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续）
三是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股票市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但这并不是说，股票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合理与否的最基本标志是看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市场本身能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与竞争效率，能不能促进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从而给国民经济提供强大助力。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做高做强，而只是长宽长胖，就必然损害股市本身的内在机理，进而会大大降低市场效率。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价值化的市场。价值化就是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感到股票市场有参与价值与投入价值。价值化既是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检验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如果市场的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相一致，市场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资金不请自来的客观机制；反之，如果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支离破碎，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会变形、变异甚至变态，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向心力就会大大削弱，离心力也会大大增强。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与股权让渡最便捷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便捷性、市场的公信力、市场的多元化，是投资者进入市场并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的动力源泉。这种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众多的优质上市公司可供选择，如果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或者是欺诈上市让投资者踩了大雷，那投资者不但不能获取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可能血本无归。
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取的风险收益，或是上市公司因良好的经营业绩给投资者的利润分红。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上市公司分红，投资者就一定会取得正收益。在市场环境不健康或者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分红也可能变成负收益，甚至还可能比不上储蓄收益。如果有100元存入银行，年息3%，那么到期后储蓄存款将变成103元；如果投资者股票的价格也是100元，每股分红3元，因为分红要除息，所以分红后股票价格就变成了97元，加上分红的3元，投资者手中的市值仍然是100元，并没有从股票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再加上股票分红的税收政策，如果分红后一个月内抛售股票，要交20%的红利税，一个月后一年内抛售股票，要交10%的红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但不能从公司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倒贴，这就使本来应该成为利好的分红制度在现实中变为利空，市场对高分红企业的股票不但不会趋之若鹜，而且还会退避三舍。除非出现填权效应，否则分红越多，贴权效应越明显，投资者的损失也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性分红制度的推出应当慎之又慎，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政策加以完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跻身优秀企业之列。好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寻求发展，差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减持套现。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具备两大条件：让投资者有信心，让企业有前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越强，公司发展的路径越好，股票就会越受追捧，这又会反过来提升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公信力与辐射力。对于有长远追求的企业来说，能够从普通企业变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字招牌，股票价格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形广告，能够使有前景的上市公司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兼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始终注意公司股票的市值管理，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提升公司股票的内在含量并给投资者以高额的分红回报。2022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累计回购注销了1.26万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分红7780亿美元，而融资额只有207.9亿美元，回购与分红的金额是融资额的近百倍，这是美国股市健康发展、迭创新高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而在中国股市，很多上市公司舍不得现金分红，却热衷于高比例送股，股本这种稀缺资源被无度挥霍。10送10股，意味着每股的含金量降低50%，长期无度地大比例送股，不断稀释了公司的股票利润，这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日益低下、增长潜力不断枯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比例送股除了制造“金融幻觉”，对于公司与投资者来说都很难带来实际好处。
在熊市的环境中，没有填权效应的大比例送股往往成了投资者亏损累累的巨大陷阱。即使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多的股票回购案例，但回购的股票基本被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实际上是用全体股东的钱来奖励公司部分员工。回购的股票鲜有注销，因而并不能提高股票的内在含量，也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现实与有吸引力的短期与长期收益。
对于宏观层面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股票市场能够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与核心推动力。股市有明晰的资源配置功能，股市有丰富的财富释放功能，股市有显著的产业升级功能，这是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宏观要求与社会渴求。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既推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既有效利用资源又促进科技进步，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能够与时俱进地跃上新台阶，是国家发展与创新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一定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为主导，而不能以酱香型企业为发展龙头。酒类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品类越多，规模越大，价格越高，市场就会越畸形发展，这不但无助于整体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反而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互促，从而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的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也会出现消极的负面互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钥匙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与股市的结构调整有机地衔接起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
股票市场需要良法善治，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股票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经济，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金融，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在股市。经济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金融强国必然是股市强国。在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长途跋涉中，金融强国的建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艰辛历程。没有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强大金融体制，经济强国乃至金融强国的建设就很可能付诸东流。建设金融强国已经成为现阶段国家金融发展的主导战略。金融强国这一战略的最终实现，需要完成人民币国际化与股票市场做强两个目标，而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把股票市场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建设强大的股票市场来建设金融强国，进而使中国经济从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
把发展股票市场提升为国家战略，需要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
积极的股市政策不是简单的救市政策，而是主动化解股票市场的体制与机制积弊，尽快完善股票市场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推动资源配置机制与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政策。如果仅把股市当作融资工具而不是资源配置场所，着重的是市场的“圈钱”功能而不是体制与机制变革，不追求市场效率的内在提升而醉心于规模的做大做胖——这种消极股市政策的长时期延续，就会极大地阻碍股市内在矛盾的解决，股市内在机制的优化，以及股市积极作用的发挥，延迟了股市的制度创新与制度跨越进程，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预期机制严重紊乱，信心危机日益加剧，股市被日益边缘化的局面。因此，建设强大股票市场与金融强国当务之急，应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股市的计划经济基因，让积极的股市政策堂堂正正地登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舞台。
积极的股市政策不是短期的权宜政策，而是既关乎改革又关乎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政策。从改革的角度来说，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决定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与发展效率的提升。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在金融体系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但却没有像我国股市那样承载着如此重要、如此艰巨、如此深远的体制与机制变革任务。背负着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全面转变任务的中国股市，是能够引领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制度因子。做好强大股票市场这篇文章，就能从总体上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进而实现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重转换。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积极股市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调节主要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于股票市场已经高度成熟，因而股市政策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以覆盖的常量。而在我国，股票市场还处于从初期向成熟发展的过渡阶段，涉及体制与机制重大而又深刻的全面变革，因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只能影响股市政策而不能覆盖股市政策，股市政策反而成为能够影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重大变量。把积极的股市政策用好用活，就能在整体上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并相得益彰。
从财政政策来看，我国的整体财政赤字率已经处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城投债与地方政府负债不但数额巨大而且偿债能力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在房地产市场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有限。从货币政策来看，2024年一季度，我国的M2已经达到304.8万亿，是上年GDP的两倍多，存款准备金率与实际利率都处于较低水平，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已被大大挤缩。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依靠积极的股市政策盘活资产存量与促进社会增量，形成一种财富充分涌流的市场机制，对激活整个国民经济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股票市场的强大不仅可以促进民间投资与社会消费，更会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向内涵型的全面转变。
把发展股票市场提升为国家战略，需要创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会促使股票市场健康运行与有序运行，在运行与发展中形成正财富效应；一个恶劣的生态环境，会导致市场失序、失效甚至失败，形成南辕北辙的负财富效应。
股票市场本身是一个体量巨大、暗礁密布、风险重重的资本博弈场所，因而发展股票市场必须趋利避害。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必须使它公平、公正、公开地合法运作，尽最大可能减少制度漏洞与寻租空间；资本的特点是见钱眼开，必须使它守法、守纪、守序地在制度的阳光下追求利润；资本的性格是桀骜不驯，必须给它划定明确的制度边界，使其成为市场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没有健全的基本制度，资本就会无孔不入地肆意妄为；没有有效的市场监管，丛林法则就会如入无人之境。
一个失序的市场，必然是失效的市场；一个失信的市场，必然是混沌的市场；一个失实的市场，必然是失败的市场。一个生态环境洁净而又健康的股票市场，必须让公平成为市场的价值导向，必须让效率成为发展的永恒主题，必须让法律成为规范的最高旋律。
健康的股市生态环境，需要有坚韧的信用基石。股票市场的运行是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信用保障机制，守信是守信者的通行证，失信是失信者的墓志铭。财务造假是股票市场的最大祸害，它对市场秩序与市场制度的破坏罄竹难书，必须重拳打击，让造假者倾家荡产，让参与者把牢底坐穿。
举世瞩目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案，造假金额6亿美元，曾经位列世界500强第7名的安然公司在案发后被罚5亿美元并被宣告破产；主要责任人被分别处以1200万—4500万美元的罚款并被判处6—24年监禁；通过集体诉讼，投资者获得了71.4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参与造假的三大投资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与美洲银行都被判处有罪并分别向安然公司的破产受害者另行支付了20亿、22亿与6900万美元的赔偿罚款；全球5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被判处妨碍司法公正罪后宣告破产。[1] 康美药业财务造假886亿元人民币，是安然公司财务造假金额的20多倍，却被顶格罚款60万元，对主要责任人的罚款也只有90万元，连股票退市都被豁免。[2] 财务造假获利巨大而成本极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财务造假的冒险之中；法律没有锋利的牙齿，就不足以对违法犯罪形成威慑，也很难有效地维护股票市场的正常秩序。
健康的股市生态环境，需要有完善的市场制度。健全的股市基本制度，对投资者是安全屏障，对违法犯罪是天罗地网，对市场行为是制度边界。法律制度的本质是惩治犯罪，但其更重要的功能却是震慑，通过严刑峻法形成一种投资者、融资者与监管者都不能逾越的市场底线与制度屏障。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财务造假的惩戒制度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制度（举证倒置制度、集体诉讼制度、损害赔偿制度）一个都不能少。制度软肋是股票市场的最大缺陷，制度走偏是股票市场的最大灾难，制度落后是股票市场的最大羁绊。当制度不能矫正市场走偏时，市场就必须矫正走偏的制度——股市发展与制度完善就在这种互促互动中得以实现。应该指出，注册制并不是股票市场的包容性制度，而是以严格信息披露与终身追责、严刑峻法与严格执法为前提的信用制度，没有严刑峻法与严格执法的注册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助长市场的侥幸心理与失信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健康的股市生态环境，需要有和谐的股市文化。股票市场的运行是自律与他律相互制衡的有机整体。自律机制是市场参与者在严密法律制度与有效市场监管约束下的自觉行为，他律机制则是对逾越市场边界与挑战市场底线的矫正与惩处行为。市场运行需要融资者、投资者与监管者的自律行为，但由于股票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场所，因而单靠市场的自律行为并不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有序运行，一旦践踏市场底线的行为发生，他律机制就要启动并对违法行为起到有效的惩治与震慑作用。没有自律机制，市场就会问题成堆；没有他律机制，走偏就会难以矫正。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的股票市场必须有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道德基准，形成不想、不敢、不能践踏市场底线的守法、守信、守序的市场文化。
把发展股票市场提升为国家战略，需要进行弃旧图新的监管革命
股票市场不仅需要良法，而且需要善治，善治的现实要求是进行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的深层变革。自由交易是市场灵魂，没有自由交易，资本的逐利本性就会被扭曲，资源配置功能就会被削弱；买者自负是股市原则，这个原则所体现的，是对投资者财产权、选择权与人格权的尊重。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而导致看不见的手成为缩回去的手，那就是监管越位；对市场行为该管的不管，对市场乱象不进行及时有效矫正，那就是监管缺位；监管秩序混乱，一线监管与二线监管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市场出现大片的模糊地带与灰色空间，那就是监管错位。无论是越位、缺位还是错位，都是对市场制度的原则违背，都是对监管功能的人为扭曲，都是对市场本源的过度侵蚀。中国股市从股市大国走向股市强国，需要有一场全面而又深刻的管制革命，这样的管制革命，不仅要重塑监管体系与监管机制，而且要为股票市场的长治久安建立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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