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媒体进一步朝着网络化、移动化、社会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社交媒体在舆论的酝酿、爆发、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在上海踩踏事件、哈尔滨大火事件、庆安枪击案、重庆最短命医改方案、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文登事件、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股市波动等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或公共议题中，各类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不仅对公共事件的处置带来负面影响，更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谣言的动因

1947年，波兹曼（Postman）提出，谣言（的传播力）=（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因此，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权威信息模糊甚至缺失，就造成了谣言滋长的空间，增强了谣言的传播力。

随着移动社交网络的发展，近期的社会谣言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这里既有政府因素，也有媒体因素，还有一些意见领袖的作用。

一、政府因素

政府是突发事件处置的主体，如果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只做不说、多做少说，或者不能及时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就给谣言滋长创造了条件。哈尔滨大火案、庆安枪击案、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等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方面问题。

以庆安枪击案为例，5月2日下午，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内与执勤民警发生激烈冲突，经再三警告无效后，被民警枪击身亡。14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庆安枪击调查结果及现场监控录像。在这两个星期内，各类谣言恣意传播，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谣言是:徐纯合是上访的访民，被民警截访并击毙。许多网络大V力挺徐纯合，一些网民甚至组织“快闪”，在一些公开场所打出“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招牌。

在录像公开前，徐纯合是置于社会同情一方的。为什么很多网民相信徐纯合是无辜的？一方面是由于现场录像没有公开，公众不了解真相；另一方面，此次事件引发了当地政府干部的一连串次生危机，而且都被证实。这些信息虽然与徐纯合案无直接关联，但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相关舆情，佐证了公众对于“当地官员腐败，徐纯合因上访被击毙”的先入为主印象。

再以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为例：发生爆炸数分钟后，网民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现场直播了爆炸视频画面。8月12日23:29，Ada豆豆豆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朋友圈塘沽万科海港城附近爆炸…着火那部分…谁知道怎么了】。23:37，又有网友发布了配视频的微博。（见下图）13日下午，天津市政府即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但参加发布会的都是区级干部，对许多情况不了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了解、不掌握、不知道”成为新的雷言雷语，新闻发布会直播信号被提前中断。这种不成功的新闻发布导致了后续谣言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

二、媒体因素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传统主流媒体失声失语或负面报道和评论的集中出现，在社会化媒体异常活跃的情况下，也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

天津塘沽港爆炸发生当晚，微博、微信上关于爆炸现场的视频、图片、文字报道和评论被刷屏，仅爆炸后一小时之内，新浪上的相关微博就超过600条，然而当时天津卫视正在播放韩剧；第二天早上，当央视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爆炸事件时，天津卫视还在播放韩剧和动画片。中青报曹林发表微博称：几年前我（在天津蓟县大火事件中）写过《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今天似乎依然如此。此说影响很大，也戳中了天津媒体的痛处。

哈尔滨仓库大火事件发生后，官方新闻通稿全篇共计 585字，其中报道“领导重视”的有258字， ，并点名表扬9名领导。配发的新闻图片是领导看望病榻上的救火英雄，但英雄只露出半个脑袋，还是把绝大部分篇幅留给了领导。

截至1月7日，此事件的相关舆情信息共10305条。在报道媒介上，新闻报道占59.7%，论坛为18.6%，贴吧为6.5%，手机网站占5.5%（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媒体评论 433篇中，标题中使用负面框架的约占80%，中性框架约20%，无正面评论。负面评论则集中在“外行领导内行”、“消防要职业化”和“行政瞎指挥”等话题。

一些报道和评论的标题负面框架被放大和扩散，为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以重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例，3月31日下午14时左右，重庆市上百名群众在上清寺（重庆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聚集，通过拦路、打标语、喊口号等方式表达对3月25日发布的《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市政府相关部门根据预案采取了疏导措施，当天下午16时集访群众陆续离开。4月1日上午，重庆市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全市暂缓执行2014年版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恢复执行调整前的医疗服务收费，并于4月2日至18日由各医疗机构退还新旧版本差价中患者多支付的费用。上清寺事件爆发当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两者叠加，导致舆情负面程度扩大，引发数家境外媒体集中报道该事件。

事件发生后，宣传部门要求市属媒体记者不采访、不评论、不报道，这一通知流传到网上，激起了更大的反弹，在需要主流媒体发声以有效引导舆论时已先失一分。在舆论引导和“危机公关”的过程中也缺乏对社交网络媒体的有效运用。27日下午，舆情监测部门已经发现有尿毒症病友在“两江社区”等论坛集体吐槽，引起广泛共鸣。有关部门30日已经决定暂缓执行2014版收费方案，但由于信息沟通不畅，31日仍有上百名群众上街，当日政府也没有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发声。4月1日晚23:35，通过华龙网发布了就此事件的答记者问。从这一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党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仍依赖传统媒体和官方门户网站，缺乏对微博、微信、BBS等社交网络媒体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努力适应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要求。

三、意见领袖

在谣言滋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往往要大于普通网民。这些人比普通网民拥有更多的粉丝，所说的话更容易被公众相信，谣言传播的危害也更大。王绍光在为凯斯·桑斯坦著的《谣言》一书作序时讲到，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十分流行。实际上，在信谣、传谣方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所谓“智者”往往更甚于“愚者”；谣言不仅与事实相关，而且与情感、偏见也相关，遏制谣言的方式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例如，在天津塘沽爆炸案中，从13日早上起，在朋友圈、微信群、QQ群、微博里，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天津火灾消息中，一个扎眼的英文词组不断的跳跃——Burn Down原则，最初版本是这样的:“化学品爆炸国际通用的是Burn Down原则，就是划出隔离带，人员撤离，里面烧完炸完了再进去处理。谁想出这么冷血的标题‘唯有英雄逆火而行’，近千度的炼狱，消防战士以血肉之躯赴死？我真的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年轻的生命白白地牺牲？他们需要的不是死后大家给他们点蜡烛唱颂歌，他们需要的是好好活着！”

随即各种版本的类似贴文引发广大网民纷纷转载。

凤凰主笔唐驳虎撰文指出：在谷歌上，不会查到任何关于所谓“burn down 原则”的真正资料，不仅没有任何关于该原则的中英文学术文章，更没有专业文献；甚至连英文网页中都没有出现过 burn down 用于表达灭火原则的用法。作者写到：根据笔者经验判断，这个“Burn Down”极有可能又是一枚“钓鱼党”们放出的鱼饵，用中文「Bèn Dàn」的谐音来钓鱼。

谣言的传播规律

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形态，有无规律可言？谣言大致有哪些类型？从时间序列来说，谣言一般是在突发事件的哪个阶段产生？从空间特征来看，容易滋生谣言传播的平台有哪些？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

一、谣言的类型

谣言种类繁多，涉及时政、常识等各个方面。如：

空穴来风：这种谣言纯属无中生有，一经传播危害甚广，但也容易辟谣。例如天津塘沽港爆炸案中的“burn down原则”谣言，虽然经一些网络大V转载后引起舆论广泛热议，但事后很快就被辟谣。造谣者称“burn down原则”是国际通行的，那么通过互联网检索工具很容易识破造谣者的谎言。

借尸还魂：把若干年前已经证伪的谣言改头换面，稍作修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利用人们的关注度和善意再度传播。

例如，天津港爆炸发生后，一则求助消息被大量转发。该消息称“找一名二小学生，叫奇家乐，14岁，妈妈伤的很严重，想最后见她一面，叔叔电话：1504731****”。事实上，如果通过查询，该号码归属地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如果在百度上搜索，这名叫“奇家乐”的同学在2015年7月时已经被同样的理由“寻找”过。此类谣言的制造者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在突发事件中让谣言得以迅速传播，扰乱视听，还对业已脆弱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

近日，一条题为《东莞工人普遍“一夫多妻” 女工争相“养”男友》的新闻火遍了大江南北，连网络大V任志强都在微博转发。原来，这个被广为传播的新闻中的主体内容都是复制了2010年3月8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性生活是女工心中的痛》。如今该文又被改头换面在互联网走红。

添油加醋：此类谣言的鉴定难度较前者更大，因为它的特点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事实为基础，以公众恐慌心理为掩护，添油加醋地制造真伪难辨的谣言。

例如天津爆炸案中关于氰化钠的谣言，就是利用了公众的恐慌心理，在天津港爆炸现场存有700吨氰化物的消息公布后，朋友圈出现了不少“善意”的提醒：有人说，这700吨氰化物已经被炸到了空气中，而即将到来的覆盖京津冀的降雨将把它们带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某外国使馆的英文消息说，人们应该避免与这些雨水直接接触，一旦接触，应该把所有衣物脱下来后洗澡和洗衣。

作为“毒药之王”的氰化物尽人皆知，电影里描写特工自尽时，藏在牙齿中的米粒大小氢化盐就能致人于死地。 “700吨氰化物！足以毒死所有中国人！”“天津港内部通知：生化部队已经到了，已经确认爆炸物有毒，预计今夜两点飘到市区，大家关好门窗！”“辽宁，天津，河北，北京的朋友们，今天有雨，千万不要淋雨，因为天津新港爆炸经确认，已有700吨氰化钠漂浮在大气中……”

那些天，此类信息在微博、微信中大肆传播，一度引起京津冀公众恐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出面宣布，目前华北地区以西南偏西风为主，爆炸事故在北京东南方位，爆炸释放的污染物主要向渤海方向扩散，对北京空气质量无影响，等等。事实是：氰化钠虽然是剧毒氰化物的一种，但以固体形式安置于封闭容器内时，性质相对稳定。即使有泄露，也不会挥发，更不可能上升到云层变成毒雨。而且，解放军防化部队于爆炸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爆炸区开展行动，用强氧化剂处理氰化钠残留。

移花接木：此类谣言往往是把其他事件的图片、文字等信息嫁接到当前的突发事件中，掩人耳目、真假难辨。

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后微博流传“请大家为生命让路”的号召，称“预计送血车队12时6分从南站出发送至泰达心血管病医院，行驶路线为南站—外环线（西青、津南、东丽）—津滨高速—京津塘高速—塘沽北站—泰达大街—泰达医院，车队组成为：京N322**、津CQ11**、津MBH1**（急救送血车），由警车接力带道，请求沿线车辆为生命让路，拜托大家！”

实际上，这是一条天津交警8月5日发布的救助8岁女孩于文昊的公告内容。于文昊在医治心脏病时被发现为罕见P血型系统，在天津交警的帮助下，江苏血液中心顺利调运300毫升“救命血”，当日小女孩配型成功。

二、谣言的时间序列

目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第一落点往往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其中传播的信息往往夹杂着诸多谣言，有一些造谣者为了吸引粉丝，还有一些为了经济利益（例如天津港爆炸后某女孩称父亲被炸死，非法获得网友捐款），甚至还有一些为了制造混乱。

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影响未来谣言走势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度、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如果通过“一网两微”（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实时报道事件调查和处置进展，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有效回答媒体和公众关切，就较容易遏制谣言的传播。但是，从回顾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布的时机把握。信息的透明性和舆论引导力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

三、谣言的空间特征

哪些平台是谣言滋生和传播的温床？2011年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谣言人民共和国》，文章称中国的某大门户网微博是史上最佳的谣言机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对2014年92条典型虚假新闻的分析显示，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首发于微信的谣言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传播方式相对封闭，辟谣难度更大。

2013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部署了全国范围内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谣的行为，查处了一批利用互联网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的人员，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的账号，一大批传播不实谣言的网站也被关停。自2013年8月20日起，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犯罪专项行动”，寻衅滋事罪成为新的打击谣言手段。秦火火等人就是以此罪名被拘。

然而，时至今日，每当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并未被杜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微博、网站都是网络谣言的传统重灾区，微信也加入其中。

合力整治网络谣言

整治网络谣言既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建立依法治网的机制，也需要政府部门加强舆论引导能力，还需要媒体加强自律。

一、依法治网

对信息传播进行法律规制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利和自由。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已形成共识。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任何信息传播行为如果超出合理的言论自由的界限，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应当依法进行干涉，制裁违法行为，社会组织、传媒法人及相关公民也应以此为依据进行自律，以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规范不是中国独有的法律现象，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共有，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其法律也绝对不会允许肆无忌惮、损害他人或公共权益的传播行为。

二、信息公开

突发事件中，政府肩负着信息监测和信息公开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第44条第2项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酌情“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第10项规定，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等，容易诱发突发事件的若干信息也在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之列。

新闻发布制度有助于政府部门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尊重并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新形势下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对协调政府与传媒、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从设立新闻发言人到全面建设新闻发布制度，并最终实现新闻发布的制度化、法制化，经历了循序渐进、与时俱进的过程。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也更为全面的时代背景下，建设顺应时代需要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成为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在我国越来越普及，新闻发布工作已经从以往新闻发言人的表态和新闻发布会，转变为以新闻发布会为核心，借助多种信息传播手段传递各部门信息的活动。在传统的新闻发布工作中，新闻发言人的任务是全面准确地回答媒体的提问。但是社交媒体发展之后，公众意见更加直接地影响媒体判断，左右记者的提问。自2012 年以来，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都有记者以“有网民认为”“网络上有一种意见”“目前我国网民的主要态度”等作为开篇语进行提问，甚至有不少媒体在各种大型记者会之前，向网民征集问题。这些变化也对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出了更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三、媒体自律

自媒体博文的源头监管，网络运营平台责无旁贷。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应进一步健全辟谣机制和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对于造谣、传谣的账号实行各种惩罚措施，对于恶意发布、传播谣言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编辑  丁凡）

今年1月初，常州“毒地”的修复问题被揭露，澎湃新闻等多有报道，但并未引起巨大反响，直到4月17日，央视一则新闻《常州一中学搬新址 近500名学生身体不适》将常州“毒地”问题再度引入舆论场。该报道称“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经检测，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该事件引发了各大媒体的持续追踪和讨论。

舆情走势一波三折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4月17日至2016年4月30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2775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5335条、论坛主帖172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99篇（见图1）。

图1：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6年1月，常州“毒地”事件被有关媒体披露，1月4日人民网发布了调查新闻《追踪常州“毒地”事件》，1月7日新华网发表题为《常州“毒地”停工 环保局:不经学校同意不开工》的新闻，1月6日与7日，江苏新闻网发表了《常州“毒地”修复致学生不适 家长要求搬迁过渡》的新闻媒体报道，除本地媒体江苏音符、江苏新闻网的报道引起了一些舆论影响外，面向全国的人民网和新华网的报道并没有很高的转发量，舆情风波持续了几天后随即淡去，进入潜伏期。

4月17日，央视新闻报道《常州一中学搬新址近500名学生身体不适》，央视官微紧接着发布相关微博，这是引爆本次舆论的导火索，随即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探实情况并跟进事件发展。

4月18日，常州市政府在回应中称：今年2月15日，相关地块土壤修复调整工程通过验收，专家组做出结论，工程已达到预期环保治理效果，空气质量监测完全达标。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方面也向师生发表公开信，指责央视报道有“硬伤”。声明称：央视报道的“基本事实总体无误”，但“带有强烈的导向性”，就连“对环境问题一向敏感的外教，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媒体把这个问题渲染得这么严重”。这两个回应引发舆论质疑，此后舆论持续发酵，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立场并不相同。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介绍调查进展，称目前监测工作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从初步得出的大气监测数据来看，校区6个点位与青枫公园、常州工学院2个对照点位没有明显差异，最终评估结论尚待全部监测工作完成后才能得出。

 

舆论对事件追踪调查与批评

对该事件进行追踪调查性报道，告知调查进展和存在的疑点

    如央广网《常州“毒土”倾倒农田后牲畜死亡区环保局介入调查》、《常州回应学生身体异常：空气质量达标 未发现大规模填埋危废》；21世纪经济报《教育部表态常州学校污染：启动重大事件专项督导》、新京报《常州通报“毒地”事件：监管不到位》。据新华社报道，目前监测工作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土壤及地下水监测，包括打井等前期准备工作，也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此外，相关报道还包括央广网《常州一中学近500学生出现身体异常 家长疑与污染有关》，新京报《常州“毒地”追踪，急于搬迁或因腾出黄金地段》；网易新闻《常州毒地建校调查：疑为土壤修复工程滞后施工不当所致》。

除了硬新闻，还有特稿、故事类、图片类的报道。如人民网《常州外校回应称秩序正常 家长盼更权威答复》；凤凰网《常州毒地事件追踪 多名家长带学生赴上海等地医院体检 陆续有学生转学》表达了家长对孩子健康的担忧；4月20日新华社《学校选址，距“毒地”100米——常州学校化工污染事件影像调查》新闻用真实的图片报道还原现场，并做了记者调查，指出“原本应在学校开学前完成的污染地块修复意外延期，学校搬迁计划却不调整，依然照常投入使用，致使环境风险不断加重。”同时也表明了教育部、环保部对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

梳理、分析事件发展脉络，进行针对性的批评

如和讯新闻《“常州毒地”引发重组余波：诺普信感叹躺枪》认为，一起看似偶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暴露的却是土壤修复领域的乱象；产经新闻《保护民生安全政府角色不能缺位》认为，此次事件反映出我国在安全生产领域极为严重的问题——企业无信、政府失职，以及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生命安全的极度不重视；并提出相应建议：中国各界在转换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政府亟须加强保护民生安全意识（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安全）。

观察者网《常州学校污染为何才“爆发”？媒体：需要深挖的不只是土壤》，从技术层面、政府利益、部门责任等方面分析此事件；第一财经《常州疑似“毒地”50年污染史：快速城市化中的土壤修复“病态”》指出，求证“毒地”形成的历史，以及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历史，乃至求证土壤污染的整体治理现状，已经超出了学生患病事件本身，它关乎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命题。红网《常州版拉夫运河案，失守的不仅是环评》认为，学校环评仅是常州版“拉夫运河案”的冰山一角，倘若选址能够深入调查，审批上杜绝未批先建，环评上能够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常州外国语学校就不可能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这看似是一个学校和学生的不幸，背后则是相关部门对化工企业排污行为监管失利，是一座城市在对待排污行为和公众健康权、知情权方面的渎职。

微信方面，公众号@财经在《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真相在哪里》中将此事与美国前不久发生的“弗林特铅水危机”做对比，虽然只字未加评论，但对该事件发生地政府的批评态度一目了然。

公众号@沸腾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凭什么坚信能够度过“毒地”危机 | 沸腾》中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应对危机的态度充满讽刺，称其过度自信，自欺欺人。公众号@天涯舆情在《看点｜常州外国语学校VS央视，这次该信谁？》中提出，“毒学校”事件现在虽未完结，但常州有关方面在舆情应对过程中一错再错，已使自身公信力和形象严重受损，已丧失主动引导舆论的能力。

从制度、监管及民生等角度提出建议

1.强调监管、执法、问责制度的实施。新京报在《常州中学被污染事件 监管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中批评道，早在2015年年底，家长就在质疑校区污染；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已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多次报道。可以说，正是当地主管部门的一再装聋作哑、欺上瞒下，才造成了今日局面。监管者的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正是管理者急功近利、无视法律、漠视生命才造成了目前的恶果。对此，既要处理环境污染之毒，更要处罚监管者“装睡”的懒政之祸。只有通过依法处罚、严厉问责，才能以儆效尤，防范悲剧。

2.针对“毒地”问题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整体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土壤修复问题。如搜狐新闻《舆情观察：常州“毒地”事件旧闻如何引爆网络》认为，常州政府关闭微博回避问题对长期来看并无益处，只会留下更大的舆论隐患，建议加快土壤环保立法进程是“解毒”关键。

微信公众号@果壳网文《常州外国语学校中毒事件背后，是问题重重的土壤修复工程》认为当下中国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五花八门，修复问题困难重重，我国仍面临立法滞后，专项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使得该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3.从民生角度出发理解如何关心人民群众。如各大媒体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学生健康岂容掩耳盗铃》指出，“毒地”事件还给我们一个重要警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上网看看”，不能掩耳盗铃，世人皆知，自己却装糊涂，直到媒体曝光，网上舆论波涛汹涌之时，才硬着头皮站出来，从搪塞到认可，再到表态解决问题。只有及时透过网络或其他途径知民情、体民生、解民忧，才能真正把群众疾苦放在心坎上。

微信方面，公众号@深度南通《关注：江山农化“毒地”边上盖起安置房 会重蹈常州外国语学校覆辙吗？》认为，“毒地”不光是覆着薄膜的化工地块，也可能是某些领导的心。抱侥幸心理是泯灭良知的第一步，想着也许不出事，往往到最后都是骇人听闻的大事。并指出：不要以为“毒地”问题是常州的特例，南通的形势可能只会更加严峻。

从商业角度分析事件后果

如每日经济新闻《SM集团常州项目遇阻 当地政府或因“毒地”面临违约赔偿》，上海证券报《常州“毒地事件”发酵诺普信回应欲撇清》，新京报发表《涉常州外校新校区污染 诺普信开盘大跌5%》。

 

境外舆情分析

因涉及环境污染问题，此次事件也引起了外媒的关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BBC等国外主流媒体均发布了相关报道。外媒报道基本集中于4月18、19日，引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内容，集中关注学生患病、家长愤怒、政府和学校的回应、环保人士的观点等方面。4月18日，美联社发表 “School in China Near Closed Plants Has 500 Sick Kids”（《已关闭化工厂附近的中国学校出现500名患病儿童》），称常州外国语学校周围浓度超标的化学物质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换上淋巴癌和白血病。文章还报道了环保部及常州市政府的回应，称此事件暴露了中国严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并提到了此前不久的山东疫苗事件。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Nearly 500 Students Fall Ill at ‘Toxic School’ Built Near Former Chemical Plants in China”（《中国建在原化学厂附近的“毒校”中近500名学生患病》）称，北京大学教授刘阳生指出此前对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环境评估结果不准确，忽略了水和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文章还摘取了网民的一些愤怒言论。

《纽约时报》发表“Chinese Parents Outraged After Illnesses at School Are Tied to Pollution”（《化工污染导致学生患病，中国家长愤怒》），称随着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加剧，尤其是在天津去年发生化学品爆炸导致165人丧生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对化工企业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姿态。但是，该事件也突显了中国的危险品监管还存在严重不足。

英国《卫报》发表“China's toxic school: officials struggle to contain uproar over sick students”（《中国毒校：官员努力控制患病学生应发的公众愤怒》），将此次事件与美国1978年发生的拉夫运河化学废料事件相比，称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呼吁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出台更严格的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法规。

《金融时报》文章“China pesticide pollution blamed as hundreds of pupils fall ill”（《中国农药污染致上百名学生患病》）称，中国遍地都是已开发过的“棕色地带”，许多仅在表面上进行修复之后就马上重新开发或被用作居住地。中国工厂频繁迁址也使得土壤和水污染恶化。

BBC发表“China school: Officials deny soil and water contamination”（《中国学校：官员否认存在土壤和水污染》），报道了常州政府称学校周边环境符合安全标准，并且学生中未发现白血病患者。文章还提到有报道称常州另一所学校的跑道可能含有化学物质，有学生出现流鼻血、头晕等现象。

《时代》网站上的新闻“Almost 500 Students Fall Ill at Posh Chinese School From Toxic Waste Dumped Nearby”（《中国高档学校附近的化学废料致近500名学生患病》）提到汶川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以及此前的山东疫苗事件，称这些最新的公共卫生丑闻让人们再一次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

其他相关报道包括《洛杉矶时报》的“Despite contaminants found on campus, ill students and state TV expose, school in China stays open”（《尽管校园测出污染物、学生患病、电视台曝光，中国学校依然正常开放》），《大纪元》的“School Principal of ‘Toxic School’ in China Accuses Regime Broadcaster of Lying About Sick Students”（《中国“毒校”校长指责中央媒体就患病学生进行虚假报道》）等等。

在外媒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内容被作为核心出现，绿色和平组织也多次被提到。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报道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对化工厂和化学品监管不力，呼吁要更加重视水土污染，出台新的监管措施。

 

舆情分析总结

此次常州“毒地”事件潜伏已久，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而4月17日央视的报道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并以微博为主阵地带动舆论场的发酵，从主流媒体、自媒体以及涉事家庭等多方面给予常州政府等主管部门以压力，最终使得真相水落石出。     

这次事件折射出了很多问题。一方面，从引爆舆论的报道“近500名学生”这一关键词来看与此前的疫苗事件类似，都是对儿童健康不管不顾，涉及的儿童很多，触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引起了大众的不满，媒体调查进一步暴露出政府监管、部门环评、学校教育的失责。另一方面，媒体调查的数据与当地部门测评的相关数据有着天壤之别，更让大众产生怀疑。除此之外，此事件还暴露出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各地的土地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且情况复杂，关键是至今缺少相关立法。该问题如果不解决，也必将引起更多危害到公众健康的事件，这为国家在土壤污染立法、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顶层设计敲响了警钟。

此次事件中大家对媒体多持信任态度，对常州政府的态度则是负面的，多怀疑、批评和愤怒。除了事件本身的影响外，这与常州外国语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失效也有很大关系。

纵观此次舆情发展不难看出，除了事件本身，常州当地主管部门——从政府到学校的回应态度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与不满。当地有关部门除了攻击央视媒体报道失真外，还称当天仅有4名学生请假，环评更是显示指标达标，在事件已经被公之于众的状况下依然藏着掖着、自欺欺人，企图矢口否认了事。然而，这样的作为却造成了大众对事实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对政府更多的不信任和指责，促使舆情向公众的极端愤怒方向发展，进而失控。

总结此次事件，政府管理部门应当从更高层面统筹城市发展规划，治理土壤污染问题，环评部门要实事求是公布环评数据，政府部门要抱着对人民健康负责的态度进行城市建设和发展。各地方部门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做好危机公关，增强政府公信力，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掩盖事实、推卸责任。

 

 

专家点评

值得警惕的舆论场新动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钰

 

在常州“毒地”事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地方政府面对突发舆情的“不作为”和“不会作为”问题依然突出，政府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常州“毒地”舆情酝酿已久，但在央视报道引爆舆论场之前，地方政府一直回避舆论、不积极回应，一边管控地方媒体报道，一边悄悄整改相关问题，认为媒体不报道了、企业整改了，也就渡过“危机”了。这种处置方式不符合一个现代政府的做派。作为一个阳光、透明、坦诚和有担当的现代政府，应该保持与民众积极沟通的姿态，尤其是在出现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时。

第二，舆论场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严重影响社会情绪。从“山东疫苗”到“常州毒地”，从“魏则西事件”到“雷洋事件”，公众的注意力不断被新爆发的舆情事件所转移，看似是“救了”旧舆情事件中焦头烂额的政府部门，但从深层次和长远来看，公众积累下来的却是更多的怨气和误解。没有真相，也就没有理解。不断爆发的舆情事件真相到底如何？当政府披露事实真相时已经无人关心，公众记住的总是媒体最初爆发时期的报道情况以及当时自己的愤怒情绪。这几天我注意到，常州市的官方微博已经停止更新，似乎是选择用“冷处理”换来舆论平息，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心态”，留下了很大的舆情隐患。

第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攻击中国的重要切入口，极大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近年来，围绕环境问题带来的危机事件、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涉事地方政府部门的应对多不尽人意，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越来越不信任政府的意见、不再信任政府委托出具的环评报告，事件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相关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次次地被透支，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更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已经愈发成为境外媒体和西方国家攻击我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理由，在涉及环境的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各种国际组织、绿色组织等群起而攻之，发起寻求舆论支持，对政府批评和质疑，这种内外批判性舆论的合流在逐渐削弱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编辑  迟晨光）

2015年9月13日,新华社等媒体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要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指导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次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义珍介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

9月20日，新华网刊发文章《中办发文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党的领导》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传统与网络舆情走势

自9月13日《指导意见》发布，至10月15日24:00时，源清智库课题组共监测到相关新闻媒体报道65.6万余条（含转载），微博主帖15万余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13069篇。

 

图1：《指导意见》发布后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如图1所示，9月13日该消息一经发布，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关注度达到高峰，新华网、中国网等媒体对《指导意见》的亮点进行了解读，《经济日报》、光明网等媒体则发表了相关评论，对《指导意见》的实施报以极大希望。

 

新闻议题分析

综合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可将此次的报道主题总结为以下四方面：事实性报道、政策解读类、地方动态类、对策建议类。

图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议题分布图（媒体+网络）

 

第一类，关注《指导意见》的出台，以内容转载为主，占比近五成。如新华社发表文章《国务院印发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央广网文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近日发布》，中国广播网报道《<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等。

第二类，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点评，此类约占报道总量的三成左右。这类解读又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对《指导意见》进行分析，如中国新闻网《国企改革吹风会今举行 10条“干货”看懂改革重点》；济南人民政府网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几大亮点，亮点一：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亮点二：国有企业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进行监管，亮点三：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亮点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亮点五：国资委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亮点六：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国网《国企改革新政解读：市场化是唯一标准》也就相应的改革政策做出了解读。

二是从某一行业领域对《指导意见》的出台进行解读，如中国经济网《电力改革“看上去很美” 具体配套细则成市场关注热点》指出渐进性改革更适合我国国情；北青网《上海北京成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指出，我国食品行业的国企改革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上海北京是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国企改革将成白酒板块最重要主题；中国经济网《能源国企“混改”有哪些机会？哪些门槛？》对如何释放改革红利，重新焕发国有企业活力以及如何促进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进行了分行业的连续报道。

第三类，关于各地认真学习《指导意见》的新闻报道，此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

第四类，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建议，这类文章占比约两成。如新华网评论《新华社评论员：念好改革真经 开创国企未来》、河北共产党员网文章《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红旗文稿刊文：《国企改革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必带来严重损失》、凤凰网《分析：国企改革风樯动甄选改革潜力标的》、法制日报《专家: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需要立法及时跟进》等。各方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二是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必须把握重要关系，必须坚守政治方向，必须采用科学方法；三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最终成效也要体现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四是避免走先改革后立法的老路，而要走先立法后改革的新路。

 

网络议题分析

    网络方面，对《指导意见》的具体讨论议题分类如下：

第一类，对《指导意见》内容的转载、通告，以及相关会议的报道，占比约四成。如新浪博客用户@试网人儿15转载文章《中央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新浪微博网民@沂蒙秋风发表文章《国企改革对员工有什么影响？》等，并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讨论；微信公众号如“安徽国资”发表题为《省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文章；“廉洁晋神”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第二类，行业媒体深度分析，包括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尤其以金融媒体为主，主要分析《指导意见》的意义、对行业、企业的影响等内容，占五成左右。如微博@经济杂志，根据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人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指导意见》的解读，介绍了目前金融市场动态并剖析了金融行业产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新华网财经频道通过专家解读和漫画展示了国企独立市场主体、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企改革惠及于民等公众重点关注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中，“法律E讲堂”发文《五部委负责人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多个角度解析如何预防国有资本流失并提出解决对策；“新浪财经”发布可视化文章《国企改革顶层文件20多页，让你一图看懂》；“央视新闻”《重磅！深化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发布 三大亮点引注目》分析了改革的背景和主要看点；。网络论坛中，中色股份吧网友“世基投资2015”发表文章《【事件点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对国企间的重组合并、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热点问题进行点评；凯迪社区转帖环球时报《国企改革应牢记历史教训》，提出要警惕一些人将国企改革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网友剑门碧玉转帖《梁海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企改革》，分析了国企改革面临的阻碍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类，各方对《指导意见》的回应，以及对未来企业发展前景表达积极期待，这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其中，国企改革对股市投资的利好备受关注，各方普遍看好投资机遇。企业方面，微信公众号“八冶公司”发文《集团公司学习贯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同样发布此类文章的还有“攀钢日报”、“赛尔电力行业”、“山东容弗”等。投资方面，和讯网《国企改革 投资亮点颇多》指出：经济转型途中，国企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坚定看好国企改革的大趋势与投资机遇。微信公众号“中金在线”发文《国企改革意见终于定了！最全投资策略（附股）》称国企改革关乎国运，更是关系A股市场未来几年牛市能否继续的关键变量。

第四类，公众从各个角度对《指导意见》表达批评意见，占比不足一成。如新浪微博用户@工农克察今1对国有企业实行管资本的可实现性表达质疑；@财道海纳基金称，《指导意见》所体现的只是概念性指导，没有实质性利好，非真正的市场改革，只是为国企脱困。微信公众号方面， “光远看经济”发文《国企改革的目标在于不做“红顶商人”》，认为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事实上是模糊的，指导意见确定的一些目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存在很多不现实的因素；“草根智库”的文章《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称，国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而“顶层精英”的作为却让观众屡屡失望；网友“青青草原”发帖《应该让国企员工参与国企改革》指出，《指导意见》在制定过程中忽视了国企员工的存在，而资本一方则占了绝对上风。“阿尔法工厂”发文《国企改革方案最大的遗憾是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称国企改革文件存在四大严重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计划经济残留色彩浓郁，在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上拿捏不好等。网络论坛中，部分网友对《指导意见》持负面情绪，如网友“尤德才”在凯迪论坛发表《为何国企改革总是令人失望？》，称《指导意见》仍然无法解决国有经济效率低下，遏制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全民大讨论与千股跌停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议论。主流媒体如新华社、《经济日报》等对《指导意见》的解读受到了广泛认同，其他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等或是转载相关报道，或是就国企改革议题进行了全面和分行业解析。9月14日后，舆论关注度持续下滑。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倾向性的态度，普遍中立，多是抛出问题并提出应对办法。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空间中，多数为直接转载相应报道，也有一部分是对未来投资前景的解读和预期，如各大证券公司在其官方账号、官方网站中对国企改革政策出台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未来国企改革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但在网络空间中，也有很多舆论对于《指导意见》的出台持反对态度、对国企改革的未来持消极态度，认为《指导意见》实际上在维护国企利益，强调国企及其员工的重大价值，甚至借此展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关系的探讨。

在9月11日（周五），大盘重回3200点。《指导意见》9月13日发布，一般被认为能够起到企稳市场作用。9月14日（周一）大盘高开低走，国企改革概念股一度领涨，但临近午盘收盘时股指期货集体翻绿，大盘陷入重挫，连续跌破3200点、3100点，向3050点靠近。9月15日，股市继续了前一天的颓势，先是国企改革概念股领涨，随后期指翻绿，沪指震荡下行，至收盘时两市不足50股上涨，逾1500股跌停。股市的下滑曲线与图1的舆情走势惊人地相似，《指导意见》的发布并未能达到提振人心、振兴股市的目的。

 

加强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

国企是国家的命脉，是立国之本。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将国企的改革发展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大任务，并将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其改革方向。但在网络舆论场中，某些资本利益集团将国企改革话题作为争取自身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筹码，力图操纵议程设置；舆论场中经常出现批评国企、要求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甚至美国化的声音，大量网友盲目跟风甚至主动发帖“声讨”国企。几乎每一次涉及国企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网络舆论场的一次大讨论。虽然事件、议题各不相同，但争论实质无外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有些争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针锋相对的观点，其背后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历史使命，关系到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但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国企的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这种看法不仅源于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私企、外企追逐自身利益的必然诉求。在舆论场中，新自由主义派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国企事件做出负面报道。有些报道和分析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对个别问题国企着重报道，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有些报道创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而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党报党刊、机关报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对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长期以来，这导致部分网民不自觉地对国企产生不满情绪甚至“敌意”，他们甚至会主动发帖“声讨”国企，而有关国企改革积极的、正面的声音被淹没，“沉默的螺旋”现象愈发凸显。

习总书记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企改革不是解散国企，而是通过改革促进国企发展，建立一支强大的国企队伍。客观来看，国企肩负着国家兴亡、民族振兴、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责任，它是国家的、全国人民的，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宗旨。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国企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发展，但怎么改、如何改，不能只看网络舆论，因为这些“网络民意”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有关部门绝不能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网络舆论所左右，而应当联系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力争将国企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国企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骨干力量，更是联系老百姓、发挥党的基层影响力的重要纽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在参会的72位代表中，受邀参加的周小平、花千芳两位草根网络作家，备受舆论关注，并受到一群自由派和南方报系公知大V的集中批评，表面上是质疑其网络作家身份，对他此前博客文章中呈现的事实和观点进行抨击，其实际指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情走势分析

自10月13日至10月27日，涉及周小平的媒体报道共有1830篇，论坛主帖3122则，博客文章2001篇，微博主帖2850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另有大量网贴已被删除或屏蔽，无法查询）。详见网络舆情走势（图1）和媒体舆情走势变化（图2）。

图1  网络舆情走势图

图2   媒体舆情走势图

整个舆情经过分为：平静期（10月15日以前），爆发期（10月16日-10月20日），反复期（10月21日至今日）三个阶段。综合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可以发现，网络舆论场关注度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17日，即第二阶段爆发期，媒体舆论场的最高峰较晚出现，在10月23日，即第三阶段反复期。

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主要通过博客和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从2005年开始，其注册的新浪博客账号“周小平同志”共发表135篇博文，2013年6月发表博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阅读量超过70万，成为其博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此后，周小平的观点被更多人所熟知。同名微博账号有52万粉丝，共发表156条微博。

10月15日以前，涉及周小平的公开媒体报道并不多。但在网络场域，周小平作为“自干五”的代表一直在聚拢年轻网民的心。10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北大教授张颐武的评论文章《周小平的意义》，作者说，周小平的文章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是引起诸多年轻人共鸣的最关键原因。他其实是找到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情感和选择。该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论关注。

10月16日-10月20日期间，周小平因受邀参加15日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并被“点名”鼓励而爆红，文艺座谈会相关情况的报道及对其意义的解读成为舆情第二阶段的主基调。例如《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新闻晨报》特稿《周小平其人:主张弘扬正能量 年少时曾愤世嫉俗》，《环球时报》评论《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等等。“周小平是谁？”、“为什么会被如此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草根作家也能上大台面？”等话题引发舆论热议。

10月21日起，网络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均有一定程度的反弹。该舆情阶段由于公知大V对周小平的各种围攻与抹黑，如方舟子打假、李银河点评、杨恒均反驳等典型，评论观点出现激辩。例如《国际在线》的文章《正能量就是最大的“底气”》，“无论什么人，什么地位，只要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为党和政府发出正义之言，自然会得到政府和多数民众的支持。”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作者指出，“舆论场上却出现了对两位青年找茬攻击、谩骂诋毁的另一种声音。这些声音没有建设性，甚至缺乏起码的善意。当然，自发地站出来支持两位青年的网友也不在少数，从而形成了激烈的交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论议题分析

本组利用舆情软件对抓取到数据的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分类，如图3所示。

图3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关注周小平、花千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此类议题集中在舆情初期，以客观报道和转载座谈会发生事实为主，占总量的21%。

《人民日报》16日刊文《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提到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并在座谈会结束后，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新华网文章《媒体披露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网络作家身份》、《成都日报》文章《四川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等也对周小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了关注。

第二类，媒体对周小平的专访报道，此类议题主要出现在舆情反复期，占报道总量的11%。

10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在对周小平进行专访后，刊发报道《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周小平表示，“我强烈认识到只有回归中国文明的自信，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网民心里保存有对国家的热爱，而且对互联网灰暗的情绪是天然抵触的。这个时候像我们这样一些人用我们的方式告诉他们，你的国家有光明的一面，我们把光明点出来的时候，就会赢得很多人的认同。他未必认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数据，但他认同的是我对家国的情怀和对光明的认同和追求，这是没有人能驳倒的。”

此外，海外网还邀请周小平在演播室进行访谈，并编发报道《周小平:年轻时写过很蠢文章推崇美日批评政府》，分享他对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和感受，回顾了其成长的心路历程。

第三类，转载周小平此前的博客文章，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9%。

如10月16日，《参考消息》在第10版参考论坛对周小平的3篇博客文章进行了刊载，分别为《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和《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

第四类，支持周小平，反对网络大V围攻，此类议题以媒体评论为主，兼有网民发言呼应，此类议题占总量的近36%。

10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指出，周小平如此突出的原因，在于像他这样愿意公开站出来传播正能量的人太少，一直被自由派大V们看成“自干五”的代表，而这次网络大V围攻周小平的原因大概是妒忌和不服气。文章称，这几年像周小平这样的人出来一个被“修理”一个，很多人被吓住了。原本就有名望的人往往与互联网躲得远远的，主流社会站到网上并坚守自己影响力的人寥若晨星。文章认为，当周小平这样的声音多起来时，互联网的多彩才会合成健康的多元。

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论“周小平思维范式”价值所在》称，周小平……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思维范式”，而质疑周小平的人则是最自卑的，是对历史的无知，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评论指出，中国在百年历史进程的探索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没有从历史的局限思维中走出来，依然难以摆脱“文化自卑”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周小平思维范式”，也就是“新轴心时代的文明自信”。

10月23日，法制网发表网评《周小平惹着谁了》指出，一些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攻击周小平，如果不是简单的“羡慕嫉妒恨”，更复杂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网络治理的不满意，对国家所倡导的网络正能量的不高兴，周小平作品中明确的对中国的信心，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文章认为，周小平参会，代表的是网络正面的、积极的力量，爱国、理性、独立的思考。我们挺周小平，是因为他不跟风，不受骗，不怕围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针对部分网络大V攻击周小平的言论，吕永岩在乌有之乡发表《评公知对习近平文艺座谈会的反击》指出，普世公知恶咬两位网络草根作家的原因在于，他们撕开了美国被转基因普世公知精心装扮的含情脉脉面纱，露出了美国赤裸裸强奸世界的真实面目。对此，网民@吴法天发表微博认为，“自干五的阵营坚持正能量，应理直气壮继续传播”。

10月24日，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环球时报》撰文《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指出，舆论场上出现了对周、花二人的找茬、诋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尖锐的分歧和对立。一些人对他们进行攻击，主要是借此宣泄对高层、对体制的不满。希望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在循循善诱和严格管理中不断改善，经过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最终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让爱国者饱受攻击的现象彻底成为历史。

对于网络大V的攻击， 10月19日周小平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我待祖国如暖男——真相不会向无知妥协，文明不能向失明低头 我的中国情怀》进行回应。文章称，“我周小平的一些文章观点无非是说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民族英雄，要心怀希望，努力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所谓的反驳者并非真心的来批评你，或善意的指出你的错误，而是恶意地希望通过鸡蛋里挑骨头，顾左右而言它，以混淆视听的方式来试图达到用无知去掩盖真相，用失明去回避光明的目的。”

第五类，自由派大V对周小平的的抨击，此类议题以网络讨论为主，约占总量的23%。

新浪微博认证为“南方都市报副刊自身编辑的侯虹斌”的网民发微博质疑称：“连百度都查不到像样的资料，还能越过无数网络大神们成为代表？”

此外，另有网民扒出多年前的网页，称“2009年分贝网因涉及色情运营，包括周平在内的多名高管被公安机关调查”，网络大V称此周平系周小平，并对之围攻。如媒体分析师@假行僧老巩发微博称，“开黄色网站的谣棍周带鱼@周小平同志已经给扒得差不多赤条条。接见这样的他们，是不是有点降低了档次。”

 

舆论阵营分析

围绕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周小平等人，网络舆论场形成了观点鲜明分化的两大阵营。

支持周小平阵营

第一类代表人物：陆弃、登峰俯白云、老辣陈香、王德华、余亮。

主要观点：公知和大V对周小平的集体围攻，其本质是围攻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抵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会搞乱舆论秩序。

青年学者@陆弃认为：“抹黑周小平是有组织的活动，先是众多段子手、营销号发声，大量类似微博出现在网上。接着大量大V进行转播，评论中夹杂着粗俗、下流的语言。周小平不过是一个用文章作武器的爱国者，他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的觉醒。有些人这样就害怕了吗？是怕房奴起来造反，还是怕学生让某些教授没饭吃呢？”

@登峰俯白云评论说：“……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而是从这个座谈会体现出的对文艺界的趋势，这个趋势令他们感到恐惧，这正说明现实文艺界和网络急需进行整顿的必要性。”

@老辣陈香发表微博称：“文艺座谈会后，网络舆论场把热点都投到小平老花上去了，导致座谈会主要精神传播被冲散，导致两位蓬勃青年被各种烙烤。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评论，窃以为这才是言归正传。请网友们回归关注座谈会主旨，加深认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取向。”评论指责网络推手们试图转移话题，干扰视听。

中国文明网发表《周小平的标本价值是言论自由》指出：“网络上，对于周小平的观念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你可以不同意周小平的观点，但是不能不让周小平说话。如果超越言论自由限制人家说话的权利，那就是一种强权和暴力了。……整个网络表达方式中，周小平都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发展的认可，以及中国道路的肯定。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文字，其实也正是中国现在所稀缺的吧！”

评论员王德华在环球网上发表文章《有人一谈周小平，就散发出浓浓的酸菜味》指出：“那些谩骂祖国的人,建议好好读一下《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周小平用生动的例子和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强则个人兴。我们的社会处在发展的阶段，价值多元，社会矛盾加剧，很多我们相信的‘真相’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一种谣言。这种谣言从内部分化了我们，让国家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这种伤害是无形且深远的，我们应提高警惕。”他进一步指出了那些一味指责周小平的人，只专注于“起底”和“添黑”，却不能为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提供正面的支持力量。

媒体人余亮发表文章《周小平花千芳与这个时代知识人的纠结》，他认为网络大V对于周小平事件反应过度，片面指责周小平其实是忽视自身责任的表现， “周小平、花千芳的作品确实话语朴素甚至粗糙。他们和公知搏斗毫不留情，对有些社会问题乃至自由主义的东西也缺乏深入理解。但是自诩比他们聪明深刻的知识分子就别老责怪人家了，你们的责任更大。胡闹在先的就更不要委屈，总要有点自我批评的精神。”

第二类代表人物：陈里、袁小靓、干越白丁、正气昂扬。

主要观点：肯定周小平的观点的正面价值，强调社会讨论需要珍惜周小平这样的观点和声音。

三农学者@陈里赞扬了网民能够分辨真相，追求理性和事实的精神，“写给小平的话:国家和子民犹如母与子。爱，一定是深埋心底。儿不嫌娘丑，民不嫌国贫，反之亦然。……大多数评论都是理性而公允的，因为大家的情感都是一致的。向前走，别回头，小树要长高，枝枝杈杈要砍掉，大路通天走，坑坑洼洼要填平。感谢网友，为你祝福。”

自由撰稿人@袁小靓肯定了周小平的勇气和执着精神：“和小平说近日饱受围攻，此文写到凌晨四点，爱国热血，填塞胸臆，沛莫能御。靓姨以为，不信者恒不信，因谣言不会止于笨蛋。”

@干越白丁发表文章《像周小平那样“一网情深”爱祖国》，谈到“作为一个80后的网络写手，没有太多的华丽文章，也没有太多的高深之作，却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理性地看待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广大网友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进步的中国，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正气昂扬发表《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周小平”们》：“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坦诚正义的批驳者，更需要坦荡正气的弘扬正能量者。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建设法治中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正能量吗？”

北大教授张颐武发表《周小平的意义》，呼吁为周小平提供更多的空间：“周小平的文章，当然还有诸多缺点和问题，带着年轻人的不成熟，但这些文章给我们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志气和梦想。这种志气没有被舒适的生活消磨，没有被虚幻的忽悠所沉迷;这种梦想没有被生活的浮躁所摧毁，也没有被物欲所困顿。而是努力认清自己的命运，承担自己的责任。”

围攻周小平阵营

代表人物：方舟子、西门不暗、中青报曹林、詹涓。

主要观点：以周小平年轻资历浅的特点，集中批判周小平文中某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而质疑其“谬误”。

在此次事件中，虽然公知掌握着舆论的主要资源，但是网民对于周小平的正面评价和肯定声音占据了上风，认为对于年轻的网络作家的观点应该保护，而非利用他缺乏经验为理由进行扼杀。公知和境外媒体的微博账号发现无法在观点上取胜，便将舆论注意力转向方舟子被封号，试图左右视听，搅乱舆论场。

@方舟子批评周小平的观点缺乏事实基础：“周小平只是在梦里游了趟美国，然后就开始信口开河控诉起美国的罪恶。他的这些胡言乱语，……有的……只要上网一查就知真假。”方舟子对于周小平《梦碎美利坚》一文中的种种描述逐一进行反驳，例如针对周小平所说“美国很多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方舟子表示，自2009年7月以来，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元，只有两个州最低工资比这个低，是每小时5.15美元。“周小平在梦里发现了美国哪所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

对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西门不暗说：“作为方舟子一生的敌人（方舟子说的），在评价周小平的文章上，我支持方的做法，对于他被封号，更感不解，真理越辩越明，封杀是什么理由？”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詹涓june 说：“一个人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就这么完全抹去了，如果再发声，寻衅滋事这么一个现成的罪名恐怕也会扣下来。什么是恐怖，这就是恐怖。我不是方粉，但鄙视所有对方舟子落井下石的人。”美国媒体也试图借助方舟子被禁言事件，转移关键话题，试图将公众关注点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统一转向中国网络监管、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等问题。

@中青报曹林对此评论道：“一向争得喋喋不休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一致，左中右群殴，挺有意思。劳资啥时没爱过国呢？只不过没像一些投机犯把爱国挂嘴上表演，拿爱国当生意做。”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毛泽东系统地回答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促发文艺工作者自觉服从革命事业需要，起到团结人心、鼓舞人心、同仇敌忾的作用。

    72年后，习近平同志召开的此次文艺座谈会所针对的问题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形势之下，文艺工作能否依然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方针，这是关乎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乃至执政根基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应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语重心长，用意深远。

然而，关于周小平的围攻、质疑、激辩遮挡了文艺座谈会的核心信息。公知大V和部分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转移舆论视线、混淆舆论视听。一方面，利用某些人的嫉妒心态，突出周、花“网络作家”的身份，制造“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的争议；另一方面，放大、抨击、嘲讽周的文章，上演被封号禁言删帖的戏码，似乎发表爱国言论就是无耻、批判美国就是偏激，借题发挥，攻击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和网络治理的方式。

文艺座谈会引发的争议凸显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公开和激烈。要警惕公知大V及利益集团支持的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在中央和群众中间设置沟通障碍，上令无法下达，真情无法传递，让群众只看到喧嚣的碎片，而看不到真实的全景；中央主流媒体切忌掉入议题陷阱，应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扩大主流声音，弘扬社会正气。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成为“领头羊”，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涉及经济增速、垄断、环保、腐败等问题时，往往成为某些公知大V的攻击对象。

在经济“新常态”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一年后，2015年“两会”前，某位媒体人所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在媒体的推动下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此片在谈到雾霾的成因和治理难点时，又把主要责任归结为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而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放开能源市场”。

2014年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政府、学界、业界等都给予了重大关切，有关国企的话题、国企改革的争论依然是舆论焦点之一。本课题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4年有关国企舆情的三大热点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走出去、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本文从这三个焦点出发，梳理相关舆情走势和舆论焦点。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及评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随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多种声音中逐步启动。

图1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

2014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官微@石化实说发布微博称，中石化率先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附长文详细讲述改革内容，媒体和网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关注度达到第一个热度高峰。6月开始，第二个爆点出现，中国电信、国资委、交通银行先后释放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信号，把话题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发酵，该话题的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分别在7月和8月达到热度最大峰值。

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舆论分化为两大阵营：

A.扩大国有企业影响力（约占六成）。

该阵营以民间“强国派”学者及普通网友为主。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发表文章《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称“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以此作为“扩大国有资本支配范围……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这一语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再如南开大学教授何自力在《求是》刊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提出“当前有的观点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主要由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这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的曲解，实质是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支配、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消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网络舆论中，学者@杜建国发表《混合所有制并非抽象的灵丹妙药》称，“目前舆论片面强调私企参与对国企的混合，不提国企参与对私企的混合，这样无疑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混合’成了私企的特权”。文中援引习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谈话，对国有资产流失表示担忧。网友@风雨下黄山-黄生的博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的一次大改革，但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有化运动；“卖国企就是卖国！”网友@明智一族认为，国企凭借优厚资源和良好资质不断创新的成绩比比皆是，批评者故意视而不见，唯心污蔑。

B.鼓吹国有企业放开控股权（约占四成）。

该阵营中以自由派学者、私营企业主及一些公知大V为主体。

如娃哈哈原董事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这个民企进去会被它吃掉的，你也拿不到控股权，也没有话语权，就是出钱给它用而已，我觉得这个不解决问题” 。他建议国企混合所有制试点应该开放更大比例的股权，这样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机制。

刘胜军在微博中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就是搭便车，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茅于轼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不了垄断”，“政府应和企业一刀两断，把企业还给市场”；张维迎认为，“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绝大部分国企最终的状态并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成为私营的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公司”。

舆情评析

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保障社会民生、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次混改的舆论之争中，一些学者、公知大V刻意强调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方向，实际上表达的是私有资本包括外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如何能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老百姓，应该是改革政策的优先出发点。

国企对外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加快。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在非金融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60%。纵观2014年，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和国企海外投资亏损是国内舆论对于“国企走出去”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热点事件。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

图2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2014年11月4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这是中国在海外设计、承建并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的首条时速300公里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引爆第一个舆论热点。

11月7日，墨西哥突然取消了中国高铁几十亿美元的投标，国内各大媒体纷纷针对墨西哥取消中国高铁投标进行了报道，媒体和网络对该话题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并于当日达到最高峰。

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墨西哥突然撕毁已经签好的合同，这背后有更复杂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随后，网易新闻、搜狐、中国青年网、新浪网、澎湃新闻转载该报道。

8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布《发改委：墨西哥高铁取消招标是其国内因素，与中企无关》，解释墨西哥取消中方高铁投标的原因。《环球时报》、海外网、《新京报》等媒体做系列报道进行探因。

此次事件中，针对“高铁出口海外”的看法，大致形成“支持”、“质疑”两大阵营。

A.支持中国高铁走出海外（约占七成）。

新华网刊文称“中国铁路走出海外以来，在施工技术、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国外企业有较大的优势”，“近年来，凡是纯商业运作的海外铁路项目，中国铁建都实现了赢利”。此报道被大量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网称，中国高铁被指全球性价比最优，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在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京报》认为墨西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与中方无关。

网络舆论中，@范剑平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走出去，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设备等各种基础设施相关产品出口，工程建设队伍出口，工程设备出口，就会对未来外贸出口有较大影响；@交大地学乐观地表示，路途中遇到的一点点坎坷怎能阻碍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脚步；@iinformation称，“高铁必然会能走出去，只是时间早一天或者晚一天而已”。

B.质疑中国高铁走出去（约占三成）。

《华尔街见闻》发表评论文章《高铁出海了 中国赚了吗？》、四维金融发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丝路基金和墨西哥300公里高铁》，指出“经济账还是要算清楚，蚀本赚吆喝的事情总是不能长久”。

网络舆论中，@董事会杂志认为，“中国企业盲目进入海外后，一是对当地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语言文化等不熟悉，导致不懂得如何去维权；二是维权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太大，往往选择放弃维权。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尽职调查”；@中国评论通讯社认为，基建“走出去”应摒弃工程承包思维；@西征网称，面对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种种尴尬局面与被动，面对当前走出去的价格低位，确实要思考“走出去”的时间优势和利润优势。

舆情评析。主流报道普遍认为，此次高铁出海第一单是从单纯的建设及装备出口，到建设、装备和标准的整体输出的跨越，这证明中国高铁的整体实力得到世界认可，开创了中国高铁出海的新时代；即使一些金融机构、资本集团屡发质疑，但大部分网友依然支持高铁“走出去”。在“高铁出海”的舆论争论中，往往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国企所在的重点业务领域，不同的观点背后实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

近年来不断出现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70%亏损”甚至“九成都亏损”的说法一度火热。一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或者来源不明，或者由一些民间智库分析得出，准确性值得商榷。但这些数据却被一些媒体和学者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并进一步被其他媒体和学者重复引用，不准确的数据和结论因此被广泛传播，众口铄金。

图3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大致分为“积极看待”和“抨击”两个阵营。

A. 积极看待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有关国企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出现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称，不认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称“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网络舆论中，网友@张万会1发微博称，“这些经济学人实在缺乏任何独立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凡事不忘向美国欧洲看齐，以西方好坏事情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诚可谓美国经济鹦鹉！中国投资去处当然要投向技术创新发明创造，利用国企优势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关键领域攻关协作，导向领导正确就可取得产业突破，用新技术产品盈利改善国家环境和生活。”网民@甘犁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需信任用好大量的海外华人人才，或可减少风险。

B．抨击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南方都市报》发文后，网易新闻、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腾讯网、搜狐、新浪网等媒体进行大量转载，一些公知大V也就此事在网络舆论中继续造势，引导网民抨击国企海外投资。如@朱海称，国企风险全民承担，会导致盲目投标，只图名声；@济南马相龙律师称，中企走出去的失败率比较高，其中2010年失败率全球第一；@张大江V称，不精准的做些失败的投资，要国企干什么；@范剑平称，计划经济最后遗留的毒瘤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预算软约束，有人从投资项目中贪腐却无人为投资失败担责的制度成了贪官的现金提款机。@雷华_解惑求真称，以国企那永远虚高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在行政力量够不到的国际市场，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所以他们只能缩在国内，做门背后的霸王，与政府联手榨取和掠夺国内民众。一些网民也跟着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如网民@dailyfantasy说，国外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国企估计就是：人傻，钱多；@伟大的中国称，中国在海外并购与投资90%失败了，特别是国企，拿老百姓的钱不当数，败家子，可是个个腰包鼓鼓的；@龙头股-认为，国企向外投资基本就是给移民海外的官二代提供就业提供金钱的手段。

舆情评析。近年来，舆论中不乏针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批评声音，分析后可以看出其有固定套路：抓住失败案例，不提其他成功案例或整体数据，将国企对外投资一棍子打死；将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偷换为国企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将私企对外投资亏损的结果嫁接到国企身上，再扣一个“盲目投资、普遍亏损”的帽子。这些生搬硬套的评论、文章在有关负面新闻出现后迅速发出，在一些公知大V的带领下以讹传讹，不断加深国企的负面形象，以期通过造势引导改革方向。当然，官方及国企自身缺乏正面说明或澄清，没能有效引导舆论，使得负面报道、不实数据广为传播，也使得一些网民被严重误导。

国企用工薪酬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用工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用工到市场用工、从固定工制转向劳动合同制的转变。一方面，国企通过下岗、内退等方式淘汰了一大批冗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发生变化，引入了合同制与劳务派遣制。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企要和私企展开以“利润”为标准的竞争。2014年，与国企用人制度改革有关的舆情热点主要集中于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与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两个方面。

打破养老金双轨制

2014年3月23日，人民网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方案设计，按中央决策出台实施，解决养老金“双轨制”。5月，舆论开始热议“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

图4 “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走势。5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大庆油田打破职工子女铁饭碗背后：2011年后业绩一路下滑》，认为职工子女包分配政策有碍企业效益，中石油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任重道远，此文转发48篇，得到新浪、南都网、21世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转载。

5月20日，《新京报》发表《大庆油田部分子弟渴望接班 招工考试比高考还重要》，转发120篇。

9月10日，《法治周末》报道《大庆油田：缓步打破“世袭”》，网络媒体以《媒体曝大庆油田“世袭”变相存在：考生都能过》为题转载了84次。

舆论阵营分为以下两大阵营。

A. “养老金双轨制并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价太低（约占五成）。

观察者网5月22日发表《网友观察者：油田青年看大庆包分配制度》，盘点了石油子弟对此事的观点：“冬天晚上顶着零下40℃寒风在那干活，不夸张的说，湿透的棉裤刚脱下就能立住！夏天顶着30几度高温，在泥泞道路上抗一二百斤管子往井场送的时候，又有谁能体谅？”“我的薪酬是今年才能达到5万，我爱人是前线工人，一年也休息不了几天，累一身毛病，一年也赚不到8万。”在大庆油田，职工十分辛苦，薪酬也并不高，石油子弟之所以愿意留在油田，既有对油田的深厚感情、也有安土重迁、留在父母身边的现实考虑。

《新京报》发文《工资才是经济增长真动力》、《经济日报》发文《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认为国家应当对“市场化薪酬”有所干预，通过改良雇佣劳动制度来真正解决问题。网络舆论中，网民@lmbzys认为，养老金双轨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现在并轨了，可是养老金存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简单共识001称，明摆着是坑农民。

B.支持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约占五成）。

《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呼吁，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遭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送进历史。该报还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的说法，“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代表了社会公平的发展。之前部分人不缴，部分人缴，但大家都是拿工资的人，这样显得很不公平。”

网络舆论中，也有不少网民支持养老金并轨。如@北野牧者认为，养老金“并轨”是“多赢”之举；@任燕子岁月认为，合并统一“养老金双轨制”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洁zy称，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的“好声音”。

舆情评析。

关于养老金问题，或者批评大庆油田“世袭制”的舆论已不单单是在讨论事件本身，往往含沙射影于国企改革。一些舆论将不公平、低效、改革滞后等“帽子”扣在国企身上，媒体报道中的“包分配”“世袭”等字眼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诱导网民对国企产生“坏形象”，把就业难、收入低的怨气发泄到了可以“包分配”的体制内职工和国企身上。其实，劳动者就业难、薪酬低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在于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力市场；收入公平与收入平均是两个概念，效率优先和利润优先也并不相同。废除双轨制固然可以消除“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均现象，但是，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却不一定能上涨。由于大批编制工变为非编制工与其他工人竞争，非编制的普通工人待遇甚至还可能会下降。这样一来，收入公平反而更难保障。

国企改革舆情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企改革发展问题作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关切之一。他指出，国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并且长期共存，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原则，而国企是国家的命脉和根本，是立国之本。

图5  2014国企改革舆论阵营图和十大关键词

2014年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究竟应该改革什么，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舆论阵营在上述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14年的年度热点话题，并成为2015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题。有的人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国企在国计民生和新兴产业的影响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国企应该放开控股权，为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开路。“国企走出去”也是2014年的热点，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支持国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另一部分人却唱衰国企。虽然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是一个老话题，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从2014年国企改革舆情十大热点关键词来看，有一些关键词和话题以往呼声不高，今年出现冒头的态势，例如呼吁国企放开控股权、海外投资亏损等。还有一些老调重弹的关键词，例如：效率、腐败、垄断等，这些争论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为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观点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也是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控制力的基础。但资本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学者来说，长期攻击国企，称国企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国企做优做强做大与私企、外企的利益相冲突。在舆论场中，自由派学者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国企负面事件进行炒作。他们通过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并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捏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等，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社会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然而，党报党刊却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关于国有企业舆论的正面引导，只有一些民间媒体如观察者网、海疆在线、独家网等发出不同的声音。

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更是联系老百姓、发挥党的基层影响力的重要纽带。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国企肯定需要改革发展，但怎么改、如何改，不能只看网络舆论。当今“网络民意”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有关部门不能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网络舆论所左右，而应当联系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力争将国企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编辑：王生升）

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国企》杂志社研究部原主任、曾是空军飞行员的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决定于5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炎黄春秋》两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案。沉寂近一年的案子重新开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批评派”优势明显，约占九成；力挺洪、黄的舆论主要集中在微博中，约占两成。

图1 各类媒体态度对比

 

舆情走势

监测数据显示，从5月1日0时至6月4日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446557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2456篇。

图2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一年前，梅新育因在微博中批评《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被该刊时任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到北京丰台区法院，认为侵犯其名誉权。郭松民发微博支持梅新育，亦被起诉至海淀区法院。两案原分别定于2014年6月3日、4日开庭；此事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与舆论热议，广大网友纷纷为梅、郭二人打抱不平。法庭于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宣布推迟，未讲明原因。从此该案无声无息，直到11个月后，2015年5月4日，法庭突然通知梅新育和郭松民将于5月12日和13日开庭，此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此后，随着梅新育、郭松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立华辩护发言的公开，舆论持续热议。

舆论阵营

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

阵营一：批评、反对洪振快与黄钟起诉爱国学者

多数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大量网友对洪振快与黄钟持批评、反对态度。

议题1：对洪、黄起诉、法院立案一事提出质疑和不解，支持郭、梅在法庭中沉着应对，认为洪、黄二人污蔑英烈才应当被起诉。

乌有之乡网刊文章《<炎黄春秋>与靖国神社》称，梅新育和郭松民两位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历数《炎黄春秋》的历史罪状，并揭露这桩指鹿为马的闹剧是为了打击公民以宪法为武器维护革命先烈声誉的信心。如果败诉，应立即反诉洪振快及《炎黄春秋》侵害先烈名誉权，让全国人民看一看这样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违反人伦。

红色故乡网发表秋石客的文章《海淀法院应深入了解<炎黄春秋>罪恶》称，《炎黄春秋》杂志多年来一贯污蔑党的历史和人民英雄，现居然恶人先告状；此案不是一般案件，而是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行电视直播。

环球时报报道《吴丹红：<炎黄春秋>诉讼案检视法治公信力》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不是首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网络言论侵权案，能否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

天涯论坛转载甚为广泛的文章《学者反对抹黑烈士，竟被<炎黄春秋>起诉》，文章称，该案沉寂一年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通知开庭。

微博中，少将@昆仑的家-昆仑岩特别声明：“军队总部最近发通知说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和诋毁革命先烈的问题。迟浩田等诸多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纷纷表示，支持郭松民、梅新育、王立华，应当起诉侮辱先烈的人。” @戴旭说，“建议郭松民、梅新育二位壮士反戈一击……法律是公正的，人心是公道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诋毁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狼牙山五壮士，你不许反击，否则就起诉你，这就是无良公知的民主。” @陆弃发表文章《<炎黄春秋>起诉郭、梅若胜则让法律蒙羞》称,骂人是不许可的，但也得分骂谁。当年后汉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郎，大家都为诸葛亮的骂人口才拍手称快，没见几个人为王郎挨骂气死叫屈。@胡杨麟称，洪很快（洪振快）是个法律白痴，郭松民和梅新育骂的是《炎黄春秋》搞历史虚无主义，洪是杂志法定代表人吗？赶着出来接骂。@眉中王称，影响几代人的民族英雄被抹黑，缔造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妖魔，宵小在弹冠相庆，法律在冷眼旁观。而反抗这种毁灭民族精神、虚无民族历史行为的郭松民、梅新育，却走上了法庭成为被告，何其荒谬！此案貌似依法治国，实际上在为虎作伥，使抹黑英雄合法化成为可能。人在做天在看，所谓法律之上还有人心天法。

大多数网友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的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网友@阿胃滩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依法追究颠覆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罪犯！还人民一个明朗、清新的政治天空。@雨思ss说，支持起诉侮辱先烈的人！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会风气怎能好转？不依宪法审判侮辱先烈的无耻之徒，共产党将彻底失去民心，也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平民发言人说，个人认为言论自由不可没有边界，原告污辱中华民族先烈的言论已经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依法应当判决原告公开向被污辱的先烈后人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

议题2：批驳洪、黄曾在的《炎黄春秋》混淆历史是非、必须整顿

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文《决不允许<炎黄春秋>挟持司法向红色地带反扑！》，文中指出：“《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黄河新闻网直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发表文章《关于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称，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奈何它不得？

微博中，@解放军报转发《国防参考》杂志，署名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的长文，批评《炎黄春秋》2002年开始“变质”，“集中攻击共产党”。网友@一缕阳光的垃圾筒说，民智已开，汉奸无所遁形！

微信公众号中，新民学社（xinminxueshe）发表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篡改史实恶意贬损人民领袖的铁证》、昆仑策研究院（kunlunceyanjiuyuan）发表评论《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警惕右翼分子猖狂进攻》等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如战友（zhanyou1893）、红歌会网（szhgh001）、红色沙龙（hongse_shalong）、战争史（warhistory）等都转发了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相关文章，表达了批评态度。

阵营二：支持《炎黄春秋》以及洪、黄的行为

在微博场域，少数人如@周泽律师、@石间田、@报人老罗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欢迎《炎黄春秋》也来个“起底《解放军报》”。@金华市丰律师发微博称，敬告郭松民、梅新育及徒子徒孙，如果洪振快侮辱、诬蔑先烈了，你们可以：一，向公安机关举报以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二，提请或支助烈士后人向法院起诉以追究民事责任；三，撰文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以正视听。如果以上三者你们都不做，一味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试图施压法庭妨碍司法公正，耻辱必追及你们。海口经济学院院长@刘耘博士攻击支持郭、梅的网友为“真是奇葩级别的奴才！” @1938周思源称，军报微博今天免费为《炎黄春秋》做了一次极大的广告！原来《炎黄春秋》讲过这么多问题，那得找来看看。

舆情评析

此事件起因于2013年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后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及舆论要追溯到2007年，有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发帖造谣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2013年8月27日，网民张广红通过新浪微博再次发布该谣言，引起广大网民的批评和社会热议。8月29日，广州越秀警方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进行调查并依法将张广红拘留。9月9日，洪振快在《财经网》公开发表其炮制出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该文迅速被《共识网》等多个网站转载。洪振快还在微博中称“越秀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这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力图声援因造谣被拘留的张广红。11月8日，洪振快又在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刊出自己撰写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编辑为黄钟。该文围绕狼牙山五壮士“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问题全面抹黑英烈。通过网络运营，该文被大量转发，但大多数网民在评论中的态度都是愤怒及不满；根据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这之后，网络中就该事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议态势（如图4所示）。

图4 2013年11月—2015年6月有关《炎黄春秋》及“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黄钟起诉爱国学者梅新育、郭松民一事遭到了众多网民、进步学者的批评、不满和质疑，网友“万类霜天竞自由”发表博文《一哄而起批炎黄，未抓住根本》称，一本《炎黄春秋》，歪曲诬蔑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了，官方舆论却不闻不问，甚至于依样画葫芦帮助其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该杂志长期编造歪曲历史事实，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已经是公然违背了《宪法》序言精神”。如网友“顽石”发表博文《梅新育、郭松民侵权案的审理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吗？》质疑称，这个案子看上去虽然合乎法律党们“追求的”“程序正义”，但更应该注意的是“程序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

法院庭审虽然暂告结束，但舆论场对此事件的热议以及对《炎黄春秋》的批驳不会停止。梅新育、郭松民在批驳《炎黄春秋》抹黑英雄的时候或者言语失当，但他们捍卫民族英雄的动机和做法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充分肯定。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尤其微博出现后，网络中污蔑英烈的谣言泛滥成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此案能否做出令广大老百姓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以及人民群众捍卫宪法的权力。正如梅新育在法庭最后称述时所讲：“本人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金融集团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MUFG）		瑞穗金融集团 （MFG）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
组织财团		三菱财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经理会		金耀会	三水会	芙蓉会	三金会	二木会	白水会
综合商社		三菱商事	双日商事	丸红商事	伊藤忠	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
主办银行	合并前	东京三菱银行	日联银行	富士银行	第一劝业银行	樱花银行	住友银行
	合并后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瑞穗银行		三井住友银行
代表企业		三菱重工 三菱电机 三菱汽车 麒麟啤酒	夏普 NTT  神户制钢 帝人公司	日产汽车 日立 佳能 日本精工	富士通 五十铃 JFE钢铁 古河电气	东芝 丰田 王子造纸 三越	NEC 马自达 三洋 朝日啤酒
行业领域		汽车 重型机械 军火 成套设备 石油化学 核能等	钢铁制造 纺织纤维 石油橡胶 通讯业 液化气 陶瓷等	金融业 城市住宅 海洋开发 石油开发 地热利用煤炭等	化工纤维 金融 光通讯 计算机 石油开发食品等	化工 机械设备 综合电机汽车制造 钢铁 核发电等	石油化工 钢铁 有色金属精细化工 海洋开发 核能等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①]；5月下旬，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舆情概述

自6月29日亚投行签署仪式至7月1日，国外主流媒体及国内网络舆论对该话题的舆情热度持续升温，国外主流媒体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有335余篇（含媒体转载）。

如图1所示，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国印度的主流媒体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事件报道量最高；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由于《亚投行协定》签署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等息息相关，其国内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较高，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主流媒体也有较高的报道量。

图1 全球他国/地区对“《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报道量分布图

议题分布

围绕着“《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国外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域中形成了两大议题：1.《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与挑战；2.《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

《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和挑战

亚投行的大股东国和大多数参与签署《亚投行协定》国家的媒体，对亚投行的成立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了很高的关注。

6月29日，印度最知名的金融报纸《铸币》发布消息称，周一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一项关于亚投行的协议。6月30日，印度报纸《商业标准报》发布消息《亚投行50个国家签署协议》称，印度作为50个国家之一在周一签署了一项由中国引领的1000多亿美元的亚投行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被视为由美国和欧洲主导银行的竞争对手。

6月30日，《巴基斯坦观察者》（Pakistan Observer）连续发表2篇长文《亚投行不是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及《中国正在引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银行》，文中指出，51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章程”，正式启动亚投行，这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下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次尝试。文中还多次援引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ohammad Ishaq Dar的讲话，如“亚投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斯坦在历史性的仪式上,作为联合创始人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日，《巴基斯坦银行家》也发布消息称，亚投行协议的签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功。当日，《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发表题为《前财长驳斥对亚投行的质疑声》，文中指出，前财政部长Martin Parkinson通过澳大利亚国防决策层参加亚投行的签约仪式，并对近日兰德公司执行长Richard Solomon表示的“美国担心AIIB缺乏透明度”予以驳斥，认为亚投行有积极作用。当天，《吉朗广告人》发布消息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约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协定，这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北京正在加快其全球外交和经济作用。

此外，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为亚投行点赞；英国路透社也报道称，中国外交政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之一将于6月29日成形，届时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将在北京就亚投行签署协定；6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亚投行为“中国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法国法新社报道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署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银行将成为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中国正在加紧提高其外交和经济的全球地位。

而菲律宾因为临时退出，当地多家媒体就此事热议，如菲律宾《每日论坛报》多次发文批评阿基诺政府没能及早签署协定，如题为《盲目的忠诚与全然不顾》的社论批评道，“全然不顾国家真正的利益”、“将成为另一个失去的机遇”；《马尼拉公报》发布消息称，在一份声明中,财政部长Purisima说菲律宾政府正在“谨慎”研究是否会加入亚投行。此事件也得到了日本的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跟进对菲律宾的“爽约”原因进行猜测，如《产经新闻》6月29日发文称，菲律宾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所以对签署协定面露难色；日本《读卖新闻》称，菲未签署可能是因在南海问题上与中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该国的媒体对此事件关注度较高，如6月29日，《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银行更加开放，而美国站在边上》称，华盛顿几十个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在周一庆祝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这是中国外交和经济的成功。文中还援引美国项目发展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F. Runde的讲话，称尽管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寻求随着银行的扩张而扩大的否决权，但亚投行的影响力肯定将不断加强。当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文章《亚投行将检验北京的管理风格》（AIIB Tests Beijing’s Management Style），文中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将是北京影响全球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是最难的部分，是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妥协，让亚投行接受国际标准。6月30日，《华盛顿邮报》刊文《中国开启了亚投行，这是“史诗之旅”》与《中国引领的亚洲银行的协议已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有50个国家参与，是北京而不是美国在引领，北京正在凸显出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该项目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让北京成为中心。” 另外，《环球时报（美国版）》与《中国日报（美国版）》在6月29日至7月1日之间发表多篇有关亚投行的新闻。

《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

6月29日，印度《金融快报》发表文章《中国在亚洲银行持有否决权》，文中指出，中国将在亚投行控制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在某些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尽管北京坚称它不会这样做。印度报纸《经济时代》6月30日发表新闻《印度，与其他49个国家签署了亚投行协定》，文中指出，亚投行协定规定了每个成员的份额，总资本1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将占资本总额的75%，根据协议，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是三大股东国。

6月30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报道，文中指出，俄罗斯拥有第三大股权，亚投行旨在成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6月30日，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了题为《印尼在亚投行投资巨大》的新闻，文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参加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建设，并成为其第八大股东国，文中还援引印尼政府一名官员的话：“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亚投行，解决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问题。”

6月30日，澳大利亚报纸《汤斯维尔公告》发表新闻《亚投行正在签署》，文中指出，财长Joe Hockey已于北京正式签署了澳大利亚参加亚投行的协定，Hockey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将贡献约9.3亿美元的预付资本，是第六大股东国。

6月30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的新的发展银行协议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将首先授权资本500亿美元，最终将提高到1000亿美元。中国将持有30.34%的股权使其成为银行的最大股东, 而这将使中国在多边机构中拥有26.06%的投票权。印度将成为第二大股东，可拥有10%-15%的股份,而俄罗斯和德国将成为第三大和第四大股东。《苏格兰每日邮报》6月30日发表文章《陷入困境的银行感到疼痛》，文中指出，尽管中国引领的亚投行首批吸引了21个国家，将会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但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股股东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尽管它在金融领域的贡献非常缓慢，但至少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盟主。亚投行中国是主要股东，占30.34%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北京热衷于通过展示其反腐例证以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否属实。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一则消息称“根据本报获得的一份亚投行章程复印件显示，从亚投行的投票权结构来看，鉴于亚投行的重大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作为该行最大股东的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在亚投行的投票权为26.06%，事实上拥有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

舆情评析

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此后来自亚欧的几十个国家，纷纷表达了要成为中国提倡的亚投行创始国的意向，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不顾美国的意见，也加入到“亚投行”的大军，这个尚未正式运转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下子成了备受关注的国际事务，被业界、学界看作是对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的最直接挑战。而《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被各方认为该机构“根本大法”，自然引来了舆论热议。

国际舆论主要围绕《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据监测数据分析显示，在国际上，不同国别的舆论场对此话题仍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立场，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观察者》的报道偏向积极支持态度，英国《苏格兰每日邮报》、法国法新社的报道较为暧昧，而日本几家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则旗帜鲜明的持反对态度。

表1 不同国别媒体话语分析统计

从地域纬度上看，分布在各大洲的亚投行成员国都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美国、日本虽然不是成员国，但由于亚投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国内主流媒体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从媒体纬度上看，这些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舆论场也对该事件保持着热议。从信源及报道框架纬度上看，大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都援引官方信息及政府官员，如各国财政部长的观点，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进行报道、对其意义进行阐释。

亚投行能否成功，事关“一带一路”、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多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国际金融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中国在这方面还缺少相关经验。在这个由中国发起、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国际机构中，不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国际经验丰富的英、法、德、澳等国，亚投行面临着在不同国别、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对外宣传、民众接受度等问题。从亚投行组建初期到协定签署完成，一些国外媒体在进行有关亚投行的新闻报道时往往带有偏见或敌意。亚投行未来如何持续发展？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都将对我们党和政府外交智慧的一次新的考验。

[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