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渊源则是2010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与西方盛行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外战略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价值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美好愿景的传扬开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众多共同挑战与机遇，存在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求，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的上层建筑亟待变革，体现了对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进步的国际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人类社会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并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当今时代仍然处于以国家作为最高层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没有消亡，但它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开启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它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威胁和新挑战。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相交织重叠的各种身份认同差异、社会群体矛盾，代替了壁垒分明的两大社会阶级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抗，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不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之间的较量，是20世纪中后时期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较量现实处境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现实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社会制度意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必、也不应受国内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矛盾突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加以解决，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致力于以双边或多边机制就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三，不以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看世界。民主和专制两分法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式解读，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延续。现实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存在千篇一律的专制类型，不能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未来，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差别的新理念。中国对外关系长期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都以互不干涉内政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鲜明主张，相对于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专制划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是更加节制、妥当的。

第四，不以“三个世界”划分及反对霸权国家的观念看世界。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三个世界”划分和反对霸权国家（当时主要指苏联）为鲜明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国际统一战线思路下区分敌友的一种国际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中国强调在世界上广交朋友，不树敌、不结盟、不站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话语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相连，主要在对外行事作风的意义上来加以否定，并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广结善缘，不搬弄是非，坚持原则底线，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对事不对人，讲理又帮亲。

第五，不以贫困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相对抗的观念看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积极支持者，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尤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广泛参与了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呼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等多边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积极促进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认识，高度重视互利共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第六，不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看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早已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而呈现出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政党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种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面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不可能仅靠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在复合相互依赖日趋深化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全世界各种治理难题成为各国人民都需要关注，且能够以多种渠道深度参与的公共事务。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更需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的沟通平台。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积极促使各国社会层面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亲近感，把政府之间的事变成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切实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的进步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回归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既返本开新，也别开生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核心特征看到新的国际观：

第一，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应当彼此开放和包容。不只是在求同存异的低度共识上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开展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全面广泛、便捷频繁、相互尊重、协同互助的多层次沟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应当是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结伴不结盟，扩大朋友圈。“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体现为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更应当体现为各国人民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广泛的参与、充分的协商。

第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就应当通过合作来取得共赢、包容的发展，放弃你多我少、或予或取的零和思维。国际关系体现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是制造业时代及其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全新样态，用“资源稀缺”的观念来指导国家行为，只能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期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和平与发展事业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相辅相成，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国际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及国际秩序变革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迄今为止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而言，意味着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竞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以及文明层面的竞争。

首先，就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而言，这是历史上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常态。不结盟、不称霸，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客观上讲，强邻环伺，纷扰未息，尽管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依然是世界各大国之中最为复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之际，在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是否只能被迫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目标？“中国崛起”是否仅仅满足于回归西方历史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极均势”？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中国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如何解决客观的综合国力竞争引发的矛盾、猜疑乃至冲突，显然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其次，新国际观试图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以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共同问题为目标，既争取对外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又避免重蹈苏联内外交困的覆辙。但是，在冷战后，美欧致力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客观上是无法回避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普遍陷入以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为突出特征的“治理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发达国家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举措，则再一次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举国动员的积极抗疫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把“中国崛起”进程塞进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量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读就很难避免了。在目前西方世界明显掌握话语霸权与传播优势的局面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舆论导向和对外传播上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更需要明确地在概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什么，解读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有哪些实质内容与实现手段，从而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也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叙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

就文明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在对外传播话语上仍借重西方主流表述和传统文化言辞，在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言不尽意”。究其缘由，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对外传播话语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干得好、讲不清”的矛盾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下的国际观和中国“文明–国家”脉络下的国际观原本难以融合，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许多价值、规范层面的表述，反而是西方世界及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难以理解和认可的。

在文明层面的冲突与竞争中，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中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巨大，难学难懂。而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相形之下，中文明显处于语言劣势。语言文字背后，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更是大相径庭。第二，中华文明高度世俗化，对宗教信仰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但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宗教都是其社会生活、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跨文明体系的涵化过程较之文明体系内部的濡化过程更为困难。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尤其21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间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并未走向“拉平”与“融合”，相反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差异。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员流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进一步在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诸多层次、诸多类型的共同体意识，既随着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真切，又随着不同群体文化上的差异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国际秩序，如何明确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何与他国相处，这是“国际观”的基本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人类命题，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文化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

（编辑  尚鸣）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就是说，当代人类共同价值观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它不仅是人类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基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须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参与解决，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充分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坚决反对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传染性疾病等早已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决反对少数大国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径，要在全球层面倡导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所有国家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尤其要注重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坚决反对将一国的发展繁荣建立在其他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要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愈发凸显，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享经验，着力打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规范格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对抗思维。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公正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采用和平方式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特点。在不同文明间广泛开展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与隔阂，促进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对外表达自身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和意见的权利，而且指一国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产生的权力。近代以来，欧美等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确立了其在制度领域的主导话语权。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和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管控国家间分歧，由此奠定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话语权。随着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在国际学术、国际传媒等领域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全方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以便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意见能够在国际上被感知到，促使各项国际决策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并使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中美两国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有重大不同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对于人类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符合美国的价值取向，这种认识与美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在美国。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下还创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与制度安排，美国霸权逐渐确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一度进入“单极时刻”。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相继崛起，美国霸权陷入了相对衰退之中。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必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极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也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不会因总统的更换而改变，变化的只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手段。

当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根据他国实力变化来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威胁。美国政府过去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是想演变中国，在经济上使中国成为美国廉价商品和资金的供应国。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要结成国际联盟来压缩中国的行动空间。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一脉相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存在着重大不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侵略，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对于其他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国家也能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注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注重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来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而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则长期坚持霸权主义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注重在世界上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范和制度；而当其于己不利时，便不惜摒弃甚至践踏规则。美国不断对外输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企图使其他国家按照其自身的要求来行事。对于不服从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使其屈服。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观首先要符合美国的狭隘利益和价值观，只有如此才能被接受，进而才能在国际上予以推广。

中美两国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实践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类共同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全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价值观，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来践行和落实。在全球化时代，推进落实人类共同价值观，需要充分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个别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更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制高点，联合友好国家反制美国及其盟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坚决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与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而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是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要有科技，还要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的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化到“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为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中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已明确了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化），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在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地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在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与数字经济发展中作为其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和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种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以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又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地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要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与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正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总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讲，过去对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是中西部地方上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是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而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地发挥出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毁长城。对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要积极地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对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的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站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得好就是创新，应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来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人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要求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结合在一起引导政绩。这种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了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晟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片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立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立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可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要加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后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互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治就是这种实践所探索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任何以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去解读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也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误导。

关键词：人民政治  政党政治  人民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学术方式，产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新中国所创造的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各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国家货币叫“人民币”。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 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政治从本质上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的演变之后，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公共权力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的最重要内容。

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的政治相去甚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多数者，包括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于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这一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群或阶级，才有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对于那些既缺钱又缺教育的人群和阶级来说，实际上只能处于社会公共性言论的弱势地位，因而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只能处于消极、被动甚至被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否则这一切几乎都会成为泡影。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那些既有钱又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一些学者不无准确地称为“选主政治”，原来被预设为这一政治主体的公民，实际上也只能成为精英们竞逐选票的“客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4] 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着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理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敌人”也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不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进入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5] 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6] 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指向所在。

人民政治与西方政治的不同特性

正是人民政治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各种投合选民诉求的承诺。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永远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

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的。在中国，谁也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其特殊的倾向和利益要求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差异，他们都共同拥有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在旧中国，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凶狠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进入新中国，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大庆上的讲话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着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属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麻木不仁，不做及时的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等，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所内涵着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8] 大部分思想认识问题，都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方法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形成共识去解决。

然而，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是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相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9] 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0] 在这里，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协同合力政治的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逻辑。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发扬光大这一政治逻辑，号召全国人民“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1] 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就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提出实践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建国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持续两个多月，全国通过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参与讨论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是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五十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2] “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又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3] “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大众在社会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看作“有权无能”的“阿斗”而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蜕变为“选主政治”，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践行的人民政治逻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总之，关于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与实际探索，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如上述已经指出的，人民政治是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维系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系统，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机制等等。这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装看，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它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4]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坚持人民史观，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也是由这个党自身从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光明磊落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说辞，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生活于历史的真空中。这个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涵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在这里，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之处，清晰可鉴。任何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框架去肢解和解读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至少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实践上的严重误导。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从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典的讲话精神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全面深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习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代表着民心，代表着人民的认同，也令我感动流泪。

党中央领导香港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和命脉。我作为一名香港问题的研究者，对习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反复研读，感触尤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从香港近年政治社会的剧烈变化来看，结合我在这场巨变中的亲历，我对这一论断有着更为切身的深刻体会。

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香港深陷于社会失序、政治失控状态——黑暴势力在街头逞凶作恶，到处打砸抢烧，捣毁商铺，冲击机关，血腥暴力横行，甚至叫嚣着暗杀警员；反中乱港势力猖狂地提出“35+”、“揽炒”等政治口号，试图推翻特区政府，实现夺权变天阴谋。若这样下去，政权将被反中乱港势力颠覆，爱国阵营将遭到残酷迫害，广大民众将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生命也受到直接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危急！香港政治危急！爱国阵营危急！民众生命危急！

在此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出手，在国家层面推动制订香港国安法，为打击在香港所发生的各种颠覆、分裂、勾结外部势力和恐怖袭击等违法活动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并在港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迅即力挽狂澜，坚决打击反中乱港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且树立起政治规矩，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让香港在短短一年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在香港治乱中展现战略智慧

回顾香港局势的变化过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的生动体现。没有党的领导，香港走不出暴乱，社会人心无法安定，“一国两制”也无法继续落实。在围绕着香港的伟大斗争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捍卫了“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初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国家层面推动一系列立法，体现出坚定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底线思维，始终不忘实施“一国两制”的初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为民族效力的政治理想和坚定实践。

面对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党中央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定地拿起法律武器。不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还是堵塞制度漏洞，都是先从立法做起，并严格按照程序、制度来完成，再推动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法律。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时的战略定力和对依法治国的坚持。在落实全面管治权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的杠杆作用，特别是香港国安法，让她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撬动香港整体的拨乱反正，为香港治理设定轨道，一一破解公务员、教育、司法、传媒等难点、痛点问题，多管齐下，整治痼疾，不断巩固爱国阵营的社会根基。

坚持“一国”之本，确立尊重、认同、维护“一国”的政治秩序，铸造效忠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和规矩，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真正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彻底改变过去只讲“两制”不讲“一国”的错误认识，并果断地把反中乱港势力驱除出香港治理体系。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治问题、治理问题的深刻认识，展现出釜底抽薪的战略智慧。

心系香港人民福祉，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广阔的腹地支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人的关怀，体现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性。

大道为公。始终以民族复兴大业为核心，时刻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和捍卫“一国两制”事业最深刻的历史启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坚定的民族性，毫不惧怕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制裁，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不容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他们染指香港的管治权，不容乱港势力在香港继续兴风作浪、为所欲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党始终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始终心系香港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以大资本家、外国资本的利益为依归。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关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有意愿、有能力、有办法去破解矛盾，关心香港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满足香港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国家正迈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发展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光辉篇章。

（编辑  苏歌）

2021年7月1日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党组织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手捧纪念章，凝视着由党徽等元素组成的熠熠生辉的图案，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幼小的心灵享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贫民的家庭里，比新中国早一年诞生，完全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

我上小学的情况记忆不多了，只记得我常带饭盒上学，中午就在教室里吃凉饭。班主任王老师发现后，每天都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帮我往饭盒里倒上开水，并要我共享她的饭菜。我在班里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初中入了团。初中毕业时，我填报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技校，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想读完3年技校，就出来工作，帮助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得知后，到我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要我继续报考本校高中。他说，根据我的表现和学习情况，我上完高中，学校有可能推荐我上哈军工。我对哈军工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它是军队的学校，上学可以穿上军装。我对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向往已久。父亲也坚决反对我报考技校。我作了妥协，第一志愿报考本校高中。

我幸运地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读高中。高中一年级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高中二年级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正当我憧憬着进入哈军工的梦想时，新华社来我校招人，我与另外两位同学获得通过。据说对我们的政审很严格，查了祖孙三代。这次政审，让我知道我母亲在解放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外祖母一起讨饭为生。这也是我母亲是文盲的原因。

我们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子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关系。能到北京，在新华社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这些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人中没有干部子弟呢？当时谁都没有这么去想，更不会有人去这么做，一切按规定办事，顺理成章。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一直记忆犹新。离开学校办理手续时，校长要我们办理休学。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她说，万一你们去北京后又回来了，还可以回这个学校继续上学。这位姓卜的女校长心系学生的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我不知道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希望她是，因为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我初中的班主任杨老师和我们的卜校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潜默移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入了党，就要永远做党的人 

我在新华社入了党，又被新华社送进大学学习英文。我享受工农兵学员的待遇，一边学习，一边还拿工资。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工农兵学员这个历史现象，牢牢扎根在我心中的信念是，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中学，从新华社到大学，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中美建交不久，我被新华社派到美国华盛顿工作。当时对美国的发达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美国似乎被消灭了。与美国相比，我们国家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一次，我出差到洛杉矶，美方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在一个宾馆的单人间里，房间里的电视、沙发及浴室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豪华待遇。当我流露出感慨的表情时，美方接待人员有意无意地表示：怎么样？美国不错吧。如果你希望留在美国，我们可以帮助你。我笑了笑说：美国是不错，但我不会留在美国。对方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引用焦裕禄的一句话回答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对方对我的回答一脸茫然，迷惑不解。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笃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起来。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经得起考验，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好，才是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忠于党，决不能背叛党、背叛祖国，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第二次去美国工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两次常驻美国都遇到过好心的朋友劝我留在美国。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定居、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希望我留在美国与他们共同创业，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把家属移民到美国来。我知道他们到美国来都有不一般的背景，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些人也是共产党员，有些人还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为什么当年钱学森要千方百计从美国回到中国，而他们却要千方百计跑到美国来呢？

人各有志。毕竟美国的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只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落后，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因为母亲贫穷，我们就抛弃母亲吧？

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我能成为一名记者到美国来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如果换一个时空，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会到美国工作。不仅我这么想，我的父母也这么想，他们一再告诉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要知恩图报，不忘党恩。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英文水平很不错。在美国工作期间，他要求留在美国。领导做工作，希望他按程序办事，先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后再申请来美国。他坚决不同意，执意要走，最后不辞而别。据说他是来新华社不久的大学生，入社考试成绩很好，他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新华社的，所以他要求离开新华社时，颇有些理直气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第一次到美国，我在机场和其他地方的商店都没有看到过中国生产的商品。第二次去美国时，我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家没有中国产品的商场。一位美国朋友想送我一件小礼品，特地从他的家乡缅因州买了一个杯子，他告诉我这个杯子是在偏僻的小镇买的，应该不会是中国产的。我拿着杯子仔细看了看，底部用很小的字写着：Made-in-China。我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这位美国朋友说，现在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中，想要避开中国生产的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2007年，我第三次临时去美国，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游客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在美国购物一掷千金，洛杉矶有些超市，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特地推迟关门时间。

不到30年的时间，我在洛杉矶宾馆见到的“豪华”设施，现在在中国已比比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感叹地表示，美国的机场、公路、桥梁，现在已无法与中国媲美。他说，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与中国建的桥梁相比，“就像是一个饰品”。

我们作为中国建设的参与者，难道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吗？

不动摇，不彷徨，跟定共产党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同时也飞进来许多苍蝇和蚊子。

曾在一段时间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类文章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刊物上。某杂志的负责人，经常发表一些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讲话，被一些人奉为至宝，到处传播。

我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政党。我本能地认为，共产党执政为民没有错。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也令人不解：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介绍他们是如何致富的，现实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比较好的小学、中学，索要“赞助费”，而且越要越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学校岂不成了有钱人的天下；政府机关招收公务员只看考试成绩。我的一个侄女告诉我，她去报考一个政府部门时，自我介绍是共产党员，那位主考官嘲笑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介绍这个。20岁的她，在学校入党，第一次走进社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伤害对她有多大可想而知。我真想质问这位考官：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改革开放不需要共产党？难道现在不是共产党执政？

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曾见到有人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已无法解决，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在美国，就看不到腐败问题。我愤慨地回应说，我们党就像一颗大树，树上可能出现虫子，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党把树上的虫子抓下来，消灭掉，而不是要砍树，把树连根拔起。会上有同志说，如果在网上说这些话，会被唾液淹死。我在网上这样说了，我利用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披露美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且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当时的气氛下，我的文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我并没有被淹死。

执政为民，民心向党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坦承，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清除自身的蛀虫。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近400人、厅局级干部2万多人，一大批“害群之马”被清除出党，党的面貌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各方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党的队伍，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员总数增长至9514.8万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执政为民的理念，首先是解决近1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锐出战，1800多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八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出色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赞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2020年1月，中国武汉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夺取了战胜疫情和保持经济建设发展的双胜利，使全世界人民为之赞叹。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打响一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目标而奋斗的战斗任务。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7000多字的讲话中，提到“人民”86处。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鼓舞着全国人民，也激励着每一个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从弱到强，依靠的是人民；建国之后，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社会，依靠的也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心向人民，人民必定心向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庆，是在1951年之后再次露天举行的党庆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80多处提到“人民”，通篇凝结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顺应人民求幸福、民族求复兴的潮流，站在最广大人民这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现代化发展，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在探索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进行伟大征程的永恒坐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问题的郑重回答。

第一，百年前行，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书写下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

第二，百年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最大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生，也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连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并加强经常性教育。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密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第三，百年前行，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将一个曾经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从饥饿、混乱、贫弱，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根本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推动一大批惠民利民举措落地落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都必须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帮人民群众之所需、解人民群众之所困，把人民群众的事当大事，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是永恒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我们党必将把新的故事、新的传奇，书写在新的征程上。

（编辑  苏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从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恢宏的史诗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以史为鉴，我们要站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启新的征程。

目前，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大博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新旧文明的较量。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以及过度的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自私自利和只图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近些年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大选、及各种灾害中的表现，证明曾经风靡全球的所谓“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美国面临的危机揭示了旧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发展正在开启新的航程，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呼唤新文化、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文明，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新文明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拥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超越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为人类发展探索了新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完整的革命与建党理论和方法——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在革命斗争中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组织形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历史上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庭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的组织群众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推广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为有效和适用，同时在群体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它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

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和纠错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不断总结提高。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先进文明的融会贯通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快速进步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多项需求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中国原创，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核心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信息化所需的综合集成和一体化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新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新形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槃。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模式，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文明形态。

（编辑 苏歌）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型中坚持了正确方向

首先，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文化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维护和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在改革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屹立不倒。与苏共的失败教训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引领者，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却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却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去模仿苏联的道路，在改革中走向国家解体，而是愈发富强和繁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带有毁灭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苏联的失败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兴盛可能也与此相关。

总的来说，就我们个人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陨落有时是很容易的。中国没有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正确方向。我们看到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俄合作可以奠定世界很多国际问题的基础

此前有的发言者谈到了反霸权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说反霸权主义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看到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今美国以特朗普和拜登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霸权主义。

俄罗斯同样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或反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反霸权主义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在这个前提下，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和霸权政治做斗争，是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战胜霸权主义，那么霸权主义最后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悲剧。而中国的存在是霸权主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愿意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奠定今后世界上很多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中俄合作也应该旨在努力实现主权、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发展，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我们两国应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坚决反对霸权。反对霸权主义应该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前提，也是我们两国外交领域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有其自己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同样是有分量的。中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并在国际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看到上海的繁荣简直就和纽约没有两样。这里没有对人民的歧视，没有贩毒者，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本国文化基础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看看它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俄罗斯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也应该共同行动，让我们国家的发展能够对得起这样的成功。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的三极。像欧洲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应该相互制衡。如果说要发展真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应该允许世界的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起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应该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当中得以体现。

我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去应对这些历史的挑战，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的未来，而西方的霸权主义已经落后了、腐朽了，我们应该让一切都回归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摆脱霸权主义，要剔除那种“世界宪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以及伟大的伊斯兰世界、欧洲世界、非洲世界一起来实现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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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我们党的伟大成就既有实践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历次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思想理论上建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党的宗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00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什么说100年没有变呢？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当中有一句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一个大党100年的宗旨没变，就是总书记概括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第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运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党的组织必须用党的指导思想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一切党的媒体必须系统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的著作编为生动活泼的读物，这些工作我们党坚持了100年。从我们大学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了不少西方理论，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第三，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就是要“知彼知己”。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研究世界局势和世界历史。

第四，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有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首先有党的思想路线。讲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工作要突破，不是说在干部中突破，不是在文件里突破，不是在概念上突破，关键是到群众中突破。在群众中突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努力发现好的做法、好的典型并加以宣传，即通过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让群众亲眼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最特殊的一面，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四点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根本特点。

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产生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思想路线。其次，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很多同志都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过失误，但也有伟大的成就。

1898年是中国洋务运动高峰期，中国工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占到8%。到1958年，中国工业恢复到占中国经济总量的8%，156个建设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工业化的骨架。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是从1958年到1978年，到1978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经济总量达到31%，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离开了中华文明就不能讲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毛泽东说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马克思说是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辽南这些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手工业、商业为主体的，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与西方发展不同。一些俄罗斯的同志去过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但到苏锡常地区看，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到天津去看，可以发现天津街上有许多百年的老字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商品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的特点。

第四，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解决好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怎么解决好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怎么解决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怎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跨越，一个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叫做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跨越就表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化，霸权主义的实力总体下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在霸权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种族优越论、“美国第一”，这个价值观在美国并没有动摇，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还相信这些。所以在当前，思想理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局面，价值观斗争是我们进行斗争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知彼知己，特别要深入了解世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势力总体下降，而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教优越、种族优越、文化优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质疑和批判，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这种声音在发达国家还处于边缘。西方价值观相对稳定，西方之乱还是稳定中的动乱或动荡。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的内部分裂与争斗是常态，联合不是常态，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是不能化解的，认为西方文明是铁板一块，可以轻而易举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一个最艰巨和最特殊的任务，是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是大多数，用党的思想理论去武装头脑，武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不是用概念、用文章去阐释，而是用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阐释。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调查研究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哪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落实得好，我们就应该鼓励、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宣传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么把党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试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让群众接受党的任务，这样往往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思想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理论工作是民心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推进宣传理论工作，绝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推进。

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重点不是在机关和办公室，而在第一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与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路线方针，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把思想路线的原则性、严肃性与政策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第一线，政策来自第一线的调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我们政策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而束缚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传播。

俄罗斯的同志可能了解我们在批评一种倾向，叫“低级红、高级黑”。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在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总结，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自信，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核心就是我们党最特殊的地方，俄罗斯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受到挫折和我们党历史上受到挫折的原因，可能就是“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理论纲领和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拥护、坚持都是无法实现的，不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而且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推进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特点。在庆祝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重温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这个光荣传统，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认真对待的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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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对两个大党的历史命运进行比较研究，是常言常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录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中国奇迹对世界的贡献

100年来，正是有了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构建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有使命感、事业心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政治领导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奇迹，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的17%。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近40%。中国以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能量和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火车头。

中国的成功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和自由民主模式，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而且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对外侵略、对外殖民的一个大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一个神话，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打破了“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普世论”等等；跨越了种种陷阱，包括中等收入等各种陷阱，动摇了美国例外论、美国特殊论、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独秀论等等，破解了西方自由民主普世论、自由论、万能论等等。

   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

我们都说，当今世界面临冷战结束后这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的信任缺失，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大国自认为战胜了苏联，取得了完胜，但是在2019年8月召开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霸权正受到深刻的质疑，他要求法国的政界要认清形势，反思和重新定位法国在世界的位置。

这30年来，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反转引人深思。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界之乱的根源在西方，在西式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政治民主的乱象是当今世界失序的根源。这30年来西方阵营所作所为非但没能造福世界，反而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失序。

    西式民主异化和自由的变质

我们都讲当今西方之乱病在自身，根本不能推诿于中国和俄罗斯。30年来西方民主经历了异化变质、反噬自身的过程。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西方民主正在慢慢死去。这些年来看，西方民主变质、变坏，实际根源也是在西方制度自身。除了有制度基因先天缺陷，也是这些年西方政客胡作非为导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森指出，美国的问题在美国政治的衰败，而衰败的美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所以说，我们将来面对的美国衰败，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难题。美国的衰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美国病和政治病毒

世界之乱的病源在美国。前不久德国一个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病人》，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形象，也很深刻。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既丧失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操守，也丧失了专业性。这些年美国政治、西方政治劣质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客想重拾民主、自由这些口号，重演过去冷战的一幕、复制“战胜苏联”的所谓经验，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政治力在衰退、退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唯选票化、政治低俗化、政治衰败、领导政治能力退化，西方政治陷入泥潭，美国的全球霸业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即将终结。  

前些天一个法国的政治家说，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在动摇。对这方面问题，中俄两国学者要合作研究。我一直认为，俄罗斯的学者对西方、对美国的研究往往比我们更深刻，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所以说，中俄两国学者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演变，要联合起来加强研究。

  从“移动的精灵”到光辉旗帜

“移动的精灵”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精灵”一词，俄文、法文也是这么翻译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治乱兴衰历史经验证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力量决定了输赢。

中共十八大文件中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死路和绝路，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抉择。这些年来，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而有意无意忽视背后的政治原因，特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些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选择性失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像美国的蓬佩奥这些极右翼的、甚至有法西斯色彩的政客们多次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是对世界（他所说的世界就是美国理解的世界）、给国际最大的威胁，这是完全荒谬和颠倒黑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是得到世界和国际社会公认的。

2012年的一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针对全球70多家跨国企业CEO的一项调查，当时有60%以上的跨国公司的CEO，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值得信任的组织。而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的得票率一个是30%，一个是5%。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以高度的组织性、政绩和高超的治理能力，在国际上包括西方的跨国公司的CEO中得到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提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

这里边有制度、有道路、有方向、有政策。我觉得“政治力”这个概念是很鲜明的。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各国政府、各个大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大考验。这是一种加时赛，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的大检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力和制度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当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是从国家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提出的重要命题。

2008年，美国发表了“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美国那时候还把中国排在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不到美国一半，48%，经济才是第三，只相当于美国的25%，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接近美国的70%，超过了前苏联的最顶峰时期和美国的比例。

其中还有一个数据，是说政治力、外交力、资源力、经济实力、教育实力。中国的政治力在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92%，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现在要评价的话，中国的政治力要大大超过美国。我觉得美国的负能量的政治力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能量，是破坏性力量。

我们应该研究，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哪些要素。我们都说政治力、科技力、文化力、人才力、国防力，国家的政治力值得研究。起码应该有政治制度力、政党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等，对外关系，对外能力。

现在是个大政治的时代，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大党和政治家的领导力，也考验领导的决策力。将来政治力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总结，西方的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代表什么？政治寡头化，政治个人化，老化、虚化，对抗化，其实是美国政治在浮华的表象下正在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背离实际。真实情况是有一个深暗政府，在愈发表现它的虚伪性、排他性和侵略性。美国政治在劣质化，美国政治能力也在衰退。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十分激烈。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参加的全球奥林匹克大赛场上，有经济总量、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领域的竞争，但是在这些背后的竞争，根本上还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力的竞赛。在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正是政治力的较量。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力，有胸怀人民、放眼世界、具有胆识的政治领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清和景明、国运宏昌、国泰民安的富强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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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经过28年理论探索和艰苦斗争，72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只有服务于人民，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只有不断实现组织完善和队伍净化，才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

借鉴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与俄国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选择，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革命先驱在探索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已经由张西曼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多次出版印刷。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革命与战争的理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建设和活动的重要内容。莫斯科郊区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反映了这段重要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中苏结盟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对此，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常怀感激之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破裂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遗憾事件，中苏关系恶化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对双方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地区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著名论断和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约到期之年。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历史的结晶，是在吸取中俄近400年双边关系历史经验和面向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中俄找到了正确相处之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准则代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世界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出发，决定延期条约，在条约指引下共同应对百年变局。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特点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全球化并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持续半个世纪，这个进程导致全球财富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南北差距缩小。全球科技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信息技术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信息技术滥用却导致假消息遮云蔽日，经常使人们陷入迷茫。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集团的支持之力，是这一切的根源。但是他们却利用人们对现状不满而流露的民粹主义表现，忙于甩锅，转嫁危机。

常言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调整和进行自我约束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关注贫困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上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虽然现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一定能够在大变局中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俄关系是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

俄罗斯以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发展历史，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自身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完善，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就有保障，地区局势就多一分稳定与安全，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中俄双边利益，其精神并没有过时，将继续作为中俄双边关系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指导中俄两国携手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编辑  季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自由灯塔”和“世界权力托管人”自居，干预他国事务的野心在其独特优越感的驱使之下迅速膨胀。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演进

在国家利益当中，美国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杜鲁门政府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首次全面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体系，创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涉安立法走过了由综合到专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签署《2001年爱国者法案》，奥巴马签署《2015年美国自由法》，特朗普签署《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简称《云法案》、《2021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再归于综合的历程，执行机制和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的使命集中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矛头直指苏联。通过帮助西欧战后重建以及建立北约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罗织了西方世界的盟友网络，并通过扶持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动“越战”来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的使命在于维护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以及新生的联合国宪章，其危机感来自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高潮的战争威胁，美国采用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来防范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将中美两国彻底敌对起来。然而，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在对外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焦点仍然锁定于防范苏联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建交被美国认为是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苏联的一大胜利。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美国制造业大举外迁的热潮，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致使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升温，政治关系也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逐步热络起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接踵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使美国认为没有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开手脚配置市场和资源。因此，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重心在于敦促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扩大市场开放。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除了常规性地控制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之外，最为实际的是确保能源供应并将其价格控制在舒适区间，尤其是在国内限制发展核能的情况下，其注意力主要投向中东地区。布什父子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搅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重创了美国的神经，也使其国家安全政策转移到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上来。

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自足有余，除了常规性的毒品侵扰、自取其祸的恐怖主义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世界上似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报告》一直展现出防御型和开拓型两套战略。其开拓型战略着重强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繁荣的重要性，但各届政府对价值取向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小布什的《报告》突出了全球共荣观，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奥巴马的《报告》则坦言了美国优先的目标，称“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上任后公布的首份《报告》则以“美国优先论”赤裸裸地突出美国单方利益，称“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首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中国纳入到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之中。

特朗普时代美国内部矛盾在中美关系中的投射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金融化和服务数字化饮鸩止渴的不归路。美国极少数精英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和数字经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长达十多年的金融海啸以及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后即希望通过增收节支来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必须尽力满足三股势力的诉求：一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军方；二是要求维持股指虚假攀升的华尔街大佬；三是包括“锈带”蓝领和农场主在内的核心票仓。这些问题在国内是无解的，特朗普只能在对外关系当中施展拳脚。基辛格断言，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没有道出的是，美国自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这一根本原因。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成功地克制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冲动，他陆续收缩派驻海外的军力，并且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以摆脱其财政义务。他努力减少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但仍然无法摆脱通过物色假想敌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惯性。

特朗普政府奉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努力淡化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传统使命感，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等宏大议题鲜有问津，他不惜放弃多边合作平台和得罪传统盟友，转而全力追求自身的安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其着力点集中于阻止南部外来移民涌入，以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低阶层的就业，以及向主要贸易伙伴无差别地讨取最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削减美国连年深陷的贸易赤字。他擅长双边对决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法，因为多边场景会使其难以发挥美国的强势地位。美国援用的规则包括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以及针对重点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超级301条款”。这些做法均以美国进口市场为筹码，以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为手段，旨在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

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但是在美国观念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安全的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二战以及战后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表现出了迥异的民族性格。

美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长足的科技进步，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为什么一个拒绝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能够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推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质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中国源源不断地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质疑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质疑中国暗中与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结盟。而且，他们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实证。在缺乏真实实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捏造或者无限夸大中国现存的问题，以阻挠中国崛起。

在其贸易制裁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便获取向中国货物全面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的合法性，但因美国财政部拒绝配合其既定的裁定标准而落空，所以转而诉诸“301条款”展开了多轮加税，期间也经历了中国的多轮反击。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宣告了双方暂时休战。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压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尤其聚焦于通讯和智能科技领域中国脱颖而出的领先地位。其短线措施是将领先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关键零部件尤其是芯片采取断供措施，理由是打击对伊朗制裁的破坏者和美国科技在中国的涉军应用。其长线战略则是破坏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堵塞美国科技在研发领域向中国的无声传递。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基础上提出了貌似宏阔的印太战略，而实际上没有展现具体的动作，反而因退出TPP而形成了战略收缩的格局，因此对于中国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肇事于“89风波”，沿用至今的基本规范是1992年《美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原则上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作为独立关税区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以及签证政策方面享受有别于大陆的优惠待遇，如购买美国敏感技术和实施优惠关税等，核心理由是保护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环境，而更深层的动机是保持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监控力。

自1993年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阶段性地向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主要评价香港所谓民主自治的状况。根据香港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美国国会不断有人在酝酿对《美港政策法》进行修订，但始终未能成型。2018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出重审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与政策，以及限制售港潜在军用高科技，特别是应对《逃犯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美国密集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后称《香港问责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严厉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在国会的敦促下，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否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地位，在贸易税率（包括贸易战下所增加的额外关税）、签证安排、出口许可证豁免等方面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港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美国财政部正式实名制裁11名中国官员。

拜登政府战略路线及对华政策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

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调和深陷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团结两党，二是控制疫情蔓延以恢复经济增长。其战略重心集中于三个方面：（1）推动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推动1100亿美元的科技创新计划；（3）重返《巴黎协定》，大幅提高主动减排力度。

在国际关系方面，拜登政府的宏伟目标在于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王者荣耀”。为此，拜登政府祭起推行民主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两面大旗，试图以价值理念来重整国际民主统一阵线，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及人类命运中的领导地位。认定并孤立共同的敌人或对手，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识以及联合盟友的惯常手段。拜登4月份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其矛头主要指向三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有雄心在地区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比中国小一些。”俄罗斯只是“世界上的麻烦制造者”。

近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渐清晰，大致可以归结为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突出了三个特点：（1）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势力（revisionist powers）”；（2）专门剔除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3）将全世界视为竞技场，为了美国一己利益，不惜与任何国家翻脸，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和伙伴。

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政府：（1）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上升实力和雄心的挑战者，进而联合各类盟友和伙伴，并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孤立与打压的态势；（2）以高调推行民主政治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抓手，试图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美的合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尽管阿拉斯加高峰会谈已经显化了双边的长期矛盾，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很快达成了合作成果，而美国的意图则是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疫情防控合作尽管在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拜登政府要求情报部门尽快进行病毒溯源，并督促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二次核查，显露出其对中国预设的强烈指向性。

美国已经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内发生。”

2020年年底，正值白宫权力交接之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0 Annual Report），从中确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它从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等四个领域全面阐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用两章讨论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及应对策略，向国会提出了19项建议，主要包括：（1）在信息、媒体、外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全面贯彻对等原则；（2）国会责成国务院调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搅局行为，并出具年度报告；（3）扩大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授权，监控中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补贴行为；（4）对违背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并溯及其母公司；(5）全面防范并惩处技术窃取人员；（6）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技术标准委员会，以增强美国对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7）责成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以防范其利用美国根据《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授予非洲原产地的优惠条件，绕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及其他管制；（8）在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属下创设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hina Economic Data Coordination Center），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官方及民间经济数据，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9）调查美国在华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10）减少对中国医疗用品进口的依赖；（11）全面加强与台湾合作；（12）支持香港居民免受政治迫害。

2021年4月，美国出台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将中国定性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前提下，确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方针。该法案认定，中国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力量，立志成为美国在全球接近伯仲的竞争对手，既而与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冲突，中国的现行政策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未来格局构成威胁，因此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

该法案共罗列了21个抗衡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1）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主宰；(2）维护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防范中国恐吓及其他不正当影响；(3）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4）展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力量，增加中国势力扩张的代价；(5）确保自由、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压制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6）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一道弘扬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问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信仰自由以及毁约行为，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实施制裁，支持香港民主进程；(7）防范中国对美国的个人和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8）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9）揭露中国以贿赂、恐吓等不正当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10）支持私营部门在新兴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法案也提出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11）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12）与中国展开公平、对等和健康的竞争；(13）在经济交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保留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时期，《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国会讨论，主旨在于提升美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其中只字未提中国，但迟迟未能通过。然而，拜登执政后，2021年 5 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出的版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认定中国已“接近成为科技领导者”，并指出中国已成为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提出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宣传是以侵犯人权和挑战长久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代价的。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该法案布局了十大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要求在5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创建新的科技中心。法案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阻止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体做法包括：（1）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在一年内制定侵权企业名单；（3）与“五眼联盟”成员商讨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协议；（4）增加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抗衡“疫苗外交”；（5）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以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6）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涉足范围，监察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财务转移。

拜登政府当前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

（1）力图在人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形成联合阵线，因此大肆渲染中国在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迫害。

（2）拜登于5月5日责令美国情报部门深入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包括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3）加紧对本年底到期之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全面评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只是双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相当巨大的挑战。言外之意是，要更加系统而全面地确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直到中国对美国的要价做出积极而务实的响应，覆盖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戴琪试图针对中国展开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全面更新美国的贸易立法及政策，将美国劳工权益、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至为关切的内容充实进来，并增强对华谈判的筹码。

（4）以涉军为名，继续扩大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交易的限制。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颁布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清单。小米和箩筐科技通过诉讼程序赢得了免予制裁的结果。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匆忙修补了这项投资禁令中的“漏洞”，宣称增加了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扩大了打压力度和范围，并确保此项法律的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禁令的“黑名单”。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我们要研究主要合作伙伴的最新对华政策，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突破美国主导的战略围堵。

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感召、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罗织多边统一阵线，然而其认定的盟友与伙伴均抱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可能完全听任美国的摆布。因此，中国拓展并深化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但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提出建设性的互利共赢方案。

英国3月16日公布了100页的《竞争性时代面向全球的英国》报告，这是其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外交文件，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有敌意的国家”和“主要威胁”，而中国只被视作“竞争者”。报告中说，“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具有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中国在今后10年将对全球增长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令全球经济受益。”

3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公布的首份《多元化的关系，建设性的对话——2021-2024中国战略报告》，认可两个国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但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强调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对话机制。报告认为，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分裂，均不符合瑞士的利益，而推动全球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确保全球经济不受干扰，仍然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2.认真审核《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不可抗力和美国单方责任为由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迄今已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跟踪报告，2020年度，中国对美国进口总值为999亿美元，距离承诺的1731亿美元，相差约40%；就当前局势判断，完成本年度的采购目标亦存在实际难度。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扩大美国出口的早期收获，特朗普政府的明确计划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政府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等议题。

我们要研究拜登政府下一步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5月27日，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与刘鹤副总理的视频会谈只是一种表态和摸底，双方都认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保持相互沟通。戴琪强调了拜登政府坚持以维护美国劳工权益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但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

中国应该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进度、疫情构成的不可抗力以及美国方面配合不利等因素，摆出明确的事实和可靠的证据，以争取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3.认真研究拜登政府援用的三份核心文件，对其行将采取的对华措施做出合理预判，抓住机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要研究、客观评估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批评意见，正视中国在自身发展以及对外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可以考虑纳入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来。

美国系统化、法制化的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机制，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另外，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全国布点、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促进全面创新的总体布局，可给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5.主动提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我们要贯彻习总书记“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号召，以实际倡议和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的引领作用。建议主动提议在中国创立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采用亚投行的成功治理模式，建立系统学科和研究课题，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并为多国培养专业人才。

（编辑  季节）

舆论战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的其他战略能够首先奏效时，它不会使用舆论战战术。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明显毫无办法：美国的经济战已经失败，政治战看不到前景，它在第一岛链又失去了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颠覆与煽动战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战场，舆论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个战略做准备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

美国的历史传统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是美国与中国崛起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所谓西方崛起和美国的发展，是依靠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国家契约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历史观，以及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意识形态所重新塑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美国在赢得冷战后重建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掩盖了当年通过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发家史，不仅为其野蛮行径进行遮掩辩护，还为它在21世纪维持全球霸权提供话语权。

美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了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土地规模，其土地资源作为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最根本资源在美国早已满溢了。有了这些土地，才有了大量的从欧洲和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移民和资本。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大要素都来源于对土地的掠夺。与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英国一部分发展动力来源于内部掠夺，例如圈地运动。而美国全部来源于外部掠夺。

美国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将整个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资源地和市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绝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美国资本迅速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金银开采、矿产开采、种植园和大部分大型工业生产活动，所有企图将经济脱离美国的控制、实行国有化的政治家都被美国幕后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一度真正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在20世纪开始了全球的扩张。美国向相互竞争、对立的欧洲大国提供资本和产品，培植它们的战争能力。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培植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相互损耗到精疲力竭，美国得以迅速控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其经济和金融依附于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摆脱美国的倾向，美国立刻施以颜色。

多年来，欧洲和日本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霸权的掩护下，以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经济的羊毛，其科技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对其他国家也使用军事威慑、政治欺凌、经济盘剥、资源掠夺、文化压制等手段。总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期也得益于其对外部的掠夺。

 美国作为多元国家，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时期，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美国一直是通过攫取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包括中国等国家长期为美国提供的廉价产品。 

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很大，远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一直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靠外部攫取喂肥“家猫”的办法，平衡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一直受到革命的威胁。 

但是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靠超发美元攫取通缩产品的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样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竟然翻了车，这种寄生生活，或者说是“印假钞买外卖”的生活竟然让自己家的长工失去了工作，又不能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家里翻了锅。 

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经验和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能给美国找到一条新路吗？应该说他们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因为唯一的新路就是平衡美国的贫富差距，回到新政的道路，这可是要了他们精英的命的事情。 

美国只有一条老路可走，就是维持美国霸权，继续剪世界经济的羊毛，用来补贴内部捉襟见肘的资源平衡。这是一条既能安抚国内的中下阶层，又能使美国的上层阶级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子。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来都是，将来也仍然是为它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文化是从西方2000年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统治术，它们靠“民主、自由、法制”发展起来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美国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神话，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有强大的谎言文化、谎言政治和谎言机构，这些是中国学不了、也不能学的东西，一个正常人和撒谎成性、欺人成性的流氓是没道理可讲的。它和美国的国际战略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纽带就是美国的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早已破产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六大战略支柱上，一是谎言与傲慢；二是侵略与屠杀；三是威慑与讹诈；四是遏制与围堵；五是封锁与制裁；六是颠覆与煽动。 

谎言与傲慢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理想主义战略或自由主义战略。美国宣称，他们的国家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并且他们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他们是所谓“山巅之城”，可以俯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上帝的特许之人、特许之国，别的国家必须听从他们的；他们还具有“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包括随意对他国诉诸武力，别人则不行。 

然而，美国的所谓“自由”只是美国统治精英的自由，不但美国的少数族裔和下层人士不享有这种自由，而且还不许其他国家享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美国“自由”的惩罚。 

所以，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其本质是“美主”，别国政权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为标准。符合美国心意的，即使是君主制也是民主的；不符合美国的心意，民选政府也不是民主的，美国必将进行干涉，必欲推翻而后快。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蒂姆·韦纳在他的名著《灰烬的遗产》（中译本名为《中情局罪与罚》）中描述了美国中情局以冷战名义在拉丁美洲先后推翻了11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式民主政府的过程；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70年代，又支持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府，并支持萨达姆挑起长达10年的对伊朗的战争，然后又以一小管洗衣粉的谎言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了印尼苏哈托的军事政变，然后支持了对印尼华侨的大屠杀。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柬埔寨的朗诺政变，推翻了受柬埔寨人民拥护的西哈努克亲王。中情局还曾枉费心机地向西藏空投特务和叛乱分子。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然后他们又花了20年时间以2万亿美元和死伤2万多人的代价，与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些组织打仗，现在正在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上世纪发动的两场正式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民主”的名义下，美国不但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国际上推行国家歧视政策。美国甚至可以直接地侵略和屠杀，直接侵犯别的国家人民的主权、人权和自由。 

特朗普把美国媒体描述为“谎言媒体”，把华盛顿决策层形容为“华盛顿沼泽”，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战略不屑一顾，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占了美国民众的一半，这说明美国人也看透了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拜登这位“老牌政客”，又把这个破烂不堪的旗帜打起来，又捡起通过超发纸币剪世界经济羊毛的损招，就像它们生命一样，还长的了吗？

美国的主要国际战略

美国的谎言与傲慢战略，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由于其旗号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美国国内也被美国的主要战略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了。例如，基辛格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称为是新十字军战略，而哈佛大学教授、所谓进攻现实主义战略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接斥责自由主义战略为谎言。所以，自由主义战略破产是美国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重要表征。

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五个战略支柱，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战略。其中的侵略与屠杀就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不断地遭遇失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和体制精英十分清楚，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遭遇了失败，因而在实施时变得小心翼翼了，例如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已变得用言语恫吓配合军事小动作，而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或者我们称其为侵略与屠杀战略，列为国家安全文件中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执政时，这个战略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执行进攻性战略，美国早已力不从心，但在美国战略学家中，现实主义战略仍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那么美国国家就变得毫无战略语言了。战略理论家认为不需要再举着谎言的旗帜，直接拿国家说事就可以了。政治家和统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到处开展了，即便对中小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线太长，设定的战略空间过于广泛，美国没有力量来维护战略学家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理论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战略，这就是大国竞争战略。这也是拜登抛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战略主要背景。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有虚与委蛇、不可言明的内涵，其实质就是美国现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剩下的四大战略，它们成为美国当今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 

威慑与讹诈战略建立在美国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过去，对于中小国家，美国是不由分说直接入侵，威慑与讹诈主要用于大国竞争。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连连失败，直接入侵这个选项，即使对中小国家也慎重了许多，更多地使用了威慑与讹诈战略，这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威慑与讹诈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在古巴导弹危机、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都使用了这种战略。美国现在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更新战略核武器，都是这种威慑与讹诈战略。 

遏制与围堵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外交实力。美国利用控制国、依赖国和敌人的敌人来构建对敌人的包围圈，将对手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由这些国家当炮灰、打头阵。 

美国将它所控制的国家称为盟友，实际上这些所谓盟友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它们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金融与美国深度挂钩，因而将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出让给了美国。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它们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 

美国的所谓盟国根本不是主权的独立国家，美国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早就爆出，以及最近丹麦再次爆出的美国对所谓盟国领导人进行全面监听，而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国对此无可奈何，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封锁与制裁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对于对手国家、潜在对手国和“不听话”的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直到高科技封锁甚至经济封锁。美国依仗自己及盟国的巨大市场和高科技及其产业优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所能控制的国际市场空间，造成被封锁、被制裁国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从而离间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削弱这些国家得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而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竭其所能，只能延缓差距缩小的趋势，而无法逆转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倚重它目前享有最大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仰仗美国的意识形态、情报和媒体实力的颠覆与煽动战略。 

美国的战略运作，是灵活地运用这四大战略支柱，或者是运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或者是几个全部招呼上，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舆论战也是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需要针对其制定自己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其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征，投入资源、改造结构，使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部分尽快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编辑  季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