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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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冲突

来源: 2019.09.17 13:25:57

 

 

中美未来在金融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会冲突到什么地步。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有相当的自主权

第一,制度层面。很多人比较担心,会不会逼迫我们开放门户,逼迫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市场。前不久我国政府再次重申了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有些金融机构承诺两年以后不再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一点会不会对我们带来致命的影响?应该说,我们自己具有相当的自主权,门到底开多大,取决于我们自己。

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中占了大部分,无论是从资产占比还是从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占比,银行还是主要的。大家比较担心,如果外资银行进来自己设银行,股权比例又不加限制,会不会把中国银行业的命脉掌握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想把银行的控股权让出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东欧有好几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国家的银行,都是西方的银行,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不会走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储等几大银行,国有股权是绝对控股。像工商银行,财政部加汇金股权加在一起就超过75%,还不算社保以及国有企业在二级市场和其他市场买的工商银行股票。其他几家都是国有控股百分之六十几。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要想控股工农中建交,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现有的国有大股东出让股权,或者大规模增资,我们的大股东不再跟进,再逐渐摊薄库存的过程中外资进入。总之自主权在我们的手里,只要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外资是不可能把控股权拿去的。

其他的银行,以法人机构来算,全国有4000多家,真正上市的48家。把这些大的去掉,再把招商、光大、民生、中信这些股份制大一点的去掉,剩下的比较小的,有可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做法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坦率地说,它们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想呼风唤雨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要建立二道防线、三道防线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比较小的行业,比如说资产管理、基金公司、保险,这几个行业如果不做很好的准备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坦率地说,这些行业的管理与银行相比,力量比较弱,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像习总书记2017年讲的,恐怕我们要有二道防线、三道防线。对外的股权比例的放开是开放的一种宣示,宣示以后准备怎么管,二道防线、三道防线的建立必须明确。

比如说,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包括这些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检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我们现在监管机构对国内的机构、特别是对国内的外资机构的处罚,从罚金上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我们的行政法规把监管机构征收罚金的权力限制得比较小,比方证监会对通过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获利的,罚款仅为10万、20万、30万元,和他们的不当得利完全不成比例,不要说违法的,就是违规的成本也是很低的。美联储每年的罚没收入,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不仅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也是那样,不受任何制约,想罚多少罚多少。我们可以重点研究,大门打开以后,二道防线、三道防线要做出监管标准。

美国能否把中国金融机构挤出国际金融市场

在金融运行方面,大家现在比较担心。

首先,美国会不会把中国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特别是国际结算、国际清算的网络,不再让我们用了,或者阻挠各国的银行和中资银行往来。这不仅影响我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整个外贸进出口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这十多年来,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的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SWIFT已经不再是几个大型中资银行国际结算的唯一通道了。比如说工商银行已经建立了一套和SWIFT并行的跨境支付渠道,名字叫FVA2018年,我们通过工商总行账户办理的跨境支付类的报文,总量是581万笔,其中通过SWIFT走了55.73%,通过本集团的FVA系统走了44.27%,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这里面还有区别,就是国外来报的走SWIFT的多,我们出去的发文已经占到了70%,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可替代性了。

第三,美国难以控制全球银行。各国的银行,例如工商银行的代理行达2000家,若让各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几大银行全部切断关系,恐怕没有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也很难,因为有很多的商业利益在里面,美国控制不了。比方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则坚持只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定,联合国列入制裁目录名单的,我们才执行,否则不怕他所谓长臂管辖。所以,要把全世界所有的银行思想都统一到美国的指挥棒下,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四,美国对整个中国银行系统的制裁难以实现。美国对中国一家银行的制裁,比如说它切断一家银行的国际往来业务,这和对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制裁不是一个概念。如果它真的宣布对中国的银行业和像对中国的昆仑银行、丹东银行一样进行制裁,它对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进行制裁是有难度的,最不济就是中国的银行业通过互联网方式,比如说网银,通过银行自己的系统直联,甚至恢复到上世纪加入SWIFT之前,以传统的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实际上,上个世纪加入SWIFT之前,中国银行早就存在,中国工商银行也存在,当然了,到那一步我们是很难受,但不太可能回到那一步。

我们要加快自身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办法把国内的银行自身的国际清算渠道搞好,起码能做到先直后横,出去以后促使更多的行在我们当地的行开户,因为中国银行现在在海外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工商银行也是五六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可以覆盖中国国际贸易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可以覆盖主要经济体。

第五,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问题。比如巨额罚款,甚至关门,甚至拘押,刑事处分高管人员都有。我们的西班牙行那几个高管到现在还不准出境,不准他回来,只能待在西班牙。

第六,防范冻结海外资产。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的资产就那么多,还是比较分散的。是不是要适当控制在美国的中资银行的资产总量。我们要时刻教育在美国机构的高管人员和员工,不能违反美国的监管规定,不要授人以柄。因为过去在西方,中资银行的业务来源、客户来源有限,对老一代华侨的业务做得比较多,这些客户有时搞点偷税漏税把钱汇到福建、浙江,中国银行业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方面一定要严格,否则人家说你洗钱。

第七,对美资在华银行的经营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监管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要掌握得很清楚。当然外资银行在中国通常比较小心,但是在业务上的违规肯定是存在的。

第八,注意国际机构对我国金融机构信用的评级。一些著名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调低中国的金融机构、甚至调低中国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标普、穆迪号称是中立的、有独立性,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很容易对它们施加影响的。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现在我们的外汇资金里,靠融资来的占小头,主要还是双顺差造成的,所以外汇资金对外融资恐怕还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标普、穆迪等机构在华业务收入,占他们总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比重,它们也会权衡的。它真敢那么做,那么你爱怎么评怎么评,但是你的业务就拿不到了。实际上,中国的上市企业和准备上市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准确,评级公司也难脱干系。这也是一种反制的措施。

第九,汇率问题。汇率在说到底还是贸易问题,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升值有利于美国对我们的出口等等。外汇储备总量3万多亿美元基本是合适的。到底是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这是两难问题。如果过分保汇率,就要拿出部分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想固守外汇储备水平,可能汇率就适当要放开。

第十,警惕虚拟货币转移资产。资本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期货等等,资本的外逃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通道的量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要注意的是被人们推崇的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转移资产的功能我们要警惕。我们其他方面管得挺严,但是虚拟货币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这方面若不控制住,可能会有问题。美国财长对虚拟货币表态比我们更坚决,认为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

关键是要保持定力,要制定几套预案。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短暂的事情去有意无意地增加自身的金融风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超常规的信贷投放,必然伴随着两年、三年之后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的增长。靠牺牲金融稳定来维持眼前的增长是没必要的。

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思路

对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问题,思路要清晰。我们现在不提适度监管了,提出要有包容性的监管思路。我一直强调,无论是包容也好,适度也好,应该体现在法规和制度里面;而不是说,明明制度要求是严的,在监管过程中却又允许你变通,这恐怕不行。实际上,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很强,往往出了问题又回过头来再收拾,损失就很大。大家知道P2P热闹了几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到现在不过6年时间,已经搞到各地难以收拾,要知道擦屁股是很难的。现在各地公安机关公开说,人也不太好抓,因为一抓人还钱更难了,但是不抓人债权人又闹,出现很多麻烦。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信贷投放的思路,必须调整。这个思路不调整就会办更多的银行,办更多的金融业务来维持。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必须坚持下去。

现在看来,中小银行办多了。第一,它的负债来源很有限,它没有那么多网点,但又想扩张,于是就靠同业、向大银行借。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那几家大银行,比如说雷曼,它的资金来源也是靠市场拆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的流动性瞬间就会丧失,这是很危险的事。银行倒闭垮台不仅仅是资不抵债,只要流动性出问题,不能按期支付到期债务,就垮台了。一些银行谈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许多贷款都很优质,但贷款你能拿回来吗?你不可能一天就拿回来,所以流动性出了问题就撑不住。现在这些小银行主要由于资产质量不太好,信誉就不太好。信誉不太好它如果拆借不到,再加上监管机构一管大银行,不允许给它拆,它就要出问题。

银行间的拆借没人管,你自己承担风险。承担两次风险以后,它就老实了,整个市场秩序就比较好了。

2017年年中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很清晰,要求很明确。但由于碰到了经济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金融工作会议的许多要求并没有落实,没有坚持到底。当时的提法很多,例如金融乱象必须整治等等,甚至提出要分步骤,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有点变化,工作重点有所调整,应该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新构建国际支付清算渠道。小银行怎么办,大银行怎么办,我们确实要有一套预案。

                                  (编辑  季节)



* 杨凯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97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中美博弈:金融风险与防范”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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