个村还有自己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会分享并传播很多正能量的视频和文字，宣传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也会分享中华文化以及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让青少年受到教育、健康成长，自觉地与国家、与各族人民紧紧站在一起。”

其盖布拉克村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在微信群里分享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群里一名正在读三年级的维吾尔族小男孩提问说，维吾尔族和汉族属于不同的民族，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历史呢？”后来，一名高年级的学生耐心地解释说，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说实话，刚开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担心这个孩子有着错误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还在想怎样才能让他更好的理解。但微信群解答了这个小朋友的疑惑，他也在积极地与群里的哥哥姐姐们交流，在这种讨论氛围里，大家也逐渐树立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是社交媒体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该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

微信群里一名今年参加高考的“大朋友”小缇（化名）正在备考。她说：“为了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我不太玩手机，但对这个微信群会十分关注。”小缇坦言，随着自己学业的进步，渐渐地有了广阔的视野，不再以井底之蛙的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也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崛起并不是一步登天，而是几代人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能够在微信群里引导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阳霞镇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政府部门和村委会，还有孩子们，大家一起学习，让村子充满中华文化的氛围，社交媒体能够把大家联结起来，可以整合内外资源，把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带进村子。”

利用微信，让中华文化走进乡村，在维吾尔族青少年的心里埋下一颗中华民族的种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作用。中华文化包罗万象，根深叶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微信作为媒介平台，如果运用得当，开设寓教于乐的优质课程，将会让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微信使用中逐渐形成的家国之情

在访谈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或许，媒介就是有这样一种能量，在“润物细无声”之中，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让一颗颗对于国家的依恋之心，对于中国民族的认同之情悄悄地生根发芽。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小迪（化名）的小学五年级学生，他在姥姥家长大。由于他的父亲受了宗教极端势力的蛊惑，不得不来到“教化中心”接受培训教育。

因为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家庭的几个孩子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比较晚。但是可喜的是，父亲从“教化中心”学成毕业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们全部送到了学校接受教育。他还让已经结婚又离婚的女儿积极备考，去念大学。他充满歉意地说：“我真的对不起这些孩子们，几年前我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用微信联系自己的朋友时，我会干涉，不让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其他民族，也对汉族有很大的偏见。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除了维吾尔族，其他人都不是自己人，更别提中华民族了。”

“从教化中心毕业后，我内心越来越清晰，我不仅没有做好自己人生的课题，还很霸道地干涉了孩子们的人生课题，他们不应该为我的错误买单。”这位父亲表示：“我希望他们可以自由地成长，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微信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交流渠道，我会鼓励他们多交不同民族的朋友，告诉他们中华民族是一家人。希望整个家庭可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小迪的父亲在努力地学习汉语，有时候还会主动用汉语同他人交流。共同的语言使他隐隐地产生同其他民族一家人的感觉。

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家认同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爱国也要从娃娃抓起，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耳濡目染中培育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当青少年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交往中感受到温暖，满足了情感需求并产生情感依恋，会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笔者相信，这些人、这些故事只是缩影，一定会有更多青少年的爱国故事！

提升民族地区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基本策略

通过访谈，笔者认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微信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诸如微信、微博、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时空距离，增进祖国各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增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在认知层面：通过社交媒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认知层面，要引导青少年树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对国家有认同感。

国家认同究竟从何而来？这就必须要谈到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这份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感情来自何处。在笔者看来，当一个人意识到身边的人是自己的伙伴而不是敌人时，就会产生某种关爱，在这种有温度的环境里，彼此的距离会拉近，共同性会增多，差异性会减少，在不同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彼此是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而上述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存在一种各民族可以友好交往和沟通的媒介平台。毫无疑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当仁不让是最佳沟通渠道之一。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对政治秩序的强调和对社会稳定的重视，依然是国家力量的重要表现形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是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境把我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更是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光明前途把我们亲密无间地凝聚在一起。社交媒体为民众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也给了不同民族倾听彼此声音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不同，可能不敢主动迈出第一步，但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让人感到轻松自在，消除这种社交距离与交往压力，从而有效促进各民族间理解与交往的深度，开启一种爱的循环。

在情感层面：通过社交媒体培育青少年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①从总体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内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越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在捍卫祖国统一、推进历史进步，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正如列宁所言，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中国台湾学者赖岳谦教授提出，文化是社会和历史的沉淀，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都是建构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认同中国的中国人，当然应该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华民族，爱中国。事实上，有效利用微信，可以让民族地区青少年融入国家认同感的培育过程，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力量，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交往方面：充分运用社交媒体促进各民族沟通互动

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促进各民族交融，同心同行，才能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做好了地基，各民族间的互动与交往会少几分刻意、多几分自然。不同民族的朋友们使用微信进行文字或者视频聊天，能够在打破时空限制的条件下，互动互嵌。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对彼此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民族地区青少年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在各民族交往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和意义。各民族交往互动，在尊重和分享不同民族文化的同时，可以感受到56个民族的魅力，进而增强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和底气，追求各民族交融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种格局，更是一种情怀。

总结和反思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社交媒体方式不断创新，改善了边疆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在阳霞镇，笔者看到，没念过书的父母对孩子尽心尽力的关切和无尽的担忧；也看到了政府部门和村委会对于孩子们的付出，以及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关爱。

尽管民族地区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还存着一些问题，但是笔者坚信，通过善用社交媒体，民族地区青少年一定会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的包容博爱，进而在这份美好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在未来的广阔天地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编辑  宋斌斌）

新疆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媒体呈现的新疆形象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声誉、政治和经济利益。研究两者对新疆的叙述和话语框架、信息传播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做好涉疆对外传播工作。为此，本文选取国内外20家媒体，对其2008年至2021年的涉疆报道进行分析，以发现其中规律性和启发性的特征。

数据统计

1.报道总体趋势。统计显示，20家媒体的涉疆报道共有30822篇，其中国外媒体10606篇，国内媒体20216篇，分别占34.4%和65.6%。

图1 2008-2020年媒体涉疆报道总体情况（篇）

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基本保持同步的时升时降趋势。同时，国内媒体逐步加大对新疆的关注和报道，其涉疆报道占比不断增加。例如，2008年国内媒体的涉疆报道只占国内外报道总量的17.1%，2018年已达到64%。2018年以来，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国内媒体积极参与涉疆舆论斗争和国际形象传播，积极报道新疆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大好局面，报道数量和国内覆盖面都取得较好效果。同时，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对外传播策略，通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白皮书和系列纪录片等方式，及时主动公开信息，转被动为主动。例如，2019年国内外的报道量是上年度的2倍、高达6312条，其中国内媒体的报道为3895条，占61.7%；2020年国内媒体的报道量达5821条，占89%。

2.报道议题。根据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的内容，我们将其议题分为时政、宗教、文旅、自然灾害和其他五类，其中时政议题占81.2%，宗教议题占2.6%，文旅、自然灾害和其他议题分别为4.2%、3.1%、8.9%。很明显，新疆的时政议题是近些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围绕我国治疆方略、反恐维稳的具体措施，以及人权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寄宿制学校等话题。同时，国内媒体对新疆宗教议题基本回避，关于文旅、民生和科技方面的报道占比处于较低水平。而国外媒体对新疆宗教议题的关注仅次于时政议题。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人权保障理念存在差异，保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和正常宗教活动的措施各异，媒体偏向性的议题不利于客观全面呈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全貌。

3.报道字数和体裁。研究发现，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体裁存在差异，国外媒体的报道中，通讯占64.9%，消息占21.9%，调查报道、评论和其他体裁分别占5.6%、3.1%和4.5%。国内媒体的报道中，消息占82.1%，通讯占10.8%，评论、调查报道和其他体裁分别占6.8%、0.2%和0.1%。总体上看，媒体的涉疆报道以500-1000字内的消息和通讯为主，占总数的76.2%。同时，国外媒体报道中，1001字以上的比例46.7%，国内为23.9%。消息和通讯的篇幅较短，媒体和记者一般喜欢采用此类体裁。此外，除了语言、文字书写和文化差异，国外媒体通过篇幅较长的通讯、调查报道向受众输出观念。国内媒体则多用较短的篇幅反映事实并以评论的形式，侧重表达我国政府的治疆方略，阐明事实和驳斥反华势力的不实言论。

4.发稿地。发稿地区指媒体和记者发出稿件的地域。统计显示，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96.6%。其中，国外媒体占其总数的71.3%，国内媒体占其总数的99.3%。这表明，国外媒体的多数涉疆报道远离事发现场和信息源，缺乏对事实的直接了解，掌握的材料和信息有限。相比而言，国内媒体和记者在事发区域发稿，有更直接的调查，对党和政府的治疆方略有更深的认识，了解当地生产生活状况，报道内容贴近事实并具有客观性。

5.报道倾向。新闻标题的使用、稿件词语的运用，均含有媒体和记者的价值判断和倾向。因此，本文从新闻标题和正文2个维度对国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进行分析。

在总报道量中，正面报道为25675篇，负面报道为5147篇，分别占83.3%和16.7%。其中，国内媒体的报道均为正面或中性报道。国外媒体报道中，负面报道占48.5%，正面或中性报道占51.5%。相比而言，2018年以后，国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大幅度上升。

同时，我们分别选取国内媒体1000篇涉疆报道和国外媒体937篇涉疆报道对其标题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媒体均采用正面和中立的标题，反映客观事实。在国外媒体涉疆报道标题中，使用“镇压”“监视”“迫害”“虐待”等负面词汇并持有负面态度的共有437篇，占总数的46.6%。在437篇文章中，西方媒体为78.7%，发展中国家为21.3%且多为西方媒体的转载稿。2019年以后，西方媒体的标题更具有攻击性特征，并与报道趋势相吻合。

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信息流通特征

1.存在“从西到东”的国际信息流动趋势。我们对国内外媒体的转载稿及其来源进行统计发现，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的其他媒体稿件共有3034篇，其中国外媒体采用36个信源的2564篇报道，在这2564篇中，仅采用我国2家信源的42篇报道，其余均为国外信源尤其是西方国家信源。我国媒体采用国外信源的740篇报道，占国内媒体发稿量的3.66%。这表明，西方媒体对我国媒体的议题设置存在潜在影响。我国媒体虽以国内信源为主，但对国外信源的采用率高于西方媒体采用我国媒体信息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媒体涉疆报道中，西方媒体控制了信息来源从而控制了国际话语权，在发展中国家媒体涉疆报道中，西方媒体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

2.间接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大于直接信息。在国外舆论场涉疆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所谓“受害者家属”“集中营幸存者”“目击证人”，实际上是他们将虚假信息向媒体和“东突”组织提供，后者将信息转交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并通过西方媒体进行传递，再由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这些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和组织论证其观点的佐证材料被转引，这是一种循环模式。并且在报道中往往引用所谓匿名信源的言论。在国内舆论场，媒体和记者直接与当地党政部门、群众接触并获取第一手资料，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力图使用可验证的信源。相比而言，国内媒体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直接，信息的全面性、可验证性和客观性较强，贴近新闻现场并具真实性。但从传播范围和影响来看，国外媒体传播的间接信息往往主导国际舆论场。 

国内外媒体建构的新疆形象比较

国内外媒体呈现的新疆形象可谓相对对立，本文从4个层面进行归纳和概括。

1.中国与新疆。我们分别对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国内媒体涉疆报道突出的重点和主体首先是新疆，此后依次是中国、维吾尔族、人民、新冠肺炎、援助、发展、国外、国际、政治、安全。国外媒体涉疆报道突出的重点和主体首先是中国，此后依次是新闻、政府、中国人、人权、国外、总统、新疆、人民、新冠肺炎、国际、安全。可见，西方媒体攻击的实际目标是中国，新疆只是攻击的组成因素，抹黑新疆旨在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同时表明，国内媒体在传播新疆形象和批驳西方不实言论时较易陷入话语陷阱。  

图2 国外媒体涉疆报道热词统计  

图3 国内媒体涉疆报道热词统计

2.统一与分裂。我国媒体的涉疆报道始终秉持和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始终坚持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往往宣称新疆是维吾尔族的“故土”，曾经存在独立的政权，并将上个世纪 30-40年代分裂势力炮制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称为独立国家，否定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历史管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企图塑造殖民和反殖民话语体系。事实上，“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就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①

3.维吾尔族与突厥语穆斯林。国内媒体的涉疆报道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突厥语系进行清楚的划分，将三者视为不同的概念。国外媒体的涉疆报道往往采用“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维吾尔突厥人”“维吾尔穆斯林”等表述，将维吾尔族与穆斯林、突厥等同或联系起来，试图将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与中国文化隔离开来。事实上，民族、宗教和语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伊斯兰教并不是维吾尔族人信仰过的唯一宗教，也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例如湖南翦氏维吾尔族人就信仰佛教，根据管理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目前“全疆共有少数民族中共党员62.25万名”，②其中维吾尔族占较大比例。同理，“‘突厥语族’不过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是近代语言学家构建的语言分类谱系”。③民族与语族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④

4.稳定与动荡。我们分别选取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中常见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其中国内15个、国外25个），其指向对象分为四种类型，即新疆局势、党的治疆方略、民族关系和维吾尔族群体。我们发现，国内媒体将新疆描述为在全国兄弟省市的帮助下，稳定发展和欣欣向荣的稳定和谐地区。西方媒体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并将新疆描述为少数民族文化和人权受到压制的动荡地区。统计发现，2009年以后，国外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贬义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加。2019年以后，国外媒体涉疆报道完全脱离新闻属性，成为攻击中国的舆论战工具。

实际上，目前新疆存在56个民族成分，他们和谐相处并平等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实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22年第一季度，全疆实现生产总值(GDP)39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前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44元，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0元，增长7.4%，增速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①这是稳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带来的社会效应。

         图4国内媒体关键词统计（个） 

      图5 国外媒体关键词统计（个）

讨论和思考

在比较国内外媒体涉疆报道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当前新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一场以舆论战为手段的国际政治博弈。从制造新闻和舆论到美、英、法等国通过所谓涉疆法案、决议并采取制裁措施，均表明国际涉疆舆论以舆论战为手段进行的政治博弈，旨在遏制中国发展。这些行径不仅抹黑我国和新疆形象，还影响新疆各族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是名副其实的侵犯人权。期间，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主导和设置议程，我国媒体处在应对状态。为此，我们应当建立和完善应对机制，从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等角度做好涉疆对外传播，推动国内主流媒体对边疆和周边国家整体性知识的把握，提高议程设置能力，表达党的治疆方略成功经验，及其对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和消除贫困工作提供的中国智慧；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通过讲述事物背后的“人”的故事，由人物切入历史、现实与未来，增强报道的共情力，讲好新疆故事，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2.把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作为涉疆对外宣传工作的重点。由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利益，西方媒体的涉疆报道基调难以改变。当下，发展中国家占国际社会200多个国家的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有重要位置。部分伊斯兰国家与中国新疆接壤，由于宗教和民族因素，它们较为关注涉疆议题。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众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名致信等方式多次支持我国治疆方略。因此，应将它们作为涉疆外宣工作的重点，通过推动媒体合作、学术访问和交流等多种形式，推动当地社会对新疆事务的了解，进一步改善国际涉疆舆论环境。

3.做好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并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在这场舆论斗争中，海外华文媒体和华人华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冲作用，减少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对当地的影响。由于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较高，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因此要注重对其联系和引导，帮助他们围绕涉疆议题主动发声，推动当地群众和舆论正确认识新疆。

4．注重全方位呈现新疆的面貌。在涉疆报道过程中，国内媒体关注时政以外的议题较少，容易陷入西方的议程设置和话语陷阱。近年来，新疆社会大局平稳，经济快速发展，民生大幅度改善，各民族更加团结和谐。国内媒体应注重报道新疆的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和个人的奋斗历程，通过数据和事实全方位展示新疆面貌。

涉疆国际传播的任务艰巨，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需要认真地思考与努力，才能有所建树，被动局面才能得到改变。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由衰落转向复兴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的出路，尝试各种富国强兵的药方。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立宪改良等措施并没能挽救清政府灭亡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并引入西方议会制政体，其后国家却陷入政治纷乱堕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种种救国药方宣告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能解决如何组织动员中国人民的问题。只有能够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组织动员民众，才能焕发数亿人民的伟力，让他们掌握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才能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应对中华民族深陷的全局性危机。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落转向复兴的关键所在。正是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力量，成功地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悲惨境地，把中国引向光明和复兴的康庄大道。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持续下降，沦落到亚洲最穷国家的行列，工业规模甚至不如一个欧洲小国。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建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到2014年，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可望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2万美元，很快就会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1820年时法国还要低；202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预计“十四五”期末将再提高1岁。这意味着虽然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美国五分之一，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美国（2019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78.8岁，2020年因新冠疫情下降了1.8岁）。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体下的政党有根本的区别

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带领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历史使命，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党。要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打破西方政治学关于政党理论的迷思，需要构建新的政党理论与政党类型学分类。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同于西方选举型政党，根本不同于所谓“一党独大制”中的一党。

例如，美国的两党可称为“三无政党”：没有正式的纲领，有的只是竞选纲领；没有严密组织纪律，有的只是松散的协调；没有正式党员，只有选举时登记的党人，党的所有资源和行动都围绕着赢得选举这一目标而展开。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具有高度使命感的政治纲领、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高度忠诚的党员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领导、组织、动员人民来共同应对挑战，不断与时俱进，共同为实现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兼具人民性、先进性、使命性、整体性、先锋性、组织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新型政党。

人民性。不同于那些脱离人民或者代表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血肉相连。理解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客辩证关系是理解百年中国道路的关键，一方面，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党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党是历史进程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改变了“一盘散沙”状态，变成具有集体意志、集体目标、集体行动能力的历史能动主体。中国人民是创造中国现代历史的真正英雄，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最高组织形式与意志表达。中国人民作为集体英雄的伟大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竭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得人民掌握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执政党与人民之间密切的、全过程的互动，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最生动实践。

先进性。不同于那些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愈发显示其真理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正是有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既避免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也避免了盲人摸象的经验主义，而是始终能够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武装自己，始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方向。

使命性。不同于那些缺乏明确一贯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使命性，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特点制定奋斗目标与纲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奋斗的主题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党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更为远大的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理想信念与务实的行动方案，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得实、走得久、走得远；能够在长远的政治纲领指导下，通过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变动的形势调整或更新行动目标与纲领，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沿着预定的目标持续努力，一代接着一代奋斗，不断改变中国的面貌。

整体性。不同于西方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人民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有了现实的代表者与行动者。而美国政治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难以整合碎片化的利益与观点，“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与主张，但是缺乏有效的力量协调众多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形成共同行动。例如，美国差不多和中国一起开始规划高铁建设，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多次谈到美国的高铁梦，2011年曾说“在未来25年里，我们的目标是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11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铁网，高铁总里程达到3.7万公里，而美国的高铁只有645公里，高铁梦依然遥不可及。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说：“为了让美国政治人物、利益集团、游说者、工会及官僚们认识到他们最好应当整合国家目标——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继续存在——他们都该去乘坐一次中国高铁。”

先锋性。不同于所谓的“精英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先锋作用的政党。精英党高据人民之上，而先锋党在人民之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抗疫期间广大党员的表现是突出的范例，他们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命运与共，吃苦在前，牺牲在前，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14日，我国战疫牺牲517人，其中党员占70.6%，80.7%是因为过劳去世的。正是基于高度的先锋性精神，才赋予中国共产党道德权威来领导、组织、动员人民共同奋斗。

组织性。不同于那些松散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与全社会高度同构的组织体系，内嵌到不同类型的机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中国共产党现有486.4万个基层组织，全国8942个城市街道、29693个乡镇、113268个社区（居委会）、491748个行政村都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9%。各级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非公企业、社会组织，都有党的基层组织，总体上实现了应建尽建。[1]同时“支部建到连上，党小组建在班上”，实现了社会组织化细胞单元与党组织细胞单元的结合。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奥秘在于，既依照现代社会多元分工的特征，设立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嵌入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贯穿其中，从而实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有机团结，既能够在全国层面进行部署与动员，又能够深入社会的细胞进行组织动员。

革命性。不同于那些陷入僵化固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革命性精神的政党。唯有创业才能守成，唯有变易才能不易。历史表明，许多政党、组织、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陷入观念僵化、利益固化、体制老化，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对内勇于打破僵化观念的束缚，能够与时俱进调整或更新方针路线，能够刀刃向内、清理自身肌体上的腐败因素。正是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够避免党自身的异化与蜕变，才使得党永葆青春，永葆生机活力。对外则勇于推进社会革命或改革。中国共产党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面对社会上滋生的垄断势力、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党有勇气、有担当、有能力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打破既定利益结构，打破固化利益格局，拒绝腐蚀，不断推进社会进步。

实践性。不同于那些脱离实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实践精神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大学校，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战争中学会战争，从建设中学会建设，实事求是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能够尽可能地符合实际，即便犯了错误也能够及时调整和改正。中国共产党是脚踏实地，务实进取的政党，牢记“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始终不忘“看脚下”，提出的目标不超越发展阶段，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坎迈什么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前进。

世界上许多政治家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学习到有益的经验。巴西前总统卢拉曾经表示，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抗击新冠病毒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巴西没有这些，其他国家也没有。[2]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从中国共产党学习到的经验，是要将人民、政党、国家机构联接在一起。[3]历史已经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性使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政党，中国政党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对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政治难题的答案。

（编辑 碣石）

我从天津泰达开发区退下来以后，于2014年发起成立了“天津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同时在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富中心）。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担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和富中心主要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老一代党史人物的历史。“和富”这个名字源自我们家族的蔡和森、李富春名字中的“和”、“富”两字，寓意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个家族主要成员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还有蔡家的老母亲葛健豪等人。因为湖南湘潭大学关于蔡和森、向警予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所以和富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李富春和蔡畅的历史。

有关李富春历史研究的现状

对于李富春的历史研究，较早是由党中央批准的，房维中、金冲及主编了《李富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本书已于2001年出版发行。房维中是原国家计委老领导，对情况很了解，书的内容史料丰富、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对李富春的工作和历史功绩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总结计划经济经验教训来说，它都是很好的一本书。2020年，为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

2015年，和富中心开始组织编写了《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蔡畅文集》、《蔡畅年谱》（共四套九本书，260多万字），由南开大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去年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编成印发。

和富中心走了一条非官方的专业化研究道路，特别是在通过公开出版物收集资料信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李富春向毛主席反映河南饿死人的问题，过去在《李富春传》中没有提到，我是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出来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提到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极大”。我翻阅了《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此前毛主席得到一些地方粮食紧张的信息，但是并不知道饿死这么多人。我认为这件事对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很有意义。现在很多领导人的“文集”和“年谱”都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些都是研究党史的宝藏，让我们的研究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资料。

习主席号召全党要学习党史，使学习党史的形势和氛围大大好转。我们组织南开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研究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为主题的课题引发了他们的兴趣，曾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形成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不过，整体而言，对李富春历史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多年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但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得不足。

在《李富春传》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李富春《文集》和《年谱》等研究成果，这些不但是研究李富春的历史，而且也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很好的基础性资料。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特别是武力老师牵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平台，预示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景大有希望。

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表示，在研究李富春历史的过程中，也学习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史，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李富春？

首先，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富春就开始负责计划工作。1941年11月在延安，李富春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1949年1月，他领导编制了东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李富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计划工作。从1954年9月正式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实际工作了十年。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李富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5年去世，长达25年。李富春是在国家计委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计划工作。

李富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其次，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尽管这三个五年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太多的风波。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李富春在这期间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维护了计划经济的严肃性，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李富春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富春是我国计划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计划工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再次，研究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反之，通过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可以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宝贵的史料基础和更大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计划经济史的评价和再认识

研究历史，无论多么客观，都无法回避或绕开价值评价，对计划经济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我只是从一个相关历史人物后代，和我所从事过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角度，谈谈我对计划经济史以及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尽管在那个期间，国家经济运行犯了一些错误，不但经济发展本身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且也影响到计划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人对新中国是否实行的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就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中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的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缺少管理经验，需要从头学习，与苏联相对成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又受到内部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都违背了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规律性的要求。所以用现在时髦的说法，那时我们实行的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不管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多少弊病，不管是“文革”前17年，还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从整体上看，那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个时期我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更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就不会有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探索。

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始终也在探索如何改革计划工作。例如，李富春曾经提出“两种计划方法”——分别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对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做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

1964年年底，毛主席批评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一是管得太多太死，束缚了各方面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与此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审批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审批时限过长。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我们说过一句调侃的话：“什么项目要想办不成就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因为审批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二是过去信息技术手段落后，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和完整的数据信息，计划很难符合实际情况。虽然毛主席要求“计划革命”，摆脱苏联那一套，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五年规划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府审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规范之中。过去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但是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逐步暴露出来。例如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新时代党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关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提法，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避免了政府的缺位和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这两种倾向。政府如何调控市场呢？除了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行业监管和产业发展等政策工具，计划更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计划应该是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所以，探讨用新的计划去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缺失，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提到“计划”，我们不必太敏感，不必“深恶痛绝”。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对计划经济的认识，除了与前辈有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和理性判断。我本人是“老三届”，后来从事地方经济管理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前后有深刻的对比和感受，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正反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赞同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首先要分清作为体制的计划与作为工具的计划。“历史没有终结”，计划工作也不应该终结。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允许对计划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新的计划应该遵循经济规律，符合法治精神，杜绝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更好地调控市场并为市场经济服务。

何为“新的计划”？我想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计划工作。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和军事战争；后来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上个世纪后期国内外还流行运用“老三论”和“新三论”管理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现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可以用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资本、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甚至政治角逐和军事战争等很多复杂系统，而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不能用于计划管理？不能用于市场调控？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能给新的计划工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甚至带来一场革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地掌握经济数据和动态，对市场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对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以及时发出更准确的信号，更准确地调控市场方向和进程。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人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新的计划工作还涉及政府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改革，但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新的计划工作就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真正实现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的夙愿。

  （编辑 季节）

我将2022年6月28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对照着第八版进行了比较，以了解防疫政策及体系的最新变化。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第九版比较

我们先看看国家卫健委颁布前几版的时间：

2020年1月中旬，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同年1月22日，发布防控方案第二版，1月28日发布第三版，2月6日发布第四版，2月21日发布第五版，3月7日发布第六版，9月11日发布第七版。

2021年5月11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新版本能够反映病毒变异的特征、新的科学发现及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积累的经验等，并更能契合现阶段中央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出的要求，包括精准防控、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等。

《第九版》对《第八版》的更新和修改的内容

1. 总体要求：增加了“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以最短时间、最低代价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表述，核心是强调精准防控，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体现了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的精神。

2. 流行病学特征：主要介绍奥密克戎变种。《第九版》里，围绕新冠病毒，主要描述的是奥密克戎的情况，明确说明奥密克戎具有潜伏期短、传染性强、致病力减弱的特征。

3. 疫苗接种：扩大接种范围。《第八版》强调要做好重点人群里18周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第九版》将范围扩大，鼓励3岁以上“应接尽接”，18岁以上进行加强接种；并提出要重点提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的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但疫苗接种还应“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没有强制接种。

4.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进基层：政府要求并组织在村（居）委会建立公共卫生委员会。

5. 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

——强调总的原则是“逢阳必报、逢阳即报”；

——对初筛阳性人员，要求“出具检测结果后2小时内进行初筛阳性报告”（这是为了判定阳性人员为“确诊”还是“无症状感染者”。《第八版》无2小时内的时间要求）；

——“确诊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治疗，“无症状感染者”转运至方舱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6. 附件中新增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对于单管初筛阳性、混管初筛阳性的处理有明确规定。

7. 聚集性疫情：调整定义，一周内2例即触发。《第九版》规定，一个星期内，在同一学校、居民小区、工厂、自然村、医疗机构发现2例就算聚集性疫情；在《第八版》里，14天内5例及以上才算。这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超强的特征。

8. 多渠道监测预警：强调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是《第九版》的关键字，同样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快的特征。《第九版》要求，“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汇总多渠道监测信息，开展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提出风险评估结果和预警响应建议，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和健康风险提示”。

9. 医疗机构就诊人员检测：增加了抗原检测手段。延续《第八版》要求，对所有来看病的发热或可疑患者及其陪护都要开展新冠核酸检测，《第九版》则规定“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对上述人员进行抗原检测”。

10. 增加对风险职业人群的精准防控：

第一类是涉外或与医疗相关的：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八版》规定了特定的涉外部门，譬如进口食品冷链监管人员；《第九版》将“与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都划为风险职业人群；

——大大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一检；《第九版》则要求每天一检。

第二类是人员聚集或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九版》增加了酒店、商场超市、装修装卸等行业；

——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抽样检测”；《第九版》则要求每周全员两检。

11. 重点机构和场所人员检测，要求只要辖区内发现1例就要全员检测，后续每天还要抽样20%。这些机构和场所包括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车间、工地等。《第八版》只要求对这些人群进行每日健康监测。

12. 增加了对集中隔离场所和医疗机构定期进行环境核酸监测的具体要求。

13. 进口物品及环境监测，更强调“进口”概念。《第八版》说的是“物品及环境监测”，《第九版》增加了“进口”，说明主要还是输入风险。

14. 疫情处置：强调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与启动。《第八版》说疫情出现后如何分区分级管控，《第九版》的表述是，要在疫情发生后“激活”指挥体系，“迅速完成常态和应急机制转换”；要“以地（市）为单位成立前线指挥中心，省、市、县联防联控机制协同联动，扁平化运行，统筹调度资源”。

15. 对确诊病例的处理。

——转运目的地增加了方舱医院。《第八版》和《第九版》都规定，确诊后两小时内要转运确诊者，《第九版》规定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

——治愈出院后，居家健康监测被缩短为7天。《第八版》要求出院后继续14天医学隔离观察。

16. 对疑似病例的处理：排查手段大大简化。单人单间隔离（未规定地点）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两次间隔24小时）即可排除。《第八版》要求到定点医疗机构去排查，除了连续两次检测阴性外，要求“且发病7天后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和IgG仍为阴性”方可排除疑似病例诊断。

17.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处理，《第九版》与《第八版》差异非常大。

《第九版》的无症状感染者：

——到方舱医院隔离7天；

——考虑Ct值的核酸检测。最后两天进行鼻咽拭子核酸检测，如“两次核酸检测N基因和ORF基因Ct值均≥35”（即虽然结果呈阳性，但判定没有传染风险），或检测结果为阴性，即可解除隔离。如不符合，则继续在方舱医院隔离至符合条件止方可出舱；

——期间不需强制进行其他检查；

——隔离结束后进行7天居家健康观测。无症状感染者最快“7+7”就可以离开这个闭环体系。

《第八版》里的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核酸检测结果必须连续阴性：连续两次检测为阴性方可离开（不考虑Ct值≥35的情景）；

——隔离期间还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

——解除隔离后应当继续进行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并于第2周和第4周到定点医疗机构随访复诊。

在《第八版》里，无症状感染者最快“14+14”才能出闭环周期，要做若干检查，而且第2、4周后还要到医疗机构复诊。显然，这增加感染者负担，耗费医疗资源。

18. 对出院/舱后“复阳”者的处理，《第九版》有专节，《第八版》则未涉及。

《第九版》里，出院/舱后，即使阳性，只要没有症状，核酸检测Ct值≥35，就不用管理。但如果Ct值＜35，就要综合判断传播风险，根据对传播风险的判断确定管理方案——例如确定密接者。但《第九版》规定，对这种情形也不需要确定“密接的密接”。如果有症状的，例如发热、咳嗽或CT出现肺部影像，就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核酸检测Ct值≥35，仍然不需要对密接者进行跟踪管理；如果Ct值＜35，有传播风险的，就要判断密接，但仍然无需判定“密接的密接”。

所以，对待既往患者与对待初筛阳性患者是完全不同的，所涉及的防疫实践与常人理解或想象的对新冠病人/阳性的处理偏离很远了。

19. 要求加快流调周期。《第八版》要求“尽可能在24小时内完成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个案调查”；《第九版》明确要求“阳性人员复核确认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个案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新的标准说明我们的流调能力大大提升。

20. 流调：规定了疫情大暴发时的应对情景。“当疫情进一步发展，病例数明显增多，出现社区持续传播，传播链难以理清，且社区已划定为中高风险区实行封管控措施管理，流调重点调整为掌握病例的基本信息、发病时间、首次核酸检测阳性时间等，用于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疫情发展态势分析。”这意味着，如果出现大的暴发，就不能按精准防控那样去做精细的流调了。此时，流调的目的需要改为社区数据监测。

如果社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新发的感染者又要恢复到精准流调。

21. 对密接及风险人员的判定与管理：强调精准判定，给予一定的灵活性。

22. 新增了风险区域划定及防控方案。《第九版》新增了相关小节，界定了何为高、中、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单元划定，判定为高风险区后，居民享受“足不出户、上门服务”；连续7天无新增病例即可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病例即降为低风险区。此外，明确说明“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并要求低风险区人员离开所在城市也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第九版》里，专门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

这套机制实行之后，个人行程卡上的星号意义就不大了，因为星号非常容易造成“一刀切”。在新机制下，所有流动人口本来也应该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健康信息用健康码即可反映。

23. 新增了“风险人员协查管控”部分，这与异地旅行高度相关。

——要求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一旦发现感染者、密接、密接的密接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流出后，要在2小时内向流入地发出协查单；协查方收到信息后要快速排查，对每个人员落实到位，并在24小时内反馈给疫情发生地。这里，主要发起责任在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但也要求非疫情发生地主动排查中高风险区域流入人员。

——对不同风险区旅居史人员的处理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1）有7天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采取7天集中隔离，7天5检；（2）有7天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居家隔离，7天3检；（3）有低风险旅居史的人，进行健康监测，3天2检。确立统一规则后，可防止各地层层加码。

24. 新增了对区域核酸检测的规定。根据疫情情况，快速、高效、有序地组织区域性检测，确保各环节流畅，不致延误防疫战机，同时还要避免检测导致的交叉感染。区域检测能力不足时，可以用抗原检测作补充。《第九版》新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

25. 提高了人员转运速度。对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立即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和方舱医院”；对密接者则要在8小时内接送到集中隔离场（《第八版》为12小时），强调做好车辆的组织调度，“坚决杜绝将感染者与密切接触者共同转运”。

26．隔离管理。

——明确规定地市为单位，按照60间/万人口储备集中隔离房间（大城市、省会城市、口岸城市还要酌情增加），并对隔离场所的组织、安排及物理条件等提出了要求；

——居家健康监测：由于居家健康检测是新版防疫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九版》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指南》，相对《第八版》增加了居家健康监测部分的篇幅。主要围绕社区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增加了登记造册、监测信息收集、核酸检测、环境清洁与垃圾处理等具体内容。

27. 新增加了“溯源调查”内容。要求针对来源不明的病例，围绕人、物、环境，迅速展开溯源调查，关注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同时注意保留证据。

28. 疫情信息发布。奥密克戎传播快，疫情发生后，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应于5小时内发布疫情、风险区域等相关信息。

29. 入境人员管控：改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同时进行7天5检+3天1检。《第八版》原则要求入境人员进行14天隔离医学观察。这个政策将增加中国内地与境外的人口流动。

30. 入境物品食品管控：细化了对进口冷链食品的管理，新增加检测发现阳性物品后的处理规定（包括封存、消毒、信息共享、物品处置等），对接触物品的阳性人员要求进行连续两次核酸，高频接触人员7天居家健康监测，等等。

31. 增加了涉及境外入境人员、物品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的小节。要求对他们加强管理（包括落实居住闭环管理），脱岗后还要进行7天集中或居家观察（“X+7”模式）等。

32. 增加了“口岸城市疫情防控”的小节。要求口岸城市健全疫情防控机制，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共防”，防范境外人员或物品通过口岸输入疫情。这部分涉及涉外作业人员及口岸的内容，都被补全增加到《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疫情防控要点》中。

33. 重点环节的防控。明确“重点人群”的定义，要求对其闭环管理：对“高暴露风险的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警察、保安等职业人群”落实闭环管理。

34.对重点机构的防控，增加了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表述。“大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等可采取弹性工作制；重大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可采取封闭管理、减少非关键岗位工作人员数量等措施”。

35. 重点环节防控的核心是常态化。《第九版》将上一版附件《重点场所、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总体升级，增加了较多内容。尤其是将按低、中、高风险区来确定防控措施改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36. 组织保障部分，增加了新的表述。

——“指挥体系”部分，要求“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成立转运隔离、社区防控、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区域协查、口岸防控等专班”，增加了“提级指挥”的说法，强调要“信息共享”；

——“信息支撑”部分，增加了收集“隔离点管理”相关信息；

——“能力建设”部分，增加了“转运车辆”。

此外，《第九版》的14个附件内容做了部分更新，还增加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3个附件。

对《第九版》调整的一些小结

1.微观方面：

（1）“快”。《第九版》从病例及密接人员的转运、流调、信息的发布到核酸频率等都体现出“快”字，以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强的特征。

（2）“精准”。专注对有风险暴露的重点人群、机构、场所的防控，更加细化了方案和指导，通过对重点人群加强防疫管控，保护更广大人民群众。

（3）“严”。提出了更加科学、系统、符合奥密克戎病毒特性的管控要求，对于感染人群/风险人群加强管控。

（4）隔离/检测观察时间缩短。系统性消除了14天概念，把7天变为最基础的隔离及监测周期。虽然更“严”，但减少了代价和投入，取得较好的平衡。

（5）方舱是核心基础设施。当疫情大规模暴发时，必须依赖方舱。《第九版》系统引入方舱医院的概念，作为防疫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并对未来建设提出了要求。

（6）“自住居所”是重要的隔离场所。《第八版》主要依赖集中隔离场所（多为定点医疗机构），《第九版》则引入“居家健康检测”。分布式的自住居所取代集中隔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7）核酸检测是整个防疫体系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精准防控要求抓住源头，及早发现并扑灭病毒传播，更倚重核酸检测能力。

（8）核酸检测里引入了Ct值的概念，作为应对/处理/管控等措施的基础。管控措施导向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情况。

（9）增加了将抗原检测作为筛查的补充手段。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就颁布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抗原检测在上海疫情期间得到广泛应用。抗原不是最终诊断/确诊依据，但对核酸检测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地方是一个重要补充。

（10）减少了其他一些医疗资源占用问题。《第八版》规定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期间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等，《第九版》对此加以简化。

（11）注重社区支持，开展社区建设。居家监测、信息收集及重点人群追踪、风险区划定后的管控与服务，无不需要社区支持。

（12）注重“物”。许多感染事件都是从物/货品中来，《第九版》注重对物的防控，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同防。

（13）特别注重外防输入。目前疫情是通过不同渠道由境外输入，精准防控要从源头上一开始就严防输入。《第九版》对涉外人员、物品、场景及口岸等都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14）注重更加统一、透明的标准（例如风险区的划定）。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的指挥体系、多渠道信息/数据收集与共享等。

（15）考虑疫情出现一定程度的暴发后的情形/场景/挑战。

（16）关注病毒变异风险。主要体现在病毒基因变异检测、溯源调查等部分。

（17）关于疫苗接种问题。目前我国的防控体系包括核酸检测、方舱、联防联控、社区支持等，将核酸作为最为核心的防疫基础设施与能力。《第九版》关于疫苗问题，只是强调“知情、同意、自愿”等原则。而很多国家实践的是强制接种或“类”强制接种，把重点放在提高重点人群（例如60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以此减少公共卫生代价。

疫苗和核酸都是防疫的公卫手段。疫苗的思路是“得了也不怕”；核酸/动态清零的思路是“首先就不要得”。两种思路都会占用公共资源，导致公共健康乃至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核酸检测、方舱建设、闭环管理等措施也会大量占用公共资源。

关于疫苗，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病毒能逃逸，疫苗不防感染就用处不大。但实际上，对疫苗效用的评价应该以防止发病作为标准。像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等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的潜伏期也都在10天左右，在潜伏期内是可以检测到病毒的。

目前各种数据及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现有的哪种疫苗接种，都可以预防重症与死亡，满足了上述“防止发病”的评价标准。提升老年人群的接种率后，后续病毒的变化发展就有了调整和应对的基础。下一步，希望国家加强正面宣传与引导，切实鼓励重点人群接种。

2. 宏观方面，总结为6个方面。

（1）《第九版》完全是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虽然不能排除有更加危险的变种出现，但公共卫生决策者与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和风险是可控的；奥密克戎是绝对的优势和主导病变种，虽然还在变异，但很难被取代。相比之下，病毒自身进一步弱化，我们免疫力进一步增强的可能性更大。要围绕这个现实制定政策。

（2）《第九版》是与时俱进的，最新的科学经验和实践都反映进来了。上海等超大城市前段的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经验，充分反映到了《第九版》里；所积累的重要经验教训都成为现阶段常态化精准防控的重要借鉴。我们之前抗击新冠疫情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经验，对新阶段的防疫提供了指引。

（3）新实践的确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去年末今年初，有英国、南非、美国科学家称奥密克戎致病力正在减弱。但我们不能够凭借这些论文就改变两年来确立的防疫体系。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实证工作，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科学判断，积累经验，逐步调整防疫体系。中国是“全国一盘棋”，14亿人的健康无小事。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全国最短板、最脆弱的地区和人群，而不能以大城市为标准。同时，鉴于基层治理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考虑政策落地时的变形走样。但整个决策转变是很快的。有一些人认为奥密克戎来了，就需要刻不容缓地全盘调整政策，这种看法是对中国国情、公共政策决策的体制不了解。

（4）《第九版》给各地“层层加码”的空间少了。经常跨地旅行的人对层层加码尤其有体会。一是自己出行会直接受到各种影响（行程卡带星、中高低风险区旅居史处理的判定、变码/弹窗等），二是间接管控，例如幼儿园/学校对共同居住人出行的严苛要求，一出行就要求停止线下学习，变相抑制合理出行。这种“层层加码”都是背离中央精神的，但政府要给出明确的指导、规范。国家卫健委的规定越细、越明确，标准越清晰，人们也就更能有依据判断，哪个地方进行了不合理的“层层加码”并要求纠正。

（5）牢牢把握防疫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在防疫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只对少数/特定的地方、团体或人群负责。

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提高精准防控水平，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5月5日，正值上海疫情攻坚保卫时刻，社会舆论出现很多不同声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5月末、6月初，上海（及北京）的疫情得到控制，针对奥密克戎的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国家卫健委颁布了呼应3月份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科学导向、充分调研、与时俱进的《防控方案》。我们要相信中央，力争在若干时间内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以最小的公共卫生代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6）我国的防疫体系极具中国特色，他国几乎不可能复制。我们的防疫政策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经验，不断迭代发展，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这套防疫方案拿到其他国家，恐怕是很难实行的——其落地执行完全依赖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发展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验对他国的参考意义，是从科学及公共卫生角度说的，而其他国家没有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在人类社会之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展示了接续30年前改革的重大信号：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2017年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未来30年全党全国全社会统一意志、全面实施的国家战略，再次将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提上重要日程。

中国历经40年、跨越两代人的农村改革，迄今人们熟知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而不太熟悉的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夹带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的集体经济是不是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顽强表现着自己。本文试图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提出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乡村发展为什么离不开集体经济？何为持久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载体？面对广大乡村地域，如何实现既能维护社区集体公共资产又能实现农民收益分配权利；既要满足个人利益又要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合作；既要经济增收也要社会服务；既要搞活机制又要合乎法理的组织框架，让乡村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历史的回顾：集体经济的钟摆式探索之路[1]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的变革与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农村改革，是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剥夺农户个体生产经营权利“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设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的设想不是在农村改革前就提出的，而是在农村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自1982年后，中央开创了5年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的局面。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在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做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才有了5个“一号文件”。可见，这5个“一号文件”就是心中有集体但要对原有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文件。

为纠正农村改革就是进行“土地还家，分田单干”的误解，中央先是在1982年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又在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作为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担“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到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2]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83年就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3]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将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其制度框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纯集体或纯个体的经营制度，而是允许各地在一定的经营制度空间中采用符合实际的做法。现在看，这就是人民公社消失后，从中央到地方几十年来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持续探索的源头。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表述在十三届八中全会时达到最高峰，但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被称为“完成了一半的改革”。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4]

上世纪90年代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到1984年年末，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政”分出来了，而原公社控制的集体经济在“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了。

当时的乡镇企业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应农村和农民需要自然发展的产物，邓小平都说“没想到”。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城市企业还未醒过来、改革尚未启动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我国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5]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整体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早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6]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历史原因，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各种粗陋和不足统统显现出来。不过，当时政府要求的改制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7]当时所说的“改制”就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8] 而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个体。[9]可见，当时的这种改制中确有意识形态分歧。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的角度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村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被取消了。[10]

国家取消农业税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在取消乡统筹的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消除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导致因乡镇企业改制失去经济功能的村集体更加彻底地退出村庄公共事务。农户不得不“户自为战”、孤立面对生产生活中所有“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正因为如此，农户称分田到户后为“第一次单干以来”，称取消农业税改革后为“第二次单干以来”。[11]第一次单干以来，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第二次单干以来，这个统筹能力就彻底丧失了。

曾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最先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针对税费改革提出：“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否则，“村集体所有者的权益如何体现”？如何“通过补偿摆平占地不平衡导致的不合理”？如何“给予村委会”这个村民自治组织“必要的财政基础”？村集体经济组织“何来为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资源”？[12]。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几乎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13]为顺应民意，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14]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再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展示了因管理机制不健全而积累的致命的内在矛盾，如“产权不清”，又展示了能够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一种优势与生命力，而“政社分开”的“社”一直找不准实现形式，先是乡镇企业与村集体合一搞生产经营，后是集体性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撇开生产转而从分配入手清晰化产权。情况纵横交错，改革路向不明。不过，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解、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失去经济来源，乡村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艰难的合作经济发展之路

由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进入21世纪，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郊和市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资本下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财政也越来越窘迫。农村的状况越来越差。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5]正式颁布实施，提出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强化“统”的功能，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具有社区范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统”，是类似“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只是局限于某种产业活动范围在对接市场时类似“一袋土豆”式的数量规模化方式的“统”，内涵大不一样。[16]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将成立合作社的数量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才有了迅速增长。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成立了20多万家，2013年年中就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9年10月底，已高达220万家，占农户总数过半。[17]不过，大部分合作社人数很少，规模很小，更严重的是，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即合作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合作社总量的30%-40%。[18]

在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农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等于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这类合作社与市场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这种变异现象甚至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19]。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现代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仍然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政府行政干预实现的，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陷入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的陷阱。更出乎意料的是，很短时期公司制企业就快速崛起，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20]

这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乡村发展的主导地位。尤其沿海一带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快速增长，[21]让少数城市化的城中村村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分红产生强烈诉求，而且，“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22]。这就是中央在2016年年底决定在全国范围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其直接目的，是查清家底，防止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集体资产流失。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65.5亿亩，其中宅基地面积1.7亿亩。[23]同时，对查清家底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以统一颁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证书的方式，确立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地位。这项改革要求于2021年年底基本完成。[24]但是，尽管民法典已经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特别法人”[25]，却因尚未出台适用法律，被颁证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非法人，未能成为独立运作的法律主体。

30年集体经济改革之启示

今天看来，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记载了很多有名和无名的参与者集体性的创新努力，也记载了很多无奈、很多惋惜。

尤其改革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发展却明显滞后。农民的经济收入是有提高，但是太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农民形容“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

 为什么中央努力推动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不但没能贯彻，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掩盖单干？为什么专业合作社大比例是空壳社，较好的社也是企业翻牌社？为什么一谈合作就只是经济合作？为什么一提集体组织就是股份合作社？为什么“政社分设”一到村庄就贯彻不下去？

30多年的农村改革就像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两端之间不停地摇摆，没有稳定在一个核心位置。

 与某些人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功亏一篑这个“篑”不是别的，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若没有框架只有提法，再好的思路也没有根基，后来就被一风吹了。今天看，当时的确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好时机。需要构建真正适应农村农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从合作主体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种方式

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曾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这一类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26]。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分田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的一个传统集体经营的方式。最有名的是江阴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中没有包产到户而是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转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紧临市、镇，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划入城市街道，成为城中村。农村土地因此而实现成百倍上千倍的增值。村集体依靠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为脱农入城的农户分配这些“天赋资产”带来的天赋红利。

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会合一的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大潮中，一些地处边远、土地零碎、农户分散、集体负债的穷村几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村、社、企、会”[27]合一的路。历经数年奋斗，全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摘掉了贫困帽子，村集体资产和收益与户均增收均数倍增长，实现了村、民共富。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返乡创业担任村党支书的好带头人。陕西礼泉县袁家村的郭裕禄（郭占武），贵州安顺市塘约村的左文学，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山东莱西市后庄扶村的王希科，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的张砚斌，四川郫都区战旗村的高德敏等，这些带头人都将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营经验带回家乡，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共同发展、义利并举的路，为家乡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类经验怎样才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呢？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学习塘约村经验，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试点。从11个村起步，2018年发展为100个示范村，2019年年底覆盖了1470个村。2020年8月，在村党支部领办的2779个村中，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到2020年年底，在烟台覆盖了3045个村，[28] 山东全省已达11407个村。[29] 他们的经验是，地方党委组织部支持基层村支部突破政策限制，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入社带入集体资产股，与村民个人股共建股份合作社。党支部牵头主导，担职担责，组织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一招破题、全盘皆活。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心气大增、面貌大变。烟台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的“术”要服从和跟着“道”走。方向对了头，才能一步一层楼。

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将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公司、协会乃至村两委等多类主体整合起来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它们名称不一，但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类似，大都建在县、乡，也有在跨村跨乡的区域。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四川仪陇县养牛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暨养牛产业协会、石棉县坪阳地区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山东青岛莱西市院上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等。而且，这些新型组织无一例外都设立专职的总干事经营团队，都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对下集中组织农户、对上整合各部门资源，在党的领导下为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于2018年设立的内蒙赤峰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最为突出。该镇组建了全镇13个村党支部与镇、旗、市的34个涉农部门党支部共建共融的跨部门跨体制的联合党组，由镇党委书记兼任党组负责人。党组办公室设在镇联合会。镇联合党组针对各村党支部提出的问题清单，发动政府部门党支部提供供给清单，通过党组织渠道打通了基层与政府功能部门的联系。镇党组支持镇联合会在各村设立生产、信用、供销综合服务网点，形成镇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到2020年年底，13个村的集体经济积累达2400万元以上，年内经营性集体经济资产达360万元，全镇农户纯收入达3万元以上。该镇联合会因此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2020年全国第二批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之一。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