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主要理由之一，但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这份报告和 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
事实上，有关“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然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同时也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
从 1949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 2018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华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遏制政策的变化，必须高度重视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
2008 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从领导换届和政治路线不断调整，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
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将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
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1978 年之后，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此后，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导致国家的解体，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梦的机会。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
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
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的中心。在经历了1989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20世纪90 年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时刻都在关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虽然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同时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大环境下，美国资本得以有机会收购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美好时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发生了中国南海撞机一类的冲突事件。然而，“9 •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针对伊斯兰世界长达十年的“新十字军东征”。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之间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一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可以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然而，从美国的眼光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是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而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时，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场令世界瞩目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 •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美国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开始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
这两年，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压力，它们在中国已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获取暴利，但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战略收缩。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迅速击毙了本 • 拉登，随后宣布从阿富汗撤军。2011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 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计划将 60%的海上力量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国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推动、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都是遏制中国战略的实施步骤。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做法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政策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海空力量持续增强，在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美国对华政策的尴尬处在于：一方面要政治上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此后，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其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 1993 年到 2009 年，是中美在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时代。从 2008 年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是中美在经济上继续保持合作而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10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结论。这是共和党特朗普取代自由派的民主党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走向的能力。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年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策略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美国内部对1949 年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就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在华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也是在检讨美国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构建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间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主导权的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用的战争手段，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也就是“冷战”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多数情况下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综合性整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是围堵遏制，后者是接触诱导。由此，“冷战”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也是超级大国间的国际战略之争。在实施方式上，苏联更多采用比较直接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综合发力，尤其注重采用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追求“不战而胜”。
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其理论架构包括基于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其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多党政治制度，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所谓“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经过漫长的“冷战”岁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革和“新思维”正好陷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陷阱，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导致国家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中国在20世纪80 年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曾遭遇“和平演变”战略带来的威胁。幸运的是，中国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苏联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人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他们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体制，力图利用金融资本裹挟政府权力，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他们试图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时期内不少官员日益腐败。一些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出现了“裸官”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很多官员因丧失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成为“两面人”而受到惩处。从思想文化上看，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一度形成一个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
2008年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主张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一连串成就，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预想的“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十字路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
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到西方世界，美国迫切需要得到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西方，而希望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希望以多边主义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图谋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并以此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此时，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著名者如伯格斯腾提出的中美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G-2”构想，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提法和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企图诱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白条）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也要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而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中国就更要高度依附美国，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
“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不健康、不清醒的状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幻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为中美间的稳定友好关系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这个社会基础既可以成为促进中美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力量，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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