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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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下）

2016-06-12 14:47:54

内容提要：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成为全心全意的爱国者、以“共同富裕”为...

科技与管理的自主创新者

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进步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新概念、新型企业家层出不穷，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但“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2]。放眼全球，以投机赌博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和以及愈加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根本支撑不了大国崛起；也不会刺激科技进步，使企业形成获取利润并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性格的激进、好虚荣与攀比、赌性思维重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一旦挂钩难逃厄运。一些人靠赌博性思维经商多年，却不能进行产业化升级，只是在经济回暖的时候，采用各种名目进行银行融资，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就开始躲债甚至破产。美国媒体的话虽然肤浅刻薄，但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部分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在于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 [3]是的，每个企业应对挑战总会以自己的实际为出发点，存在多种可能和办法，但企业家必须摆脱“赌徒困境”。要从容应对本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能否提供“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这个主要矛盾。

研究全球产业史就会发现，企业生存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产品能否满足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而这样的产品只能来源和转化于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和管理。两者对产品及企业的重要性，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看，科技和管理恰恰是制约其产品全球竞争力的瓶颈，当然，也就适时地成了企业家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抓手，从而也是企业主们回归到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本来意义的捷径。

发展高新科技不能靠买卖和交换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早在1991年，钱学森同志就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贷款才是第一，卖不出去才是第一。他们想不到，抓科技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4]}但是，世界竞争史告诉我们：高新科技、尤其是核心技术是不能买卖和交换的，必须自主研发。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认为：“技术不能自立的企业在21世纪将没有立足之地”。[5]西方各国和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自觉”，因为高科技不仅能带来巨额垄断利润（如：全球有超过90%的计算机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傻到去武装竞争对手呢？你寄希望于拿市场换或拿金钱买别人的先进科技，在他眼里，不是无知就是可笑。“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6]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走“自主创新”之路别无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7]这其中就饱含着对民营企业家们的殷切希望！

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基于业务，文化和人的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管理文化，每个企业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照抄。“鞍钢宪法”生搬到西方会水土不服，美日管理硬套到中国会成邯郸学步。创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找到适合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争夺经济学、管理学话语权的需要。作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主体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海尔集团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张瑞敏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必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真正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企业还是等在那儿，结局难以想象。”[8]德鲁克也曾寄语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9] 企业家们只有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这个基础上，群策群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的原则，探索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共享机制，不搞欺骗国家和消费者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才能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坚定地走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华为是民企以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榜样。2013年，它以395亿美元销售收入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商。华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额的10%以上用于研发，现已是其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华为立足实践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对管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和“洋为中用”上，更体现在不搞盲目多元化、虚拟化，专注于实业上。华为目前也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从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及争夺话语权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家的榜样是张瑞敏、任正非，而不是李嘉诚、胡雪岩。要学习他们走专注于实业，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正道”。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美德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崛起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0]经济史表明，西方国家和企业正是凭着自主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完成工业化和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害怕其他后进国家和企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正路”，动摇其全球垄断地位，于是就“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通过媒体或代理人忽悠中国走比较优势、产权改革、钱生钱会理财、投机赌博新经济的“邪路”。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

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

西方工商文化的主流是“经济人”，个人至上、唯利是图，以赚钱为德，以不赚钱为无德。现已引起内部人士的忧虑和反思。“‘极右’的索罗斯一贯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写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主流经济学戴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深揭狠批，全盘否定”。[11]其实，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一针见血点明“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12]而西方于今才多有反思，经济和企业伦理遂成显学，即是一例。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源于《易经》“利者，义之和”思想。先贤主张的“义利观”并不是宋代后的“以义抑利”，而是“义利并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一己之私。这种个人在追求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的“义利并举观”，也是国人自古以来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原则。因此，中国商人有诚信无欺、义利并举、奉献社会的传统。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先驱，哪一个不是践行这些优秀传统的爱国先辈？！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光存在于企业之外，也存在于企业之内。柳传志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13]}

有人说：民企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公益慈善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但是，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14]

维护国家和企业安全是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应有之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实际上，对内“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15]对外“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16]据学者披露：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和谷歌公司则有推行种族灭绝、主张和参与分裂中国活动和作为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7]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严峻，作为比普通人多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更应该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搞好企业安全就是间接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笔者以为，可创立“企业安全学”，以达预防犯罪和确保安全的目的。企业安全至少包括资产（资金）和信息，生产经营，产品质量，个人财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安全。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做假帐、不行贿，企业家个人及员工的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不粉饰财报，不盲目引入外资、风险投资和咨询机构，重视保密工作，不乱投资、乱担保，不抽逃资金、不碰高利贷、不热衷炒房炒股炒期货，资产（资金）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企业合理布局供应链和营销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以质量取胜、不欺诈消费者，建立符合要求的内控体系、绩效体系、信息安全体系、安全生产和环保体系，企业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信息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主走共富之路，不碰黄赌毒黑、不乱参加或资助NGO（非政府组织），就不会出现员工闹事，老板“跑路”，社会关系安全自然顺理成章；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是个人和企业安全的基石。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千万不要忘记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企业安全和人生归宿何在；当我们在全球布局和合作时，也一定要记住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重要性，记住组成“全球私人权力联盟”、“公司帝国”的人及其“经济杀手”是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作飞蛾投火之举！

民营企业家要作“事业家”不要作“资本家”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在活着的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就是人生的价值。”[18]“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本就是错误。”[19]要做事业，就要像荣德生先生那样作一个“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20]就要立“常志”抓住“牛鼻子”驱动发展——抓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抓品牌、特别是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抓人才、特别是接班人和经理人队伍培养；抓个人修养，特别是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如此，“富不过三代”就不是噩梦，“基业常青”也不是做梦。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决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必是在——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融合中实践而成。

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无愧于时代

陈锦江正确地指出：古代中国并非惟一具有强烈的反对商人阶级偏见的社会。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的欧洲及17到18世纪的英法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而且因为他们威胁到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支撑该权威的价值体系，商被猜疑。”中国的“商”字比英语中对应的词要宽泛得多。“讲到‘经商’，基本上就是讲非农业的经济。”把中国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归咎于反商意识只能是给了一个简单化的回答”。[21]“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22]明清300年间就“出现了驰骋商界的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3]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舜是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商人的“黄金时代”。[24]齐桓公起用商贾管仲以商富国而成霸主；范蠡辅佐勾践称霸，功成身退商以致富，遂成财神陶朱公；弦高犒师，机智爱国；商人助郑开国，郑国立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子贡经商纵横诸侯之间，支持老师孔子完成理想；白圭曾为魏相后仕秦国，经商成巨贾。及至卫国“国际大商人”吕不韦拿政治当期货，操纵政治，物极必反，遂使秦皇刻石抑商。汉初商人又“交通王侯”，诸侯经商做大酿成“七国之乱”，终使汉武帝严厉抑商，独尊儒术，奠定了延续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本商末”的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私人资本干预乃至操纵政治，政商“旋转门”已是欧美日普遍现象且深受其害。我国历史上早知此弊并加以抑制。无非汉代及以后矫枉过正，遂使我工商落后于500年来之欧美，实是国情和历史演化使然！如今许多人“碎片”历史，虚无历史、不辨真伪，一味责难我自古就“重农抑商”，片面极端，误国害民。

笔者之所以讲以上历史，并非复古或肯定汉朝以后抑商政策的绝对正确性，只是想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有其特点和优点。如今某些人对自己的“祖宗”缺少起码的自尊与自信，妄自尊大已没有，妄自菲薄已太甚，一定要拆了故宫建白宫，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的媚外式教条主义盛行，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连西方人都感到惊讶和可笑！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期”，衷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

（编辑：东源）

[1]吴渭南，某民企高管。

[2]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黄群慧，刘湘丽等：《新工业革命，塑造全球竞争新格局》，《人民日报》2014年02月10日。

[4]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5] （韩）洪夏祥著，（韩）李浩栽译：《三星总裁李健熙》，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6]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5页。

[7]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0/content_2677109.htm。

[8]胡泳、郝亚洲编：《张瑞敏思考实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

[9]摘自《德鲁克对中国管理者的致词》，http://www.pfda.com.cn/drucker_about.aspx。

[10]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11]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12]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3页。

[13]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年1期。

[14]欧阳君山：《老板们为什么要担当社会责任》，《中国工商》2014年3月号。

[15]刘振：译序。（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6]李际均：序言。(美)威廉•恩道尔著，顾秀林、吕德宏等译：《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17]详情请参考 (美)威廉•恩道尔著：《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

[18]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19]南怀瑾：《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0]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选编：《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31页。

[21] （美）陈锦江著，王笛等译：《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20页、3页。

[2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23]编者前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24]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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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

吴渭南

2014-07-24 16:45:50

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成为全心全意的爱国者。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025.93万户，占到实有企业的78.4%，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这是民营企业家[2]被赋予的历史定位。

12年以来，对民营企业家这一历史定位却很少见有更细化的诠释。笔者不揣浅陋，特陈管见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规定的使命，角色和身份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是积极地以这个梦想的方向为奋斗方向，以这个梦想的需要为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使命的群体。他们应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塑造者，而非旁观者、破坏者。既要有所作为，增加正能量，又不能无所作为，胡作非为。娃哈哈公司创始人宗庆后说：“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能够跟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让我的员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群体，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3]

定位规定作为，角色就是底色。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定位、使命和角色，意义重大。这既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又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接纳程度和评判标准。

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太平之世，埋头经济，不谈爱国久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热爱、捍卫和增进国家利益为荣，以漠视、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为耻，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基因，也是团结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曾国藩说：“为人须有好师好友好榜样”。榜样选的是谁，人就会模仿谁、变成谁。在今天这个利益诉求多元化、个人价值自我化、市场经济逐利化的时代，民营企业家以职业诉求在商言商，把胡雪岩、李嘉诚、乔布斯、稻盛和夫等作为榜样无可厚非。但是，以荣毅仁为榜样的人相对较少。

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荣毅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4]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荣毅仁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他是把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功德高山仰止，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做到的。但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在商言国”的选择，却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学习的。

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同样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有地位、有影响力。”[5]民营企业家爱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其次是带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竞争上，但国力竞争不仅仅是科技和财富之争，从来就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争。去掉了爱国主义，只会使人陷入唯利是图、个人利益至上，被人利用、人财两空，乃至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境地。

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说：“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中国正在上演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的主力基本由新富阶层、贪官污吏和知识精英组成，都是身家千万、亿万的富人，目的主要是转移资产，海外投资和子女教育，出国定居。……当外国企业，境外资金想方设法通过中国的同时，大批的国内富翁却在不惜血本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据说会卷走上万亿元资金，正在掏空中国，动机并不单纯。因此，受到舆论强烈谴责”。在富人移民中，有一类叫“裸商”——即家庭成员迁居国外，自己在国内从商，移民不移居的商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是财产经济的换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比如，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者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便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6]

更值得警惕的是，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资产，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海外利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个人私利极易被国外势力欺骗利用、或干脆与国外势力联手，和反华分子、国内腐败分子勾结，渗透政权干扰决策，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的“先富群体”，其财富本身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经济大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才会有个人的幸福。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看中国，将财富留在国内，与人民共进退，才是正道！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才是普世价值。当某些“先富群体”在埋怨国家、甚至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是怎么来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努力得来的，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当某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们抱怨社会舆论“仇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想到过黑砖窑事件、毒牛奶事件，以及不断曝光的类似黄光裕、刘汉等犯罪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公示和观感。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7]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荣毅仁故去的9年间，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老板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他们与以荣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民族（营）企业家相比，在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度、个人水准等方面几乎“整体性”落后，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国家，对本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培树倍加重视，悉心呵护，甚至立法加以规制保护。而对其他国家战略对手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则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优势和实力资源，或贴上各种标签加以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或以各种隐形手段渗透影响，竭尽全力促其淡化、弱化和异质化。总之，防护自己和摧毁对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免疫系统﹐是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盗窃国’的既定目标和长期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它国家对经营本国精神战略资源轻率地懈怠和忽视，都将付出难以估量的历史代价。”[8]

“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讲过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9]

我国应该特别重视对“先富群体”的爱国主义宣教。要利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企业党组织以及各种传媒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立法形式对各种爱国言行进行规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向荣毅仁们看齐，不要学万润南、赖昌星、刘汉们，要认清大势，爱国有为，遵纪守法，把个人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0]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11]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2]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道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3]

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综合起来看有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4]由此可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年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15]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

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16]

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民企替代不了国企；而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民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都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是互补关系、兄弟关系和“竞合”关系。所渭“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实质上都是市场主体在国家基于国际竞争和宏观调控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动态表象。民企与国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及其它形式的合作时，应该在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采购招投标、商品买卖等等方面透明公开、规范交易、互相监督，同时，接受社会舆论、群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查。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市场大，早已经成为外资跨国公司觊觎的“肥肉”。外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科技、原料和市场的垄断，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国企和民企不管是各自或合作发展，都应该“利”不容辞、义不容辞，共同把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

第二、注意资源配置的质量而非数量。实力企业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据统计，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入围门坎231亿美元）我国共有95家企业上榜。[17]从上榜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存在着实体经济乏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结构失衡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上榜的7家民企（平安、华为、沙钢、正威、魏桥创业、民生银行、吉利集团），高科技信息产业只有华为1家。其余6家在传统产业和金融业，企业结构失衡、杠杆率过高、收入盈利能力稳定性不强、劳动密集特征强；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要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就应该把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作为必要的“规定动作”，不能“倒果为因”——盲目地以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追求目标（这是落实好“规定动作”的结果）。仅仅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不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布局、供应链、资本、管理团队等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国际化。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配合我国国际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做好国际化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也要依据形势和变化出台或修订相关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及其国际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