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在全市的党建工作中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他们在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认识，从最初的11个村试点起步，扩大到百村示范，今年已覆盖千村。各县市乡镇在工作推进中坚持群众自愿原则，不搞强制推进，不搞“一刀切”，不断总结经验，从合作社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内外监督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并明确了合作社的检验标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防止大户控制。

　　烟台市目前已有1470个村开展了这项工作，占村庄总数的22.8%。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显现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涌现出一批好带头人，实现了强村富民双赢，群众的集体主义意识增强，人才开始回流，村庄再现蓬勃活力。

　　通过这项工作实践，烟台市深切地感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带领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同时关系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在土地联产承包基础上，以股份为纽带连接了集体和村民群众，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不是向“大锅饭”的回归。　

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从最初几乎无人赞同，到现在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全市各县区的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我们深切感到，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为什么要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经常有人问我们，当初是怎么考虑推动这项工作的？我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问题倒逼的结果

我先后在山东两个市工作，工作期间调研走访了300多个村。我深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存在几大突出问题：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

一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烟台是一个发达城市，工业领先于全省，但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庄有2100个，占32.6%；有的村即使有集体经济，但大多是靠资源吃饭，简单发包租赁，增收渠道单一，发展后劲不足；有些村已经习惯“等靠要”。村集体经济空壳，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也近于“空壳”。由此，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降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经营权和劳动产品支配权都回到了一家一户手里。在很多群众心中不知道党支部还有什么作用。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只看中村委会的选举，想方设法拉票甚至发生贿选问题，而村党支部书记常常选不出来。有的村党组织不会做群众工作，只是用简单的给钱给物代替思想工作，导致说话没人听，干活没人跟，基层党支部失去了权威性，也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宗教甚至邪教随之在基层争夺群众。农村基层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是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巩固。

三是群众集体意识淡化。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认，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淡化了群众的集体意识。一些群众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甚至只要权益不讲义务，不再热心为集体发展献计出力。我们国家搞革命斗争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设新中国，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在工作中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群众是需要组织的，过集体生活的群众跟关起来门来自己过日子的群众，精气神完全不同。群众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四是农村发展活力不足。现在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是全国性的问题。烟台苹果享誉全国，苹果的结果期是30年，改革开放后种的第一茬苹果已经到了树龄老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的时间节点，正逐渐被新疆、陕西的苹果赶超，现在留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没有能力给果树进行更新换代。况且，更新果树之后的3-4年内不结果，何以维持生计？所以一家一户不可能实现果树产业升级，也无法解决机械化作业的问题，只能眼看着苹果产业一年年衰落下去。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走集体化、合作化路子。

五是当前合作社在发展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央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中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资本利用，作为圈地谋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仅由几个发起人组成，上级的优惠扶持政策被少数人独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没有实质性运转，等等。[1]

如何充分释放合作社的优势、端正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由此，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办法，以期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农村发展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农村发展改革“两次飞跃”的思想：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不想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查时就讲过，“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他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壮大村集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引领作用，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村党支部的责任所在

首先，村党支部发展集体经济职责是党内法规明确规定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村党支部不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失职缺位。

其次，党支部具有其突出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的基层组织要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带领群众一起干，转变以往村集体将资源、资产简单发包租赁的模式，牢牢把握集体经济主导权，把党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和集体增收之中。党支部是在领导群众干事中不断树立威信，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重建党支部与群众的经济联结纽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弱化了基层组织与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弱化了义务观念和集体意识。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集体和群众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群众对集体的关心自然就上来了。   

如何推进工作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发言，肯定了王宏甲同志写的《塘约道路》。塘约村党支部通过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村庄建设成小康村，令人感动不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农村集体道路，《塘约道路》和我的设想高度契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同志对是否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心存疑虑。《塘约道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这是我们统一思想的突破口。

从组织部门入手，统一思想

首先从组织部门入手，2017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全市党组织把学习《塘约道路》作为“两学一做”的一项内容，同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必读教材。2017年我们邀请王宏甲老师来到烟台，给全市2000多名党员干部做报告，并邀请他到我市已有的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调研，然后召开了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和部分乡镇、村书记的座谈会，拉开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

但是，幕好拉、戏难唱。

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难。就在王宏甲老师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的同志不赞同集体化道路，认为塘约村可学的是精神、不是道路，认为现在再提发展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认为烟台农民一家一户发展得不错，只要农民富了，有没有集体经济无关紧要；有的认为很多村集体的山地都承包到户了，没有预留资源和空间，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有的认为前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办工厂、上项目，结果很多村办企业办得不好，集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现在再搞会重蹈覆辙；有的认为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贪腐，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讲，塘约村搞集体经济是因为穷则生变、因为有个左文学，我们没有那样的人，出不来那样的村；如此等等。

在起步时，反对声一边倒地盖过了赞成声。我们不怕争论，争论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

二是要努力做好部门协调工作。起步时，这项工作是由市委组织部推动，到2018年初，很多合作社已经初见成效，我们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市委的名义出台了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市委组织部主动向市里各有关直属部门征求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到2018年7月，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靠把群众组织起来，已经有300多个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组织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开了现场会，参会的同志心服口服。《百村示范行动》文件终于正式下发。

三是基层群众发动难。东院头村的林贤书记动员村民组织起来比塘约还早。一开始村民都不认可，认为这是重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村党支部一个月内开了12次会，还邀请了高校研究合作社的教授来讲“什么是合作社，办合作社的好处，怎么建合作社”，不断做工作，最后在村民中形成了共识。这只是领办合作社中遇到众多难题的冰山一角。塘约是一个点，烟台是一个面，它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烟台虽然集体经济薄弱，但一家一户的日子过得不差。所以，大家不理解不支持很正常。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一锤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我们凭着这么一股劲往前走。自上而下推动集体经济，这是一次自觉的自我革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主动选择。

我们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跟县委书记剖析，召开工作会议，抓好干部培训，研究扶持政策，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和宣传工作。凡是到基层调研，我们必到现场，必听工作进展，必问下一步打算。在这个过程中，统一思想非常重要。就像蒸馒头，必须经过一个发酵的阶段，发酵不充分，面发不好，就会蒸成一锅死面馒头。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握节奏，不疾不徐，稳中有进，急躁冒进不行，“一刀切”不行，拐急弯一定会翻车。我们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光“发面”就发了半年之久。这个思想发动是我们贯穿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办法。

选好“头雁”，让支部书记领着干

群雁高飞头雁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关键要有一个好班子，特别是要选出一个好书记，才能有公信力、凝聚力，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

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仅半年，就赶上了村“两委”换届，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家的钱放在了合作社里，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讲奉献、讲公心的境界，这项工作就很难推行下去，甚至会成为“烂摊子”。所以说，“头雁”能否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烟台市承担了全省的换届试点任务。我们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在全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能单看干事的本领，而是从“好人”中选“能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设置了“两委”成员候选人正面清单和“十五个不得”、“十五个不宜”的负面清单，创造性推行了自荐参选，让竞选人站到台前公开竞选、依规承诺，让党员群众选择，把那些有私心、有污点的人挡在门外。这次换届，我们首次实现了所有村党组织、村委会全部换届以及所有村都配备党支部书记“三个百分之百”的历史性突破，信访总量比上届减少46%，全省超过1/3的县市区来烟台学习经验。这为后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坚实基础，储备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兼任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

开展领办合作社工作，对支部书记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组织部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期统一思想，加快培养一批具有互联网思维、掌握先进技术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每年组织100名村党支部书记到浙江大学举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专题研修班，另外筛选部分村干部到100个示范村跟班学习，把合作社运营的每个环节都弄清楚、学明白，带出一批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干部。村书记在培训体会里写到：“学成归来之后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们也能干成”。这为领办合作社做了干部储备。

压实责任，让党委政府推着干

2019年4月底，我在市委党校给全烟台市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题讲了一次课，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思路、加压推进。各县市区把这场辅导报告的视频录像作为思想发动教材：像龙口和栖霞都召开千人大会，直接把会议开到了村一级；蓬莱组织“走看评”现场观摩。在层层推动下，各县市区已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抓实农村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形成了一个热潮。

乡镇党委书记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施工队长，他们首先要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统筹谋划到位、推进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镇域经济发展规划，与镇域经济发展、与本镇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如栖霞市官道镇，投资300多万元建设“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基地”，提供社员培训、技术指导、人才建设、规范管理等全方位服务。龙口市东莱街道把该项工作列为“一号工程”，党政班子成员“一对一”挂靠重点意向村。莱阳市龙旺庄街道设置专项奖补资金，建立每月会议调度一次、每月实地督导一次、每月集中研判一次的“三个一”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涵盖了支部建设、组织发动群众、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方面面。

在资金支持方面，牟平区玉林店镇设立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池，村集体从资金池中申请扶持资金，作为集体资金入股到合作社，镇党委与村集体签订协议，要求村集体每年在合作社分红后，拿出村集体分红资金的20%作为反哺资金，重新注入乡镇资金池，维持资金池的持续运转。栖霞市对投入到村的财政资金，要求从收益中拿出30%投入到所在镇的“资金池”，扶持其他村的发展。各县市区都在统筹利用切块到县的乡村振兴“资金池”，集中资金办大事。

在政策支持方面，2018年，市里整合财政、农业、国土、供销等8个部门的力量，对10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示范村进行全方位支持。2019年，又进一步整合农口相关部门力量，专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关于支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十六条措施；市供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为合作社提供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等八项“定制”服务；市商务局明确了搭建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9项重点任务，给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我们请来农科院的专家，把新技术、新品种和新生产理念引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庄。

由点及面，让典型引路带着干

做工作必须扎实，不能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也不能只求数量，重要的是实际效果。我们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我们在全市找出当时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11个村，把他们作为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排头兵”，率先迈出步子、发现问题、闯出经验、打造样板，带动面上推广。随着工作推进，越来越多的村认同这个路子，愿意尝试。2018年6月，我们又筛选了100个村开展示范行动。2019年1月，我们在全市组织部长会上明确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2019年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的重点。我们认为，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农村工作的重点就是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9年4月，我们举办了烟台党建智库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些“三农”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然后召开了组织部长、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各层面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给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脉问诊。这一次的座谈会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所有到会的人士激情澎湃、意气风发。

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18年的百村示范，再到2019年的千村覆盖，我们始终稳扎稳打往前推进，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群众推着党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况。

（编辑  季节 苏歌）

    编者按：10月28-3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召开了“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听取了烟台市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

    近年来，烟台市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充分利用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业优势，通过股份合作、规模经营，建立起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烟台市委立足统筹解决农村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等现实问题，将党支部政治优势和合作社经济优势有机结合，主动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

    到会学者指出，烟台市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深刻理解并正确贯彻了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引导和组织推动，典型起步，带动全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7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呈现出星火燎原、蓬勃发展之势，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丰富和发展了“双层经营体系”的内涵，在振兴产业，优化环境、改善乡村治理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激发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成为乡村振兴新的重要抓手。烟台的实践，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创新，也应该是其他农村地区可借鉴的样本。

    国家的发展赖有真正坚定党的信念、理论，并不懈地身体力行的同志，我们在此向他们致敬。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农村体制改革“二次飞跃”的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基层党组织有责任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写入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壮大村集体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到会学者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涣散等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条件的进步，国际竞争的压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必然发展趋势，一家一户的生产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难以实现村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统分结合”，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烟台的实践，在贯彻农村土地承包制和集体资产确权等改革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县乡政府的工作和千百个村庄的合作化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新型股份合作社以资产为纽带，将集体和农户连接为利益共同体，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初衷，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型集体平台不但适合发展规模经济、技术提升，而且适合引进资本，适合融资安排，有效地将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接起来。

    烟台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认真研究总结。本刊拟分期登载“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烟台现场研讨会有关材料，供读者参考。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发展乡村新型合作经济   

    林贤（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书记）

    2013年，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组织群众抱团发展苹果产业，取得民富村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良好效果。我们村的做法先后被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合作社获得“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示范社”、“山东省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合作社”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全国典型案例进行推广。

    一是只有思想重视、根基牢固，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我们村共有319户、852人，常住人口不到600人，44名党员，土地面积近4000亩，老百姓靠种苹果为生。上世纪70-80年代，是有名的先进村，获得过山东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里派别林立，党员队伍“一盘散沙”。

    为打开工作局面，我首先从理顺关系入手，对村党员干部逐个走访，了解所思所想，对症下药，在沟通中增进了解、取得理解，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之后，我从加强党性入手，通过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外出参观、邀请专家授课等，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增强了党性、加深了感情。为了让“两委”和村民有更好的交流学习条件，此后我们筹措资金新建了村级场所，专设了村干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村民说事室、娱乐室等，统一制作了刊板，做到制度上墙。在此基础上，又在村级场所附近新建了篮球场、文化广场等，为我们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奠定了基础。

    二是只有凝聚人心、兴办实事，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群众基础

    上任前，村里没有一点水泥路面，“三大堆”到处都是，成了全镇的垫底村，老百姓怨声载道，恨班子不争气，怨党员没骨气。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乡村振兴，就连给老百姓办个小事都实现不了，村子一点生机也没有。

    2011年9月份，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群众最关心的难题入手，整治村基础设施，修路、修桥、清河道、运垃圾、建场所，以及安垃圾箱、配保洁员等，村容村貌、老百姓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伙看到我们是真心为村办事，积极性特别高，能出工的就出工，能出力的就出力，让我们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如今我们村摆脱了落后的“帽子”，党群干群关系融洽，村子充满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只有发动群众、规模经营，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村容村貌有了改观，如何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通过多次考察研究，我们认为还是得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规模化经营、走集体化道路，这样才能将全体村民聚拢在一起，攥紧拳头，形成合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支部领办合作社。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镇党委组织我们去枣庄、蓬莱等地参观学习合作社组建、土地流转的经验和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十八大后，我们对成立合作社的事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邀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院长李中华教授和有关专家，到村举办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征求老百姓意见。

    通过入股、置换、租赁三种方式，我们发动了140户，筹集了2200万股，注册成立了栖霞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入股，就是老百姓以土地入股，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每亩地折价8000元，1元为1股，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接收现金入股。置换，就是村民之间土地互换，将规划区内的土地流转过来。租赁，就是按照每亩地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赁群众的土地。这个租赁价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定得这么高，主要考虑当时每亩地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为了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利益，所以就定了这个最高价。当然，由于前期宣传发动到位，最后租赁的只占到了10%左右。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苹果示范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建立一处占地200亩的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选用优质富士品种——矮化自根砧苗木，采取“宽行密植高纺锤”的栽培模式，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管理，实现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和信息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苹果的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借助外力，主动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创立了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示范基地，通过线上做终端、线下做超市的方式推向市场。2013年示范园建成后，2017年已经挂果，2018年每亩地产量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净利润1万元。按照每股分红0.5元计算，社员一亩地分红4000元左右。实现了规模经营、优质高效，奠定了发展的根基。在示范园的带动下，老百姓看到了合作社的前途，也坚定了继续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

    四是只有带民致富、集体增收，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在制定合作社分红政策时，坚持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每年纯利润中，首先提出5%的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和弥补亏损，盈余部分用于二次分红；再提3%的公益金用来做公益事业和职工培训。我们规定，从2019年开始，70周岁以上的社员可以免费进住敬老院，如果土地分红不够住敬老院的标准，合作社就从公益金中给予补助，从而形成土地养老的模式。剩下的92%，我们全部按股进行分配。2018年的年度分红，合作社共分红116万元，其中村集体分红12万元，社员分红104万元，每亩土地分红达到5050元（每亩土地分红4000 元，同时合作社免费提供1050元的肥料）。另外，还优先让社员到示范园务工，按照市场价付劳务费，每天100元左右。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是股份分红，前年每股0.3元，去年每股0.5元，今年预计每股能分到1元以上，每亩地仅分红就能拿到8000元；二是务工收入，每年五六千元不成问题；三是公积金盈余再分红，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目前我们村集体增收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成立合作社时，将示范园原有土地整理后多出的土地，连同集体的一个水塘、一块荒滩，作为集体股加入合作社，占到16%的股份。二是将村里的一块预留地收回来，发展苹果苗木，每年收入50万元左右。三是前年在村级场所上了12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一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四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就能买到好化肥，我花钱把之前村里卖出去的一块地买回来，然后捐给集体，通过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进一家投资1000万元的生物肥厂，村集体占股10%，也就是100万元。以上这四部分加起来，村集体一年可收入10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村里的办事能力。发展集体经济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只要有想法，善于学习借鉴、积极探索，就能找到出路。我们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领办合作社并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不等不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村里现有的项目巩固发展好，力争到2020年，把全村可利用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使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和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另外，还打算为村集体再上几个项目，这些目标实现后，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可达到600万元以上，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使村民全部过上安康美满、幸福富足的生活。   

    杨建军（蓬莱市南王街道党工委书记）

    南王街道共有59个村，2.3万人口，是典型的半城半乡的街道。村型普遍较小，100户以下的就有18个，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级运转难以保障，党支部作用发挥不够突出。今年蓬莱市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选取了20个村，先行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村庄总数的34%。截至目前，入社群众总数949户，平均入社率37%，已开展项目20个，投入资金800多万，产生经营收入200 多万，预计年内村集体平均增收3-5万，社员户均综合收入增加800元。

    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乡镇党委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精准脱贫、完善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新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实现这些要求的必由之路。

    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激发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前，老百姓认为，村委会主任是“实权派”，而党支部是务虚的，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被弱化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明确合作社“姓党”，突出了党支部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中的作用，真正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老百姓认为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才能致富、才有希望。老百姓变股民以后，觉得合作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集体开会讨论合作社发展，积极参会，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杏吕村合作社的40多亩桃子熟了，党员自发带头义务采摘、选果，连续15天从凌晨忙到半夜：徐沟村合作社的樱桃和地瓜因天旱面临绝收，党员和群众头顶烈日，自发领着勘探队漫山遍野找水源，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得到了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促进党建工作又上新台阶。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在坚持以往“党员联户”、“三联三诺”等基层党建好做法的基础上，继续注入新内容。我们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试点发展合作联社，开创了“党总支+合作联社十企业+农户”的发展新模式。在联合党总支的辐射带动下，由合作联社统一与企业对接，统一发展规划、种植标准和生产销售，提供了党组织在引领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有益探索。

    经济效益。一是为党支部带富兴村提供了有力抓手。过去的党支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好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班子指明了方向。2018年，我们选择了党支部班子坚强有力、书记年富力强的七里庄村，启动合作社试点，当年实现集体增收12万元，社员户均增收2000元，被评为“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社”。试点成功后，周边的村书记和群众有些坐不住了，说人家能做我们也能做。为充分调动周边村庄的积极性，我们本着“以点带面、连片打造、扎实推进”的原则，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每个片选取1个村作为重点扶持村。同时，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指挥部，设立100万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扶持街道层面的15个重点推进村，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快速推进，辖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为社员群众持续增收提供有益探索。丰产不丰收是群众经常遇到的事情。发展合作社之初，支部和群众也担心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拓展增收渠道，我们引进了电商能人，让合作社产品搭上电商快车，先后邀请CCTV、京东等平台进行网络直销，与斑马会员、淘集集等农村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并承办了山东·蓬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品牌产品电商发售仪式，短短5个月，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600万斤，不仅富了村集体和社员，还惠及了周边没入社的群众。另外，我们还鼓励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帮助社员增收，筑巢引凤。比如，今年七里庄村引入中国非遗葫芦雕刻传承人宋玉良建设葫芦展览馆，发展生态采摘大棚、民俗文化展示和儿童研学基地，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社员通过到合作社务工、发展农家乐，户均增收5000元。

    三是村级财务规范化得到了全面加强。以往村级经济基础薄弱，往来账目较少，账务管理不规范。发展合作社以后，蓬莱市专门成立了顾问团，并印发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范化指导手册、合作社章程模板、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二十八条措施等，提供了专业化的规范和指导。我们也聘请了第三方，一揽子解决注册、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运营、账目处理等各环节问题。现在，合作社账目达到专业水平，也促进了农村三资管理规范化。

    社会效益。一方面，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合作社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发展合作社以后，特别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发现，有三个合作社片区之间的连通道路条件差，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由此，我们实施了辖区三大路段共计3000米的整修改造工程，既打通了连接这三个片区10个合作社的环形发展路线，又方便群众出行、卖果，初步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连片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村风民风进一步改善。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入社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村风正了，社会也和谐稳定了，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也就实现了。长期坚持下去，既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迟义江（莱阳市沐浴店镇西石河头村第一书记）

    我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一名机关干部。去年2月到西石河头村担任第一书记。

    村庄基本情况。西石河头村是烟台市重点帮扶的贫困村，共有350户、1050 人，土地1800亩。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28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33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农业村。通过深入调研走访、思考，我找出庄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四个不强”：

    一是党支部组织力不强。村党支部在强村富民、服务群众、村庄治理等工作中找不到有效抓手、有劲使不出，支部工作不能很好融入百姓生产生活，导致在教育引导、组织动员群众方面没有话语权、力不从心。

    二是村集体发展能力不强。村干部发展思路不清，畏难发愁，集体多年没有经营性收入，每年只能靠上级拨付的工作经费维持运转，陷入“越穷越愁、越愁越穷”的怪圈。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强。村里仅有一条水泥路，没有路灯，没有活动场所，河道内垃圾成堆，小桥被大水冲毁，严重影响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

    四是群众精气神不强。村里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52%；村中果树老化、管理粗放，一般一亩地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仅够年吃年用；没有集体生活，缺乏文体活动，整个村庄活力不足，暮气沉沉。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具体做法：

破解“四个不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市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体会，这是一条以组织振兴推进产业振兴，进而带动实现人才、文化和生态全面振兴的好路子。实际工作中分“三步走”：

第一步，支部带头，打响发起成立“第一炮”。通过组织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和有关政策文件、外出考察学习等形式，2018年4月，达成共识的五位“两委”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了振兴果蔬专业合作社。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持观望怀疑态度：合作社能不能挣着钱，村干部会不会把钱装进自己兜里？要打消村民顾虑，只能靠事实说话。我和五位村“两委”成员自掏腰包流转了60亩土地，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统一种植土豆和玉米青储饲料，不到半年便获利10万元。这些收入全部归入村集体，村干部不拿一分钱。这给群众很大教育和触动：合作社能挣钱，村干部不为钱，认同、信任和支持也在他们心中不断加深。

    第二步，发动群众，汇聚加快发展“内动力”。为再加一把火、彻底“破坚冰”，村党支部决定为群众办实事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我们村多年来饱受水患，旱时村民要到10里外拉水吃，汛期洪水常进村。经多方协调，请了钻井机进村打井。一口井激活“一池水”。群众看到了党支部真用心、真用力，重新燃起了干事的热情。之后，村里整修浆砌河道时，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群众积极参与，省下20多万元人工费，人心在慢慢向一起聚拢。党员干部按照“双联双诺”分工，到所联系户中了解情况、宣传发动，个别户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用真诚和执着打动群众、做通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合作社最终流转土地330亩，全村90%的村民入了社，拉开了规模经营、抱团发展的大框架。

    第三步，共建共享，构建强村富民“共同体”。为把产业项目选准建好，确保长远稳定发展，合作社多方考察，最终与烟台市农科院、烟台群樱汇大樱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建立大樱桃和优质梨种植示范基地。2018年，合作社发展了10亩大樱桃设施栽培和苗木，2019年又发展了50亩大樱桃苗木、270亩优质梨。预计2020年合作社收入将达到50万元左右，2022年梨盛果期时村集体可增加收入100万元左右。入社群众有地租、务工和分红三块收入，每亩土地每年可增收4000元左右。

    为强化规范管理，合作社制定了工作章程，健全了组织架构，明确规定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公益金，其余80%由村集体和村民按4：6比例分红，并为村里的贫困户设立了看护、锄草等6个公益岗，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利益、壮大集体经济。

    取得的初步成效。今年以来，我们村先后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村”、“烟台市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做法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报道。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抓住了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可以做到“一举四得”：

    党支部威信得到增强。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干部越来越自信，群众越来越相信，干部自信加群众相信，就是党支部的威信。党支部威信上来了，许多问题就下去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以“零信访”顺利拆除65个违章建筑，清理700多个“四大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发展活力得到激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土地流转中，许多村民主动砍伐了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支持合作社连片经营；有的村民拒绝了种植大户的高价合同，低价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今年天旱，果农自觉排队向村里申请灌溉用水，主动让合作社优先用水。现在全村上下可以说真正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

    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群众加入了合作社，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掀起了整治环境、美化村庄的热潮。我们顺势而为，聘请规划设计部门为村里制定了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建成11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广场，对村内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种植玉兰、银杏、国槐等绿化苗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文明程度得到提高。合作社有了收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心餐厅，每天免费为全村贫困户和75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定期举办农业、科技、卫生等便民服务，开展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生活，提升文明素质。共同劳动、集体生活让村民联系更加紧密、相处更加融洽，两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案件和上访事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

    下一步，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按照“稳中求进”主基调，通过领办合作社不断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通过强化党支部的领导不断做大做强合作社，发展好大樱桃、梨等主导产品，叫响“永思源”品牌，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管理，让集体和群众双受益、都满意，推动村庄早日实现全面振兴。

    宋立元（海阳市二十里店镇邵伯村党支部书记）

    邵伯村是海阳十大古村落之一，现有460户、1120人，党员54名，村“两委”成员4人，耕地2520亩，山林4900亩。原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土地发包，美丽乡村建设、道路硬化等都要靠上级扶持、借款垫资；村集体没钱办事，村党支部号召力不强。2019年1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织党员群众抱团发展，目前入社人数1120人，村集体占股49%，社员占股51%，流转土地1300亩，发展“软枣猕猴桃”产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工作开展情况：

    第一，支部引领开启二次创业。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我村老书记宋奎带领社员群众在村南的莲花山种植了几百亩板栗树，让村集体有了收入，也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次创业。

    去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号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组织我到浙江大学进行专题培训，实地参观了浙江余村、鲁家等村庄，我们下决心办合作社，决定再次开发九顶莲花山。我们反复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统一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调整出了莲花山上1300亩土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为了确定产业项目，我们先后到东北丹东、淄博、博山等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觉得软枣猕猴桃适合我们这的土壤，收益也可观。我们一期规划，既种植软枣猕猴桃，还设置了育苗区、采摘区，同时还种了新梨7号、软籽石榴、花椒等经济作物，山上还上了光伏项目。目前，已种植猕猴桃400余亩，三年产果后，预计收入4000万元，其中村集体占股49%，拿出35%的收益为村民分红。预计村集体收入能有500多万元，每户可分红3万元左右。

    第二，党群齐心共创致富道路。今年我们结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上山栽种梨树，头天喇叭一广播，第二天，全村56名党员，有44人上了山，年龄最大的93 岁；另12名党员因在外无法赶回来，家属主动替着上山劳动。85 岁的老党员宋西仁，去年春天在毓璜顶医院做了大手术，这一天也上了山，叫走都不走；党员宋作柱有事回不来，他的74岁的母亲把患病的老伴锁在家里，也上了山，叫她回去也不回去。这些老人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坚持干下去！

    去年10月份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义务栽树、修路、立桩，短短两个月，我们开山平地，修了3条盘山路，出动机械200余班次，人工近2000余人次，挖石方6万方，运送土肥30吨，立水泥桩2万余根，架设铁丝线37吨，种植猕猴桃3万余棵、梨1万余棵、石榴3000棵，产业园拔地而起。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积极为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经常性雇工有15人左右，临时性雇工能有70多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看到他们领到工钱后的笑脸，我们心里也高兴，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第三，长远谋划发展乡村旅游。我们村有500多年的流苏古树，每年来看花的人非常多。我们请济南大学作了乡村旅游规划，一期打造的邵伯党群服务中心，占地1600余平米，也作为游客接待中心。我们已经建了乡村大食堂，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既可以接待游客，也为村民提供饭菜，80岁以上没法做饭、行动不便的，由党员轮班上门送饭。我们准备在流苏树附近建村史馆；发展民宿产业，目前已登记空心房屋30余栋，准备成立房屋合作社，力争用3-5年时间打造集特色产业、民俗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路走对了。现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更强了，党员的带头作用更明显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了。我村村民祁洪祥写了一首诗：荒山变成金银山，绿水浇出幸福园，支部领办合作社，手握金树摇金钱，小康路上跟党走，日子一步一层天。这首诗写出了邵伯村全体村民的心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村一定会越来越好！

                                  （编辑  苏歌）

从工业国变成工业大国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宪法》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所需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现在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就是“拨改贷”。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交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则实行“利改税”，依法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性、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当时还曾经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改革中推行承包制，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试图以此提高其效率，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推行“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其间有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图1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上缴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到1985年出现了断崖式变化，企业上缴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到1993年后彻底消逝，各项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企业“利改税”逐步推广的过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图1：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直到1979年，国有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这样依靠国家投资的体制，会鼓励企业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企业利润留成。与此同时，国内贷款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拿银行贷款投资要还本付息，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相比起来，端掉铁饭碗的改革更难。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但由于存在争议，到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从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但阻力太大。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职工数量仍上涨了一段时期。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或政策宣示，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到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和国有职工数量都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到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产品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如果把国企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算上，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中，职工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势头也有所缓解。按这两个指标，虽然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国企是真正做大做强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元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元，翻了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企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仅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越美国应该就会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约占70%。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的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的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投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需要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30年增长了49.3倍。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中国工业可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共有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表1表现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表1：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年

中国工业的壮大

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 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

发电量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每年进步6-7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中国的整体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一个十年的目标。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2）。“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0.96，仅低于韩国的0.97，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表2 ：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量”而是“质”。从表2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10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壮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目前，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编辑  季节）

图1 前100城市集群专利和论文数量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1]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2]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3]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4]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5]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6] 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7]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8]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9]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10]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11]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12] 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将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13] 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1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17]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18]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图1纵轴是科学水平，以城市发表的SCI论文量作代表，横轴是PCT发明专利申请量。^[19]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

（编辑  季节）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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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我们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绍光的研究就是要挑战关于“改革开放万能”的习惯思维，它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批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思维几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王绍光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各个国家大量的数据、案例、文献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王绍光不是简单地批判“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思维，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包括国家的军事-财政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文化建设等能力的形成，以及对于统一市场、商业信用和技术进步能力发展的支撑性作用。

孔丹理事长说，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待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不能理解为只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要有全球的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历史的发展。王绍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引自西方学者的著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对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绍光所提及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重点是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福山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比如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哈耶克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的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多年后，福山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也是受到了王绍光的影响。不过，在王绍光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亨庭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认为，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批评了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也是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我们把王绍光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中国学派”是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坚守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

第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绍光追随问题的思考，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专业问题研究深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专业的意识，更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求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在这方面，王绍光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本专业知识，不能够以问题为思考导向，由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与其他专业讨论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缺乏专业自觉，摆出一付“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很多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甚至历史问题和人类文明问题。而王绍光的研究是典范，当他对问题的思考越出了政治学的边界，他能够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来分析问题。正如潘维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绍光的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只要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能陷入“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片面性，不要忘记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训。改革开放是否能成功，首先一个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

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是美国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有关公司与我们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开展贸易，企图将其逐出美国市场。1840年，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行，西方列强就说中国政府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就因为中国政府查禁毒品走私，英国竟然用炮舰打开我们的国门。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辩护。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要出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我不知道面对这两个案例，大家怎么保持自己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不要搞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这个命题。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道德互助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意味着藩属国将要变成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清政府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不能幸免，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被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哪一个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回答。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王绍光重温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一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放在一起思考，将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我们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当面对美国在全球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时，同样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

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指令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组织翻译了《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不少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他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但今天，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王绍光强调，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从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转为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升级和演进。从《美国陷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在今年第12期《求是》杂志上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为人们熟知，但很少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我在此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持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于，封建的财富观是有形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抽象的、形态不断变动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是有限的，而抽象的、在变动中不断增值的货币是资本。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关注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是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一张美钞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无法持久。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体现于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绍光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当年苏联和美国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们熟知“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它们。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通过美国的服务器在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要知道，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化。王绍光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能力，可以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很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市场。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相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脱实向虚”最后维持的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能力，提升到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要法学教授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建构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很多是熟悉国际金融和法律具体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促使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的商业贸易到哪里，人类学家、传教士、商业律师和会计师就跟随到哪里，知识、信仰、商业、法律相互交织在一起，构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国。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依然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中国的全球体系。

 “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还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是皮毛。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也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不仅要持批判的立场，更要持虚心学习的立场，学习越认真，才越有资格批判。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框架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尚未搞定，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还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那么我们距离全球治理还有多远？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之，我们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不断学习美国治理全球的经验，从而提升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编辑 季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 “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编辑  季节）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