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金融工作的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0年11月28日和12月9日分别召开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开放与安全”研讨会，2021年1月9日和“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举办了“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研讨会。共有专家学者77人次参会讨论，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线上参加了1月9日研讨会并发言。

                    

         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不确定因素增多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保护主义抬头。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发生衰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均下降。西方国家大搞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突破规则，直接向实体部门提供信贷。2020年4月-12月，全球增发14万亿美元货币和20万亿债务，衍生出10万亿债券和40万亿的股票；全球股市总市值超过100万亿美元，债务增至277万亿美元（彭博社）。

    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巨大，股市连创新高，长期利率下降（或负利率）。美元国际地位受到动摇，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如何演变，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体系如何演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对手（新一届政府沿袭了这一基调），对我国在贸易、金融、科技领域将大概率遏制打压。美元放水导致我国外汇资产遭受损失。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金融的外部形势十分复杂，威胁金融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平均增速从“十二五”时期的7.8%减速至6.7%（不包括2020年），从高增长时代（指7%以上）进入中高速增长时代。2020年经济增速在2%左右。预测“十四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

    前些年，我国金融界在鼓励创新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诸多乱象。“影子银行”业务大增，资金在系统内“空转”提高杠杆率、削弱货币政策效果，互联网金融监管缺位、P2P泛滥；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等。

    经过2017年-2019年的整顿，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确立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强化监管体制，纠正金融资产无序扩张，增加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势头得到遏制。（2）整治影子银行，推出资管新规，阻隔跨市场、跨机构风险传递，认定和处理不良贷款、处置违规金融机构，银行系统内“自我循环”及其风险得到控制。（3）对金融科技加强监管，整治以P2P为代表的乱集资（2020年实现清零）。“十四五”期间，将加快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立法工作，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对近期中国经济的复苏要保持审慎乐观，因为全球经济还没有摆脱衰退，保持国内经济增速还要克服不少困难。“十四五”时期，保持金融稳定和安全面临不少挑战。

    “十四五”金融发展改革：服务实体，防范风险，加强监管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加大等，带来金融业效益提高的同时，还存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短板问题，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的问题，金融监管“牛栏关猫”的困境，以及互联网科技金融监管缺位等问题。

    金融安全的基础是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是保护公众参与金融活动的利益，特别是中小存款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金融监管要提供一个普惠、平等的金融运行平台，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业更为重要的特征和含义。

我国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在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交织叠加，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1]

李克穆（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是指市场风险，通常是指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等原因对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产生连锁性的严重冲击，致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断崖式损失，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全局性危害。要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标本兼治，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毕吉耀：要着力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一是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构建宏观金融调控基本框架。适度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央行依托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道“精准滴灌”，加强薄弱环节，服务特定的实体经济部门。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认真审慎对待金融科技发展的新业态、新形式，采取适当监管方式，避免先放任自流、后全盘取消。三是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四是加强法治建设。

 

               我国金融体系内的风险因素

    1.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

    宏观杠杆率仍在高位，控制难度大。2019年宏观杠杆率降至254%，2020年由于抗击疫情又提高约21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负债率偏高，家庭和政府的负债率也不断提升，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我国老龄化加快，用于养老和医疗卫生等刚性支出将不断增大，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缺口不断增加，政府融资平台的还贷能力令人担忧。   

    2.经济数据化（金融自我循环）。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一是银行表外业务比例过高。这几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有重大变化，负债中的存款人占比越来越低，资产中贷款占比越来越低；同业业务的比重不断提高。适当开展同业业务有利于资金融通，过度发展就存在同业业务监管套利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回归本源任务繁重。二是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其理由是金融创新、搞活金融、避险保值，但因放任无序发展使其负面作用凸显，放大了金融杠杆和金融风险，助长了投机套利和金融自我循环。建议引导房地产业合理健康发展，将房地产业杠杆率和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限制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加强对高风险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总量风险控制。

    3.长期资金短缺，金融风险向政府和银行集中。

    杨成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很多投资，如土地收储、棚户区改造、二级收费公路建设都用政策贷款，现在都用银行专项债，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向银行集中。中国企业界融资主要还是靠贷款，政府要求银行支持企业，而银行一般只愿提供1年期及以下短期贷款（特别是面对中小微企业），不愿承担长期风险。企业所需要的长期资金严重短缺。威胁金融安全的风险问题已经凸显，而且内外金融安全风险问题联动。

    钮文新（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本质是货币杠杆过高的危机，体现为货币乘数过高，也就是货币周转速度过高。2014年起，我国货币政策采用单一利率调控，近些年我国基础货币量没有大的变化，但M2不断上升，这是靠货币乘数的增加实现的。现货币乘数达到7.11，意味着金融的短期化程度大大提高，这是很危险的。

    4.经济脱实向虚和加剧贫富分化。

    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原局长）：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和金融业利润之比是4.8：1，到2019年，这一比例变成2：1。经济脱实向虚加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2006年，全国居民和企业存款中高净值客户拥有的可投资资产占16.1%，2018年这个比例扩展为41.5%。我们在市场化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还很不够。

    5.警惕消费金融、消费信贷的战略危害。

蚂蚁金服的问题，大家主要关注超级杠杆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害，但还有一个风险更大、影响更深远的问题，就是消费信贷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对未来发展动能的损害。90后年轻人缺乏上一辈人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很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在这方面也缺乏自觉。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持了长期的高投资率。老一辈人走后，中国人还愿意储蓄吗？未来的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消费信贷对拉动消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过了头就是饮鸩止渴。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提到战略高度上。

6.金融企业混业问题。

    美国因1929年大萧条的沉痛教训，罗斯福新政推出分业经营政策。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以后搞新自由主义，经不住华尔街的游说，再次推出混业经营政策，好了伤疤忘了疼。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省，重新讨论分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盲目跟着欧美搞混业，不仅传统金融机构开始“混”，最厉害的还是互联网金融（如蚂蚁金服）的混业已失控。这对我们的金融安全，对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威胁。

    7.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

    “影子银行”，即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和业务构成的信用中介体系。2017资管新规以来，一些企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贷款，转向其他融资途径。从银行系统方面看，银行利率被压得很低，又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行为自身利益考虑多取谨慎态度，“影子银行”业务有可能死灰复燃。

    8.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

   苏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原董事长）：不管是叫互联网金融还是科技金融，只要是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监管。蚂蚁金服这么大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做高风险金融业务，确实要防范风险。

    中国民营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这些年发展非常快，能说银行不给它贷款吗？但银行贷款要预防高风险。现在监管力度很大，商业银行比较规范，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资本充足率也很好。

    人民银行一直强调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借贷资金不能超过净资产的一倍，从资产证券化获得的资金不能超过净资产的4倍；规定不能向在校学生发放信用卡或贷款。蚂蚁金服搞花呗借呗，对外说是向小微企业贷款，其实主要是向在校学生放贷款，带来很大的风险。另外，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信用卡逾期的罚息利率是18%，小额贷款利息远低于18%。不能说花呗贷款利率是18%就是合理合法的。

    9.我国经济对债务和房地产的依赖度加大。

    金融每年增加30万亿元债务，已成常态。2017年之前几年，每年新增贷款的60%-70%用于房贷。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文称：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2] 有人估计，加上表外贷款，房地产贷款已占金融体系总贷款的40%-50%。 [3]

我们用各种非经济手段控制了房价，但因银行利率持续维持低水平，M2的发行量又很大，股市长期低迷，居民手中存款还可能向房地产市场流动；很多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发展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贷款泡沫仍是重要的风险因素。

 

               金融企业的治理和监管    

    我国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有显著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进行评估，以金融业上市公司为例，2019年金融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平均59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平均57分，财务治理指数平均57分，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平均62分，这与国际公认标准还有较大差距。[4]

    很多金融企业治理结构处于有名无实状态，常见问题是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缺乏内部制衡机制，监事会功能弱化，科创板一股独大，独立董事不独立；董事和高管的行为规则不健全、责任不清晰，短期行为较为严重；风险控制观念不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不足等。（李克穆）

    股权结构：国有大型银行要承担稳定市场和社会责任，股权需要保持适当的集中度。很多中小银行股权结构过于复杂，大股东通过多层间接控股，实行隐形操控或少数人掌握实际控制权，容易出现关联交易问题。

    股权质押风险：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股东，将其股权做质押（贷款），一旦无法偿还就拍卖被质押股权，导致银行股权结构发生变化，遇上市场股价波动，触发股权质押融资强制平仓，银行股价暴跌，就会出现跨市场风险传染。

    治理结构：金融公司虽已建立治理结构，但关于治理主体职责、董事会、高管层和专业委员会定位等制度尚在探索形成中（冷云生，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公司金融部负责人）。公司治理流于形式，审计委员会应当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的规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能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分红权、提案权等基本权利）不足（楚序平，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

    2020年，银保监会对全部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进行了评估：1792家机构中，评为E级（差）的182家，D级（较弱）209家，D、E级仍超两成。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监管部门以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严厉整治资本不实、股权代持、股东直接干预公司经营、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4600家法人机构，稳妥开展高风险机构违规股东股权清理。两年来监管部门处理了包商、锦州、恒丰银行等典型案件，但众多中小银行仍是未来防范风险的重点。[5]

    加强金融业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的完善把监管要求转化为公司的自律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的稳定运行。

    陈元：金融企业要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加强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持续完善权责统一、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尤其大型金融企业，只有建立起充分可靠、稳健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竞争行为，实施有效竞争，才能稳步提升市场形象和竞争能力。     

    专家们对加强金融企业监管的建议：

    1．对股东资质要有明确要求，对公司股权实行穿透式管理，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严格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2．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董事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经验，有能力正确判断和评估业务风险，掌握好进取创新和审视的平衡，合理确定风险容忍度；在董事会内设专业委员会（战略、审计、薪酬，风险评估等）。（陈卫东）

    3．通过监管制度的更新，更有针对性地对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加以行为约束，合理管控激励机制，对风险防范机制提出更为切实的要求，对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加以制约。

    4．金融公司需进一步完善退出机制，防止数据金融平台大而不能倒。（李克穆）

    5．推进上市公司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财政、税务、海关、金融市场监管、行业监管、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等信息共享机制；应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强监管背景下的合规科技与监管科技的集成化、协同化发展。（黄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金融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

    杨成长：金融支持科技，面临标准和监管问题。投资价值和风险不易识别，而且因为科技企业的资产多为动产或无形资产，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近两年又出现科技投资问题，如各省都要上集成电路、有的甚至上光刻机，重复集中投入，而且靠股权市场的过高估值拉动，形成泡沫。创业创投的假项目也不少。  

    滕越（四源合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我在从事传统产业重组的业务中，看到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升级的积极性。如宝武钢集团旗下的欧冶云商运用数字化区块链技术做线上交易服务，它推出一种通证，可以通过各供应商的线上平台间进行交易。我们在清算环节，在风险控制环节如何掌握这些信息，是金融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中带来的新问题。

    金融在支持产业升级过程中，有时起的是负面作用。不久前的共享单车就是一例。今天引以为豪的太阳能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造成多少企业破产，涉及约10万人的就业，今天还没有理清楚。现在大量资金涌向数字化升级，对这一趋势也要慎重。

    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的工作，需要支持的方向：（1）提高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性、加大生产端与流通端的衔接性。（2）增大企业内部生产调整的弹性（可调整性），以适应市场的变动。（3）对可能的市场变动风险要有预案。比如现在ABS市场过度发展，我调查的钢铁行业中有大量企业间票据，票据之间是否可以形成有效的交易、规避风险，这将是一大挑战。

    美国摩根史丹利用“算法监控”控制企业风险，可以借鉴。它在公司内部建立了100多人的“蓝军”团队，对公司所有衍生品、所有各类投资的市值评估、经销方式，每季度进行追踪侦查，形成记录和相应算法，这是第一道防线。内审是第二道防线，外部审计是第三道防线。通过这三道防线消化了一部分信息和风险，投资人看到的报告也比较可信。而且政府也有配套的法规。

    我们的金融业在扶植传统企业数字化升级中，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应该配套出台一些法律措施、会计记账或内审的办法，及早地把这个问题解决在前面。

    滕放（中数智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现有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系还很不完善，一是服务主要靠人力，二是金融机构对各个专业和产业的评估没有标准，发现客户的成本非常高。面对几千个科技企业，用什么标准识别？面对个性化的企业需求，怎么提供服务？要按照我国未来5-10年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服务科技企业的需求。未来金融科技的服务方向，应是从2C向2B转变。

今天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需要考虑如何扩展自己的边界。回顾20年前，淘宝凭着一个高频的场景，天天跟用户交互，积累了大量客户数据，这样就有条件和金融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同样发生在B端。现已有一些产业服务平台，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各产业中的企业经营，沉淀了大量的数据，并形成了产业信息处理能力，这是评估这些客户企业能力的源头。金融机构要提早布局，和这些面向B端的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实质性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创新驱动战略的能力。

（编辑  高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