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融资服务要多样化

杨凯生

2015-06-25 09:34:29

“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ʌ...

“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15620日,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在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杨凯生举例说明,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以下为杨凯生演讲全文:

(一)关于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社会公众包括企业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财富增长情况,不仅是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的,而且也是受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二)关于财富管理如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问题。每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基本都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关于财富管理究竟能为企业提供什么融资服务。为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投资水平的财富拥有者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投资工具;同时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服务(融资性质不同,融资成本不同的服务),帮助和促进它们的成长和发展。这应该是财富管理的真谛所在。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据说去年VC类基金募集1160亿,不知是否准确)。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这一个阶段所起的作用比前面两个阶段要大,据说去年中国大陆的PE448支,达3850亿,人民币银行贷款增加9万多亿)。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去年中国市场较大的并购交易1929起,涉及资金7200亿)

总之,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资金需求应该通过不同方式来获得。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提供的债权资金、贷款与我们所说的财富管理的资金有所区别,不仅是监管规定不一样,更主要的是资金性质不一样,一般储蓄存款人和其它直接投资的投资人是不同的。但这两类资金可以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互相配合。在金融市场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这两类资金各自的角色定位将不断更加清晰。我相信这正是我国金融改革下一步不断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共同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资金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长期的、巨额的投融资需求,据估计未来10年中,“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超过1.6万亿美元,一些项目将长达15年到30年进入回报期,而且区域内金融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较多,这些国家仅依靠国内的资金实力恐难以完全满足其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需要综合运用各国自身的力量以及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和丝路基金的先导作用,发挥商业银行的全球市场融资功能,同时利用好区域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支持作用,才能有效地解决。

    其次,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是合作共赢的过程,也是遵行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化原则的运作过程。要通过发挥资金价格和回报率的引导作用,保证金融资本根据商业原则选择合作对象,利用市场规律确定项目建设的合理顺序。例如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先前已经宣布将采用市场化的机制运作,利用PE、债券、夹层融资等多种方式,投资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项目,将采取开放、灵活的方式对接投资人与融资方,利用中长期的合理回报吸引更广泛的参与主体。这些做法将有效地促进和保证投资和建设效率的提高。

    第三,金融的制度规范和创新的作用,可以营造“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环境,通过区域内金融进一步开放协作,有利于建立区域的诚信系统,有利于整合跨境的风险管理能力,从而也有利于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较好的金融秩序。这将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内的系统性的波动,增加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定的金融与社会环境。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各种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跨境金融的创新,承担新型的货币清算行等方式,可以在区域内创造一个更稳定便捷的结算支付和融资的环境。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时代的机遇。从历史上看,全球市场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的浪潮,它们分别是由英国、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三个国家产业的影响力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金融业的全球网络也得到了快速扩张。“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带来区域内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产业走出去,将产生大量的跨境和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金融业的本土业务将有可能更多的转向为面向全球客户的全球性业务。

    从现状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的金融格局出现了深度的调整,这些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14年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资银行就占了四席。而且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良好互动搭建起了一个金融的桥梁。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国的金融业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不断地加深,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也将不断地扩大。

    从未来发展看,“一带一路”的建设启动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将实现质和量的双重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断地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将快速的发展,这既有利于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的进程,也将为我国金融业带来大量的业务创新的机遇,它既会催生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也会拓展我们国际化经营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应该积极地支持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要努力地通过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走出去的资金的支持体系。目前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项目很多,资金需求的规模也很大。例如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内,储备跟踪的项目就达到了15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了2200亿美元。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约为15亿美元左右,一些高铁、核电等领域的投资往往更是需要上百亿美元。对这些项目,我们认为可以区分不同的性质,采用不同渠道的融资方式。除了商业银行之外,对于政府合作性和援建性的项目,可以主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作用。对于商业性有待培育的基础性项目,也可以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机构的引导作用。对资金需求规模大,商业回报好的项目,也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对于回收期限长,风险较低的项目,也可以结合保险资金的期限偏好来进行对接等等。

    其次,金融机构要通过信息资源引领、支持、帮助企业找准走出去的方向。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一般来说早于一些企业。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也深于一般的企业。比如工商银行目前设立的境外的营业分支机构已经进入了42个国家,加之我们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覆盖了近20个国家,我们机构的覆盖面达到了60来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的总资产目前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它的网络的建设、市场的拓展、本地化经营的经验以及客户关系,对于我们中资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资金融机构在长期的海外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以及国别市场行业风险管理的经验,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好信息中介作用,对接需求和供给,通过投资顾问、供应链设计等服务,高效地撮合各种交易。此外,中资的金融机构在这些年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不少外国政府互动比较密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既可以为对方政府提供一些经济、产业和金融的建议,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营造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要通过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帮助提高企业走去的经营效率。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以商品和劳务输出为主,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走出去突出表现为资本引领、装备出口和产能合作,更多的体现为链条式的转移,集群式的发展,和园区化的经营等新型的模式。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也将从贸易融资,出口信贷等传统的信贷业务扩展到现代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中资金融机构要以跨境金融为支柱,配套高端的财务顾问、股权融资等投行服务,满足企业投融资的结构设计,市场信息咨询等多元化的需求,要以交易金融为基础,通过远期的结售汇,货币互换等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对汇率和利率等风险的管理需求。要以资产金融为平台,通过全球的现金管理,境外的资产管理等服务,满足企业全球资金的安全、便捷的调配,境外资产保值增值等需求,以租赁金融为桥梁,帮助境外业主以租代购,满足企业节约成本和降低经营资本占用的需求。

(编辑  季节)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大数据的应用是这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特别是2015年7-8月,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大数据的应用是这几年越来越热的话题。特别是20157-8月,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另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大数据的应用更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关注、重视,许多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

大数据可以应用于银行业务的很多方面,例如金融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网点建立、员工绩效考评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用于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与银行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最初是由10个发达国家发起的。实际上对全世界各国的银行来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决定、颁布的协议,应该说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银行不理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银行要到某一个国家去开分支机构,人家马上就问,你这银行风险大不大?信用风险有多大?市场风险有多大?操作风险有多大?你们国家现在有没有执行《巴塞尔协议》?如果执行了双方就有了统一的对话基础。比如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多少,双方所讨论的数据概念是统一的,否则就无法讨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普遍实施的是巴塞尔的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执行这个标准的银行,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

巴塞尔委员会明确要求,银行能够基于自己的数据,运用自己的模型,对各项业务的风险参数进行逐笔的测算,用以计量业务的资本占用,并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要求银行建立切合自己实际的风险识别和计量的体系,风险不仅要能够识别,而且还要能够计量,不计量就没有办法管理,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所谓“内部评级法”的概念。

所以,中国工商银行对本行内外的各种数据进行积累、清洗、筛选和加工,根据数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模型,分析并且预测风险,成为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一个合乎国际监管标准的银行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或者说是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从2003年开始,工商银行启动内部评级法的工程,历时十多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中国银监会历时4年的四轮评估,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组织的国际同行的评估,于20144月,正式成为实施资本高级管理方法的银行。因为资本管理有很多办法,高级法、初级法等等,3种风险有3种不同的方法。工行正式成为实施高级法的一个银行,标志着其数据建设在风险管理方面获得应用。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确实不是一日之功。

    银行主要有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控制信用风险必须有客户的数据、债项的数据、交易的数据、外部的数据等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客户评级、债项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国别评级、零售业务评级、组合管理、贷款自动化审批、抵押品的自动化估值、风险的监测预警、压力测试等等。控制市场风险要有市场数据,头寸的数据,还要有各种参数的数据,用来开发市场风险的计量模型,决定市场交易的限额,对市场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对每个产品进行控制等等。控制操作风险必须要有本行内外的损失数据、行为数据,用于反欺诈、反洗钱、运营风险的内部控制等等。

 

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大数据”和“小数据”

大数据在银行风险管理应用中的条件及特点

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否则就无从谈起。第一,要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工商银行现在有5亿个人客户,有400万户法人客户,有长达近20年的海量业务数据的积累。第二,要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如果管理不统一,不是统一评级的客户、统一的授权、以及对客户统一的授信,如果不能实现集中的监控,大数据就搞不起来。第三,必须有刚性的系统控制。统一的管理模式必须体现在系统的刚性控制上,个人即使想改也不能奏效。要实行评级控制、授权控制、审批控制、限额控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控制、规模控制等等。第四,要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清洗的流程。数据的标准要统一,数据的更新要有规则,数据要能够验证,要有数据质量控制平台等等。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才能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应用。

银行风险数据管理的应用特点,在于它必须是多维度的,一是静态和动态的数据要相结合,不能只看资产负债情况,还要注意它实际的变化情况;二是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数据要结合,不能只看企业的情况,还要注意行业情况,以及注意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三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要结合,银行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如存贷款、交易结算等,此外还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产品信息,企业管理层的情况,抵押品变化,抵押地点等等,这些非结构化数据要和结构化数据结合起来。四是行内行外的数据要结合起来,行内数据包括我们本行的业务数据、存款、贷款、结算、代发工资等等;行外数据包括公积金、征信情况、水电表的情况、公检法的数据、工商税务的情况、海关统计等等。这些数据都要结合起来。

大、小数据的融合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关键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要和“小数据”相结合。实际上,大数据有大数据的长处,也有大数据的不足;小数据有小数据的不足,但是也有小数据不可忽略的优势和必须应用的理由。比如,传统的小数据有经典的数理模型,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分析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方法论是解决了的,技术上也没什么问题,数据挖掘的方法早就成形了。但是大数据到今天为止,管理理论、分析方法都还在摸索的阶段,并没有完全的成形。另外,和小数据相比,大数据数量越大,噪音相应地也就越大。甚至往往是数据大幅增加的时候,它的噪音的增长幅度要快于数据量的增长幅度。大数据的挖掘成本是比较高的。再者,大数据反映的是一些相关关系,而小数据通过分析比较更容易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因果关系。

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区别需要明确。不要把大数据和小数据误解为数据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它数据少,所以才叫它小数据。过去一些数据并不小,为什么不叫它大数据呢?主要是小数据的数据形态比较单一,是传统的二维表方式所反映出来的结构化的数据。应该说,它抽取了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与大数据相比,小数据具有单位信息容量比较大的显著特点,因而具有更多的价值。

    比如银行的结构化数据,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小数据。一个客户到银行来买了一个产品,肯定在银行业务系统中有记载,这个购买行为记载下来的就形成一个小数据,它反映了这个业务的最终结果。但是客户购买行为的路径,特别是客户之所以要购买这个产品的决策过程,甚至客户的心理活动过程,是结构化数据或者说小数据是无法反映的。但是,大数据有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这种行为的路径,反映出这个行为的决策过程。尽管银行和客户发生了交易的事情是最实质的,也是银行最需要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客户的决策过程,了解他们行为路径,那不是更好吗?无论是从提升银行的服务水准,还是防范银行的风险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想要把客户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整个路径都反映出来,离开大数据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大数据和小数据确实各有特点,各有长处、短处。简单地以此来取代彼,并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只有把它们两者融合起来,把小数据分析方法的完备性、准确性和大数据的多维性、及时性融合起来,可能就会给银行的管理带来质的升华。

银行三大风险管理

    下面就银行业务的三大风险,即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分别阐述一下数据管理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信用风险管理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工商银行基于自己掌握的数据和模型,建立了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在内的二维评级体系。这个体系评级完成以后,可以用于政策的制订、贷款审批、授信额度的确定,以及贷后的管理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定价,利率市场化实现之后,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就可以成为贷款的价格。

客户评级。工商银行的客户评级模型有34个。我们把法人客户分成7大类。比如要分开大型企业、小型企业,新办的企业和老客户。通过34个法人客户的评级模型,工商银行实现了对所有法人客户违约概率的计量。这些数据的积累已经长达10年以上。

债项评级。(黑体)客户一旦违约,就要对每一笔债项的损失大小进行预测。因为客户违约以后,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债项都会遭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每个债项是等比例损失。设定了优先受偿权的——比如有抵押的贷款,它的损失率和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就不一样,所以要逐笔对债项违约的损失率进行测算。因此对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计量,只有对客户进行了评级,同时对债项进行了评级,并且把这两个评级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对信用风险进行完整的计量。现在工行的债项评级就是搞违约损失率的评级,工行积累的是2001年到2014年长达14个年度的数据,覆盖了全行175个信贷产品。工商银行把信贷管理系统、押品估值的评估系统和不良贷款清收管理系统这三个系统数据形成损失数据集,然后用来搞债项评级。现在工行有几百万户法人客户基本信息,1700万条财务数据,717万条合同债项数据,730万条风险缓释的信息,3200万条回收的记录。为什么说数据将来就是资产,数据就是资源,就是这个道理。不经过一段的积累、沉淀,不可能有这么多有效的数据。

    组合风险管理。除了客户评级、债项评级以外,对法人客户还有一个组合风险管理。就是除了看这个法人本身以外,还要看其所处的行业、产业和地域。如果是上市公司,还要关注其市值波动。最近中央提出,要高度关注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过剩产能的淘汰或者压缩。过剩产能的压缩讨论了很多年,一直很难推进,其实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判断信用风险的时候,除了风险信息、损益信息、资本市场信息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它的属性信息。比如说,过剩产能有绝对过剩的行业,还有相对过剩的行业;在相对过剩或绝对过剩的行业里,都会有龙头企业和非龙头企业,也就是说,有先进的产能和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里有先进的工艺,也有落后的工艺。而作为银行来说,则要管好自己的信用风险。银行贷款能贷给谁?不贷给谁?在压缩过剩产能的时候,银行还能不能给这些行业里的某些企业提供贷款?过去有说法称之为“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等等,实际上大体就是说,要关注一个客户的属性信息,然后来科学地判断这个企业本身的风险。

我们过去的说法,要么“一刀切”,要么就统统放开。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必须“一刀切”下去,但是这“一刀”下去要有点“豁口”,但是“豁口”不能多,一多就不是“刀”了,成了“锯条”了。现在提到要“精准调控”,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利用数据,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关注,全面的分析、把握客户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指的是银行由于面临市场因素,比如说汇率、利率、股票指数、商品、大宗商品价格等等的波动,银行用于交易资产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而由这个变化所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银行面临的各种交易产品、交易工具的市场波动和价格变化所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称之为市场风险。

现在工商银行在海外的42个国家都有营业机构,再加上工行是南非标准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南非标准银行又在近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这样加在一起,实际上工行在将近60个国家设有机构。国内、国外每天都在发生着海量的市场交易行为。如何控制这个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工行现在已经建立了基于集团层面的、全口径的、覆盖全市场的、大数据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时区,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还有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市场风险的管理又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复杂情况。通过几年的部署,市场风险的管控机制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现在工行每天从外部采集11650多个产品或者风险因子,包括汇率、利率、商品、各类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市场数据库每天接收的实时数据量达到210万条,通过比较先进的数据清洗、筛选功能。现在有超过1亿4000万条的数据,存储在市场数据库里面,每天供我们的中后台来分析、运用。数据分析应用覆盖了工行的交易管理系统、风险计量系统、产品控制系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财会公允价值计量系统等等。

   2015年前三季度,工商银行交易账户的交易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日均交易量是800多亿人民币;境外机构2014年一年的交易量是7000多亿美元,日均交易量超过2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交易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想要控制住交易风险,算出每天各类产品的估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庞大的交易量形成了几万个投资的组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交易员,都能造成组合的差异。比如,同样在总行市场部,A交易员和B交易员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A的组合和B的组合。而工行全行每天大概有近万个投资组合,1万多个风险因子,覆盖了外汇、利率、大宗商品、信用等等交易系统。工行现在有100多个风险的计量参数, 700多个压力测试的情景,这一切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管住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的风险。

    建立市场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后,通过市场数据库、交易数据库、计量参数库,现在可以做到7个“每日必做”,即:1.每日对交易头寸和敞口进行定价的估值和损益的计算;2.每日计量各个层级的VaR值,就是风险值,也就是当天最大的损失值;3.每天对交易组合进行限额监控,就是看有没有超限额的;4.每天对各层级进行压力测试;5.每天用市场损益对VaR值进行返回检验,要看这个压力测试是不是准确,要返回检验;6.每天实时的自动计量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资本占用;7.每天生成各种数据报告。只要能做到这种7个“每天”,就能确保市场交易的各个行为能够符合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符合事先确定的限额要求。

工行每天用这个系统进行海量的运算,比如说我们用最近一年250个交易日的市场波动情况和过去10年进行对比,按照现在的投资组合分析对工商银行最不利的市场情况,预测在一定的置信区间,比如99%的置信区间下,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还设定了700多个场景,比如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都是700个产品所设定的场景之一。有了这一办法后,我们对每一个流程、每一个产品都可以通过业务预测、通过组合、通过定量测算,来算出它的VaR值,然后再确定权限,就是限额。某个交易员有多大限额、海外分行有多大限额,然后通知各交易岗位,按照这个阈值来实施。多少个交易组合、多少个分行、多少个交易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这个限额的管控之下,如果个人要超出限额来操作是不可能的。

   除了限额管理,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压力测试。我们挖掘了1987年以来所有的市场数据,提炼成700多个符合工商银行自身情况的情景,这些情景设定包括了美国股市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等。然后设计模型,测算极端情况下工商银行将承担多大的损失,每天会承担多少等等。这个系统能估算3000多个产品,频率是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后形成报告,每天要反映给交易人员和管理者,每个季度要向董事会报告压力测试情况。这套系统可以把所谓的“黑天鹅”关起来。

市场风险看上去似乎比信用风险要虚一点,实际上风险损失也是很大的。以巴林银行为例,巴林银行历史很悠久,信用很好,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财产品本来也是交给它做的。1995年,一个号称“天才的交易员里森,买日经指货亏损了,其实一开始就是2亿英镑,还不至于把这个银行搞垮,但是由于银行的限额管理、交易行为管理出了问题,里森顾及自己的面子,加之交易人员想翻本的这种心理,大量的再投入、再买进,最后一败涂地。最终里森不仅自己坐牢了,拖累整个巴林银行也破产了。前几年,法国兴业银行业损失72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超限额交易、虚假交易。瑞银集团也是遭受20多亿美元的损失,最后CEO辞职,交易员判刑。这些都是市场风险的惨痛案例。所以市场风险的管理必须分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

    事前管理就是通过数据、信息系统实现“12个防止”,禁止非交易人员违规开展交易,防止单笔交易超权限,防止累计交易超权限,,防止价格明显的偏离市场,防控与交易对手过度密集交易,防止与反洗钱的黑名单机构误做交易,防止涉及卖出和借出的债券等资产的交易出现透支,禁止交易对手无授信和超授信的交易,防止交易出现超出国别风险的限额等等。这“12个防止”不仅是自己认识,不只是制度,而都是系统里设定的。比如说,交易员的限额是设定好的,想超出限额系统自动就不能过去。不仅订单过不去,风险防控部门还会马上就知道,就会来核查是误操作,还是交易员想故意闯关。

事中管理是指交易过程中必须要有复核。这个复核不是指过去银行那种人工复核,你做了我再做一遍,或者单据上我必须盖个章,这种复核完全是流于形式。现在的交易复核完全是系统操作的,监督人员和交易员是隔离的,坐都不在一起。在物理上就隔离开来了,以防止各种舞弊现象的发生。工商银行每年的复核比数大概超过40万笔。

事后管理也要有检查,产品控制、对账、市值验证,比如昨天这笔交易价格为什么和市场差那么多,到底是什么问题,损益的计算和分析,有没有利益输送,交易价格的监测等等。

总之,市场风险管理就是把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因素都关联起来,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里森、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操作风险管理

总体来说,按照国际上的统一定义,操作风险就是由于不完善的具有问题的内部操作程序、人员、系统,或者由于外部事件所造成的银行的风险,称其为操作风险。比如说洗钱问题、欺诈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的防控、计量是比较难的,每年工商银行的损失可能并不大,但是操作风险如果按照巴塞尔规定计量下来要占用资本高达几百亿。现实中这样的计量方式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国际上就这套实行办法来操作,也行处于审慎原则。

(编辑  迟晨光)



* 杨凯生,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根据我国银行实际经营绩效和多年的经验,本文作者——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指出:近10年我国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

这些年来,对我国的银行业一直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议论乃至指责。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银行作为一个经营管理状况外溢性特别强的行业,受到人们格外关注是正常的,银行的管理能力、服务水平在某些方面不很适应各方面的期望和要求也是自然的。但有些质疑和批评,应该具有更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避免以讹传讹和想当然。批评应该理性,提出的建议应该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本文就大家关心的关于我国银行业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究竟怎么评价我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明确的。其实只要看看最近10年前后的变化,事情就很清楚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30%,下降到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从7.95%左右提升到了13%以上,年度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1085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7851亿。

有人质疑,当初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资产是不是贱卖了?时至今日,这些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不良贷款的成本(更准确地说,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大批工商企业卸下历史包袱并进而改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究竟能不能覆盖?国有银行改制后究竟能不能带来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带来治理机制的改变?

从交通银行200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直至2010年农业银行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挂牌上市,我国五大银行全部完成了从国有独资银行向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持股银行的历史性转变。事非经过不知难,现在有的人在谈起这些“故事”时,并不知道其中曾有多少艰辛和不易,也有人认为从国有独资银行变为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存在不了解情况的偏颇之见。例如,在这五大银行上市前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都由境内外的律师事务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了工程浩瀚的尽职调查及资产评估。仅工商银行的法律尽职调查资料就达80余吨,这些材料至今保存在工商银行巨大的资料室中。这种具有国际水准的尽职调查和评估工作,不仅摸清了家底,促进了我国大型银行的产权清晰,更重要的是为改制后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础。例如,工商银行原先在全国各地几万宗营业场所的房屋、土地,既有当年分设时从人民银行承接过来的,也有国家划拨的,还有出价购买了部分使用权的,更有租用的,通过改制上市前的财务重组,97%以上的房屋、土地办妥了权属证明。当时由于不少投资者对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此,能否在改制前期引入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继而能够在上市时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便是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正确,操作是否成功的重大考验。各家银行都竭尽全力开展了工作,广泛接触了境内外各类投资者,努介绍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争取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有人批评,几大银行上市是不是让国外投资者赚了大钱?为什么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好处不留给国内投资者呢?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首先,当时国内的A股市场很难完全容下体量如此之大的几大银行,需要通过适当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境内外市场一起上市,才能完成这几大银行的改制。实际上几家银行上市前引入的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仅有十几个百分点,最低的只是个位数,其余国外投资均为上市时报价购买进入的。这些投资者进入的股权比例虽不高,但在当时对上市公开发行的成功起到了“增信”作用。而且,几大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溢价的,平均PB值(市净率,股价与净资产价值之比)超过1.19倍,例如工行达到1.22倍。而目前几大银行的PB值均跌破了1

在上市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国内机构投资者,但资本市场上不可能强买强卖。当时有关部门规定H股与A股必须同股同价发行,为了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在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奔走,以及在全球几大洲的路演,最终获得了超额认购几十倍的结果。如果当时国内投资者能够更踊跃一些,我们的定价将会更理想。当然,最终总体发行是成功的,工行、农行都创下了全球IPO融资额的历史记录。

后来,几大银行的市值随着银行盈利能力的增长先后都曾有过不小的上升,有的国外投资者进行了转让套现操作。于是有人质疑这让境外投资者发了财,国有资产流失。殊不知,各方股东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不可能只有其中某一方股权增值获益。就拿国有股东来说,五大银行上市以来,净资产增加了29136亿元,约增加了3.6倍,国有股权获利超过27500亿元,其中现金分红约11000亿元(股改上市前由于微利乃至亏损,国家从银行获得利润回报已有困难)。与改制前的2003年相比,五大银行的应税能力提升了4.5倍以上。仅从这几个方面测算,五大银行的改制成本(剥离20000多亿不良贷款,加上冲销原有部分国有资本和外汇注资折合5000亿人民币,等等)已经覆盖。如果加上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几大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的不良资产的回收结果,改制成本则已消化完毕。

至于几大银行上市后管理水平究竟有无提升,这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说明。其中最显著的进步就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得以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类风险的识别、计量、预警以及监测的技术模型和操作方法。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长达5年的持续跟踪、评估和验收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目前已经批准我国几大银行正式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标志着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标准,我国主要银行风险管理的框架、原则、技术以及IT系统建设等各方面已与国际规范接轨。这在上市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银行上市后,法人治理机制情况到底如何?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是否真的在各司其职,还是“徒有其表”?关于这方面可以了解香港联交所、证监会和大陆银监会、证监会及其上交所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内控情况以及信息披露情况的评价,也可以听听这些银行的董事们,尤其是境外独立董事的意见。他们的看法也会有助于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后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法人治理情况。

事实证明,我国抓住时机果断推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其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没有这一改革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几大银行经营状况的根本改善,很难想象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能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能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银行业究竟存在不存在垄断

关于我国银行业存在垄断现象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首先,在任何一个国家,银行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开办银行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被一些人奉为自由市场经济圭臬的美国,开设银行的审批手续一点也不比我国简单。办银行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其次,可以再进一步看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非国有资本的占比超过20%,民间资本在全国性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占比约为42%,在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约占54%,在农村金融机构(468家农商行,122家农村合作银行,1803家农信社)中占比超过了90%。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银行业仍然还是由国有垄断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有关法规未禁止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但此前除民生银行等少数实例,其余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是陆续通过改制、参股形成的,直接发起设立的不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应该属于开放性的银行业来说,我国民营资本在其中的占比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不会影响到国家对银行业的管理。

有人认为,虽然从股本结构来看,不能说我国的银行业完全是国有垄断的,但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规模是如此之大,难道不是大行垄断?

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大银行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往往是考察其银行业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资产CR5,即一国前五大银行(TOP5)的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排名居前的10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金砖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资产CR5)与中国作一些对照和比较。尽管依据不同方法得出的数据存在一些高低误差,但得出的结论方向是一致的。在这14个国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国前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CR5都高于50%,尤其是10个发达国家银行业,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日本也在50%60%之间。而且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明显提升的。事情并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只要银行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小银行将纷纷涌现,大银行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削弱,它们的市场占比应该会也必然会随之下降。

更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些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似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水平存在着一定正相关性。例如银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就表现得更稳健一些。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信贷机构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业资产CR5一直低于15%,在那场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资产CR5快速上升。而在本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资产CR5更是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达到63.2%。我们曾与美国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以及监管官员交流,他们都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美国银行的数量将继续减少,银行业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这与人们现在常常说的所谓要警惕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简单的人云亦云并不有助于揭示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

金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巴西银行业资产CR51990年的50%提高到了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了目前的90%以上,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了目前的50%以上。唯有印度银行业资产CR51995年的44%下降到目前的40%,但印度一家大银行的占比(CR1)相比其它国家要高。

比较下来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走向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反,我国银行的资产CR5这些年来是快速下降的。从1998年至2013年三季度,我国五大银行的资产占比从63%急剧下降到了44%,目前这一势头仍在增强。可以得出结论,那种认为我国银行业存在着大银行垄断的判断并没有多少道理。那种认为“大银行市场占比高必然影响金融市场活力”的说法也不符合全球市场的实际。我国五大国有控股银行目前已全部是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公司。笔者认为,五大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和渠道都是存在的。但通观全球各国实际情况,我国五大银行目前的体量是否过大了,是否存在对市场的垄断,与它们的股权结构有无可能作进一步调整,并不是一个命题。

 

我国银行业究竟是不是“暴利”行业

近些年来,我国银行业持续较高的盈利能力一直广受关注,其中质疑多于肯定,这种现象并不正常。首先,应该肯定经济决定金融,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是我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一个折射。银行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的利润增长是对国家的贡献,是对股东、投资者的贡献,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主要表现。

目前,在大型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家控股比例超过70%。也就是说,这些银行每创造1元钱利润,至少有0.7元是国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银行自股改上市以来,共实现税后净利润约39300亿元,按70%比例计,其中国有股获利超过27500亿元,国有股权从中现金分红达11000亿元,国有净资产增值超过3.6倍。与此同时,其它股东与国有股东是同股享有同权的,在权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区别,同样也是银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银行盈利的批评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是因为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存贷款利差太高;另一种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来自收费项目太多。

其实,我国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近年来的利润增长并不是来自于高息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利率政策,在目前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存款利率是有上限的,即不准商业银行高息揽存;贷款利率是有下限的,即不准搞不顾风险的不正当竞争。同时,贷款利率的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则是放开的。就拿2013年为例,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我国几大银行当年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中,执行下浮利率的约占17.18%,执行基准利率的约占34.25%,执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有人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利率还没有彻底市场化,中央银行还实行利率管制,所以目前银行盈利高不完全是正常的经营结果。而事实上,与世界前10大银行的数据对比,2013年,我国五大行的平均净利息收益率水平是2.5%,而美国的富国银行是3.39%,花旗是2.88%,美国银行是2.46%。这些外国银行所处的环境是利率已经市场化了的,况且还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尚未完全退出的情况下实现的利差水平。所以不能简单认定说,我国银行这些年利润增加较快是政策保护的结果。否则也无法解释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还远不如今天的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为什么那么低。以国际上一些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情况为例,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初阶段,不少银行大多经历了利差有所缩小的一个阶段,但很快就出现了分化,有的利差扩大了(例如美国),有的则缩小了(例如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看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与银行利差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认为利率市场化之后,必然带来存款人的收益率上升,和借款人的成本下降,是不现实的。

关于银行收费问题。目前银行收费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规定价或指导价,另一类是市场化定价。按原有规定,银行收费中约有90%以上是由市场定价,不到10%的则需由政府审批价格。目前有关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管理趋于越来越严格,例如前不久颁布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商业银行总行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服务价格报告,要调整收费事项,至少要提前3个月公示,涉及收费优惠的要提前明确标注生效和终止日期,等等。

目前我国银行根据成本、风险、市场竞争和客户承受能力以及综合回报水平等因素进行服务定价的自主权还不高,与国际上大银行相比,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在整个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还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我国上市银行的这一比例平均为23.1%,而巴克莱是59.22%,苏格兰皇家银行是44.42%,德意志银行是53.54%JP摩根是55.16%BNP46.95%,富国银行是48.91%,汇丰集团是45.02%,美国银行是52.48%,花旗集团是38.73%,桑坦德银行是34.76%。即使剔除银行综合化经营所带来的收入影响,仅看手续费佣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2013年,前10家国际大银行平均为27.63%,同样显著高于我国银行的19.57%。

应该承认,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收费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整顿和规范的问题。举个例子,对一个客户的一笔贷款,银行原本可以将利率确定到某一个水平,例如7.2%。但银行为了体现自己中间业务发展的业绩,就人为将利率定为6%,另1.2%作为所谓的“财务咨询费”、“融资顾问费”,变成了中间业务收入。虽然总的来说这并不能增加银行的利润,也没有增加客户的实际成本,但这种为了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所谓中间业务发展业绩的做法是经营指导思想不端正的表现。但总体来看,今后随着我国银行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银行有关新的收费项目应该还会出现。关键是银行要有严格的收费规则,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公开透明。

有人还会质疑,银行这些年利润不菲,既不是来自利差保护,又不是来自乱收费,究竟来自哪儿?一些企业经营困难而银行盈利状况却不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看2013年度的有关数据,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回报率(ROA)平均为1.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A平均是7.39%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回报率(ROE)平均为18.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E平均为12.78%。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银行的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于银行资产总量的迅速扩张、资产质量的相对稳定、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及经营成本的严格控制。

一是银行业资产总量的迅速增长。到2013年末,我国银行资产规模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119万亿元,相当于增长了3.7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利润不能相应增长是不正常的。当然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结构一直难以有效调整,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些大银行的管理者对自身规模的持续扩张所蕴藏的风险隐患是有担心的。

二是前些年银行资产质量相对稳定推动了利润增长。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从12549亿元降到5921亿元,不良率从7.09%降到1.0%,这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信贷成本率(减值计提与贷款总额的比值)从2006年的0.7%下降到2013年的0.54%。信贷成本率的明显下降,又进一步带动资产减值准备提取与拨备前利润之比的明显下降。2006年,我国银行这一比例高达25.5%2013年则下降到14.88%,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是银行这些年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有效拉动了银行的利润增长。目前由于经济增长的趋缓,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已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去年以及今年的情况看,银行利润的增幅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银行业前几年利润的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连动反映。

三是银行技术手段的改进推动了利润增长。我国几大银行目前电子银行的业务替代率已经将近80%,即每100笔业务中,只有20余笔业务是在物理网点的柜台上办理的。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更是已经达到了82%。如果没有强大的网络支撑和技术保障,仅工商银行一家就需再增加近3万家物理网点才能完成目前的服务量。经测算,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平均成本每笔是0.49元,而在柜台办理业务平均成本每笔是3.06元,相差约6倍。10年前,我国银行电子银行替代率只有15%左右。毫无疑问,目前利润的增加是银行前期电子化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大量投入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工商银行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每年对IT系统建设的平均投资连续15年都超过了50亿元。这样巨大的投入如形不成足够的回报,那倒真是失职了。

四是严格的经营成本控制保证了银行的利润增长。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大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自股改上市以来呈稳中有降的态势。2006年成本收入比平均是45.14%2013年是30.79%,下降了14.35个百分点。而同期,国际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从56.5%上升到66.5%。事实证明,我国银行严格控制成本是拉动利润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重视实体经济”的声音多了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金融市场上衍生品交易量过大,一些衍生品结构过于复杂,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关联度越来越模糊。而众多的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对这些金融交易活动的内容及其风险多是不甚了了,引发了不小的风险。

因此,这些国家有人提出金融活动要更多回归实体经济、避免过度投机是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把这一轮金融危机的缘由全部归之于所谓虚拟经济活动,也未必是完全找准了病因。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背后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问题。

在现阶段的我国,应该如何正确分析我国金融活动的性质,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的关系?现在有些人认为金融业属于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两面,这未免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的提法,比认为“实体经济一定要有物质性投入和物质性产出”的说法更合理。

就第三产业而言,金融业是其中的重要门类,它本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进程,金融业一方面从生产部门中逐步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渗透到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中。没有金融业,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进行。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思想,正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精辟概括。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业在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仅以银行业为例,从1979年至2013年的35年间,我国银行业信贷余额从2040亿元增加到76.6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50.2%提高到2013年的134.7%。总体来看,这35年间,我国银行信贷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推动了GDP总量0.3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充分佐证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血液、肌肉和骨骼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关联,都是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实实在在的有机构成部分。

关于金融衍生品问题。这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以不确定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衍生品,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以违约的可能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产品。其中有些衍生产品应用得好是具有风险对冲功能的,例如利率、汇率调期互换的一些产品。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这些产品的交易活动并没有减少。但有的产品,特别是以衍生品为基础的一些再衍生品,例如CDO的平方,甚至CDO的立方,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成为了一些金融机构或投资者之间的对赌游戏,冠之以“虚拟经济”是恰当的。我国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这样的再衍生品。

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这些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目前不必要搞那些结构过于复杂的产品,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要认识到我国的金融市场还需要有更多的金融产品(例如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等),投资者还需要更多的投资工具。延缓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不会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工具少了不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一些人认为我国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简单地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归咎于银行了。如前所述,这些年来银行的信贷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与CPI增幅之和,如果再加上社会融资总量中由银行投资的企业债券等,银行信贷资金投放的数量就更可观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已经过度。鉴于此,我们对银行必须实施严格的资本管理,坚决抑制银行信贷规模和资产总量的无限扩张;对实体经济必须努力降低其负债率。唯有这样,我国的经济金融才能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这里又会涉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这是各方面都关注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目前全国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总额之中,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约占31.6%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约占20%145家城市商业银行约占16%468家农村商业银行、122家农村合作银行、1803家农信社以及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约占32.3%。可以看出,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银行机构虽有不同的市场分工和客户定位,但都为小微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些年来为了督促和鼓励银行尽可能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例如财政部在考核国有控股银行的经营业绩时,专门设立了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的考核指标。银监会在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规定,在计算风险权重时,一般公司权重为100%,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设定为75%。在实施内部评级法时,将相同违约概率下的小型企业的相关性定为大型企业的80%。也就是说在同样的资本占用条件下,对小微企业可发放的贷款规模会多于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同样的资本占用可发放的贷款越多,银行的盈利则可能增加得越多。因此以为银行主观上就是不愿意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

至于“贷款贵”的问题,有些观点在前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述。这里仅对各类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利率水平作一个分析。截至2013年末,大型银行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平均为6.39%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6.86%,城商行约为7.7%。可以看出,小银行贷款利率比中型银行要高84BP,比大银行要高131BP。另外,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约为10%,小贷公司约为20%左右。一般说来,贷款利率水平与银行规模是成反比的,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近30年的金融从业人员,笔者对大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快转型发展的紧迫性是深有感受的。但我始终认为,对经济金融问题的剖析要更加理性,对银行问题的讨论要更加专业。对任何事物都需要辩证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思想方法上的任何简单化、片面性都是有害无益的。

(编辑  苏歌)

 

杨凯生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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