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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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张宇燕 来源: 2022.04.02 11:46:29



 

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幅衰退之后进入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疫情的不确定性(包括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文讨论了影响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八个问题,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进行判断。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加速变迁及长远影响、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大国关系博弈。

通胀还是通缩

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从20202月到2021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转化为消费,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给出的理由: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社会消费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正在“见顶”。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例如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虽然正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治理通胀的政策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

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将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但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8月,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进行更新,以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20217月,欧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2%升为2%,以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程度的主要变量。总体而言,目前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更多且空间大。2021113日,美联储宣布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将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并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此前曾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注意以上风险的存在。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政策转向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2021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全球正在感受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严重,堪比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将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例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一年来,这一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涨到一年前的6倍。煤价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有202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这一因素。

当前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寻求短供应链和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方可使企业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公开鼓吹“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20212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

尽管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目前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持续坚定的开放政策。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有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

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替代的“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

这些变化是否是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财政政策)终于齐全。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能够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在未来30年内可能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酷热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前世界将净碳排放降至零,就要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发声批评,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正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了一半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11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20217月中国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

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更多知识密集型业务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为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的产业和技术赶超,力图将其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

2021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将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预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6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今后数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侵入美债系统,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政策风险。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总论摘编。

*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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