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深刻认识这个大逻辑,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经济新常态也是如此,既需要实现生产力的新飞跃,也需要实现生产关系的新突破。从生产力看,经济新常态下,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从生产关系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改革的目标是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复苏缓慢。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了长期停滞的新常态。对此,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进一步暴露。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能够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逻辑与历史的辩证法

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我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不断发展的结果,体现了经济运行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深刻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城镇化率提高到54.77%;先进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幅提高,分工日益复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在,我国经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迈入更高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备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但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因此,需要开辟新征程、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促使发展更加平稳、科技更加进步、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更加完善、人民更加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可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速度与效益的辩证法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应辩证看待速度的变化。一方面,应看到速度与效益不是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就谈不上什么效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效益不断提高的基本条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仍需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维不动摇,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另一方面应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偏重数量扩张、过分追求高速度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理想。现阶段,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人民群众能够得到更多实惠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投入与创新的辩证法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后者主要取决于技术和产品创新。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展越来越少依靠要素投入,越来越多依靠技术和产品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强调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应看到,任何生产都是以一定的要素投入为基础的,没有要素投入就谈不上要素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增加要素投入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和质量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货币经济,所有产品、要素和经济活动都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和运动起来。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生产要素流动缺乏货币流通保障,社会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如果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过少,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就难以保证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按正常价格进行交易,就可能引起物价下跌、生产过剩、失业增加、经济停滞甚至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看,货币供应量与商品生产量或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技术和产品创新而缺乏有效市场需求和充足货币供给,经济发展就无法正常进行。发达国家虽然有比较强的创新能力,但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状态而无力自拔,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增强市场活力,为创新拓宽道路,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然而,单纯的市场调节是有局限和缺陷的,包括微观上的市场失灵,宏观上的危机、失业、两极分化、金融动荡、环境和资源破坏等。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经济,党的领导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优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领导者是党,主导者是政府。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履行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职责,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结合起来,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

挑战与机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又可相互转化。挑战如果应对得当,就会变成机遇;机遇如果不能抓住,就会变成挑战。二者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如投资增长乏力、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风险加大、国际市场疲软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囿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而放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会认识到,这些困难和挑战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在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迈上新台阶、迎来新机遇。这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深度融合、同步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增长点增多,空间格局进一步拓展,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等等。因此,新常态蕴藏新机遇、展现新前景。我们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迎接我国经济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张宇: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经济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

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着实践向前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经济建设照搬前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要以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诫,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和重要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几重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同一个时代交织、叠加,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多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界,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把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经济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宏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金融、财政、价格、汇率、收入分配体制、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和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和政策建议等。从理论结构上来讲,这些研究属于应用层次的对策性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较近,与基本经济理论相距较远。尽管如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参考依据,同时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重要原料。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等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效率和公平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似抽象,与现实经济联系较远,但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总的看,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成就是巨大的,功劳不可抹杀。

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发展中,学术研究中基础理论薄弱,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严重,“玄、虚、浮”的毛病突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正常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之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之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当然也在探索和发展完善中。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历史,面向中国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理论成就,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列宁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为我们科学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为了谁”的问题,是我们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不同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鲜明地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它把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们实践的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这样根本的问题。

3.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关于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经济规律的理论,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关于生产的首要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内容和基本要素的理论,关于分工协作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等等。

4.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计划经济,因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指导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论》研究对象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了价值、货币、价格、供求、竞争,以及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等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如剩余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更健康有效地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6.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等重要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科学价值,我们不妨举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自由贸易理论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经济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3)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承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认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做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努力在全球化中实现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科学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我们正确推进对外开放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中可见,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才能正确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4、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

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来说,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就是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赞同的经济学说。以此标准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抛开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弊端不谈,单从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途径来讲,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也是有害的。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抽象教科书的原理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对所有的理论适用。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它具有的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个别性或特殊性。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理论很少。即使是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地理特性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并不适用。即使是对于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很容易以它为样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当做普遍规律或“国际惯例”。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从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价格、竞争、货币、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如价值规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更不是一种个案或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一般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眼界。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历史勇气,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历史的丰厚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这在那个时期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编者按:我国坚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伟大的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也迫切需要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有着普遍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以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和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也是按照这种体系组织起来的。[2]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未成形,因而,这一思路演绎的成份较多,未能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3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以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这一思路比较早比较多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分析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在80年代中期,因而,这一思路同样没有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3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按这种体系建立的。比如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柳欣、林木西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引入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较好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缺点是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之间经常是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这一思路的代表性成果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卫兴华、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杨承训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编写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缺点是体系不够完整,理论阐述不够深入。[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公认的:

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

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概括起来讲,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3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7]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8]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宪法》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9]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的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含。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

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遇也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还是指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或者其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居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公有制企业中从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他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性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它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够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  苏歌)



[1]见张朝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卫兴华、张宇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承训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在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后向高等收入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处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局面。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中国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已经达到4260美元,2013年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行2010年的标准,我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论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最新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261247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中等收入国家有108个,低收入国家有36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26个,2001年增至53个,2005年为56个。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状态,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了慢性持久的危机之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常态和低增长陷阵。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其次,造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与中等收入其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和相互作用决定的,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从历史上看,不同国家在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国内外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处于人均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其国际国内条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例如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也是各不相同,其面临的问题也很难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概念加以解释。特别是把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其它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提并论,并列为有可能落入“陷阱的”主要对象,完全忽视了中国经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存在的根本区别,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从本质上看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落后国家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下,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欠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然经过了上世纪的历史时期,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如日本、韩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变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本质就在这里。有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虽然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出,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

导致不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发达国家控制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成为支配的一方;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这种不平等的体系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处于核心的高端国家永远是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必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从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马克思当年在论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德国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准确地揭示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种族主义、部落制度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特别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支配和控制,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社会长期动荡。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宿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把自力更生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在当前,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优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也是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严格地讲,所谓的“中等收陷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盲目照搬国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不仅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还可能产生误导。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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