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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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王湘穗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6月 2015.06.10 10:20:28
4月28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了“中信大讲堂”第2期报告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以“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战略选择”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报告以1500年世界体系的演进为基本线索,通过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体系4个周期的重大变化,得出“天下三分”——世界将分为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的结论。王湘穗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导人新近提出的“共同体战略”,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之举,而“一带一路”构想则是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习主席2014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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