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风险控制

近期某些大型科技金融公司涉及的不规范操作和金融风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金融业态的深刻变化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和金融的结合带来新业态、新模式等巨大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比如银行采用了互联网技术加快了信贷审批等等。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目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既要支持其健康发展、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能使其正常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和监管问题

互联网金融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其特有的风险,两类风险叠加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防止其以种种形式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也是监管底线。

1.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数据确权、数据流动监控等,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软件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使用者和监管人员一般看不懂,风控模型难免有漏洞。如果对模型缺乏严格的测试、审计、定期修正,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不易保证,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风险防范难度大。敏感数据往往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网络攻击。

2.我国金融的数字化应用(移动支付、线上借贷、互联网报销等)已走在世界前列,但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还要完善。

3.一些大型金融科技集团暴露出的问题,首先是混业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例如同时开展金融、类金融、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非金融业务,其中有些业务不能兼容(如金融基础设施和存贷款业务,支付业务和购买金融产品业务),有些业务之间必须有防火墙,否则容易形成风险传递和利益输送;有些业务存在利益冲突或交叉经营,如既有征信业务又办理信贷业务,电商平台和信贷支付业务高度融合等,按金融业国际惯例是不允许的。

其次是数据垄断和市场垄断。他们凭借业务优势掌握了大量数据,同时还掌握了市场资源,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已形成市场垄断和数字垄断地位,使维护市场公平的传统监管举措开始失效,形成赢者通吃,其影响力日益超出业务范围、超出经济领域,比如一个企业可以投资掌握几十家媒体。我们要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李克穆)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业内资深人士指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就有业内人士呼吁: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需要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外部监管和行业自律。支持创新不等于可以放纵违规行为,这和国家精神是一致的。金融创新不能规避监管,不能盲目扩张,要加强风险评估,非金融企业不得从事法定金融业务。对野蛮生长的金融集团、违法违规集资行为及其潜在的金融风险,要给以高度关注。既要鼓励企业发展和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又要加以严格规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市场活力与加强监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监管力度和尺度。有效的监管可以对问题企业加以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这就要求金融业务监管者有很高的素质,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李克穆)

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一要做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以及金融监管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二是推进互联网金融与网络的协同监管,三是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金融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监管手段的科技含量需要大幅提高。尽可能消除随新业态的发展而产生的监管真空。

监管部门应将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看作是关系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需要进入它的后台,深入研究了解其系统的技术细节,包括逻辑结构、漏洞及技术保障情况。把潜在问题消除在风险发生之前,不能停留在“行为监管”阶段。一个P2P就搞出了8000多亿的坏账。若监管不到位,对小股东、对公众会造成持久的软伤害。不充分分析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背景,就会出现监管不到位:要么监管过度,不该砍掉的砍掉了;要么是一无所知,产生巨大的风险。包括银行、证券和其他金融行业,很多新的监管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钮文新,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数字经济带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同时也成就了很多富翁。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代金融模式下,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或生产资料,它的所有权是谁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数据资产是属于数据的行为者(来源方)、交易者,还是属于平台或其他什么人?

数据的归属,还涉及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比如个人的脸部信息不得被滥用等。

我们要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等基本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个制度和规范应该怎样建立?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有没有冲突,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数字经济和金融数字化的时候,要关注到数字化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对上层建筑的影响。这是我们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维护数据的公共性和个人数据权利,防止数据垄断

大数据资源已经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大数据可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10年,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类数据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超市酒店、房地产和物业、航空铁路物流、企业、学校、医院,各自拥有大量数据资源(既有公共数据也有个人数据),构成它们的竞争优势。但对社会而言,这种数据垄断将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并侵犯个人隐私。

我国现有法律(民法准则、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关于公共/个人数据的界定、归属、管理、商业利用等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新出台的法规要有落实的过程,在这一领域的监管严格程度,目前比起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例如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2018.5)规定,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保护范围涵盖与自然人直接间接相关的所有数据(包括敏感数据),及数据的收集、系统化、存储、使用、披露、提供、汇集等任何行为。处理的原则包括隐私默认(收集数据须得到所有者同意)、数据最小化(不得无故用于他途)、数据遗忘权。

我国有关立法和执法,要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协调社会利益和微观动力。目前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和原则。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可行技术路径和解决方案,以实现促进数字社会发展,同时保护好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万物互联时代的安全性:摆脱数字技术依赖

2019年,我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70亿。在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都趋近于零,不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例如重大公益设施乃至个人智能家居、汽车,都可能遭到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安全挑战。我们要从系统安全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又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1/3,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技术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高德Gartner认为,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导致技术依赖风险。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在核心设备、高端芯片、高端软件(如操作系统、企业管理软件、实时操作系统等)方面,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补齐短板,实现核心硬件和核心软件技术的自主自立。(李礼辉)

债券市场和债券信用风险

2014-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2018年,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当于GDP90%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20209月,债券市场存量已达到108万亿元,债券融资成为全社会融资存量中第二大分项,其中公司债约13万亿(含城投债、中票、短融等非金融企业发的债),60%是国债,包括政策性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是国内债券的最大持有者(约占65%)。

 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及传导

如果债券信用风险上升,持有债券的银行的资产质量将受到威胁,并传导至信贷,由此对债券市场的风险也要加以关注。

2014年,打破刚兑之后,债券市场的企业违约案例开始逐步增加。不同的违约级别都有,化工、食品、金属行业违约情况较多,总违约金额已达4000多亿,违约率在0.4%左右。2015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发行了大量公司债券(多为民企),期限多为3年,2018-2019年是集中兑付期,处于违约率高峰。据2020年三季度统计,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而四季度违约金额猛增至480多亿,地方国企居多。至202011月,全部国企债券存量是5.9万亿元,占整个信用债市场的42%

企业违约,导致大量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产品被赎回,这些机构开始抛售好的流动性资产,导致整个信用逆差加大,流动性风险出现。由此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被动加杠杆,反过来又加剧违约。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1)大量地方国企债券发行失败;(2)二级债券市场的估值被不断打压,最低跌到债券价格的35%,影响一级市场发行;(3)地方城投债出现大量抛售。可见,债券市场如果集中出现违约,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市场的冲击很大。

企业负债和财务韧性

我们曾对地方国企情况进行梳理。建议地方国企不能靠在政府身上(地方为维稳经常进行不适当干预),还是要回到企业的基本面。我们对企业评级的标准是:经营性现金流连续2-3年为负就要下调级别,债务规模大、结构不良者可称为僵尸企业。

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杠杆率要保持平衡。我国实体企业(特别是国企)负债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欧美企业资产中自有资本金占30%-40%,我国在10%左右),企业还贷付息压力如此大,如何保持经营效率?企业发展的韧性取决于:(1)企业能够保持既有核心竞争力和与时俱进调整的能力。(2)企业的财务弹性,即本身的财务结构,资产结构,内外部的流动性。(3)环境治理,绿色金融,公司治理。

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债券市场的信用生态

1.适当提高进入市场的信用资质门坎。欧美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东亚中日韩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日本债券违约率很低,债券市场以国债为主,企业债券中信用债占比低,能发债的企业资质很好,准入门槛很高。中国更多是学习美国模式,门坎低。在一个投资市场中,投资者和监管者尚不成熟时,进入门坎应该高一些。

2.提高失信惩罚力度。现在我们社会的失信成本太低。日本企业若失信,所融到的资金或得到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惩罚的费用。而我们国内对违约企业却很宽容。

3.评级机构是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掌握着企业融资的定价权。国内机构目前没有超过A+的。我们需要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混合所有制的评级机构。

4.成熟的投资者要能够冷静全面地研判企业的资产结构和现金流。比如绿色债代表国家的长期资金,不应求短期回报。中国的ABS过度创新,不断地套钱,加了很多杠杆,问题太多。(艾仁智,联合资信评级公司副总裁)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

地方投融资平台运行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就用社会组织的名义举债。省市县各级都有债务负担问题。预计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总计约26万亿元。一些社会机构用典型调查推算法,估计目前地方隐性债务总量在40-60万元亿之间。(温来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2015年,国家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目前,合法的地方政府债务只有债券债这一项,其余用社会名义举债的均属于隐性债务。隐性债务中,投融资平台债务约占50%-60%,此外还包括大学、国有医院、公路建设负债,以及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的政府支出等。

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由多部门管理(国资、财政、专业主管部门,如水电),形态不一(建设公司、投资公司、城投公司等),边界不清;多数公司资产主要通过资产划拨,财政注资很少。据银保监会数据,此类平台最多时有1万多家,现已有2000多家退出或转型。

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2015年城投债发行量约1万多亿元,20162.5万亿元,预计至2020年底,城投公司债务余额共约10万亿元。

融资平台转型面临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201443号文件和财政部规定,2015年后,投融资平台要和政府脱钩,控制债务增幅,转型为商业化运营;公益性债务应转为地方政府债务,其余债务或转为企业债,或转为PPP项目公司。一些地方开始压缩投融资平台数量、债务重组,平台公司转为商业公司、金融控股(资本运营)公司或政府的投资公司。有专家认为,地方基础设施等建设具有长远效用,应该列入“准财政类金融”范畴。现在要转为商业化运行,仅靠投融资平台收益很难偿还债务。

多数地方平台,转型困难大、进度慢。由于存量债务量太大,一些地方政府债务挂在平台公司;平台自身盈利水平低,难以化解债务,一些地方靠财政替平台公司还贷。目前95%以上的平台仍靠地方财政补贴。华北(河北除外)、东北、云贵、湖南、西北等地问题比较突出。近5年地方政府债务在继续增长。其中城投公司债务成为最大的隐患。

近期我国经济下行状态很难根本好转。地方政府融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的门槛较高,一些城投公司就在门槛较低的地方金融交易所发行定向工具。从隐性债务管理的角度看,这一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的建议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绝大多数平台应及时退出。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预算法》,地方省级政府允许发债,既然“前门”已经打开,“后门”就应该堵住,不能敞开口子借债、加剧国家整体的金融风险。

当然,根据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保留部分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公共企业,执行政府政策,承担公益服务的企业等。政策性亏损要由财政补贴,同时进行市场化运营,严格经营管理,控制债务风险。如果每级政府保留2-3家平台公司,全国有几百家公司也就够了。与此同时,国家应对此类投融资企业建立相应的财务统计和发布制度,提高风险管理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系统安全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监管

1.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作用。当前股市改革的中心是注册制,注册制改革突出了中介机构的使命。

现在上市公司已有几千家,市场分了好几层,其中民企占70%。过去企业上市要审查前三年的业绩,现在一些科技型上市公司时间很短。证监会的审核机制面临很多新问题,对企业信息的把握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突出证券公司,以及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这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李小雪,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2.改革要兼顾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比例过大,这是潜在的风险因素。发展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商业银行要考虑贷款的稳健性,而资本市场是共责系统,风险由股民而不是由国家信用承担,他们会考虑自己投资的配置和取向。

对监管制度要反思。股市上不来核心是制度问题、监管思路问题。现在交易所改革是照顾融资者,而不是保护投资者。交易所、发行者竞相降低门槛,新三板降到100万,科创板才50万,深圳是10万。减持的期限越来越短,从原来的36个月降到18个月,核心人物12个月,所以企业都去争上市,很多企业融资的心思放在减持上。一股独大的持股结构,治理结构不完整,董事会由大股东控制,独立董事都由董事会聘。这也是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之一。(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3.持续监管要跟上。注册制的入口需要改革,更重要的是有持续监管,这个问题若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持续监管就跟不上,群众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李小雪)

要对发行者(融资者)进行教育。IPO注册制就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权,由交易所核准,所以要把交易所纳入监管对象。证监会要确定监管的定位和任务。现在监管、退市都没到位,只有大规模的没门槛的上市先推开了。(刘纪鹏)

企业上市,怎样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数据的可靠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应该成为股市制度建设的新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

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才7-8倍(美国银行24倍),蓝筹股才12倍。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现在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不到17%。(聂庆平,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影响金融系统安全的主要因素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目前可能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的潜在因素主要有:(1)金融机构的治理和金融数据化(自我循环);(2)资本市场高杠杆、资产估值泡沫和衍生品泛滥;(3)科技金融无序扩张和监管漏洞;(4)金融开放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外风险共振。

1.股市期市的衍生品和杠杆交易。在金融交易领域(特别是二级市场)创新的一个重点是推出衍生品(各类期货期权)和杠杆交易(股权质押、融资融券)。有专家认为,为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衍生品业务可以发展,但投机性的业务应该限制,要审慎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李克穆)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衍生品是罪魁祸首。2008年之后,我们却加快推出衍生品工具。西方理论说金融衍生品是管理风险的,但市场实践中,这些工具是管理风险还是制造风险?进入这个市场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套利的,前来避险的实体企业很少能够全身而退。

至于资本市场引进的杠杆交易,说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但这种流动性的提供,是逆周期启动牛市,还是顺周期制造流动性泛滥、透支牛市?显然是后者。

金融交易市场中这些“创新”并非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金融自我服务、在二级市场投机套利的工具。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所有的金融灾难直接相关。中国人没有特别的金融免疫力,都会受利益驱动。我们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就可能失去方向感,盲目地照着人家的那一套做,被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牵着鼻子走。(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原局长)

资产证券化是资产汇聚打包再处理的过程,资产池内的债务债权错综复杂、数量庞大,理论上风险分散程度很高。但如果基础资产信用资质的恶化具有同质性和同向波动性,很可能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形成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案例。(李克穆)

2008年之后,我国再次启动资产证券化,之后愈演愈烈,已遍及金融各行业,2018年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已达2.17万亿元,成为国内债券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问题严重。其中ABS(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成为一些民间金融企业(如蚂蚁、明天系)的治理漏洞,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多次大量循环放贷,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对此监管机构已高度关注,正采取措施强化监管力度。

2.互联网平台企业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股市上市改行注册制,监管部门不再做实质性审批,但必须审核每个上市申请,要求符合《证券法》和上市规则。

我国股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被暂停上市的某平台公司,预定上市前半年还在大规模进行股权和资本扩张,多轮扩张抬高估值,上市价达到68.8元,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我们要打破资本估值的泡沫,这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比如平台公司的垄断定价问题、网贷管理问题、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实际是打政策擦边球。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在大众应用软件,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必须体现蓝筹股的财富效应,这样老百姓自然会转过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聂庆平)

3.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不到位。我国资本市场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虚假信息,二是市场梗阻(退市)。需要扭转重二级市场交易、轻一级市场融资的倾向,回归资本市场本源,建立注重一级市场发展的融资观;扭转放任衍生品等投机套利冒险行为、寄希望于被动监管防范风险的安全观,用制度引导市场主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张云东)

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要突出有效信息,让审计者在可阅读的范围内抓住核心问题。现在证券类报刊杂志刊登的企业信息,都是格式化的冗余信息。详细报表可以上网,报刊上应该是摘要或提示性文字,把核心内容说清楚,这样才能取信于人。财经媒体应该多做企业的深度系统调查。(李小雪)  

4.数字货币或者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

欧洲央行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央行如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银行都可以用,其他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聂庆平)

 建议:第一,引进数字货币不能动摇人民币的法币地位,所有的境内交易、计价结算必须使用人民币。

第二,脸书(Libra)在全球扩张的可能性很大,对其必须按照外币进行管理,如果在我国境内落地,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外汇管理法规。

第三,强化对数字领域的跨境交易监管,已有的监管办法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问题要用新办法监管。技术上要能够区分:哪些交易是境内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些交易是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在数字环境下的交易,如果做不到,就禁止使用。

第四,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要强化金融安全意识。数字货币推出后,消费者在持有人民币和持有数字货币间有选择权,存在挤兑的风险,所以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在国内做相关的技术推广。(陆俊秀,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专家、“走出去”智库专家)

5.金融开放条件下对我国股市和汇市的冲击。(1)我国承诺开放资本市场,等于承诺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当前我国外部形势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给尚未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经验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外资大规模跨界进出资本市场,是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这有很多前车之鉴。

截至2020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市资产12.75万亿元,占流通市值比例的4.73%,已经比较高了。同时,外资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在FDI和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聂庆平)

2)向外资开放对资本市场(债市、股市)的影响和冲击:

外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每一次股市要涨时,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导致股市大跌。虽然现在外资在国内股市总资本中不足5%,但市场交易中资金的推动力量和市场存量是不同的概念。导致2015年股市大跌的资金量并不特别多。中国股市一旦要涨,美国就放出利空消息(中兴事件、美债收益倒挂、调高中国进口关税、香港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外资流动实际上成为压制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聂庆平)

目前外资申请获批的金融机构以及资金都还有限。就金融开放的影响问题,我们访谈了金融各子行业资深人士。银行、保险业认为,金融开放对本行业影响不大。至于证券业,我国证券公司资产规模较小(总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境外大金融机构纷纷在华设立证券公司,鉴于他们的实力,可能对证券行业冲击较大。(刘育梅,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

我们与美国欧洲资本市场的操作水平还差得远。如果西方资本联手动作,这个资金量是庞大的。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外部资金在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套做,把香港打趴下。事后曾荫权把它总结为七招十八式,外界凡有动作,首先资金要有大规模移动,意味着即将发生大事。当时我国不准许越界资金流动,得以把风暴挡在境外。现在我国市场边界已经放开,我们将遇到新的、没有经历过的风险。(李小雪)

3)大幅度开放资本市场,对我国汇率形成必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到6.50元,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西方人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外国资本将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而汇率相对稳定是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重要条件,如果像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央行买卖外汇来支持汇率稳定,是很不明智的,也不是我国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必要时要实行外汇管制,制止汇率暴涨暴跌。(聂庆平)

6.警惕美国和西方量化宽松政策侵害中国利益。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欧英日央行大幅扩表,美联储宣布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扩张了近3万亿美元,并每月注入1200亿美元的流动性。欧洲央行将大流行资产购买紧急计划的额度增加至1.85万亿,2021年还准备再发行7500亿欧元债券。

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债市、股市),要考虑美联储放水,不能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1)无差异的稳定利率,相当于国债利率;(2)人民币升值和未来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3)相对安全的投资环境。(聂庆平)  

金融开放条件下对债市、股市、汇市联动的风险预警

我国金融体系已具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复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目前我国实体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债务和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都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在经济降速、结构调整、扩大开放背景下,要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市场对系统风险因素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如:宏观经济变化和信贷周期;证券市场内潜在风险(过度融资、资产估值、基本面变化)和市场大幅波动;来自外部的风险(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异常波动);海外美元周期,以及由上述风险点向不同市场的外溢,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统筹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防控系统,包括:股市监管信息化建设,统一管理市场数据;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框架;对上市公司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股市违规杠杆资金流入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严控杠杆资金规模和比例,等等。(杨凯生)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前瞻性研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三级标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议会出面总结,对行政系统进行了全面质询。

王岐山副主席说,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在扩大金融开放与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非常重要。

1)金融改革要坚持审慎原则。2002年之前监管部门禁止银行和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后来放开了,2015年大量外部资金借这个口子冲了进来。之前证监会严厉禁止拖拉机债(一个客户带着好多客户)等规定,后来却取消了。

2)制定规则必须有前瞻性,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修订。2015年股灾仅仅是国内资金跨界的冲击,可以临时关闭市场;今后如遇到跨国打击,就很难控制。针对未来放开资本跨界流动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面临的外部风险。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要联手设置联络预警机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互相通报。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就难以应付开放后的外部冲击。

3)加强事前事中监管,需要加强监管队伍。要稳定我们的机关系统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机关的水平不能只看主要领导,因为这是团队作业。提高队伍的总体素质,现在应该提上日程。(李小雪)

(编辑  苏歌)



 

西方挑起了棉花战

美国一向惯于挥舞人权大棒打压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蓬佩奥称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生产,侵犯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对部分来自新疆的服饰和棉制品等发布了暂扣令。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新疆棉花约占中国棉花总产量85%,许多著名的服装品牌均使用新疆棉花。美国如果全面阻止新疆进口,将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

在美国授意下,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个所谓调查报告,称2017-2019年有8万多维吾尔人被强迫转移至工厂劳动,他们在新疆找到“疑似集中营”的地方。

20204月,英国NGO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区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要求英国禁止进口相关商品,报告列举了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家,包括无印良品(MUJI)、优衣库(UNIQLO)、宜家(IKEA)和H&M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它对符合标准的棉农及产品进行认证,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得到BCI 的认证就打上“良好棉花”的标签,可以被品牌服装企业采用,并获得市场认可。BCI制定了六大生产标准,其中包括一条“提倡体面劳动”(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而BCI就利用这一条,对新疆棉花进行诬陷和打压。

2020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的棉花许可证。声称原因是来自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告和指控。

20209月开始,BCI发起抵制新疆棉花运动。

202012月,美国海关禁止新疆棉花产品输入美国。随之,一些东南亚进口中国面料的长期客户,明确排斥进口新疆棉花。纺织业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支柱产业,所需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面料物美价廉,是这些国家主要进口来源。随之,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下架中国棉花产品,导致很多国家不再用新疆棉花。

为什么新疆棉花屡遭英美打压?过去美国是世界第一棉花生产国,但这些年新疆棉花大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中国企业用新疆棉花生产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原料、辅料与成品,新疆优质长绒棉已成为全球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新疆棉花产业链从业人数最高达700万人;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纺织业吸收的就业人数达2500万人,若新疆棉花产能由此被抑制,我国纺织业上游特种面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而新疆棉花供应国内外生产面料的客户的需求被抑制,很多国外面料企业因为BCI声明不敢采购新疆棉花,届时全球最大棉花出口国美国与其他国际棉花商不但可以操纵棉花价格,而且可以轻松攫取上下游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并挤垮我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地位和份额,对我国棉花乃至整个服装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像芯片那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它容纳了大量就业岗位。表面上看,美国只是搞了新疆棉花,但影响的是中国的稳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算计。

西方政治与资本携手进行围攻

关于指控新疆强迫棉农劳动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 我国早已使用棉花、小麦双机播种、收割、采摘,以及地膜覆盖。从2014年开始,国家取消了统一收储棉花的政策,在棉花产业中逐渐实施市场机制。一方面,国家以补贴形式支付给棉农,提高其种棉花积极性;另一方面,棉农可把棉花直接卖给企业,获得更高利润,增加棉农扩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可是规模扩大后,靠人力生产的成本就太高了。

2014年开始,新疆建立了研发基地,成立了农业无人机公司,并且逐步实现智能化。2020年新疆2/3的棉田使用无人机喷农药,播种采摘生产均已机械化、智能化,机器人为拖拉机提供自动驾驶,播种机可进行自主播种。

真相归真相,立场归立场。一些专家分析,棉花风波操盘手是美国、澳大利亚炮制的涉疆虚假报告,联合BCI取消对新疆棉花的认可,以此迫使一批欧美品牌和新疆棉花划清界线。

设在瑞士的BCI为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敢对中国棉花下手?

BCI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该组织在2018-2019年棉季的年度报告,评价中国为全球第三大良好棉花生产国,在20201月时,BCI还表示将继续在新疆运营。3月,BCI却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新疆棉花在ASPI报告发布当月就被踢出了BCI的认证,继而使新疆棉花被BCI拥有的各大品牌禁用。

BCI在正式公告中表明,取消认证是因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显然,ASPI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ASPI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启动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其拨款大约占该智库经费的40%ASPI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火商,微软、谷歌、甲骨文、澳大利亚电信等西方著名科技公司,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北约等境外资助。其最大的金主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更是持续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其背后操盘手是美国,有利于扰乱新疆、搞乱中国的,美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BCI掌握标准制定。固然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当今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些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在运作,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维持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和标准的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BCI声明看,它似乎迫于市场压力。这背后显然是西方政治力量,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维护“棉花帝国”的利益。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是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现实情况是,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西方构建的标准为王的时代。美国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

(编辑  季节)



* 本文由季节执笔。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40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作为首部全景式、史诗般展现抗美援朝历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其独特的贴近真实的历史叙事、真实而震撼的战斗场面、感人的英雄事迹和演员的精湛表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自20201227日开播以来,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始终高居榜首,全剧平均收视率和单集收视率创下近两年黄金收视的最高纪录,目前,该剧累计观众规模超过13亿人次。广大电视观众、追剧网友也予以高度评价,被观众誉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年轻人最该追的电视剧”。很多评论指出,《跨过鸭绿江》不仅是今年的爆款,也可以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

创造中国电视剧创作史上的奇迹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担纲《跨过鸭绿江》总导演的董亚春接到一个艰难任务,《跨过鸭绿江》要在年内拍完,年内播出,并且在2020815日前必须开机。拍摄周期只有一百余天,而制作团队手里还只有30集正在修改中的剧本。“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出现奇迹”。按照规律,大家都认为完成任务的几率几乎为零。

发令枪已响,《跨过鸭绿江》制作团队必须迎难而上。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聚集各界专家,实现创作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编剧导演、化妆服装道具、拍摄录制等创作生产力的优化组合,保证拍摄进度与拍摄质量的一流水平。这部剧的诞生过程,展现了我们有关机构管理服务的效率和能力,是一次电视剧创制的“非凡战役”,它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们的拼劲儿,更是一个大团队集体协同的结果。

主管部门特事特办,打破常规流程,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钟都交给创作团队;创作团队则在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都推出了新的运作模式。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奋战整整100天,分ABCDE五个组跨五省市拍摄,涉及国内外场景300多个,动用了300多位角色演员,在顶峰时期达到2000多人,摄像机20台左右,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

拍摄期间,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气候下,为了达到艺术真实,拍摄时演员们不敢随意呼吸,一呼吸嘴里就会冒气,埋一次炸点就要用半天时间,拍摄“冰雕连”镜头时,趴在地上的许多演员,差点儿真成了“冰雕”。

大规模场景和资源调度,更考验团队同心协力的协作精神。为保证剧组一百天按时关机,完成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的任务,这部剧创制了一个电视剧诞生过程的“特殊战役”。

对还原真实的执着追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和朝鲜战场的险恶态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正面交锋。

抗美援朝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新中国立国之战,这场战争为国家带来70年的和平环境。这场战争是怎么打响的?这部剧真实还原了那些战役场景。40集《跨过鸭绿江》展现了抗美援朝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历程。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指出,《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谱写国家英雄的史诗。全剧通过呈现历史本来面目,有力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起到了正本清源、激励人心的作用。

战争的残酷性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70年前的战争之所以能这样打动人心,主要是将战争历史事实感人地还原在电视剧中。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条件下取得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以劣势的武器,凭着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与拥有绝对装备优势的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志愿军赴朝作战期间,涌现出以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为代表的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6000个功臣集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烈士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6名。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他们的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

《跨过鸭绿江》在还原历史上做了很多努力。通过展现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讨论,这部电视剧向广大观众清晰地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全过程,让大家对新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感受。7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毅然接受朝鲜的请求,做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重大而艰难的战略决策。剧情中所表现的中央会议、与志愿军的来往电文都是有案可查的,很多都可以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到。全剧虽然在短促时间内完成制作,但在细节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包括在道具上体现还原真实。细心的军事迷们发现,战争各阶段志愿军战士使用的武器也都符合历史情况,如第一批入朝部队所用的都是国内战场缴获的武器,如日式、美式、捷克式步枪机枪等。

为了再现战争的残酷,这部电视剧设置了超过30000个炸点,子弹点13000多个,人身中弹5000多个,群众演员就动用了4万多人次,还有400多个场景、375个有名字的角色,打出8万多发子弹。

还原历史的努力包括再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物。为了更好地展现战争场面,剧组组织起超500多人的美术置景团队,自制道具飞机4架,自制道具坦克、装甲车、汽车9辆,自制各类道具枪械1000多条。这些庞大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

《跨过鸭绿江》的成功也在于选对了导演和演员。此剧的导演团队是由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有经典代表作品、严肃认真有情怀的优秀导演组成的。比如董亚春、马跃千、黄楠、姜威等。这部电视剧选择的演员都是成熟的实力派演员,他们多次参演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多次扮演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他们的参演,决定了这部历史剧的人文厚度。此剧以中年演员为骨干,老年演员挑大梁,他们都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如唐国强、孙维民、王伍福、丁勇岱、刘之冰、王志飞、姚刚、王同辉、王挺、赵波等等,他们在影视剧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演技炉火纯青,举手投足之间非常有年代感和社会阅历。这些老演员接受任务后,都充满激情思考如何在角色诠释上下工夫,挑战自己,迎接新的角色诠释。孙维民曾演过70部影视剧中的周恩来,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以往的经验上,而是探索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辅佐毛泽东主席、全方位把握战略大局的周总理形象。丁勇岱很好地把握了彭德怀总司令的精神风貌和对胜利的追求,在人物气质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精湛表演,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关注。

谱写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202012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全体人员起立,向在那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十九万七千多名烈士默哀致敬。此时《跨过鸭绿江》播出,以纪念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再次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许多观众说,我们每天都被志愿军的英雄感动着,《跨过鸭绿江》是我们看过的最震撼的电视剧,志愿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全剧既贯穿了志愿军的意志叙事,体现了志愿军广大将士在战场上的战术智慧,还原了战争全景,以真实的历史和具有感染力的艺术细节表达作为驱动,向世界宣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谱写了一部壮丽的抗美援朝国家英雄史诗。总导演董亚春表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用一个一个镜头,一个一个动人的场景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倾听历史故事,领略英雄风采,进行一次风云激荡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周恩来饰演者孙维民说,这部剧是英雄集体群像。第一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领袖们。7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勋。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他们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的”,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争,中国出兵援朝对他们的胜利形不成威胁。电视剧中,白宫杜鲁门的指令,麦克阿瑟进行军事布局时的傲慢,板门店谈判时美方的强势,都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的不可一世、气焰嚣张。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国军队和所谓“十七国联军”,中国人民并没有退缩。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过去100年列强心目中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195110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是正义之举,是英明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艰难走向胜利。

第二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志愿军领导群体。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指导作战,他们身处一线,在阴暗狭窄的地下工事里运筹帷幄,布置和指挥作战。表演艺术家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将志愿军高级将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沉着果敢的大将风度完美地展现出来。尽管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之外所有新式武器,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海陆空协同立体作战,乃至特种部队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195010月,美国投入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空军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部队正在组建中。美国一个军装备各种大口径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彭德怀率领中国军队创造了历史奇迹,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彭德怀总司令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第三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一线的指战员和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较量,直接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电视剧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有一个镜头,在鸭绿江大桥上,有两个战士回望祖国的方向,有的观众说这一幕让他们瞬间震撼。这种点睛之作,堪称神来之笔。随之一场场战役,一个个英雄的形象,战场代入感极强。战士们从土堆里、炮火里、血泊中爬出来,手端陈旧武器,面对呼啸的飞机大炮,身穿破烂血污的军装,顽强地坚守阵地。这就是真实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志愿军勇士,一场场殊死搏斗的战役和志愿军舍生忘死的表现,深深感动了观众。

英雄的38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打好,在第二次战役中,军长梁兴初指挥部队奇袭德川,穿插三所里,抢占龙源里,以百人之力、血肉之躯死守松骨峰,为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彭德怀给38军亲拟嘉奖电中,亲笔写下“三十八军万岁”。这场战事让观众热泪盈眶。

志愿军将士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顽强同敌人血战到底。电视剧中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我们都曾知晓,但电视剧中再现他们的形象依然让群众看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杨根思的扮演者在零下9℃的拍摄现场手被冻得浮肿。为了让观众能感同身受,扮演邱少云的演员侯俊光高度还原火烧邱少云的真实场景。剧中展现和重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可爱的人的真实形象和英雄事迹,让英雄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扎下根,使很多年轻人不忘那段历史。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跨过鸭绿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是一部成功的扛鼎之作。

(编辑  尚鸣)



* 本文执笔季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2020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关于金融开放的讨论

金融开放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开放促改革,推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形成新的发展格局。金融开放又事关我国金融生态、战略资源配置、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考验着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金融监管的健全。要坚持实事求是,积极谨慎推进,严守风险底线,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目前金融开放情况

1.金融机构的开放。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银行保险业开放34条措施,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控制、机构准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实现了国民待遇。20206月发布《外国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全部清零。

银行业: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的要求,放宽了中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总要求。

证券业:提前一年取消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业务范围也部分放开。

保险业:提前一年取消了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一些业务范围放开。

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踊跃。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末,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包括外商独资银行41家、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总数975家、在华资产总额3.48万亿元(占比1.2%)。还有15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2家合资期货公司、59家外资保险法人机构。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2020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进入中国市场。

2019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607家、证券公司133家、基金公司140家、期货公司149家、保险公司205家,金融总资产318.7万亿元。

2.资本项开放加快。按照IMF标准,7大类40个资本项目中,我国已有37项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开放度走在世界前列。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2018年,CIPS二期上线,成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主渠道;2016年,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明显加快。据人行统计,20201-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总额20.8万亿元(2019年为19.67万亿),其中25%是经常项下,75%是资本项下。证券市场跨境支付增长很快。

2018年末,人民银行和39个国家(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据SWIFT统计,至2020年二季度,人民币已成为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支付金额1.97%)、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1.91%),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占比2.05%),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占比4.3%),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4.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引进来主要的制度安排包括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通、港股通、深股通、沪伦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 Direct)、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RQFLP(持有离岸人民币的投资机构在沪设QFLP)等等。

走出去制度安排: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等等。

QFIIRQFII2020年在取消额度、币种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投资门槛,扩大了投资范围,境外投资者在沪深交易所拥有与境内投资者相同的股种、期货交易品种,可全方位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资。加上之前开通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境内证券市场已全方位开放。同年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渠道。

2019年,人民币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指数、摩根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中国A股被纳入全球三大主流股票指数之一。

20209月,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已达3360家,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30119亿元、人民币股票资产27509亿元(2019年末分别为2.26万亿元和2.1万亿元)。

5.上海、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上海启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立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交易市场。大湾区推进贸易、保险、资本项下开放政策,进一步降低QFLP门槛。海南自贸港将进一步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降低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门坎和股权投资,允许港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债券和跨境资产管理,等等。

有关金融开放的思考和讨论

1.关于金融开放的目的。

1)金融开放将提高外资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协同性,通过规则、标准方面的开放,提升行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刘勇,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补我国金融短板。利用外资机构的经验,完善我国金融治理及管理;方便利用外资机构在全球的能力,支持我们引进国际资金;可在复杂产品的设计与交易(如企业跨境运作的现金管理,项目融资、绿色金融)和外资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3)引进外资金融机构要为我所用,服务实体经济。相关的政策应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把外资导入产业服务模式,兴利抑弊。

西方金融创新模式不应成为我国的模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金融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热衷“金融创新”,借助衍生品和高杠杆率,在金融市场投机套利、自我服务,导致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扩大贫富分化,不断引发金融危机。

对美国等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要保持清醒和自觉,坚持以我为主、政策引导。让外资金融机构为我们的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限制其在二级市场投机套利,防止其对我国金融生态产生消极影响。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定好规则,用制度把金融引导到正道。(张云东,深圳证监局原局长)

2.开放要讲对等。

引进来的同时要能走出去,否则是不协调的开放关系。首先是监管规则应该对等。我们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我们就应在外国市场上享受同样的开放条件(规则),但目前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国海外资产占整个银行业资产7%-8%,排除在港澳部分,海外资产占2%-3%。现外资银行资产在中国银行业资产中占1.3%。因为外资重视风险管控,在中国不做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因此外资银行很少参与同业业务或理财/表外业务。

其实美国市场没有想象的那样开放。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要拓展银行业务很不容易,如中国银行在美国经营30年,现只有4家分行(申请在休斯敦设银行3年没批)。中资机构目前在美国所有的分支机构数不超过30家,主要是商业银行,数量远低于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美国对开设子行的审批非常严格,前几年美国压我国开放金融市场时,要求给外资银行国债承销资格,我们答应了,但他们不给我国同等权利,并抓我们金融机构“合规性”漏洞,随意监管处罚制裁,这是其对我们开展金融战的重要抓手。

与此相反,如果放开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分支机构,其所设数量将会远远超过现在的数量。

3.金融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能力要求。

金融制度:外资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需使用中国会计准则和中国审计机构。

税收制度:外资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息税收问题,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和实施细则。

法律法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如大湾区,内地与港澳法律不同,金融市场法制基本制度设立仍需与国际进一步接轨。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刘勇)

4.金融开放和安全要攻守兼备。

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如很多非洲国家提出和我们用人民币结算,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主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我们也可以考虑和经济联系紧密国家合作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支付结算系统,参照SWIFT方式,商业化运行。要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跨区域发展。(曹文炼,莫干山研究院理事长)

5.对金融战有备方能无患。

中美战略竞争,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利用自己金融方面的长处打压遏制中国是大概率事件。问题是金融战什么时候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

金融战是国家间以货币为工具、争夺经济主导权的对抗。它不仅是牟利大小的问题,更是控制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竞争。判断金融战要用战争的逻辑,而不能仅用市场的逻辑。战场是讲生死存亡的。金融战是以谋财形式出现,以害命结果收官。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暴涨,这是金融势力在操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东南亚国家20年的发展成果被一扫而空。

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谋划和设置,现在就要有所布局。比方说,SWIFT被卡住以后有什么办法?如果加快部署,可以让我们在金融战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美国内部做过总体金融战的演习。参加推演的300多位专家中有150多个军人、50多个金融专家,非常认真。而我们对金融战估计不足,准备工作也不够,有备才能无患。(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关于金融开放的政策建议

1.从中长期规划看,在顶层设计上,要对我国金融开放形成一个清晰的规划和路径。走出去、引进来要协调发展,大规模引进时,要考虑到我们走向海外的实力和竞争力,要具备足够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综合服务能力。(陈卫东)

2.开放要分步骤、分区域、分层次。建议海南自贸港可作为开放最前沿,资金、人员、货物自由流动;大湾区毗邻港澳可作为二线;内地金融开放的步子稍微稳一点。

3.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如区块链技术即将被用于交易所,美欧都在做这方面准备。我们要在东亚起到金融中心的作用,也要考虑引进区块链技术。(李小雪,中国证监会原纪委书记)

4.充分利用目前的窗口期,加强规则制定,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重点关注证券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资本市场的机构化水平。

5.建立金融安全审查机制。根据《国安法》第20条(关于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应包括如下各方面:

1)建立反垄断审查机制,运用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针对外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集中启动反垄断审查,将反垄断审查延伸到金融领域,如并购环节。

2)对外资并购我国重要金融机构行为,建立专门的安全审查机制。

3)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如个人数据信息的获取;强化消费者保护理念和要求。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分散于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文件规定中,要提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高度,即上位法。

4)国家和个人的敏感信息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参考美国金融安全审查的做法,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的防护墙,保障国家和个人敏感信息不为外资机构所获取、使用和保存。

5)培养和储备全球化金融人才,尤其是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刘育梅,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经理特别助理)

6.鼓励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为实体产业提供直接和间接融资服务,限制其在各类金融市场自营交易。

境外金融机构可参与我国股票、债券现货交易,限制金融衍生品投机套利交易,其衍生品的持仓量不得超过所对冲的股票、债券现货总量。

禁止境外对冲基金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交易。对冲基金与实体经济无关,在市场助涨助跌,是制造历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不能引狼入室。

7.开征资本利得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年来,为呵护市场一直免税。在今天开放条件下,为减小贫富差距,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金融安全,应该开征资本利得税,以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开征初期,可提高起征点,对投资周期一年以上的资本利得按不同时间周期设置递减税率,对跨境汇出资本利得低于一定年限的征收离境税(不适用于资本盈余)。

8.建立跨境资本流动实时监控系统;做好实战化的风险处置预案;培养一批具有实战能力的反金融狙击专业队伍;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能够快速反应、专业精干的反金融狙击专门指挥机构。(张云东)

(编辑  高梁)



¨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0129日召开了“金融改革开放与安全”研讨会,本文为该研讨会的综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8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12月到1960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 本文根据陈晋在第65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上的讲演编辑整理。


西方对中国用大规模数据驱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误解,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将其描述为一个奥威尔式的体系,其前提是控制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信用体系时至少存在两种误解。

第一,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收集每位公民的数据。中国政府确实收集所有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但是其内部人员的档案资料不在政府采集之列。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是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诚信、珍视信誉的文化。目前该体系的优先事项是汇总和共享公开型数据,如许可证和其他监管信息等,并在关键领域为法院判决提供相关建议与依据。除非公民或者企业触犯相关法律或不执行法院判决,他们的信息不太可能出现在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库中。

第二,有人认为,公民社会行为、消费习惯和政治忠诚度会影响中国百姓的社会信用等级,并构成政府部门对其给予奖励或施加惩罚的参考要素。这种误解通常产生于将商业领域营销实践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混为一谈。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给消费者评定信用等级时确实会研究消费者的购物和社会行为,以及其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相关记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很多规定以及许多部门出台的联合惩戒体系都依靠已向社会公布的法律、法规和合同义务等标准,而不是依靠不当行为或公民随机活动等宽泛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市场秩序饱受欺诈和假冒伪劣等问题困扰,由政府建立并与公众分享信息的社会信用体系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持续一年多的“黄背心”运动还未彻底平息,新一轮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又在法国上演,法国政府已经陷入严重困境,即公民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黄背心”运动起因是政府决定加征燃油税,加税主要是因高福利支出导致财政赤字不断累积。本次罢工运动是因为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通过减少福利支出控制赤字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对富有者增税则会出现富人外逃,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和税收来源减少等。

全球化增强了资本与国家博弈的能力,政府难以通过加税来平抑赤字和债务。为维护经济活力对企业减税和减少监管,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投资,但更有利于富人和金融从业者。全球化使富者愈富,普通民众则更加依赖福利等再分配措施。在传统利益代表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只能用非常规手段表达政治诉求。

法国的困境揭示的一个时代性问题:经济全球化急需在全球层面得到政治规制。


201912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和谐,多元文化交相辉映。澳门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更好发挥自身所长,增强竞争优势。当前,特别要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为澳门长远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注入新动力。

在澳门期间,习近平特意参加了濠江中学“‘一国两制’与澳门”为题的中国历史公开课,并即席发表讲话。“一国两制”是澳门发展的最大优势。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打牢爱国主义的基础,就要了解历史。14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了解我们5000年延续不绝的历史,就能自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史,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对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习近平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12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对2020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2020年重点工作:(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三)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财政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以创新和改革开放为动力,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发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等。(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以及土地管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


在中国全力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不断:美国军舰强闯我南沙群岛12海里领海(1.25),美国众议院通过涉藏法案粗暴干涉我国主权(1.28),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华为与孟晚舟(2.13)。

130日,美国国务卿访问英国,继续施压阻扰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声称:“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国的制度……世界各地依旧存在各种挑战,而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

214日至16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针对美国高官喋喋不休的攻击中国和打压华为的言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利用自己的力量试图让盟友攻击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私营公司。会上,针对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发表攻击华为的发言,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傅莹随即提问: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从1G4G)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为什么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

王毅部长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防长埃斯珀所作“中国威胁论”进行发言针锋相对地反驳:“美方所有针对中国的指责都是谎言,如果把这些谎言的主角换成美国,那么这些谎言就会变成事实。我们希望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要太丧失自信,更不要丧失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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