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目标的变化：平衡各方利益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就踏上改革之路，开始了不断探索。国企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我们一直在寻求答案。如果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即怎么解决几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何避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脱困是当时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今天，以央企为例。虽然仍有部分央企存在经营困难，甚至还有亏损企业，但绝大多数央企的目标已不再是脱困求生存，而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国企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任务和目标。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共识，即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不断变化：从股东、员工、客户，到政府与公众。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存在冲突。要想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企业家就要不断努力协调，以满足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因此，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企业发展的目标将逐渐从实然走向应然，完成从利润最大化到社会责任的嬗变。正如民商法体现对个体私利的关怀，而经济法体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也反映了企业实然状态与应然目标之间的差距。
对企业家而言，如何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总体均衡？这既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经常遇到的困惑与苦恼。市场、股东、政府、民众，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市场要求企业的规模最大化，股东要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要求企业上缴税金最大化，民众要求企业社会责任最大化，股民要求投资收益最大化——面对方方面面的要求和评价，企业家在寻找边际均衡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着各方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常常处于“全能企业”的纠结中，希望能得到一剂良药，可以释困、解惑。因此，学术界和企业界可以紧密合作，共同努力，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弄清楚在新常态下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在罗伯特·希勒与乔治·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作者沿用凯恩斯的概念，将动物精神归纳为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和故事，并以此解释经济现象和企业问题。书中对往复循环、永无止境经济危机的解读，给人以极大启发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启发之一是，动物精神是研究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却并未被纳入以往的经济分析框架之内。由此类推，如果仅靠现有的经济学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国企改革，其局限性可想而知。
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经济转轨期的企业探索
上世纪曾发生兰格与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有些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在弗里德曼、萨克斯等人的主张下，前苏联采取了 “休克疗法”改革方案，政治体制因之受到动摇，社会信心受到打击，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其“疗效”不言而喻——曾经能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国家轰然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结合自身国情，采取了试点、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动物精神中的正能量，有效规避负面影响，尽可能缩小了改革成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总体稳定。特别是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激发了宏观经济的活力，又从微观机制上有所突破，孕育出活跃的商业创新主体和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正是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此轮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放眼世界，其他国家也曾有过类似阶段，日本、韩国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而阿根廷、马来西亚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改革的艰难和复杂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大家都看到市场经济的效率，都想在“看不见的手”引领下取得社会进步，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成效并不大。
二战后两家汽车企业，即日本的丰田和阿根廷的凯撒之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日、阿两国国力相当，两家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设计也雷同。但如今，丰田已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车企，而凯撒汽车却早已不复存在。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凯撒汽车只是照搬了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却忽视了美、阿两国企业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差异，缺乏公平文化和创新精神，从而陷入高成本的困境，最终破产垮台。
可见，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企业创新转型，都不能简单照搬。制度设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要适应国情民情、人文法治环境、社会基础等条件，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尤其在中国经济的转轨期，重视市场经济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效市场，提升社会整体价值。
我们已知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呢？西方哲学家对政府作用的肯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积淀。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过：“人的自然生活是孤独、穷困、肮脏、粗野和短暂的，直到有了政府的诞生”。这句话后来被众多经济学家不断引用。当前的中国经济既有别于神权、皇权经济，也不同于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比较，有其独到而进步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曾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实际的精辟论述。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政府怎样管、管什么，要辩证来看。现代政府的目的与作用之一，是有意识地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有利于创新和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有效遏制腐败和欺诈。十八大以来，政府工作的方向更明确、力度更大，简政放权激活企业信心，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正，旨在形成一个治理有效、问责有效的政府。
新常态下国企如何改革
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如何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创新与转型，实现最佳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
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普及并得到广泛运用，大家经常旁征博引，从中寻求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分析一般没有加入“动物精神”等相关要素，忽视了企业家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在中国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不在在西方经济理论之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应该进入发展了240多年、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危机不断的西方经济理论框架之内，还是应该继续刚刚开展30年、虽有争论但毕竟实现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之中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解决各种新问题，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既定目标。而要想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则需要凝神定气、凝心聚力，更需要时间、空间甚至试错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应该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核心思想。
我们正在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此，学习前苏联学不通，照搬英美搬不动，模仿法德日韩也仿不来。对经济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定义“新常态”，定义“新国企”，有的放矢地推动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的企业改革和产业转型支招，为经济学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开辟另一广阔天地。
保利香港拍卖现场。保利集团自成立后不断改革创新，业务已有军品贸易扩展到房地产、文化拍卖等领域
国企探索与中西差异
在企业实践探索方面，以我自己工作的保利集团来说，自1984年成立后，保利集团不断改革创新，业务从军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房地产、文化、能源、民用炸药爆破等领域。目前房地产、军品贸易、文化拍卖和民爆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乃至位居世界同行前列。需要指出的是，军品贸易在整个集团的份额已不足5%，而其他四项业务均处在纯竞争领域。截止2013年底，在117家央企中，保利总资产4553亿元，列央企第24位；营业收入1318亿元，列央企第51位；利润总额205亿元，列央企第13位；上缴税金214亿元，人均财务贡献约100万元。资产由1994年的15亿元注册资本金到现在的4500亿元，增长了300倍，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央企中，保利不算是发展最快的，也不算是最成功的，多数央企都有了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国企改革的成就。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也不断完善，从未止步，不断向世界更高标准看齐。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国外的知名企业家。我在曼哈顿面对百亿美元身价的大亨，与他们交流对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看法。这些外国同行对中国国有企业褒奖有加，远不同于国内的种种非议。此外，令人困惑的是，和央企相比，这些外国同行虽然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但其内部预防监督制度不是严重不足，就是缺失。那么，它们的治理结构是如何实现效率和公正、避免腐败的呢？
由此我想到《国富论》。当年的亚当·斯密，先是以《道德情操论》闻名于世，后又以《国富论》传世留名。这两本书对比悬殊，充满了人性冲突：一个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另一个却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一个假想了具有动物精神的“公正的旁观者”，另一个却提出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制度工具是经济学的安排，无形的旁观者却是哲学、神学的安排。企业内部的监督预防也是如此，一种是靠有形的制度法规，乃至叠床架屋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另一种是靠无形的旁观者监督，靠企业家的自律意识；或者是二者有机结合，使企业内部人不敢、不能、不想腐败——不同的方向选择，是否也是西方企业与中国国企的差别所在？对此，值得认真研究。
寻构国企改革的目标共识
在罗伯特·希勒教授访问保利时，我们曾一同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尽管我们对中美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率的差异有不同看法，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风险却有共识。席勒问我：“如果风险就在明天，你怎么办？”我回答：“我跟大家一样只能倒下，但我能比别人更快地站起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用了花旗银行前总裁查尔斯·普林斯的一句话：“只要音乐没有停下来，你就必须站起来跳舞。”——可以说，我们都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预见到这必将是未来的麻烦。但问题在于：该不该踩刹车，停止跳舞，推进业务创新，进行更大力度的转型？然而，音乐未停，企业肩负着年度经营指标、收益分红要求、市场排名压力，等等，“全能企业”的目标，常常让企业可想而不可为。这是不是对于国企未来发展更重要、更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所在呢？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提升企业目标的科学性和持续性，是十分必要的。
近十年来，在国资委的领导下，国企在合理规范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近来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规范国企薪酬和消费、制定新办法和新标准，意义无疑是突出的。同时，认识高薪形成的原因，搞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避免老问题新出，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像保利这样在完全竞争性领域中的国企，怎样才能平衡效率与公平？改革是否能够激发国企动物精神中自主创新、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遏制腐败？经济学界能不能为之提供更客观、更有效、更科学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谷歌、苹果和特斯拉，多出阿里巴巴和华为，由此也可看到国企在创新方面经受的挑战。大家常议论某些央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性地位，但也应该看到，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这些企业肩负着走向世界、振兴民族产业的重任；像杰克·韦尔奇所说的那样，它们要成为拉动中国GDP的火车头，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些企业履行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承担着挑战世界、培育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压力，有必要考虑好自己的节奏和策略。今天的它们并没有比昨天做得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国企所取得的进步、做出的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的国企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对国企改革目标认识的一致性，包括如何绘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宏伟蓝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多方协调，实现目标趋同。
今天，我们的经济学人有着足够好的条件、足够的才智、足够的力量，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手握批旧之笔、一手持创新之剑，抓紧机遇、接受挑战，帮助国企破解“全能企业”之惑，为国企改革与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同时，要探索更有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设计好中国特色经济的宏伟蓝图，创经济理论丰碑，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涌现更多亚当·斯密式的大师，为全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链接：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一词沿自凯恩斯的概念。凯恩斯认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来解释，因为经济前景难以捉摸；投资的冲动主要依靠“动物精神”，即自然本能的驱动。罗伯特·希勒与乔治·阿克洛夫在其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拓展了这一概念。他们试图以此为基础创建一套理论，来解释现实的宏观经济现象和波动。在他们的书中，信心是否充足、对公平的关注、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作为人们生活模板的“成功故事”，这些都是“动物精神”即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描述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对信心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1]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12月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2] 徐念沙，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