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
2015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围绕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对话。
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
傅莹：过去一年，我们在纽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您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了解今天的中国。您曾经告诉我，目前让您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的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而您在书里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首先，每个国家面对变化和挑战都必须作出自身相应的调整，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独立于世界，但是面对一战和二战这样势不可挡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前苏联忙于重建，所以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维系主要是一种朝贡的状态，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应该明确指出，中美不能互相威胁，而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中美如何超越分歧，共同迎接挑战
傅莹：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自身也面临挑战，例如，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理解世界并更好地向世界解释自己？当中国在捍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秩序。这里存在观念上的分歧。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顶下相容？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迎接这方面的挑战？
基辛格：虽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每个国家都应当学会如何其理解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在。我的建议是，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而不是动用武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很有远见，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由哪个国家控制或主导。另外，对于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南海等，我希望可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更多大国经验的世界大国，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绝对安全不应当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没有哪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因为那将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动荡、核武器扩散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美国是“矛盾的超级大国”吗
傅莹：您在书中试图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一个词“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 superpower）在您的书中来描述美国，说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
基辛格：我曾与一些中国学生展开对话，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做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但实际上，美国很多事情都在历史上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比如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以前从未有过全球性的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其表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全球事务和退出全球事务之间不断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痛苦经历。我常常告诉我在美国的听众，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美国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美国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漫长，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耐心。
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傅莹：您曾经问过我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的？我说，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所有国家都应是平等的，各国应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很矛盾呢？有些美国学者会跟我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接受美国所创建的这一切呢？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一些人却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应该合作。我想问的是：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基辛格：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和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宝贵的经验。而中美间有着不同的经验，但一些问题共同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和美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伙伴。双方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我45年的生涯中，我已经见过五代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未来非常乐观，相信中美双方能够找到最终方案。
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
傅莹：中国有很多学者也正在研究未来世界秩序的问题。例如，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的，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稳定的双边关系。总之，在中国学界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多。虽然中国没有做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所以请问基辛格博士在这方面对中国学者有什么建议？
基辛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中美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中美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美国相信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来改变其他国家，而中国则更相信以身作则，所以中国从来不对外派传教士。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规则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双方在观念差异上的挑战。
我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我们会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这十分危险。我希望我们两国能从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中国也将受到尊重，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
（编辑季节 翻译杨利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年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编者按：现在宗教问题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当中，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015年10月24日ʌ...
宗教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宗教问题首先具有其现实性，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其次，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难，也就非常“硬”。当我们面临中国梦、面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国内国际的现实问题。
宗教问题是现实的，有很多当前需要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不应回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复杂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无论治标治本都要拿出办法。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尤其是大宗教）有两个面向：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宗教的出世间法，是指其超越人类生命及其认知的有限性，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解释体系和实现解释的路径指引的意义。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世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世间弘扬教义，争取信徒，并且尽量扩大它在教众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是宗教的世间法的面向。
在“世间法”这个维度上，宗教事实上是人类早期提出的一种将不同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构成某种信仰共同体的实践。在各种宗教当中，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受到压迫，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比别的宗教更为严密、系统的有效组织形态。这样的一个严密、系统、有效的组织形态，经过特定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流派，即东正教。
列宁构造的所谓具有铁一样纪律的共产党，它体现的一些根本的组织原则：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套组织机制，其背后的文明论传承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上而下的单维度的宗教教义传播、训导、选拔的机制之上，因而它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到人民中、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这个维度，但是它缺少一个互动的机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从一开始是依照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原则组建并强化党的组织的，但在毛泽东主席为共产党奠定的党群关系中，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从来是强调是一个双向的——不但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来；不但有教育群众，而且要接受群众教育。中国共产党成执政党之后，曾经极为有效、双向的跟群众互为师生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交流，伴随着与现代国家管理相应的整体性的一个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要在这个时代重新让共产党恢复理想信念，并且让共产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思考如何让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在当下的现实情境当中，能够重新有效的激活曾经在历史上对它发挥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
我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形态：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这样一个合体本身是承担起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精英团体这样一个身份。
如果要讲中国共产党修养的话，一般来讲，儒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它的心性论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平等，一是觉悟，这两点社会主义也作为自己特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理论。“宗教复兴”在国际层面，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带来的问题；在国内层面，是宗教问题的外溢或者社会化，宗教变成社会问题才引起了关注。
我把宗教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治理型宗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三大宗教。它的特点是有信仰、有行动、有组织。治理型宗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一个类似政府或者超越政府的结构。第二种是信仰型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除了信仰之外，它也讲修行。还有一种就是邪教，犯罪型的。这几种类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治理型宗教和邪教。
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情况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首先，这个理论要全面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二、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应包括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退教的自由。
第二，要尊重中国的宗教治理传统。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政权层面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政教关系。宗教不干政，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二是中国传统对宗教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手段，以社会秩序和民生作为导向，尤其对宗教犯罪进行打击。三是我们的立法应当完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但不管有多少个问题，首先，政治问题它不管，管的全是行政问题；其次，在宪法层面上，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需要权威的解释。
第三，宗教本身的行动要合法，要组织有度。还有就是规范传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的信仰权利以及社会秩序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政治神学是超越现实的未来想象。首先，我感觉，我们现在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讨论政教分离，在某些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晓得欧洲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的实际生活大部分都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只不过渗入日常而不自知。我们今天在学术讨论中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教分离，它在现实中实质性价值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宗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当我们谈论政治再也不从理想的角度去谈了，我们也不再谈政治神学了。但实际上，政治本身就必须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现在与过去的重新叙述。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片中，提出了现在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对“他们”的战争；它希望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完全建立在以它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想象之上。同样，欧洲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回应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应方式同样也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本身就不指向世界，更不指向未来。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到的一系列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就超越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我们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今世界，除了前南斯拉夫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人民大团结挂在自己的政治中心的，这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要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理想，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
唐杰（重庆大学讲师）：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实证性。实证性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实证性的宗教区分于自然宗教。在自然宗教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跟神是有关系的。黑格尔用实证性批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化——即总目标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在一个细节里面。
这个概念已经说明，现代工商业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体不能理解现代建制的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批评这种实证性，首先要克服“现代”的四分五裂。他和同时代的人希望以总体性的召唤把个人投入到一个无限的事业中去。以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我的问题是，如果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实证性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宗教复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趋向于一个秩序的重建，实现一个实证性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实证宗教。第二，它是对既有实证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从这个角度去看儒家思想的复兴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自身总体性目的势弱的时候，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来恢复秩序。第二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其实就是宗教。在这种方式下，儒家成为一种反抗式的思想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今天主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宗教虔诚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
一种观点认为有利，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信教的人越多，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与自杀等问题就会越少，人本身也会越健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信教的人更服从管理。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人普遍支持有神论，但是根据1990年到2005年的一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有神论其实存在很多不利的地方。谋杀率、青少年性病的发病率、堕胎率等数据证明，其实越信教越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信教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的好转。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不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健康。
再看中国，2012年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跟踪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9.56%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信教的人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佛教，第三位是新教，第四位是道教，第五位是伊斯兰，第六位是天主教。根据2015年人民大学的中国宗教报告提出，中国的宗教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批准设立的，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30%的人进入到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体制，60%的人认为宗教政策是松紧适度的。第二，半数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反对政教分离原则，支持用国家力量来发展宗教。第三，信教的教徒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不再以老人为主，半数以上的教徒在60岁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第四，教职人员年龄结构在30到60岁，其中11%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宗教界最希望做出的宗教政策调整有三点：第一是尽快审批新场所，第二是要登记，第三是教职人员认证。在调查中发现，信仰天主教的人文化程度最高，13%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伊斯兰教是制度最完备的，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最严格。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每年的慈善事业做得较好。道教是五大宗教当中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11%的道观都有国际文化交流。
从总体上来说，世俗化更有利于社会治理。中国宗教发展的原因，可能的确和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弱化，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弱化有关系。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衡量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理念的方向也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转变，不认同政教分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更加密切。
从政策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一个内外的视野。内部的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与阶层分化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从外部来说，又是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突出表现为新疆和西藏边境的治理困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难民潮、人口变迁与宗教复兴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难民潮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只是当前难民潮的发生具有特定的根源。
中东人的主食是面饼，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是埃及。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在文明、人口还是社会和经济上，埃及都是核心国家。埃及有8500万人口，2013-2014年共进口640万吨小麦，2014-2015年是460万吨，估计2015-2016年可能是400万吨。为什么几年来小麦进口会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它的收入在减少。
埃及的四大经济支柱，第一是石油出口；第二是侨汇；第三是旅游；第四是航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埃及的四大收入来源。石油出口是中东地区普遍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的油价低迷已经持续了一年。收入减少意味着可以买到的粮食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正常情况下，埃及的食品通胀率在10%左右，今年达20%以上。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埃及代表了整个中东的情况，今年叙利亚粮食缺口大约是80万吨。连最基础的粮食都已无法保证，这是难民潮发生的一个经济背景。
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都预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从其他数据来看，如人口生育率，欧洲的希腊为1.3，意大利1.2，西班牙1.1；亚洲的韩国为1.2，日本1.3，中国1.6，都远低于需要维持人口数量的平均生育率2.1。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城市人口当中，40%是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15岁以下的青年人；预计2040年法国总人口当中的穆斯林占比将超过50%。这是一种意义巨大的趋势。而且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一些国家也是穆斯林国家。高出生率并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人口主要输出的地方。
这种人口变化跟宗教结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当前全世界考古最大的热点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它产生于1.3万年前。而根据基因科学推断，小麦的最早产地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早期的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宗教本身解决了人类的组织问题，人类因为有了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理由，才能够逐渐组织起来。从人类文明产生一直到现在，最大的组织性来源就是宗教。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有宗教复兴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国家、政党之类的现代组织替代宗教组织。但是发展到当代，个人可以不通过这种组织行为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一种脱离现代性组织结构的关头。这就是宗教在当代复兴的原因所在。
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
祖力亚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的穆斯林，除了塔吉克之外大多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还有一小部分叫做苏菲派。所谓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尽管不能等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原教旨主义开始进入到新疆地区。但原教旨和极端宗教还是不太一样。极端宗教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暴恐，其次是干预世俗的生活。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不能唱歌。比如政府发的结婚证，它不承认；再有就是坚定的排斥异教徒。这是极端宗教的表现。
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回纥在历史上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促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我们看待新疆的宗教问题，包括对维吾尔族的宗教政策，不能抛开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来得太急。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精英，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整个民族现在已经被极端宗教或者原教旨主义裹胁了，停留在最保守的状态中没有前进，已经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我们的整体教育程度，包括科技文化创新能力，怎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代化太急，导致大家焦虑，出现了文化上的不适应。
这样的讨论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在跟进，但这似乎只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大家的关切度不高。我们要关注到维吾尔族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让他们的影响扩大。
吐尔孙（清华大学博士生）：对新疆宗教状况，我谈四方面要素：第一，现代性问题。基督教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宗教的现代化，基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与过程。大概从清朝末期开始，汉族中原地区就出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景象，但到文革中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难以适应外面社会，出现了整体的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通过宗教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宗教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还难以实现或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
第二，教育问题。维吾尔族的升学率非常低。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的不到40%，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不到10%。在宗教教育这方面，全国也只有几个学院能够培养出宗教人士。但是新疆有一千万人口，有宗教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文化问题。解放初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当时国家拨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时的《红灯记》，也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市场化改革以后，电影院没了，至今很多县城没有电影院，当地群众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很难通过汉语频道来了解或者接触到文化产品。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就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第四，民生与就业问题。现在维吾尔族社会，青少年就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逐年减少，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劳动技能、技术不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强调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没有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首先，要保证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现在一些学者和官员把好多问题归结到清真寺，其实清真寺本身不是问题，如何正确发挥维吾尔族人民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维吾尔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把就业、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战略高度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谈新疆的宗教问题，不能就宗教谈宗教，而是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中来分析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宗教问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宗教复兴是因为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体现出来。比如中东伊斯兰的几次复兴运动，都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被蒙古帝国灭掉以后，出现了第一轮的原教旨主义；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也处于危机状态，就出现了瓦哈比主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再次处于一个转折和危亡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宗教复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的根源也是在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信仰宗教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99%，现在比重降到20%，这意味许多个体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没有保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追随者。这其实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种无力、无助感在精神上的体现。
面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一定的安全感。
反思农村宗教消极治理思维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农村的宗教在扩张，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么去应对它？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发展民间宗教去抵御外来教会的传播，但实际上，民间宗教在地下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还有一种观点是，地下基督教很难管理，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呢？这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管理宗教问题。
总体上现在对宗教的管理，尤其是对农村宗教的管理就是统战和行政两个思维，但都存在严重问题。统战思维落实下去就是只关注教会里有地位的。这就不是真统战，而是搞关系。行政思维就成了只要你不出问题我就不管。这两种搞法导致我们基本上掌握不了基层宗教的信众。宗教局一般也没几个人，宗教管理也没有纳入整个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内容。
现在宗教治理实际上非常消极，基本上是失控的，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整个基层组织，党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只要跟政府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能转化成数字化管理的，基层都不太有动力。其次，农村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和党组织是同构的。党组织过去做的工作它全做，而且学得非常像。现在基层组织到小组一级已经没了，自然村已经瓦解了，很多行政村的组织是瘫痪的，但是地下教会组织却非常完善。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对待宗教的这种社会组织土壤。以前的民间宗教之所以有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组织跟它的基层组织相配合。现在基层组织的瓦解与消极无为，是治理中的最大隐患。
（编辑 丁凡）
为配合中央正在进行的学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1月14日召开了学习《指导意见Ӎ...
为配合中央正在进行的学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1月14日召开了学习《指导意见》第三次专题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和企业领导有：邵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资委原副主任）、周渝波（国资委副秘书长）、楚序平（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蒲坚（中国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邵宁同志作了长篇主题发言。到会专家对此进行了研讨。
周渝波：进一步理顺国资监管机构和企业的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脉络和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由国家出资和党的领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核心问题或者说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不断调整、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指导意见》公布后，我和党校里来自企业的同学讨论，他们认为现在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放不活、管不住。“放不活”就是活力不够，因为干预多。但同时企业出了不少案件，感觉不到有力、有效的监督，多头监督，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指导意见》提出的下一轮改革举措，是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我体会，这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在国资体制方面，第一是“拉开出资距离”，第二是“拉近监督距离”。
拉开政府层出资人与企业之间的距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管企业的出资人职能逐步整合到国资委，但国资委一定不能管得太多、太细，以至于对企业的具体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预。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十六大的方向，进一步拉开国资委与监管企业的距离。《指导意见》提出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强调按照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特别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在国资委和大部分实体企业之间明确一个隔离带，把政府特设机构承担的对企业管理的事项，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的经营事项，进一步探索界定清晰。
当然，“明确一个隔离带”主要是指，现有一些企业集团可直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而不是另外去叠床架屋式地搞两类公司。我个人理解，进一步改革探索的关键可能还在于国资委职能怎么转变，要继续授予企业股东权利。现在有些说法存在糊涂概念，比如说两类公司对子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其实这个权不需要授，因为按照《公司法》规定它本身就是两类公司的权利。所以最主要的，应该是研究国资委层面履行出资人职责方面的一些股东权利，哪些可以授权两类公司行使，应该在这方面深入探索、加快突破。
拉近监督距离，就是怎样整合监督资源，实现监督全覆盖、不留死角；同时，努力避免多头监督，防止一方面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另一方面监督责任又不落实。现在企业出了一些资产流失和腐败案件，但找不到监督责任主体，这是不应该的。这次改革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专门出台加强监督的文件，都是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拉近监督距离，落实监督责任。
从目前地方情况看，在体制模式上有两种典型做法：一种是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国资委自身职能转变，现在很多省份都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现在经常讲的制订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一般是对政府而言的，列入清单的权力政府可以行使，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主要是对政府行权的对象而言的，除了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以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去做，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从社会上的企业到个人，不存在要一个自己的权力清单问题。这次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我听到的最大的反映是企业感觉不解渴，国资委系统内部也有一些反映，主要是说含金量不高，对企业管得依然过多过细，所以还要下更大决心和更大功夫。
第二种做法是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动体制完善，促进国资委的职能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在把国资委承担的一些股东职权授给两类公司方面采取了不少实质性措施，力度很大，应该说这方面的探索本身是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个问题是，政府层面对两类公司的出资人代表又多元化了，除国资委外，社保基金以及一些相关政府部门，都可以按照一定出资比例派自己的人进入董事会。这是对十六大以来的国资体制的重大调整。十几年来，政府层面在管企业职能上一直是按照政资分开的原则，往“合”的方向走，一直在纠正“多龙治水”，政府层面出资人代表不应该多元化。
另一个问题是，出资人的职责有分散化的趋势。如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利，以前一大半交给了国资委，现在一些地方又收回去了；又如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权利，国资委参与的越来越少，这与十六大以来反复强调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要求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感到，在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进国资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出现“选择了正道、跑偏了方向”的情况。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将出资人职能放回到有关部门去行使，另一些放给两类公司行使，下一步国资委的工作是什么？也许包括：基础管理（负责产权登记等）、考核评价、监督，等等。如果这样，今后国资委的考核监督等工作，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中的关系。
深入理解《指导意见》需要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家都认同：改革30多年，国企改革80%的任务已经完成，国企竞争力大幅度提高。据统计，2013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3.8万亿元，占全国税收11.1万亿元的34.2%，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9.5%。南北车合并形成世界高铁领头企业；“9·3”阅兵展现了我国国防科技的强大实力；我国几乎有一百个国有大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成绩单摆在那里，下一步改革是在这个起点上再上一层楼。很多人不清楚我们国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走过来，克服了多少困难。现在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要真正落实到正确的改革出发点。
蒲坚副总经理根据自己长期在国企工作的经验提出：对国企改革的目标要有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明确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次要服从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事业；最后是实现企业利益目标。要兼顾这三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目标就会“翻车”。要力戒把自身利益作为唯一目标的倾向，企业经营要追求利益，但不能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中信不仅完成了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而且承担一些国家战略任务，如投资海外资源和基础设施，这绝不仅仅是为盈利目标。商业性公司如果没有前面讲的三个目标，很可能变成为一小部分人服务，就会走偏方向。
关于“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以及对其操作意义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做到管资本，就包含了出资人的各项权利，不必再在企业层面做文章。多数意见认为，不同的人，对“管资本”的概念和操作意义的理解不可能一样。要注意“管资本”的提法，不是忽视国有企业出资人应有的责任。要避免出资人职责分离，再现多头管理弊病，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恰恰是国际上最具有技术优势的西方企业。在“管资本”这个大概念下，还要把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的国民经济中坚骨干作用发挥出来，特别在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在调整政资关系、政企关系方面要积极稳妥、谋定而后动。
国资委是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成立的国家特设机构，应该按照《指导意见》要求，执行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职能。国资委不仅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要承担国家战略目标。
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概念和实际运作。大家指出，现有很多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就不必在上面再加一层机构。现有中小型企业可以加入大集团，这样做比较稳妥。到会中信集团领导指出，从中信的业务看，它本身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它根据商业原则运作，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持续性的价值，可以增持或减持所属公司的股份或者其他资产，或者前瞻性地设立具有创新性产品的企业。同时，作为资本运营公司也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关于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邵宁指出，通过前一段的探索，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制度和程序，党的领导可以很好地和改革的实践结合。党管干部管的是政治要求，人才具体放在什么岗位，应该属于董事会层的选人用人范围。
来自国有大企业的专家认为，国资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保产生能胜任的董事会和党委书记，应该注重从一线人员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培养出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觉悟，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利润作为最大目标。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国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机构多重，各监督系统互不协调，信息不共享，真正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整合外部监督系统，建立会商机制非常重要。应以外部监事会为主，审计和纪检工作的面比国企宽得多，可以成为二线的抽查主体，作为一线监督工作的补充。
也有人建议：对国企的监管要向全体人民负责，仅仅是组织监管或部门监管还不够，甚至可能出现黑箱操作、利益的交换。国有企业应该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一个经营情况报告，因为它代表着全体老百姓。
经济下行时期国企要担当行业整合的责任
朱安东认为：《指导意见》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社会上一些人总是希望把国企改革推向私有化的错误方向，对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掉以轻心。
要警惕跨国公司乘国企产权改革收购股权、控制我国产业的企图。1990年代，东欧国家搞“休克疗法”，在两三年内，这些国家的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中，外资所占比重迅速从10%左右上升到80%-90%。当今国际资本在世界上胡作非为，渗透到后进国家的基础工业甚至公益性领域。近两年我国一些城市水务行业被外资控制，我国水务行业中国企比重只有60％左右（美国是92％），导致水务领域不断出现纠纷甚至丑闻，地方政府和群众起来抗议。现在水务行业再国有化已形成潮流，政府不得不向这些垄断性跨国公司付出高价。
估计全球可能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国内实体经济的困难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在多轮经济危机中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最后形成寡头或垄断，这是一般的规律。我们也可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各个行业在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谁来充当行业整合者就是个大问题。现在外资事实上正在布局、做准备。最坏的可能是，国企股权先由少数民营大资本收购，然后转卖给外资。我们不能让外资主导这一过程，应该做好准备，由国有经济的力量出面，担当产业整合者，改善整个产业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有前瞻的眼光和未雨绸缪的政策。
由中国工业报杨青等人经数年考察写成的“常开记忆”，生动地记录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开）40年发展、改革的曲...
由中国工业报杨青等人经数年考察写成的“常开记忆”，生动地记录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开）40年发展、改革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以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企业绩效不断攀升，成为行业的排头兵。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体制不仅能适应市场竞争环境，而且比其他经济成分毫不逊色。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是做低压电器的地方国有企业，员工仅1000多人。2012年，主营业务产销额17亿元，税后纯利润5亿多（2014年约6亿），税费2亿多。企业的利税率将近50％，利润率在30%以上。而机械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4-6%。
低压电器是竞争白热化的行业，中低压开关在大工程里是不起眼的零配件。常开能够在低压开关这个领域成为业绩如此突出的专业化企业，根本原因是产品定价权。产品定价权也就是品牌领导权。常开是怎样跳出多数企业难以摆脱的拼成本、拼价格之困境的？没有捷径，就是做好企业必须的功课：坚持技术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发展；正确判断市场，制定差异化战略，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现代化管理；敬重市场规律，坚持用户第一、质量第一、超前服务；公平分配，防止扩大收入差距。
唐春潮1991年调任常开厂长，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奋发图强，将常开建设成一家优秀的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他们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效和可贵的探索。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常开经历了多种形式制度变革：从国有股逐步退出到再次进入，从部分人持部分股到全员持股，到经营层持股，再次全员持股而经营层适当多持股等。在企业制度安排中，常开成功解决了职工股与大股东、个人股与国有股的关系，理顺了企业与政府、员工与高管、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重视解决利益的公平分配，最大限度地使广大员工分享改革红利。
在资本性收入分配中，常开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胸怀与情操。唐春潮在退休时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退出，放弃了每年数千万元的股权收入，并将此形成企业法规，为内部新成长起来的年轻骨干提供了机遇红利，为建设“百年常开”打下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唐春潮认为，改革“要有见利思义的情操，要有以人为本的情怀”，要“与职工群众心贴心，形成公平合理、职工群众普遍受惠的利益格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厂务公开，重大问题广泛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反复讲清道理，让职工群众知厂情、管厂事，充分享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企业的兴衰存亡，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核心，在于企业带头人的经营管理思想。常开在许多国企消亡的地方生存下来，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首先在于领导班子坚定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为职工谋利益”；在这些利益面前，个人利益要靠后放。这是常开经验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企管理的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企和一般非公企业的实质区别。
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应该并且可以发挥行业的支柱和引领作用。常开经验有力地驳斥了狭隘、短视的“唯产权论”。常开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领导团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三个重要的视角。这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案例。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主要讨论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主要讨论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的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条件下，如何发现新问题，如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
破除制度迷信 坚持实事求是
现在从上到下都说体制改革就是要“啃骨头”，就是要“改体制”。实际上，体制问题有可能掩盖的是政策、方向、道路和领导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潘维[1]教授认为，言必谈制度是一种“制度迷信”。对此，他提出了三点批评：
第一，制度迷信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是长出来的还是设计出来的？制度迷信者往往将制度视为几个“聪明人”在顶层设计时就冒出来的，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
第二，制度迷信导致了教条主义。对某一种体制的崇拜，实际上有可能在本地 “水土不服”，由此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
第三，制度迷信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制度越简单越有效。复杂的制度往往是拿一个制度去堵另一个制度的漏洞，越是叠床架屋，制度所带来的漏洞就越多。拿一个制度去覆盖一个制度，只会导致更多的制度漏洞，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大家口口声声所说的要“改革制度”这件事情。
潘维还分析了历史上王莽改制的例子，并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候就有类似“王莽改制”那样的危险性，不谈政策，不讲实事求是，不解决老百姓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天天在那儿空谈理想制度的实现，这叫做历史唯心主义。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中国道路面临新的治理格局，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化，黄平[2]所长认为有必要重温毛主席所说的四句话。
第一句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仍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第二句是，“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则。离开这两条根本原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句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四句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黄平指出，全球化不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其实它背后也具有张力和多重可能。比如说，一种是美国主导或者西方式的单向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各国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参与进来，甚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现在称为“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的制订的全球化”。
黄平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资本、信息、劳动商品的流动，甚至是劳动者的流动，它也包括整个治理结构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设计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改变中最重要就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了主要的行为者。比如说跨国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排在最前面的10个跨国公司，其资本总和已经达到联合国倒着数的那100个国家资产的10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达沃斯论坛那么有影响力，而联合国却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的原因。联合国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而达沃斯论坛是以大公司为主导，小的公司、组织也有很多参与，还有微型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这是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甚至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在这样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客观趋势的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的崛起。而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崛起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它是一个区域、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冷战格局的时代，曾经出现日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四小龙”的发展，以及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那时还只不过是沿海一些特区）。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正在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崛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崛起，这是三五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说，中国近代是“三个三十年”，改革以来的三十年；建国以来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还有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眼下这三十年的成就，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三百年的变化，以及中国至少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三千年的变化。治理格局变化下的中国道路，它的意义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范畴中，不止是道德和价值层面去评价好不好、有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认识的、分析的层面把这样一个非国家的现象、全球化的现象和非西方的现象变成一个分析的范式。
黄平特别强调，用所谓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框架来分析下一步的治理模式，就不止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和以当时英国模式为蓝本的线性发展路径，但当今整个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下的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意义则要丰富得多。
西方主导的治理核心
过去大约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整个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过往这五百多年来西方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什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失败在什么地方？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强世功[3]教授认为，全球西方主导的五百年治理的核心由两个概念构成。
第一个概念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都要在西方文明的导向下变成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这是西方治理的第一个要素。与此要素相对应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资本。换句话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过往五百年治理的最主要的特性，其他都是附带的。但是，至今的全部问题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断地在摧毁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以后，资本已经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格局。面对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资本要实现全球的一体化，就必须要摧毁这些主权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全球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失败国家的问题。如果失败国家处在宗教地区，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内在的矛盾，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成果。
如何理解这两个内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强教授认为，这是两个现象的矛盾。金钱、利益或者说资本和所谓的道德、政治、宗教信仰之间，究竟哪一个在价值上有所体现？这个矛盾从古至今就存在。古代的传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一定是政治、道德优先于利益、经济，而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则是把这个秩序倒过来了。倒过来以后，资本主义就特别容易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道德，甚至一切东西。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五百年的历史，就是资本和民族国家矛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资本摧毁道德、摧毁宗教，甚至摧毁一切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成为资本和政治进行斗争的最后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全部问题表现为政治与资本的角力。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反过来控制资本，这个问题要从全球的历史范围来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关键。中国能不能成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是中国失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取得了全部的胜利。
为什么中国变得如此重要？强世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高于资本并控制资本，但是中国的利益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历史上有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是资本一直从属于政治，道德高于资本。这就是中国有那么发达的商业，但并没有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因。如果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是借着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借壳上市”。所以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几千年来处理政治和资本关系的模式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所不同。中国的模式，我们现在的模式，核心在于资本要从属于政治的目标，道德的目标；社会的目标要高于资本的利益目标。如果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取胜，甚至能不能作为一种范式在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取胜，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切入点，“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西方的资本模式相比，究竟谁能成功？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很快就和“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划分到一起了。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不成功，那就证明中国要抵抗资本的模式也将是很难的，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意义的模式。所以，中国今天的模式绝对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还涉及到此模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处理问题。
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还有一个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定位，它的方向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它的重点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的看法和西方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这两者之间是有错位的。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实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就是中国多出资金、多做事。它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霸主，西方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挑战西方在全球现有的主导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是随大流，但是它们希望中国的发展经验能给它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们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同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服务“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国内的发展，同时又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和平。汪卫华[4]教授就此总结说，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如果说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用“新干预主义”来标识的话，中国现阶段的作为则可称之为“多重的双边主义”。
在谈到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汪卫华教授总结了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不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而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参与全球治理。这个目的很清晰。
其次，今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当年英国那样向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以及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这种带有理念性的东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非常实际的，它不是一个理念主导式的，所以它的身段是可以放得很低的。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核心词叫“话语权”，可是当你连话语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哪儿来的话语权呢。
再次，中国现在所谋求“制度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影响全球治理各个具体领域的议程设定。话语权不是话事权，话事权是最后你说了算，而美国追求的就是话事权。但是，中国不去追求这种话事权。习总书记的讲话里提到，各国可以在一起广泛地进行商量。所以，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就是议程设置，比如G20峰会，本来是一个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机构。2015年轮到中国当G20的主席国时，我们发现从澳大利亚开始， G20峰会朝着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侧重，土耳其也有这个意图。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最耀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发展经验，那么这个发展经验能否借助于G20峰会这个多边的框架，放到世界各国议事日程当中，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才是所谓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不是我们要去替代美国“民主”之类理念性的东西。
最后，中国对于多边框架的理解是很现实的，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我们今天经常使用“多边框架”这个词，但是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也不把它作为一个机构理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中国有一系列“一加多”的框架，其中大概有六个比较成形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这是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加十”的关系；中国和欧洲的峰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一加十六”的合作机制；中国和拉共体的论坛。另外，2014年习总书记在南太平洋和8个国家在斐济进行集体会谈，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一个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一加多”的论坛。实际上，这六个到七个“一加多”的对话合作的平台，加上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这两个事实上的多边机制，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世界上除了北美之外的所有地区。这样一个很务实的做法表明，多边框架是适合维持现状的，而双边方式、双边关系、双边外交的关系是适合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中国的外交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汪卫华教授给其戴了“一顶帽子”，名曰“多层的双边主义”。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呢？汪卫华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现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全是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
建立正确的分析框架 为中国道路及全球治理破题破局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强调，没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对潘维老师所提到的王莽改制，孔丹认为，王莽所谓的“顶层设计”是脱离实际的，所以他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迷信”确实是历史唯心主义。
眼下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市场化。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谁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对此孔丹表示，“我也是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我反对所谓改革就是市场化的说法。”
对于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以及政治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孔丹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骑在资本的马上”，而有些人都在提“骑在市场的马上”，而且想把这匹马驯服，这是非常艰难的。市场和资本的内在本质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内在矛盾的，要把分寸把握好，把握不好就不是“骑马”，而是“马踏人翻”。现在很多严重的问题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孔丹表示，比较赞成汪卫华的意见，中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习总书记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很令人震撼，他说，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去拥抱全球化的，正因为要发展，所以才需要融入全球化。如果能够封闭地独善其身，那我们何必还要参与全球化呢？
对于所谓分析框架，孔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不能脱离实际。他希望年轻的后进者在分析问题、做交流的时候，要对分析框架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会南辕北辙。
孔丹特别提到，看法、观点乃至理论都要和现实连接起来，付诸实践，叫“破局”。现在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问题的讨论，可称之为“破题”，仍需要通过实践来“破局”。“一带一路”就是“破局”的要点。
（编辑 迟晨光）
2015年4月4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召开的法意读书会上，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绍光所著《中国•政道》和z...
王绍光*：我所著的《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而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戴上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比如说有些民主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欧树军*：王老师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的关系，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国家能力上，尤其强调国家的财政能力。后来他又转向了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思考。中国很大、政府层级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理解中国体制的复杂性？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有没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现代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如何把中国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去设想一种更好的模式？最近这七八年以来，尤其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对整个未来方向的争论，在治道意义上到底如何摆放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位置？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三者又如何来处理？在这些问题上，王老师的很多观点是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
“群众路线”这个词，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等类似的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整个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式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覆盖和笼罩了。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这样一种制度，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它不是落后的，保守的，也不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被重新激活的东西。对于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王老师有一个观点是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参与特性，公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欲望。王老师说，中国最为独特的是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就是讲群众路线，是决策者走出来，走出学者所说的“黑箱”，去主动地了解民情和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的“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激活群众在整个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它的界定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讲要学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解决人民群众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要“走出去”，而且是要走到人民当中，通过向人民学习，让人民群众变成非常积极的政治主体。在我看来，在新的条件下这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与此有关，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恰恰也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需要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不能仅仅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不能激活群众组织、激活人们自发参与，最终只能走向形式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把它制度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这种最小的共同生活的集体，哪些事物是应该共同决策的？通过群众大会或咨询会，哪种决策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不仅要满足大家的参与感，满足大家民主的诉求，同时又要有效率，这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基层的制度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一个群众能够参与的机制。另外在文化层面，有没有一个形式能够把社区的公共生活重新搞活？是不是可以在节日办一些庆典？或者是办一些传统的或文化性的公共聚会？当然我们更大的方面是指向共产党，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要注重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仅仅需要高压反腐的态势，同时需要一种治本的解决方式。群众路线本身融合了“治道”因素和“治术”因素，今天需要把这种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重新让大家认识和理解。
刘晗*：政体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老师讲的“政体”用法学的话讲叫“法律体系”，或者现在更多的讲法叫“宪法体系”，尤其是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法体系，有三权分立、权力保障、司法审查、联邦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谈的。刚刚王老师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政体”，它所适用的国家未必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如从我研究的比较宪法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耶鲁的导师去过利比里亚，给他们制定宪法。刚刚政变上来一批人推翻了独裁者，说要模仿美国来修改宪法，对其中规定当总统必须要35周岁以上的条文不满意。因为刚刚政变上来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可是规定35岁是有道理的，条文不能改。他们就把身份证上的年龄给改了，每个人都是36岁。外国的宪法就像一件很名贵的大衣，看着别人穿在身上样子很有钱，问题在于把那件大衣拿过来自己穿上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高富帅了？这就是所谓政体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讲回到中国，法律和法治当然很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来思考法治问题。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或执政能力；如果不能依法严格管控具体行政官员的话，效率会很低，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法治的方式。
潘维*：从冷战后开始，政体逐渐变成两种，即民主、专制两分法。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大家，他认为这两个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是平等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而今天政体决定论就出来了。王绍光老师讲的政体思维，我把它叫做“制度决定论”。怎么就制度决定了一切了呢？比如说我怎么会被偷了？在某些公知那里就是一句话，是制度不好造成的。
涉及到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党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吗？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走回自己传统里面去理解，我们已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太长时间了。当我们终于去了想象中的那些国家，而且一待八九年，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很多毛病。于是我们开始回归一个“道”。王绍光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清楚了：什么叫做政道，什么叫做治道？政道就是治国的目的，治道就是治国的手段、方略。所以“制度决定论”几乎是导致国家精神虚弱的一个巨大的敌人，而对这种治国思维方式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人太容易绕过制度了，叠床架屋的事我见得多了，因为制度是人来造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过这套东西，什么有个好制度坏人能变好人，有个坏制度好人能变坏人，但后来就不信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流行？而这种政道也好、治道也好，或者称之为大政方针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些东西反而讨论的人少了？老想推翻制度的人，老想“拆故宫、建白宫”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以至于渗透到了我们很高的层次？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出色的思想，震撼性的东西，特别的给力。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
编者按：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
37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而中国与世界更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国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与日俱增，也使得如何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37年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既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回避失误和教训。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孔丹[1]：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平台的主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会议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实事求是与中国改革》，我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比较多，学术理论基础比各位青年学者相对薄弱一些。但亲身的体验和经历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些实践的基础。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涉及整个国家民族、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的、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框架里，就很难回到我们原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过艰难困苦的努力，28年后夺取政权。新中国后的17年经济建设，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以两阶段叙述，1949到1956年是改造生产关系的7年；1956年到1966年是经济建设的10年；然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总共27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37年。
从建国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始终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认识路线。毛主席的认识论是党能够无往不胜的基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全党进行反思和总结，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创造了一个认识基础。
我个人对此有切身的经历。1977年，我调到当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在具体问题上，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对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平反；不能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发挥更好的作用。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实行改革开放。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我们是想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时37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央对这一段历史是做了总结的，这是一个“且行且思考”的过程。1992年我们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被视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提法。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笔直又笔直的发展过程，党内思想也不是纯粹又纯粹的思想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应该是我们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理论基础。
萧武[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很多新的思想禁锢。比如说，以为国企改革就一定是要把国企私有化，不私有化就不是改革。由此在一些政策宣传导向上出现问题。
国企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以承包制为核心，主要是放权让利。1992年到200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大规模退出，而在一些领域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石化行业，把原来行政管理的部门重组为几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到2004年告一段落，县以下的国企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地市一级估计保留下来的就10%左右，省一级保留的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也不多。全国范围内，留下的120多个央企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部分。
2003-2004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社会上发生了“郎顾之争”，对1990年代中后期广泛推行的“管理者收购”（MBO），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腐败和国资流失问题进行了披露，此后MBO基本被叫停。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资委，监管体系逐步成熟；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国企的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企目前的规模。国企改革这个过程，有一些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国企可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国企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国企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
第二，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国企在“进”的同时，民企也在“进”，并不一定说是国企进了，民企就退。
第三，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确定了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明确地划分了国企在哪些领域必须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哪些领域保持相对的控制力。这等于给国企的退出划了底线，不再是盲目退出。
第四，国企在过去37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贡献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讲政治。比如说抗震救灾，在南方遭遇雪灾影响电网供电时，只有国企才能不计代价地服从国家指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私企就很难做到。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对国企进行监管。之后各地各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有了专门监管机构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稳住阵脚，进行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做大做强。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是在1990年到2004年，国企退出过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医药分销体系，除了国药和上药，基本上全部退出，如果留下哪怕20%的市场份额，也能保持对药价的干预能力。而现在要调整药价没有了抓手。
第二，监管能力跟不上改革的节奏。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比较快，而当时对国企监管缺位，地方上能卖就卖，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当时国企经营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国企员工的社保包袱过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体制原因。
第三，配套措施改革不同步。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保并没有跟上，大量的工人被推到社会上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第四，一些行业的改革方案问题很大，人为地制造竞争。比如说电信行业，为打破垄断反复分拆，造成重复布网，浪费很大。电力改革实行厂网分开，放开煤炭市场，2002-2008年用电缺口大，煤价上涨，但电价由国家控制，给电厂经营带来很大困难，逼得发电企业去控股煤矿。
第五，什么都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窝蜂”。例如国企“走出去”，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国际化导致不少失败教训，大规模跨国收购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孟捷[3]：市场、社会保护和国家的作用
我们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框架，分析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波兰尼的观点是，市场的无限扩张会引起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他用无限扩张的市场和社会保护运动这对矛盾来解释20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波兰尼的理论同时也关涉到国家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保护运动当中，当然少不了国家的作用。
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更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国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道路的制度很多，老外也经常讲，最根本的是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改革以来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党也是与时代一起变化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党赋予国家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好好重新领会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何处？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还不够。由于改革以来国家理论发展的滞后，就容易受到天真的或狡黠的自由主义者的围攻。但自由主义是片面的，新自由派只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历史，却忘记了此前的历史。只知道斯密，却忘掉了凯恩斯。从希腊民主两百年的覆灭来看，统治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未必是“有历史的”（借用马克思的表达）。
王生升[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学术大腕，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熏陶和学术训练，让他们逐步接受某种特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并由此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某种一致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大命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命题是有限理性论，认为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理解市场体系运动的局部特征，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规律”。其工具主义倾向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放弃了有关思维和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客观上强化了有限理性论的影响力。这种认识论立场无疑有助于为现存关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的理性预期同样是有限理性，只不过其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与政府理性有限的无差异性，以此来否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方法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触及该假说更重大的问题，即超历史性和非生产性。经济人都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生产关系的抽象个人，而现实中对个人行为构成基本约束的生产关系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方法论命题包含两个核心要点：超历史的个人交易行为，及由此演绎的市场均衡关系。即通过“经济人”假说将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抽象为一个个平等的孤立个体，再以交易行为将这些个体关联起来，并演绎出没有矛盾冲突的市场均衡体系。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把企业理解为自然契约的连接，而不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
纵观经济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静态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动态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越被视为内生变量。
本体论命题，即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和谐系统，即：第一它符合自由原则，第二它具有经济效率，第三它能实现利益和谐。
从上述范式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成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观构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遮蔽性，它把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遮蔽了，而筛选抽象出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高度脱离的市场经济乌托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按照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方式对之彻底改造；同时将中国经济奇迹主观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典范。我们怎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成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读，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江宇[5]：医改的主要危险是资本化、碎片化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率先建立了保公平、低水平、全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降低了发展的成本，促进了社会团结。建国时我国人均寿命才30多岁，1970年代末就是68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教育体系。这就产生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同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有社会保障也开始瓦解。附着在国企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市场化的叠加，加重了国企负担。到1990年代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明显化了。进入21世纪，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同时对资本投资大开绿灯，我们从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成为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经营性国家”。在工业领域过剩之后，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服务业。最近几年，鼓励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又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这反过来抑制了内需。
虽然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现有措施还是鼓励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近几年，老百姓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不管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都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的营利性抵消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应该说，中国的体制是有利于推进医改的。我们是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有资本和大量的公共资源还在国家手里，制度优势还没有失去，我们也有条件避免“福利陷阱”。医改的危险是私有化、资本化、碎片化。健康是人生最基础的需求，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人民健康，很大程度上体现它的制度特征。医改首先要澄清医疗卫生的本质和使命。
何建宇[6]：多元化、群众路线和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
国家与众人之间怎样搭建一个基本的组织桥梁，这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部门成长速度在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逐渐被重视。
我个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是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市场分权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然而向社会分权相对比较缓慢。“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形成的后果是“小政府、大市场”。以市场简单地替代社会，显然造成了不少问题。观察社会力量或社会部门的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改革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有制部门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到现在大概只有20%，这也就意味着80%的人很难被传统组织延伸过去进行组织和关联。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是在减弱的。怎样去培育一套更有效的组织体系，或者去发现人民自己的组织，发现一些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使之能够与政党重新关联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展开，并开始改变政治过程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逻辑。同时还是党员的培养锻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和传统。
回到三个部门的宏观结构变迁，培育社会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人民政治的逻辑，又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力互动和平衡关系的理解。以前，单调的经济分权或者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不稳定、不均衡的政治关系。通过培育更加成熟的、跟总体利益和党的领导相关联的社会部门，不仅能促进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同时还能促进市场部门与社会部门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党和国家是与社会部门相隔离还是相关联，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验或者政治逻辑。
张翔[7]：关于“不争论”
邓小平对“不争论”的论述是有特定背景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在所有方面都提倡“不争论”，他既讲要“不争论”，同时也讲，仍然需要争论，认为争论的存在可以让决策变得比较科学。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网络的应用，社会意见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突出的案例是反思改革的社会舆论的形成。1990年代，在知识界已有著名的辩论。之后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公共卫生、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在2004年“郎顾之辩”达到了高点，那时还谈不上“水军”，社会民意在网络上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呈现。而一些学者则呼吁中央表态终结辩论。但社会上的辩论并未中止，而且对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案例是围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争论。到2009年前后形成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问题很多，不应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对讨论的展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正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社会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舆论管理方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治理的新思路。中央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怕因言获咎。新世纪以来社会辩论发展与中央政策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显示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建构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来自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
近年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操控手段越来越多变。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群众的声音能有比较充分的表达空间？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群众路线经验，基层群众的声音将获得此前所缺乏的能量，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得到锤炼。
王维佳[8]：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
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国企改革，福利社保制度，加入WTO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
舆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或人心问题，它跟舆论的生产机制变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熟悉的，以注意力资源集纳和贩卖为基础，以广告营收为主要来源的这套媒体生产机制，是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产生的，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表述，它是伴随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兴起的。
冷战时代，不论哪个阵营中的国家都对媒体的商业化有所限制，而把媒体看作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角色。1970-80年代之后开始解除管制，信息传播业成了大规模进行商品化、市场化改造的领域。
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它实际上默认了新的社会优势群体借市场化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1990年代以来，传媒业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媒体放权，一整套专业主义的业务规范和伦理也应运而生；围绕利润和“眼球经济”，引入了好莱坞式的高效生产流程。一方面，媒体内明细的管理层级和流程控制，把从业者的主动创造意识降至最低，成为“知识劳工”；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专业主义的说辞塑造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专业技巧参与社会热点的制造和解释，俨然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政治共同体。
这样，市场化的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意识形态，杜绝了从实际社会关系理解媒体生产的反思性视角，既掩盖了自身的“观念生产”控制机制，又为自身从社会中分割更大权力创造了合法性。
从这场逐渐商业化、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可以延伸出几个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在文化上。之前政策领域的主流看法，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的部门，不能让商业内容和低俗内容渗入。现在它越来越强调按照基本欲望标准来生产内容。现在很多新闻产品，就是用数据化的标准来定义读者，根据读者的兴趣定义其类型，然后不断推送类似的信息。新闻媒体教育和提升的功能越来越缺失。
第二个是政治司法过程和媒体过程的冲突。规范的政治司法过程要求审慎商讨，细致调查。但是媒体要求第一时间快速报道，快速下结论和问责。形象地说，今天政治资源被媒体“绑架”，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宣传媒体化”现象。政治运行的公共关系色彩越来越浓重，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是外部压力。市场化、商业化意味着国家从宣传实践的一线撤出，意味着放弃对新闻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而变为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这在中国媒体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明显。但冷战过后，很多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力量并没有撤出宣传一线，而继续以各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伪装和依托，不断地轮训世界各地记者，回到所在国，变成舆论领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典型的现象，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挑战。
最后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媒体领域的进一步资本化，而它借助的是所谓“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趋势”。互联网企业和知识界在合力打造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就是跨界、融合，然后借助这种方式构造新的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今天我们提出智慧城市、互联网+，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投资媒体，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一网打尽，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和讨论的。它跟我们媒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跟八十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
孔丹：实践性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最高品格
我们要研究现实问题，很多决策，其实是利害权衡的结果，不是仅从一个理念出发。怎么打觉得顺手，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反思，也不能拿文革的思路来套现在的问题，比如拿当年高官的收入来对比当今的腐败问题，这是不可比的。
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性是这一类研究的最高品格。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有的放矢。他说箭不能拿在手里面，好箭要面对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法论，首先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基础的地位上。最初改革开放目的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且行且思考，缓不过劲来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啊！我们锻造的思想，是要教育人民，反驳敌对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实践性品质才更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全面挑战性极大。你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小康后面是大同，小康后面是共产主义。全面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是小康，而是一个普惠人民、人人受益的这样一个目标。改革要坚持这个方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关于深化改革，一定要给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明确定义。难道改革就是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市场、把政府职能废掉吗？政府工作严重越位、错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该管的没管，缺位严重。丢掉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丢掉中国模式的精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政放权决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
有人说现在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共产党干部出现了双重人格的问题。共产党员一边讲社会主义，一边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习总书记讲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挑战也很严峻。如果能为中央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如果能把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事说清楚，特别坚定，特别明确，这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这个平台就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尽到了责任。
（编辑 丁凡）
精彩句子：（放在相关发言者文中）
孔丹：如果讲实事求是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就是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孟捷：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
张翔：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王维佳：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
[1]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萧武，《经略》编委。
[3]孟捷，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生升，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5]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6]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7]张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8]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有什么影响？11月1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导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专家虽然观察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意见都颇有见地。在此初步梳理成文，以飨读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由本编辑部负责。
美国退出QE政策的背景
退出QE3不等于退出QE
美联储宣布退出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向好（三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3.5%，高于预期的3%），失业率下降（持稳于5.9％）。国内财经界对美国经济走势也多持乐观意见。同时，也有人也对美国退出QE后资金回流美国、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示担忧。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1和QE2，主要是为稀释导致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为一批已成坏账的到期合约提供担保，印钞票发国债，将钱贷给附属机构，为这些烂账买单，减少市场上的长期资产和坏账，维持市面的资产价格。这样，美联储救了制造金融危机的金融寡头，暂时维持住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QE1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复苏。因国会两党无法取得共识，财政政策无法推行，只好继续搞QE、靠印钞票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联储10月31日的声明称：“不再进行资产购买的行动，到期债券继续买入的滚动操作将长期持续进行。”此前，2013年出台过QE4（在QE3每月买入400亿国债的基础上再追加购买450亿），今年以来连续削减。但前边的烂账到期还是要继续买入。
美联储退出QE是权衡两难的选择
美联储退出QE3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自身面临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考量。
多数专家同意：美联储退出QE3是一时的策略，长期看不可能真的退出。只是如果放水太多，美元的地位会崩溃，所以要营造一种有经济理性支持的货币政策，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期靠印钞票刺激需求，必将动摇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结束QE是给金融市场打气，希望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美联储两年来多次讲要结束QE，但只打雷不下雨，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美联储说停止QE是为防通胀，但目前通胀率很低，这个说法不成立。美国QE以来，大量热钱跑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每次说要退出QE，美元就走强、热钱回流，这些国家的货币或股市就大跌。所以，美国QE的最大受害者是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也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元走强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但也会增加外贸逆差。如果市场没有改善，停止QE等于停止给病人输血，股市就会看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美联储的话是真的，认为还会有QE4。
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搞QE后，欧元、日元也跟进搞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现在欧洲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和美国是同质竞争。如果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将飙升，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反而帮助了德日。
总之，目前美国处于两难困境。不做一点退的样子不好办，真退又退不出去。（史正富，复旦大学；陈平，北京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各大势力博弈的结果。首先，美联邦财政多年巨额赤字，借债度日，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的周转。2001-2013财年，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大量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操作技巧压低短期债务成本，使政府每月保持约2万亿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近些年由于政府征收“富人税”，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加上国际上主要美债持有者的抛售行为，为抵消资金外流趋势，让美元升值就成为目前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华尔街的声音。QE政策成功抬高了资产价格，让华尔街顺利解套并获利甚丰。但各种监测指标表明，高风险级贷款及债券的发放量已逼近或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资本泡沫风险正在逼近。二季度标普500空仓占比大幅度飙升，各管理基金看跌美国房地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大鳄们已准备翻空。另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的利益，都没有直接的损害。美元升值等于压低物价，美国一般国民当然会欢迎。（赵亚赟，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是否走向复苏？
美国“退出QE”是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还是权宜之计？这对美国货币政策中期走势的研判十分重要。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只是表面改善，结构没有大的改革。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QE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效果，但又找不到别的办法。格林斯潘指出，QE项目在抬高资产价格方面“超级成功”，但仅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却没能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美国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也缺乏说服力。就业数据多是社保局官员打电话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GDP增长率一时的提高，能否持续创造就业还有待观察。2013年和2007年相比，实际GDP仅增长6%，但200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20倍左右（赵亚赟）。9月份美国的通胀率才1.7%，实际是通缩的局面。
QE3结束，美联储又不敢提高利率，通胀没上去，利率不动，真实工资没有上去，消费也没有真的上去。无限制的货币供应，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些指标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在复苏。目前看好美国经济的，多是华尔街的人，它只是打吗啡针，结构没有调整过来，基础设施陈旧，加州德州的创新不足以拉动全美的就业。
投资者是否有投资意愿，首先看是否有盈利前景，而不在利率多低。而且美国人如果有投资新项目，多半还会在中国生产，因为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没有竞争力，投资周期比中国长。
现在美国失业情况没有“大萧条”时那么严重，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但实际的代价跟大萧条一样。所以估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慢，不会比日本1990年后的萧条期短。而且美欧日都出问题，形势要严峻得多。美国货币政策传统的思路只有两条：如果失业率高，就降低利率，如果通胀率高，就提高利率。（史正富，陈平）
全球经济没有走出衰退。相反，量化宽松加速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局，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由于美国这个金融泡沫有可能破裂，2016年有可能出现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了衰退。（向松祚，人民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致美国退出QE的关键因素是，2013年10月31日，世界上六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士），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核心内容是：其中任何一方如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可随时调用其他协定国的流动性，没有限量，并且按照不短缺国家的利率标准来支付利息。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避免类似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再需要采用QE政策，照样可以不断扩充虚拟资本经济。这是金融资本阶段一种烫平波动的秩序。它运行一年后证明成功，如此才有QE的退出。
这说明，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国家，内生调整还有空间。QE政策的关键是低利率或零利率，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可以拿到1%年息的贷款，而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是5%、6%，甚至是7%。经过层层环节，到企业那里资金成本更高。
当前资本价格和技术价格最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传统经济固然没有恢复，但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的新经济部门的企业纷纷流向了美国。另外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兴起，使得能源价格可大幅降低。资本、技术、能源三个要素的价格都低，是不是产业会流向美国？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的。所以，美国制造业引领美国的经济反弹，是一个客观情况。（温铁军，人民大学）
美国退出QE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美元升值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型经济体将是美国QE退出最大的受害者，包括新兴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印度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印度的股市资产泡沫已经很严重。
美国退出QE，美元升值，欧盟却准备推出新的QE压低欧元汇率。这将导致欧元区资金外逃更加严重。
日本的制造业外移，日本居民大量购买外国股票。资本市场价格因QE而暴涨，吸引国际热钱，但这不是日本政府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可能使世界金融多元化的进程变缓，争取保持美元某种程度的强势，而不是弱势。（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中国来说，热钱流出中国，跨国公司（包括本土公司）将部分人民币换美元，资金流出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应付这一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退出QE，对中国利好因素多。（赵亚赟）
关于美国退出QE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学者们认为，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点扰乱。由于货币发行受外汇占款影响大，美元资产外流将导致货币供应紧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降价，有利于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欧洲的设备和技术也将相对便宜，有利于国内装备升级换代。
美元升值，热钱外流，国内房地产泡沫会下来，实业资本会增加发展空间。热钱回流冲击美国、冲击发展中国家，逼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IMF越来越不灵，区域合作就起来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怎样利用这一类政策变动带来的机会，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史正富，陈平）
从中长期视角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到会多数专家认为：美元霸权地位正在由盛转衰。量化宽松其实是在透支美国的信用，长远的影响是动摇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再靠印钞票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美元的贬值-升值周期和“剪羊毛”
乔良（国防大学）：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本质就是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输出，使全球经济形成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1971年后美元的总体趋势一直走低，但在技术操作上，美国会让美元指数走低一段后，再使它走强。每次走低再走强，就是一次“剪羊毛”。1977年10月到1985年2月，美元指数从84.13上涨到128.44，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美元指数长期走低之后，再次从80.05上涨到121.01，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放缓。之后美国连续4次QE，更多美元资本流向世界。美国在“剪羊毛”时，需要一个区域性的投资环境恶化为条件。近两年，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等事件连续在中国周边发生，直至最近的香港“占中”事件，发人深省。不能说人家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但如果对西方的老谋深算置之不顾，仅仅看作分散的“市场行为”，是危险的。
图：美元利率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西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的虚拟化
向松祚：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体系本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颠倒了。金融资本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传统教科书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需曲线决定的，现在虚拟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都是由金融投机的行为所决定的。
第二，制造业中心和虚拟经济中心的背离。贫富分化在全球、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虚拟经济中心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全球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货币和信用的两极分化（富国可以随意创造信用）；这又导致实质收入的两极分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了全球货币经济性贬值，鼓励了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元霸权有增无减
向松祚：戴高乐早在1965年就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程。戴高乐的顾问后来也说，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沦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
2001-2006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而它的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等于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汇率贬值一项就赚8920亿，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赚得1.694万亿，其他手段赚了4620亿。这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开支的总和。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表面看是顺差，其实是逆差，因为美国每年对外投资减负债是净收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美国国债，等于美国用很低的利息向中国借钱，拿了钱向其他国家投资高回报的资产和企业。
美国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具有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相对于实物资产）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元的市场在全球做得越大，对全球的控制力就越强。
哈佛大学理查德·科伯（原美国副财长）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效益和锁定效益，吞噬着别国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称之为“确保金融相互毁灭机制”，一旦发生政治冲突，你的金融资产都在我手上。
美国经济与美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
美国引领产业创新潮流风光不再
曹和平（北京大学）：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经济的每个增长周期都实现了与技术产业周期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是汽车业大发展，使其投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得以获益。70年代家电产业兴起，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进入普通家庭。80年代是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持了美国的十年增长。但2003年以来，美国还没有找到能够将经济拉出下行轨道的新主导产业群。如果有这样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也很可能是美、中、欧三家分享，不会重复历史上美国独大、引领世界的风光。现在的美国，仅仅是货币市场上的强势。
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霸权和金融市场
史正富：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后，欧洲、日本崛起，四小龙崛起，到80年代，把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比下去了。美国的应对，一是推动新产业群的兴起，二是用美元权力搞金融操作。但国内IT产业刚搞起来就被日韩印等国抢去。本国产业外流，苹果虽然有千亿美元市值，在美国只雇了5000人，上百万雇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反而培养了竞争对手。生物产业功能被高估，巨额投资不见效果。新一代产业振兴美国的机会基本落空。
于是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的霸权优势。通过扩张国家级的负债，使全民享受的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个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美国的政治问题，包括金融财团的崛起和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渗透。实体经济方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惠不大。美国找不到带动投资的机会。有人说要搞负利息，逼人去投资，但关键是有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东亚崛起、人民币走强，美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急于找出路（新产业）。没找到出路之前，就要用技术性手段保证美元的地位。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美元没有衰弱，规模还不断扩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性金融市场。这刺激了美国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出一堆堆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的交易带动天量的交易需求，创造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带来大规模的金融界就业，美元的价值才能保住。不要以为美国的金融业多么强大，实际上是美国内在的结构需要虚构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但这个产业的兴盛，扭曲了美国的金融、产业和社会结构。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GDP统计，把一部分属于资产的项目也算做GDP了（约15%的水分）。美国需要一个大的GDP才能支持它的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元，如果GDP不够大且不能增长，而债务每年必定要增长，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中长期不看好美国。它的工业竞争力在过去30年已逐步流失。要想重建，相当艰难。
贾晋京（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发展工业不仅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工业体系是一个“生态”。东莞的产业要转移，但所有的老板都说转不走，比如在生产线装配手机，零件起码600多个，缺一不可，只有在中国才能配套。
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扩张市场，或开拓殖民地，或将既有的市场深化，如欧盟。二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产业群。第三种方式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就是打通不同的金融类市场。如打通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1957年欧洲），后又打通期货市场和其他的市场。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容纳更多货币，通过增发货币进行经济救援。
但金融市场扩张，又鼓励企业背离费力的生产销售活动，去参与快捷的金融产品交易。由此导致资产过度证券化和经济虚拟化。现在美国有一批企业，财务数字很不错，支撑了股市价格。但企业的销售数据非常糟糕，它只是持有大量现金，实际上这是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给了金融系统，然后贷给企业。企业没有实体项目可投，只能再投回金融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收益率低。
另外，2009-2012年，美国新增国民收入的93%被1%的人占有，这些收入主要在离岸金融体系中，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管辖，连谁有钱、有多少都不知道。全球金融财富，可能80%是离岸的。等于钱印好了流出去，都堆在金融系统里了。
美元地位衰落的迹象
贾晋京：现在美元之所以还会升值，是因为人们一时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但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元在全部结算量当中的分量。现在美元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世界上对美国滥用美元特权日益反感。因为流通中美元的2/3是美国之外的人（机构）持有，所有银行间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本土计算机系统。最近美国以本国金融监管法规为据，以种种理由（如汇丰和伊朗、巴黎银行和南苏丹业务往来）把欧洲各大银行罚了一个遍，动辄几十亿。今年7月美国罚了法国巴黎银行90亿美元。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托弗·伊尔说，美国逼着我们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推进去美元化。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比如说制裁俄罗斯，也逼着俄罗斯采用人民币结算。这都是在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
我们的战略考虑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为实体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把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在技术和价值链层面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支持资金应向产品创新的前沿公司倾斜，提倡工程师立国、技术工人立国；在涉及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科技发展方向要达成共识。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以我为主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最好资源，但国内市场今天被分割得太厉害，应进行必要的整合。金融改革要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服务，一些关键措施（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放开等）要慎重。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但必须坚持掌握金融主权和金融主动权。长期发展要立足内生动力，要看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和新兴国家。改变依赖美欧经济复苏拉动出口的思维。避免大量买美国国债。立足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布局，国家战略引领，背靠国家信用，激活市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长周期（技术开发型）投资。从长期看，GDP增长会带动已有资产的收益率逐步提高，因为资产收益快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应该将工作重点从搭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转移到区域一体化建设上。
三是汲取西方自由化的教训，尤其是金融投机市场挤出实体经济的教训。既然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剪羊毛”，我国在一些事关基本民生（如基本住房）和关键产业部门（能源、资源、铁路等）要坚持国家主导，不进入他们的资本循环。另外，美元霸权正在衰退，但我们在国际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方面还不成熟。在战术层面要谨慎，没有搞清脉络和风险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期要规避，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应对西方金融霸权，要有高位的设计和指导思想。一是要实事求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懂他们的种种假动作。二是要有博弈意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三是要顺势而为，美国还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但它已经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要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走。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是自体循环，而实体经济则停滞不前，这个循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所以要准备迎接国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危机。就国内来说，现在银行普遍惜贷，急于要参加“联保”的企业收款。由于实体经济收益低，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追求投机。看来，指望市场化金融应对经济剧烈波动的困难是不现实的。
（整理和编辑：萧枫 碣石）
*文中部分观点摘自《陈平：揭开QE退出的迷雾》，观察者网，2014.10.30。
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
2013年6月25日，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他的太太格瑞丝Grace）邀请了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参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赵忆宁的采访。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讨论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进行评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两个主要政党都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在这种不满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体制下的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时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无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曾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讲演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几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一般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况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相互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詹尼丝：即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说，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认同共和党了。
鲍泰利：今天的美国和我在1962年刚来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我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认为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美国尚未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
赵忆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或许未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美国精英们非常聪明，但在国家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的精英们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党利益？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其强大的软实力？如果内耗如此严重的话，对美国的未来是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鲍泰利：这个问题非常好。许多高层精英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沉浸在美国是超级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我想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所有发达强国都有这个问题，不愿意让位给新兴强国。在美国，现在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给日益强盛的德国让出位置，但是美国有所不同。因为当美国在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人口种族相同，语言相同，信仰体系相同。但是未来，或许在5至10年内，一个将在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是和美国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而允许新兴大国来到国际谈判桌上，成为与现有力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美双方都面临许多挑战。我想，或许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中国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经济、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国。如果中国也认同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不多，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任。
对美国来讲，不能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在。因为美国在过去近百年里一直独领全球，美国的对手——那些曾经引领世界500年之久的国家也甘拜下风。而现在，唯一有可能在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超越美国的，就只有中国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没戏。我看到，在华盛顿，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难接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理所应当。如果他们无法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历史性的问题。
赵忆宁：格瑞丝女士，您讲过“美国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的修复呢？
格瑞丝：我认为现在两党之间的频繁争斗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美国现在处在分裂的状态。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50个州中每个州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尽管在华盛顿也有联邦政府。但同时联邦层面的想法未必能够在州一级得到完全的推行，因为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许多地区，关于医疗保健、教育等问题，意见并不一致。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美国内部的分裂，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
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联
赵忆宁：在明尼苏达州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由于两党的交替，前一届政府（共和党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税，而这一届政府（民主党人）又开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税。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拉锯的循环。这种政策的颠覆性变化，似乎加剧了美国政党与社会的分裂。
阿兰：明尼苏达州的情况说明，由于两党交替导致政策不断地循环往复，缺乏切实的方向。但是你仔细分析美国2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巨大的变化。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节目。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妇女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或许形势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看看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华盛顿，过去在公共洗手间门口还会挂上“仅供黑人”或者“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位黑人总统。缓慢的变化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来，让人们有适应的过程。美国政府现在看上去似乎运转不良。而中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可以说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产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成。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那么也可能会很快出现错误，甚至犯大错。即便是现在，这种高效的决策体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鲍泰利：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说话。但是，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即便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我也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助于维护大多数选民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选举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投票的选民和当选的政客在所决定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短视的缺陷。大多数政客为了实现连任，倾向于短视；相似地，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客们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是看似遥远的问题。大多数选举民主由此而产生的短视性，可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构成障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气候变化控制和节能等考虑而大幅增加能源税一事，美国政治体系表现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一党制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执政者有条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着眼长远、从长计议，并且政府能够以坚决的行动积极跟进，哪怕这些行动非常艰难，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