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但是世界并未完全了解中国。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舆论场和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发展实情相脱离，中外话语体系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外传播的特征与背景

 “话语体系”再定义：语言—媒介—文明体系

在当下对外传播格局中，“话语体系”需要从语言、媒介、文明体系三个维度进行重新界定，即从微观的翻译文本到中观的媒体报道再到宏观的中外社会权力关系与文化生活差异来阐释话语体系的内涵。

从语言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与英语的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以“party（政党）”一词为例，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释义方式。在西方，“政党”一词，英语为“party”，其词根是拉丁文“pars”，意思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同伴、部分、集合、聚会等意思。从词源上分析，“政党”的原意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后逐渐转意为社会的政治组织。17至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使用“政党”一词，意指社会中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政党”与“派别”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混用。但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西方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的整体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攻击。

从媒介视角来看，当下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极不平等。多个国际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受到西方势力影响，超半数国际新闻来源为西方通讯社，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舆论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习惯于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军事发展等方面发表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见，构建关于中国的报道框架。而中国媒介难以深度融入，发挥引导力量，中外话语体系融通显得更加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中国的抗疫实情如何，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总是负面的。

从文明体系视角来看，中外话语体系包括两组关系：一是中国与西方，二是中国与东方的其他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东方文明不尽相同，与西方文明更是相去甚远。不同的文明拥有多个民族，且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世界民族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多元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因而需要建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融通话语空间。

“传播能力”待升级：主体、媒介、内容与制度

分析我国对外传播现状，对外传播的意识与数量是肯定需要的，但是质量更加有待提高，当前亟需解决传播主体单一、传播舆论场割裂、传播内容局限、传播制度刚性等能力建设问题。

（1）对外传播主体单一。我国当前外宣模式是“1+6+N”形式，即1个旗舰媒体（CGTN），6家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N种其他新闻媒体。整体而言，我国能够出海传播的媒体数量较少且性质单一，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未充分、有效调动起来。

（2）对外传播舆论场割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成为新的舆论场，弥补了传统媒体不够多样性的短板，但在对外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舆论场的割裂。一方面，中国与国外媒体仍旧存在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国内舆论场的声音难以及时传递出去，国外舆论场的内容也很少为国人所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形成了割裂。传统媒体依旧坚持严肃正统的主旋律风格，新兴媒体则更多样化地表达，更有意识地吸引眼球与流量，虽然主流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向新兴媒体靠近，但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方面，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3）对外传播内容局限。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总体还是“传者导向”，对国外受众的多样需求考虑较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内容发掘与阐释较少。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明显偏弱。一般性的宣传内容难以适应带有竞争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4）对外传播形式单一。在科层化机制下，如何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即时有效的舆论引导是难点，这也是许多对外传播机构普遍提出的问题。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偏刚性，各类对外传播主体发声受到一定制约，难免带来同质化、低效化问题。

“融通中外”强要求：加大开放与打造形象

随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对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成为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建设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石。这对打造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重要保障。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价值观、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方面体现出的吸引力。国家形象是大众对以国家为评判对象的总体印象，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发挥经济、政治、外交职能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如果没有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则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无法有效塑造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需要充分发掘文明交流的潜在机遇，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扩展到至少是对于整个东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围中。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生命为本位。中国人在观察、分析事物时，是一种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前重视“神本”，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并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改造。当我们说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

不同国家基于其所在文明，对于不同的事实具有不同的释义角度与方法，这给开展东西方话语沟通造成了天然屏障。首先，公众基于可接触范围内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议程，在个体经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产生对他国的主观理解。而所在国媒体选择性报道他国新闻，影响公众认知，分裂社会态度。中西方的文明差异造成了一定的交流障碍，西方媒体的印象与抹黑更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带来挑战。

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

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全力组织各级政府和人民抗疫，人民满意，这使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在中外对比中体现出优势。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抗疫成效时往往惯性无视，反而纠结于疫情早期的一些不足大做文章。在此现实条件下，如何讲述好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中的故事，将“四个自信”以更好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需。总的看，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增强。

东西方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常被西方媒体冠以“极权专制主义”之名。在东西方话语体系未有效融通的情况下，在对我国“一带一路”没有有效理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为“一带一路”预设了“新霸权主义”色彩，并掺杂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在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融合建设时，前有美国挖下的极权专制主义话语陷阱，后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复杂舆论环境，避之不得。

代际差异带来的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代际差异也带来了去历史、去政治的偏见，在历史与政治上践行虚无主义。历史与政治的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与政治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与政治事实，“忽悠”公众，用各种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进而产生对中国的偏见。青年一代对于部分历史、政治不具有兴趣与好感，排斥接触相关信息，在狭隘的理解空间中自我解释，产生不可避免的偏见。一方面只看问题，不看成绩；另一方面，极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青年往往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及谣言的蛊惑。

构建融通中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话语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言，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实现融通，才能进一步建立融通的话语体系。

把握语言的准确度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其英文翻译经历了多次修改，最初的“One Belt, One Road”属于最早对中文字面意思的直译，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官方的翻译改为“Belt and Road”，删除了原有的“One”。虽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最初的“One”易被误读为集权统一的意思，希望弱化此倾向。实际上，在2017年的官方翻译最终确定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翻译曾引发多方面的讨论。新华社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题为“Will poor translation mislead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了在此期间，相关译法的混乱和模糊。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在进行融通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语言的把握。这种把握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代际差异的背景调研与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直译；其次是需要确定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话语标准，并且从第一次对外发布开始就一以贯之，避免在传播进行中反复更改；最后是对政治话语传播的思考，在中外语言沟通中，仅懂得“以我为主”是不够的，也需要关照受众的感受与理解。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并不意味着是“以我为中心”单向灌输，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双向沟通。

主动提升媒介的话语力

媒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议程设置作用，尤其是在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中，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冲突，这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中国全力抗疫在国际社会得到肯定，但西方主流媒体基于偏见和“双标”，发出大量歪曲和否定的声音。这体现西方媒体沿袭意识形态之偏，政治化中国抗疫。美国政客和西方部分媒体一方面妄称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呼吁全球携手抗疫是搞“形象宣传”；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借对外援助抗疫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夸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随着美欧国家在疫情中相继沦陷并逐渐失控，西方政客及媒体公然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其施政不力的替罪羊、国内矛盾的输出地和国际舆论的活靶子，凸显了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之手。

西方媒体通过报道进行议程设置，攻击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一直存在。国际舆论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间交往及全球化走向态度相对悲观，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及错误观点或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我国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媒介的形象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积极建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也面对诸多挑战和打压。202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软件TikTok，美国政府以所谓“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即便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认为抖音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公司，美国政府仍对其“中国血统”不能容忍，严格限制其市场准入与商业活动。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提升，“世界工厂”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如何更积极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所在国媒体可能进一步诠释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可能会对企业形象进行负面曲解，公众受到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影响很大。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和路径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外对比中的理论自信。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新闻界暴露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状态。西方媒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要求中国道歉等系列事件有违西方一直以来标榜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

（2）技术创新中的媒介优势。不少中国企业凭借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长，获取了大量海外用户，以TikTok（抖音海外版），Kwai（快手海外版）、Wechat（微信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海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中国社交媒体的海外发展正在成为热点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国家发展中的青年力量。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普遍成长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带来的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形成了新生力量。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存在自发性、非理性等潜在问题，但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理性爱国，有助于中外话语的传播与交流。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自主化，传播内容丰富化，传播制度弹性化，是中国加快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四条路径。

（1）从传播主体来看，让智库、高校和青年更多发声。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首先要突破原有传播主体的边界，充分发挥非官方主体的作用。转变原有的传播者视角为受众视角，发挥智库、高校、青年等主体的传播功能，用具体的、有针对性传播取代部分原有官方主体的泛化、抽象的传播。

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非官方的、具有创新性的群众传播经验能够传递给决策者，丰富对外传播话语和媒介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有关对外传播的政策意见及时触及公众，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中外话语体系的融通。让智库成为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的桥梁，就公共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往往阻力更小。

充分发挥高校的交流平台：既要使高校成为对外传播的“名片”，即高校所有对外宣传网页、社交媒体展现精神风貌；也要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让学术研究和师生交流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青年的传播热情，引导青年群体不断建立正确的价值倾向，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表达。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让青年群体在思想与情感上更加确定，这种确定需要建立在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语境与外国语境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让他们更加理智，善于用多样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实夹杂、情绪化的信息。

（2）从传播媒介来看，建设好中国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强的社交媒体。要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关键在于核心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提高这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抗风险能力，就要对国际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进行深入研判。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尤其是数字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提前准备风险防范，评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方案。

增强中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以中美相互制裁为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互联网企业缺乏足够的证据，有效声援了中国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是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在面对中国企业有关海外业务的决策时，也要避免极端情绪的牵引和道德绑架，唯有国内外都创造健全、平等的环境，中国的社交媒体才能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3）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大力度加强非政治内容，允许适度的批评性内容，避免强烈的情绪对抗。非政治内容的对外传播往往可以推动中外话语体系更快速地融合，从抖音的海外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中，有选择性地隐去政治、宗教、民族类题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平台中的冲突、无序和攻击，从而减少中外话语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离时事，而是借助文化艺术类的热点来激发中外话语的讨论空间，实现深度融合。从当下中外传播环境来看，越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内容越能够超越种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的素材，同时也能够保留和彰显差异化的文化特色。

在对外传播中，可以增加兼具真实性和批评性的内容，不仅力求呈现真实的中国，也要呈现真实的他国，不仅对他国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也应对中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反思。单一的自我表扬或贬低对方，都会导致中外话语体系交流中的冲突和对抗，平等的交流和融入是建立在坦诚与真实的基础上。

（4）从传播制度来看，弹性的制度和容错的文化更有利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弹性的制度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社会化、个体化的力量，允许商业利益的并存，发挥市场化的力量。容错的文化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说错话，允许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积极尝试。

（编辑  杨林）

“十四五”时期发展基本思路

“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起步阶段。发展是规划的永恒主题，而全面高质量发展则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

以两个百年大局为发展阶段特征

“十四五”正面临“两个百年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百年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发展的关键重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对应的是“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涉及很多重要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彼此牵连，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

从历史方位转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的转变。

（2）迈向极高人类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758，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第85位，其中预期寿命为76.7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9年，2019年，我国人均GDP（PPP）为16117国际元（2017不变价格），[1]到2025年预计达到2.14万国际元，HDI将达到0.8左右，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

（3）服务业占重要地位阶段。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现代经济体，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8%，就业比重达到55%左右，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全球竞争力从要素成本优势向创新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

（4）新型城市化阶段。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2/3左右，城镇总人口规模在9.5亿左右，占世界比重达到1/5，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社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大动力。

（5）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2020年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其中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从目前的2.4亿人将突破3亿。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出现，总抚养比不断增大。

（6）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走向世界舞台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从世界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大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创新强国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以“新五化”为发展动能

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6%左右，属于中高速增长，按2019年不变价格，到202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36万亿元；人均GDP年均增速在5.4%，人均GDP将达到9. 6万元，进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在6%左右[2]，达到17.57万元，仍具有较高的追赶效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与经济增长同步。

中国经济动力来源越来越多，除了继续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之外，又形成了“新五化”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新动能。

1.数字化与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巨变，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之前的工业革命，这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前几次工业革命边缘化、跟随者的角色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之一。

2.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高增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不断完善全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3.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中国将建设城市定位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通勤同城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乡村比翼齐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态势。

4.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又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最重要的构建者，为全球经济贸易科技产业注入新活力、新动能、新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制造、两个服务、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区域全球经济大循环，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5.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行官，更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布局，全面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覆盖全国全民现代绿色能源电力服务网、通讯互联网、数字光纤网等。

基础设施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以及“新五化”发展动能一同形成中国特有的九大动力体系，它们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为发展落脚点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即发展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这是包容性的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导致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各不相同。一袋粮食，对于富人而言无足轻重；对于穷人而言则意味着基本生存条件。通过减少贫困，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国民总福祉。人民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加总，也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要求用综合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要计算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要算大账，算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文化账，而不只是算经济增长的小账；不但要算短期的账，还要算长远的账。

以“六大发展”为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的发展理念，科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切实推进落实各项重大举措，才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规划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领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安全发展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安全是安全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安全发展的落脚点。安全发展其实就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内在地蕴含安全性的价值，它要求任何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系统性安全和人的基本安全为代价，去追求无质量的增长与扩张。

安全发展也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需求和自然延伸。五大发展理念是系统论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五大发展理念彼此紧密结合，有着严密的逻辑意义。每一种发展的扩展都应当促进另一种发展。安全发展是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目的与前提。创新和开放是系统动力的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只有开放系统才有活力，而有效的创新和有序的开放能够促进系统的整体安全，另一方面稳定与安全则是创新与开放的基础，创新与开放也必须以不损害安全发展为前提。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推动力，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有效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将极大促进系统的安全，而安全发展的扩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三者既有重叠也有区别。安全发展是共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共享发展的共通路径，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目的都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而安全恰恰是人民共享的最大的最普遍的发展成果。总之，无论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任何系统都有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安全是系统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其他五大发展理念的必要保障。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安全发展既不同于其他五种发展，但安全发展的增长，又必然将大大促进其他五大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安全发展理念是系统理论在发展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五大发展理论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必然要求。

六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政治纲领，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以全面高质量发展为发展主题，发展布局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高质量经济发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序释放优质先进产能，不断增强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引导实现新的供给能力，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2）高质量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发展。准确把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分众化的特点，深入群众，把准需求，促进服务群众精准化。精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就近办事难、服务资源分散、服务不落地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尽快补齐基层群众所需服务比较缺乏这块民生短板。^[3]

（3）高质量文化发展。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4）高质量生态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以生态促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转型。

（5）高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通过“四梁八柱”改革的全面展开，形成更具静态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中国制度体系。

（编辑  季节）

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100年前，1918年至1920年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到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是仅次于天花的人类大疫。

整整100年后，我们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人，死亡170多万人，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所以，健康成为2020年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健康产业正在成为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也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战胜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病史上最有力的武器。免疫其实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如，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达3000年，造成约3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通过科技手段消灭的传染病，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索马里的天花自然患者痊愈，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所依靠的手段是牛痘疫苗。

本次全球大疫有个反常现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巴西，基本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和美国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实在说，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的相当不错，不过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习惯不同，中国模式其他国家学不了。在这种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唯有依靠科技手段，舍此无它。说到底还是要靠疫苗。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出色。2003年非典疫情，我国用了5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SARS的冠状病毒，这次我们确认病毒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而且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利用大数据实施防控措施，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疫苗研发，这些均得益于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良好成就。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了这些指标。

但是，客观地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不少差距。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榜单：一个是世界500强榜单。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已有124家公司名列其中，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榜单，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入选：华为、腾讯和小米。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约占25%，很给力；全球创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占0.6%，差距有些大。中国企业因此被称为“大而不智”。这几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国内产业中不少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在健康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创新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的，自己的原创药品很少。全球主要药品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通常在10%-20%左右，国际平均水平是8%，我国仅有2%。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相对比较薄弱。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缺少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成果。总的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分析原因，可能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看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看：有研究认为，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只占0.4%。因此，科技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从地域横轴看：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还有屠呦呦。不过，除了屠呦呦，另外8位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难道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同时也提示一个问题，我国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环境好，有利于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掉。即使不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说，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问题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部分。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技术创新需要改善创新环境

创新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育敢为人先的社会土壤。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糟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方面有很多熟悉的老话：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都恰恰是与“敢为人先”相反的，却是现实中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然而，科学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0到10。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是珠穆朗玛峰，但是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的名字（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峰）。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所以施一公教授才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需要勇气。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企业，包括健康产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探索。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殖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只呆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极度的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的火箭、真空管道、电动车都是如此。日常经营中，他经常每个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性陷入发不出工资、离破产只有几天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想家。可见，在这位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立灿烂文明的本源。

作为科技人员，应该让思绪自由飞翔，要大力呼唤对科学的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含整个世界。

据说，哈佛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比较高。导师评价中有一项：“缺乏做学术的激情。”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作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个职称，内心应该始终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应该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本身也应该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里有一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在这次疫情中，我第二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应该说取得不小进步。但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国家里，这个比例都在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健康产业中的保健品领域我们是领先的。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增长在15%-30%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我国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也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应的危害，产业自身发展也受到损害。我国养生之道源远流长，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误区甚多，到处都是坑。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都曾火遍大江南北。因此，应该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的智慧找回来。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相对缺乏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理性思维能力。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也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时代大背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有必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视角，准确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

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中国持续发展大局，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目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大变局更加凸显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国际社会也更加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和国际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机遇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我国创造创新强国提供了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国，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坚定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内重重矛盾，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创造“中国市场”，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上了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成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领军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独霸与南北两个世界”，到21世纪新的“三个世界”格局已然形成。按一国GDP占世界总量超过1.0%视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大国，第一世界有九大发达经济体，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世界。

表1  2017年主要19大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国际元计算

在未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仍将进一步倾斜。这就是“一分为三”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引发世界政治不平衡性，从长久以来的西方主导世界转变为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三分之一。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东盟及“十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同心圆，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军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发世界产业格局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动力，重新定义国际价值链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工业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

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必然是一个新型“并联式”、“叠加式”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发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这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中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绿色能源[1]、高新技术等，力争进入世界领跑位置，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创新制造应用普及服务的巨大市场。

第五，世界各国各地之间互联互通，由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为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最大公共产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在世界疫情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是连通的”最大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第六，迈向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10年时间）到全球性多重危机暴发期，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

第一，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大蔓延，成为百年来世界公共卫生疫情危机传播国家和地区最多、病亡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疫病，其影响可能趋常态化（2年左右）、中期化（5年左右），也不排除长期化（10年左右）。对我国而言，在控制疫情常态化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具有巨大挑战。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超过9000万（2021.01.12），但总体蔓延趋势仍没有得到稳步控制。全球性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输入性病例的危险随时存在。

第二，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2020年6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8%下降至2019年2.9%，预计2020年下降至-4.9%[2]，同比下降近8个百分点。据IMF预测，若新冠疫情在2020年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将一直陷入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等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和稳定器。

第三，世界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2020年4月7日，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预计，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81%的工作场所受到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关闭，涉及到26.7亿人。同年4月29日ILO第二次估计，约有16亿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即将失去生计，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2019年占世界比重22.6%）[3]，其中近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也会受到持久的冲击。必须把稳就业、创就业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第四，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贸易组织报告（2020年4月），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减少13%-32%。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也明显受到全球疫情的强烈冲击，2020年上半年呈现负增长。我国积极构建立足国内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内贸稳外贸，这对于实施“六保”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下降。一方面，能源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断增加，页岩气革命也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格局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得对传统能源需求趋缓或下降。我国是大宗能源（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国际能源格局转换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高度重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价格稳定。

第六，国际交往严重受阻，国际旅游人次大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20年4月6日），2020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将下降20%-30%，国际旅游收入也将下降3000-4500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支出国和第二大国际旅游收入国也将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七，最大挑战者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始终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性矛盾。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急剧加深。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美国国会先后炮制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2020年美国政府公开声言“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重中之重”[4]，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政策转向挑战政策，对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与新冷战遏制政策只有一步之遥。

第八，更长远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水平相当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47%，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温升高、极端天气、水资源压力、海平面上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人类碳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因素，实现2050碳中性目标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占世界碳排放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5.6%上升至2018年的27.8%。[5]根据Global Carbon Program（GCP）最新估计，2019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FF＆I）的排放量将达到368.1亿吨二氧化碳，比2018年的水平仅增加2.4亿吨（增长0.6%）。而2019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基本来自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达到高峰转而下降，成为世界碳排放能否达到高峰也转而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之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的温饱阶段（1978-1990年）到低收入的小康水平阶段（1990-2000年），再次从下中等收入的小康社会阶段（2000-2010年）到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10-2020年），即每十年迈上一个大台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看，2021-2025年要初步迈上高收入发展阶段。

第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按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现价美元）达到1.2万美元以上，2019年我国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到2025年将稳步突破1.2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争取跨入高收入阶段。

第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预计2018-2025年期间，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5.4%左右，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居民家庭总资产还将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9%。2016-2018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显著高于GDP增长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3.7%上升到2019年的55.4%。居民消费升级提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5.9%，稳步进入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四，创新驱动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3%（略高于欧盟2.18%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和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长期深入推进。

第六，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上升到2019年的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性衔接显著增强。截至2019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了13.5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病保险覆盖了10.5亿人，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全国平均59.7%，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96754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0543万人。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201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5%，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2020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七，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大目标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率先突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扎实落实，长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高，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区内多领域的合作全线铺开，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优势。

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有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油气管道建设持续开展。高铁里程数从2015年的1.9万公里增长到2019年底的3.5万公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铁网的投资回报率为8%，远高于多数国家长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第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覆盖全、层次多、梯度深、行业广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新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正式运营，截至2019年7月成员国数达到100个，占到全球人口的78%和全球GDP(国民生产总值)的63%，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

第九，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18年，中国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实际降低45.8%），为实现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9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和30.0%，预计2025年将分别降至25%、27%以下；2018年，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4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家庭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家用汽车等拥有量进入普及阶段。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各项发展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GDP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30%。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75%的平均水平。中国依然面临加速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重大任务。

第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 “十三五”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有了明显改善，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55.3%提高至2019年的59.5%，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6]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

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突出的矛盾。到2025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从40%降至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的37.8%，其中20%的低收入户（1.1亿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3.9%。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仍然繁重。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约有6.2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2.27亿、农村人口5.52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解决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提高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牢，地区分化明显。特别是东北、天津、山东、海南等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矛盾突出。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紧缺、生态基础薄弱。石油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5%，天然气资源比重为4.2%、森林资源比重为5.3%、水资源比重为6.6%、农业用地资源比重为10.9%，加之经济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需求总量大，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且仍在增长，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投资仍显严重不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7] “十三五”时期，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进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其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继续开展。

第六，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加剧。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亿人，到2025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5%，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8]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同时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2018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90，与OECD的1.687接近，属于低少子化。因此，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第七，民生领域短板仍较明显。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相对不足。后小康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普遍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包括约7000万（占总人口的5%左右）的城乡低保人员。在教育领域，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加大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化投入水平。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财政性医疗投入使用效率，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领域，按照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养老金和最低保障水平。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和长期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和攻关期，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资本实力迅速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国家。长期的高投资水平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存量，使得我国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占世界储蓄总额（现价美元）的27.3%，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6%）的1.75倍。资本形成总额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5年上升至30%左右。这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本实力，关键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并吸纳新增劳动力。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被联合国认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开发人才供给丰富，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些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国内配套能力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

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预计到2025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从现在的1.7亿多人上升至2.1亿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9年的461万人年增加至570万人年以上。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60%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迅速上升。要进一步实行消费需求型主导基本国策，使人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一旦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9]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四大发动机”，相互支撑、相互需求。我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也带动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并且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呈现人口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这也为工业集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人口基础。

我国具有世界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第一，要把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多样化、多层次的国内需求体系，包括居民消费与公共服务消费、社会投资与私人投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等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各自作出增长贡献。第二，加快建设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0]第三，打通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把我国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实行和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五，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建设若干个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40多年的发展，我国紧紧抓住并主动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未来的发展，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机遇又成为世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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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梳理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数字化发展带来生产力进步是否会影响生产关系变化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情的办理都比过去方便和快捷了，一些事情隔着很远的距离即时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

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还是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他什么方面？

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数据的归属和使用者的权力

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交易、使用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我认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加强“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的制定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阐释了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是我们面对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是否应该由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总之，这更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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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续）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效果显著

“十三五”规划首次将科技进步率作为核心指标，提出从2015年的55.3%到2020年的60%的预期性目标，到2019年已经达到了59.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除了个别指标（如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未能达到之外，其他主要指标均超过预期目标，实现了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总目标。

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创下历史新纪录。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全社会R&D支出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1万亿元，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从2015年的2.06%提高至2019年的2.23%，已超过欧盟的2.18%。^[1]我国从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上升至2019年的461万人年，仍保持世界第一。初步实现了“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其中企业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科研机构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国家组织实施了十几个重大专项研究工程，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研发支出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的增长直接促进了研发成果高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9》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40.1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6.3件增加到2019年的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12件）。到2019年底，有效专利达到972.2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84.5万件达到2019年的186.2万件。2019年我国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为58990件，同比增长10.6%，超过美国（57840件），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10%。^[2]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国内发明专利质量稳中有进。截至2018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6.4年，2019年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4.5个月。^[3] 我国已是世界审理知识产权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公信力、吸引力、影响力显著提升。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联合公告显示，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10709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6%。专利密集型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我国在世界上已经形成知识产权新优势。我国本国居民商标申请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015年的45.0%提高至2018年的61.9%。^[4] 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2522万件，^[5] 平均每4.9个市场主体拥有一件注册商标。

我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对外开放大国。2019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5.7万件，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达到25.5万件，相当于美国（2018年为12.26万件）的2倍。^[6] 这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已经成为吸引世界最大知识产权注册的所在国，是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国家之一。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从2015年的9835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2398亿元，与GDP之比从1.43%提高至2.26%，超过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2.23%），正在形成研发产业或知识产权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良性发展机制，也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国内技术创新与开发市场能力。

我国是世界最大国际技术市场购买国家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总额从2015年的220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358亿美元，居美国（561亿美元）之后，是日本支出（217亿美元）的1.65倍，占世界比重8.4%。相比之下，中国是知识产权收入的小国，2018年仅为55.6亿美元，仅占世界比重的1.5%，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十三五”时期，我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高达21项。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2017—2020年航天发展占世界的30%，成为航天发射强国；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2016年建成启用；首颗地震监测卫星“张衡一号”升空；极具科技难度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

建设世界网络强国基础迈上新台阶。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从2015年的92.5部/百人上升至2019年的114.4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41740万户，占比达到93.2%，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7] 2018年，全国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渗透率超过70%。2019年为5G商用元年，全国已开通5G基站12.6万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光缆线路已达4750万公里，长度稳居世界第一，全国光网城市全面建成。

基础前沿加速赶超。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为世界第二，自然指数跃居世界第二。

我国创新指数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创新指数，以2000年为100，该指数到2018年已提高至212.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均名列前茅，已经进入全球创新的领导者行列，有望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呈现历史性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立足科技创新驱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培育自主创新，实现快速科技追赶，布局尖端领域，加速从世界制造大国到世界制造强国，正在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强国之路。

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201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5%，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5.9%，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2359元和16021元，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15年的2.73倍降至2019年的2.64倍。

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首次超过2万元，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从2015年的26.6万亿元提高至2018年的34.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38.0%提高至39.4%。但是，这个比重显著低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意味着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已属于富足型。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30.6%降至2019年的28.2%，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9.7%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3.0%降至30.0%，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从富裕阶段（小于30%—40%）跨进富足阶段（小于30%）。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占比从2015年的40.2%提高至2019年的45.9%，成为我国发展服务业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消费者基础。

城乡居民居住面积和主要耐用消费品达到较高水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9.0平方米，已经接近或达到许多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7.3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家庭普及率中，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超过100%，家用汽车普及率从2015年的13.3%上升至2019年的24.7%，加上摩托车普及率的55.1%，外出机动性比例可达到79.8%。^[8] 到2018年，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1841万套，已接近2000万套的目标，完成率达92%。农村居民环境和公共服务继续改善，到2019年全国有84.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有94.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有87.2%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有卫生站，有98.5%的农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通宽带。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至0.6%，9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基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累计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3.5万亩、住房260余万套。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567元。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转换因子系数计算（为3.545）^[9]，相当于每人每日8.9国际元，明显高于每人每日5.5国际元的高国际贫困线。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3456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的6.3%。这成为后小康时代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重中之重。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

城镇新增就业创下历史纪录。2015—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达到5318万人，提前实现5000万人的规划目标。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5年的4.1%降至2019年的3.6%。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9年我国失业率为4.4%，低于世界4.9%的失业率，属于世界上就业人数最多、实现充分就业的极少数大国之一。2019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总量达到2907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37.4%，其中本地进城务工人员人数为11652万人，^[10] 占比为40.1%，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占比为59.9%。进城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达到4.75万元，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万元）的2.97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以上。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2015年的2.92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3.70万亿元，占GDP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各类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就业人员，每年向社会输送800万专门人才、600万技术技能人才。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高校在全球位次整体大幅前移。2016—2018年3年累计培养在华外国留学生143万人次，吸引学成回国留学人员140万余人次，教育公平不断提高。资助困难学生4.3亿人次，累计7000亿元，每人次接受资助1627元。

健康中国取得重要进展。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4岁提高至2019年的77.3岁，已高于高人类发展组平均水平的76.0岁。婴儿死亡率从2017年的6.8‰下降到2018年的6.1‰，提前实现2020年目标，已接近高人类组平均水平的5.2‰。孕产妇死亡率从2017年的19.6/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8.3/10万，已接近2020年18/10万的目标。中国政府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降低并统一起付线，报销比例提高至60%。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明显改善。2019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3.6万个、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1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卫生人员规模达144.1万人，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5年的4.96‰降至2019年的3.34‰。总人口进入高峰平台期，从13.75亿人增长至14.0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18.7%降至18.3%。^[11]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受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把人民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到5月底有效控制了疫情。全国治愈率达到94.3%，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全部由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承担。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复工复产复市复学，实现GDP增速从第一季度负增长到第二季度正增长，为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目标任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为开启“十四五”规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的基本自然国情就是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有限，为此，“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分解落实，采取硬措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全民生态环境意识显著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初步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构建世界最大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加强和完善节能减排工作，节能降耗取得重要成效。 “十三五”时期前四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13%，符合“十三五”规划进度要求。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呈现绿色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从18.0%提高至23.4%，非化石能源占比从12%提高至15.3%，煤炭消费占比从63.7%下降至57.7%，减少了6.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1.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成效显著。电源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能源发电结构的绿色转型、低碳转型。非煤炭发电装机容量占比从34%达到40.8%,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7亿千瓦，占全球的1/3。2019年，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27.7%，电力生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86%，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89%，粉尘排放量下降85%。能源生产的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单位GDP碳排放持续下降，2019年比2015年累计下降了49.6%，提前实现了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12]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能源成本约4000亿元，同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为“十四五”时期提前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提供了前提条件。

初步实现了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91亿立方米,^[13] 相较2015年6103亿立方米减少了112亿立方米，而GDP实际规模增长了28.5%，按2015年价格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累计下降24.2个百分点。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从2015年的76.7%提高至2019年的82.0%，细颗粒物（PM_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23.1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从66%提高至74.9%；地表水劣Ⅴ类断面比例从9.7%降至3.4%。2016—2019年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11.9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累计下降11.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累计下降22.5个百分点，氨氮排放量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之后，全国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48%。

林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绿色产业。全国森林面积达到2.20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15年的21.66%增加至2019年的22.96%，森林蓄积量从2014年的151亿立方米增加至2019年的175.60亿立方米，超过了150亿立方米以上的预期目标。在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监测数据，从2004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均保持缩减态势：荒漠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20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高于18.05亿亩的约束性指标。2018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55.7%，比2011年增加6.7个百分点，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分别达到8043万公顷和1.7亿公顷。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2012年的63.5%提高到2017年的76.9%，到2020年可以实现80%左右的目标。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基本实现。“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基本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其中，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1000户，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超过70%，地方占比超过50%。总体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融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布局更多面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到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10.4万亿元，负债总额为13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58.7万亿元；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64.3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37.8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为17.2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为33.5万亿元，负债总额为9.9万亿元，净资产为23.6万亿元；以上三项（国有资本权益、形成国有资产和净资产）共计99.5万亿元，相当于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1.9万亿元）的108.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2018年，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为50552.7万公顷，国有森林面积为8436.6万公顷，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462.5亿立方米，内水和领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14] 全国各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会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都会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15]

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七大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一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营商环境显著改善，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6位，比2015年上升44位。二是不断完善产权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市场主体登记户从7747万户升至1.09亿户，形成数量最大的市场主体国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力量。三是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各类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至2019年为129家（含台湾地区9家），首次超过美国的122家。其中制造业企业62家（含台湾地区7家），已超过美国制造业企业的50家。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充分证明了公平竞争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入选全球品牌500强企业增至66家，总品牌价值9115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5%。2017年中国商标申请约占全球的2/3，商标申请强度达每百万人3995件，跃居世界超过3000件的4个国家之首。四是企业税费负担、用能等成本大幅下降。“十三五”前四年减税降费超过5万亿元，极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落地，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国资国企、科创板、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改革稳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总体关税水平进一步降至7.8%，1585个税目平均降幅约26%。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15年的24.55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31.54万亿元，净增加6.99万亿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从14.12万亿元上升至17.23万亿元，净增加3.11万亿元，货物进口额从10.43万亿元上升至14.31万亿元，净增加3.886万亿元，贸易顺差从2016年的3.34万亿元缩小至2.92万亿元，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冲击相对有限，尽管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进出口增长总额下降10.7%，但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8%、14.1%、8%和6.8%。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国地位日益巩固。2015年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920亿美元，仍是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我国主动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往来迅速扩大。2013—2018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5.2万亿美元，2019年进出口增长10.8%，占比提高至2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万列；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773亿美元，年均增长7.2%；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5187亿美元，年均增长19.2%；在沿线国家建设的80多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近300亿美元，入区企业4000家左右，成为当地轻工、纺织、建材、家电等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带动东道国就业超过20万人。与13个沿线国家建设5个自贸区。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对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由25%提高到26.5%。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8367亿元，比2017年增长13.3%，增速快于全部进出口总额3.6个百分点；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8.9%；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为893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比重的52.8%，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大地区。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发展机制。

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经济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按国际比较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PPP）2017年国际元计算，我国GDP从2015年的17.40万亿国际元上升至2019年的22.53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5.3%上升至17.3%，^[16] 预计到2020年上升至18%以上，持续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1.7%左右，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56倍和1.19倍。其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达28.24%，分别为美国和欧盟的1.84倍和1.49倍，我国保持世界工业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市场比重从2015年11.9%提高至2019年的13.1%，居世界首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信贷市场和外汇储备，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在世界1000强银行当中，我国占了近20%。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资本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呈现协同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我国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大批国家实验室、一流大学研发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实体，打造了代表国家创新水平、国际同行认可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整体迈入世界领先水平，相当一部分科技创新领域占据国际科技制高点。2018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0.7%，^[17] 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所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也使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我国国防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军事支出规模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0.4%上升至2018年的14.0%。国防和军队建设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信息化、战斗力显著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裁减军队员额30万，调整军兵种比例，改革领导指挥体制，建立新的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充分展现了中国国防实力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美国智库专家也承认中国国防实力不断强大，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在某些领域势均力敌，在台海地区已经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优势。到2020年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和任务，即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作为最大经济体、贸易体，外汇储备持续居世界第一。中国带头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大国担当。

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看，中国先后从中低收入水平（2000年）国家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2010年），显示了极强的追赶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世界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在“十三五”时期呈现下行趋势，但2016—2019年我国GDP保持了6.7%的平均增速，累计已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的94.5%。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大冲击，按照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3%估算，实际五年经济增速为5.9%，难以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规定的经济增速达到大于6.5%的预期目标，相应的也难以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6.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于6.5%的预期指标。但是，相对于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上半年普遍大幅负增长的情况，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已经极不容易。

从国际比较看，由于我国基数大、规模大、新增量大，总体综合国力迈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台阶，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世界经济大国地位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本势头没有改变，可以确保如期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为“十四五”开局奠定稳定发展的基础。

（编辑  季节）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主题，也是改革的目标指向，一直居于改革开放的中心位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分配和运行机制的有机统一的高度，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我国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这是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的总结，也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作用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的探讨。

准确把握新时期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相互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虽然我们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注意更好地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应当是基础与前提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高度凝练及理论探索，即相对于传统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市场经济制度是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要以高水平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其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改革不断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妨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性因素。这也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高标准完善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凸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

第三，有为政府应当是主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聪明政府。有效引导，有力保障，而不能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主动承担构建和不断完善市场制度的责任。有为政府需要依法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法律具有与行政手段完全不同的强制性和规定性。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方可创造出公正公开、透明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第四，为高质量创新增长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领域。法治化是重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广义政府行为的结果。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合约体系，市场体系中的合约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有效的基本条件。任何一方均不能具有不履行合约而不受到法律惩罚的权力。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的法律体系做保障，这样的法律体系包括严谨可执行的立法体系和准确而廉洁的执法体系。任何地区的经济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都与立法和执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立法与执法水平的映射。

第五，克服市场失灵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是理解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关键。市场经济制度有效但非万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考察，均可以看到，每个行为主体按照市场信号做出了合理决策，获得了个体效用的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看不见的手往往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时间是个关键因素。个体决策最优与社会决策最优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时间效应差别。个体决策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倾向于考虑短期效应；社会决策则有可能在平滑了不确定影响后，追求长期效应。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活动可能引起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国民经济发展引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国家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应当承认，任何政府都需要面对并认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客观上，政府放任市场还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构成了两种行为的端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客观上应当是可衡量和可比较的。

深入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多种实现方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理论高度解决了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融共生的问题。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一定会存在着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不同搭配方式，即产生发挥市场作用更多一点，还是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一点的问题，也是在何种情形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融合中可能存在方式与手段选择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需要研究在融合方式中存在的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市场作用还是政府作用的界限与程度给出一般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为依据对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融共生的水平与效率进行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价格信号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关系。尽管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调整供求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不失一般性地做出三种假设，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小于1；价格不具备调节供求的能力，或者是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

很显然，价格对供求的调节能力为1的领域，意味着价格能够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在这些领域应当放开这样与那样的不适宜的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由市场竞争决定供求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领域，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因市场机制几乎不可能给出合理的边际产出水平的评价，加之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更少地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

以基础教育为例，世界各国基本上以公立基础为主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除去学生的考试分数外，我们几乎无法准确量化一位小学教师甚至是中学班主任的边际劳动贡献，但每个人又都知道，唯考试分数会对教育体系产生长期深远的伤害。经济学经历了努力探索，还是不能说明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一生收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经济学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可以量化，但迄今为止，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市场定价仍然是不可行的。基础研究的显著特征是研究成果的公开性，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人员、机构与研究支出越多，一个国家公共知识叠加倍增的趋势将越显著。由此可见，所谓价格对供求调节的能力接近于0的确切含义是，劳动成果本身无法进行市场定价，劳动成果具有可认知但不可准确度量的正外部性，这是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依据。

在价格对供求调节作用小于1而大于0的领域，此领域比较典型的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代表了未来方向的产业，创新风险比较大、短期投资大但收益不高，企业甚至是政府都要有足够的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在此，我们尝试分析以下两种有针对性的情形：一种情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普遍具有风险厌恶倾向，面对不确定的风险往往会选择保守主义的从众心理，引起社会创新意识低下。在此情况下，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将是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动力的原因。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改革初期的“双轨制”现象，市场价与计划价差异引起了寻租与搭便车行为，寻租与搭便车的行为越严重，全社会创新意识受腐蚀的程度越高，全社会效率下降将越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优势，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和不断探索具体的实现形式。

上述极其简化的分类已经表明，有效的市场价格是决定融合的实现方式的基础，在难以形成有效价格机制的领域，有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高；而在市场价格机制灵敏的领域，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更高。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传统技术的替代，以创新驱动取代依赖廉价要素的传统数量型增长模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引导调动资源向创新领域集中，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行为有机结合的重大方向，关键是有为的政府行为要实现有效与高效，而要实现有效特别是高效的根本性制度基础是：政府参与或是引导资源配置的行动能够有效地改变微观主体的短期行为，形成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创新激情的长期价格信号和系统性的机制。

创新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

在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应当重视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创新经济学着重于创新过程、创新政策、创新测度等重要议题，对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升政府创新治理能力等都有相当的启示，有益于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创新经济学重视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以市场化和社会化分工为基础，分析可持续的科学发现，以及知识创造与创新增长过程。

创新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败。合理的企业行为不一定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应当积极引入有效公共政策防止市场失灵。为此，政府和改革方向应当是：

一是强化知识与人力资本创造，超越简单的物质资本数量积累，实行有效的加大政府在教育、基础科学以及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推动知识扩散和知识/专利产权化等公共政策；

二是政府可以引导产业创新的方向，但是不应当指定优胜者，通过改变调整价格信号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进而推动实现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劣势产业的退出。

三是政府支持关键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专有技术成为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通用技术。

对创新经济学的探讨，深圳的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性。

深圳市推动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做法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转型，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型，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平稳过渡到中高速增长。转型伴随着传统产业的更新迭代，开启了新的创新增长周期。

当深圳提出从速度向质量转型的发展理念时，政府努力探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形式。在推动转型过程中，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逐步实现从廉价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低端制造企业快速外迁。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曾经骤降为5.8%，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接下来的几年中，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并增大支持创新企业加快成长力度，推动了深圳市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政府支持设立了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级产业创新中心城市。

深圳推动创新转型的具体做法：

一、关键产业和技术领域。政府+企业巨资投入。形成市场竞争能力，政府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代表性项目，华星光电，250亿投入。

二、在两轮产业转型中，提高劣势产业成本与新兴产业优惠。

三、从四个90%转向大规模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从产业技术应用研发转向大规模科学基础设施及支持高等教育快速成长，最近三年达到2000亿投资。

四、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构筑转型衰退底部及长期创新增长的产业基础。

2010年以来，深圳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生产方式从以山寨模仿为主转向以创新制造为主。五年中，人均GDP增加1万美元，达到2.4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GDP、财政收入分别达8亿元和2.8亿元，均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工业增加值率五年提高4.9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是GDP增速的1.8倍。

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目前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总计已经近万亿元，增速比同期经济增长率高近50%，创新产业结构比持续上升，开始了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制定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深圳成为中国内地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创新城市。

2011年，深圳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年规划，到2016年，取得了圆满成功。^[1] 五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达到4052亿元,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500亿元，该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公开量43273件，截至2019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为65460件，发明专利公开量在北京之后居第二位。

从2011年起，连续5年共投入25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及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方面。

资金使用方式规定为，提升创新能力，鼓励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应用，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化和标准化战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优先纳入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支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博士后人才。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提供重大公共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等产业服务工作。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达到4.02%，五年翻了一番；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已有国家、省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1107家，是前30年总和的3.6倍，IT领袖峰会和BT领袖峰会等成为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

从总体上看，深圳以每年5亿元，总计25亿元的政府财政支出，支持2000亿元规模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滚动成长。

政府对转型政策推动造就新产业发展基础

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包括近8000家中小微科创企业，5000余家获得资助，政策实施产生明显效果。科创部门3年总支出40亿元，样本企业增加值从600亿元上升为1800亿元，净增加1200亿元，其中直接影响约300亿元。

政府对创新扶持政策分类及效果评估：

（1）创新券项目。创新券项目获资助比率为88%，获批企业中85%是小微企业。提高了有R&D投入企业的比例，企业产出提高约7%。

（2）创业资助项目。创业资助获资助率约为1/3，98%是小微企业，主要是成立不到4年的科技企业，以及创业大赛获胜者支持项目，规模最高可到50万元，获资助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申请数显著提高。企业产出提高约22%。

（3）技术开发项目获资助比率25%，技术开发项目是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及其产业化的资助。资助额度大，申请企业已处在试验开发期或产业化前期。结果，获得资助企业的创新和市场表现极其显著。

（4）金融科技扶持。协助贷款、免息、保险等方式。免息、保险资助规模较小。获得贷款资助的企业在专利数和R&D支出上更高。

政府对转型政策能够成功的信心，在于可以了解和把握个别企业观察不到的优势信息，并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有效的创新政策又增加了强大的微观产业发展基础。

图1  深圳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表1  深圳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差异化分工（四级行业）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深圳的创新企业行业高度集中，80%属于制造业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二级行业分布来看，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分工形态，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的互补性以及投入产出的需求关联的特征，这是产生创新蜂聚的市场基础。

深圳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支持创新创业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依赖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深圳有8000家中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政府的政策设计，必须建立在对市场和企业行为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政策跟随和适应市场创新动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规范市场、引导企业创新行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编辑  季节）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做出“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指示，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含糊。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痛点、难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7年3月以来，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的份内职责”，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做实党支部对农村经济的领导，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截至2020年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形成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和历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怎样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理论上看法不一，实践上没有成熟经验。面对思想分歧和复杂的利益关系，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分内职责”。2016年起，为落实上级组织部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部署，我们对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农村不同程度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市委组织部经过统一思想，认为抓集体经济，组织部门责无旁贷，在市委和市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主动打破原有分工界限，走上乡村振兴主战场。

——从理论上想清楚、讲清楚。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2017年初，市委组织部开始发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但初期面临着认识上的不少分歧。针对“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要农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无关紧要”“党支部没有责任、没有资格领办合作社”等观点，市委组织部下了大量功夫进行理论建设和宣讲，在全市县、乡、村三级开展大规模的思想动员，组织全市干部学习总书记《摆脱贫困》著作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重要指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一是讲清楚党支部有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是重建党同群众的经济联系和促进集体意识回归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法规的明确要求，从法理上完全讲得通。二是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简单的“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而是党支部统领合作社一切工作，党建全面融入产业发展、农民共富，依靠经济纽带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三是讲清楚新时代的农业合作化不是“一大二公”，而是遵循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走回头路。四是讲清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我们欢迎，但要通过党的领导发展集体经济，保障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实现多赢，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做到像总书记强调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五是讲清楚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保护好农村的绿水青山，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抢劫劳动者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抢劫土地的艺术的进步”。

经过层层思想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从茫然、疑虑，转变为发自内心认可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合作化道路，干部信心满满，群众一呼百应。

——让党支部成为农业合作化的引领力量。在中国，几乎每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但过去受“党政分开”“公民社会”等思路影响，党支部处于边缘化、配角的地位，这是农村许多问题的根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扭转了这个关系，让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合作社姓党。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并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已经进行集体经济确权的村，由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也是在党支部全面领导下。二是坚持理事长在党。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坚持决策权归党。明确合作社中集体占股为“金股”，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和否决权，利润分红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

——把党员组织起来是基础，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关键。在新形势下把农村组织起来，不能靠强迫命令，只能靠典型引路，靠充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2017年7月，烟台市委组织部筛选11个村试点；2018年选择100个村庄开展“百村示范”，2019年实现“千村覆盖”，2020年8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覆盖2779个村，我们控制节奏，严格标准，聚焦高质量发展。在办社过程中，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坚决不设置100%入社的数量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通过党支部成员示范带动以及外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动员等方式，帮助群众算清入社前后的对比账，讲清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不利，以看得见的利益提高群众入社率。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支部书记为了吸引群众入社，无偿贡献了自己的资产，有的为了一家入社，三顾茅庐到外地做工作。从2017年试点到2020年全域推进，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每一名入社的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莱阳市西石河头村，90%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从以前干旱时抢水浇地、大打出手，到现在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先浇集体的地，再浇自家的地。有其他投资者给出更高的报价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是没有群众加入。因为他们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为民干事的决心，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靠制度建设保障集体经济长治久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制度建设，我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走过的一些弯路，当前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运行不规范，容易产生经营风险，甚至化公为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绝不仅是形式上的“领办”、数量上的覆盖，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是干部任用制度。市委组织部借鉴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办法，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提出“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培养选拔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二是内部管理制度，合作社设立、章程的制定、分配方法的选择，都由入社群众讨论决定，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农村的体现，也是私人领办的合作社做不到的。三是规范运行制度。2019年，市委组织部牵头出台《关于促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建立了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等“六统一”机制，形成科学规范、闭环监管的内部治理体系。四是服务保障制度。农业农村、财政、供销、金融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造条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广大村庄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变化。今天的烟台农村，风貌焕然一新。支部有了威信和话语权，干部体验到多年未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集体事务争先恐后、起早贪黑。美丽乡村安定有序，共同的经济利益真正让乡村成为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了党的领导，村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务群众有了实力，群众对党支部有了信赖，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

二是优化了基层治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抱团发展从“多条心”变成“一条心”，有事共商、有难共担、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断减少，许多过去的问题村变成了最祥和稳定的村。

三是推动了产业振兴。打破了以往村集体简单发包租赁、群众单打独斗的低层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源、整合分散的资金，让群众参与到了合作社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2779个村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四是拓展了战略纵深。以三产、二产带动一产，提高了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为承接城市劳动力过剩做好了战略准备，也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的社员们主动站出来担任志愿者，纷纷依托集体经济实力为武汉和其他疫区捐款捐物，得知武汉急需金银花，莱州的金银花合作社正月初四就紧急抽调员工连夜开工，莱阳市两家合作社一次性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60万吨莱阳梨，莱州一家合作社捐赠了30万吨大葱，更多的合作社坚持以平价甚至半价向超市供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送菜上门；疫情相对平稳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又响应中央号召，成为首批复工复产的经济组织。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越性、战斗力。

对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农业合作化也必须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我们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体会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学习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在规模化经营、农业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也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土地私有化带来城乡差距、土地兼并、农业衰落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村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在烟台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感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应当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一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把党的领导融入集体经济组织各环节，把党组织嵌入合作社治理结构之中。我们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农业合作化本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实施乡村治理，维护农民利益。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能充分动员群众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为最广大农民利益服务，才能赋予农民和农村强有力的组织、规范的制度，确保合作社发展行稳致远。在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经济纽带把集体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群众增强了对集体的信赖感，积极参加支部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广大基层干部也获得了多年没有的信任感、成就感。我们在烟台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党建和业务、政治和经济“两张皮”。

第二，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习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不仅违反党的初心、愧对牺牲的革命烈士，同时也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市场范围受限，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不论农村合作化道路怎么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把确权登记当成改革的终点，而是把明晰产权作为合作化的起点。既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通过明确的股权设置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符合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理论，符合习近平同志“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的思想，与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简单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以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升级空间，但当前“统”的问题没解决好，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压抑了生产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群众推动下主动找项目、上项目，撬动了农村大量沉睡的资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流动性”。烟台苹果主要是30多年前引种的第一茬果树，已到更新换代的瓶颈期，但一家一户资金有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轮流土地、分批更新，目前已改造老劣果园47.2万亩，3年内将梯次改造120万亩，首批领办合作社的栖霞市东院头村，2019年亩均分红5050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社员长期务工年均收入4万元，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资产资源“物”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合作化，通过共同劳动解放生产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同其他合作社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更加强调以劳动联合为主、资本联合为辅，最大限度吸收群众以劳动力入股，发挥群众在管理和分配中的主体作用。

2020年第17期《求是》杂志刊登了烟台栖霞市衣家村的事迹。2017年以前这是一个集体收入为零的省定贫困村，自然条件恶劣，“缺水、缺路、缺人”，党支部通过给入社群众发放“工票”、以劳动入股，把全村50余户群众组织起来战天斗地，男女老少齐上阵，仅7个月就在大山深处开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础设施，引入种养殖等产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户均增收6000元，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以劳动为纽带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盘活农村各种资源，把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变成现实。

第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共同富裕这个取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和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也可以实现繁荣，但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入社资格、股权设置、分配办法以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共同富裕原则。提高普通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形成“精英社”。如有的区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改变贫困户“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优先发展贫困户入社，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致富，实现“以地养老、稳定脱贫”。这些办法不仅受到群众欢迎，社会资本也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机会，也很欢迎。

四年探索的感受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来，我们体会了探索的艰辛，更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们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振兴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大空间，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办事，充分相信和发动群众，这条路就越走越宽广。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是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注重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乡村振兴的方向、道路，党中央已经对乡村振兴做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实。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今年在“新冠”疫情之后，他又两次强调“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可见，总书记关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

第二，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农村“第二个飞跃”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农村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从农村自身来看：一家一户经营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实现多种经营、产业升级、共同富裕，一家一户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老龄化、空心化的农村迫切需要集体经济平台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和工业部门已经从多年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农村还有大量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而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人是天然融合的共同体，无法单独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必须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改善民生，而不能放任资本下乡把农村冲垮、生态破坏，唯一的道路就是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2016年萌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那么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巨大动力，很多村干部和村民在听宣讲、办合作社之后，感到相见恨晚。这表明，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明白，只要有先进的典型引路，绝大部分村庄都能坚定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古老的乡村焕发青春，让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融。

第三，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到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中来看待。我们没有把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作为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而是联系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进行思考。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实际权力只在乡以上，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出现了“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情况。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群众、缺乏基层基础。我们党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当前，“新冠”疫情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能否有效推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既是凝聚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稳定国内大后方的关键所在。

第四，党的领导和“四个自信”是做好一切工作鲜活有力的武器。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抓基层党建入手、党的领导和农村发展深度融合，这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我们感到，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正是由于发挥了党的理论优势，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形成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共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才能让合作社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党的“选贤任能”的优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梁生宝”式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才能把党的各项制度延伸到合作社，提升管理水平；发挥党联系群众的优势，才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追随。党的领导和经济发展决不是“两张皮”，不是矛盾和割裂的，而是高度统一的。

第五，农业合作化道路顺应党心民意，人民高度拥护，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和担当。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是重温党的初心使命、深受感动和教育的过程。这项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在推动工作过程中，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事和广大乡镇基层干部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克服困难、无私奉献。但每当看到农村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人民群众分红的喜悦，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的场面时，我们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烟台愿意做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报春花”，我们期待着广大农村山青水绿、春色满园，群众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早日到来。

（编辑  季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如何正确地客观地综合评价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按照“目标一致法”进行了评估。首先，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是评估的依据和起点；其次，对2000—2019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估；最后，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明中国有哪些制度优势对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了保障作用。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设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开始，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党中央经过多次战略部署和总体规划，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内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N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GNP规模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提出2020年的量化目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基本实现工业化。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国人均GDP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1] 这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量化目标之一，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提出新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的定量指标：2020年经济总量达到58万亿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届时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到50%和44%左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30%左右；城镇化率接近60%，基本达到工业化的要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也就是2021—2050年跨越两个15年的发展战略构想。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以后，又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迈向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中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到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迈进，向世界最大的小康社会飞跃。

1.经济总量增长超过预期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GDP为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 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19年GDP是2000年的5.17倍，年均增速为9.0%，超过党的十六大年均增7.2%的预期。

2.人均收入增长超过预期目标，从低收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70892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8.1%，超过党的十七大预期的7.2%的增速，大大高于世界人均增速（2.4%）。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1730国际元）高出37.4%，^[3]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0年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41位上升至2018年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71位。

3.城镇化率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2%提高至2019年的60.60%，超过了党的十七大所预期的近60%的目标。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5.9%提高至2019年的19.7%，^[4] 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4.7%降至2019年的16.3%，总体看已经超过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5.7%）。^[5] 这标志着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村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

4.产业结构优化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50.0%下降至2019年的25.1%，超过党的十七大所预期下降至30%左右的目标。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9.8%和50.0%提高到2019年的53.9%和47.4%，超过国家发改委所预期50%和44%左右的目标。

5.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6.8%上升至2018年的21.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提高至2018年的28.2%^[7]，显著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地位更加巩固。

6.实现科技发展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8]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0—2005年的43.2%将达到2000年的60%的预期目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6.1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186.2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均排名世界第二；^[9]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所按3年（2016—2018年）年平均值，中国科学论文数相当于20年前（1996—1998年）的18倍，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的19.9%，高于美国的18.3%；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受关注论文，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为22%（美国占比为24.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论文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的21.9%（美国占比为29.3%）；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按购买力平价）相当于美国的95.6%。^[10] 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为2.23%，没有达到预定的2.5%。其中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经费比重较低，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为6.03%，其中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53.3%、38.2%和3.8%，显然，后者的比例较低，^[11]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兴产业以及突破性、原始性创新仍然不足。

7.从中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跨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数据库，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从2000年的0.594上升至2018年的0.758，年均增速为1.36%，高于同期世界1.04%的平均增速，在世界189个国家中，中国跃居第85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12] 其中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5‰、婴儿死亡率为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8‰、孕产妇死亡率为17.8/10万、^[13]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72.6岁，2018年数据）高出4.7岁；^[14] 主要教育指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42.8%提高至89.5%，从大众化（小于50%）跨越到高度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高至51.6%，从精英化（小于15%）跨越到普及化（50%以上）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大大地促进了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9.6年提高至2018年的13.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年限（12.7年），年均增速为2.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1.3%）^[15]。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63年，1985—2017年城镇从8.2年上升到11.1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9.0年。通过教育现代化使所有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未来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8.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我国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首先，消除农村贫困线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62亿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49.8%下降至0.6%。^[16] 其次，消除世界最低国际贫困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三个国际贫困线标准：一是最低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9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40.2%下降至2016年的0.50%；二是中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3.2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68.3%下降至2016年的5.4%，预计到2020年基本消除；三是高贫困线，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5.5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发生率从1999年的88.9%下降至2015年的27.2%，预计到2020年将降至10%以下，成为2020年之后减少相对贫困的主要人群。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先后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减贫的核心目标，为世界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

9.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国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下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3.14倍下降至2019年的2.64倍。从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2015年下降至0.462，2018年上升至0.474。已经达到党的十六大所要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预期目标，开辟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本世纪的头20年，我国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大的标志。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启示

从总体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当代世界的“中国奇迹”。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诸多优势。

1.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2020年总目标要求分两步走，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既相互衔接，又与时俱进。第一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六大到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党中央对这一宏伟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对量化指标作了增量调整，不断实现发展升级。党的十九大又谋划了到205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布局。

2.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布局优势。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为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基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基础，提出2021—2050年分“两个阶段”的宏伟大战略，分别用两个15年、6个五年规划先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体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分步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7项主要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25项量化指标，其中11项预期性指标，14项约束性指标；制定重大任务，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具体提出23类、16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提出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举措，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举措;^[17] 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年度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情况，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14亿人民大事、全中国大事的显著优势，即举全国之力，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社会与公民，形成全体人民参与国家发展的巨大合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全面建设，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代接着一代，一棒接着一棒，一步接着一步，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18]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部委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本文对国家“十三五”规划七大主要目标和25项（实际为33个）量化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总体来看，“十三五”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25项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了预期，总体完成率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标志性成就，突出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体地讲，就是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际执行情况是，从2015年的7.0%下降至2019年的6.1%，2016—2019年平均增速为6.7%。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降至2%—3%，“十三五”时期GDP平均增速可能在5.7%—5.9%之间，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速较低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有以下6点：

一是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客观上要求“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19] 关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各地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再仅仅是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而是转变为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20]三是有助于实现主要指标相互平衡，更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四是有助于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前4年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6.5%^[21]，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6%。五是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年平均增速在2.9%，与中国经济增长既具有互动性，也具有同步性。六是2019年底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更直接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巨大，新增规模越来越大。“十二五”时期，GDP总规模为295万亿元，2016—2019年已经达到349万亿元,^[22] 估计到2020年末，“十三五”规划总规模将达到450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十二五”时期的1.5倍左右，实际增长约1/3，这是中国经济韧性所在，更是中国巨大经济规模的独特优势。

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

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要迈向中高端水平，服务业比重要进一步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0.5%上升至2019年的53.9%^[23]，2020年达到56.0%的预期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53.0%提高至59.4%，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就业比重占47.4%）、构建国内消费服务市场的主动力。 “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大大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提前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分别达到95%和97%，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数字用户社会，数字经济迅速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全社会。

2.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前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6.2%，年均增速为6.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34.1%降至2019年的32.0%；这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工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4.16万亿美元增到2019年的5.2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9.7%上升至2019年的22.1%。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不断迈向中高端，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出口国。2017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24.3%，2018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相当于美国4.68倍，世界高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时期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取得了重大进展，^[24] 加快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取得明显进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有效推动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突出性问题，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3.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从2016年的11.36万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1万亿元，^[25] 名义年均增速为14.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相当于GDP之比为36.2%，数字经济连续4年维持15%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8个百分点。^[26]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数字经济广泛而深刻地改变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消费、教育、出行等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等需求高涨，各地依托大数据，提前布防和分类施策，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27]

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新兴服务业都以较快速度增长。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2.9%。信息消费服务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2018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速30.7%，为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5年的33.1万辆到2019年突破120万辆，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达132.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55.8万个，数量居世界第一，^[28] 成为世界下一代绿色汽车产业的创新者、引领者。

5.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3.5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全国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14.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覆盖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6600公里，成为全球开通地铁城市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国家。民航运输机场达237个，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近90%的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的范围内享受航空运输服务。电力基础设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达到68.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7圈，2019年我国特高压线路长度达到2.83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我国铺设的光纤线路长度从2015年的2486.3万公里提高至2019年的4750.5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从5.77亿个升至9.15亿个，均居世界首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同比增长4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8年的6.7%增至9.9%。^[29] 我国率先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已遥遥领先美国和欧洲。^[30]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技术装备等重要指标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在重新塑造我国城乡、区域等空间经济地理格局，成为推动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支撑。

6.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年均转户1800多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39.90%提高至2019年的44.38%，城镇户籍总人口从2015年的5.48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6.21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0%提高至2019年的60.60%，城镇总人口从2015年的7.71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8.48亿人，^[31] 是世界规模最大、速度较快的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差距趋于缩小，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建制村通了客车，有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实现了“县县通公路”；^[32] 通电的村占比99.9%，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比98.1%，95.7%的村通宽带互联网，超过1/4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四好（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建设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0亿，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旅游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这是典型的城乡居民直接转移支付，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新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内需成为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我国是世界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5—2019年，名义最终消费支出从37.2万亿元提高至55.1万亿元，占世界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0.8%提高至2018年的12.1%^[33]，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国内消费的重要支撑。

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商品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5年的30.1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41.2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7%。^[34] 旅游成为中国重要支柱服务业。国内旅游人次从2015年的40.0亿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60.1亿人次，全国旅游总消费从2015年的3.4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73万亿元^[35]，2018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4.1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51%^[36]，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国内旅游市场。

我国是世界国内投资支出最大的国家。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从2015年的29.8万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42.9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资本形成总额2015年为4.782万亿美元（现价美元），2018年达到6.085万亿美元，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达26.8%，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投资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投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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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拿百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相比，我们现在的形势要比那时好得多。

这次疫情，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大萧条和大停摆，远远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如果说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一个天灾，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天灾造成了多重问题的叠加：经济的疫情、社会的疫情、政治的疫情，天灾人祸都冒出来了。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内部治理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但疫情把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学。最近美国1500所大学也复学了，但最新的消息，这1500所大学里都发现了疫情。

中国确实可以说到了后疫情时期。我们在4月份取得应对湖北第一轮疫情的胜利，后来在北京、新疆、大连出现新的疫情，都是在20天之内精准扑灭。而且从4月以来，我国就没因为新冠疫情死过人。疫情中我们总共死亡4600多人，而美国9月初是近17万人。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是我们的70多倍，死亡人数是我们的40多倍。如果按每10万人发病率，美国是我国的2000多倍。

所以这次抗疫，确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全世界都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一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心存敬意，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人均医疗费用是11500美元，而我们人均不到1000美元。但美国这次是这样的表现，完全想象不到。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谁都没有经验，没有老师可教，没有教科书可学，没有确定的治疗方式，完全是干中学、学中干。这就需要国家的应急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资源调配、社会动员和民众的纪律协调和配合。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实力确实增强了。

所以这次抗疫，对中国来说是往上走的助推器，对西方来说则是走下坡路的加速器。现在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对很多问题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这次抗疫也彰显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应该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

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老师的。我们还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应该走自己的路。从治国之“道”来讲，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的层面看，这次抗疫斗争中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智能化初级阶段。我们是全球惟一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一切的国家。这是在国内，出国就不行，到香港也不行。香港30年前人们普遍使用“八大通”，现在还是“八大通”，而内地人们随便到哪里都是用手机支付了。我们建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匹配，今天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是匹配的。我们在70年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革，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与时俱进的新型强国。

而西方现在反而拿着我们晚清时代的剧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特朗普最近还在说中国的疫情数据不准。而实际上美国的信息化是较差的，因为美国的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各自为政。中国10年医改不仅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整体信息化水平也完全碾压美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所以它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大数据管理，我们的数据是准的。

这次抗疫，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我们防疫的经验以及抗疫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全世界，连美国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所以和百年前相比，中国和西方换了位置，是新型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尚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国家，至少在医疗卫生领域，就如同拿着枪炮的八国联军和挥舞长矛大刀的义和团对抗。我们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他们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二维空间，我们已经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势已经开始扭转，我们的发展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

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强起来，不能只是顺着西方这条路走。现在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中国14亿人如果要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

西方工业文明两百多年，实现了不到10亿人的现代化，却将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为争夺资源和利益而争斗，战乱频繁。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让70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实现低成本的、共享的、兼顾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健康领域恰好是一个发力点。因为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和社会性。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非常多，决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紧密相关。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中，60%可归因于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健康中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建设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包括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包括环境、社会经济、人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这应该是全面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在一百年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用最少的成本解决了近10亿人民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问题。和解放初相比，1978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而人均预期寿命也翻了一番，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迹。对比印度，为什么印度还是农业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强国，就是在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能够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勤劳能干又报酬较低的劳动力。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1949年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68岁，今天是78.5岁；而中国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美国花了10倍于我们的人均医疗费用，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比我们多1.5岁。这不是医疗能解决的问题。西医其实是把生命当成汽车装配车间，所以它的医疗的边际效用不断地递减，昂贵的医疗费用也拖垮了美国财政。还有就是美国死亡率的飙升，这是它的社会出了问题：吸毒、酗酒、枪杀、肥胖，他们新冠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新路。我们可以在健康基础上实现赶超，这是最有话语权的。

         疫情防控促进了卫生健康改革

这次疫情促进了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这次抗疫斗争是一个极好的医改的试验场。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了抗疫斗争，国家在第一时间承诺免费医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有些地方还对异地就医患者实行先收治，费用财政兜底等政策，保证了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同时医院运行和医生待遇没有后顾之忧，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倍增。

免费医疗制度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本职，让医患关系空前和谐。中国工程院一位副院长访问武汉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感觉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这次疫情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它让群众看到：医生本身没有问题，医患关系不正常主要是因为制度有问题，逼着医院和医生去创收。其实只要把医生当成天使，不要逼着他想方设法挣钱，我们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次新冠肺炎免费治疗，人均费用是2.5万元。当今中国，实行免费的公益性医疗制度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减少医院创收机制造成的浪费后，医疗费用是可控的。

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新冠肺炎，只要一有危机，我们的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不计报酬，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和安全。

公益性医疗制度不仅凝聚了民心，而且通过医疗的转移支付，可以促进消费，振兴经济。我认为如果宣布全民免费医疗，消费很快就可以上升，因为老百姓存钱主要是为了医疗、教育和养老。如果把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愿意花钱了。

抗击疫情促进了药品耗材国产化。这次我们抗疫的成果，跟国产的试剂是紧密相连的。过去为什么没有国产的试剂，首先是医院喜欢用进口的，老百姓也对进口产品有迷信。而这次疫情出现后，我国疾控部门在两周内就迅速完成了病原体确认和基因组的提取。这得益于国产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发和生产，中国国内实现了对可疑人员的监测全覆盖。湖北疫情能成功控制住，普遍、大量、反复检测是关键；自己能大量生产检测试剂，才能不停地检测，才能识别可疑病例，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成功切断病毒传播。

我们在这次试剂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发现，我们完全有能力把高科技产品迅速地变成“白菜价”。国产试剂一支15元，而香港到现在还用进口试剂，一支3000港元。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各种医疗药品耗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人才保障、筹资支付、药品研制生产等集成起来，再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免费医疗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障实践做法，完善重大疫情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探索对于特定人群和特定疾病医药费实行豁免制度，将这次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安排。

构建平战结合、医防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我们今后将长期面临新冠疫情的输入性风险。西方的“群体免疫”估计还搞不定，因为病毒在变异。所以，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疫情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融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融合、一体化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任务的融合、全民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数据信息融合。将这次万众一心的抗疫精神保持和传承下来，应付可能的疫情风险。

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单纯的治病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模式。包括如下要素：医院回归公益性，医保支付健康，监管部门以考核健康绩效、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以及自主创新推进医药耗材国产化，发挥中医药优势，用较低的成本为全体人民提供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这次抗疫，让我们看到中国充满发展活力。我们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在危机中酝酿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我们要善于集成、超越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有9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将我们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集合，创建新的经济社会模式、新的文化，探索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健康模式，这一条路我们完全走得通。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解决人类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走出新的模式，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充满活力的新的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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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国际局势，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档加速。中国迎来新时代，国际出现大变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场景。

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者的新任务

经济基础的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农业革命大规模的耕植与定居，催生了封建国家与专制帝制；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治理。而法律，也同样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中国复兴与信息革命，再一次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面临新时代新格局，肩负新任务与新使命。

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正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国际形势出现新格局。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有着结构性的不适应。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霸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举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对中国脱钩、断供。

三是信息产业新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力量的分化变得更加急遽，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的激烈性。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中国发起了全球第一场针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并取得重要胜利。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并未能够抓住中国赢得的宝贵时机，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却又倒打一耙。

法学研究的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思想体系的突破。农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轴心时代，孔子、老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工业革命又将人类推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源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带入现代。如今，信息革命正将人类思想带入历史上的第三次轴心期。

一是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失效。相对于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或者帝制专制，工业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勃兴，还有社会科学的创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产物，但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却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在将人类社会治理带入智慧时代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撕裂，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如何理解以数据为驱动的智慧治理，如何理解未来人与机器共生的社会，都需要更大的理论想象力。

二是中国复兴带来的理论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中国的发展对内和谐包容，对外和平互惠。中国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抗议的血腥镇压，而是让发展成果尽可能为所有人所分享，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不存在对外依附，更未发动对外战争、宗教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相反，中国发展惠益全球，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去技术、资金，更是全球经济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取得的是全人类500多年以来最有道德的大国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伟大成就的理论密码，如何认识中国发展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对全世界作出的人权贡献，如何以中国话语突破西方的理论围剿，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实实在在的重大课题。

三是格局重整带来的具体问题。由于信息革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问题滋生，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将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战硝烟未歇，脱钩、断供，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已经形成气候。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在中美脱钩、断供态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面临国际格局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予以回应？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应对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具体措施？

法治新道路，法学新理论

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计划和市场的两分以及自由和专制的两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法学理论的“金规铁律”。相应地，规范上的一部宪法或权利法案，制度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上的司法审查，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构造、两个或多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这种西式的法治“套餐”也渐成全球法治的“标配”，如采取不同做法就被视为异端。但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出的一套法治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模板，而且其背后蕴含的政道法理也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一是中国法治的特殊性与正当性需要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点。法治是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理想，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努力的方向。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以西方法治为摹本的努力，面临的却是全球性挫折。在全球近两百个试图建设西式法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者寥寥无几。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人权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及其背后蕴含的法治理论，已经成为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二是新格局新时代对中国法治提出的具体要求。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将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想象力，也需要在对具体情势和问题的应对中予以细致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是，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法治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能够适应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想象。这也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三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法治重构需要认真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不仅深刻影响了物理世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还创造了平行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霸权给全球互联网稳定带来的隐忧，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所导致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紊乱，人工智能武器化给网络空间甚至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智慧司法给传统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带来的潜在冲击，社交媒体操纵和舆论干预带来的政治操纵，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所导致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传统法治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式影响。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信息革命也必将因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塑造而催生新的法治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法学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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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

保障经济安全 谋划增长新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中国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大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1953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峰值（44.7%），中国改革开放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 提高到 1980 年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 2009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的 25.9%，是美国的 1.6 倍。欧美将制造业中低端向外转移，占据产业链高端，同时获得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多方共赢而欧美发达国家多赢的局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了 99% 与 1% 的对立。近年来，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全球化扩张阶段进入了逆全球化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同时，欧美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做出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两个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同时，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近年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重要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延续多年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

首先，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已经到来。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升级。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文件，否定了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

第三，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更强烈，不但强调高端制造业回流，防疫等广义安全产业也要求本地化。

第四，疫情期间，全球的经济运行都不能正常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主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

首先，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包括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等。

供需循环上，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产品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产业循环上，需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循环上，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加强区域之间联通性，畅通区域间循环。

城乡循环上，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推动城乡形成多层次交换循环。

要素循环上，要进一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环。

其次，要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摆脱过度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更多的面向南方国家、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的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继续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内需供给两端发力的内循环

不论从经济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个循环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供需循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疫情的冲击无疑加剧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扩大需求，无论如何降成本、保运行，长期来说都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但要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

加大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中国在保障生态安全、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终身教育、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布局若干超级工程，例如陆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与走廊、生态走廊、前沿科技基础设施等。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即便像北京、上海这种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的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根据央行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目前城镇户均住房已经达到1.5 套，再扩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将会造成新的泡沫，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的条件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减免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以在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基础上，考虑推动公共消费，在线上线下设立公共消费区，低收入人口可以凭券免费消费，这既是保障民生的措施，也是挖掘消费潜力。

从需求侧扩大有效需求，那么从供给侧需要做什么来促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可以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尤其是要避免中国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加强自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利用国内战略腾挪空间较大的特点，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以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稳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都是为了让企业在艰难时期能够活下来，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牢牢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在双循环中，创新中心是重要的节点，直接关系着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实力持续快速提高，逐步成为全球创新潜在领导者之一。特别是由技术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为主，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2019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达到5.9万件 , 首次超过美国的5.8万件，跃升至世界第一位。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布局，坚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特别是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巨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创新竞争的重点是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抓手，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历史上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根本上在于其占领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就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基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 5G 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

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工业、农业、交通、社会治理等部门，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

新就业指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融合，使得就业由传统的组织内就业转变为多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多元就业。就业关系由雇佣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就业和创业相互融合。

新消费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随着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政府鼓励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等，都将促进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消费。

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会重新塑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各种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延伸到研发、制造、配送与销售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产业链生态的组织者、价值链的重塑者，颠覆了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方式。

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如何让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也成为我们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下滑 6.4% 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2%。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换主要依靠以下几个循环：在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的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同时，要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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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加吃重。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活和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①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② 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在短短三年里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①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曾经一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多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营企业逐步进行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②这个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中央开始推动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地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城市，实行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并逐步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由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经济体都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从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艰巨，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祸不单行，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府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或美国，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境，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更加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企业家精神内在地包涵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企业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广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开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新的重大扰动因素，新冠疫情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般的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而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年初疫情来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以来逐月有所好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56614万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3.2%。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秩序将实现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既然是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或公共事件。它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给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带来新挑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特别与我们百年未有大变局叠加，使得它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正遭到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加大了对我国围堵的力度，在经贸、科技、金融、产业、人才以及政治等领域频频发难。

    我们也要认识到，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冲击，它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9月5日早晨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2436万人，死亡8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义为是一种严重的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到2021年才会结束。目前疫情在国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欧美一些国家强行通过带疫解封措施，疫情反弹的风险还在加剧。目前法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反弹，印度一天内确诊超过8万人。境外疫情扩散造成的外方疫情输入的压力还在持续加大。

    我国各地经济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还是会长期存在。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我国发展面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习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上升，国内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还不很稳定。这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疫情发生之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的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特别又加上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部分职能已经陷入了停滞。此次疫情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矛盾和争执，围绕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世贸组织的主席提前结束任期。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国际贸易向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贸易额今年将下降13.4%；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将减少40%。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竞争性对抗。在去年年会发言中我特别谈到了威尔逊主义（1918）的结束，美国从保护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多方面出现的经济管制。现在看，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寄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是一厢情愿。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正联合其盟友，努力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正在着手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系。从贸易摩擦到科技遏制，从限制华为、中兴到封锁字节跳动，对中国的打压和阻碍将全方位升级，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更为严峻，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中美关系很难返回到以前的模样，中美对立可能使中国遭遇到与世界一些国家的撕裂甚至脱钩的情况。

    第三，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消费的恢复相对滞后，疫情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今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9.9%，这还没有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疫情下被放大，全球市场萎缩减弱了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制造业投资情况明显变差，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而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了10.2%。

    从供给看，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多困难，企业运行的恢复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复产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最近报道，今年暑期的铁路客车开行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3%，但客运人数仅为去年同期的60%。再比如，全球的航空运输业今年将下降55%，明年可能还会比2019年下降40%，因全球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的阻碍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阻碍。

    就企业经营看，今年1-7月，企业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前不久我到地方看，企业普遍反映，今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目前持续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对国际产业链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不是我们原来假设的是在原有产业链布局上的延续和拓展。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的安全，最近这半年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巩固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原有的优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打压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最近几个月，美国针对中国出台了包括对企业的制裁、技术的管制、人才的封锁、投资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全方位的政策。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将面临供应压力上升，自主生产供应还有不少的现实困难。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势在必行，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挑战是严峻的。

牢牢守住经济基本盘

稳住基本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式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威胁属于“灰犀牛”事件。坦率地讲，面对这些威胁，现在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常讲地球村中某个角落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地放大和扩散，比如韩国疫情发展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深刻地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

    应对严峻挑战，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对内就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和激活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同时还要不断地通过开放，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通过促进“双循环”良性发展，把握战略的主动性，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地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应对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说是五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的决策很明确，就是“六稳六保”，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需求方面稳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要共同发力，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偏向一边，要形成合力。

    （1）引发消费潜力，积极推动消费回暖，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发展。当然首先要稳住传统消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完全是新型消费。这应该成为我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把握上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地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着力推行新型化城镇建设，这是我们当前投资中的重点。目前投资的难点是，好的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储备，传统项目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这一现实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要讲究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投资完成后留下一堆债务。

    （3）努力稳定外贸出口。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国家的意志在内。我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国家的意愿。要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我们解决困难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不能只看市场的作用短时期内会怎样。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年增长率是15%，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24%，最近9年出口平均增长率是5%。现在讲两个循环，不仅是针对新冠肺炎的影响，而且是针对整个出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一度超过了30%，1.8亿就业人口与外贸市场有关。我们必须注意，在当前注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努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共同发展。

    第二，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落实生效。面对疫情、面对当前的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很多有效的综合性政策，下一步在于能否落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正在实施中。落实财政政策，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讲利用效率，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货币政策包括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溢。最重要的是推动贷款成本下降，这是给企业最大的支持，也是对银行本身经营能力转变最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产生合力，如果它配合不好，又不能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产生合力，那么就会抵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各级政府要有危机感，要调整巩固经济。经济工作要多采取实在的措施，从实质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支撑能力上，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政府要主动地助力企业的纾困和发展。要把为企业解决困难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第四，坚持不懈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产业配套，越来越强的基础设施，包括有效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支持我们本土产业的壮大。我们要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就是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的作用。未来产业如何发展，要多听科学家的意见，做好科技发展规划，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要重视提高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自主供应能力，稳定整体供应水平。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包括“专精特”型企业；点状分布的有，星星之火也有，但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浙江大学周围有很多小企业，天天派人住在浙大，只要有什么新技术他就拿过去，马上变为产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科研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好多年没人用，这在内地很普遍。所以，怎样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们产业链的水平，这个问题极为关键。

    在两个循环的过程中，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新构造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进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要主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塑造，与各国进行多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和形态的技术合作。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交往，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这就是在更高领域里扩大开放。

   第五，疫情的防控要创新优化管理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方式。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可能呈多点散发，和流感集中爆发相结合的特点。怎么样做到疏堵结合，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互联网和各种消费业态怎么融合，线上医疗怎么做，线上教育下一步怎么发展，远程办公等新的业态会不会成为新的办公方式？都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疫情防控不单是一次“危”，也是一次“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平。全面复工的同时，更要全面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稳就业，把握住经济底线

就业和收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最大的基本盘，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有稳定。面对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冲击，就业形势还不容乐观。今年1-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了196万人。7月份调查失业率是5.7%，比之前的情况有所提高。其中两类人是最需要关心的，一个是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一个是高校的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是874万，比上年增加40万人，这是2015年以来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况且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国外回来要在国内就业的又增加了60万人。海归回来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加大了国内就业的压力。最近数据表明，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人数明显缩小，只能到二三线城市去，需要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今年春季交流会上，求职人数增长了56%，而就业岗位只增加了26%；上半年我们求业的人数又增加了26%，而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2%。今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和因就业岗位减少而回乡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总的看，就业矛盾比较突出。

    稳就业不但要考虑失业率，还要看到不纳入统计的失业和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和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推行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一定要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

    在这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政策要兜底，对按规定应保的人员，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我们当前也只能是保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的底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暂时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为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底线。

（编辑  高梁）

近40年，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产业类别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多元化，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生产型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如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中，ICT（信息与通信技术）[1] 的应用程度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ICT的发展，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加快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

    5G之所以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略焦点，是因为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5G技术就像是“众多的方言都统一成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乃至实现整体工业的智能升级。

5G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庞大、但科技竞争力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权的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组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当时美国工业各领域的仪表化水平和工业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条件。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当1990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我国传统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停留在公共消费领域，难以形成工业互联网。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

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2] 及“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并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百余家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3]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企业，在自动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优化设备运营效果、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降低设备运营成本、创造企业新增长点的关键。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领军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通过对国内数十家企业的调研，我们认为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而一些大型企业因设备等级高、竞争力强，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密切合作，电信运营商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很高。第三，企业制定针对性强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适应当前5G技术应用的初期阶段，一般把5G应用的重点放在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中。

制造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关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的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领导“驾驶舱”[4] 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优化方案。实践说明，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和推动力量。“5G+工业互联网”在改变企业传统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企业的思维方式。

试点企业的实践经验表明，5G技术除了具有大带宽、大连接、高速率优点，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三项突破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化工业中才能体现并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技术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能源勘探开采、航运、铁路、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对5G资源的极大浪费。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梯级演进过程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匹配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标准不齐、各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况。因此，目前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划分，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种状态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集成于设备的硬件（各关键部件或元器件、电路、构建、原辅料等）及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即时、连续和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传感器等识别系统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

显然，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一位技术人员对目前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归纳如下：

1.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涉及边缘计算、数据加密等，其费用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

2.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低、种类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又看不到明确受益，企业难以承受高成本服务。

3.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有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对什么样的数据适合特定行业的企业又不了解。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集散式控制系统）、MES（企业生产执行管理系统）等，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相应的成本问题，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

4.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需要转为可视化数据。但这些数据由于数据结构不同、逻辑关系复杂，动态数据与静态数据交织一体，可视化数据采集与同步计算处理并存，对软件和硬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目前国内大部分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在数据动态连接上，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的毫秒级的交互难度更大。

5.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份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略统计，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

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思维不同。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我国很多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设备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不足，这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商品、新技术成果与未来商业模式对接的理解，更缺乏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认知，因此导致唯技术论，这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

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已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提质升级。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并存且互相作用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

所以必须强调：“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问题。相对于经济学“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的视角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物理性或化学性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行为）实现可数字化后，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

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艺流程等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资源进行提炼并进行再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5]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各地方建设“5G+工业互联网”，首先要对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选择条件优者作为试点企业。

第二，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可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管理和配置、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

第三，试点企业的选择，应选择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有专门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的企业。

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在制造企业的技术与生产环节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

重视“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

“5G+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目前，各地方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府规划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其使用安排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多采取“分蛋糕”方式，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坐等资金扶持；而一些缺乏基础的企业在某些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向上“要”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又缺乏专业评估机构。这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其结果往往只是建设了一批物理网和数据仓库，没有实用价值；而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这就严重干扰“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

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领域、多环节、跨行业的系统工程。目前从国家部委到地方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相关技术规划及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和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分由不同主管部门负责。如果各部分不能协同一致，在企业实施中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就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

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我国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扶持的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多倾向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市场实现和产业化；“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快速应用于生产的高端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需要国家给予支持，而这些技术研发本身也应是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

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大部分来自企业对设备外部物联的需求，以及企业对生产者可视化管理的需求；在网络建设上主要是基于设备外接仪器仪表数据和设备外部可感知的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电信运营商对这类企业物联网的服务，主要搭建的是高密度的5G专网覆盖，而非按数据采集密度和数据流量密度分结构优化布网，故形成5G专网的资源浪费。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单纯技术演进为导向的方式。 

如何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

第一，建议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政策协同一致。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资金投放应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注重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可给予“风险保障资金”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协同，大力倡导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国家规划要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创新。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重叠和空白，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规模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点，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信息设备制造商要加强设备的售后维护服务，切实将设备上所具有的系统服务功能（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的雾里看花的窘境。各省市应选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重点示范；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照顾经济收益，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简单依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

第四，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提高自主研发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成果应用，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的高级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状况。

第五，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进口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在建设工业互联网时应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

第六，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

                              （编辑  高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