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100年。我们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要制定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由此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只有深刻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才能把握未来的方向，这个未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未来。
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共诞生的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此中央权力瓦解，国家分崩离析，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止。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逼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受到统治者残酷镇压，只能在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党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大革命高潮时的5万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再次转入地下，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党在各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在十年内战期间，鼎盛时根据地曾达到15个。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斗争特点：秘密、分散、复杂、多面。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共产党能在全国取得胜利，除了军事斗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外，还有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舆论工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动员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丰富、全面的，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史中最丰富、全面的。[1] 要认真、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党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各个方面的知识。
1、在白色恐怖时期，陈为人用生命保护“中央文库”文件，保存了党的历史。
1928年，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时，十分重视并直接领导了中央档案的收藏和保管工作。他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指出：档案“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时，在云南路447号熊瑾玎、朱端绶开设的福兴字号的楼上开会，由邓小平负责记录，直到1929年夏他离开上海去广西为止。记录详尽、完整，保存在浙江中路112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央、中央军委联络点。精心保存党的文件，也就保存了党的历史。建党初期，党史工作就是保存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逐渐增多。193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文库，设专人保管，后人叫“中央文库”。1933年之前，中央的档案是完整的。1933年党中央迁到江西后，1934年长征出发时挑错了担子，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档案留在了中央苏区，仅将毛泽东、朱德的档案挑出来了。在国民党严重围剿下，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项英将留在苏区的中央档案全部烧毁。[2] 此后研究1933年到1934年10月这段历史，因缺乏中央会议记录而无法深入。
在“中央文库”负责时间最长的是陈为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国学习，1921年年底回国参加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起，他负责“中央文库”。1934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保守机密，不能外出找工作，备尝艰辛，保证了文库的安全。1937年，他将文库安全完整地交给组织。自己因贫病相交病逝，年仅38岁。
中央文库一直保存到1949年。解放后，由华东局移交中央，[3]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重要档案一直保存完整，从未落入敌手。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文件，为后人研究党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2、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第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瞿秋白在会上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报告。蔡和森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刘伯承等多位同志发言，大家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会后邓中夏留在苏联，写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1930年在苏联出版。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研究自己的历史。前人的工作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1944年中共中央认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4]
3、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发起征稿《二万五千里》。
1936年春天，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长征，红军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但因红军渡河东征，此事一直延宕到8月，后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斯诺的到来推动了这件事。
1936年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相同内容的电报。
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同志都响应号召，开始写作。
1936年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万字。取文字丰富、通顺的稿件编撰。取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者经过精选，选出近40万字。按一日、一事、一文，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来稿中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书后附有：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所经过之民族区域表。这些统计均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面成。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有人利用这批资料改写后在上海发表（赵文华：《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12月大众出版社发行）。誊清稿本原件一直保存在鲁迅家中，2006年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影印出版。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手稿存放在总政治部，直到1942年11月终于有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陕北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和保存，数量很少。1954年《党史资料》（内部发行）将该书稿分三期重新刊印（题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共96篇。1954年，在纪念长征20周年时才得以公开出版，采用《红军长征记》中文章仅48篇。
1936年7月，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相继到陕北采访多位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战员，随后撰写、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公布红军、苏区的真相，引起轰动。
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和外界交往甚多。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情况和解放区的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领导人向中央的报告，也保存下大量的历史资料。
国内外记者纷纷到延安和各解放区采访，写了众多报道，如：史沬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向本国政府提交了很多关于共产党、解放区的报告和报道，如：美国使馆人员谢维斯，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卡尔逊。卡尔逊受罗斯福委托，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深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5、延安整风第二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毛泽东思想，达到党内思想空前的统一。
为了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1941-1943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继党的六大之后，党内又一次掀起了研究党史的高潮。
当时整风分两个层次，高级干部是整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广大干部而言，是学习22个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清查个人历史。
当时高级干部仅有几百人（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90人）。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两个支部参加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总结他们在十年内战中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些高级干部和当时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高、中层领导人（分局、县团级）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存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内。
为供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讨论，1942年10月，中央书记处利用中央文库，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36万字）、《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282万字）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经过一年的讨论，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完整、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到1937年7月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主持这一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这个总结使党内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中提出并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1943年7月，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1940年代起，介绍、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毛泽东著作出版也是最多、最全的。
1、建国初期：党史研究和宣传从高层、秘密逐渐向社会公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成立中共党史资料室，由中宣部副部长、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同志兼主任，历史学界著名前辈黎澍为副主任。中宣部发文，要各地将所保存、收集的革命书籍、报刊、文章、传单、日记、书信等上交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根据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党史资料》，每年4本，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发行范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
2、《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将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编辑成集出版。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等。1950年7月，斯大林派哲学家尤金到中国帮助此项工作。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全力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直到三次战役后才顾上选集一事。1951年10月出版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出于慎重，第一版没有收入《实践论》。11月在尤金建议下，苏联首先发表了《实践论》，反响很好。《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30日发表全文和《真理报》的评论，后《实践论》收入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是总结中共成立以来28年历史的重要资料，对《选集》的宣传、注解、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史的研究和普及。《选集》第二、三卷分别于1952、1953年出版。
1960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与此同时，国内各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内部出版）也刊登了多位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抢救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全国作战的英明伟大。这些文章在粉碎“四人帮”后结集公开出版。
3、党内出版发行文件汇编，公开出版党史研究专著。
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在党内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为满足党史教学的需要，1957年以活页形式印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百万字，但印量很少。
《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为了满足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需要，分别出版了党史专著和资料汇编。1951年6月，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发行了单行本，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书籍。
1956年出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此书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全书13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共印了150万册，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6种外文，广为流传。
195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近、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开始出版，到1962年出齐四卷本，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
为了满足党史讲授者和研究者的要求，1953年10月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宣部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首先出版邓中夏烈士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还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4年3月首次出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1944年10月首次出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
1958年之后，出版了大量老同志的回忆录，党的奋斗历史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1－1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到1961年出版了16册。这些回忆录多是记录具体的战役战斗，表现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教育了新中国一代青少年。2000年后，解放军出版社将当时未编入《星火燎原》的文章结集10本出版。
因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文件不可能写明会议的地点，许多基本史实不甚清楚。如八七会议是在九江还是在武汉召开，长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专程到武汉找到八七会议的旧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一直根据一份文件所标明日期说是1934年1月8日。后经多方考证，才认定遵义会议是1月15-17日召开。
4、“文革”期间党史研究百花凋零，造成思想混乱。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批判、打倒，他们撰写的回忆录或者有关他们内容的文字材料也遭封杀、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党史只讲与毛泽东有关的历史。林彪、“四人帮”还借口“为政治服务”篡改历史，如有人提议将建军节日期由8月1日改为秋收起义发动的9月9日，因毛泽东的制止才没有得逞。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受审查，其中很多干部实事求是写的检查或证明材料，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后人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书。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文革”中以批判为由，公布了大量干部档案，这些档案有歪曲篡改之处，但也有许多难得一见的党史资料。
从粉碎“四人帮”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1、中央建立党史领导小组，恢复党史研究机构。
1976年10月，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立了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华国锋任主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出任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从1977年1月到1978年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冲破禁区，推动解放思想，推动了党史研究。1979年4月，中央决定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于1980年12月出版。
1977年3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各省、各地相应地恢复了党校，均成立了党史教研室。重点军事院校的军史研究和党史研究也得到充实。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李新、黎澍、廖盖隆分别负责编撰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机构设在中央党校，从全国各地调干部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工作。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立。1982年2月，中央成立党史工作小组，由胡耀邦、薄一波、杨尚昆负责，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相应地，1980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第二任主任是胡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党史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和各地的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作出版党史资料丛书。收集、公布了各地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文件，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出版，有力地匡正史实，推动党史研究。
2、1979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研究“三次路线斗争”。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提出：要研究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文革中“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即反对刘少奇、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斗争）。
当年12月，党史研究小组起草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方案。胡耀邦听取小组第一次汇报后说：“不要泡在文件堆里，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他的指示给党史研究人员以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启迪。
1978年春，《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初稿发给校内学员讨论。[5] 文件提出：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当时党校云集大批高级干部。1978年4月，800多名学员进行了10天大讨论，党校的热烈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于5月10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启发人们敞开思想，重新认识党内斗争，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准备。
3、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党史研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979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4千高级干部参加讨论。同时，1980年特别法庭审理“两案”，公布了林彪、“四人帮”大量罪证，进一步批判其倒行逆施。否定“文革”逐渐在党内形成共识，形成研究党史的又一个高潮。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人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很多研究影响到亿万群众。80年代是社会思想活跃和开放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近40年来，党史研究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注重实事求是，加强调查、考证，作风更严谨，研究视角更开阔，内容更丰富。
1980年，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创办《党史研究》杂志。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相继创办了30种左右党史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有上百种，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和收集工作。
中共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大专院校、中央和各地党校等，都致力于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优秀著作层出不穷。著名的有： 由胡乔木倡议，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1996年出齐），胡绳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49－1978）（分别于1991、2011年出版），等等。
出版了中共各位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资料、文件汇编，传记、年谱系列，公布了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如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各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汇编（如皖南事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黄埔军校史料）等。
人民大学胡华领导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录了631位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的历史资料。这些党史教师们走遍全国各地，不畏千辛万苦，抢救了一大批历史资料。
革命回忆录如雨后春笋，好作品层出不穷。突出者如李维汉。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回北京后全力投身党史工作，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和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撰写《回忆与思考》，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又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49-1966），他重新看过档案，经专业人员帮助整理，公布了大量重要的史实，推动了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
1991年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室组织学者翻译了俄远东研究所等部门编辑的系列档案文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年）》，并合并国内历年发表的其他重要中央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新时期，党史研究成为新的热点
202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通过学习党史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发扬革命精神，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在新的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曾经流行一时的崇尚西方的理论产生怀疑。他们迫切要了解中国兴盛的原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随着党的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会迎来新的高潮，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党史的书籍出版。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