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