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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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学者与时代见证者

吕德文 来源: 2021.07.30 11:26:3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作为一位社会学者,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很是幸运。


(一)


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闽西革命老区(也是欠发达地区),年少时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经历。而最近十多年来,又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攻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在全国近20个省市开展过田野工作,很清楚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时代,从贫穷社会进入到了相对丰裕社会。我这些年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绕不开时代。如果有时代巨变的视野,个人经历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80后刚好是时代巨变的亲历者,见证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2021年春节期间,在和家人清理老物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家在1997年是贫困户,享受政府1000元无息贷款的帮扶。仔细询问母亲,得知父亲当年用这笔钱买了种猪,发展了生产;再加上哥哥姐姐们陆续从学校毕业,家庭负担也少了一些,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对上世纪90年代所孕育的社会意象,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从学术的角度看,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民负担重、基层腐败等都比较突出。以至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辛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废除了农业税,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习惯于从结构、制度、文化等视角里去理解个人遭遇。我常想,国家1997年给我家的扶贫贷款,是否是我们家家庭命运的转折呢?也许是的,但不尽然。国家给的这1000元贷款,其中500元用来还了家里欠村集体的提留和修路款,这是结构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公路、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都需要基层自筹。而当时农村的贫困现象也不是少数地区面临的问题。因此,治理贫困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开发式扶贫和整村推进,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普惠性地享受农村发展的红利。先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然后才能实行针对一家一户的“精准帮扶”,针对贫困户的有限帮扶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却很难拔出穷根。


1997年的确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那一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成了全家的希望。而在前一年,大姐去了厦门打工。只是那时工资低,还被老板骗了,第一年没有钱寄回家。到了1997年,大姐和二姐都去务工了,且有钱寄回来,我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两个姐姐供的。1998年,大哥也去珠三角务工了,家里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我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哥哥资助的。那几年过年期间,家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要还多少债,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不欠债啦。一家人为了摆脱贫困,团结奋斗,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今天,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在农村务农,他们为着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合力奋斗。如今,这种家庭生计模式,已经全面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细胞。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用“一家两制”来概括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三)


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如此紧密!


我曾祖父是一个精明的手工业者,在民国所谓的经济“黄金十年”时期,他和他的兄弟曾经拥有小型铸造厂、造纸厂和百货店,也曾雄心勃勃地买田买地造大屋。但在旧社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家族生意竟然因为曾祖父被盗匪绑票而一落千丈。以至于到解放时,爷爷家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节衣缩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我们家要摆脱贫困,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家一样的普通群众要告别贫困,恐怕不是很容易。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大礼堂还放电影。每年的年末,村委会都会组织一场免费观看的电影,电影放映之前,村干部会讲话,介绍村委会的一年工作情况,也算是一个村民大会。记得有一次,村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们村已经实现了小康!他的说法应该有依据。


我老家是一个山村,全村人口才1000多人,而山林面积有4万亩,且植被极好。那几年,农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管理也比较混乱,村集体和村民都在砍伐树林。在当时的条件看,群众都觉得日子好过了,至少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但好景不长,没几年山林资源就被消耗殆尽,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寻找活计。总之,因为没有可持续的收入,好不容易进入小康的村民,很快就面临再度陷入贫困的窘境。


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出山村,在城镇购房定居,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我的兄弟姊妹和绝大多数乡亲,早就摆脱了贫困。极少数贫困户,也在这几年的脱贫攻坚中陆续摆脱了贫困。老家的村庄也变成了美丽乡村,我年少时居住的老屋也在家人和政府的努力下修葺一新。


可见,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小康生活理想,其实是在整个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过去一些年,我们党和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精准脱贫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建立在建党100年来我们党形成的政治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脱贫攻坚具有天然合法性,具有广泛社会共识。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凝聚全社会力量开展脱贫工作,集中力量办好脱贫攻坚这件大事,提供了强大制度支撑。


最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对脱贫工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让脱贫问题从普遍性的问题变成了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的特别问题,这为精准扶贫奠定了历史和经验的基础。这几年,我自己也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反贫困治理经验,阐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也发现了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几篇报告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影响。


(四)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党的奋斗百年路,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去年11月父亲去世。他生于1948年,差不多和新中国是同龄人。他在去世前,多次跟我们兄弟姊妹说,他前半辈子受过不少苦,没曾想,后半辈子能这么幸福。我想,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父亲那一辈人,年轻时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战天斗地,修水库、开公路、整农田,多少都留下了一些身体伤痛。他也时有怨言。但中年时候,碰上了改革开放,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也是挥洒汗水。进入新时代以后,他早早“退休”在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过日子并不算特别成功的农民(否则我们家也不会是贫困户),却也能在晚年无憾人生。这当然受益于这个美好的时代。


今年是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第16个年头,在乡村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头巷尾,见识了社会各层次人等。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很容易成为问题导向,关心社会各种失序的现象。比如,我参与式观察过乡村干部、城管、警察、纪检、信访等基层工作者,对微腐败、黑社会、恶俗文化、赌博等基层失序现象也有过田野观察,还对上访者、“钉子户”、小贩等边缘人群有过研究,关心暴力、规则、反社会等问题。


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却总能平稳过渡。某种意义上,中国实践已经打破了一些理论成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我想,这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得益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


(编辑  季节)




* 吕德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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