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召集“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宣称，“美国民主在国内受到挑战，在国际上面临威胁”，“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他要竭尽全力证明，美式民主在21世纪还管用、还能行。
基因缺陷令美式民主陷入无法克服的治理困境
历史证明，西方多党政治的实质是在巩固“政治极化”的过程中依赖一小部分“政治寡头”，以服务于其“幕后金主”，这是其政治基因。
金钱政治是美式民主的逻辑。美式民主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有没有钱，是多党民主的进入门槛；谁出钱，是多党民主的基本标准；钱的多寡，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结果；钱的供给持续性，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生命周期。无论是不断攀升的“选举费”，还是琳琅满目的捐款；无论是为了金主支持而更换政党门庭，还是因囊中羞涩而被迫退出选举；无论是将政治捐款归属于宪法权利范畴，还是越发宽松的金额限定；事实证明，只有金钱才能得到多党民主之庇护而畅通无阻。由此可见，无论美式民主的制度架构如何“合法”、体制设计如何“完备”、程序安排如何“正当”，它存在的基点是维系“金钱”特权，它能做到的只是控制“金钱”作恶的程度与范围，而绝不是彻底抛弃“金钱政治”。
寡头政治是美式民主的内核。普林斯顿大学近年的一项调查证明：“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虽然美式民主主张“为了平民”，但平民只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对象与选主政治中的选票来源，多党民主必然滑向寡头政治。金主们绝不会放弃“剥削”，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平民；为了维系剥削，选举是为平民营造一种“主人感”的最有效方式；为了维系此种“选举”，就要提供服务于金主利益的政治集团——政党，并将平民可选的人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遮蔽“寡头”铜臭气，金主不惜拉拢、腐蚀或培养“台前人”；当政党及其代理人难以代表金主利益时，金主就要走上台前亲自操弄民主。面对“多数平民的基本权利与少数金主的自由利益”时，金钱通过它的代理人操控，多数平民成为少数寡头的“木偶”，选票则是寡头控制政权的背书而已。
政客作秀是美式民主的看点。在美式民主运行中，竞选和议会中的党派斗争是核心，政客则是党争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三百年来，美式民主始终在“真实性”的泥潭中挣扎。资本的利益需要政客作为代理人，政客是多党民主过程中的“高级政治操盘手”；资产阶级的政治操弄需要编排“纸牌屋”式的剧情，政客是这场表演的主角；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持续党争需要“自由搏击”的氛围，包括“特朗普的WWE”式的攻击性表演与不断突破尺度的浮夸剧情。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标榜其政党多元化、选举全民化、博弈全域化，都不过是政党政治的内容载体。
美式民主就此走下神坛，沦为金钱政治、寡头政治与政客政治的附庸，被奉为多党民主典范的英美等国，也深陷经济发展乏力与政治冲突加剧的困境。
美式民主制度让欧美国家政治内“金钱”与“民主”的矛盾被一次次掩盖。为了抹平“民主”与“金钱”之间的隔阂，为“政治献金”披上合法的外衣，西方国家建立了多党制衡等精致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资本塑造的政治结构中，政党的主张虽时有差异和冲突，在“金钱得票”前却惊人的相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西方政党放心从事金钱政治游戏的“隐身符”。
美式民主制度让“寡头”对“民主”的控制得到维系。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包括党内大佬与政治明星的职业党员；党内关系被宗派、山头充斥，政党领袖大权独揽。它既不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难以做到维护本党的整体利益。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遭遇“麦克风门”，他们背后对普通选民的不屑甚至鄙视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构筑一个以“愚民”为目的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选机器，只有在选举年，才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政治寡头们为了实现绝对的控制，表面上越发“平民化”，熟练操纵、频繁地组织选举、全民公决、选民调查、电视辩论、网络推文等，在“投机政治”和“秀场政治”中获益的并不是多党民主制度，而是那些经济寡头与政治精英。
美式民主制度给欧美“政客”持续提供操纵“民意”的工具。尤金×布鲁塞尔说，政客是那种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意愿而按照选民的口味去点菜的人。政客通过其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使得金钱与寡头的意志粉饰成所谓的民意。20世纪以来，以“选主”为主要内容的多党民主，通过选举政治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制度架构，并以此长期维系政客的“完美形象”。只要不揭开这种“民意”的真相，任何政治主张的情绪越强烈、言辞越犀利、观点越偏激，就更能引起关注、吸引大众、赢得选举。
在这一意义上，美式民主制度就是西方政党为了选拔能够操纵民意的政客而设计的一整套霸权制度。在政客操纵下，“民主灯塔”变成了“政治垃圾场”。很多西方人士在评价当前美国大选时不无戏谑地指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沦为了一场比烂的游戏”。多党民主下，多党相互制衡的是党同伐异，一旦出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政客可以借此明目张胆地强化多党角力、造成政治极化、诱发社会分裂，让民意操纵的“制度牢笼”坚不可破。
美国治理赤字源于美式民主政治的衰败，衰败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在西方世界内部，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带来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2008年，美国将全世界带入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不断陷入发展困境和政治泥潭。同时，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思潮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强行输出让美式民主成为全球治理乱源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着先天基因缺陷的美式制度非但不自省其身，却诿过于人，不断对外释放政治病毒。冷战结束后30年来，美式民主自身的缺陷以及输出带有政治病毒的民主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之乱的源头，变成了全球公害。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发生裂变，标志着欧美等西方大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于美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自信”“自负”。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民主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建构起了一个个有关美式民主的“神话”。西方世界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加工与修饰，民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教义，以“教条原则和操作系统软件”等形式，成了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工具包。
冷战结束以来，“民主”一词已经被西方用滥，出现了民主异化、民主赤字、民主劣质化、民主被泛化、民主被神话、民主教条化、民主工具化、民主标签化等等乱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蛮横地对外输出和贩卖“民主”，形成各式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街头政治、政治渗透、民主移植，人道主义干涉、离岸平衡、可控混乱、制裁打压、武力推翻、颠覆合法政权，再加上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混合战等等，花样繁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次民主输出之后带去的是血与火的动乱与祸端。
“民主”成为瓦解对手、打压驯服的工具。冷战后期，美国打着“民主、人权、信仰自由”等旗号，打拉并举，成功地引诱戈尔巴乔夫落入了“民主化、新思维”陷阱，最终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得到了冷战时期耗费几万亿美元都没有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苏共内部，美国等外部势力通过支持“反联盟中央”“反苏共”的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势力，顺利搞垮了苏共和苏联。2000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重拳出击借“民主化、私有化”而坐大的民族分裂和地方分离势力，打击少数财阀寡头；接着又以“主权民主”和“稳定优先”，回击西方策划的“广场政治”和“白桦革命”。对此，美国政客恼羞成怒，以俄罗斯“不够民主化”为由，想尽办法极力抹黑俄罗斯，力图扳倒普京，实际上是由于普京“不听话”。
“民主”成为对外干涉、肢解他国的遮羞布。瓦解苏联后，美国迎来“单极时刻”，先后粗暴打击海地、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接着绕开联合国，拉上北约盟友，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推翻了西方不认可的政权，肢解统一的国家。“9·11”事件更是给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出兵轰炸的借口——创造一个让美国人感到安全的“民主世界”。军事入侵、导弹轰炸、颜色革命等，都是实现美国传播民主、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选项。在美式民主旗号下，美军以巡航导弹空降“民主”，夹带着血与火，耗费数以万亿美元，造成3000多万国际难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这些都表明，美国炮弹式移植“民主”难辞其咎。
“民主”成为地缘扩张、操控他国的敲门砖。美国向他国推销民主，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战略私利。为达到目的，常常勾结当地反国家、反体制力量，扶持当地某些复仇势力、激进势力、分裂势力。对一些国家实施“可控混乱”“离岸平衡”战略，或扶持傀儡政权，或分而治之。腐蚀收买一些急于通过“民主选举”上位的政治势力，将其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通过情报等秘密手段，掌握他国政治上层家族关系或腐败把柄，实现外部操控，变成附庸政权。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号，冷战后得以控制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一些小国，使它们成为反俄的前哨阵地。近年来，美国两党政府直接支持乌克兰广场暴动，插手乌克兰政治。通过“橙色革命”，美国大使馆俨然成了基辅政权的总督，直接干预乌克兰的司法和人事任命，将其打造成自己随用随弃的政治棋子。
美国导弹轰炸式“移植自由民主”，养肥了美国的军火大亨，成了军火商、议会游说团伙、智库、媒体等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良机。2021年8月27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发表了弗·普罗赫瓦杰洛夫题为《谁在阿富汗战争中捞取好处》的文章。该文援引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的报告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军火巨头。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为阿富汗战争投入了2.323万亿美元，其中仅有1000多亿美元（不到阿富汗战争总支出的7%）用于重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所谓安全训练等项目上，只有370亿美元拨给基建项目或社会计划和医疗卫生系统，据说这些钱又有一部分用在了戒毒项目上，然而多年来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丝毫没有减少，却是事实。
美式民主不仅没有成为济世良方，而且异化变质为“世界之恶”，所到之处不时与腐败分子、历史复旧势力、复仇主义、法西斯分子为伍，美式民主的传播者成为政治病毒散布者、动乱制造者、法律秩序的破坏者。与其说美国输出的是民主，不如说输出的是贫困、破坏、动荡、冲突、分裂、仇杀甚至流血战争，输出的是包裹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病毒；不仅没能给相关国人民带去“法治、公平”，反而成了腐败、敲诈勒索和动乱仇杀的温床，造成永无休止的四分五裂、山河破碎与战火纷飞。民主输出对象国在收获“民主”之后，也遭受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近几十年来，引入美式民主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滑向国家衰败、社会动荡、种族仇恨、武装冲突的深渊。
冲破美式民主政治迷思，讲好中国之治的故事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建构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使命感的、事业型的领导集体。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确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促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现出超凡的政治力。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也是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让人类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之治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破茧而出，超越了资本至上和市场至上的逻辑，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也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是全面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中国道路既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的经验，又没有照搬照抄他国模式。中国发展根植于中国大地，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分析借鉴的一般性现代化规律和治理原则。
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民主神话，展现了全面发展政治观。中国之治克服了资本的唯利是图、西方政治的选票至上、政治尔虞我诈、政党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永固性的“神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从一国“全面发展”到国际上“共同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超越美式自由民主“一元论”，反对任何以“民主”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重演“冷战”的政治图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政客眼中“有你没我”式的“比、争、斗”不同，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和零和游戏。中国眼中的世界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田径赛。
中国眼中的全球政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体系，是一个立体多样、多姿多彩的大花园。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合作是业，安宁是福。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政治愿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
跨越西式民主陷阱，构建中国政治叙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背景下，世界大国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国际形势的新变局在给我们提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的绝佳历史机遇。中国之治独放异彩，中国叙事正当其时。
坚信“时与势”在我、保持政治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值围剿和政治围攻，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把握好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坚信“时与势”在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对手。以我为主，稳扎稳打，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美西方舆论和价值围攻，打好政治持久战，最终赢得中国发展和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
跳出美式“普世价值”陷阱，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并重点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一类政治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局面。
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政治价值和理念，提炼“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核心概念，比较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着力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总结和凝练中国发展的实践创新和概念创新，努力做到既好看，又好用；既好讲，又好懂；既好听，又好记。
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与实践成就，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好中国道路、经验、价值及理念，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共性，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要善于转换赛道，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设置政治议题。以西方民主缺陷引发的政治问题为戒，超越美式政治话语陷阱，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制度观、发展观，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破美式逻辑和话语体系，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和国际话题。你骂你的，我讲我的。对于西方谩骂与攻击，既有正面回应，也有格局和思想超越。在概念和话语方面另起炉灶，努力寻求突破和超越。
要加快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明讲好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其自身又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要紧扣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语言和概念“隔断”，力求价值观念与话语叙事能够融通中外、融贯古今、融合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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