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为各界熟知。
两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到处可见的贫困、失业、歧视与不平等，有强烈的公民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后，在学习期间，还在报纸公开撰文缅怀马丁·路德·金，称他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纪念和缅怀。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这两个老同学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作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1995年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贡献或个人成就，IPCC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斯蒂格利茨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集体肯定。
1967年，凭借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70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讲台。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遍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涵盖从效率到公平的各项议题。他是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改变世人对世界认知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在祝贺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的学术庆典上，作为学者的他戏言，他几乎在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工作过。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培养了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一批经济学博士；作为官员的他，遴选了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在内的青年经济学人进入白宫和世界银行，和他一道工作。
从白宫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前瞻性原创研究，对公共事务积极而忘我的热情参与，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坚定追寻，对世态冷热与自身得失的乐观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学习、研究和工作的特点和态度。对传统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经济学理念的怀疑和挑战，对市场经济稳定性和平等问题的关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彼此作用，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斯蒂格利茨进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这个经历为他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从一线实践中思考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故乡加里市还是在非洲的肯尼亚，现实案例都曾拉近了他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距离。这些经历，使他比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使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机构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1997年，世界银行邀请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介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各种场合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公开批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认为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既不正确、也不民主；IMF本身也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由一个国家行使投票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代表性。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对IMF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IMF和美国财政部则希望他保持沉默。尽管世界银行行长也认可斯蒂格利茨的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还是决心重返学术界。有人说他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和失败的官员。可他志在经济学和天下苍生，无论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于他都轻如鸿毛。
心怀天下的“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并担任主席。校级教授是美国大学给予该校教职员工的最高荣誉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动员了各国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就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对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
自2002年以来，斯蒂格利茨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仅《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就被译成至少35种文字，销量过百万册。这些书籍的议题，既涉及 “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之间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又涉及美国经济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不平等化等问题；既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和宏观制度设计、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管理等。在批评“华盛顿共识”、过度金融化、去监管化与不平等化等问题的同时，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独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区分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百姓福祉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调了政府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失灵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设计了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的路线图。
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近年来连续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号召美国社会上下齐心、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体现在IMF年会以及处理国际偷漏税、希腊危机和阿根廷债务的多个国际经济场合。
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多个国家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政策顾问。2008年，应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主席，负责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大会任命斯蒂格利茨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存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议。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从教50年来，他被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40多所国际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通讯称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 World’s Professor），这个头衔或许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
自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匆匆脚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及其它十几本专著，也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巨变和当下的改革，是他的经济学课堂和执教50周年庆典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是斯蒂格利茨最为关切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支持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斯蒂格利茨积极推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
近年来，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要问题。他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后获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讲座教授，与中国经济学界互动频频。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他指出了“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种种问题，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至上理论的缺陷，称其为“科斯谬误”，认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大型企业中，明晰的产权对企业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关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改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提高医保水平、打击寻租腐败等方面一起发力。
关于创新，他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个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产生的，而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包括那些影响社会平等、教育医疗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比如过度的专利化等）中吸取教训，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体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中国一起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摇摆态度和霸权思维，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表达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认为这一多边倡议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通过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多少年来，在涉及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 “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在环境、创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老朋友的知心话，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们认真考量。
（编辑 王生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