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不是政治的绝缘体
截至2016年，春晚已经连续3年被网民评为“史上最差春晚”，网络上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吐槽2014、2015年春晚的评论。对节目质量表示不满似乎已成为常态。今年，在“形式陈腐”、“内容陈旧”的标签上，一些人为春晚节目质量欠佳找到了新的原因——政治挂帅。“春晚变成思想政治课”，“政治毁了春晚”，舆论形成一种强势逻辑，即春晚作为一档大众娱乐节目不能讲政治，因为讲政治，所以质量差、不好看。
那么，看似轻松的娱乐与严肃的政治之间是否真的相互矛盾、无法共生？
2015年8月6日，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离开了在美国广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每日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时准备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希拉里等政客纷纷公开表示遗憾。回顾这档节目的历史可以发现，奥巴马曾先后七次参加过该节目，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的电视首秀也献给了它。政要们争相作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类以调侃政治为主的脱口秀节目在选民中的影响力。有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有近一半会从《每日秀》等政治类脱口秀中获取与选举有关的政治信息，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投票时的态度受脱口秀的影响。[1]
事实上，娱乐从来都不是政治的绝缘体，像《每日秀》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本就是为政治而存在，这些被广受爱戴的名嘴主持甚至被誉为“能够左右民意的人”。
尽管人们似乎认同娱乐对政治的影响，但却往往拒绝政治与意识形态对娱乐的教化和灌输，这也是此次春晚受到非议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政治都在以一种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嵌入在依靠媒介传播的娱乐或其他文化产品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无论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它们都是由一系列视觉、语言、声音符号排列组合而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被观看、传播的过程，同时就是意义交换的过程。作为意义的载体，这些符号系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则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政治的基石。关于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所提出的天赋人权概念。洛克认为，天赋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个人人权高于一切，作为个人共同体的国家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存在依据的。以这种抽象的人权理论为基础，个人主义在美国逐渐衍生为一套与平等、自由、竞争等概念相结合的观念体系。它崇尚机会平等，它相信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而竞争则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2]
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个人主义无疑是最突出的主旋律。在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将个人“神话”的英雄主义倾向。从早期的《第一滴血》系列、007系列，到后来的《独立日》、《爱国者》、《碟中谍》、《超人》、《空军一号》、《钢铁侠》等，一个个崇尚自由、永不言败、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被不断塑造出来。这些英雄向观众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个人能力无可估量，单凭个人就可以完成拯救世界的终极任务。而诸如《肖申克的救赎》、《幸福来敲门》等影片，则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展现了美式个人主义。这些影片告诉观众，人需要有梦想，梦想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只要通过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梦想就会实现。
即便是在《纸牌屋》这样展现政治腹黑的电视剧中，充斥着阴谋、诡计和私欲的剧情中仍然成功嵌入个人主义。在原版《纸牌屋》英剧中，主人公是一个没落的苏格兰贵族，背负着重振家族辉煌的使命，他重回权力中心的剧情展现了英国梦。而在新版美剧中，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从南卡罗莱纳州小巷走出的小人物，他野心勃勃，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奋斗，在复杂而激烈的竞争中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拾级而上，超越阶级的界限，登上权力的顶峰。这是典型的美式个人主义，也是美国梦的展示。
由此可以看出，在欧美国家的经典剧目中，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对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多元意识形态挑战文化领导权
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既是娱乐，也是媒介产品，它们都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层面的影响。
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认为，受众在媒介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社会认知模式和社会行为方式。一些研究显示，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更接近电视所构建的“虚拟景象”，而非客观现实。还有研究表明，媒介接触与价值观显著相关，经常接触西方娱乐内容（观看西方电影、娱乐节目）的人相较于经常接触传统娱乐内容（观看国产电影、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人，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愿望更低，个人及时享乐的愿望更强。[3]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文化和精神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和“接受”被统治的命运。换句话说，武力不是获取政权、控制社会的唯一途径，构建文化领导权同样能够达到目的。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统治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导权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制造“同意”（consent）。本质上，确立文化领导权亦即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从方法上看，是要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使其同意并接受对应的意识形态。
媒介文本的隐蔽性以及文本再现的多元化赋予了电视、电影等媒介形式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它们更容易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媒体传播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对于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非易事。
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使得中国电视、电影中常常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维度交织、多元意识形态竞争的现象。而这种局面或多或少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进入上世纪90年代，欧美广播电视领域掀起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由化，在广播电视领域引入新的经营者，商业性频道出现；第二，商业化，广播电视的经营更加侧重营利性而非服务性，强调市场因素的影响，减少对广播电视的公共投入；第三，放松管制，国家放宽对节目内容的限制。[4]
这场变革不仅对欧美广播电视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使传播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广播电视的商业化使得节目内容的政治倾向性更明显。市场化经营策略使得临时性雇员增加，这些人缺乏工作稳定性保障，对上层（媒介拥有者、经营者）的政治倾向性更敏感，更可能将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在节目中。另一方面，在市场逐利的驱动下，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越来越娱乐化。不仅娱乐性节目的比重在整个广播电视节目中增加，而且新闻时事节目也出现娱乐化和小报化的倾向。同时，由于国家放松对广播电视内容的管制，更多色情、暴力场景出现在节目中，毕竟这样的画面更具冲击力，更能够吸引眼球。只有保证受众数量，才能保证充足的广告收入。广播电视内容呈现出更多的个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媒体拥有者和经营者更乐于倡导人们追崇资本与财富，以鼓励进一步的消费行为，促进物质繁荣，带来更多的广告。至于那些容易引发不满与矛盾的社会公共问题，则不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对象。
此外，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大媒体集团纷纷合纵连横，加强实力，以保证节目源和传播渠道，同时寻求全球化的拓展。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既有与欧美相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差别。
赵月枝曾指出，“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电视便从制度和指导思想上融入了作为党的宣传喉舌的既有媒体体系。”那时候，电视节目内容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电视节目的播出也有明确的政治教化意义。
随后，中国媒体领域也经历了“商业革命”。尽管制度上，媒体仍归属于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然而，在实际的运营中，媒体开始走向商业化、市场化。于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内容也充满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既有的“主旋律”仍然在唱；另一方面，传播内容也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孕育出一种“去政治化”倾向，使得人们对政治性话语越来越陌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加之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国成为国外媒体集团全球化扩张的重要市场，各种不同价值观的文化传播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进中国，这使得中国的传媒市场成为充满多元化意识形态竞争的场所。
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全民思想并非易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强制灌输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人们已不习惯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表述形式。党需要智慧与耐心，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并且寻找一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表达形式来进行思想的同化与统一。
选正确的人 做正确的事
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指出，美国媒体是为控制着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有重要的议程及要求遵循的原则，都有着影响和限制媒体政策的力量。但这种影响和限制不是通过简单的干涉来完成的，而是通过选择具有“正确思想”的人力，并经由编辑和记者对符合利益集团政策的各项首要原则和新闻价值的定义进行内化而实现的。[5]欲统一被传播者的思想，首先要挑选具有正确思想的传播者。正所谓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毛泽东主席也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要了解、熟悉文艺工作的对象（工农兵及其干部）；我们的文艺向工农兵普及，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文艺的提高，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
媒介作品的创造者，不仅自身要认同、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还需要注意工作方法，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从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只有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国家精神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相结合，才能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接受，甚至将其内化为“常识”来指导日常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编辑 王生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